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上演郭沫若曆史劇《屈原》
[韓國]
權五明1952年郭沫若的《屈原》由須田禎一翻譯出版了。《屈原》的劇本改編也是由他完成的。東京的劇團“前進座（現在該劇團仍存在）”曾在1952年9月～翌年8月，1962年5～7月，1972年3月、11月21日及翌年7月初，1979年3月在日本全國各地進行了該劇的公演。
這部曆史劇在日本社會上被給予了什麽評價，他們接受了些什麽呢？作品流傳到日本後，進行了怎樣的改寫呢？對應日本社會的變化、日本和中國國家關係的變化，日本改編的《屈原》被給予了怎樣的評價呢？這就是我確定的研究課題。我認為，這個研究已不是單純的文藝比較。把它納入比較文化的範疇來研究，是十分有意義的。因為據我所知，在日本或者中國圍繞這個課題進行的先行研究中，還沒有涉及到這方麵的問題。本文的考察限定在“前進座”1952～1953年、1962年的上演活動中。
一、“前進座”劇團略史
在日本上演曆史劇《屈原》的劇團是“前進座”，因此略述關於“前進座”的曆史。
1.“前進座”的成立
“前進座”的前身是“大眾座”。“大眾座”，1930年1月由市川八百藏、市川小太夫、中村玩右衛門等演員在東京本鄉座成立了。同年7月，在新橋舞蹈劇場舉行了第二次公演。
1930年，市川猿之助退出鬆竹歌舞伎，帶領劇團“大眾座”的全體成員新組了“春秋座”。這是對當時歌舞伎界不滿而做出的反抗行動。1931年1月，在“市村座”（劇場）舉行建團公演失敗了。結果，市川猿之助不得不放棄了“春秋座”，而複歸“鬆竹”。也有不少人一直跟隨市川猿之助。
1931年5月22日，在東京市芝區田村町的“飛行館”舉行了“前進座”的組成總會。“前進座”的主體是拒絕重返歌舞伎界的人。當時的“前進座”領導人是演員河原崎長十郎、中村玩右衛門、河原崎國太郎。他們都是歌舞伎界出身的演員，可他們反對重視血統及名門的傳統性，輕視歌舞伎界中下級的歌舞伎演員。因此，他們對歌舞伎界的傳統持批判態度。
“前進座”從6月份開始了正式的公演活動。
從6月12日至28日，在市村座上演了《大岡政談白粉のめと》、《飛びつちょ》、《歌舞伎王國》三部劇目。這三次上演活動以失敗告終。“前進座”陷入了缺乏資金的困境。1932年1月，在市村座舉行公演了《假名手本忠臣藏》。這次上演博得了好評，“前進座”開始受到社會的重視。當時，劇團成員中也有對歌舞伎的戲劇持否定看法的人。但由於《假名手本忠臣藏》的成功，他們改變了最初的想法。
1937年5月，“前進座”是股份公司。1938年6月，設立了“前進座演劇映畫研究所”，開始培養正式的演員。
2.戰後的“前進座”
1946年11月，由於市川菊之助（以後改名為中村歌門）的提案，開始在大劇場公演，以學生、青年、工人為對象，製訂了走向全國的學校大廳、公會堂、工場去公演的計劃。由於學校是免稅舉辦，入場券是比較便宜的，每人五日元。戰後第二年的1946年，“前進座”創立十五周年，那年成為“青年劇場運動”的開端。
1951—1960年是前進座的“再來在大劇場”時期，“前進座”得到廣泛的觀眾支持。為了得到更大的發展，他們積極爭取到大劇場公演的機會。以1953年名古屋新歌舞伎座出演為開端，1954年《寺子屋》中扮演千代的崗芳三郎榮獲藝術祭獎，1955年“前進座”還參加了大阪歌舞伎座的演出。後參加演出名古屋禦園座，並跟東映一起製作電影《美女と怪童》（鳴神的電影化）。“前進座”的孩子們也表現活躍，參加了《蟹工船》等26部作品的演出。不久，收音機播出了戲劇《屈原》，而歌舞伎特集裏也有了“前進座”的名字。
為紀念“前進座”創立30周年，1960年舉行第一次訪中公演。2月6日訪中公演日本劇團中前進座共有70名成員參加。演出劇目——A劇目是《佐倉宗五郎》、《勸進帳》，B劇目是《俊寬》、《鳴神》，分別在北京、西安、武漢、南京、上海、廣州等地舉行公演。1961-1970年是該座的“回顧創立初心情”的時期。創立第一年時隻有32名成員，至1961年創立30周年時發展到210名。30年之間，他們以其不屈不撓的精神闖過了重重障礙。那個時期，演出人（或者製片人）負責製被引入戲劇界，並越來越流行混合同台演出的戲劇公演。1962年的《屈原》、《左的腕》、《禦浜禦殿綱豐卿》榮獲了年度的第八次Theatre獎（當代戲劇獎）。1966年中國開始了變革。圍繞對文革的評價，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發生了深深的龜裂、激烈的對立。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下的“前進座”內部也發生了激烈的矛盾衝突。河原崎長十郎讚成中國共產黨的立場。1966年，河原崎長十郎被日本共產黨開除了黨籍。1968年，又被“前進座”除名。1968年4月，劇團由個人經營變為法人化經營，為了保證座員的“總有的財產”，設立了“股份公司前進座”。
二、第一次的《屈原》公演（1952年9月～1953年8月）
1.時代背景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朝鮮戰爭是以美國和蘇聯為代表的東西冷戰的戰爭。當時，日本是處於聯合國軍（實際上美軍）占領下的國家，所以支持美國冷戰，在朝鮮戰爭中擔當美軍後方基地的任務。新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代表人物，他們批判和反抗美國及日本政府的對外政策。
新劇人對政府的批評是相當尖銳的。所以，新劇的公演活動受到影響。經常被迫停止在劇場的公演。例如，東京的三越劇場於1952年禁止公演新劇。對外宣傳的理由是禁止夜間勞動，可其實是因為上演劇作家木下順二的《蛙升天》時，劇團成員募集了左翼的政治資金，所以激怒了三越側。
“前進座”也是左翼係的新劇人的集團之一。戰後的1949年3月7日，座員及他們的家庭成員75名集體加入日本共產黨，所以被各地劇場關在門外，公演的處境十分困難。可到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時情況有所改觀，東京的大劇場可以進行公演活動了。
2.河原崎長十郎和“中華文化人聯合協會”之間的來往書信
“前進座”第一次公演《屈原》是在上述的社會及政治環境下進行的。公演從1952年9月26日開始，至1953年8月結束。從1953年5月開始公演是為了紀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
第一次《屈原》公演之前，1952年9月1日，河原崎長十郎給郭沫若寄了書信。河原崎長十郎已決定扮演屈原的角色。他告訴郭沫若《屈原》即將在日本公演，希望得到允許及指導等。以下是書信內容。
“……作為今年秋天開始的前進座第一次的演出劇目，請允許我們上演您的作品《屈原》。這部戲曲在數年前，已作為前進座的演出劇目寄給過您。得到了您的允許……”
上演的理由如下，首先，這部戲曲是表現正直的人被欺負的憤怒和支持正直的人的大眾力量，這樣的作品對今日的日本的革命是很有必要的。而從今日的國際形勢來看，中國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很必要。這篇作品打破了日本偏袒於一方的賣國勢力，具有很大的意義。還有，由於上演這部戲曲，咱們前進座座員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也能得到提高。
