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敵乎？友乎？國民黨人對日本的愛恨情結
[中國台灣]陳三井
一、前言
打開中文書籍，一提到中日兩國關係，開宗明義常這樣寫道：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一葦可航。這是從地理上論述兩國的緊鄰關係。
“中日兩國關係兄弟之邦，唇齒相依。”中日兩國同屬亞洲，誠如孫中山所言：“亞細亞為吾人之一家，日本與中國則一家中之兄弟也，日本及中國實兄弟之國也。”
中日兩國，同文同種（黃種）。自古代以來，兩國之間有著兩千年以上文化交流往來的曆史。
以日本為革命基地，畢生致力中國革命，到達日本的次數最多，居留時間亦最久，並獲得眾多日本友人讚助的孫中山，對中日親密關係，有更深入的體會：“中國與日本壤地密接，曆史上精神物質之關係至深且切，論其情誼，儼如兄弟。”“中國日本兩國有數千年親密關係，種族，文字相同。”“亞細亞之東，中國之近鄰，有日本之強國。此強國，為中國同文同種之友國。”
相對的，胡漢民論起日本謂：“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風俗習慣是相去不遠的。”這是持平比較沒有激情的說法。
談起中日關係，人們往往喜用“同文同種，唇齒相依”等詞匯來說明兩國的善鄰邦交。但是從近代兩國關係史發展的過程來看，伊原澤周教授認為事實並非如此，有時完全處於針鋒相對的局麵。以下讓我們來檢討它的轉變。
二、中國人對日本的愛恨情結溯源
近代中日關係極其複雜、曲折多變，其間至少引發兩場比較大的戰爭，幹戈刀兵，腥風血雨，綿延七十餘年。一是1895年的甲午戰爭，老大的中國敗給明治維新後崛起的日本蕞爾小國，並割地賠款；一是1937年日本在盧溝橋事變後發動全麵侵華戰爭，而於1945年兵敗投降。
在甲午戰爭之前，至少在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灣之前，中日兩國尚維持了一段和平友好的外交關係，東亞風雲尚未變色，雖然日本在這之前發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明治維新，並且已有人高唱“征韓論。”
中日兩國人民過去在長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種親切感。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國之一，曾經是東亞經濟、文化的中心。在長期的文化交流中，中日兩國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日本民眾中產生了對中國文化的傾慕心理，對中國人士極為敬重，中國士人對日本產生了親切感。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近代的中國和日本。維新誌士王韜、黃遵憲、駐日使臣黎庶昌等和日本人士的交往尤為突出。
王韜，江蘇長洲甫裏人。1879年應日本重野成齊、中村正直等的邀請，東遊日本。日本人士慕王氏“博學宏才，通當世之務，足跡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其所著《普法戰紀》，尤為日本士人所推服，有人將其同魏源相比，或謂“魏源不足比先生也”。他在日本時，“都下名士，爭與先生交，文酒談宴，殆無虛日；山遊水嬉，追從如雲，極一時之盛”。他廣泛結交朋友，其中有政府官員、將軍、巨儒，並與日本學術界人士結成了所謂“苔岑之契，金石之交”。所著《扶桑遊記》曾比較了漫遊西歐與日本的感受說：“日本山水之勝，過於泰西。兼以同文之國，文詩詞賦，迭唱屢賡。文字之緣，友朋之樂，特於海外見之。”“餘將返國，同人餞餘於中村酒樓，不期而會者六十餘人。餘位列星使上，衣冠宴集之盛，向所未有，諸名流之寵異餘也如此。臨別依依，鳴咽愴惻，賦別離聲，濡毫潑墨，親炙篤厚之情，難以言喻。”
1877年，黃遵憲以駐日公使館參讚的身份，隨首任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他一踏上日本國土，就感受到明治維新不久已給日本帶來的變化，立誌撰寫一部《日本國誌》，幫助中國朝野上下全麵了解日本的過去和現在。為此，他在繁忙的外交公務之餘，克服語言文字障礙和資料缺乏的困難，結交大批日本朋友，采用筆談方式，采風問俗，網羅舊聞，參考新政，深入調查日本曆史和現狀，大量收集有關明治維新後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資料，尤其是日本政府各機關和地方發布的各種公報、法令、統計表等第一手材料，五年之後寫成了《日本國誌》初稿。
黃遵憲是一位詩人，他的詩“能熔新理想以入舊風格”，頗合一般人的口味，故黃遵憲到了日本以後，通過詩文與日本各界人士交遊，與日本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時的情況是：“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鬥，執贄求見者戶外履滿，而君為之提倡風雅，於所呈詩文悉心指其疵謬所在。第一篇出，群奉為金科玉律，此日本開國以來所未有也。”
黃遵憲《日本國誌》的編撰和《日本雜事詩》的刊印，不僅推動了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幫助了中國有識之士了解明治日本，對外實行開放，對內革故鼎新，由弱變強的情況，為中國的維新運動提供了輿論準備。《日本國誌》同時也提醒人們，中國不僅沒有擺脫西方列強侵略的危險，而且預見到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存在著對中國威脅的可能性。後來梁啟超曾追述在二十年前，多數中國人“未知日本之可畏”的時候，《日本國誌》“則已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先受其衝者為吾中國”。
