1、西南聯大文學與香港《大公報·文藝》
李光榮《大公報》從1902年創辦至今已有上百年的曆史。而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是1926—1949年的“新記”《大公報》。這時期，《大公報》先後開設了幾個重要的文學副刊——《文學副刊》、《文藝副刊》、《小公園》、《文藝》、《戰線》、《星期文藝》等，成為現代文學的墾殖地和作家的搖籃。其中，《文藝》的貢獻最大。由於日軍侵略這場空前的民族災難，造成了中國現代史上的文化大遷徙。在這場大遷徙中，天津版《大公報》遷往漢口，繼而又遷重慶，上海版《大公報》停刊後再創香港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往長沙，旋即再遷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這樣，西南聯大與大公報社在國勢傾頹之際相會了。自此，這兩個文化機構並肩合作，為挽救國家危亡和創造抗戰文學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合作萌生於大公報社籌劃創辦香港版。1938年夏，大公報社籌辦香港版，請原上海版《文藝》副刊主編蕭乾前去複職。這時，蕭乾已流亡昆明，常與西南聯大教授楊振聲和即將做西南聯大教授的沈從文討論戰爭形勢和文學的抗戰問題。接到召喚，蕭乾啟程赴任。正是由於蕭乾此行，拉起了西南聯大和香港大公報社之“手”，進而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大學與報紙副刊良好合作的範例。因此，西南聯大文學與香港《大公報·文藝》的關係得從蕭乾說起。
蕭乾不是“西南聯大人”，但與西南聯大有著密切的聯係。他本是沈從文提攜起來的作家，也是沈從文推薦到大公報社工作的，他在天津編輯文學副刊的方針是楊振聲和沈從文幫助確定的，他依靠的基本作家隊伍是楊振聲和沈從文組織的，乃至《文藝》的編輯也是他和沈從文共同進行的。後來他到上海版主編《文藝》，一些稿件也經過楊振聲和沈從文之手交給他。就是他複任香港《大公報》的主編，也與西南聯大有一段故事：“八一三”戰起，上海版壓縮版麵，《文藝》在裁減之列，蕭乾因之被遣散。他流亡到武漢，後又和赴任西南聯大的楊振聲、沈從文一起經過長途跋涉到達昆明。這期間，他應邀在昆明遙編漢口版《大公報·文藝》，稿件主要靠楊振聲和沈從文組織。若以個人生活而言，當時他的夫人在西南聯大文學院讀書，他還是西南聯大的姑爺呢。在交通阻隔，朋友四散的戰爭年代，蕭乾奔赴香港編輯《文藝》副刊，能夠聯係上的隻有大後方的少數作家，而以西南聯大作家群最為集中。在這種情況下，他必然成為西南聯大和香港大公報社合作的關鍵人物。
如果說，蕭乾是香港大公報社與西南聯大合作的“報方代表”的話，沈從文則是“校方代表”。沈從文本是《大公報》文學副刊的老編輯，他先和楊振聲一起主編《文學副刊》，繼而支持蕭乾把通俗性副刊《小公園》改造成純文學副刊，最後策劃《文學副刊》和《小公園》合並為《文藝》，並與蕭乾共同主編，所以“沈從文是貫穿這三個文藝副刊的最重要的編輯者”。由於這幾個文學副刊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對最後留下的《文藝》也就情有獨鍾。抗戰以後，他做了西南聯大教授，身居昆明，不可能再編《文藝》，但他仍然深切關懷著《文藝》。大公報社召喚蕭乾，他特別高興，極力支持，並鼓勵蕭乾說：稿件不用愁，我會源源不斷地給你寄去。沈從文不負所言，不僅親自撰寫稿件，還發動身邊的朋友和西南聯大師生創作作品，組織了大量的稿件輸送到香港，尤其是在香港《大公報》初創之時，《文藝》所發的基本上是沈從文和西南聯大朋友的作品。所以，香港《大公報·文藝》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沈從文，是西南聯大作者。
