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抗戰時期之區域文學論
朱丕智長期以來，學界對中國抗戰時期的文學研究，通常都是把眼光鎖定在國統區和延安根據地。新時期之後，人們的研究視野得到拓展，逐漸開始關注孤島文學、香港和大陸淪陷區的文學，亦零星涉及到日據區的台灣文學，算是把中國版圖內的文學都納入到抗戰文學的研究框架之內，使人們對該時期的中國文學有了一個較為全麵的了解和認識。應該看到的是，這種研究的立足點，乃是擺在中國戰時文學的全體性層麵上的，意在補足其文學版圖上的缺失，同時，其關注點也是放在具有抗戰積極意義的文學一麵。此類研究有有突破、有價值，值得肯定，當然，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也不少。在這裏，我們不想對此多加評說，而是想在此基礎上提出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抗戰時期的區域文學論，藉以應對中國戰時文學所表現出來的區域文學的特殊性、複雜性。或許，這種立足於區域性的文學探究，更有利於我們經此上升到整體層麵上去把握中國抗戰時期的文學特點、特質和曆史麵目。
一
欲論抗戰時期之區域文學，首先就得弄清區域文學本身的理論內涵，為這一文學研究提供方法論的堅實基礎。
國內學界提出並進行區域文學的研究，當在上世紀末期，不少打著地區性名稱的文學史著述和相關論文陸續問世。誠然，以行政轄區去框定某地域的文學研究對象，並無不可，但值得探究的是，這種純粹以地理的外在標誌來進行的研討，能否真正稱之為區域文學研究？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
事實上，此前進行的所謂區域文學研究，依然是在一般文學研究的老套路上運行的，雖偶有觸及區域文學特點的探討，亦不具備獨立性，且被淹沒在大量非區域性的文學論述之中。說到底，某某文學之稱謂，隻不過是一種空間範圍的劃定。由此所顯現的，乃是對區域文學的認識和理解，尚處於一種模糊不清的狀態之中。筆者曾參加過幾次有關區域文學的討論，論者們經常為怎樣去劃定研究對象發生爭執：是以作家的出身地抑或居住活動區域來確認，還是以作家創作的內容來確認；再落實到具體對象就更為困擾了，比如重慶文學，不太出名的似乎還可打馬虎眼，但像重慶藉（姑不論曆史的轄區之別）的吳芳吉、何其芳和抗戰時期曾居於重慶的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一大批全國知名文學大家又當怎樣處置？真讓論者們左右為難。
顯然，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單純以地理之行政區劃來確定區域文學界限是行不通的，僅作家的流動性就使其不能邏輯一致的首尾貫通。同時，這種方式也牽涉到許多文學意義上難以解決的區域性與全國性和一般性的關係問題。在這裏，我們無意否定打著地區性名稱來進行的文學研究，它們仍然具有自身的學術意義和價值。但從學術研究的意義上說，我們更為看重的是地理境域名稱下區域文學獨特內涵的探究。易言之，某某文學區別於其他區域文學的特有形態及標誌性的東西。不然，區域文學的提出，就會失去其理論的學術的必要和意義，也無益於文學認識的拓展和深入，徒留下一個地理名稱的外殼罷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應當看到，在不同的社會曆史進程和地理條件下，具有獨特內涵的區域文學的形成及其區域性是處在不斷的生成變化之中的。總體上說，越往古代回溯，由於人類生產能力的低下，自然地理條件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窮山惡水的阻隔，交通的不便等，嚴重限製著人們的一切社會文化交往、交流，愈易形成相對封閉的分離的社會生活群落。由茲而產生的地方文學，自然具有更為濃鬱的區域性特色。古代地區和民族之文學、藝術、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早已為曆史所證實，其區域性的研究內容亦相應豐富得多。再從正向來看，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和進步，地理條件對區域性文學的影響因素日漸弱小，而社會綜合性因素的影響卻與日俱增。