黎庶昌繼首任公使何如璋之後，曾兩度奉命出使日本，前後在日本共滯留了大約六年，時間從1882年到1891年，其主要外交任務是解決中日之間的琉球歸屬及朝鮮獨立問題。黎庶昌在日本曾應榎本揚武會長之邀，參加興亞會（後改名亞細亞協會，由中日朝三國人所組成，以保全亞洲國家獨立與安全為宗旨），黎的人品和才學，也為當時日本的朝野人士所敬重。1890年12月4日，亞細亞協會為餞別黎庶昌公使任期屆滿返國，特在東京的紅葉館舉行盛宴，黎為表達謝意，吟七言絕句謂：“高館離筵一再張，感君敦睦誼偏長，亞洲大局關中日，茲會同心耐雪霜。”師承曾國藩的衛道精神，站在當時所宣稱的同文同種、唇齒之邦的立場上，強調中日兩國攜手和好，排除西洋霸道思想以維護東洋的王道文化及其傳統的黎庶昌，對於該會雖標舉著亞洲諸國團結一致，而日本卻以亞洲的先進者自居，隱然有想做亞洲諸國“盟主”的意圖，似乎並未意識到。
對日本的意圖意識到，並心生警惕，在短短期間內由聯日而轉變視日本“為中國永遠大患”的，當首推李鴻章。以日本為榜樣，走向西方學習之路，以求國家之富強，是1860年代與1870年代之交李鴻章心儀之事。此時李鴻章不僅認識到日本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的重要，而且感受到了一種無形的壓力。於是，李鴻章在外交上遂產生了聯絡日本以拒西方列強的設想。截至同治十三年（1874）台灣事件發生之前，李鴻章對於日本之認識，大致可歸結為如下幾點：
（1）日本效法西洋，自國君主之，故能上下一心，立竿見影，其國勢日張，實為中國仿效之榜樣；
（2）日本國內尤如列國爭衡，一時尚無圖我之心；
（3）日本的強大，使它成為影響遠東地區戰略格局的一個重要力量，中國應聯合日本，以抵禦西方列強的入侵；
（4）在朝鮮問題上，李鴻章隱約感到日本的潛在威脅。
台灣事件是一個重大轉折，它對李鴻章最大的刺激，便是打破了他過去一直抱有的日本“無圖我之心”的幻想，而有日本“近在戶闥”、“誠為中國永遠大患”的警惕。自此將日本“聯為外援”，為“西洋多樹一敵”的外交策略，轉變為把日本當作中國的戰略假想敵。李鴻章之所以有這樣大的轉變，無疑是受到他的舊部丁日昌與幕友薛福成和朱采的影響，此處不贅述。
三、孫中山的日本觀
近代以來，中國人對日本同時抱有愛與恨的情結，既標榜互相提攜和聯合，又處處嚴正揭露和批判日本侵華行徑的，恐怕非孫中山莫屬。這一方麵，俞辛焞教授在他的著作《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中，已有深入的分析。
首先，孫中山之所以決定以日本為策動中國革命的基地，除了地理條件（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策劃）和華人人力資源（有大批留學生）外，尚有兩項因素的考慮：
（1）孫中山認定日本明治維新後之自強建國精神，是為中國革命之典範。早在1894年上書李鴻章論述富強之策時，孫中山即曾讚許日本“維新之政”的成效，以為係“仿效西法”成功之例。孫中山在以後的言論中，也經常提到“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中國革命同日本維新實在是一個意義”。他認為日本曆經明治維新，廢除了與西方國家間的不平等條約，成為現代的國家，足資為中國人效法。他這一看法，直到晚年並未改變。1924年4月他在廣州講述民族主義時，仍說：“他們（日本人）有民族主義的精神，所以便能奮發為雄，當中經過不及五十年，便由衰微的國家，變成強盛的國家，我們要中國強盛，日本便是一個好模範。”
（2）孫中山認定日本民族與中國民族有“同文同種”的文化與血緣關係。基於這種特殊的密切關係，中國革命之獲得日本人士之同情與讚助，是完全可能的。他有時也說明中日兩國是兄弟之邦，已臻於強盛的弟邦日本，協助尚在苦難中掙紮求生存的兄邦中國，是理所必然之舉。
但是，孫中山一方麵主張向日本學習，對日本抱著期待，希望日本政府、軍部及民間人士支持其革命，要求日本提供貸款和武器，另一方麵卻有時會嚴正揭露和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徑。例如：
1894年12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創建興中會時，即在開會的章程中指出：“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這裏揭露了各列強，尤其是日本在甲午戰爭中侵略和瓜分中國的罪行。
1903年9月，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中，孫中山又揭露了日本對福建和浙江一帶的侵略。
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戰爭時期，孫中山又主張聯合法國抵抗日本。
1910年8月，日本侵吞朝鮮後，孫中山更提高了對日本侵略的警惕性。
1911年2月3日，他在致宮崎滔天的信中尖銳地指出：“恐貴國政策已變，既吞高麗，方欲並支那。”同年8月，在致荷馬李（Homer Lea，1876-1912）的信中也提出了日本對中國開戰的可能性。
這些事實說明，孫中山不僅對日本侵華有明確的認識，而且對日本侵華的新動向亦抱有相當的警惕。因此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擔心日本出兵幹涉，故不立即回國，而在美國和歐洲采取了牽製日本出兵的外交措施。
1917年1月，他在《日支親善之根本義》一文中，提出了日本追隨歐美列強在中國擴大殖民地權益的事實。同年5月，他又在《中國存亡問題》一文中明確地指出：“日本占南滿、東內蒙、山東、福建，均在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五以上。”這些事實清楚地說明，孫中山對日本的侵略，尤其是對中國領土的侵占有明確的認識。
綜合上述，大致可以說明，孫中山在革命過程中對日本的期望與批判是同時並存的。俞辛焞把孫中山這種言論和態度，歸結為一種雙重性或二元論。他認為，孫中山的對日本批判，並不意味著要與日本決裂，而是實現其對日期望的一種手段。在其對日認識、言論和態度的雙重性中，對日本的期望才是主要的。
提到孫中山的日本觀，不能不稍微提及他的“大亞洲主義”。
