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藝整風之前的延安文人
袁盛勇
一
延安，在民族主義思潮怒湧的抗戰時期是一個富有想象魅力的字眼，它不僅在人們心中成了實行堅決抗日的堡壘，也是一個正在試驗性地創構著民主和自由生活的一片樂土。
眾所周知，中共從創建伊始即標舉為建立自由、民主、富強的現代新中國而奮鬥，並且許諾將把受苦受難的中國民眾與世界無產階級一道帶進一個美得不能再美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目標雖然現在看來很是玄乎，但在當時確實給了不少底層民眾以希望並且也曾瘋狂地打動過許多激進青年的心。當中共中央於1937年初移駐延安後，更加有意識地利用抗戰初期難得的曆史機遇加緊了對外宣傳，這種宣傳而且由於采取了跟國民黨統治區相比照的方式進行，因而更是收到了極具誘惑力的效果。延安媒體上隨處可見的富有現實意義的宣傳材料跟延安文人對蘇聯自由圖景的想象性描繪交相輝映，更是對當時處於水深火熱的國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產生了很大吸引力。艾青不無真摯地展開了他那想象的翅膀：“偉大的蘇維埃聯邦：/無產階級艱辛創造的祖國，/新人類和平與幸福的樂園，/陽光撫愛著無邊的疆土，/薰風吹拂著鮮豔的紅旗；//……手持鐮刀的結實的少婦：/斑花的頭巾在麥浪裏含笑，/涅克拉梭夫所曾哀歎的女人，/自由與愛情已擁抱了你們。”另有年輕的詩人似乎在延安真切地感受到十月的風“從茫茫的草原上/送來了俄羅斯的歌聲：/‘魔鬼呀/盡你施展那黑色的威力吧/太陽的俄羅斯/要永恒的放射光芒’”！這在相當程度上是想讚美蘇聯政治製度的優越性：“隻有在社會主義的製度下，人才擺脫了一切束縛，變成了聰明勇敢的真正的人。”其實，把蘇聯描繪為一個自由和幸福國度，在一定意義上正是為了對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的遠景性想象，因為延安在當時共產黨和左翼文人的心中，正是未來新中國的雛形，所以蘇聯美妙的今天其實正是中國美好的明天。正是在此種想象性的話語建構中，延安無疑成了當時傾心於建立新的現代民族國家的青年的Paradise，在這天堂裏，富於浪漫情趣的知識分子似乎可以得到真正自由的愛。可以說，當時許多人義無反顧地奔向延安，雖然也有著生活和經濟方麵的誘惑，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想象中的延安圖景正好吻合了他們的理想，吻合了他們對於自由、民主、幸福生活的憧憬，而這憧憬在何其芳等一類富有詩意激情的文人那裏，其實正應和著他們此前在文學世界中所精心營造的夢中王國，所以他們才會沿著“夢中道路”的牽引，自覺走向氤氳著烏托邦想象魅力的延安。何其芳說：“一個真正的人所應該有的，一個將來的合理的社會……是我們知識份子走向革命的原因，也同時是我們愛好文學的原因。”這表明，何其芳等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和作家本來就是一些理想主義者，他們身上所具有的文學家氣質和革命家氣質擁有共同的心理根源，這一根源就是政治理想主義。他們喜愛文學是因為在文學中看到了“一個比我們的現實世界更廣闊，更美好的世界”，他們傾向於革命乃是由於“科學的革命理論使我們把這個朦膿的夢想的世界看得更明確了一些”，而且可以在革命實踐中構建他們在文學圖景中曾經感受過的那些美好世界圖景。而延安，似乎正提供了這種夢想得以實現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其可能性主要在於中共當時標舉的新民主主義話語不僅表現了一種民族的抵抗，更為表現了一種民族與階級抵抗的結合，並且希望通過這種抵抗去建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現代民族國家。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正應和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尤其是大革命失敗以來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想象；其現實性主要在於中共當時標舉延安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試驗基地或雛形，是一個相對獨立於國統區的政治區域。
於是，在那些類似朝聖者的文人心中，延安不僅成了他們一意寄生的所在，更是成為他們不斷漂泊的靈魂的棲息地，成了他們精神的家園。正如陳學昭所言：“邊區是我們的家”！應該說，這是那一代文人抵達延安後的真實感受，隻要想想，他們中的不少人曾經為了實踐革命的理想，而在國統區和淪陷區飽受了種種摧殘和蹂躪，他們帶著疲倦的甚至有點受傷的身心抵達延安，不就如一個曾經久久困頓在旅途的遊子終於回到了故裏的那種感受嗎！後來，有一位詩人把延安譽為“詩的聖地”，並充滿深情地回憶初到延安的情景：“像夢一樣，我們跨進了一個新世界，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義的。晚上睡不著覺，又是唱歌，又是寫詩。第二天天一亮，就跑到延河邊，去喝一口香甜的延河水，用清爽的延河水洗臉。一位四川來的教師，激動地伏到地上親吻泥土，興奮地喊著：‘啊，自由的土地，我來了！我屬於你了！’”麵對它，人們都不禁想唱出自己發自內心的第一首頌歌。在這頌歌聲中，有一串音符不能不引起大家的長久傾聽，它來自20世紀30年代的“畫夢”詩人何其芳。
何其芳在延安作家中的獨異性在於他是一個早已蜚聲文壇的唯美詩人，可正是他在初到延安的時候就在刹那間愛上了它，他發現曾經在藝術世界中苦苦追求的帶有神話意味的夢的世界在延安成了現實的存在，而這個存在又為人們提供了進一步構築夢化世界的堅實基礎。他說：呼吸著延安的空氣“我隻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經常常想像著一個好的社會，好的地方，而現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種想像裏了。”又說，“在這裏，當我帶著熱情和夢想談說著人類和未來，再也不會有人暗暗地嘲笑”。正因如此，這位以“堂吉訶德”自詡的詩人，才會宣稱自己靠著“美，思索，為了愛的犧牲”這三個思想走完了“我的太長，太寂寞的道路，而在這道路的盡頭就是延安”。說延安是人生道路的“盡頭”，即是講延安為其人生探索的最終歸宿。這樣，自然也就賦予延安“以某種形而上的終極意義”，即他在《一個平常的故事》中把延安比作“聖城”的意思。當朝聖者抵達這樣理想的聖地，他除了虔誠的祈禱和歌頌之外，還能做些什麽呢？於是，我們聽到了何其芳馥鬱芬芳的歌聲。他首先歌唱了延安：稱讚“延安這個名字包括著不斷的進步”，讚歎延安有著他夢寐以求的“自由的空氣。寬大的空氣。快活的空氣。”在這自由、民主的氛圍中，何其芳早先具有的陰暗記憶被一掃而空，因為他在延安找到了足可解脫“人間的不幸”的真理，那種可以讓“悲觀的思想”從“複雜的迷津”中抽身而出或走向曆史終結的“最後的鑰匙”。在這裏，何其芳富有激情地描寫道：“已經有著無數的人在為真理而燃燒著，使它的光輝升得很高，照得很遠。投身在它的光輝裏麵，我們的心裏也就慢慢地充滿了光明。”在這光明中，他盡情“想象未來的男和女的生活/都快樂而且合理”（《我們的曆史在奔跑著》），他也仿佛成了“一堆紅色的火”（《快樂的人們》），全身心沉浸在幸福的彌漫中。於是，他誓言要告別滿是孤獨和寂寞的過去，盡情“談著光明的故事，/快樂的故事”（《夜歌（三）》），要跟小孩一樣盡情享受著“遊戲”的快樂（《夜歌（四）》）。於是，他誓言要把早期作品中不絕如縷的憂鬱調子轉換為歡快的旋律，盡情歌唱著在延安所能見到的一切：
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
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那些屬於未來的事物，
我歌唱那些正在生長的力量。（《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
何其芳的頌歌有著“快活的，響亮的，陽光一樣明朗的調子”，它們飄蕩在延安這個特定的時空，並且以其誠實的品質成為歌唱延安之交響樂中的一串音符，且又回環著應和了何其芳塑造的延安形象：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後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在青年們的嘴裏，耳裏，想像裏，回憶裏，延安像一隻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宏亮的動人的音調。
應該說，在這動人的音調中，延安文人大都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自由和快樂，他們在文藝整風之前確實度過了一段難忘的蜜月時光。這種自由對延安文人而言，首先表現在一係列文化機構、協會或組織團體的成立，其次表現在一係列文藝社團的建立，再次表現在一係列報刊雜誌的創辦上。上述文藝協會、組織、社團和報刊在文藝整風之前的大量成立和創辦，從一個重要方麵反映了延安文化界生機勃勃的人文景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這些文化（文藝）組織在當時即使具有組織化色彩，隸屬於一定的政府機關，但在總體上仍是比較鬆散的，具有較為濃厚的文人氣息，而且，上述不少團體的成立本身就是自由結社的產物，比如戰歌社、新詩歌會、延安詩會等即是。其實，即使就連“西北戰地服務團”這樣的戰地文藝服務團體的建立，也都帶有極強的個人化色彩。此外，像1938年4月10日建立的魯迅藝術學院（後更名“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1941年4月10日建立的部隊藝術學校（簡稱“部藝”）、1941年6月1日成立的星期文藝學園以及1942年5月1日建立的陝甘寧邊區藝術幹部學校等各類藝術院校，也是延安知識分子頗為活躍的場所。正是由於延安在短短的幾年內不僅雲集了左翼文化界的大批優秀人物，而且吸收了像何其芳一類的唯美詩人，並且開展了切實有力的文化活動，因而在此前文化氣息異常沉寂的黃土高原終於產生了藝術的悸動。此時，延安文人在較為自由、寬鬆的政治文化氛圍中產生了較為自由的創作心態。並且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不僅率先發動了“民族形式”的討論，而且掀起了“演大戲”、藝術正規化教學的熱潮，而這一文化熱潮的興起又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延安蓬勃自由的文化氣氛。這樣，不僅使得全國的許多文化人投來了欣羨的目光，而且使得《解放日報》在社論中可以自豪地宣告：
隨著抗戰以來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繼失去，以及國內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漲，大後方的文化陣地已顯得一片荒涼，隻有延安不但在政治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為全國文化的活躍的心髒。
延安的古城上高樹起了嶄新的光芒四射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旗幟，在這個旗幟下萃聚了不少優秀的科學藝術人才，從事著啟蒙的研究和實際建設的工作。建立新民主主義文化已成了全國進步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標，而隻有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邊區，特別是延安，他們才瞧見了他們的心靈自由大膽活動的最有利的場所。
這就是為什麽他們在延安身上看見了生機，一個民族的生機，寄托完全的信賴和希望，這就是為什麽他們到延安來，仿佛回到自己的故鄉，家庭。
二