一方麵，社會發展程度的不平衡依然會造成個別突出的區域性文學，另方麵，日益發達的交通、通訊促進了不同地區人們的文化交往、思想交流和人口流動，人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也發生著越來越密切的聯係，文學的區域性成份便越來越稀薄。而後一點，可以說是區域性文學演化的一種主導趨勢和不可逆轉的曆史命運。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產生和大工業時代（更不消說今天的信息時代）的到來，更給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變化。難怪馬克思早在百多年前就斷言：“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不可否認，馬克思在這裏更多地是從“世界市場”的視角看到了世界文學形成的景像，但從中也可見出，在現代便捷的交通、通訊、傳媒條件下，作為精神生活消費品的文學具有了更多的社會生活和文化藝術生活的共通性。當然，從國別（民族）性的文學來說，無論人類社會怎樣發展，共同性的東西如何增多，但由於其各自不同的曆史文化藝術傳統和現實的國家體製差異及當下社會生活形態的差別，文學仍會頑強地表現出各自國家（民族）的一些文學特質和特色。然在一國之內的區域文學，麵臨的卻是共同的社會曆史文化藝術背景和相似的社會生活狀態，尤其是在現代條件下，其趨同性日益顯著。盡管我們不敢說各地文學之間毫無差別，但若要以區域名稱來標識文學，則應當追尋出其獨特的文學內涵不可。否則，單純的區域文學名稱，便隻具有地理性劃分的意義。
由上可見，在文學發展的曆史進程中，區域文學的地理因素在曆史前進的腳步聲中悄然隱退，社會曆史因素特別是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在區域文學生成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主導著區域文學的興起和演化，隻是越靠近當下社會，區域文學的色彩愈益稀薄。因此，對現代以來的文學曆史時段而言，具有獨特內質的區域文學能否成立，究竟因何社會原因而產生等問題，均需審慎研討，並作出令人信服的具體分析。
二
從現代文學產生以來，盡管社會動蕩不安，各地文學的發展也有先進與落後之別，但其區域性的文學色彩卻不是那樣突出和鮮明。領風氣之先的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學表現，更多地是在全國性和一般性的意義上影響和引領著中國文學的發展、變化，而不宜視為地區性文學的表現。在全國抗戰爆發之前，真正明顯具有區域文學色彩的，恐怕當數紅色武裝下的江西蘇區的紅色文學了，而其他地區的文學，則很難冠以獨特文學形態的區域性稱呼。從總體上來說，中國文學的發展盡管充滿著紛爭和不同的文學主張，但卻幾乎都是在新文學這一整體性的層麵上運行的。
然而，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給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原有的社會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慘烈破壞和變動，全國一體性的文學格局也隨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政治勢力下的多樣形態的地區性文學發展狀態。戰爭的強大外力改變了中國文學原本的發展軌跡，造成了現代條件下區域文學的特殊生成。對此，我們可從下述幾方麵予以認識和理解。
其一，戰爭打破了中國原有的地理行政區劃，分割成了不同政治勢力統治的轄區，形成了不同的文學生存壞境，並由此帶來相應的不同文學表現。
從整體的層麵說，戰時中國的版圖可劃為三大不同區域：非占領區、租界、敵占區。而非占領區又可劃分為國統區大後方和共產黨控製下的以延安為旗幟的根據地。名為“中立”的租界區情況也大不一樣；英國治下的香港所維持的表麵和平與上海租界多國並存且日偽環伺的孤島現象，顯然不可同日而語。而敵占區的情形則更為複雜，既有日據統治下的台灣，又有傀壘政權偽滿洲國，還有情形各異的南京、華北、蒙疆等偽政權。在各不相同的政治勢力統轄下，作者的生存環境和狀態，文學的創作出版和發行，均受到各自不同的影響、製約和控製，從而呈現出帶有區域性的文學發展麵貌和特點。