所謂“大亞洲主義”思想萌發於日本明治時代。第一次大戰開始，1916年小寺謙吉出版了《大亞細亞主義論》，表麵上以“白禍論”抵製“黃禍論”，實際上要求在日本指導下改造中國，為日本的大陸擴張政策製造輿論。1924年，由於美國的排日移民法使日本的反美情緒高漲，“大亞洲主義論”一時甚囂塵上。中國方麵有人批判這種理論，上海《民國日報》刊出譯民的《真東亞聯盟》一文，論述“大亞洲主義”之不可行。李大釗發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再論新亞細亞主義》兩文，批判日本的“大亞洲主義”，主張以“新亞細亞主義”取代日本所謂的“大亞洲主義”。陳獨秀在1924年6月4日的《向導》上發表《亞洲民族聯合與亞洲平民聯合》一文，提出日本、中國軍閥政府及一切執政者除外的平民大聯合。
正是在這樣一個曆史背景下，孫中山於1924年11月13日由廣州北上，經上海繞道日本，24日抵神戶，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訪問日本。雖然受到當地華僑的盛大歡迎，但日本政府要員卻無一人露麵。這表明，日本政府對廣東軍政府大元帥孫中山訪日態度十分冷淡。
孫中山此次訪日的高潮，自然是11月28日下午，在神戶高等女學校應邀發表“大亞洲主義”的演講。這次空前盛大的演講會，是由神戶商業會議所主辦，後援者是大阪每日新聞社、大阪朝日新聞社、神戶又新日報社及神戶新聞社。演講的內容，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1）讚揚日本“發奮為雄”，同歐洲人奮鬥，爭取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取得獨立和富強，使亞洲各國民族獨立產生了希望。
（2）宣傳“亞洲全部的民族聯絡起來，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的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強調中國與日本的“大聯絡”。
（3）將亞洲的興衰問題，歸結為文化問題。強調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
（4）介紹俄國情況，認為俄國要主張王道，和歐洲的白人分家，要和“東方攜手”，暗示中日俄三國聯盟。
孫中山在日本境內，對日本國民講述“大亞洲主義”，對日本的侵華政策未作明確的指責。但在講演結尾時，卻語重心長的正告日本國民：“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幹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後麵兩句，可以說是這次演講最精彩、最有意義的重話。但是講演後，讚助這次講演會的幾個報社並未將最後結語“鷹犬”、“幹城”字眼刊載出來。這是為什麽呢？伊原澤周曾做出四種推測，最後認定，可能是報社顧慮政府的檢查及國民的反感而將之刪除的。
無論如何，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日本人倡言的亞洲門羅主義，完全不同。它是以亞洲民族為本體，而以東方文化為動力，促成東亞民族的團結與東方文化的複興。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則是以日本民族為主體，結合國權主義與擴張主義，而成為“對亞洲的侵略主義”。總之，孫中山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是對日本人的一項忠告。希望日本人以東方王道文化做基礎，聯合並扶植亞洲被壓迫的民族，抵抗西方的侵略，共同造成一個有助於人類文化發展的新亞洲、大亞洲。但日本人顯然並沒有體諒孫中山的心意，甚至曲解孫先生“大亞洲主義”為後來日本軍閥所主張的所謂“東亞共榮圈”做注腳，這自然不是孫中山當時所能預料到的悲慘後果。
四、蔣介石對日本的愛恨情結
在近代中國的軍政領袖人物中，毫無疑問的，蔣介石是對日了解最為深刻的一位。這一方麵由於蔣曾留日學習軍事，民國初年又曾兩度赴日本居留達三年之久，對日本的立國精神與建國過程，下過一番研究的工夫。另一方麵由於蔣氏在參與及領導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有數度直接與日本當局接觸的經驗，也曾不止一次的派遣專使到日本去做縝密的考察，這都使蔣介石對日本的國力與軍國主義興起後的侵略本質，有深刻的認識。
蔣介石早年留日的學習經驗，根據黃自進教授的研究，對蔣本人至少有四點重要影響：
（1）培養人生觀。蔣自認為他之所以能於簡單的生活以及對工作能持之以恒，實得力於在日本嚴格、枯燥的軍隊生活，鍛煉出他的個性。
（2）體認到全民軍事化的重要性。蔣於1930年代在中國所推展的新生活運動，其目的即在追求中國國民生活的軍事化，唯有國民軍事化，才能在短時間內加強中國的動員力量，加速中國的現代化。
（3）主張運用科學知識重新驗定傳統生活習慣。從他主張吃夠不一定意味著吃飽，多食容易導致疾病以及在日本聯隊受訓過程中吃不飽的經驗，到理解節製是養生過程等範例，無一不是反映他的日本經驗。這些經驗自然也蘊涵著日本運用現代化的科學觀念，推動社會習俗改革運動的成效。
（4）強調實踐，奉行“知行合一”學說。這些理論雖然是陽明學說的真諦，但也是他通過對日本“武士道”的觀察所得到的新啟發。
蔣介石所津津樂道的日本學習經驗甚多，包括軍隊訓練的嚴格、生活的勤勞節約、軍人的絕對服從等，對蔣氏日後的建軍都有重大的影響，可以說完全以“日本為師”。這方麵黃自進已做了地毯式的爬梳，在此不贅。
蔣介石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是個講究孝道、師道、友道的政治人物。他的對日觀，同孫中山一樣，是發自內心的愛，從佩服和推崇的角度出發的。他在日後與日本政治人物的談話中，一再這樣表示：“中日兩國無論在種族文化地理人情各方麵，皆甚親近，而且在曆史上中國與英、美、俄、法等西洋各國之關係，皆不如與日本關係之長久而親密。”所以他堅信“兩國之間沒有不可解的糾紛，沒有不可了之事”。
他曾明白告訴日本記者，對日本明治維新以來，進步之速及一般國民忠義孝友之德，禮儀勤儉之風，向所傾佩。他進一步對日本的古今人物，像維新以前的賴山陽、維新時期的勝安房與吉田鬆陰二氏表示欽佩。