文藝整風前的延安之所以能成為知識分子“心靈自由，大膽活動的最有利的場所”，這跟當時黨的政治文化狀況有著直接關聯。首先，這為中共中央所製定的吸收知識分子政策所決定。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設想提出以來，中共領導人就已認識到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一方麵，這是抗日的需要，是成功建立並落實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另一方麵，也是大力培養既有文化又能掌握政策的幹部的需要。毛澤東認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幹部”而要大力培養幹部，就必須大力吸收知識分子，尤其是知識青年。正因如此，毛澤東在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才會進一步指出：“要保護革命知識分子，不蹈過去的覆轍。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國民黨和我們力爭青年，軍隊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識分子。要說服工農幹部，吃得下，不怕他們。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也正因如此，他才會於1939年12月為中共中央特別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要求“全黨同誌必須認識，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因而要求一切黨組織和軍隊，都應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到革命的隊伍：“隻要是願意抗日的比較忠實的比較能吃苦耐勞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並按照具體情況將具備了入黨條件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吸收入黨。”
其次，與這“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政策和當時建立文化統一戰線的需要相適應，中共領導人製定了一係列尊重文化和文化人的方針、政策。文藝整風前，由於當時中共中央還存在著權力相對分割的多元局麵，更由於當時張聞天還是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名義上的黨的總書記，主管意識形態，所以毛澤東那時在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力還是有些限度的。在一定意義上，文藝整風前延安文化界所能擁有的較為自由寬鬆的境遇，確乎應歸功於張聞天的有力指導。可以說，他在當時對黨的文化工作的開展進行了精辟論述。首先，他認為“應該重視文化人，糾正黨內一部分同誌輕視、厭惡、猜疑文化人的落後心理”，“應該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質上保障文化人寫作的必要條件，使他們的才力能夠充分的使用，使他們寫作的積極性能夠最大的發揮”。其次，他主張從文化人的特點去看待文化人，反對給予文化人不必要的限製。他說：領導幹部“對於自己所工作的文化部門，應具備一般的知識與素養，最好自己還有一方麵的特長。這樣就容易團結文化人”。又說：“對於文化人的作品，應采取嚴正的、批判的、但又寬大的立場，力戒以政治口號與偏狹的公式去非難作者，尤其不應出以譏笑怒罵的態度。”要“估計到文化人生活習慣上的各種特點，特別對於新來的及非黨的文化人，應更多地采取同情、誘導、幫助的方式去影響他們進步……共產黨人應有足夠的氣量使自己能夠具有不完全同我們一樣生活習慣的文化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對於文化人生活習慣上的過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適當的”。更為重要的是，“黨的領導機關，除一般地給予他們寫作的任務與方向外，力求避免對於他們寫作上人工的限製與幹涉。我們應該在實際上保證他們寫作的充分自由”。而且，所有文化“團體內部不必有很嚴格的組織生活與很多的會議，以保證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與寫作的時間”。這差不多就是讓文化人在思想文化創造和研究的廣闊天地自由馳騁了，而對共產黨來說，頗類乎有些無為而治的意味。再次，這種無為而治也體現在對自由研究的極力倡導上。張聞天早年從事新文學創作的經曆以及延安時期對理論研究的興趣，使他對文化創造的特點和學術研究的特性具有將心比心的體悟和理解，並且敢於把這種理解融進黨的文化政策之中予以張揚。他說，共產黨必須“組織各種文化的、研究的、考察的團體，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辯論的生動、活潑民主的作風”，而文化人必得“大膽地創作、寫作、著述、介紹、翻譯，來打破各種限製，打破各種陳舊的觀點與標準，建立新觀點、新標準，以發展學術，提高學術”。其中對自由思想和主體創造性的強調，倒真有點“五四”時期的氣度了。
上述觀念在毛澤東予以大力改寫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也有確切體現，其中第六條規定，邊區政府應“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其後，《解放日報》接連發表多篇社論，進一步張揚了上述較為開明的文化觀念及黨的文化政策，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對於思想言論之自由發展是非常重視的”，它“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是爭取抗戰勝利和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指南；但同時也不否認，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隻要他們能認真進行自己的研究，本著學術的良心來正視現實的問題，他們就能夠對於真理的發現有所貢獻。中國共產黨不但不輕視，而且非常尊重這些貢獻，承認這些貢獻對於中國民族國家的發展有很大的意義。因此，在邊區，不但要大大的加強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且還要團結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們，進行各種各樣的科學的研究工作，幫助和獎勵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動”。這說明，共產黨在當時對自由研究風氣的提倡，是頗感自豪和自信的，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為普遍真理的確信之上的，而且，尤為令人驚訝的是，它似乎承認其他科學真理與馬克思主義具有平等對話的關係，並不存在用後者去規範前者的必然關係。於是可以說，延安確乎為文學藝術與科學研究的開展提供了一個“可在其中任意馳騁的世界”，也才可能做到如社論所標舉的：“我們並不把科學藝術活動拘限在啟蒙與應用的範圍，我們同樣重視，或者毋寧說更重視在科學藝術身上的建樹，普及和提高兩個工作，在我們總是聯結著的。”即使到了1942年春，《解放日報》仍在社論中強調要尊重文化工作和文化人自身的特點，反對對文化人采取“狹隘的簡單政治尺度的看法”。
當時延安政治文化氛圍中所散發的自由氣息，其實正契合了文人們的自由本性，也契合了文化創造本身所內在的對於自由狀態的召喚。這就可以理解當時艾青的熱切呼喚了：“作家除了自由寫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權。他們用生命去擁護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們的藝術創作的獨立的精神。”正是在這種較為自由的思想空間裏，延安文人真正享受到了為人與為文的快樂，他們的心態也無疑處於一種較為開放而自由的狀態。此時，他們可以安心閱讀西方文學經典，甚至對現代派繪畫也可引為激賞的對象；寫作之餘既可去觀看曹禺《雷雨》、《日出》劇作的演出，也可去欣賞蘇聯劇作家沃爾夫《馬門教授》、《新木馬計》的演出，更可在陽春三月去桃林飲酒遊玩。在此種狀態下，延安文人似乎可以自由地書寫對於新的人與事的觀察和思考，甚至達到自由地抒寫一己衷曲的境地：這就是在1941～1942年春夏的“諷刺畫展”和雜文熱中所曾呈現過的人文景觀。
但是，這種較為自由的人文景觀，在一個已經開始進行整風的政治語境中，它終究在為延安帶來活躍的思想文化氣息的同時，也一並帶來了種種困惑和騷動。比如，《解放日報》發表過一篇題為《鏡子——記諷刺畫展》的特寫，富有現場感地敘述了這次畫展在不同的人群所引起的波動，其中記載了一位農民幹部的聲音，他提起畫展就大為光火：“扯蛋！簡直是誇大的諷刺！”又說，“亂彈琴，不過和我們開開心罷了，再說，政治影響……”這種夾雜其間的批評雖然在當時似乎是被當作反麵例子加以敘述，但肯定曾經引起過毛澤東的深深不安，所以他才會鄭重其事地把參加畫展的三位作者——張諤、華君武、蔡若虹——請到棗園麵談，教導他們對人民缺點要多鼓勵而少諷刺，要注意到整個邊區幹部和群眾的關係都是好的這一總體政治狀貌。對這次畫展，毛澤東雖然不及日後看到王實味《野百合花》時那樣大發雷霆，但它和雜文熱中一同表現出來的那種對於延安陰暗麵的批判與諷刺肯定糾結一起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安，並且這種不安肯定引發了他對當時某些文化政策和文藝觀念的深深不滿：這些觀念曾經潛在地與毛澤東正在創構的意識形態發生著激烈碰撞，並且無可回避地製約著他的意識形態觀念的進一步提升和革命性作用的充分發揮。所以，他才會頗有感觸而堅定地說：我本來不管文藝的，現在文藝界的問題碰到鼻子上來了，不能不管一下！
延安文藝整風乃是20世紀四十年代最為著名且影響深遠的曆史事件之一。經過文藝整風，延安文人的內心世界無疑經曆了相當激烈的變化，其世界觀、人生觀和文藝觀等均發生了巨大變遷，日漸趨於同一。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一方麵根據黨的政策和意識形態話語的指引，那樣似乎自覺地做著真誠且無盡的反省和檢討，並且時時如詩人何其芳一樣把自己貶低到非人的境地，但與此同時，在他們的內心世界和話語實踐中也在努力找尋著自己可以依托的對象，想借此進一步表白他們完全認同於新的意識形態的堅定信心。而延安文人，也正是在此種話語實踐和政治文化氛圍中最終完成了他們對新的意識形態及其創構者的皈依。那麽此時，他們可以依托和仰望的對象主要是些什麽呢？這些在其意識形態化心態形成的過程中起了哪些作用呢？
一、英雄崇拜及其話語指向
由於毛澤東創構的新的意識形態在當時的曆史語境中已經發生了決定性影響，因此，工農兵不僅在延安文人日後的話語實踐中逐漸占了主導地位，成為其奮力書寫或塑造的對象，而且，在延安的社會政治生活中，他們亦開始占了主導地位，仿佛真的成了名副其實的社會主角。於是，中國曆史學家迫不及待地宣布：一個令人歡欣鼓舞的工農兵時代開始了！此後，工農兵似乎真的成了自己命運的主人，似乎真的成了能夠引領一代思潮的風流人物。這種現象在當時首先集中表現在對於工農兵英雄人物的推崇和塑造上。
在談論工農兵英雄的時候，我想首先就“英雄”這一稱謂做點說明。所謂英雄，按照美國曆史學家胡克的說法，是指具有事變創造性並且能夠重新決定曆史進程的那些人，而這，正是英國著名曆史學家卡萊爾在《英雄與英雄崇拜》一書中稱為“偉人”的那些人物。卡萊爾認為，整個世界的曆史在精神屬性上其實正是偉人的曆史，因而，英雄崇拜是古代思想體係得以成長的最偉大之根，而世人對英雄的崇拜之情是人類心田中一種最高貴的感情。顯然，這些曆史學家所言的“英雄”是從英雄史觀出發來加以理解和界定的英雄，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毛澤東在他創構的意識形態中明確予以反對的英雄觀。按照毛澤東對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和發展，他指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又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於是，符合毛澤東新的意識形態話語規定的“英雄”隻能是由這種人民史觀出發所理解和界定的英雄，人們把它命名為群眾英雄、工農兵英雄或人民英雄。正是在對上述兩種不同英雄史觀的理解上，延安政治文化界嚴格區分了兩種英雄主義和英雄人物。兩種英雄主義被表述為新/舊英雄主義，當時有人認為它們的區別“本質地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對立”。因此，新/舊英雄主義其實代表了兩種意識形態話語：前者堅持以群眾的利益為旨歸，認為“隻有群眾才是曆史的真正創造者”，認為“比起群眾的整個機器來，偉大的個人至多也隻是一隻偉大的螺絲釘”；後者卻堅持“一切以個人為出發點，為了個人的利益、榮譽和地位有時甚至不惜以千千萬萬的群眾為犧牲品”。歸根結底，在當時的延安知識界看來，舊的英雄主義即個人主義英雄主義“是看不起群眾的”，是與新英雄主義即集體主義英雄主義或革命英雄主義水火不容的，換言之，個人主義英雄人物和工農兵英雄人物或革命英雄人物“根本是兩個階級或兩個種族”。所以從本質上說，上述符合新的意識形態要求的英雄觀仍然是階級論觀念的產物。文藝整風前，蕭軍曾在延安充滿自信地宣告：“我是個新英雄主義者。它的原則是：——為人類、強健自己、競取第一。”後來在文藝座談會自由討論期間，又坦率地說：“我非常欣賞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我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這種新英雄主義其實正是後來被延安政治文化界予以嚴厲批判的舊英雄主義，即個人主義英雄主義。