就這樣，蕭乾和沈從文，一個在海島香港，一個在高原昆明，架起了西南聯大和香港大公報社合作的橋梁，開展了兩個文化機構長達三年多的合作。
合作開始於1938年8月。7月下旬，蕭乾從昆明啟程赴香港就任。他包裏裝著沈從文的作品，心裏裝著“稿件不用愁”的慰藉，躊躇滿誌，要為香港《大公報·文藝》，為抗戰盡一份心力。8月13日報紙創刊，期號續上海《大公報·文藝》，從395期開始。《文藝》創刊版上的開篇之作是沈從文的《湘西》。蕭乾為《湘西》寫了“編者按”，其中雲：“我們鑒於湘西在抗戰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多，為使國人對這後方重鎮取得一個親切的認識，特邀請沈先生為我們寫一篇關於湘西各方麵的介紹，逐日發表。”此話道出了蕭乾對沈從文的仰仗和沈從文對蕭乾的支撐，往大處說，是宣告了西南聯大作者與香港《大公報·文藝》編輯的合作關係。香港版《文藝》副刊大約每二至三天出一期。《湘西》分43次刊登，直到11月17日結束，長達三個多月。這給倉促創辦的副刊編輯，提供了多麽充分的組稿活動時間！在這段時間裏，蕭乾聯係上了許多老作者，同時結識了一些新作者，收到了數量不少的稿件，解決了編輯的材料問題。這在蕭乾所寫的《新正預告：1939年的文藝》一文中有明確的記錄。在西南聯大一方，由於有沈從文的《湘西》做支撐，其他作者就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創作。西南聯大的教師作家，孫毓棠、卞之琳、李廣田、朱自清等本與蕭乾是故交，當然會賜稿《文藝》以表支持。西南聯大學生的稿子，則基本上是經過沈從文之手轉寄給蕭乾的。有的稿子經過沈從文提意見作者自己修改，有的稿子是沈從文親筆修改後作者再行謄抄，最後又交還沈從文寄去香港。後來成名的作家汪曾祺、林蒲、辛代、流金、杜運燮等人的回憶中都說到沈從文先生為他們改稿、寄稿的事。對於蕭乾而言，老師的稿子自是求之不得，學生的稿子一方麵經過沈從文的潤色和把關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另一方麵就《文藝》培養文學青年的傳統而言也應該熱情接納並推出。這樣，西南聯大作者發表在《文藝》上的作品之多，如果按作者所在的工作單位來計，其數量高居第一，以至沒有哪一個工作單位能夠望其項背。
試想，假若沒有沈從文和西南聯大師生的支持，蕭乾在“準備幾近於無”的情況下，“空手來負起這份編輯責任”，其困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他在總結半年來的《文藝》時說：要編好一份文學副刊，“即使一個神通多麽廣大的編者，在今日交通脈管時斷時續的情形下，全憑自己也一籌莫展的”。由於蕭乾深知這一點，在他編輯香港版《文藝》的全過程中，表現出對於西南聯大作者的倚重，即使在他以傑出的編輯才能，聚集了往日的作者並引來了文學新人的支持，獲得了寬廣稿源的情況下，他仍然倚重於沈從文和西南聯大。倡導成立南荒文藝社就是蕭乾倚重西南聯大及雲南作者的一個例證。