“我們希望您把對這部戲上演的指導和資料寄給我們……”
如前所述，河原崎長十郎把《屈原》上演的理由分為幾方麵介紹。坦率地表明了作品內容對50年代前半期日本社會的意義，即，這部戲劇是表現主張正義的人的憤怒和大眾的力量，而這對日本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很有必要。河原崎長十郎的主張中有極其敏銳的對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危機意識。所以說，在大劇場不能舉行公演，不得不舉行巡回公演。
當時，郭沫若是“中華文化人聯合協會”（以下簡稱中華文聯）的主席。從中華文聯的辦事處9月15日的回信如下：
“您們的來信，郭先生都看到了。郭先生已同意了您們的《屈原》上演計劃。這部戲劇在中國上演的時候，充分考慮過音樂的效果，最後獲得了成功。我想您們也關注了音樂，但還是請再三斟酌。另外，第一幕中有些台詞有點長，所以請適當的修改一下。”
如前所述，郭沫若回信了在日本公演《屈原》，並建議第一幕台詞中對戲曲內容進行修改，這是個重要的意見。
3.第一次公演的演職員陣容
1952年9月24日，為了《屈原》的全國巡回公演成功，有關部門人員召開了座談會，斡旋“前進座”和“中華文聯”的關係。日中友好協會的代表這一田島出席了這次會議，《屈原》的譯者須由禎先生也參加了，另外參加的還有中國華僑的代表陳文貴、劉啟盛、甘文芳、黃秀鳳等人，作為親中國派出之內一郎、三島一、竹中伸、枝法、杉木要吉、阪本德鬆、鬆田解子、江間彰子、實吉惠吉等人也出席了。華僑方麵有以下的發言：“全國人民都很想知道屈原的心情。這部戲劇不是單純的曆史劇，這部戲劇跟今天的日本社會情況也很相似。對那樣的意義來說，由前進座舉行全國巡回公演是非常有意義的。希望和劇中的嬋娟一樣，日本的民眾也以考慮日本的立場為行動的前進。”關於公演中的音樂、裝置、照明等也進行了討論。9月26日，開始了日本全國巡回公演。
我認為，“這部戲劇不是單純的曆史劇”，這也是參加座談會的人們的同感。《屈原》的公演表現了對當時日本社會的批判精神。
（2）中村玩右衛門是“前進座”的著名演員之一。他出演過一些重要的劇目，可是卻沒有參加《屈原》第一次公演。因為中村玩右衛門參加同年6月“前進座”在北海道演出的劇目，並為此受到政治彈壓。因此，他秘密逃到了北京。以後，他參加了1953年《屈原》在中國的公演。
4.“前進座”和郭沫若之間往複的書信
第一次公演是1953年1月20日，土方與誌（擔任演出）和河原崎長十郎（扮演屈原的角色）給郭沫若寄去了書信，匯報了《屈原》的公演情況。以下是書信內容。
“……劇團全體成員從去年9月初開始約一個月的期間熱心稽古。9月下旬開始了全國巡回公演。稽古的時候，為了表明對超越民族的先生的信賴，深入研究了戲曲《屈原》的思想和內容。我們反複考慮‘在日本的現實下如何活用這部戲劇才好呢’？”
“在全國巡回公演中，表演時間的縮短是個重要的課題。所以，我們把上演時間縮短為約三個半小時。第一幕縮短了很多，這是遵從先生的教導。舞台結構的要素是演出、演技、舞台裝置、照明、音樂效果、舞蹈等。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困難是音樂效果和舞蹈。在音樂效果中，編了以‘昆曲’為基礎曲子。‘昆曲’不是屈原時期的音樂，‘昆曲’的運用中，得到了在日本的中國研究家們的鼎立相助。編曲仰仗伴奏家杵尾十三郎先生，他一直不斷給予我們劇團幫助。舞蹈方麵，創作了以‘雅樂’為基礎的舞蹈。‘雅樂’是日本的傳統宮廷舞蹈。舞蹈是由進步日本舞蹈家花柳德兵衛先生創作的。舞台裝置是讓日本一流的進步裝置家吉田謙吉先生製作的。為了使《屈原》成為最優秀的藝術作品，我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另外，為了全國巡回公演的成功，日中友好協會和華僑總會也給了我們許多的資料及建議。”
在這封書信中，我們知道“前進座”在改編曆史劇《屈原》的時候，進行了很多研究。他們不但縮短戲曲，而且在三個方麵想了辦法：第一，音樂效果。第二，舞蹈。第三，舞台裝置。
郭沫若寄了兩封信。第一封是寄給“前進座的各位友人”的書信（於2月1日）。第二封是寄給“土方與誌和河原崎長十郎”的書信（於2月28日）。
下麵是郭沫若回信（兩封）的內容。
“收到了曆史劇《屈原》上演的各種資料。衷心感謝。在兩位先生以及前進座同人的努力下，《屈原》在日本的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也由衷地感到高興。今天，中村玩右衛門同誌寄給我的《屈原》的幻燈影片。大家精彩的演技讓我好像親眼看到似的。看完之後，也激動得不會忘記的。”
從這封信中，我們能感覺到郭沫若的歡喜。通過在北京逗留的中村玩右衛門將《屈原》的幻燈影片贈送給郭沫若的事，已確認屬實。
關於寄給“前進座的友人各位”的書信（於1953年2月1日）也簡單地介紹一下。以下是內容。
“我聽說您們舉行《屈原》全國巡回公演而在各地取得了大成功，非常激動……屈原是公元前278年去世的，今年是逝世2230周年紀念。在世界和平理事會上，決定了今年5月舉行屈原的紀念活動，並向各國發送了通知。蘇聯和中國，正在準備上演《屈原》”。
在這封書信裏，介紹了“中國和蘇聯計劃屈原節”。“屈原節”的計劃是195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和平會議理事會上提出的。這個理事會上，屈原被選為“世界上偉大的文化人之一”，並由此提出了紀念一事。除屈原之外，何塞·馬蒂（Jose Marti：古巴的作家和民族主義獨立運動領袖、誕辰100周年）、凡·高（Vincent van Gogh：荷蘭的畫家、誕辰100周年）、弗郎吉瓦·拉伯雷（Fransois Labelais：法國的人道主義作家、逝世400周年）、尼古勞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波蘭的天文學家、逝世410周年）、R·愛默生（Ralph Emerson：美國的哲學者·詩人、誕辰150周年）也同時被選出。文化人選拔標準不太明確。中國文化名人的代表為什麽是屈原，原因也不很明確。我認為，考慮得更多的，可能是《屈原》的作者郭沫若的國際知名度和政治地位，而非屈原本身的原因。當時郭沫若作為中國代表，常常出席世界和平會議。例如，1949年3～5月舉行的世界和平擁護大會上，郭沫若作為中國代表出席。1951年2月在柏林舉行的世界和平會議理事會，他同樣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1952年12月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和平會議，以中國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出席。以後，他也多次在世界和平會議上以中國代表的身份出席。我認為，還考慮了誕辰年度及逝世年度，能成為“告一個段落”數字，如“××周年”的文化人。