隨著延安大生產運動的日漸展開，有著濃厚工農兵英雄主義氣質的生產勞動英雄首先被廣泛塑造出來，並且向勞動英雄開展了蓬蓬勃勃的學習運動。這一學習運動的高潮是1943年11月陝甘寧邊區召開的勞動英雄大會。從邊區各地走來的勞動英雄匯集到延安，一時沉浸在令人自豪的喜悅氣氛中。因為正如《解放日報》的一篇社論所指出：“從來隻有戰爭中或政治舞台上的英雄，而現在勞動者也可以成為英雄了”。毛澤東在其所作講演中稱讚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是“人民的領袖”，是富有無窮智慧的“諸葛亮”。x這表明毛澤東對大生產運動及勞動英雄所起作用的高度重視。《解放日報》作為黨的機關報，它在改版之後尤其加強了對於大生產運動及在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勞動英雄和先進生產事跡的報道與宣傳，在對英雄人物的推崇和塑造中起到了現代媒體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所可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其中尤以對勞動英雄吳滿有的推崇和塑造達到了這場話語實踐運動的極致。
吳滿有之所以引起延安政治文化界的高度關注，不僅在於他是一個開荒種地的能手，而且在於他那發家致富的身世曆程非常符合黨的政策和意識形態需要。吳滿有本是一個從外地逃難到延安吳家棗園的農民，“他到延安來的時候，賣過女兒，幫人家受苦，啃樹皮，吃糠粃。到了今日，他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並且成為人人所敬愛的勞動英雄。”他的這種巨大變化，除了個人的辛勤耕作之外，主要來源於“政府的幫助，革命的好處”。《解放日報》在另外一篇社論中更是明確指出：“是徹底的民主政治，是合理的經濟政策，培植出了吳滿有這樣的農民，具有明確自覺、熱愛邊區、關心抗戰的新的農民——生產戰線上的英雄、邊區的模範公民。”因此，對吳滿有發家事跡的宣傳，其實正是在宣傳黨的政策的英明和深入民心。吳滿有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當他出席任何一個公眾場合，當他麵對任何一位來采訪他的文化人，他都會像口頭禪一樣地念叨著：“同誌！我是從革命裏爬起來的，我忘不了革命的好處！”而其最為主要的回報就是多開荒地，多種糧食，帶頭並鼓動鄉民多交公糧，以此幫助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度過最為艱苦的戰爭歲月。顯然，這被人譽為“忘不了革命好處的人”，正是新的意識形態話語正在全力予以塑造的農民典型。所以當時中央與邊區政府才會借《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號召“邊區農民向吳滿有看齊”，才會開展“吳滿有運動”，才會承認“吳滿有不但是種莊稼的模範，並且還是一個模範的公民”，才會明確指出“他的方向，就是今年邊區全體農民的方向”。時人也才會認為他是“英雄中的英雄”。顯然，宣傳吳滿有，學習吳滿有，“把吳滿有稱為勞動英雄”，並非無緣無故，而是有著顯明的政治目的，正如當時《解放日報》編輯部在一封複信中所言，它“是包含著經濟的和政治的兩方麵意義的”。饒有趣味的是，這次宣傳吳滿有的話語實踐不僅因為有著政府和媒體的支持而顯得理直氣壯，而且因為有了延安作家的參與而顯得有聲有色。
關於吳滿有，柯藍寫有《吳滿有的故事》，是一篇帶有通訊意味的文章，發表在《解放日報》1942年8月13日第4版，並配有木刻家古元刻畫的吳滿有像。一年後，孔厥寫了長長的《吳滿有故事》，共分上、中、下三大部分，其中上部分是寫革命以前吳滿有遭受的種種不堪忍受的痛苦，《解放日報》1943年9月14日至17日在第4版以重要篇幅予以連載，在當時因其具有較強的可讀性、傳奇性而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如果說柯藍、孔厥還是剛剛嶄露頭腳的延安作家的話，那麽知名詩人艾青的加盟更是把延安文人對吳滿有的推崇引向了一個曆史的高峰。1943年2月17日和3月9日，艾青在《解放日報》上分別發表了歌頌勞動英雄的兩首詩：一首題為《歡迎三位勞動英雄》，另首直截了當稱作《吳滿有》。所謂三位勞動英雄是指農民英雄吳滿有，工人英雄趙占魁，種菜英雄黃立德，因而兩首詩中，吳滿有是貫穿始終的人物。艾青在詩中顯然是從仰視角度來看待這些群眾英雄的。故而，一麵是對英雄的歌頌，一麵是對自己的貶責，而這，正是延安文人自責自虐的一種表現。艾青在詩中寫道：
我們這些“文化人”真不抵事，/關於生產一直搞不好。/去年我也鋤了一塊土，/種了波斯菊和掃巴草，/種了瓜、豆、西紅柿和包穀，/放了糞又潑了尿；/化的力氣真不少，/說起成績卻可笑——/南瓜結得像碗那末大，/包穀像指頭那末小；/高粱長得像小米，/十幾顆子子，還沒有一人高。/這些東西真不愛長，/我一看見了就心焦：/太陽大了怕曬死，/刮風了怕吹倒。/到了秋末收齊了，/賣錢不值錢，/煮熟了吃不飽——/假如人人都像我，/那還得了？
這是《歡迎三位勞動英雄》一詩中的第三節。詩人以講故事的形式，采用調侃、嘲弄的語氣，在勞動英雄麵前，盡情地訴說“我們這些‘文化人’真不抵事”的尷尬與無能。這在一個方麵具體而形象地證明了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最無知識亦最無用處的論斷。在此種狀況下，知識分子和延安文人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在於走向工農兵，就在於甘當群眾的學生，就在於從這禮讚和推崇勞動英雄的話語實踐中找到自己賴以生存的依據，並獲得些許贖罪之後才會擁有的快樂。問題是：延安文人對勞動英雄的禮讚和推崇是否帶有終極崇拜的意味？在歌頌勞動英雄的話語實踐中是否有著更為深遠的話語指向？當我帶著這些問題又去閱讀艾青長詩《吳滿有》時，我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震驚，我似乎在震驚中居然發現了意識形態權威得以確立的奧秘之一，這就是：英雄話語並非具有終極意義的話語，對英雄的推崇也並非具有終極崇拜的意味，在對英雄人物的塑造中，一切都還隻是指向更高意識形態權威崇拜的中介或橋梁。《吳滿有》是首長詩，但其主旨則很簡潔，這就是告訴翻身的老百姓翻身莫忘共產黨，正如喝水莫忘掘井人。而自延安整風開始，文化人和老百姓逐漸感覺到“共產黨”已經成了一個抽象的能指，而其具體的化身和最終指向不是別人，正是黨的領袖毛澤東。所以《吳滿有》最為讓人震驚的就在於借勞動英雄之口坦率地揭示了這個流貫整風運動的總的主旨：“問你吳滿有：/‘誰帶給你好日子？’/你說：‘毛主席！’/你說沒有他/你就活不成；/你說他到那裏/你就跟他到那裏。”於是，對於勞動英雄的歌頌和推崇在終極意義上就自然轉換為對於毛澤東的歌頌和崇拜。或許由此，延安文人和知識分子在以後的漫漫旅途中注定會走向個人崇拜的境地，注定會生存在一代偉人的陰影下，注定會跟老百姓一起永遠懷著報恩的心態，拽著一代偉人的衣角踽踽前行。
二、崇拜運動與權威崇拜意識的產生
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了曆史頂峰，而其源頭其實正可追溯到延安時期，尤其是整風開展以後的延安時期。1942年底，隨著整風運動深入而廣泛的開展，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已經牢牢地掌握了對黨的控製權，不僅是在黨的政治、軍事領域，而且是在文化思想領域。其實，整風運動從根本上說是一場為確立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權威而發動的思想改造運動。因此，當毛澤東在思想領域的地位得到全麵確立，就有可能在民族傳統和各種現實條件的促動下進而演變為一場較為強烈而真實的崇拜運動。
我說的各種現實條件是比較複雜的一個集合體，比如，1943年蔣介石為了全麵鞏固和確立其領袖地位而出版了為共產黨極力反對的《中國之命運》，這樣，共產黨在國共兩黨日益走向對抗的形式下就自然會在其內部尋找可以與蔣介石相抗衡的領袖；而這種可能性在同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宣告解散後就無疑具備了更趨轉化為現實的條件。共產國際解散後，一方麵，國民黨對共產黨領導的邊區政府及其意識形態獨立存在的合法性進行了公開質疑，另一方麵，延安政治生活領域也有可能形成某種真空和混亂狀態。在此種狀況下，隨著整風邏輯的指引，人們自會把目光不約而同地轉向那高舉馬列主義中國化旗幟的領袖人物毛澤東。這種思想路徑在當時周恩來、王稼祥等中央領導發表的言論中都有充分表現。但有了此種現實因素的促動，是否就能把對毛澤東的推崇轉化為一種神話式的崇拜或使毛澤東在人們心中轉化為一個人格化的神呢？我看那也並不一定，因為這還得依賴於所處民族的政治文化傳統，依賴於一定曆史哲學的指引。中國儒家文化有一個聖人傳統，毛澤東青年時期即對此有過強烈興趣，並在無意中表現過某種企盼，我在第三章將對此有所論及，此不贅述。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皇帝便享有“聖王”的美譽，政治權威和意識形態權威集於一身，王權至上觀念漸次深入民間，民間對“聖君”的期待也已成為一種影響深遠的傳統，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潛滋暗長在每一個中華子民的靈魂深處。20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文化在民間呈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特征，其實就是老百姓對於一個擁有至高權力而又無所不知的聖君式領袖人物的期待和順從。xx顯而易見，“五四”式的啟蒙主義批判並沒有從根底處撼動此種深入民間的無意識心理結構，而且對於生活在黃土高原上的陝北民眾來說，其情形更是如此。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由於“五四”啟蒙主義觀念在整風期間受到激烈清算，曾經遭到“五四”先驅者予以批判的一些傳統觀念在民族化思潮的促動下，又在延安政治文化中悄然複活了。其中最能煽動並迎合延安民眾無意識心理結構的，無疑是對傳統孝道和忠君觀念的轉換式承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教育一貫強調：要忠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要忠於共產黨。對延安文人來說，忠誠既是一種人格要求，更是一種政治要求。而到了整風時期，人們對“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忠誠已經逐漸具象化到毛澤東身上了，故而自然會強調全體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眾要忠於偉大領袖毛澤東，並逐漸產生和培植唯毛至上的心理。於是，在民族傳統文化和嚴峻的國際國內以及黨內鬥爭形勢的錯綜複雜的促動下，在1943—1945年間，一場轟轟烈烈的崇拜毛澤東的運動就真的開始了，並且使之一度成為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據地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題。
從當時延安媒體《解放日報》所反映的情況來看，人們對於毛澤東的崇拜確乎愈來愈具有狂熱的性質。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互相關聯的層麵：第一，隨著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人們不僅提出了“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思想”等一類意識形態概念，而且最終在中共七大上以黨章形式把“毛澤東思想”規定為黨的具有最高意識形態功能的思想理論基礎和一切工作的指針。至此，黨內對毛澤東思想的推崇已經初步達到了一種非常強烈的狀態。第二，同對“毛澤東思想”的推崇相應和，延安政治文化界與邊區群眾一道掀起了歌頌與崇拜毛澤東個人的熱潮。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央領導、軍隊幹部以及吳玉章、徐特立等革命元老都在不同場合、用不同形式對毛澤東表示了高度讚美和推崇。可以說，他們在延安時期共同引導民眾把對毛澤東的歌頌推向一個高潮，而最終走向個人崇拜的境地。譬如，劉少奇指出，漫長的革命戰爭“終於使我們的黨，使我國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他是“在各種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久經考驗的、完全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周恩來在延安中央辦公廳為歡迎他從重慶返回的招待會上，當著毛澤東的麵歌頌道：“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曆史證明：毛澤東同誌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曆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誌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誌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並向全黨表明他忠誠於毛的決心：“同誌們！我現在回來了，我要為這個方針（指團結抗日的方針——引者）在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下，繼續努力，奮鬥到底！”這樣的話語在當時的延安媒體上真是太多了。