蔣介石認為，日本之強盛在於他的工業化以及吸取中國王陽明的實踐哲學，他很推崇日本的“武士道”，特地指出，日本之國魂，即為“大和魂”，“大和魂”所表現的精神，即是“武士道”。“武士道”講究“忠君愛國”、“好俠尚義”、“輕生樂死”。這些特質都有助於日本建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當然更有助於建設一個軍事強權。而塑造日本民族成就這樣的特質，實際上是來自於中國傳統的儒家精神，尤其是陽明哲學中所倡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實踐精神。
同孫中山一樣，蔣介石對日本的看法也是雙重性的，愛與恨糾結，幾乎同時並存。這是曆史造成的時代悲劇！將日本視為一個對中國具有領土野心的帝國主義，是蔣介石自青年時期以來就秉持的看法，認為日本視滿洲為禁臠，中國在無完全準備之前，不應輕易嚐試解決滿洲問題，這是蔣在1921年向孫中山提出北伐建言書中的一個重要觀念。根據這一理念，他主張國民黨在北伐過程中，不應將張作霖列入作戰對象，以免刺激挺張的日本政府。換言之，蔣對日本在中國東北之殖民經營野心，了若指掌，因而不願輕舉妄動，以免挑起和日本的衝突。
1926年，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在北伐過程中一再遭到日軍的挑釁。從翌年的“五三慘案”開始，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對日軍師出無名在先，濫殺中國軍民於後，公然在中國領土行暴，自然痛心疾首，引為平生奇恥大辱，自此由愛生恨，激發出一股強烈的雪恥之念。蔣在日記中，每天必做自強雪恥之警語，以為自勵自惕：
5月4日：“日人侵侮我至此，實難忍受！”“濟南軍民，對日軍之慘殺，無不義憤填膺，目皆欲裂。”
5月7日：“日本軍閥心毒狠而口狡詐，若其政治家再無遠見，吾誠為日本國民危也。”“哀哉！國未亡而亡國之慘禍已見矣！”“慘毒苛暴之威，豈能懾動我哉？”
5月9日：“如此橫暴，雖亡國之民，亦難忍受也。”“悲乎！如有一毫人心，豈能忘此恥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強而已。”“在雪恥之誌而不能暫時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達成雪恥任務，餘今且暫忍為人所不能忍者可耳！”“國恥、軍恥、民恥、何以雪之，可不勉哉！”
5月10日：“土地任人處分，人民任人慘殺，亡國之慘痛，極矣！”“對於日本，凡可忍辱，且暫忍之，必至最後忍無可忍之時，乃求最後曆史之光榮與之決一死戰雲雲。”
“五三慘案”予蔣介石的打擊最大，但在衡量當前情勢下，蔣在與譚延闓、吳敬恒、張人傑、王正廷等黨政要員徹底計議後，決定對軍事暫取不抵抗方針，先禮後兵以觀其後，而迅令各軍全部渡河，繼續北伐，以集中全力完成革命為目前唯一方針。而蔣本人自己則決定，每日六時起床，必做國恥紀念一次，勿間斷，以至國恥洗雪後為止。
及至1934年秋，中日局勢更趨危急，正進入最後關頭。蔣介石亟思設法打開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囑陳布雷筆錄，撰《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一文，但以當時政治關係，不便以陳布雷的名義出之，乃用徐道鄰名義刊載於《外交評論》（The Foreign Affairs Review）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這是一篇語詞含蓄而用意深長的論文。文章一開頭，首先定調說：“一般有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對於中日僵局的造成，中日兩國均有責任，但“中國方麵有十分之四的責任，日本方麵至少也應有十分之六的責任”。因此，中國需要檢討自身的錯誤與失計，日本尤應承認某“直接的對中國認識的錯誤”，與“間接的國際間舉措上的錯誤”。作者特別指出，日本對中國國民黨之觀察，犯了兩種錯誤：其一以為中國國民黨是發動排日勢力的中心；其二以為非打倒中國國民黨則中日問題無法解決。再次，日本人拿蔣介石與袁世凱、李鴻章相提並論，也是一種錯誤，因為兩者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環境不同，即其所處的時代絕對不同。以袁、李的習性與識見來推斷蔣氏，有如“老子與韓非同傳”一樣的滑稽。
《敵乎？友乎？》一文的結論，歸結到中國的一句古語：“解鈴還須係鈴人。”希望日本勇於檢討，接受錯誤而改正，以懸崖勒馬的勇氣，擔當起打開中日僵局的責任，謀求久遠的和平。後來陳布雷回憶此文之主旨，曾謂：“此文之作，蓋欲暗示日本以中國決不可屈服，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至計。為日本彷徨無主之國論辟一新視野，而痛斥其野心軍閥之無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緩其淩逼之氣勢也。”
五、餘論
可惜的是，中日僵局始終沒有打開，日本軍人也並沒有懸崖勒馬，東亞風雲完全變色，最後演成一場玉石俱焚的大悲劇，日本因侵華戰爭與發動珍珠港事變，終於兵敗投降，自食苦果。中國也因為抗戰八年而兵疲民困，損失慘重，元氣大傷！
蔣介石對日本苦口婆心的勸告，最後是失望了，中國人也失望了，但終戰後蔣介石卻不念舊惡，“以德報怨”，化民族國家之恨為至高無上的愛，“與人為善”對日本采取了史無前例的寬大政策。其內容包括：
（1）天皇製度的民族自決；
（2）阻止蘇聯分割占領日本；
（3）迅速將二百多萬的日本軍民送達其祖國；
（4）放棄戰爭賠償的要求。
是什麽力量？怎樣的考慮？促使蔣介石對日本采取“不念舊惡”，表現“大愛精神”的寬大政策呢？
首先，最基本的因素，當然在於以儒家思想中心的東方的文化。東方文化的本質，一為仁愛，二為忠恕。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蔣介石，一直是東方文化與傳統道德的終生服膺者與切實踐履者。誠如日本國會議員灘尾弘吉所言，蔣之所以采取如此寬大的對日政策，“決非基於戰勝者對戰敗者的隨興的寬容或憐憫，而是由於中華民國建國的理想。此一理想是植基於中國固有的儒學思想，發自深遠的哲理。”