1953年5月5日，國際上的一些國家紛紛頌揚“屈原的偉業”，並舉行了紀念活動。同日，在北京和莫斯科上演了《屈原》。“前進座”為“屈原逝世2230周年”，5月進行紀念公演，這也是為了回應世界和平會議理事會提案的決定。
5.第一次公演的反響
於1952年9月26日開始的《屈原》全國巡回公演引起了很大反響。10月下旬，以河原崎長十郎為代表的第一班結束了北陸公演。然後，他們向關西地方移動。在關西的公演中，得到了當地大眾團體的援助，還舉行了圍繞公演的出演者座談會，公演還由新聞和廣播電台進行了介紹。公演到1953年7月約十個月的時間裏，在從北海道到九州島的106座城市裏上演。全國巡回公演的次數是283次，觀眾總數達316000人。相當於每次上演的平均觀眾數約為1117人。總之，《屈原》全國巡回公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年8月9～10日，在東京舉行了“屈原節”。這次上演是全國巡回公演中最後一次公演。第一天是8月9日，是一般性的公演。10日的公演是招待日中友好協會等民間支援團體的演出。
三、第二次的《屈原》公演（1962年5月1—25日/7月1—15日）
1.時代背景
1951年9月4日，在美國的主導下，對日媾和會議在美國的舊金山正式召開，共有52個國家參加。韓國和朝鮮沒有受到邀請，南斯拉夫、印度和緬甸因對媾和條約不滿拒絕參加會議，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雖然參加了會議，但拒絕在和約上簽字。9月8日，日本與48個國家簽署《對日和平條約》，同時又與美國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規定美軍繼續駐紮日本，11月，日本國會眾參兩院較為順利地通過了兩個條約，1952年2月，日本與美國簽署了《日美行政協定》，即美國軍人在日犯罪的審判、日本無償提供基地駐紮費用等問題達成協議。4月，對日媾和條約正式生效，結束了長達近七年的軍事占領。與此同時，日本政府與台灣國民黨政權簽署和約，建立邦交關係。
日本政府在1960年1月正式簽署了《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條約》，即“新日美安保條約”。其內容包括明確美國有保衛日本的義務和日本在其行政管轄區域內保衛美軍的義務、日本承擔增加軍備的義務、美軍利用在日設施及軍事行動的事先協商製度等。這些規定不僅使新條約具有軍事同盟的性質，而且也有可能將日本卷入遠東地區糾紛而引起的戰爭。正因如此，“新日美安保條約”遭到廣大國民的強烈反對。但是，6月19日，日本政府宣布新條約“自然成立”。但岸信介內閣麵對聲勢浩大的國民反對浪潮，不得不在6月23日宣布總辭職。這個時期，可以說是日本國政府執行了對美國的親近政策以及敵視蘇聯、中國的政策。
另外，從這個時期日本的經濟情況來看。盡管1958年初的《經濟白皮書》估計日本經濟將進入長期蕭條期，但從1958年6月開始，出現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直到1961年12月，其持續時間長達42個月，年增長率在10%以上。這就是60年代初開始的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
2.河原崎長十郎的《屈原》公演宣言
1962年3月，“前進座”決定開始第二次《屈原》公演。為回應這個決定，3月24日，河原崎長十郎發表了公演宣言。
這個公演宣言說，雖然時期改變了，但“戲曲《屈原》的社會地位是毫不動搖的”。可河原崎長十郎對《屈原》的評價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十年之前，他認為：“這篇戲曲是表現正直的人被欺負的憤怒和支持正直的人的大眾力量”，“這樣的作品對今天的日本的革命是很有必要的”（於1952年9月1日、河原崎長十郎寄給郭沫若的書信上）。可他對1962年的作品的評價是“通俗易懂的、有意義、美好的、感人的”。對日本的社會危機意識和批判精神是消失了，最多也不過認為《屈原》是“娛樂性和教育性十分和諧的戲曲”。跟十年之前比較的話，戲曲內容、演出（包括演技）、音樂效果、舞蹈、衣裳、舞台裝置（包括照明）等發生了哪些變化呢？現在資料不詳，今後我將繼續考察。
3.第二次公演的演職員陣容
第二次的公演是1962年5月（東京）和7月（名古屋）舉行的。
在東京，從5月1日到20日之間在讀賣大廳上演。每天十二點半和下午五點半開演，共兩次。隻有第一天下午五點上演了一次。在名古屋，從7月1日到15日在名鐵大廳公演。在名鐵大廳公演《屈原》是在8月19日下午八點至十點教育電視“藝術劇場”的節目裏。入場券是750、450、230日元三種。當時，白米1升（1.425kg）是125日元、新聞預定費是一個月400日元，相比較而言，入場券並不是很貴。
（備考）姓名後麵加
◎是飾演和第一次公演相同角色的演員。
第二次公演的演職員陣容和第一次公演比較的話，主角級的河原崎長十郎、今村泉、市川祥之助、戶田千代子等人的角色沒變。可約四分之三的角色是變換了的，因為經過十年，由於退團或其他理由，團員的組成有所變化。我認為，演員及其他的演職員也有變化。例如，第一次《屈原》公演中擔任演出的土方與誌於1959年6月4日去世了。
4.跟中國電影代表團的交流
在臨近第二次公演之前的1962年4月23日，中國電影代表團訪日。一行九人：團長司徒慧敏（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電影導演）、副團長袁文珠（電影劇本作家）。其他團員趙丹（演員、演出家）、秦怡（女演員）、淩子風（電影導演）、薛廷香（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攝影師）、李澤奎（中國電影放映影公司副處長）、陳兆初（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秘書）、黃世明（翻譯、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他們由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接待，在東京和京都逗留了約一個月。趙丹在1953年北京《屈原》公演時扮演屈原的角色。因此，“前進座”參加《屈原》公演的成員們都很希望得到他的指教。
5月19日夜，由日中關係的8個團體聯合主辦了在讀賣大廳舉行的日中友好觀劇會。中國電影代表團觀看了同夜公演的《屈原》。代表團給舞台打扮的河原崎長十郎、中村玩右衛門等人贈送了鮮花。三島一（日中友好協會理事長）代表8個團體向團長司徒慧敏表示敬意。最後，河原崎長十郎向代表團致答謝詞。
司徒慧敏說：“今晚上演的戲劇充分表現了屈原的精神。作家的意圖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由於日本朋友們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成功。為此，讓我們共同祝賀。”