不論是在革命實踐還是在理論建構中，毛澤東都對一般革命群眾表示了從未有過的熱心，他希冀看到並常采用的革命手段就是進行民眾大聯合，就是想方設法把群眾組織起來，因而，“組織起來”是其最為富有成效的一個提法。在延安歌頌毛澤東的熱潮中，勞動英雄和一般革命群眾的積極參與更是為當時的延安營造了一種唯毛至尊的社會氛圍，而這，也正是毛澤東所最願意看到的壯麗景觀之一。《解放日報》作為黨的重要媒體，編者在反映和組織編寫這方麵的活動時投入了巨大篇幅和精力，可謂費盡了心思，因此，隻要翻開1942年底以後的這份報紙，當時延安社會尤其是底層民眾對於毛澤東的禮讚活動與場景就會紛至遝來，令人大有應接不暇之感。其間引人注目的場景有兩個：一是邊區勞動英雄對毛澤東的歌頌，二是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及其前後，延安民眾對他的思念和歌頌。1945年，國共兩黨在重慶進行了最高級別的談判。10月間，毛澤東談判歸來，《解放日報》即組織刊發了一組諸如《毛主席回來後解放區人民紛紛慰問》（1945年10月21日第2版）一類的消息、通訊，並且以《毛主席回來了》為總題發表了一組來自一般大眾作者的詩歌，以此表達對毛澤東的崇拜之情。編者在按語中寫道：“自從八月廿八日毛主席赴重慶以後，邊區的人民，天天懷念著他們的領袖，同時以非常迫切的心情，關懷著國內的和平、民主和團結。現在毛主席回來了，談判已獲重要成果。邊區人民歡欣異常，有將近二十位同誌寫詩給我們，表示他們歡樂的心情及對於毛主席的愛戴……”有人在詩中寫道：“毛主席，/我們要告訴你，/你走在那裏，/人民的心跟在那裏。/我們對於你的熱愛，/也正是像你/對於我們的熱愛一樣。”更有人展開了想象的翅膀：“重慶工人學生民眾，/見了您，/好比見到了強烈的太陽光。”因為“千萬人的心懷著同一個信念——/‘毛主席就是和平，/他手指的方向是光明。’”由此，他們歡呼“我們偉大的毛主席！/我們敬愛的毛主席！”時時刻刻“印在千萬人的心中”。
比起這些對毛澤東的謳歌來，邊區勞動英雄的歌頌更是具有持續性和號召力。勞動英雄往往把自己所經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歸結為是共產黨及其主要領袖毛澤東領導的結果，因此，他們把流傳民間的樸素的報恩意識日漸投射到這兩類對象尤其是毛澤東身上。他們對毛澤東的歌頌主要采取獻詞和獻旗的方式。所謂獻詞是指對毛唱出最為動人的讚頌之歌，體現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產黨的主題，並借此表達對毛的無比忠心；所謂獻旗是指向毛獻錦旗，它往往伴隨有盛大的群眾場麵，並在獻旗之後一般有英雄代表或民眾代表當麵向毛朗讀獻詞，然後是毛本人宣講答詞。我想首先主要論述一下獻詞活動在“崇毛運動”中的開展與作用。
《解放日報》曾多次登載過勞動英雄和延安各界民眾對毛的獻詞。1943年11月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召開期間將勞動英雄對毛的獻詞活動推向了一個高潮。延屬分區勞動英雄吳滿有、趙占魁等人所呈獻詞摘錄如下：
敬愛的毛主席：
我們都是工人和農民，從我們的祖先到我們的手裏，不知多少年多少輩，在舊社會裏被壓得透不過氣！自從有了你和共產黨，我們才感覺到我們要——而且也能舒出一口長氣了……
……
我們好幾輩子了，從沒有人能給我們指出一條路：這條路，就是要窮人翻身，要耕地的，喂豬的，紡花的當英雄，勞動的果實歸自己享受，你帶著我們走上光明幸福的道路，這是我們子孫後代的幸福道路！
……我們親身體驗到你是中國人民的救星！以後我們更要用一切力量來動員組織生產，發動革命競賽，保證任務的完成……
毛主席，你像一盞明燈發出亮來，在前麵給我們指點著路，我們就永遠跟你走。我們是夠幸福了！我們的後代還要更幸福，革命一定要大大的勝利，我們禁不住高喊：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這則獻詞無論從寫法、用詞還是主旨的確立上都是較為典型的，其間呈現出來的的新/舊二元對立的敘事法在以後的延安文藝創作中得到了進一步運用和發展。但在此更為值得注意的，恐怕還是這則獻詞在其產生過程中所反映的一些問題。這則獻詞顯然不是吳滿有等人自己寫的，而是政府有關文職人員代筆寫的。在寫獻詞之前，組織開展了一個勞動英雄座談會，政府有關幹部引導大家就如何向毛澤東獻詞發言。當時有人報道：座談會開始了，與會的領導同誌“說明今天是來問候英雄們的，同時又是來幫英雄們代筆寫信的。明天就向毛主席獻旗，大家要說些什麽呢？”這表明，在產生獻詞和促進群眾走向領袖崇拜的過程中，當地黨委和政府一直起著組織和導引的作用，它們總是把如何有效地貫徹與迎合意識形態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於是，在上述兩則獻詞中，人們可以看到出現了諸如稱頌毛澤東為“中國人民的救星”、“你像一盞明燈”這樣的用語，並且把勞動者翻身的根由最終指向了毛澤東個人的偉大作用。而這，無論從用詞還是意識形態話語的指向上，正是完全接受了陝甘寧邊區最高領導者高崗某些觀點的結果。高崗在英雄大會上富有煽動力地問道：“中國共產黨是什麽人領導？”他隨即自我回答說：“是毛主席領導的。因此我們就要牢牢記著：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救星，是工農的燈塔，是勞苦大眾的旗幟”。這說明，在1943—1945年的歌頌毛澤東運動或“崇毛運動”中，民間雖還存在不少自發歌頌的因素，但它們在總體上已被納入到了意識形態化的軌道上來，具有上下結合進行的表演性質。而這，由於“獻旗”活動的開展顯得更為具有突出的儀式化色彩。
對於獻旗活動的開展，毛澤東采取了極為肯定的態度。他在一次延安市民向他獻旗之後所作的答詞中說：“今天本市人民秧歌隊、市政府、市商會、市群眾團體，來這楊家嶺——中共中央所在地獻旗，這個意思很好，我代表中共中央表示歡迎。剛才諸位送來旗子，又講了許多好話，這個意思很好，我們共產黨人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把工作做得比過去更好些，來回答你們。”毛澤東在此對獻旗活動說了兩次“意思很好”的話，可見他對中共管轄區域正在廣泛開展的“崇毛運動”持的是積極肯定的態度，因此可以說，毛澤東對民眾中廣泛開展的“崇毛運動”的意識形態作用並非自1950年代後才明確意識到，而是自延安時期就已充分意識到並對之采取了認同、指導與利用的政治實用主義態度。正是由於毛澤東本人采取了這種實用主義的功利態度，所以個人崇拜運動才會如怒燒的野火迅速漫延在廣闊而貧瘠的土地上，並且終於在20世紀四十年代的根據地和後來的解放區迅速演變為一場近似於敬神的運動。《解放日報》發表的一則通訊證實了這一點。1945年後，中共管轄區域內的民眾出現了“禮敬毛主席像”的熱潮。這則通訊寫道，有一個農民在共產黨實行減租減息政策之後翻了身，從此，“他家牆壁上掛起了一幅毛主席像，上邊的大橫題上寫著：‘毛主席萬歲’。每逢吉日佳節”，這個農民“就熱誠地向毛主席致敬，他滿懷喜悅的說：‘敬神敬了幾十年，現在才算敬對了。’”更有甚者，有不少群眾結婚時，“一定要掛毛主席像”，因而使得毛主席像“被借的應接不暇了，往往一村送像的人還走在路上，又被另一村來的人接走了。”正因如此，所以當這個地方的村幹部把買來的毛主席像剛剛掛上村公所的牆壁，當地“男女老少很快就把村公所擠滿了，有的在默默的敬禮，有的拍手歡呼，有的甚至跪在地上叩起頭來。”經過黨的意識形態宣傳機器的多方策動，民眾的偉力正在不斷開展的造神運動中展示出來，而且這種偉力因為有了黨的一元化政治領導體製的保證而成了一種更加合法的政治性存在。
整風運動期間，隨著毛澤東在意識形態領域權威地位的逐漸確立，中共的領導體製也發生了相應的重要變化，這就是由具有多元化色調的集體領導轉變為一元化領導。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確立了一元化領導體製的基本原則，其中規定各級黨組織和主要負責幹部必須嚴格遵守的最為重要的一條準則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領導體製的調整必然導致中央組織機構的調整。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兩次召開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重新明確了政治局和書記處，以及下屬各機構的權限。在人事方麵，一致推選毛澤東同誌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改組，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誌組成，也以毛澤東同誌為主席。書記處會議由主席召集，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至此，毛澤東終於獲得了在中央最高層執掌最後決定權的絕對權力。由於毛澤東已把黨內思想威信和權力威信統一於一身了，所以一元化領導發展到後來其實正是指絕對服從毛澤東領導。於是，倘若把毛澤東正在致力於完整確立的新的意識形態權威形象與此種領導模式聯係起來，我們可以發現延安社會已經誕生了一種新的社會與政治組織模式。
在我看來，隨著中共一元化領導製度的完整確立，延安社會形成了一種類似儒家傳統社會構成的等級製的秩序結構，我認為它就是以毛澤東的新的意識形態話語為核心並與之發生關係的那一群人物所形成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因此，這種結構模式可以仿照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的說法把它命名為“等級差序格局”。它意味著，凡是與毛澤東親近或忠誠其意識形態觀念的領導者必將得到他的親睞，反之，必將受到他的打擊或疏遠。並且，這種注重上下尊卑的秩序結構模式隨著戰時延安生活供給製的逐步完善而日漸牢固。
延安生活供給製早在1937年就已形成差序化的格局，但隻有到1941年前後才更趨明顯和製度化。在毛澤東默許下，任弼時親自製定了大、中、小灶幹部待遇製度，並且明確規定隻有中央委員或相當於中央委員的軍政負責幹部才能享受吃小灶的待遇。在衣服上，也相應具有土布、平布（青灰色）、斜紋布（黑色）三級服裝供應製度。這就是王實味曾經所言“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具體指涉。於是，中共黨內事實上存在的等級差序，在物資分配製度中得到具體體現。王實味之所以惹得毛澤東大發雷霆，原因之一即在於他在《野百合花》等文章中具體批評了這種維護高級幹部特權的生活等級製，因而亦即是間接質疑了毛澤東正在積極創構的以己為中心的等級差序製度的合理性。其實，對於生活等級製的質疑並不僅僅存在王實味的筆下，當時在人們的口頭閑談、牆報上所載言論中都曾頗為“熱鬧了一個時期”，或者說成為了延安公眾生活中議論最多的一個主題。所以，當時還有領導同誌撰文認為這是“值得討論清楚的一個問題”。令人堪憂的是，中共在延安時期開創的生活等級製亦極有可能在強調“民族化”的意識形態統攝下走向與封建等級觀念合流的境地，並由此誘使知識分子不禁重走“學而優則仕”的老路並進而凸顯傳統的官本位色彩，進一步培植中國知識分子以官為體、以學為用的傳統人格與準官僚心誌。對於這點，當時那位領導同誌卻不曾論述到，或者也不願論述到，甚至不敢料及到。可是，當延安新的等級差序製度在1949年後轉換為一種全國性的製度，那麽，它維護的就不僅僅是幹部階層的特權，而且會在中共進一步營造的官本位社會氛圍中把傳統“王權至上”觀念輕易地與黨內“個人至上”觀念糅和起來。而在毛澤東時代，由於自延安整風運動之後已經在事實上造成了一種個人崇拜的社會風氣，因而這“個人至上”即是指唯毛澤東至上。
在此種狀況下，“五四”時期倡導建立的自由、民主與堅守科學理性的啟蒙觀念早已成了明日黃花，本就極為世俗的延安文人和知識分子在新的政治文化語境的規製下，在經曆了激烈的整風運動之後，除了產生並確立權威崇拜意識之外，即除了向新的意識形態和領袖個人表現積極認同與崇拜並由此希冀在新的社會差序格局中獲取一己地位之外，除了在他們的話語實踐中不斷向新的意識形態話語表示完全認同並與之發生某種全新的順從與共謀關係之外，除了遵循“黨的文學”觀念積極走向鄉村和奔赴戰場並開展日益廣泛的工農兵文藝運動，即除了把毛澤東新的文藝觀奉為創作聖經或圭臬之外，他們——這些紅色的歌者——到底還能做些什麽呢？對此，曆史其實已經在默默地啟示著那些善於思考的後來者。