其二，戰爭的爆發和不同政治區域的形成，造成了文學交流、傳播的人為阻隔，削弱甚至封閉了各政治轄區文學間正常的相互交流、影響，以及作家的自由流動，文學隻能在各自不同的政治氣候下自足性發展。
整個戰爭期間，文學已失去了戰前某地振臂一呼，各地群起回應的整體性局麵，文學幾乎又回到了古代地理條件下相互隔絕、互不相通的孤立景像。在全麵戰爭的情勢下，現代社會所具有的“世界性”聯係被割斷了，文學的區域性被迫獲得了特殊的發展機遇。
其三，戰爭造成了作家們的轉移、流徙和重新的聚合，繼而形成了一些新的文學中心，且對該地區區域文學的發展，注入了原地區此前未有的新鮮血液，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該地區的文學麵貌。
戰爭的爆發，改變了中國文學原以上海、北京為中心的格局。一大批全國知名的文學、文化精英紛紛流入重慶、昆明、桂林和延安等地，形成了多個新的戰時文學中心。大家應該明白，所有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都是文學家們的表現所致，地區作家構成的改變，無論是具有代表性的精英的聚合還是流失，都會產生新的化學作用，造成某種新的區域文學元素化學性的結構變異和新的活動方式，從而溶鑄出新的區域性文學特色。加之各地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的差異，也會為不同區域作家的文學表現注入特殊性的區域內涵。
三
區域文學的理論內涵和戰爭所造成的區域文學現象，是我們研討抗戰時期區域文學的理論支撐和文學曆史背景，必須牢牢把握，堅決貫徹其理論邏輯，才能使我們的區域文學研究始終運行在一個正確的軌道上。對此，我們提出下述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以為實施區域文學研究的指導性觀念。
其一，在全國性文學的背景上去思考區域性文學問題。
自文學革命以來，新文學的思想及其影響早已遍及和深入到全國各地。其中雖不乏論爭，甚至觀念上的對立，但卻都是在一般性層麵上展開的，並非區域性的問題。而這些文學思想、觀念，不會因戰爭的爆發瞬間就從人們的頭腦中消失，仍然會頑強地以各種方式表現在人們的創作中。這些文學本身所固有的一般屬性（盡管理解各異）的東西，雖會與區域文學發生關係，但卻並非區域文學自身，我們隻能從一般性與特殊性的關係中去認識、抽取出區域性的東西。換言之，區域性的文學是不可能擺脫文學的一般性的，它必然受到後者的製約。
更為重要的是，戰爭的爆發，消減了文學流派、黨派的紛爭和對立，促成了新的更高層麵的文學的統一——民族文學觀的形成。即基於民族立場、民族意識、民族精神上的“文學為抗戰服務”的文學思想觀念。這是中國文學在抗戰期間所共同麵臨的文學基本問題。無論何一區域，抑或正、反及中間狀態的文學，都不可避免地要對此作出相應的回答，並實施於文學表現和創作之中。而民族文學觀的主流、主導地位，也是無可否認的。因為此時雖有戰爭所造成的諸多區域的差異性，但這畢竟不同於古代封閉性的區域狀況。一是有限製的聯係仍舊可以傳達觀念性的文學信息；二是民族矛盾的激化，即使在隔絕狀態下，也會自發性地刺激著作家們的心靈，作出民族立場上的文學回答；三是文學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曆史高度，戰前有著“民族戰爭文學”的相關討論早已深入人心，這些共通性文學因素不是短時間就能隔絕和改變的。
質言之，上述兩大方麵全國性意義上的文學大背景，乃是我們研究區域性文學的曆史坐標，也是前提和基礎，不容棄忘。它規定和影響著區域文學在一般性、共通性問題上的表現，從而將區域文學的獨特性與之區別開來。
其二，區域文學研究，心須提煉出該區域有別於其他區域的獨特文學表現和特色，使其真正成為具有文學意義的標識。
單純的地理界域的文學劃分，隻具有空間意義上的形式區別，構成的是整體與部分的組成關係。這樣的文學研究，我們不能說毫無意義，但卻與區域文學的實質性探討相去甚遠，也無助於為文學提供新的理論質素和更深刻的認識。我們所要求的區域文學研究乃是在一地理空間和特殊曆史時段的時空條件下，去探尋該區域獨具特色的文學表現和內涵，其重心擺放在與全國文學的一般性、共通性相對應的特殊性、個別性方麵。當下學界許多打著區域文學旗號的文學研究，依然運行在普泛的文學研究軌道上，對此著力甚少或幾乎未涉及，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缺陷。