趙丹跟換好衣服後的河原崎長十郎互相握了手，這是中國的屈原和日本的屈原的第一次見麵。趙丹頗有感觸的說：“河原崎長十郎先生的確具有屈原的人品和風格，演技逼真，使人如見了真屈原一般，特別是對白色的服裝，印象很深，非常好。中村玩右衛門先生飾演的楚懷王很好地表現了楚懷王的風貌和性格，真是不錯。”趙丹對帽冠和衣裝、小道具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提出了在第三幕招魂的場麵突出嚴肅的氣氛會有更好的效果。
5.對第二次《屈原》公演的評價
第二次《屈原》公演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下麵介紹的是當時新聞及雜誌的劇評。
（1）《讀賣新聞》（安藤鶴夫）：《屈原》是充滿著人性關愛的愉快的作品。屈原從始至終沒變，他被卷進了陰謀中，極簡單而清楚的展現了那個過程……河原崎長十郎飾演的屈原最初是邁著大步登場了。在舞台上，不斷邁大步，表現出豁達開朗的性格，這顯示了屈原美麗而高潔的愛國詩人的風格。到後半場，雖然他表演誇張，但並沒有給觀眾不愉快的感覺。這樣就很好。中村梅之助飾演的宋玉、市川祥之助飾演的子蘭、今村泉飾演的嬋娟都很成功。他們雖然是年輕的座員，但都有成熟的演技。
（2）《朝日新聞》（“輝”的署名）：屈原不能改變自己的愛國之心，麵對悲哀的現實他才意氣消沉了。可是在他心中仍燃燒著不屈的正義感，這種屈原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們。戲劇的主題很簡單，可是隨著波瀾起伏的情節，戲曲的結構顯得很巧妙。對舞台服裝進行了周密的考證，而且非常漂亮。
（3）《每日新聞》（三宅周太郎）：舞台裝置顯得簡樸而有風情。河原崎長十郎表現了不屈的人物、誠實的精神，塑造了正義的受難者形象。
（4）《東京新聞》（戶阪康二）：河原崎長十郎活用自己的個性演繹了屈原。他的演技具有強大的力量。就好像用粗的毛筆寫出大字的力量，是相當有個性的演員。
以上介紹的劇評，新聞及雜誌大都給了較高的評價。例如，“充滿著人性關愛的作品”（安藤鶴夫）、“波瀾起伏的情節”（“輝”的署名）、“不屈的人物、誠實的精神”（三宅周太郎）、“演技具有強大的力量”（戶阪康二）、“格調很高，具有厚重的曆史內涵”（浜村米藏）、“充滿力量的作品”（入方宏）等評價。在1952—1953年的公演中，劇團強調了作品的政治性。可是在上述的劇評上，隻是對作品的藝術性、演員演技的獨創性評價很高，並未涉及作品的政治性，時代的變化對作品評價的視角和重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62年5月，蘇聯駐日大使尼古拉·特拉菲莫維奇·費德林（1912.10—2000.10，1958—1962年曆任蘇聯駐日大使。把《屈原》譯成俄語）也觀看了《屈原》的公演。費德林是有資格評論曆史劇《屈原》的少數外國人之一。他具有俄羅斯文學家、東方語文學家、語言學博士、中國學教授、高級研究員、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等多重身份。作為文學家，從20世紀40年代的重慶、南京到50年代的北京，他結識了中國文學藝術界的眾多精英人物，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徐悲鴻、梅蘭芳、趙樹理、艾青等。《屈原》在重慶初演的1942年4月，他住在重慶，作為駐華蘇聯大使館的一員，觀看了《屈原》初次公演。1952年5月，在莫斯科以俄羅斯語的《屈原》上演作為“屈原節”的紀念。費德林將郭沫若的劇本《屈原》譯成俄文上演，得到郭沫若的大力相助。1958年，他滿懷激情寫成《郭沫若》一書，對這位中國現代文學泰鬥的生平與創作給予高度評價。所以，他非常理解屈原這位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的人物。這樣一位人物，在1962年5月談了以下的感想，他說：“這部戲劇在中國、日本、蘇聯的上演都取得了成功，因此這部戲劇就應被視為世界戲劇藝術的最高峰。我認為，這部作品接近於莎士比亞的作品，是非常偉大的作品。”
費德林把曆史劇《屈原》視作“人道主義”的作品進行了評價，稱讚它“是近乎於莎士比亞的作品”，可是沒有談論到關於《屈原》曾經具有的政治性。從費德林的評價中，我們也能感覺到時代的變化。當時中國和蘇聯圍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方針發生了激烈的對立和論爭，可是在費德林的語言中，完全沒有感覺到這種矛盾的哪怕是一點點餘波。
四、結語
在本稿考察當中，我提出了以下幾個論點。
第一，由“前進座”第一次公演《屈原》表現了主張正義的人的憤怒和大眾的力量，對日本的民主主義革命作用很大。河原崎長十郎具有極其敏銳的對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危機意識。所以，在大劇場不能舉行公演，不得不進行巡回公演。郭沫若在回信上同意《屈原》在日本公演，並建議對第一幕台詞的內容進行修改。1953年5月公演《屈原》是為了紀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1953年5月5日，國際上的一些國家頌揚“屈原的偉業”，舉行了紀念活動。同日，在北京和莫斯科上演了《屈原》。“前進座”以從5月開始的公演作為“逝世2230周年”的紀念，這是對世界和平會議理事會提案的回應。
第二，第一次《屈原》全國巡回公演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公演還通過電視新聞和廣播電台的播音得以在更大範圍內進行了宣傳。公演在至1953年7月約十個月的時間裏，從北海道到九州島的106座城市中舉行。全國巡回公演了283次，觀眾總數達316000人。每次上演觀眾數平均約1117人。總之，《屈原》全國巡回公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第三，在河原崎長十郎1962年第二次《屈原》公演宣言上說：雖然時代改變了，但“戲曲《屈原》的社會地位是絲毫也沒動搖的”。他對《屈原》的評價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十年之前，他認為：“這部戲曲表現正直的人被欺負的憤怒和支持正直的人的大眾力量”，“這樣的作品對今天的日本革命是很有必要”（於1952年9月1日、河原崎長十郎寄給郭沫若的書信上）。可他對1962年的作品的評價是“通俗易懂的、有意義、美好的、感動的”。對日本的社會危機意識和批判精神消失了，認為《屈原》最多也不過是“娛樂性和教育性十分和諧的戲曲”。
第四，第二次《屈原》公演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新聞及雜誌都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在第一次的公演時，劇團強調了作品的政治性。可是在第二次的劇評上，對作品的藝術性、演員演技的獨創性評價很高，卻未涉及作品的政治性，時代的變化對作品評價的視角和重點影響很大。蘇聯駐日大使費德林把曆史劇《屈原》作為“人道主義”的作品進行了評價，稱讚它“是接近於莎士比亞的作品”。可是沒有談論關於《屈原》以前具有的政治性，從他的評價中，我們也能感覺到時代的變化。