一
延安，在民族主義思潮怒湧的抗戰時期是一個富有想象魅力的字眼，它不僅在人們心中成了實行堅決抗日的堡壘，也是一個正在試驗性地創構著民主和自由生活的一片樂土。
眾所周知，中共從創建伊始即標舉為建立自由、民主、富強的現代新中國而奮鬥，並且許諾將把受苦受難的中國民眾與世界無產階級一道帶進一個美得不能再美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目標雖然現在看來很是玄乎，但在當時確實給了不少底層民眾以希望並且也曾瘋狂地打動過許多激進青年的心。當中共中央於1937年初移駐延安後，更加有意識地利用抗戰初期難得的曆史機遇加緊了對外宣傳，這種宣傳而且由於采取了跟國民黨統治區相比照的方式進行，因而更是收到了極具誘惑力的效果。延安媒體上隨處可見的富有現實意義的宣傳材料跟延安文人對蘇聯自由圖景的想象性描繪交相輝映，更是對當時處於水深火熱的國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產生了很大吸引力。艾青不無真摯地展開了他那想象的翅膀：“偉大的蘇維埃聯邦：/無產階級艱辛創造的祖國，/新人類和平與幸福的樂園，/陽光撫愛著無邊的疆土，/薰風吹拂著鮮豔的紅旗；//……手持鐮刀的結實的少婦：/斑花的頭巾在麥浪裏含笑，/涅克拉梭夫所曾哀歎的女人，/自由與愛情已擁抱了你們。”另有年輕的詩人似乎在延安真切地感受到十月的風“從茫茫的草原上/送來了俄羅斯的歌聲：/‘魔鬼呀/盡你施展那黑色的威力吧/太陽的俄羅斯/要永恒的放射光芒’”！這在相當程度上是想讚美蘇聯政治製度的優越性：“隻有在社會主義的製度下，人才擺脫了一切束縛，變成了聰明勇敢的真正的人。”其實，把蘇聯描繪為一個自由和幸福國度，在一定意義上正是為了對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的遠景性想象，因為延安在當時共產黨和左翼文人的心中，正是未來新中國的雛形，所以蘇聯美妙的今天其實正是中國美好的明天。正是在此種想象性的話語建構中，延安無疑成了當時傾心於建立新的現代民族國家的青年的Paradise，在這天堂裏，富於浪漫情趣的知識分子似乎可以得到真正自由的愛。可以說，當時許多人義無反顧地奔向延安，雖然也有著生活和經濟方麵的誘惑，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想象中的延安圖景正好吻合了他們的理想，吻合了他們對於自由、民主、幸福生活的憧憬，而這憧憬在何其芳等一類富有詩意激情的文人那裏，其實正應和著他們此前在文學世界中所精心營造的夢中王國，所以他們才會沿著“夢中道路”的牽引，自覺走向氤氳著烏托邦想象魅力的延安。何其芳說：“一個真正的人所應該有的，一個將來的合理的社會……是我們知識份子走向革命的原因，也同時是我們愛好文學的原因。”這表明，何其芳等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和作家本來就是一些理想主義者，他們身上所具有的文學家氣質和革命家氣質擁有共同的心理根源，這一根源就是政治理想主義。他們喜愛文學是因為在文學中看到了“一個比我們的現實世界更廣闊，更美好的世界”，他們傾向於革命乃是由於“科學的革命理論使我們把這個朦膿的夢想的世界看得更明確了一些”，而且可以在革命實踐中構建他們在文學圖景中曾經感受過的那些美好世界圖景。而延安，似乎正提供了這種夢想得以實現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其可能性主要在於中共當時標舉的新民主主義話語不僅表現了一種民族的抵抗，更為表現了一種民族與階級抵抗的結合，並且希望通過這種抵抗去建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現代民族國家。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正應和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尤其是大革命失敗以來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想象；其現實性主要在於中共當時標舉延安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試驗基地或雛形，是一個相對獨立於國統區的政治區域。
於是，在那些類似朝聖者的文人心中，延安不僅成了他們一意寄生的所在，更是成為他們不斷漂泊的靈魂的棲息地，成了他們精神的家園。正如陳學昭所言：“邊區是我們的家”！應該說，這是那一代文人抵達延安後的真實感受，隻要想想，他們中的不少人曾經為了實踐革命的理想，而在國統區和淪陷區飽受了種種摧殘和蹂躪，他們帶著疲倦的甚至有點受傷的身心抵達延安，不就如一個曾經久久困頓在旅途的遊子終於回到了故裏的那種感受嗎！後來，有一位詩人把延安譽為“詩的聖地”，並充滿深情地回憶初到延安的情景：“像夢一樣，我們跨進了一個新世界，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義的。晚上睡不著覺，又是唱歌，又是寫詩。第二天天一亮，就跑到延河邊，去喝一口香甜的延河水，用清爽的延河水洗臉。一位四川來的教師，激動地伏到地上親吻泥土，興奮地喊著：‘啊，自由的土地，我來了！我屬於你了！’”麵對它，人們都不禁想唱出自己發自內心的第一首頌歌。在這頌歌聲中，有一串音符不能不引起大家的長久傾聽，它來自20世紀30年代的“畫夢”詩人何其芳。
何其芳在延安作家中的獨異性在於他是一個早已蜚聲文壇的唯美詩人，可正是他在初到延安的時候就在刹那間愛上了它，他發現曾經在藝術世界中苦苦追求的帶有神話意味的夢的世界在延安成了現實的存在，而這個存在又為人們提供了進一步構築夢化世界的堅實基礎。他說：呼吸著延安的空氣“我隻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經常常想像著一個好的社會，好的地方，而現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種想像裏了。”又說，“在這裏，當我帶著熱情和夢想談說著人類和未來，再也不會有人暗暗地嘲笑”。正因如此，這位以“堂吉訶德”自詡的詩人，才會宣稱自己靠著“美，思索，為了愛的犧牲”這三個思想走完了“我的太長，太寂寞的道路，而在這道路的盡頭就是延安”。說延安是人生道路的“盡頭”，即是講延安為其人生探索的最終歸宿。這樣，自然也就賦予延安“以某種形而上的終極意義”，即他在《一個平常的故事》中把延安比作“聖城”的意思。當朝聖者抵達這樣理想的聖地，他除了虔誠的祈禱和歌頌之外，還能做些什麽呢？於是，我們聽到了何其芳馥鬱芬芳的歌聲。他首先歌唱了延安：稱讚“延安這個名字包括著不斷的進步”，讚歎延安有著他夢寐以求的“自由的空氣。寬大的空氣。快活的空氣。”在這自由、民主的氛圍中，何其芳早先具有的陰暗記憶被一掃而空，因為他在延安找到了足可解脫“人間的不幸”的真理，那種可以讓“悲觀的思想”從“複雜的迷津”中抽身而出或走向曆史終結的“最後的鑰匙”。在這裏，何其芳富有激情地描寫道：“已經有著無數的人在為真理而燃燒著，使它的光輝升得很高，照得很遠。投身在它的光輝裏麵，我們的心裏也就慢慢地充滿了光明。”在這光明中，他盡情“想象未來的男和女的生活/都快樂而且合理”（《我們的曆史在奔跑著》），他也仿佛成了“一堆紅色的火”（《快樂的人們》），全身心沉浸在幸福的彌漫中。於是，他誓言要告別滿是孤獨和寂寞的過去，盡情“談著光明的故事，/快樂的故事”（《夜歌（三）》），要跟小孩一樣盡情享受著“遊戲”的快樂（《夜歌（四）》）。於是，他誓言要把早期作品中不絕如縷的憂鬱調子轉換為歡快的旋律，盡情歌唱著在延安所能見到的一切：
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
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那些屬於未來的事物，
我歌唱那些正在生長的力量。（《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
何其芳的頌歌有著“快活的，響亮的，陽光一樣明朗的調子”，它們飄蕩在延安這個特定的時空，並且以其誠實的品質成為歌唱延安之交響樂中的一串音符，且又回環著應和了何其芳塑造的延安形象：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後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在青年們的嘴裏，耳裏，想像裏，回憶裏，延安像一隻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宏亮的動人的音調。
應該說，在這動人的音調中，延安文人大都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自由和快樂，他們在文藝整風之前確實度過了一段難忘的蜜月時光。這種自由對延安文人而言，首先表現在一係列文化機構、協會或組織團體的成立，其次表現在一係列文藝社團的建立，再次表現在一係列報刊雜誌的創辦上。上述文藝協會、組織、社團和報刊在文藝整風之前的大量成立和創辦，從一個重要方麵反映了延安文化界生機勃勃的人文景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這些文化（文藝）組織在當時即使具有組織化色彩，隸屬於一定的政府機關，但在總體上仍是比較鬆散的，具有較為濃厚的文人氣息，而且，上述不少團體的成立本身就是自由結社的產物，比如戰歌社、新詩歌會、延安詩會等即是。其實，即使就連“西北戰地服務團”這樣的戰地文藝服務團體的建立，也都帶有極強的個人化色彩。此外，像1938年4月10日建立的魯迅藝術學院（後更名“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1941年4月10日建立的部隊藝術學校（簡稱“部藝”）、1941年6月1日成立的星期文藝學園以及1942年5月1日建立的陝甘寧邊區藝術幹部學校等各類藝術院校，也是延安知識分子頗為活躍的場所。正是由於延安在短短的幾年內不僅雲集了左翼文化界的大批優秀人物，而且吸收了像何其芳一類的唯美詩人，並且開展了切實有力的文化活動，因而在此前文化氣息異常沉寂的黃土高原終於產生了藝術的悸動。此時，延安文人在較為自由、寬鬆的政治文化氛圍中產生了較為自由的創作心態。並且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不僅率先發動了“民族形式”的討論，而且掀起了“演大戲”、藝術正規化教學的熱潮，而這一文化熱潮的興起又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延安蓬勃自由的文化氣氛。這樣，不僅使得全國的許多文化人投來了欣羨的目光，而且使得《解放日報》在社論中可以自豪地宣告：
隨著抗戰以來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繼失去，以及國內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漲，大後方的文化陣地已顯得一片荒涼，隻有延安不但在政治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為全國文化的活躍的心髒。
延安的古城上高樹起了嶄新的光芒四射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旗幟，在這個旗幟下萃聚了不少優秀的科學藝術人才，從事著啟蒙的研究和實際建設的工作。建立新民主主義文化已成了全國進步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標，而隻有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邊區，特別是延安，他們才瞧見了他們的心靈自由大膽活動的最有利的場所。
這就是為什麽他們在延安身上看見了生機，一個民族的生機，寄托完全的信賴和希望，這就是為什麽他們到延安來，仿佛回到自己的故鄉，家庭。
二
文藝整風前的延安之所以能成為知識分子“心靈自由，大膽活動的最有利的場所”，這跟當時黨的政治文化狀況有著直接關聯。首先，這為中共中央所製定的吸收知識分子政策所決定。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設想提出以來，中共領導人就已認識到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一方麵，這是抗日的需要，是成功建立並落實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另一方麵，也是大力培養既有文化又能掌握政策的幹部的需要。毛澤東認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幹部”而要大力培養幹部，就必須大力吸收知識分子，尤其是知識青年。正因如此，毛澤東在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才會進一步指出：“要保護革命知識分子，不蹈過去的覆轍。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國民黨和我們力爭青年，軍隊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識分子。要說服工農幹部，吃得下，不怕他們。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也正因如此，他才會於1939年12月為中共中央特別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要求“全黨同誌必須認識，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因而要求一切黨組織和軍隊，都應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到革命的隊伍：“隻要是願意抗日的比較忠實的比較能吃苦耐勞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並按照具體情況將具備了入黨條件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吸收入黨。”