既為區域性的文學研究，當然應該拿出區域性標誌的特產來。對抗戰時期區域文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可以從下述兩個層麵去探討。
一是非敵占區、租界、敵占區這三個大的層麵。這是戰爭所造成的不同政治勢力和社會結構下的文學生存的大環境，形成了它們之間不同的文學表現和文學形態，值得人們從全國的立足點上去探尋這一最高層麵的區域性文學問題。二是三大環境下一層次上的區域性問題。諸如非敵占區中，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文學與以延安為中心的根據地文學，其同中亦大有相異之處存在。這些異質性的東西到底是什麽？成因為何？這些區域性文學又標示著人們怎樣的文學訴求？等等，都是值得人們去深長思之的。而租界地的上海孤島文學和英人治下的香港文學，其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也是有極大區別的，文學生存狀態也不可同日而語，其間的文學差異，正是區域文學論者需探究的重點。再以敵占區而論，情形似乎更為複雜，在抗日文學、中間文學、漢奸文學並存的局麵中，依然有區域間的差異。據日本政府（興亞院）1939年10月出台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中國占領區被劃分為五個層次（也即五個地帶），實行不同的控製政策。依次為：滿洲國、蒙疆自治政府、華北、華中和華南。再加上早就被日本所占領的台灣，敵占區的區域，至少可劃分為六大塊。由於日本對這些區域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統治方式和文化策略，以及不同區域偽政權各自公開和“私藏”的不同政治動機和目的（包括不同政治人物的聚合）等，都會給各區域的文學生存環境帶來程度各異的區別，進而給該區域的文學打上深深的曆史印痕。特別需要指出，由於曆史或政治的原因，敵占區的文學研究搞得很少，且大多囿於進步性方麵，對負麵的灰色的東西幾乎未觸及，這顯然不是學術研究應有的正確態度。敵占區文學的研究，是時候該認真對待和提上議事日程了。
在這裏，我們對抗戰時期的區域文學研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看法和觀念，意在框正區域文學研究的路向和方法，使區域文學名符其實的成為具有獨特文學內涵和形態標識的學術理論研究。至於區域文學的進一步探討和具體解析，還有待學界同仁們的共同努力。
最後尚需聲明，此文並不反對單純地理性的地區文學的研討，也無意貶低其意義和價值，隻是奉勸一句：千萬不要再打區域文學的旗號。
一
欲論抗戰時期之區域文學，首先就得弄清區域文學本身的理論內涵，為這一文學研究提供方法論的堅實基礎。
國內學界提出並進行區域文學的研究，當在上世紀末期，不少打著地區性名稱的文學史著述和相關論文陸續問世。誠然，以行政轄區去框定某地域的文學研究對象，並無不可，但值得探究的是，這種純粹以地理的外在標誌來進行的研討，能否真正稱之為區域文學研究？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
事實上，此前進行的所謂區域文學研究，依然是在一般文學研究的老套路上運行的，雖偶有觸及區域文學特點的探討，亦不具備獨立性，且被淹沒在大量非區域性的文學論述之中。說到底，某某文學之稱謂，隻不過是一種空間範圍的劃定。由此所顯現的，乃是對區域文學的認識和理解，尚處於一種模糊不清的狀態之中。筆者曾參加過幾次有關區域文學的討論，論者們經常為怎樣去劃定研究對象發生爭執：是以作家的出身地抑或居住活動區域來確認，還是以作家創作的內容來確認；再落實到具體對象就更為困擾了，比如重慶文學，不太出名的似乎還可打馬虎眼，但像重慶藉（姑不論曆史的轄區之別）的吳芳吉、何其芳和抗戰時期曾居於重慶的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一大批全國知名文學大家又當怎樣處置？真讓論者們左右為難。