§§三、區域文化
權五明1952年郭沫若的《屈原》由須田禎一翻譯出版了。《屈原》的劇本改編也是由他完成的。東京的劇團“前進座（現在該劇團仍存在）”曾在1952年9月～翌年8月，1962年5～7月，1972年3月、11月21日及翌年7月初，1979年3月在日本全國各地進行了該劇的公演。
這部曆史劇在日本社會上被給予了什麽評價，他們接受了些什麽呢？作品流傳到日本後，進行了怎樣的改寫呢？對應日本社會的變化、日本和中國國家關係的變化，日本改編的《屈原》被給予了怎樣的評價呢？這就是我確定的研究課題。我認為，這個研究已不是單純的文藝比較。把它納入比較文化的範疇來研究，是十分有意義的。因為據我所知，在日本或者中國圍繞這個課題進行的先行研究中，還沒有涉及到這方麵的問題。本文的考察限定在“前進座”1952～1953年、1962年的上演活動中。
一、“前進座”劇團略史
在日本上演曆史劇《屈原》的劇團是“前進座”，因此略述關於“前進座”的曆史。
1.“前進座”的成立
“前進座”的前身是“大眾座”。“大眾座”，1930年1月由市川八百藏、市川小太夫、中村玩右衛門等演員在東京本鄉座成立了。同年7月，在新橋舞蹈劇場舉行了第二次公演。
1930年，市川猿之助退出鬆竹歌舞伎，帶領劇團“大眾座”的全體成員新組了“春秋座”。這是對當時歌舞伎界不滿而做出的反抗行動。1931年1月，在“市村座”（劇場）舉行建團公演失敗了。結果，市川猿之助不得不放棄了“春秋座”，而複歸“鬆竹”。也有不少人一直跟隨市川猿之助。
1931年5月22日，在東京市芝區田村町的“飛行館”舉行了“前進座”的組成總會。“前進座”的主體是拒絕重返歌舞伎界的人。當時的“前進座”領導人是演員河原崎長十郎、中村玩右衛門、河原崎國太郎。他們都是歌舞伎界出身的演員，可他們反對重視血統及名門的傳統性，輕視歌舞伎界中下級的歌舞伎演員。因此，他們對歌舞伎界的傳統持批判態度。
“前進座”從6月份開始了正式的公演活動。
從6月12日至28日，在市村座上演了《大岡政談白粉のめと》、《飛びつちょ》、《歌舞伎王國》三部劇目。這三次上演活動以失敗告終。“前進座”陷入了缺乏資金的困境。1932年1月，在市村座舉行公演了《假名手本忠臣藏》。這次上演博得了好評，“前進座”開始受到社會的重視。當時，劇團成員中也有對歌舞伎的戲劇持否定看法的人。但由於《假名手本忠臣藏》的成功，他們改變了最初的想法。
1937年5月，“前進座”是股份公司。1938年6月，設立了“前進座演劇映畫研究所”，開始培養正式的演員。
2.戰後的“前進座”
1946年11月，由於市川菊之助（以後改名為中村歌門）的提案，開始在大劇場公演，以學生、青年、工人為對象，製訂了走向全國的學校大廳、公會堂、工場去公演的計劃。由於學校是免稅舉辦，入場券是比較便宜的，每人五日元。戰後第二年的1946年，“前進座”創立十五周年，那年成為“青年劇場運動”的開端。
1951—1960年是前進座的“再來在大劇場”時期，“前進座”得到廣泛的觀眾支持。為了得到更大的發展，他們積極爭取到大劇場公演的機會。以1953年名古屋新歌舞伎座出演為開端，1954年《寺子屋》中扮演千代的崗芳三郎榮獲藝術祭獎，1955年“前進座”還參加了大阪歌舞伎座的演出。後參加演出名古屋禦園座，並跟東映一起製作電影《美女と怪童》（鳴神的電影化）。“前進座”的孩子們也表現活躍，參加了《蟹工船》等26部作品的演出。不久，收音機播出了戲劇《屈原》，而歌舞伎特集裏也有了“前進座”的名字。
為紀念“前進座”創立30周年，1960年舉行第一次訪中公演。2月6日訪中公演日本劇團中前進座共有70名成員參加。演出劇目——A劇目是《佐倉宗五郎》、《勸進帳》，B劇目是《俊寬》、《鳴神》，分別在北京、西安、武漢、南京、上海、廣州等地舉行公演。1961-1970年是該座的“回顧創立初心情”的時期。創立第一年時隻有32名成員，至1961年創立30周年時發展到210名。30年之間，他們以其不屈不撓的精神闖過了重重障礙。那個時期，演出人（或者製片人）負責製被引入戲劇界，並越來越流行混合同台演出的戲劇公演。1962年的《屈原》、《左的腕》、《禦浜禦殿綱豐卿》榮獲了年度的第八次Theatre獎（當代戲劇獎）。1966年中國開始了變革。圍繞對文革的評價，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發生了深深的龜裂、激烈的對立。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下的“前進座”內部也發生了激烈的矛盾衝突。河原崎長十郎讚成中國共產黨的立場。1966年，河原崎長十郎被日本共產黨開除了黨籍。1968年，又被“前進座”除名。1968年4月，劇團由個人經營變為法人化經營，為了保證座員的“總有的財產”，設立了“股份公司前進座”。
二、第一次的《屈原》公演（1952年9月～1953年8月）
1.時代背景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朝鮮戰爭是以美國和蘇聯為代表的東西冷戰的戰爭。當時，日本是處於聯合國軍（實際上美軍）占領下的國家，所以支持美國冷戰，在朝鮮戰爭中擔當美軍後方基地的任務。新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代表人物，他們批判和反抗美國及日本政府的對外政策。
新劇人對政府的批評是相當尖銳的。所以，新劇的公演活動受到影響。經常被迫停止在劇場的公演。例如，東京的三越劇場於1952年禁止公演新劇。對外宣傳的理由是禁止夜間勞動，可其實是因為上演劇作家木下順二的《蛙升天》時，劇團成員募集了左翼的政治資金，所以激怒了三越側。
“前進座”也是左翼係的新劇人的集團之一。戰後的1949年3月7日，座員及他們的家庭成員75名集體加入日本共產黨，所以被各地劇場關在門外，公演的處境十分困難。可到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時情況有所改觀，東京的大劇場可以進行公演活動了。
2.河原崎長十郎和“中華文化人聯合協會”之間的來往書信
“前進座”第一次公演《屈原》是在上述的社會及政治環境下進行的。公演從1952年9月26日開始，至1953年8月結束。從1953年5月開始公演是為了紀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
第一次《屈原》公演之前，1952年9月1日，河原崎長十郎給郭沫若寄了書信。河原崎長十郎已決定扮演屈原的角色。他告訴郭沫若《屈原》即將在日本公演，希望得到允許及指導等。以下是書信內容。
“……作為今年秋天開始的前進座第一次的演出劇目，請允許我們上演您的作品《屈原》。這部戲曲在數年前，已作為前進座的演出劇目寄給過您。得到了您的允許……”
上演的理由如下，首先，這部戲曲是表現正直的人被欺負的憤怒和支持正直的人的大眾力量，這樣的作品對今日的日本的革命是很有必要的。而從今日的國際形勢來看，中國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很必要。這篇作品打破了日本偏袒於一方的賣國勢力，具有很大的意義。還有，由於上演這部戲曲，咱們前進座座員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也能得到提高。