其次，蔣介石對中日合作的信念與希望。在他的一生當中，無論遭遇任何情況，都是始終一貫，絕不動搖的。他對日本的愛，是出自兄弟之邦的感情，源自生活經驗的體會。他對日本的恨，則是基於國家民族的大是大非。兩者雖時有矛盾糾葛，卻並非不能切割的。因此，對於敗戰後日本的措施，蔣認為“戰爭是日本軍閥發動的，不是日本國民之罪。”所以諄諄說服聯合國其他領袖，親自率先垂範王道的襟度，為日本的複興，實施了史無前例的寬大政策。
是的，俗話說：冤家宜解不宜結，世上沒有永久的敵人。中日兩國之間沒有不可解之糾紛，也沒有不可了之事。蔣介石主動拋棄過去的恩怨，在戰後挺身而出，做了一次“解鈴人”，主動化解了中日兩國糾葛半世紀的愛恨情仇，為日後的中日親善，甚至中日複交奠定了基礎，也為亞洲的和平、安定與繁榮，開啟了一扇“友好之門窗”。
一、前言
打開中文書籍，一提到中日兩國關係，開宗明義常這樣寫道：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一葦可航。這是從地理上論述兩國的緊鄰關係。
“中日兩國關係兄弟之邦，唇齒相依。”中日兩國同屬亞洲，誠如孫中山所言：“亞細亞為吾人之一家，日本與中國則一家中之兄弟也，日本及中國實兄弟之國也。”
中日兩國，同文同種（黃種）。自古代以來，兩國之間有著兩千年以上文化交流往來的曆史。
以日本為革命基地，畢生致力中國革命，到達日本的次數最多，居留時間亦最久，並獲得眾多日本友人讚助的孫中山，對中日親密關係，有更深入的體會：“中國與日本壤地密接，曆史上精神物質之關係至深且切，論其情誼，儼如兄弟。”“中國日本兩國有數千年親密關係，種族，文字相同。”“亞細亞之東，中國之近鄰，有日本之強國。此強國，為中國同文同種之友國。”
相對的，胡漢民論起日本謂：“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風俗習慣是相去不遠的。”這是持平比較沒有激情的說法。
談起中日關係，人們往往喜用“同文同種，唇齒相依”等詞匯來說明兩國的善鄰邦交。但是從近代兩國關係史發展的過程來看，伊原澤周教授認為事實並非如此，有時完全處於針鋒相對的局麵。以下讓我們來檢討它的轉變。
二、中國人對日本的愛恨情結溯源
近代中日關係極其複雜、曲折多變，其間至少引發兩場比較大的戰爭，幹戈刀兵，腥風血雨，綿延七十餘年。一是1895年的甲午戰爭，老大的中國敗給明治維新後崛起的日本蕞爾小國，並割地賠款；一是1937年日本在盧溝橋事變後發動全麵侵華戰爭，而於1945年兵敗投降。
在甲午戰爭之前，至少在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灣之前，中日兩國尚維持了一段和平友好的外交關係，東亞風雲尚未變色，雖然日本在這之前發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明治維新，並且已有人高唱“征韓論。”
中日兩國人民過去在長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種親切感。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國之一，曾經是東亞經濟、文化的中心。在長期的文化交流中，中日兩國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日本民眾中產生了對中國文化的傾慕心理，對中國人士極為敬重，中國士人對日本產生了親切感。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近代的中國和日本。維新誌士王韜、黃遵憲、駐日使臣黎庶昌等和日本人士的交往尤為突出。
王韜，江蘇長洲甫裏人。1879年應日本重野成齊、中村正直等的邀請，東遊日本。日本人士慕王氏“博學宏才，通當世之務，足跡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其所著《普法戰紀》，尤為日本士人所推服，有人將其同魏源相比，或謂“魏源不足比先生也”。他在日本時，“都下名士，爭與先生交，文酒談宴，殆無虛日；山遊水嬉，追從如雲，極一時之盛”。他廣泛結交朋友，其中有政府官員、將軍、巨儒，並與日本學術界人士結成了所謂“苔岑之契，金石之交”。所著《扶桑遊記》曾比較了漫遊西歐與日本的感受說：“日本山水之勝，過於泰西。兼以同文之國，文詩詞賦，迭唱屢賡。文字之緣，友朋之樂，特於海外見之。”“餘將返國，同人餞餘於中村酒樓，不期而會者六十餘人。餘位列星使上，衣冠宴集之盛，向所未有，諸名流之寵異餘也如此。臨別依依，鳴咽愴惻，賦別離聲，濡毫潑墨，親炙篤厚之情，難以言喻。”
1877年，黃遵憲以駐日公使館參讚的身份，隨首任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他一踏上日本國土，就感受到明治維新不久已給日本帶來的變化，立誌撰寫一部《日本國誌》，幫助中國朝野上下全麵了解日本的過去和現在。為此，他在繁忙的外交公務之餘，克服語言文字障礙和資料缺乏的困難，結交大批日本朋友，采用筆談方式，采風問俗，網羅舊聞，參考新政，深入調查日本曆史和現狀，大量收集有關明治維新後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資料，尤其是日本政府各機關和地方發布的各種公報、法令、統計表等第一手材料，五年之後寫成了《日本國誌》初稿。
黃遵憲是一位詩人，他的詩“能熔新理想以入舊風格”，頗合一般人的口味，故黃遵憲到了日本以後，通過詩文與日本各界人士交遊，與日本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時的情況是：“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鬥，執贄求見者戶外履滿，而君為之提倡風雅，於所呈詩文悉心指其疵謬所在。第一篇出，群奉為金科玉律，此日本開國以來所未有也。”