其次，與這“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政策和當時建立文化統一戰線的需要相適應，中共領導人製定了一係列尊重文化和文化人的方針、政策。文藝整風前，由於當時中共中央還存在著權力相對分割的多元局麵，更由於當時張聞天還是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名義上的黨的總書記，主管意識形態，所以毛澤東那時在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力還是有些限度的。在一定意義上，文藝整風前延安文化界所能擁有的較為自由寬鬆的境遇，確乎應歸功於張聞天的有力指導。可以說，他在當時對黨的文化工作的開展進行了精辟論述。首先，他認為“應該重視文化人，糾正黨內一部分同誌輕視、厭惡、猜疑文化人的落後心理”，“應該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質上保障文化人寫作的必要條件，使他們的才力能夠充分的使用，使他們寫作的積極性能夠最大的發揮”。其次，他主張從文化人的特點去看待文化人，反對給予文化人不必要的限製。他說：領導幹部“對於自己所工作的文化部門，應具備一般的知識與素養，最好自己還有一方麵的特長。這樣就容易團結文化人”。又說：“對於文化人的作品，應采取嚴正的、批判的、但又寬大的立場，力戒以政治口號與偏狹的公式去非難作者，尤其不應出以譏笑怒罵的態度。”要“估計到文化人生活習慣上的各種特點，特別對於新來的及非黨的文化人，應更多地采取同情、誘導、幫助的方式去影響他們進步……共產黨人應有足夠的氣量使自己能夠具有不完全同我們一樣生活習慣的文化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對於文化人生活習慣上的過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適當的”。更為重要的是，“黨的領導機關，除一般地給予他們寫作的任務與方向外，力求避免對於他們寫作上人工的限製與幹涉。我們應該在實際上保證他們寫作的充分自由”。而且，所有文化“團體內部不必有很嚴格的組織生活與很多的會議，以保證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與寫作的時間”。這差不多就是讓文化人在思想文化創造和研究的廣闊天地自由馳騁了，而對共產黨來說，頗類乎有些無為而治的意味。再次，這種無為而治也體現在對自由研究的極力倡導上。張聞天早年從事新文學創作的經曆以及延安時期對理論研究的興趣，使他對文化創造的特點和學術研究的特性具有將心比心的體悟和理解，並且敢於把這種理解融進黨的文化政策之中予以張揚。他說，共產黨必須“組織各種文化的、研究的、考察的團體，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辯論的生動、活潑民主的作風”，而文化人必得“大膽地創作、寫作、著述、介紹、翻譯，來打破各種限製，打破各種陳舊的觀點與標準，建立新觀點、新標準，以發展學術，提高學術”。其中對自由思想和主體創造性的強調，倒真有點“五四”時期的氣度了。
上述觀念在毛澤東予以大力改寫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也有確切體現，其中第六條規定，邊區政府應“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其後，《解放日報》接連發表多篇社論，進一步張揚了上述較為開明的文化觀念及黨的文化政策，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對於思想言論之自由發展是非常重視的”，它“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是爭取抗戰勝利和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指南；但同時也不否認，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隻要他們能認真進行自己的研究，本著學術的良心來正視現實的問題，他們就能夠對於真理的發現有所貢獻。中國共產黨不但不輕視，而且非常尊重這些貢獻，承認這些貢獻對於中國民族國家的發展有很大的意義。因此，在邊區，不但要大大的加強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且還要團結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們，進行各種各樣的科學的研究工作，幫助和獎勵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動”。這說明，共產黨在當時對自由研究風氣的提倡，是頗感自豪和自信的，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為普遍真理的確信之上的，而且，尤為令人驚訝的是，它似乎承認其他科學真理與馬克思主義具有平等對話的關係，並不存在用後者去規範前者的必然關係。於是可以說，延安確乎為文學藝術與科學研究的開展提供了一個“可在其中任意馳騁的世界”，也才可能做到如社論所標舉的：“我們並不把科學藝術活動拘限在啟蒙與應用的範圍，我們同樣重視，或者毋寧說更重視在科學藝術身上的建樹，普及和提高兩個工作，在我們總是聯結著的。”即使到了1942年春，《解放日報》仍在社論中強調要尊重文化工作和文化人自身的特點，反對對文化人采取“狹隘的簡單政治尺度的看法”。
當時延安政治文化氛圍中所散發的自由氣息，其實正契合了文人們的自由本性，也契合了文化創造本身所內在的對於自由狀態的召喚。這就可以理解當時艾青的熱切呼喚了：“作家除了自由寫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權。他們用生命去擁護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們的藝術創作的獨立的精神。”正是在這種較為自由的思想空間裏，延安文人真正享受到了為人與為文的快樂，他們的心態也無疑處於一種較為開放而自由的狀態。此時，他們可以安心閱讀西方文學經典，甚至對現代派繪畫也可引為激賞的對象；寫作之餘既可去觀看曹禺《雷雨》、《日出》劇作的演出，也可去欣賞蘇聯劇作家沃爾夫《馬門教授》、《新木馬計》的演出，更可在陽春三月去桃林飲酒遊玩。在此種狀態下，延安文人似乎可以自由地書寫對於新的人與事的觀察和思考，甚至達到自由地抒寫一己衷曲的境地：這就是在1941～1942年春夏的“諷刺畫展”和雜文熱中所曾呈現過的人文景觀。
但是，這種較為自由的人文景觀，在一個已經開始進行整風的政治語境中，它終究在為延安帶來活躍的思想文化氣息的同時，也一並帶來了種種困惑和騷動。比如，《解放日報》發表過一篇題為《鏡子——記諷刺畫展》的特寫，富有現場感地敘述了這次畫展在不同的人群所引起的波動，其中記載了一位農民幹部的聲音，他提起畫展就大為光火：“扯蛋！簡直是誇大的諷刺！”又說，“亂彈琴，不過和我們開開心罷了，再說，政治影響……”這種夾雜其間的批評雖然在當時似乎是被當作反麵例子加以敘述，但肯定曾經引起過毛澤東的深深不安，所以他才會鄭重其事地把參加畫展的三位作者——張諤、華君武、蔡若虹——請到棗園麵談，教導他們對人民缺點要多鼓勵而少諷刺，要注意到整個邊區幹部和群眾的關係都是好的這一總體政治狀貌。對這次畫展，毛澤東雖然不及日後看到王實味《野百合花》時那樣大發雷霆，但它和雜文熱中一同表現出來的那種對於延安陰暗麵的批判與諷刺肯定糾結一起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安，並且這種不安肯定引發了他對當時某些文化政策和文藝觀念的深深不滿：這些觀念曾經潛在地與毛澤東正在創構的意識形態發生著激烈碰撞，並且無可回避地製約著他的意識形態觀念的進一步提升和革命性作用的充分發揮。所以，他才會頗有感觸而堅定地說：我本來不管文藝的，現在文藝界的問題碰到鼻子上來了，不能不管一下！
延安文藝整風乃是20世紀四十年代最為著名且影響深遠的曆史事件之一。經過文藝整風，延安文人的內心世界無疑經曆了相當激烈的變化，其世界觀、人生觀和文藝觀等均發生了巨大變遷，日漸趨於同一。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一方麵根據黨的政策和意識形態話語的指引，那樣似乎自覺地做著真誠且無盡的反省和檢討，並且時時如詩人何其芳一樣把自己貶低到非人的境地，但與此同時，在他們的內心世界和話語實踐中也在努力找尋著自己可以依托的對象，想借此進一步表白他們完全認同於新的意識形態的堅定信心。而延安文人，也正是在此種話語實踐和政治文化氛圍中最終完成了他們對新的意識形態及其創構者的皈依。那麽此時，他們可以依托和仰望的對象主要是些什麽呢？這些在其意識形態化心態形成的過程中起了哪些作用呢？
一、英雄崇拜及其話語指向
由於毛澤東創構的新的意識形態在當時的曆史語境中已經發生了決定性影響，因此，工農兵不僅在延安文人日後的話語實踐中逐漸占了主導地位，成為其奮力書寫或塑造的對象，而且，在延安的社會政治生活中，他們亦開始占了主導地位，仿佛真的成了名副其實的社會主角。於是，中國曆史學家迫不及待地宣布：一個令人歡欣鼓舞的工農兵時代開始了！此後，工農兵似乎真的成了自己命運的主人，似乎真的成了能夠引領一代思潮的風流人物。這種現象在當時首先集中表現在對於工農兵英雄人物的推崇和塑造上。
在談論工農兵英雄的時候，我想首先就“英雄”這一稱謂做點說明。所謂英雄，按照美國曆史學家胡克的說法，是指具有事變創造性並且能夠重新決定曆史進程的那些人，而這，正是英國著名曆史學家卡萊爾在《英雄與英雄崇拜》一書中稱為“偉人”的那些人物。卡萊爾認為，整個世界的曆史在精神屬性上其實正是偉人的曆史，因而，英雄崇拜是古代思想體係得以成長的最偉大之根，而世人對英雄的崇拜之情是人類心田中一種最高貴的感情。顯然，這些曆史學家所言的“英雄”是從英雄史觀出發來加以理解和界定的英雄，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毛澤東在他創構的意識形態中明確予以反對的英雄觀。按照毛澤東對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和發展，他指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又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於是，符合毛澤東新的意識形態話語規定的“英雄”隻能是由這種人民史觀出發所理解和界定的英雄，人們把它命名為群眾英雄、工農兵英雄或人民英雄。正是在對上述兩種不同英雄史觀的理解上，延安政治文化界嚴格區分了兩種英雄主義和英雄人物。兩種英雄主義被表述為新/舊英雄主義，當時有人認為它們的區別“本質地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對立”。因此，新/舊英雄主義其實代表了兩種意識形態話語：前者堅持以群眾的利益為旨歸，認為“隻有群眾才是曆史的真正創造者”，認為“比起群眾的整個機器來，偉大的個人至多也隻是一隻偉大的螺絲釘”；後者卻堅持“一切以個人為出發點，為了個人的利益、榮譽和地位有時甚至不惜以千千萬萬的群眾為犧牲品”。歸根結底，在當時的延安知識界看來，舊的英雄主義即個人主義英雄主義“是看不起群眾的”，是與新英雄主義即集體主義英雄主義或革命英雄主義水火不容的，換言之，個人主義英雄人物和工農兵英雄人物或革命英雄人物“根本是兩個階級或兩個種族”。所以從本質上說，上述符合新的意識形態要求的英雄觀仍然是階級論觀念的產物。文藝整風前，蕭軍曾在延安充滿自信地宣告：“我是個新英雄主義者。它的原則是：——為人類、強健自己、競取第一。”後來在文藝座談會自由討論期間，又坦率地說：“我非常欣賞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我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這種新英雄主義其實正是後來被延安政治文化界予以嚴厲批判的舊英雄主義，即個人主義英雄主義。