“我們希望您把對這部戲上演的指導和資料寄給我們……”
如前所述，河原崎長十郎把《屈原》上演的理由分為幾方麵介紹。坦率地表明了作品內容對50年代前半期日本社會的意義，即，這部戲劇是表現主張正義的人的憤怒和大眾的力量，而這對日本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很有必要。河原崎長十郎的主張中有極其敏銳的對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危機意識。所以說，在大劇場不能舉行公演，不得不舉行巡回公演。
當時，郭沫若是“中華文化人聯合協會”（以下簡稱中華文聯）的主席。從中華文聯的辦事處9月15日的回信如下：
“您們的來信，郭先生都看到了。郭先生已同意了您們的《屈原》上演計劃。這部戲劇在中國上演的時候，充分考慮過音樂的效果，最後獲得了成功。我想您們也關注了音樂，但還是請再三斟酌。另外，第一幕中有些台詞有點長，所以請適當的修改一下。”
如前所述，郭沫若回信了在日本公演《屈原》，並建議第一幕台詞中對戲曲內容進行修改，這是個重要的意見。
3.第一次公演的演職員陣容
1952年9月24日，為了《屈原》的全國巡回公演成功，有關部門人員召開了座談會，斡旋“前進座”和“中華文聯”的關係。日中友好協會的代表這一田島出席了這次會議，《屈原》的譯者須由禎先生也參加了，另外參加的還有中國華僑的代表陳文貴、劉啟盛、甘文芳、黃秀鳳等人，作為親中國派出之內一郎、三島一、竹中伸、枝法、杉木要吉、阪本德鬆、鬆田解子、江間彰子、實吉惠吉等人也出席了。華僑方麵有以下的發言：“全國人民都很想知道屈原的心情。這部戲劇不是單純的曆史劇，這部戲劇跟今天的日本社會情況也很相似。對那樣的意義來說，由前進座舉行全國巡回公演是非常有意義的。希望和劇中的嬋娟一樣，日本的民眾也以考慮日本的立場為行動的前進。”關於公演中的音樂、裝置、照明等也進行了討論。9月26日，開始了日本全國巡回公演。
我認為，“這部戲劇不是單純的曆史劇”，這也是參加座談會的人們的同感。《屈原》的公演表現了對當時日本社會的批判精神。
（2）中村玩右衛門是“前進座”的著名演員之一。他出演過一些重要的劇目，可是卻沒有參加《屈原》第一次公演。因為中村玩右衛門參加同年6月“前進座”在北海道演出的劇目，並為此受到政治彈壓。因此，他秘密逃到了北京。以後，他參加了1953年《屈原》在中國的公演。
4.“前進座”和郭沫若之間往複的書信
第一次公演是1953年1月20日，土方與誌（擔任演出）和河原崎長十郎（扮演屈原的角色）給郭沫若寄去了書信，匯報了《屈原》的公演情況。以下是書信內容。
“……劇團全體成員從去年9月初開始約一個月的期間熱心稽古。9月下旬開始了全國巡回公演。稽古的時候，為了表明對超越民族的先生的信賴，深入研究了戲曲《屈原》的思想和內容。我們反複考慮‘在日本的現實下如何活用這部戲劇才好呢’？”
“在全國巡回公演中，表演時間的縮短是個重要的課題。所以，我們把上演時間縮短為約三個半小時。第一幕縮短了很多，這是遵從先生的教導。舞台結構的要素是演出、演技、舞台裝置、照明、音樂效果、舞蹈等。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困難是音樂效果和舞蹈。在音樂效果中，編了以‘昆曲’為基礎曲子。‘昆曲’不是屈原時期的音樂，‘昆曲’的運用中，得到了在日本的中國研究家們的鼎立相助。編曲仰仗伴奏家杵尾十三郎先生，他一直不斷給予我們劇團幫助。舞蹈方麵，創作了以‘雅樂’為基礎的舞蹈。‘雅樂’是日本的傳統宮廷舞蹈。舞蹈是由進步日本舞蹈家花柳德兵衛先生創作的。舞台裝置是讓日本一流的進步裝置家吉田謙吉先生製作的。為了使《屈原》成為最優秀的藝術作品，我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另外，為了全國巡回公演的成功，日中友好協會和華僑總會也給了我們許多的資料及建議。”
在這封書信中，我們知道“前進座”在改編曆史劇《屈原》的時候，進行了很多研究。他們不但縮短戲曲，而且在三個方麵想了辦法：第一，音樂效果。第二，舞蹈。第三，舞台裝置。
郭沫若寄了兩封信。第一封是寄給“前進座的各位友人”的書信（於2月1日）。第二封是寄給“土方與誌和河原崎長十郎”的書信（於2月28日）。
下麵是郭沫若回信（兩封）的內容。
“收到了曆史劇《屈原》上演的各種資料。衷心感謝。在兩位先生以及前進座同人的努力下，《屈原》在日本的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也由衷地感到高興。今天，中村玩右衛門同誌寄給我的《屈原》的幻燈影片。大家精彩的演技讓我好像親眼看到似的。看完之後，也激動得不會忘記的。”
從這封信中，我們能感覺到郭沫若的歡喜。通過在北京逗留的中村玩右衛門將《屈原》的幻燈影片贈送給郭沫若的事，已確認屬實。
關於寄給“前進座的友人各位”的書信（於1953年2月1日）也簡單地介紹一下。以下是內容。
“我聽說您們舉行《屈原》全國巡回公演而在各地取得了大成功，非常激動……屈原是公元前278年去世的，今年是逝世2230周年紀念。在世界和平理事會上，決定了今年5月舉行屈原的紀念活動，並向各國發送了通知。蘇聯和中國，正在準備上演《屈原》”。
在這封書信裏，介紹了“中國和蘇聯計劃屈原節”。“屈原節”的計劃是195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和平會議理事會上提出的。這個理事會上，屈原被選為“世界上偉大的文化人之一”，並由此提出了紀念一事。除屈原之外，何塞·馬蒂（Jose Marti：古巴的作家和民族主義獨立運動領袖、誕辰100周年）、凡·高（Vincent van Gogh：荷蘭的畫家、誕辰100周年）、弗郎吉瓦·拉伯雷（Fransois Labelais：法國的人道主義作家、逝世400周年）、尼古勞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波蘭的天文學家、逝世410周年）、R·愛默生（Ralph Emerson：美國的哲學者·詩人、誕辰150周年）也同時被選出。文化人選拔標準不太明確。中國文化名人的代表為什麽是屈原，原因也不很明確。我認為，考慮得更多的，可能是《屈原》的作者郭沫若的國際知名度和政治地位，而非屈原本身的原因。當時郭沫若作為中國代表，常常出席世界和平會議。例如，1949年3～5月舉行的世界和平擁護大會上，郭沫若作為中國代表出席。1951年2月在柏林舉行的世界和平會議理事會，他同樣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1952年12月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和平會議，以中國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出席。以後，他也多次在世界和平會議上以中國代表的身份出席。我認為，還考慮了誕辰年度及逝世年度，能成為“告一個段落”數字，如“××周年”的文化人。
1953年5月5日，國際上的一些國家紛紛頌揚“屈原的偉業”，並舉行了紀念活動。同日，在北京和莫斯科上演了《屈原》。“前進座”為“屈原逝世2230周年”，5月進行紀念公演，這也是為了回應世界和平會議理事會提案的決定。