顯然，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單純以地理之行政區劃來確定區域文學界限是行不通的，僅作家的流動性就使其不能邏輯一致的首尾貫通。同時，這種方式也牽涉到許多文學意義上難以解決的區域性與全國性和一般性的關係問題。在這裏，我們無意否定打著地區性名稱來進行的文學研究，它們仍然具有自身的學術意義和價值。但從學術研究的意義上說，我們更為看重的是地理境域名稱下區域文學獨特內涵的探究。易言之，某某文學區別於其他區域文學的特有形態及標誌性的東西。不然，區域文學的提出，就會失去其理論的學術的必要和意義，也無益於文學認識的拓展和深入，徒留下一個地理名稱的外殼罷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應當看到，在不同的社會曆史進程和地理條件下，具有獨特內涵的區域文學的形成及其區域性是處在不斷的生成變化之中的。總體上說，越往古代回溯，由於人類生產能力的低下，自然地理條件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窮山惡水的阻隔，交通的不便等，嚴重限製著人們的一切社會文化交往、交流，愈易形成相對封閉的分離的社會生活群落。由茲而產生的地方文學，自然具有更為濃鬱的區域性特色。古代地區和民族之文學、藝術、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早已為曆史所證實，其區域性的研究內容亦相應豐富得多。再從正向來看，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和進步，地理條件對區域性文學的影響因素日漸弱小，而社會綜合性因素的影響卻與日俱增。一方麵，社會發展程度的不平衡依然會造成個別突出的區域性文學，另方麵，日益發達的交通、通訊促進了不同地區人們的文化交往、思想交流和人口流動，人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也發生著越來越密切的聯係，文學的區域性成份便越來越稀薄。而後一點，可以說是區域性文學演化的一種主導趨勢和不可逆轉的曆史命運。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產生和大工業時代（更不消說今天的信息時代）的到來，更給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變化。難怪馬克思早在百多年前就斷言：“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不可否認，馬克思在這裏更多地是從“世界市場”的視角看到了世界文學形成的景像，但從中也可見出，在現代便捷的交通、通訊、傳媒條件下，作為精神生活消費品的文學具有了更多的社會生活和文化藝術生活的共通性。當然，從國別（民族）性的文學來說，無論人類社會怎樣發展，共同性的東西如何增多，但由於其各自不同的曆史文化藝術傳統和現實的國家體製差異及當下社會生活形態的差別，文學仍會頑強地表現出各自國家（民族）的一些文學特質和特色。然在一國之內的區域文學，麵臨的卻是共同的社會曆史文化藝術背景和相似的社會生活狀態，尤其是在現代條件下，其趨同性日益顯著。盡管我們不敢說各地文學之間毫無差別，但若要以區域名稱來標識文學，則應當追尋出其獨特的文學內涵不可。否則，單純的區域文學名稱，便隻具有地理性劃分的意義。
由上可見，在文學發展的曆史進程中，區域文學的地理因素在曆史前進的腳步聲中悄然隱退，社會曆史因素特別是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在區域文學生成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主導著區域文學的興起和演化，隻是越靠近當下社會，區域文學的色彩愈益稀薄。因此，對現代以來的文學曆史時段而言，具有獨特內質的區域文學能否成立，究竟因何社會原因而產生等問題，均需審慎研討，並作出令人信服的具體分析。
二
從現代文學產生以來，盡管社會動蕩不安，各地文學的發展也有先進與落後之別，但其區域性的文學色彩卻不是那樣突出和鮮明。領風氣之先的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學表現，更多地是在全國性和一般性的意義上影響和引領著中國文學的發展、變化，而不宜視為地區性文學的表現。在全國抗戰爆發之前，真正明顯具有區域文學色彩的，恐怕當數紅色武裝下的江西蘇區的紅色文學了，而其他地區的文學，則很難冠以獨特文學形態的區域性稱呼。從總體上來說，中國文學的發展盡管充滿著紛爭和不同的文學主張，但卻幾乎都是在新文學這一整體性的層麵上運行的。