隨著延安大生產運動的日漸展開，有著濃厚工農兵英雄主義氣質的生產勞動英雄首先被廣泛塑造出來，並且向勞動英雄開展了蓬蓬勃勃的學習運動。這一學習運動的高潮是1943年11月陝甘寧邊區召開的勞動英雄大會。從邊區各地走來的勞動英雄匯集到延安，一時沉浸在令人自豪的喜悅氣氛中。因為正如《解放日報》的一篇社論所指出：“從來隻有戰爭中或政治舞台上的英雄，而現在勞動者也可以成為英雄了”。毛澤東在其所作講演中稱讚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是“人民的領袖”，是富有無窮智慧的“諸葛亮”。x這表明毛澤東對大生產運動及勞動英雄所起作用的高度重視。《解放日報》作為黨的機關報，它在改版之後尤其加強了對於大生產運動及在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勞動英雄和先進生產事跡的報道與宣傳，在對英雄人物的推崇和塑造中起到了現代媒體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所可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其中尤以對勞動英雄吳滿有的推崇和塑造達到了這場話語實踐運動的極致。
吳滿有之所以引起延安政治文化界的高度關注，不僅在於他是一個開荒種地的能手，而且在於他那發家致富的身世曆程非常符合黨的政策和意識形態需要。吳滿有本是一個從外地逃難到延安吳家棗園的農民，“他到延安來的時候，賣過女兒，幫人家受苦，啃樹皮，吃糠粃。到了今日，他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並且成為人人所敬愛的勞動英雄。”他的這種巨大變化，除了個人的辛勤耕作之外，主要來源於“政府的幫助，革命的好處”。《解放日報》在另外一篇社論中更是明確指出：“是徹底的民主政治，是合理的經濟政策，培植出了吳滿有這樣的農民，具有明確自覺、熱愛邊區、關心抗戰的新的農民——生產戰線上的英雄、邊區的模範公民。”因此，對吳滿有發家事跡的宣傳，其實正是在宣傳黨的政策的英明和深入民心。吳滿有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當他出席任何一個公眾場合，當他麵對任何一位來采訪他的文化人，他都會像口頭禪一樣地念叨著：“同誌！我是從革命裏爬起來的，我忘不了革命的好處！”而其最為主要的回報就是多開荒地，多種糧食，帶頭並鼓動鄉民多交公糧，以此幫助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度過最為艱苦的戰爭歲月。顯然，這被人譽為“忘不了革命好處的人”，正是新的意識形態話語正在全力予以塑造的農民典型。所以當時中央與邊區政府才會借《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號召“邊區農民向吳滿有看齊”，才會開展“吳滿有運動”，才會承認“吳滿有不但是種莊稼的模範，並且還是一個模範的公民”，才會明確指出“他的方向，就是今年邊區全體農民的方向”。時人也才會認為他是“英雄中的英雄”。顯然，宣傳吳滿有，學習吳滿有，“把吳滿有稱為勞動英雄”，並非無緣無故，而是有著顯明的政治目的，正如當時《解放日報》編輯部在一封複信中所言，它“是包含著經濟的和政治的兩方麵意義的”。饒有趣味的是，這次宣傳吳滿有的話語實踐不僅因為有著政府和媒體的支持而顯得理直氣壯，而且因為有了延安作家的參與而顯得有聲有色。
關於吳滿有，柯藍寫有《吳滿有的故事》，是一篇帶有通訊意味的文章，發表在《解放日報》1942年8月13日第4版，並配有木刻家古元刻畫的吳滿有像。一年後，孔厥寫了長長的《吳滿有故事》，共分上、中、下三大部分，其中上部分是寫革命以前吳滿有遭受的種種不堪忍受的痛苦，《解放日報》1943年9月14日至17日在第4版以重要篇幅予以連載，在當時因其具有較強的可讀性、傳奇性而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如果說柯藍、孔厥還是剛剛嶄露頭腳的延安作家的話，那麽知名詩人艾青的加盟更是把延安文人對吳滿有的推崇引向了一個曆史的高峰。1943年2月17日和3月9日，艾青在《解放日報》上分別發表了歌頌勞動英雄的兩首詩：一首題為《歡迎三位勞動英雄》，另首直截了當稱作《吳滿有》。所謂三位勞動英雄是指農民英雄吳滿有，工人英雄趙占魁，種菜英雄黃立德，因而兩首詩中，吳滿有是貫穿始終的人物。艾青在詩中顯然是從仰視角度來看待這些群眾英雄的。故而，一麵是對英雄的歌頌，一麵是對自己的貶責，而這，正是延安文人自責自虐的一種表現。艾青在詩中寫道：
我們這些“文化人”真不抵事，/關於生產一直搞不好。/去年我也鋤了一塊土，/種了波斯菊和掃巴草，/種了瓜、豆、西紅柿和包穀，/放了糞又潑了尿；/化的力氣真不少，/說起成績卻可笑——/南瓜結得像碗那末大，/包穀像指頭那末小；/高粱長得像小米，/十幾顆子子，還沒有一人高。/這些東西真不愛長，/我一看見了就心焦：/太陽大了怕曬死，/刮風了怕吹倒。/到了秋末收齊了，/賣錢不值錢，/煮熟了吃不飽——/假如人人都像我，/那還得了？
這是《歡迎三位勞動英雄》一詩中的第三節。詩人以講故事的形式，采用調侃、嘲弄的語氣，在勞動英雄麵前，盡情地訴說“我們這些‘文化人’真不抵事”的尷尬與無能。這在一個方麵具體而形象地證明了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最無知識亦最無用處的論斷。在此種狀況下，知識分子和延安文人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在於走向工農兵，就在於甘當群眾的學生，就在於從這禮讚和推崇勞動英雄的話語實踐中找到自己賴以生存的依據，並獲得些許贖罪之後才會擁有的快樂。問題是：延安文人對勞動英雄的禮讚和推崇是否帶有終極崇拜的意味？在歌頌勞動英雄的話語實踐中是否有著更為深遠的話語指向？當我帶著這些問題又去閱讀艾青長詩《吳滿有》時，我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震驚，我似乎在震驚中居然發現了意識形態權威得以確立的奧秘之一，這就是：英雄話語並非具有終極意義的話語，對英雄的推崇也並非具有終極崇拜的意味，在對英雄人物的塑造中，一切都還隻是指向更高意識形態權威崇拜的中介或橋梁。《吳滿有》是首長詩，但其主旨則很簡潔，這就是告訴翻身的老百姓翻身莫忘共產黨，正如喝水莫忘掘井人。而自延安整風開始，文化人和老百姓逐漸感覺到“共產黨”已經成了一個抽象的能指，而其具體的化身和最終指向不是別人，正是黨的領袖毛澤東。所以《吳滿有》最為讓人震驚的就在於借勞動英雄之口坦率地揭示了這個流貫整風運動的總的主旨：“問你吳滿有：/‘誰帶給你好日子？’/你說：‘毛主席！’/你說沒有他/你就活不成；/你說他到那裏/你就跟他到那裏。”於是，對於勞動英雄的歌頌和推崇在終極意義上就自然轉換為對於毛澤東的歌頌和崇拜。或許由此，延安文人和知識分子在以後的漫漫旅途中注定會走向個人崇拜的境地，注定會生存在一代偉人的陰影下，注定會跟老百姓一起永遠懷著報恩的心態，拽著一代偉人的衣角踽踽前行。
二、崇拜運動與權威崇拜意識的產生
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了曆史頂峰，而其源頭其實正可追溯到延安時期，尤其是整風開展以後的延安時期。1942年底，隨著整風運動深入而廣泛的開展，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已經牢牢地掌握了對黨的控製權，不僅是在黨的政治、軍事領域，而且是在文化思想領域。其實，整風運動從根本上說是一場為確立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權威而發動的思想改造運動。因此，當毛澤東在思想領域的地位得到全麵確立，就有可能在民族傳統和各種現實條件的促動下進而演變為一場較為強烈而真實的崇拜運動。
我說的各種現實條件是比較複雜的一個集合體，比如，1943年蔣介石為了全麵鞏固和確立其領袖地位而出版了為共產黨極力反對的《中國之命運》，這樣，共產黨在國共兩黨日益走向對抗的形式下就自然會在其內部尋找可以與蔣介石相抗衡的領袖；而這種可能性在同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宣告解散後就無疑具備了更趨轉化為現實的條件。共產國際解散後，一方麵，國民黨對共產黨領導的邊區政府及其意識形態獨立存在的合法性進行了公開質疑，另一方麵，延安政治生活領域也有可能形成某種真空和混亂狀態。在此種狀況下，隨著整風邏輯的指引，人們自會把目光不約而同地轉向那高舉馬列主義中國化旗幟的領袖人物毛澤東。這種思想路徑在當時周恩來、王稼祥等中央領導發表的言論中都有充分表現。但有了此種現實因素的促動，是否就能把對毛澤東的推崇轉化為一種神話式的崇拜或使毛澤東在人們心中轉化為一個人格化的神呢？我看那也並不一定，因為這還得依賴於所處民族的政治文化傳統，依賴於一定曆史哲學的指引。中國儒家文化有一個聖人傳統，毛澤東青年時期即對此有過強烈興趣，並在無意中表現過某種企盼，我在第三章將對此有所論及，此不贅述。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皇帝便享有“聖王”的美譽，政治權威和意識形態權威集於一身，王權至上觀念漸次深入民間，民間對“聖君”的期待也已成為一種影響深遠的傳統，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潛滋暗長在每一個中華子民的靈魂深處。20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文化在民間呈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特征，其實就是老百姓對於一個擁有至高權力而又無所不知的聖君式領袖人物的期待和順從。xx顯而易見，“五四”式的啟蒙主義批判並沒有從根底處撼動此種深入民間的無意識心理結構，而且對於生活在黃土高原上的陝北民眾來說，其情形更是如此。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由於“五四”啟蒙主義觀念在整風期間受到激烈清算，曾經遭到“五四”先驅者予以批判的一些傳統觀念在民族化思潮的促動下，又在延安政治文化中悄然複活了。其中最能煽動並迎合延安民眾無意識心理結構的，無疑是對傳統孝道和忠君觀念的轉換式承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教育一貫強調：要忠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要忠於共產黨。對延安文人來說，忠誠既是一種人格要求，更是一種政治要求。而到了整風時期，人們對“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忠誠已經逐漸具象化到毛澤東身上了，故而自然會強調全體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眾要忠於偉大領袖毛澤東，並逐漸產生和培植唯毛至上的心理。於是，在民族傳統文化和嚴峻的國際國內以及黨內鬥爭形勢的錯綜複雜的促動下，在1943—1945年間，一場轟轟烈烈的崇拜毛澤東的運動就真的開始了，並且使之一度成為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據地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題。
從當時延安媒體《解放日報》所反映的情況來看，人們對於毛澤東的崇拜確乎愈來愈具有狂熱的性質。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互相關聯的層麵：第一，隨著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人們不僅提出了“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思想”等一類意識形態概念，而且最終在中共七大上以黨章形式把“毛澤東思想”規定為黨的具有最高意識形態功能的思想理論基礎和一切工作的指針。至此，黨內對毛澤東思想的推崇已經初步達到了一種非常強烈的狀態。第二，同對“毛澤東思想”的推崇相應和，延安政治文化界與邊區群眾一道掀起了歌頌與崇拜毛澤東個人的熱潮。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央領導、軍隊幹部以及吳玉章、徐特立等革命元老都在不同場合、用不同形式對毛澤東表示了高度讚美和推崇。可以說，他們在延安時期共同引導民眾把對毛澤東的歌頌推向一個高潮，而最終走向個人崇拜的境地。譬如，劉少奇指出，漫長的革命戰爭“終於使我們的黨，使我國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他是“在各種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久經考驗的、完全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周恩來在延安中央辦公廳為歡迎他從重慶返回的招待會上，當著毛澤東的麵歌頌道：“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曆史證明：毛澤東同誌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曆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誌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誌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並向全黨表明他忠誠於毛的決心：“同誌們！我現在回來了，我要為這個方針（指團結抗日的方針——引者）在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下，繼續努力，奮鬥到底！”這樣的話語在當時的延安媒體上真是太多了。