1939年5月，蕭乾赴滇緬公路采訪，途經昆明，他從沈從文、楊振聲老師和妻子王樹藏等人那兒了解到西南聯大高原文藝社的一些情況，知道半年多來在《文藝》上發表作品的西南聯大學生大多數是高原文藝社的成員，於是產生了把昆明地區的學生作者組織在一起的想法。他和高原文藝社的負責人向長清等商量，並把在《文藝》上發表過作品的校內外學生介紹給他們，希望他們吸收為社員。高原文藝社的骨幹從壯大社員隊伍，團結校內外更廣泛的學生的角度考慮，響應了蕭乾的倡議。但是，高原文藝社是西南聯大內部的一個學生組織，不便吸收校外人員，且“高原文藝社”之名，已為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所用，須得另起名稱。經過認真討論，他們決定另組一個文學社團。社團以西南聯大高原文藝社為班底，吸收外校學生作者參加，起名“南荒文藝社”，意為“開發南方的文藝荒地”。蕭乾對此極為讚成，並且主動報名參加，成為社團一員。1939年5月底，南荒文藝社成立，西南聯大校內外成員10多人出席會議。蕭乾在會上講話：希望大家深入實際，讀懂“社會”這本書，寫出表現人生的深刻作品，然後由社裏寄到香港，他負責在《大公報·文藝》上一一推出。有蕭乾的鼓勵和承諾，南荒文藝社社員的創作熱情大增，作品在《文藝》上頻頻登出。這一方麵是西南聯大學生支持了《文藝》副刊，另一方麵是《文藝》副刊培養了西南聯大學生作家。在香港版《文藝》上發表過作品，後來成為著名作家或學者的西南聯大南荒社作者有穆旦、林蒲、辛代、向薏、周定一、王佐良等等。顯然，蕭乾提出組織文學社團的主要用意是為《大公報·文藝》組稿（其次也有減輕沈從文薦稿負擔之意）。所以說，組織南荒文藝社也是蕭乾倚重西南聯大作者的一項措施。
可是，蕭乾不久就要出國，他推薦楊剛接替自己的工作。他在向楊剛介紹編輯經驗的時候，特別介紹了西南聯大給予的支持。據南荒文藝社社員辛代說：“蕭乾走之前，曾把西南聯大南荒文藝社成員的名字開列給楊剛，希望她注意這些作者的稿子。”楊剛不但承續了蕭乾的編輯方針，同時繼用了蕭乾擁有的撰稿力量；另一方麵由於楊剛也屬於沈從文文學圈子裏的人，沈從文仍舊給予她支持，南荒文藝社也積極寫稿寄給她，所以，楊剛編輯的香港版《文藝》仍然登載了大量西南聯大作者的作品。事實上，楊剛編發在《文藝》上的西南聯大文學作品，比蕭乾編輯時期所發的多得多（當然這裏有一個編輯時間長短的問題）。林蒲的長篇散文《湘西行》就是楊剛發在《文藝》上的。可見，楊剛編輯香港《大公報·文藝》，同樣貫穿了與西南聯大合作的方針。
1941年12月13日，香港《大公報》在日寇炮聲中宣布暫停，《文藝》也隨之結束，西南聯大與香港大公報社的合作劃上了句號。
西南聯大師生發表在香港《大公報·文藝》上的作品具體是哪些，今天已不能完全確認。因為，當時的作者喜用筆名發表作品，而有的筆名隨意而起，大約隻有作者自己和親近的人才知道，曆經數十年，作者及其親近者均已作古，該筆名已無人知道指代對象為誰了。筆者曾遍查資料並多方走訪西南聯大校友，有的筆名都不得而解。再加上少數報紙缺頁，今天要準確地統計出香港《大公報·文藝》上登載的西南聯大作品已相當困難。就今天筆者掌握的情況看，香港《大公報·文藝》僅從1938年8月到1940年8月兩年的時間裏，就發表了西南聯大（包括南荒文藝社校外社員）24位作者的作品99題，108篇（首），分208次刊出。作者中有老師7位，學生13位，南荒社校外社員4位。
從此表能夠窺見西南聯大與香港大公報社合作的主要成果。香港《大公報》除了《文藝》之外還有其他副刊和欄目，如《學生界》、《〈文藝〉綜合版》、《作家行蹤》、《戰地書簡》等。西南聯大作者僅在《文藝》這一個副刊上，隻兩年的時間就發表了100多篇作品，充分表現出西南聯大作者的旺盛創造力。這些作品，既從一個側麵表現了西南聯大文學創作的風貌，又顯示出西南聯大和香港《大公報·文藝》對抗戰文學的特殊貢獻。西南聯大學生作者不僅在《文藝》上成長，並且在《文藝》上成熟，例如，林蒲的《湘西行》、穆旦的《防空洞裏的抒情詩》、辛代的《野老》、向薏的《許婆》、祖文的《端午節》、王佐良的《老》、莊瑞源的《嚇》、曹卣的《一百一十戶》等在當時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今天讀來仍膾炙人口。不過，分析作品不是本文的任務，本文隻提供香港《大公報·文藝》上的西南聯大作品情況，並且介紹西南聯大與香港大公報社的合作關係。