黃遵憲《日本國誌》的編撰和《日本雜事詩》的刊印，不僅推動了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幫助了中國有識之士了解明治日本，對外實行開放，對內革故鼎新，由弱變強的情況，為中國的維新運動提供了輿論準備。《日本國誌》同時也提醒人們，中國不僅沒有擺脫西方列強侵略的危險，而且預見到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存在著對中國威脅的可能性。後來梁啟超曾追述在二十年前，多數中國人“未知日本之可畏”的時候，《日本國誌》“則已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先受其衝者為吾中國”。
黎庶昌繼首任公使何如璋之後，曾兩度奉命出使日本，前後在日本共滯留了大約六年，時間從1882年到1891年，其主要外交任務是解決中日之間的琉球歸屬及朝鮮獨立問題。黎庶昌在日本曾應榎本揚武會長之邀，參加興亞會（後改名亞細亞協會，由中日朝三國人所組成，以保全亞洲國家獨立與安全為宗旨），黎的人品和才學，也為當時日本的朝野人士所敬重。1890年12月4日，亞細亞協會為餞別黎庶昌公使任期屆滿返國，特在東京的紅葉館舉行盛宴，黎為表達謝意，吟七言絕句謂：“高館離筵一再張，感君敦睦誼偏長，亞洲大局關中日，茲會同心耐雪霜。”師承曾國藩的衛道精神，站在當時所宣稱的同文同種、唇齒之邦的立場上，強調中日兩國攜手和好，排除西洋霸道思想以維護東洋的王道文化及其傳統的黎庶昌，對於該會雖標舉著亞洲諸國團結一致，而日本卻以亞洲的先進者自居，隱然有想做亞洲諸國“盟主”的意圖，似乎並未意識到。
對日本的意圖意識到，並心生警惕，在短短期間內由聯日而轉變視日本“為中國永遠大患”的，當首推李鴻章。以日本為榜樣，走向西方學習之路，以求國家之富強，是1860年代與1870年代之交李鴻章心儀之事。此時李鴻章不僅認識到日本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的重要，而且感受到了一種無形的壓力。於是，李鴻章在外交上遂產生了聯絡日本以拒西方列強的設想。截至同治十三年（1874）台灣事件發生之前，李鴻章對於日本之認識，大致可歸結為如下幾點：
（1）日本效法西洋，自國君主之，故能上下一心，立竿見影，其國勢日張，實為中國仿效之榜樣；
（2）日本國內尤如列國爭衡，一時尚無圖我之心；
（3）日本的強大，使它成為影響遠東地區戰略格局的一個重要力量，中國應聯合日本，以抵禦西方列強的入侵；
（4）在朝鮮問題上，李鴻章隱約感到日本的潛在威脅。
台灣事件是一個重大轉折，它對李鴻章最大的刺激，便是打破了他過去一直抱有的日本“無圖我之心”的幻想，而有日本“近在戶闥”、“誠為中國永遠大患”的警惕。自此將日本“聯為外援”，為“西洋多樹一敵”的外交策略，轉變為把日本當作中國的戰略假想敵。李鴻章之所以有這樣大的轉變，無疑是受到他的舊部丁日昌與幕友薛福成和朱采的影響，此處不贅述。
三、孫中山的日本觀
近代以來，中國人對日本同時抱有愛與恨的情結，既標榜互相提攜和聯合，又處處嚴正揭露和批判日本侵華行徑的，恐怕非孫中山莫屬。這一方麵，俞辛焞教授在他的著作《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中，已有深入的分析。
首先，孫中山之所以決定以日本為策動中國革命的基地，除了地理條件（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策劃）和華人人力資源（有大批留學生）外，尚有兩項因素的考慮：
（1）孫中山認定日本明治維新後之自強建國精神，是為中國革命之典範。早在1894年上書李鴻章論述富強之策時，孫中山即曾讚許日本“維新之政”的成效，以為係“仿效西法”成功之例。孫中山在以後的言論中，也經常提到“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中國革命同日本維新實在是一個意義”。他認為日本曆經明治維新，廢除了與西方國家間的不平等條約，成為現代的國家，足資為中國人效法。他這一看法，直到晚年並未改變。1924年4月他在廣州講述民族主義時，仍說：“他們（日本人）有民族主義的精神，所以便能奮發為雄，當中經過不及五十年，便由衰微的國家，變成強盛的國家，我們要中國強盛，日本便是一個好模範。”
（2）孫中山認定日本民族與中國民族有“同文同種”的文化與血緣關係。基於這種特殊的密切關係，中國革命之獲得日本人士之同情與讚助，是完全可能的。他有時也說明中日兩國是兄弟之邦，已臻於強盛的弟邦日本，協助尚在苦難中掙紮求生存的兄邦中國，是理所必然之舉。
但是，孫中山一方麵主張向日本學習，對日本抱著期待，希望日本政府、軍部及民間人士支持其革命，要求日本提供貸款和武器，另一方麵卻有時會嚴正揭露和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徑。例如：
1894年12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創建興中會時，即在開會的章程中指出：“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這裏揭露了各列強，尤其是日本在甲午戰爭中侵略和瓜分中國的罪行。
1903年9月，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中，孫中山又揭露了日本對福建和浙江一帶的侵略。
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戰爭時期，孫中山又主張聯合法國抵抗日本。
1910年8月，日本侵吞朝鮮後，孫中山更提高了對日本侵略的警惕性。
1911年2月3日，他在致宮崎滔天的信中尖銳地指出：“恐貴國政策已變，既吞高麗，方欲並支那。”同年8月，在致荷馬李（Homer Lea，1876-1912）的信中也提出了日本對中國開戰的可能性。
這些事實說明，孫中山不僅對日本侵華有明確的認識，而且對日本侵華的新動向亦抱有相當的警惕。因此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擔心日本出兵幹涉，故不立即回國，而在美國和歐洲采取了牽製日本出兵的外交措施。
1917年1月，他在《日支親善之根本義》一文中，提出了日本追隨歐美列強在中國擴大殖民地權益的事實。同年5月，他又在《中國存亡問題》一文中明確地指出：“日本占南滿、東內蒙、山東、福建，均在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五以上。”這些事實清楚地說明，孫中山對日本的侵略，尤其是對中國領土的侵占有明確的認識。