不論是在革命實踐還是在理論建構中，毛澤東都對一般革命群眾表示了從未有過的熱心，他希冀看到並常采用的革命手段就是進行民眾大聯合，就是想方設法把群眾組織起來，因而，“組織起來”是其最為富有成效的一個提法。在延安歌頌毛澤東的熱潮中，勞動英雄和一般革命群眾的積極參與更是為當時的延安營造了一種唯毛至尊的社會氛圍，而這，也正是毛澤東所最願意看到的壯麗景觀之一。《解放日報》作為黨的重要媒體，編者在反映和組織編寫這方麵的活動時投入了巨大篇幅和精力，可謂費盡了心思，因此，隻要翻開1942年底以後的這份報紙，當時延安社會尤其是底層民眾對於毛澤東的禮讚活動與場景就會紛至遝來，令人大有應接不暇之感。其間引人注目的場景有兩個：一是邊區勞動英雄對毛澤東的歌頌，二是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及其前後，延安民眾對他的思念和歌頌。1945年，國共兩黨在重慶進行了最高級別的談判。10月間，毛澤東談判歸來，《解放日報》即組織刊發了一組諸如《毛主席回來後解放區人民紛紛慰問》（1945年10月21日第2版）一類的消息、通訊，並且以《毛主席回來了》為總題發表了一組來自一般大眾作者的詩歌，以此表達對毛澤東的崇拜之情。編者在按語中寫道：“自從八月廿八日毛主席赴重慶以後，邊區的人民，天天懷念著他們的領袖，同時以非常迫切的心情，關懷著國內的和平、民主和團結。現在毛主席回來了，談判已獲重要成果。邊區人民歡欣異常，有將近二十位同誌寫詩給我們，表示他們歡樂的心情及對於毛主席的愛戴……”有人在詩中寫道：“毛主席，/我們要告訴你，/你走在那裏，/人民的心跟在那裏。/我們對於你的熱愛，/也正是像你/對於我們的熱愛一樣。”更有人展開了想象的翅膀：“重慶工人學生民眾，/見了您，/好比見到了強烈的太陽光。”因為“千萬人的心懷著同一個信念——/‘毛主席就是和平，/他手指的方向是光明。’”由此，他們歡呼“我們偉大的毛主席！/我們敬愛的毛主席！”時時刻刻“印在千萬人的心中”。
比起這些對毛澤東的謳歌來，邊區勞動英雄的歌頌更是具有持續性和號召力。勞動英雄往往把自己所經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歸結為是共產黨及其主要領袖毛澤東領導的結果，因此，他們把流傳民間的樸素的報恩意識日漸投射到這兩類對象尤其是毛澤東身上。他們對毛澤東的歌頌主要采取獻詞和獻旗的方式。所謂獻詞是指對毛唱出最為動人的讚頌之歌，體現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產黨的主題，並借此表達對毛的無比忠心；所謂獻旗是指向毛獻錦旗，它往往伴隨有盛大的群眾場麵，並在獻旗之後一般有英雄代表或民眾代表當麵向毛朗讀獻詞，然後是毛本人宣講答詞。我想首先主要論述一下獻詞活動在“崇毛運動”中的開展與作用。
《解放日報》曾多次登載過勞動英雄和延安各界民眾對毛的獻詞。1943年11月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召開期間將勞動英雄對毛的獻詞活動推向了一個高潮。延屬分區勞動英雄吳滿有、趙占魁等人所呈獻詞摘錄如下：
敬愛的毛主席：
我們都是工人和農民，從我們的祖先到我們的手裏，不知多少年多少輩，在舊社會裏被壓得透不過氣！自從有了你和共產黨，我們才感覺到我們要——而且也能舒出一口長氣了……
……
我們好幾輩子了，從沒有人能給我們指出一條路：這條路，就是要窮人翻身，要耕地的，喂豬的，紡花的當英雄，勞動的果實歸自己享受，你帶著我們走上光明幸福的道路，這是我們子孫後代的幸福道路！
……我們親身體驗到你是中國人民的救星！以後我們更要用一切力量來動員組織生產，發動革命競賽，保證任務的完成……
毛主席，你像一盞明燈發出亮來，在前麵給我們指點著路，我們就永遠跟你走。我們是夠幸福了！我們的後代還要更幸福，革命一定要大大的勝利，我們禁不住高喊：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這則獻詞無論從寫法、用詞還是主旨的確立上都是較為典型的，其間呈現出來的的新/舊二元對立的敘事法在以後的延安文藝創作中得到了進一步運用和發展。但在此更為值得注意的，恐怕還是這則獻詞在其產生過程中所反映的一些問題。這則獻詞顯然不是吳滿有等人自己寫的，而是政府有關文職人員代筆寫的。在寫獻詞之前，組織開展了一個勞動英雄座談會，政府有關幹部引導大家就如何向毛澤東獻詞發言。當時有人報道：座談會開始了，與會的領導同誌“說明今天是來問候英雄們的，同時又是來幫英雄們代筆寫信的。明天就向毛主席獻旗，大家要說些什麽呢？”這表明，在產生獻詞和促進群眾走向領袖崇拜的過程中，當地黨委和政府一直起著組織和導引的作用，它們總是把如何有效地貫徹與迎合意識形態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於是，在上述兩則獻詞中，人們可以看到出現了諸如稱頌毛澤東為“中國人民的救星”、“你像一盞明燈”這樣的用語，並且把勞動者翻身的根由最終指向了毛澤東個人的偉大作用。而這，無論從用詞還是意識形態話語的指向上，正是完全接受了陝甘寧邊區最高領導者高崗某些觀點的結果。高崗在英雄大會上富有煽動力地問道：“中國共產黨是什麽人領導？”他隨即自我回答說：“是毛主席領導的。因此我們就要牢牢記著：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救星，是工農的燈塔，是勞苦大眾的旗幟”。這說明，在1943—1945年的歌頌毛澤東運動或“崇毛運動”中，民間雖還存在不少自發歌頌的因素，但它們在總體上已被納入到了意識形態化的軌道上來，具有上下結合進行的表演性質。而這，由於“獻旗”活動的開展顯得更為具有突出的儀式化色彩。
對於獻旗活動的開展，毛澤東采取了極為肯定的態度。他在一次延安市民向他獻旗之後所作的答詞中說：“今天本市人民秧歌隊、市政府、市商會、市群眾團體，來這楊家嶺——中共中央所在地獻旗，這個意思很好，我代表中共中央表示歡迎。剛才諸位送來旗子，又講了許多好話，這個意思很好，我們共產黨人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把工作做得比過去更好些，來回答你們。”毛澤東在此對獻旗活動說了兩次“意思很好”的話，可見他對中共管轄區域正在廣泛開展的“崇毛運動”持的是積極肯定的態度，因此可以說，毛澤東對民眾中廣泛開展的“崇毛運動”的意識形態作用並非自1950年代後才明確意識到，而是自延安時期就已充分意識到並對之采取了認同、指導與利用的政治實用主義態度。正是由於毛澤東本人采取了這種實用主義的功利態度，所以個人崇拜運動才會如怒燒的野火迅速漫延在廣闊而貧瘠的土地上，並且終於在20世紀四十年代的根據地和後來的解放區迅速演變為一場近似於敬神的運動。《解放日報》發表的一則通訊證實了這一點。1945年後，中共管轄區域內的民眾出現了“禮敬毛主席像”的熱潮。這則通訊寫道，有一個農民在共產黨實行減租減息政策之後翻了身，從此，“他家牆壁上掛起了一幅毛主席像，上邊的大橫題上寫著：‘毛主席萬歲’。每逢吉日佳節”，這個農民“就熱誠地向毛主席致敬，他滿懷喜悅的說：‘敬神敬了幾十年，現在才算敬對了。’”更有甚者，有不少群眾結婚時，“一定要掛毛主席像”，因而使得毛主席像“被借的應接不暇了，往往一村送像的人還走在路上，又被另一村來的人接走了。”正因如此，所以當這個地方的村幹部把買來的毛主席像剛剛掛上村公所的牆壁，當地“男女老少很快就把村公所擠滿了，有的在默默的敬禮，有的拍手歡呼，有的甚至跪在地上叩起頭來。”經過黨的意識形態宣傳機器的多方策動，民眾的偉力正在不斷開展的造神運動中展示出來，而且這種偉力因為有了黨的一元化政治領導體製的保證而成了一種更加合法的政治性存在。
整風運動期間，隨著毛澤東在意識形態領域權威地位的逐漸確立，中共的領導體製也發生了相應的重要變化，這就是由具有多元化色調的集體領導轉變為一元化領導。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確立了一元化領導體製的基本原則，其中規定各級黨組織和主要負責幹部必須嚴格遵守的最為重要的一條準則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領導體製的調整必然導致中央組織機構的調整。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兩次召開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重新明確了政治局和書記處，以及下屬各機構的權限。在人事方麵，一致推選毛澤東同誌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改組，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誌組成，也以毛澤東同誌為主席。書記處會議由主席召集，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至此，毛澤東終於獲得了在中央最高層執掌最後決定權的絕對權力。由於毛澤東已把黨內思想威信和權力威信統一於一身了，所以一元化領導發展到後來其實正是指絕對服從毛澤東領導。於是，倘若把毛澤東正在致力於完整確立的新的意識形態權威形象與此種領導模式聯係起來，我們可以發現延安社會已經誕生了一種新的社會與政治組織模式。
在我看來，隨著中共一元化領導製度的完整確立，延安社會形成了一種類似儒家傳統社會構成的等級製的秩序結構，我認為它就是以毛澤東的新的意識形態話語為核心並與之發生關係的那一群人物所形成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因此，這種結構模式可以仿照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的說法把它命名為“等級差序格局”。它意味著，凡是與毛澤東親近或忠誠其意識形態觀念的領導者必將得到他的親睞，反之，必將受到他的打擊或疏遠。並且，這種注重上下尊卑的秩序結構模式隨著戰時延安生活供給製的逐步完善而日漸牢固。
延安生活供給製早在1937年就已形成差序化的格局，但隻有到1941年前後才更趨明顯和製度化。在毛澤東默許下，任弼時親自製定了大、中、小灶幹部待遇製度，並且明確規定隻有中央委員或相當於中央委員的軍政負責幹部才能享受吃小灶的待遇。在衣服上，也相應具有土布、平布（青灰色）、斜紋布（黑色）三級服裝供應製度。這就是王實味曾經所言“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具體指涉。於是，中共黨內事實上存在的等級差序，在物資分配製度中得到具體體現。王實味之所以惹得毛澤東大發雷霆，原因之一即在於他在《野百合花》等文章中具體批評了這種維護高級幹部特權的生活等級製，因而亦即是間接質疑了毛澤東正在積極創構的以己為中心的等級差序製度的合理性。其實，對於生活等級製的質疑並不僅僅存在王實味的筆下，當時在人們的口頭閑談、牆報上所載言論中都曾頗為“熱鬧了一個時期”，或者說成為了延安公眾生活中議論最多的一個主題。所以，當時還有領導同誌撰文認為這是“值得討論清楚的一個問題”。令人堪憂的是，中共在延安時期開創的生活等級製亦極有可能在強調“民族化”的意識形態統攝下走向與封建等級觀念合流的境地，並由此誘使知識分子不禁重走“學而優則仕”的老路並進而凸顯傳統的官本位色彩，進一步培植中國知識分子以官為體、以學為用的傳統人格與準官僚心誌。對於這點，當時那位領導同誌卻不曾論述到，或者也不願論述到，甚至不敢料及到。可是，當延安新的等級差序製度在1949年後轉換為一種全國性的製度，那麽，它維護的就不僅僅是幹部階層的特權，而且會在中共進一步營造的官本位社會氛圍中把傳統“王權至上”觀念輕易地與黨內“個人至上”觀念糅和起來。而在毛澤東時代，由於自延安整風運動之後已經在事實上造成了一種個人崇拜的社會風氣，因而這“個人至上”即是指唯毛澤東至上。
在此種狀況下，“五四”時期倡導建立的自由、民主與堅守科學理性的啟蒙觀念早已成了明日黃花，本就極為世俗的延安文人和知識分子在新的政治文化語境的規製下，在經曆了激烈的整風運動之後，除了產生並確立權威崇拜意識之外，即除了向新的意識形態和領袖個人表現積極認同與崇拜並由此希冀在新的社會差序格局中獲取一己地位之外，除了在他們的話語實踐中不斷向新的意識形態話語表示完全認同並與之發生某種全新的順從與共謀關係之外，除了遵循“黨的文學”觀念積極走向鄉村和奔赴戰場並開展日益廣泛的工農兵文藝運動，即除了把毛澤東新的文藝觀奉為創作聖經或圭臬之外，他們——這些紅色的歌者——到底還能做些什麽呢？對此，曆史其實已經在默默地啟示著那些善於思考的後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