總之，香港《大公報·文藝》是西南聯大師生尤其是沈從文鼎力支持的文學副刊，一方麵西南聯大作者支撐了《文藝》的版麵，另一方麵，《文藝》成為展示西南聯大文學創作成果的廳堂，二者合作並進，相互為用，共同參與創造並豐富了抗戰文學。今天，要研究《大公報·文藝》，不能不知道西南聯大文學，而要研究西南聯大文學，又不能不了解《大公報·文藝》，且這二者，都是以往的抗戰文學研究疏忽了的內容。本文力圖厘清西南聯大文學與香港《大公報·文藝》之關係的意義，正在於為研究者提供這方麵的參考。
（作者：西南民族大學副教授）
蕭乾不是“西南聯大人”，但與西南聯大有著密切的聯係。他本是沈從文提攜起來的作家，也是沈從文推薦到大公報社工作的，他在天津編輯文學副刊的方針是楊振聲和沈從文幫助確定的，他依靠的基本作家隊伍是楊振聲和沈從文組織的，乃至《文藝》的編輯也是他和沈從文共同進行的。後來他到上海版主編《文藝》，一些稿件也經過楊振聲和沈從文之手交給他。就是他複任香港《大公報》的主編，也與西南聯大有一段故事：“八一三”戰起，上海版壓縮版麵，《文藝》在裁減之列，蕭乾因之被遣散。他流亡到武漢，後又和赴任西南聯大的楊振聲、沈從文一起經過長途跋涉到達昆明。這期間，他應邀在昆明遙編漢口版《大公報·文藝》，稿件主要靠楊振聲和沈從文組織。若以個人生活而言，當時他的夫人在西南聯大文學院讀書，他還是西南聯大的姑爺呢。在交通阻隔，朋友四散的戰爭年代，蕭乾奔赴香港編輯《文藝》副刊，能夠聯係上的隻有大後方的少數作家，而以西南聯大作家群最為集中。在這種情況下，他必然成為西南聯大和香港大公報社合作的關鍵人物。
如果說，蕭乾是香港大公報社與西南聯大合作的“報方代表”的話，沈從文則是“校方代表”。沈從文本是《大公報》文學副刊的老編輯，他先和楊振聲一起主編《文學副刊》，繼而支持蕭乾把通俗性副刊《小公園》改造成純文學副刊，最後策劃《文學副刊》和《小公園》合並為《文藝》，並與蕭乾共同主編，所以“沈從文是貫穿這三個文藝副刊的最重要的編輯者”。由於這幾個文學副刊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對最後留下的《文藝》也就情有獨鍾。抗戰以後，他做了西南聯大教授，身居昆明，不可能再編《文藝》，但他仍然深切關懷著《文藝》。大公報社召喚蕭乾，他特別高興，極力支持，並鼓勵蕭乾說：稿件不用愁，我會源源不斷地給你寄去。沈從文不負所言，不僅親自撰寫稿件，還發動身邊的朋友和西南聯大師生創作作品，組織了大量的稿件輸送到香港，尤其是在香港《大公報》初創之時，《文藝》所發的基本上是沈從文和西南聯大朋友的作品。所以，香港《大公報·文藝》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沈從文，是西南聯大作者。
就這樣，蕭乾和沈從文，一個在海島香港，一個在高原昆明，架起了西南聯大和香港大公報社合作的橋梁，開展了兩個文化機構長達三年多的合作。