綜合上述，大致可以說明，孫中山在革命過程中對日本的期望與批判是同時並存的。俞辛焞把孫中山這種言論和態度，歸結為一種雙重性或二元論。他認為，孫中山的對日本批判，並不意味著要與日本決裂，而是實現其對日期望的一種手段。在其對日認識、言論和態度的雙重性中，對日本的期望才是主要的。
提到孫中山的日本觀，不能不稍微提及他的“大亞洲主義”。
所謂“大亞洲主義”思想萌發於日本明治時代。第一次大戰開始，1916年小寺謙吉出版了《大亞細亞主義論》，表麵上以“白禍論”抵製“黃禍論”，實際上要求在日本指導下改造中國，為日本的大陸擴張政策製造輿論。1924年，由於美國的排日移民法使日本的反美情緒高漲，“大亞洲主義論”一時甚囂塵上。中國方麵有人批判這種理論，上海《民國日報》刊出譯民的《真東亞聯盟》一文，論述“大亞洲主義”之不可行。李大釗發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再論新亞細亞主義》兩文，批判日本的“大亞洲主義”，主張以“新亞細亞主義”取代日本所謂的“大亞洲主義”。陳獨秀在1924年6月4日的《向導》上發表《亞洲民族聯合與亞洲平民聯合》一文，提出日本、中國軍閥政府及一切執政者除外的平民大聯合。
正是在這樣一個曆史背景下，孫中山於1924年11月13日由廣州北上，經上海繞道日本，24日抵神戶，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訪問日本。雖然受到當地華僑的盛大歡迎，但日本政府要員卻無一人露麵。這表明，日本政府對廣東軍政府大元帥孫中山訪日態度十分冷淡。
孫中山此次訪日的高潮，自然是11月28日下午，在神戶高等女學校應邀發表“大亞洲主義”的演講。這次空前盛大的演講會，是由神戶商業會議所主辦，後援者是大阪每日新聞社、大阪朝日新聞社、神戶又新日報社及神戶新聞社。演講的內容，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1）讚揚日本“發奮為雄”，同歐洲人奮鬥，爭取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取得獨立和富強，使亞洲各國民族獨立產生了希望。
（2）宣傳“亞洲全部的民族聯絡起來，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的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強調中國與日本的“大聯絡”。
（3）將亞洲的興衰問題，歸結為文化問題。強調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
（4）介紹俄國情況，認為俄國要主張王道，和歐洲的白人分家，要和“東方攜手”，暗示中日俄三國聯盟。
孫中山在日本境內，對日本國民講述“大亞洲主義”，對日本的侵華政策未作明確的指責。但在講演結尾時，卻語重心長的正告日本國民：“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幹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後麵兩句，可以說是這次演講最精彩、最有意義的重話。但是講演後，讚助這次講演會的幾個報社並未將最後結語“鷹犬”、“幹城”字眼刊載出來。這是為什麽呢？伊原澤周曾做出四種推測，最後認定，可能是報社顧慮政府的檢查及國民的反感而將之刪除的。
無論如何，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日本人倡言的亞洲門羅主義，完全不同。它是以亞洲民族為本體，而以東方文化為動力，促成東亞民族的團結與東方文化的複興。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則是以日本民族為主體，結合國權主義與擴張主義，而成為“對亞洲的侵略主義”。總之，孫中山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是對日本人的一項忠告。希望日本人以東方王道文化做基礎，聯合並扶植亞洲被壓迫的民族，抵抗西方的侵略，共同造成一個有助於人類文化發展的新亞洲、大亞洲。但日本人顯然並沒有體諒孫中山的心意，甚至曲解孫先生“大亞洲主義”為後來日本軍閥所主張的所謂“東亞共榮圈”做注腳，這自然不是孫中山當時所能預料到的悲慘後果。
四、蔣介石對日本的愛恨情結
在近代中國的軍政領袖人物中，毫無疑問的，蔣介石是對日了解最為深刻的一位。這一方麵由於蔣曾留日學習軍事，民國初年又曾兩度赴日本居留達三年之久，對日本的立國精神與建國過程，下過一番研究的工夫。另一方麵由於蔣氏在參與及領導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有數度直接與日本當局接觸的經驗，也曾不止一次的派遣專使到日本去做縝密的考察，這都使蔣介石對日本的國力與軍國主義興起後的侵略本質，有深刻的認識。
蔣介石早年留日的學習經驗，根據黃自進教授的研究，對蔣本人至少有四點重要影響：
（1）培養人生觀。蔣自認為他之所以能於簡單的生活以及對工作能持之以恒，實得力於在日本嚴格、枯燥的軍隊生活，鍛煉出他的個性。
（2）體認到全民軍事化的重要性。蔣於1930年代在中國所推展的新生活運動，其目的即在追求中國國民生活的軍事化，唯有國民軍事化，才能在短時間內加強中國的動員力量，加速中國的現代化。
（3）主張運用科學知識重新驗定傳統生活習慣。從他主張吃夠不一定意味著吃飽，多食容易導致疾病以及在日本聯隊受訓過程中吃不飽的經驗，到理解節製是養生過程等範例，無一不是反映他的日本經驗。這些經驗自然也蘊涵著日本運用現代化的科學觀念，推動社會習俗改革運動的成效。
（4）強調實踐，奉行“知行合一”學說。這些理論雖然是陽明學說的真諦，但也是他通過對日本“武士道”的觀察所得到的新啟發。
蔣介石所津津樂道的日本學習經驗甚多，包括軍隊訓練的嚴格、生活的勤勞節約、軍人的絕對服從等，對蔣氏日後的建軍都有重大的影響，可以說完全以“日本為師”。這方麵黃自進已做了地毯式的爬梳，在此不贅。