然而，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給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原有的社會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慘烈破壞和變動，全國一體性的文學格局也隨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政治勢力下的多樣形態的地區性文學發展狀態。戰爭的強大外力改變了中國文學原本的發展軌跡，造成了現代條件下區域文學的特殊生成。對此，我們可從下述幾方麵予以認識和理解。
其一，戰爭打破了中國原有的地理行政區劃，分割成了不同政治勢力統治的轄區，形成了不同的文學生存壞境，並由此帶來相應的不同文學表現。
從整體的層麵說，戰時中國的版圖可劃為三大不同區域：非占領區、租界、敵占區。而非占領區又可劃分為國統區大後方和共產黨控製下的以延安為旗幟的根據地。名為“中立”的租界區情況也大不一樣；英國治下的香港所維持的表麵和平與上海租界多國並存且日偽環伺的孤島現象，顯然不可同日而語。而敵占區的情形則更為複雜，既有日據統治下的台灣，又有傀壘政權偽滿洲國，還有情形各異的南京、華北、蒙疆等偽政權。在各不相同的政治勢力統轄下，作者的生存環境和狀態，文學的創作出版和發行，均受到各自不同的影響、製約和控製，從而呈現出帶有區域性的文學發展麵貌和特點。
其二，戰爭的爆發和不同政治區域的形成，造成了文學交流、傳播的人為阻隔，削弱甚至封閉了各政治轄區文學間正常的相互交流、影響，以及作家的自由流動，文學隻能在各自不同的政治氣候下自足性發展。
整個戰爭期間，文學已失去了戰前某地振臂一呼，各地群起回應的整體性局麵，文學幾乎又回到了古代地理條件下相互隔絕、互不相通的孤立景像。在全麵戰爭的情勢下，現代社會所具有的“世界性”聯係被割斷了，文學的區域性被迫獲得了特殊的發展機遇。
其三，戰爭造成了作家們的轉移、流徙和重新的聚合，繼而形成了一些新的文學中心，且對該地區區域文學的發展，注入了原地區此前未有的新鮮血液，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該地區的文學麵貌。
戰爭的爆發，改變了中國文學原以上海、北京為中心的格局。一大批全國知名的文學、文化精英紛紛流入重慶、昆明、桂林和延安等地，形成了多個新的戰時文學中心。大家應該明白，所有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都是文學家們的表現所致，地區作家構成的改變，無論是具有代表性的精英的聚合還是流失，都會產生新的化學作用，造成某種新的區域文學元素化學性的結構變異和新的活動方式，從而溶鑄出新的區域性文學特色。加之各地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的差異，也會為不同區域作家的文學表現注入特殊性的區域內涵。
三
區域文學的理論內涵和戰爭所造成的區域文學現象，是我們研討抗戰時期區域文學的理論支撐和文學曆史背景，必須牢牢把握，堅決貫徹其理論邏輯，才能使我們的區域文學研究始終運行在一個正確的軌道上。對此，我們提出下述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以為實施區域文學研究的指導性觀念。
其一，在全國性文學的背景上去思考區域性文學問題。
自文學革命以來，新文學的思想及其影響早已遍及和深入到全國各地。其中雖不乏論爭，甚至觀念上的對立，但卻都是在一般性層麵上展開的，並非區域性的問題。而這些文學思想、觀念，不會因戰爭的爆發瞬間就從人們的頭腦中消失，仍然會頑強地以各種方式表現在人們的創作中。這些文學本身所固有的一般屬性（盡管理解各異）的東西，雖會與區域文學發生關係，但卻並非區域文學自身，我們隻能從一般性與特殊性的關係中去認識、抽取出區域性的東西。換言之，區域性的文學是不可能擺脫文學的一般性的，它必然受到後者的製約。