合作開始於1938年8月。7月下旬，蕭乾從昆明啟程赴香港就任。他包裏裝著沈從文的作品，心裏裝著“稿件不用愁”的慰藉，躊躇滿誌，要為香港《大公報·文藝》，為抗戰盡一份心力。8月13日報紙創刊，期號續上海《大公報·文藝》，從395期開始。《文藝》創刊版上的開篇之作是沈從文的《湘西》。蕭乾為《湘西》寫了“編者按”，其中雲：“我們鑒於湘西在抗戰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多，為使國人對這後方重鎮取得一個親切的認識，特邀請沈先生為我們寫一篇關於湘西各方麵的介紹，逐日發表。”此話道出了蕭乾對沈從文的仰仗和沈從文對蕭乾的支撐，往大處說，是宣告了西南聯大作者與香港《大公報·文藝》編輯的合作關係。香港版《文藝》副刊大約每二至三天出一期。《湘西》分43次刊登，直到11月17日結束，長達三個多月。這給倉促創辦的副刊編輯，提供了多麽充分的組稿活動時間！在這段時間裏，蕭乾聯係上了許多老作者，同時結識了一些新作者，收到了數量不少的稿件，解決了編輯的材料問題。這在蕭乾所寫的《新正預告：1939年的文藝》一文中有明確的記錄。在西南聯大一方，由於有沈從文的《湘西》做支撐，其他作者就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創作。西南聯大的教師作家，孫毓棠、卞之琳、李廣田、朱自清等本與蕭乾是故交，當然會賜稿《文藝》以表支持。西南聯大學生的稿子，則基本上是經過沈從文之手轉寄給蕭乾的。有的稿子經過沈從文提意見作者自己修改，有的稿子是沈從文親筆修改後作者再行謄抄，最後又交還沈從文寄去香港。後來成名的作家汪曾祺、林蒲、辛代、流金、杜運燮等人的回憶中都說到沈從文先生為他們改稿、寄稿的事。對於蕭乾而言，老師的稿子自是求之不得，學生的稿子一方麵經過沈從文的潤色和把關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另一方麵就《文藝》培養文學青年的傳統而言也應該熱情接納並推出。這樣，西南聯大作者發表在《文藝》上的作品之多，如果按作者所在的工作單位來計，其數量高居第一，以至沒有哪一個工作單位能夠望其項背。
試想，假若沒有沈從文和西南聯大師生的支持，蕭乾在“準備幾近於無”的情況下，“空手來負起這份編輯責任”，其困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他在總結半年來的《文藝》時說：要編好一份文學副刊，“即使一個神通多麽廣大的編者，在今日交通脈管時斷時續的情形下，全憑自己也一籌莫展的”。由於蕭乾深知這一點，在他編輯香港版《文藝》的全過程中，表現出對於西南聯大作者的倚重，即使在他以傑出的編輯才能，聚集了往日的作者並引來了文學新人的支持，獲得了寬廣稿源的情況下，他仍然倚重於沈從文和西南聯大。倡導成立南荒文藝社就是蕭乾倚重西南聯大及雲南作者的一個例證。
1939年5月，蕭乾赴滇緬公路采訪，途經昆明，他從沈從文、楊振聲老師和妻子王樹藏等人那兒了解到西南聯大高原文藝社的一些情況，知道半年多來在《文藝》上發表作品的西南聯大學生大多數是高原文藝社的成員，於是產生了把昆明地區的學生作者組織在一起的想法。他和高原文藝社的負責人向長清等商量，並把在《文藝》上發表過作品的校內外學生介紹給他們，希望他們吸收為社員。高原文藝社的骨幹從壯大社員隊伍，團結校內外更廣泛的學生的角度考慮，響應了蕭乾的倡議。但是，高原文藝社是西南聯大內部的一個學生組織，不便吸收校外人員，且“高原文藝社”之名，已為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所用，須得另起名稱。經過認真討論，他們決定另組一個文學社團。社團以西南聯大高原文藝社為班底，吸收外校學生作者參加，起名“南荒文藝社”，意為“開發南方的文藝荒地”。蕭乾對此極為讚成，並且主動報名參加，成為社團一員。1939年5月底，南荒文藝社成立，西南聯大校內外成員10多人出席會議。蕭乾在會上講話：希望大家深入實際，讀懂“社會”這本書，寫出表現人生的深刻作品，然後由社裏寄到香港，他負責在《大公報·文藝》上一一推出。有蕭乾的鼓勵和承諾，南荒文藝社社員的創作熱情大增，作品在《文藝》上頻頻登出。這一方麵是西南聯大學生支持了《文藝》副刊，另一方麵是《文藝》副刊培養了西南聯大學生作家。在香港版《文藝》上發表過作品，後來成為著名作家或學者的西南聯大南荒社作者有穆旦、林蒲、辛代、向薏、周定一、王佐良等等。顯然，蕭乾提出組織文學社團的主要用意是為《大公報·文藝》組稿（其次也有減輕沈從文薦稿負擔之意）。所以說，組織南荒文藝社也是蕭乾倚重西南聯大作者的一項措施。