5.第一次公演的反響
於1952年9月26日開始的《屈原》全國巡回公演引起了很大反響。10月下旬，以河原崎長十郎為代表的第一班結束了北陸公演。然後，他們向關西地方移動。在關西的公演中，得到了當地大眾團體的援助，還舉行了圍繞公演的出演者座談會，公演還由新聞和廣播電台進行了介紹。公演到1953年7月約十個月的時間裏，在從北海道到九州島的106座城市裏上演。全國巡回公演的次數是283次，觀眾總數達316000人。相當於每次上演的平均觀眾數約為1117人。總之，《屈原》全國巡回公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年8月9～10日，在東京舉行了“屈原節”。這次上演是全國巡回公演中最後一次公演。第一天是8月9日，是一般性的公演。10日的公演是招待日中友好協會等民間支援團體的演出。
三、第二次的《屈原》公演（1962年5月1—25日/7月1—15日）
1.時代背景
1951年9月4日，在美國的主導下，對日媾和會議在美國的舊金山正式召開，共有52個國家參加。韓國和朝鮮沒有受到邀請，南斯拉夫、印度和緬甸因對媾和條約不滿拒絕參加會議，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雖然參加了會議，但拒絕在和約上簽字。9月8日，日本與48個國家簽署《對日和平條約》，同時又與美國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規定美軍繼續駐紮日本，11月，日本國會眾參兩院較為順利地通過了兩個條約，1952年2月，日本與美國簽署了《日美行政協定》，即美國軍人在日犯罪的審判、日本無償提供基地駐紮費用等問題達成協議。4月，對日媾和條約正式生效，結束了長達近七年的軍事占領。與此同時，日本政府與台灣國民黨政權簽署和約，建立邦交關係。
日本政府在1960年1月正式簽署了《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條約》，即“新日美安保條約”。其內容包括明確美國有保衛日本的義務和日本在其行政管轄區域內保衛美軍的義務、日本承擔增加軍備的義務、美軍利用在日設施及軍事行動的事先協商製度等。這些規定不僅使新條約具有軍事同盟的性質，而且也有可能將日本卷入遠東地區糾紛而引起的戰爭。正因如此，“新日美安保條約”遭到廣大國民的強烈反對。但是，6月19日，日本政府宣布新條約“自然成立”。但岸信介內閣麵對聲勢浩大的國民反對浪潮，不得不在6月23日宣布總辭職。這個時期，可以說是日本國政府執行了對美國的親近政策以及敵視蘇聯、中國的政策。
另外，從這個時期日本的經濟情況來看。盡管1958年初的《經濟白皮書》估計日本經濟將進入長期蕭條期，但從1958年6月開始，出現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直到1961年12月，其持續時間長達42個月，年增長率在10%以上。這就是60年代初開始的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
2.河原崎長十郎的《屈原》公演宣言
1962年3月，“前進座”決定開始第二次《屈原》公演。為回應這個決定，3月24日，河原崎長十郎發表了公演宣言。
這個公演宣言說，雖然時期改變了，但“戲曲《屈原》的社會地位是毫不動搖的”。可河原崎長十郎對《屈原》的評價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十年之前，他認為：“這篇戲曲是表現正直的人被欺負的憤怒和支持正直的人的大眾力量”，“這樣的作品對今天的日本的革命是很有必要的”（於1952年9月1日、河原崎長十郎寄給郭沫若的書信上）。可他對1962年的作品的評價是“通俗易懂的、有意義、美好的、感人的”。對日本的社會危機意識和批判精神是消失了，最多也不過認為《屈原》是“娛樂性和教育性十分和諧的戲曲”。跟十年之前比較的話，戲曲內容、演出（包括演技）、音樂效果、舞蹈、衣裳、舞台裝置（包括照明）等發生了哪些變化呢？現在資料不詳，今後我將繼續考察。
3.第二次公演的演職員陣容
第二次的公演是1962年5月（東京）和7月（名古屋）舉行的。
在東京，從5月1日到20日之間在讀賣大廳上演。每天十二點半和下午五點半開演，共兩次。隻有第一天下午五點上演了一次。在名古屋，從7月1日到15日在名鐵大廳公演。在名鐵大廳公演《屈原》是在8月19日下午八點至十點教育電視“藝術劇場”的節目裏。入場券是750、450、230日元三種。當時，白米1升（1.425kg）是125日元、新聞預定費是一個月400日元，相比較而言，入場券並不是很貴。
（備考）姓名後麵加
◎是飾演和第一次公演相同角色的演員。
第二次公演的演職員陣容和第一次公演比較的話，主角級的河原崎長十郎、今村泉、市川祥之助、戶田千代子等人的角色沒變。可約四分之三的角色是變換了的，因為經過十年，由於退團或其他理由，團員的組成有所變化。我認為，演員及其他的演職員也有變化。例如，第一次《屈原》公演中擔任演出的土方與誌於1959年6月4日去世了。
4.跟中國電影代表團的交流
在臨近第二次公演之前的1962年4月23日，中國電影代表團訪日。一行九人：團長司徒慧敏（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電影導演）、副團長袁文珠（電影劇本作家）。其他團員趙丹（演員、演出家）、秦怡（女演員）、淩子風（電影導演）、薛廷香（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攝影師）、李澤奎（中國電影放映影公司副處長）、陳兆初（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秘書）、黃世明（翻譯、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他們由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接待，在東京和京都逗留了約一個月。趙丹在1953年北京《屈原》公演時扮演屈原的角色。因此，“前進座”參加《屈原》公演的成員們都很希望得到他的指教。
5月19日夜，由日中關係的8個團體聯合主辦了在讀賣大廳舉行的日中友好觀劇會。中國電影代表團觀看了同夜公演的《屈原》。代表團給舞台打扮的河原崎長十郎、中村玩右衛門等人贈送了鮮花。三島一（日中友好協會理事長）代表8個團體向團長司徒慧敏表示敬意。最後，河原崎長十郎向代表團致答謝詞。
司徒慧敏說：“今晚上演的戲劇充分表現了屈原的精神。作家的意圖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由於日本朋友們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成功。為此，讓我們共同祝賀。”
趙丹跟換好衣服後的河原崎長十郎互相握了手，這是中國的屈原和日本的屈原的第一次見麵。趙丹頗有感觸的說：“河原崎長十郎先生的確具有屈原的人品和風格，演技逼真，使人如見了真屈原一般，特別是對白色的服裝，印象很深，非常好。中村玩右衛門先生飾演的楚懷王很好地表現了楚懷王的風貌和性格，真是不錯。”趙丹對帽冠和衣裝、小道具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提出了在第三幕招魂的場麵突出嚴肅的氣氛會有更好的效果。