更為重要的是，戰爭的爆發，消減了文學流派、黨派的紛爭和對立，促成了新的更高層麵的文學的統一——民族文學觀的形成。即基於民族立場、民族意識、民族精神上的“文學為抗戰服務”的文學思想觀念。這是中國文學在抗戰期間所共同麵臨的文學基本問題。無論何一區域，抑或正、反及中間狀態的文學，都不可避免地要對此作出相應的回答，並實施於文學表現和創作之中。而民族文學觀的主流、主導地位，也是無可否認的。因為此時雖有戰爭所造成的諸多區域的差異性，但這畢竟不同於古代封閉性的區域狀況。一是有限製的聯係仍舊可以傳達觀念性的文學信息；二是民族矛盾的激化，即使在隔絕狀態下，也會自發性地刺激著作家們的心靈，作出民族立場上的文學回答；三是文學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曆史高度，戰前有著“民族戰爭文學”的相關討論早已深入人心，這些共通性文學因素不是短時間就能隔絕和改變的。
質言之，上述兩大方麵全國性意義上的文學大背景，乃是我們研究區域性文學的曆史坐標，也是前提和基礎，不容棄忘。它規定和影響著區域文學在一般性、共通性問題上的表現，從而將區域文學的獨特性與之區別開來。
其二，區域文學研究，心須提煉出該區域有別於其他區域的獨特文學表現和特色，使其真正成為具有文學意義的標識。
單純的地理界域的文學劃分，隻具有空間意義上的形式區別，構成的是整體與部分的組成關係。這樣的文學研究，我們不能說毫無意義，但卻與區域文學的實質性探討相去甚遠，也無助於為文學提供新的理論質素和更深刻的認識。我們所要求的區域文學研究乃是在一地理空間和特殊曆史時段的時空條件下，去探尋該區域獨具特色的文學表現和內涵，其重心擺放在與全國文學的一般性、共通性相對應的特殊性、個別性方麵。當下學界許多打著區域文學旗號的文學研究，依然運行在普泛的文學研究軌道上，對此著力甚少或幾乎未涉及，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缺陷。
既為區域性的文學研究，當然應該拿出區域性標誌的特產來。對抗戰時期區域文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可以從下述兩個層麵去探討。
一是非敵占區、租界、敵占區這三個大的層麵。這是戰爭所造成的不同政治勢力和社會結構下的文學生存的大環境，形成了它們之間不同的文學表現和文學形態，值得人們從全國的立足點上去探尋這一最高層麵的區域性文學問題。二是三大環境下一層次上的區域性問題。諸如非敵占區中，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文學與以延安為中心的根據地文學，其同中亦大有相異之處存在。這些異質性的東西到底是什麽？成因為何？這些區域性文學又標示著人們怎樣的文學訴求？等等，都是值得人們去深長思之的。而租界地的上海孤島文學和英人治下的香港文學，其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也是有極大區別的，文學生存狀態也不可同日而語，其間的文學差異，正是區域文學論者需探究的重點。再以敵占區而論，情形似乎更為複雜，在抗日文學、中間文學、漢奸文學並存的局麵中，依然有區域間的差異。據日本政府（興亞院）1939年10月出台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中國占領區被劃分為五個層次（也即五個地帶），實行不同的控製政策。依次為：滿洲國、蒙疆自治政府、華北、華中和華南。再加上早就被日本所占領的台灣，敵占區的區域，至少可劃分為六大塊。由於日本對這些區域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統治方式和文化策略，以及不同區域偽政權各自公開和“私藏”的不同政治動機和目的（包括不同政治人物的聚合）等，都會給各區域的文學生存環境帶來程度各異的區別，進而給該區域的文學打上深深的曆史印痕。特別需要指出，由於曆史或政治的原因，敵占區的文學研究搞得很少，且大多囿於進步性方麵，對負麵的灰色的東西幾乎未觸及，這顯然不是學術研究應有的正確態度。敵占區文學的研究，是時候該認真對待和提上議事日程了。
在這裏，我們對抗戰時期的區域文學研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看法和觀念，意在框正區域文學研究的路向和方法，使區域文學名符其實的成為具有獨特文學內涵和形態標識的學術理論研究。至於區域文學的進一步探討和具體解析，還有待學界同仁們的共同努力。
最後尚需聲明，此文並不反對單純地理性的地區文學的研討，也無意貶低其意義和價值，隻是奉勸一句：千萬不要再打區域文學的旗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