可是，蕭乾不久就要出國，他推薦楊剛接替自己的工作。他在向楊剛介紹編輯經驗的時候，特別介紹了西南聯大給予的支持。據南荒文藝社社員辛代說：“蕭乾走之前，曾把西南聯大南荒文藝社成員的名字開列給楊剛，希望她注意這些作者的稿子。”楊剛不但承續了蕭乾的編輯方針，同時繼用了蕭乾擁有的撰稿力量；另一方麵由於楊剛也屬於沈從文文學圈子裏的人，沈從文仍舊給予她支持，南荒文藝社也積極寫稿寄給她，所以，楊剛編輯的香港版《文藝》仍然登載了大量西南聯大作者的作品。事實上，楊剛編發在《文藝》上的西南聯大文學作品，比蕭乾編輯時期所發的多得多（當然這裏有一個編輯時間長短的問題）。林蒲的長篇散文《湘西行》就是楊剛發在《文藝》上的。可見，楊剛編輯香港《大公報·文藝》，同樣貫穿了與西南聯大合作的方針。
1941年12月13日，香港《大公報》在日寇炮聲中宣布暫停，《文藝》也隨之結束，西南聯大與香港大公報社的合作劃上了句號。
西南聯大師生發表在香港《大公報·文藝》上的作品具體是哪些，今天已不能完全確認。因為，當時的作者喜用筆名發表作品，而有的筆名隨意而起，大約隻有作者自己和親近的人才知道，曆經數十年，作者及其親近者均已作古，該筆名已無人知道指代對象為誰了。筆者曾遍查資料並多方走訪西南聯大校友，有的筆名都不得而解。再加上少數報紙缺頁，今天要準確地統計出香港《大公報·文藝》上登載的西南聯大作品已相當困難。就今天筆者掌握的情況看，香港《大公報·文藝》僅從1938年8月到1940年8月兩年的時間裏，就發表了西南聯大（包括南荒文藝社校外社員）24位作者的作品99題，108篇（首），分208次刊出。作者中有老師7位，學生13位，南荒社校外社員4位。
從此表能夠窺見西南聯大與香港大公報社合作的主要成果。香港《大公報》除了《文藝》之外還有其他副刊和欄目，如《學生界》、《〈文藝〉綜合版》、《作家行蹤》、《戰地書簡》等。西南聯大作者僅在《文藝》這一個副刊上，隻兩年的時間就發表了100多篇作品，充分表現出西南聯大作者的旺盛創造力。這些作品，既從一個側麵表現了西南聯大文學創作的風貌，又顯示出西南聯大和香港《大公報·文藝》對抗戰文學的特殊貢獻。西南聯大學生作者不僅在《文藝》上成長，並且在《文藝》上成熟，例如，林蒲的《湘西行》、穆旦的《防空洞裏的抒情詩》、辛代的《野老》、向薏的《許婆》、祖文的《端午節》、王佐良的《老》、莊瑞源的《嚇》、曹卣的《一百一十戶》等在當時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今天讀來仍膾炙人口。不過，分析作品不是本文的任務，本文隻提供香港《大公報·文藝》上的西南聯大作品情況，並且介紹西南聯大與香港大公報社的合作關係。
總之，香港《大公報·文藝》是西南聯大師生尤其是沈從文鼎力支持的文學副刊，一方麵西南聯大作者支撐了《文藝》的版麵，另一方麵，《文藝》成為展示西南聯大文學創作成果的廳堂，二者合作並進，相互為用，共同參與創造並豐富了抗戰文學。今天，要研究《大公報·文藝》，不能不知道西南聯大文學，而要研究西南聯大文學，又不能不了解《大公報·文藝》，且這二者，都是以往的抗戰文學研究疏忽了的內容。本文力圖厘清西南聯大文學與香港《大公報·文藝》之關係的意義，正在於為研究者提供這方麵的參考。
（作者：西南民族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