5.對第二次《屈原》公演的評價
第二次《屈原》公演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下麵介紹的是當時新聞及雜誌的劇評。
（1）《讀賣新聞》（安藤鶴夫）：《屈原》是充滿著人性關愛的愉快的作品。屈原從始至終沒變，他被卷進了陰謀中，極簡單而清楚的展現了那個過程……河原崎長十郎飾演的屈原最初是邁著大步登場了。在舞台上，不斷邁大步，表現出豁達開朗的性格，這顯示了屈原美麗而高潔的愛國詩人的風格。到後半場，雖然他表演誇張，但並沒有給觀眾不愉快的感覺。這樣就很好。中村梅之助飾演的宋玉、市川祥之助飾演的子蘭、今村泉飾演的嬋娟都很成功。他們雖然是年輕的座員，但都有成熟的演技。
（2）《朝日新聞》（“輝”的署名）：屈原不能改變自己的愛國之心，麵對悲哀的現實他才意氣消沉了。可是在他心中仍燃燒著不屈的正義感，這種屈原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們。戲劇的主題很簡單，可是隨著波瀾起伏的情節，戲曲的結構顯得很巧妙。對舞台服裝進行了周密的考證，而且非常漂亮。
（3）《每日新聞》（三宅周太郎）：舞台裝置顯得簡樸而有風情。河原崎長十郎表現了不屈的人物、誠實的精神，塑造了正義的受難者形象。
（4）《東京新聞》（戶阪康二）：河原崎長十郎活用自己的個性演繹了屈原。他的演技具有強大的力量。就好像用粗的毛筆寫出大字的力量，是相當有個性的演員。
以上介紹的劇評，新聞及雜誌大都給了較高的評價。例如，“充滿著人性關愛的作品”（安藤鶴夫）、“波瀾起伏的情節”（“輝”的署名）、“不屈的人物、誠實的精神”（三宅周太郎）、“演技具有強大的力量”（戶阪康二）、“格調很高，具有厚重的曆史內涵”（浜村米藏）、“充滿力量的作品”（入方宏）等評價。在1952—1953年的公演中，劇團強調了作品的政治性。可是在上述的劇評上，隻是對作品的藝術性、演員演技的獨創性評價很高，並未涉及作品的政治性，時代的變化對作品評價的視角和重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62年5月，蘇聯駐日大使尼古拉·特拉菲莫維奇·費德林（1912.10—2000.10，1958—1962年曆任蘇聯駐日大使。把《屈原》譯成俄語）也觀看了《屈原》的公演。費德林是有資格評論曆史劇《屈原》的少數外國人之一。他具有俄羅斯文學家、東方語文學家、語言學博士、中國學教授、高級研究員、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等多重身份。作為文學家，從20世紀40年代的重慶、南京到50年代的北京，他結識了中國文學藝術界的眾多精英人物，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徐悲鴻、梅蘭芳、趙樹理、艾青等。《屈原》在重慶初演的1942年4月，他住在重慶，作為駐華蘇聯大使館的一員，觀看了《屈原》初次公演。1952年5月，在莫斯科以俄羅斯語的《屈原》上演作為“屈原節”的紀念。費德林將郭沫若的劇本《屈原》譯成俄文上演，得到郭沫若的大力相助。1958年，他滿懷激情寫成《郭沫若》一書，對這位中國現代文學泰鬥的生平與創作給予高度評價。所以，他非常理解屈原這位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的人物。這樣一位人物，在1962年5月談了以下的感想，他說：“這部戲劇在中國、日本、蘇聯的上演都取得了成功，因此這部戲劇就應被視為世界戲劇藝術的最高峰。我認為，這部作品接近於莎士比亞的作品，是非常偉大的作品。”
費德林把曆史劇《屈原》視作“人道主義”的作品進行了評價，稱讚它“是近乎於莎士比亞的作品”，可是沒有談論到關於《屈原》曾經具有的政治性。從費德林的評價中，我們也能感覺到時代的變化。當時中國和蘇聯圍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方針發生了激烈的對立和論爭，可是在費德林的語言中，完全沒有感覺到這種矛盾的哪怕是一點點餘波。
四、結語
在本稿考察當中，我提出了以下幾個論點。
第一，由“前進座”第一次公演《屈原》表現了主張正義的人的憤怒和大眾的力量，對日本的民主主義革命作用很大。河原崎長十郎具有極其敏銳的對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危機意識。所以，在大劇場不能舉行公演，不得不進行巡回公演。郭沫若在回信上同意《屈原》在日本公演，並建議對第一幕台詞的內容進行修改。1953年5月公演《屈原》是為了紀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1953年5月5日，國際上的一些國家頌揚“屈原的偉業”，舉行了紀念活動。同日，在北京和莫斯科上演了《屈原》。“前進座”以從5月開始的公演作為“逝世2230周年”的紀念，這是對世界和平會議理事會提案的回應。
第二，第一次《屈原》全國巡回公演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公演還通過電視新聞和廣播電台的播音得以在更大範圍內進行了宣傳。公演在至1953年7月約十個月的時間裏，從北海道到九州島的106座城市中舉行。全國巡回公演了283次，觀眾總數達316000人。每次上演觀眾數平均約1117人。總之，《屈原》全國巡回公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第三，在河原崎長十郎1962年第二次《屈原》公演宣言上說：雖然時代改變了，但“戲曲《屈原》的社會地位是絲毫也沒動搖的”。他對《屈原》的評價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十年之前，他認為：“這部戲曲表現正直的人被欺負的憤怒和支持正直的人的大眾力量”，“這樣的作品對今天的日本革命是很有必要”（於1952年9月1日、河原崎長十郎寄給郭沫若的書信上）。可他對1962年的作品的評價是“通俗易懂的、有意義、美好的、感動的”。對日本的社會危機意識和批判精神消失了，認為《屈原》最多也不過是“娛樂性和教育性十分和諧的戲曲”。
第四，第二次《屈原》公演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新聞及雜誌都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在第一次的公演時，劇團強調了作品的政治性。可是在第二次的劇評上，對作品的藝術性、演員演技的獨創性評價很高，卻未涉及作品的政治性，時代的變化對作品評價的視角和重點影響很大。蘇聯駐日大使費德林把曆史劇《屈原》作為“人道主義”的作品進行了評價，稱讚它“是接近於莎士比亞的作品”。可是沒有談論關於《屈原》以前具有的政治性，從他的評價中，我們也能感覺到時代的變化。
§§三、區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