蔣介石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是個講究孝道、師道、友道的政治人物。他的對日觀，同孫中山一樣，是發自內心的愛，從佩服和推崇的角度出發的。他在日後與日本政治人物的談話中，一再這樣表示：“中日兩國無論在種族文化地理人情各方麵，皆甚親近，而且在曆史上中國與英、美、俄、法等西洋各國之關係，皆不如與日本關係之長久而親密。”所以他堅信“兩國之間沒有不可解的糾紛，沒有不可了之事”。
他曾明白告訴日本記者，對日本明治維新以來，進步之速及一般國民忠義孝友之德，禮儀勤儉之風，向所傾佩。他進一步對日本的古今人物，像維新以前的賴山陽、維新時期的勝安房與吉田鬆陰二氏表示欽佩。
蔣介石認為，日本之強盛在於他的工業化以及吸取中國王陽明的實踐哲學，他很推崇日本的“武士道”，特地指出，日本之國魂，即為“大和魂”，“大和魂”所表現的精神，即是“武士道”。“武士道”講究“忠君愛國”、“好俠尚義”、“輕生樂死”。這些特質都有助於日本建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當然更有助於建設一個軍事強權。而塑造日本民族成就這樣的特質，實際上是來自於中國傳統的儒家精神，尤其是陽明哲學中所倡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實踐精神。
同孫中山一樣，蔣介石對日本的看法也是雙重性的，愛與恨糾結，幾乎同時並存。這是曆史造成的時代悲劇！將日本視為一個對中國具有領土野心的帝國主義，是蔣介石自青年時期以來就秉持的看法，認為日本視滿洲為禁臠，中國在無完全準備之前，不應輕易嚐試解決滿洲問題，這是蔣在1921年向孫中山提出北伐建言書中的一個重要觀念。根據這一理念，他主張國民黨在北伐過程中，不應將張作霖列入作戰對象，以免刺激挺張的日本政府。換言之，蔣對日本在中國東北之殖民經營野心，了若指掌，因而不願輕舉妄動，以免挑起和日本的衝突。
1926年，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在北伐過程中一再遭到日軍的挑釁。從翌年的“五三慘案”開始，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對日軍師出無名在先，濫殺中國軍民於後，公然在中國領土行暴，自然痛心疾首，引為平生奇恥大辱，自此由愛生恨，激發出一股強烈的雪恥之念。蔣在日記中，每天必做自強雪恥之警語，以為自勵自惕：
5月4日：“日人侵侮我至此，實難忍受！”“濟南軍民，對日軍之慘殺，無不義憤填膺，目皆欲裂。”
5月7日：“日本軍閥心毒狠而口狡詐，若其政治家再無遠見，吾誠為日本國民危也。”“哀哉！國未亡而亡國之慘禍已見矣！”“慘毒苛暴之威，豈能懾動我哉？”
5月9日：“如此橫暴，雖亡國之民，亦難忍受也。”“悲乎！如有一毫人心，豈能忘此恥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強而已。”“在雪恥之誌而不能暫時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達成雪恥任務，餘今且暫忍為人所不能忍者可耳！”“國恥、軍恥、民恥、何以雪之，可不勉哉！”
5月10日：“土地任人處分，人民任人慘殺，亡國之慘痛，極矣！”“對於日本，凡可忍辱，且暫忍之，必至最後忍無可忍之時，乃求最後曆史之光榮與之決一死戰雲雲。”
“五三慘案”予蔣介石的打擊最大，但在衡量當前情勢下，蔣在與譚延闓、吳敬恒、張人傑、王正廷等黨政要員徹底計議後，決定對軍事暫取不抵抗方針，先禮後兵以觀其後，而迅令各軍全部渡河，繼續北伐，以集中全力完成革命為目前唯一方針。而蔣本人自己則決定，每日六時起床，必做國恥紀念一次，勿間斷，以至國恥洗雪後為止。
及至1934年秋，中日局勢更趨危急，正進入最後關頭。蔣介石亟思設法打開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囑陳布雷筆錄，撰《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一文，但以當時政治關係，不便以陳布雷的名義出之，乃用徐道鄰名義刊載於《外交評論》（The Foreign Affairs Review）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這是一篇語詞含蓄而用意深長的論文。文章一開頭，首先定調說：“一般有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對於中日僵局的造成，中日兩國均有責任，但“中國方麵有十分之四的責任，日本方麵至少也應有十分之六的責任”。因此，中國需要檢討自身的錯誤與失計，日本尤應承認某“直接的對中國認識的錯誤”，與“間接的國際間舉措上的錯誤”。作者特別指出，日本對中國國民黨之觀察，犯了兩種錯誤：其一以為中國國民黨是發動排日勢力的中心；其二以為非打倒中國國民黨則中日問題無法解決。再次，日本人拿蔣介石與袁世凱、李鴻章相提並論，也是一種錯誤，因為兩者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環境不同，即其所處的時代絕對不同。以袁、李的習性與識見來推斷蔣氏，有如“老子與韓非同傳”一樣的滑稽。
《敵乎？友乎？》一文的結論，歸結到中國的一句古語：“解鈴還須係鈴人。”希望日本勇於檢討，接受錯誤而改正，以懸崖勒馬的勇氣，擔當起打開中日僵局的責任，謀求久遠的和平。後來陳布雷回憶此文之主旨，曾謂：“此文之作，蓋欲暗示日本以中國決不可屈服，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至計。為日本彷徨無主之國論辟一新視野，而痛斥其野心軍閥之無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緩其淩逼之氣勢也。”
五、餘論
可惜的是，中日僵局始終沒有打開，日本軍人也並沒有懸崖勒馬，東亞風雲完全變色，最後演成一場玉石俱焚的大悲劇，日本因侵華戰爭與發動珍珠港事變，終於兵敗投降，自食苦果。中國也因為抗戰八年而兵疲民困，損失慘重，元氣大傷！
蔣介石對日本苦口婆心的勸告，最後是失望了，中國人也失望了，但終戰後蔣介石卻不念舊惡，“以德報怨”，化民族國家之恨為至高無上的愛，“與人為善”對日本采取了史無前例的寬大政策。其內容包括：
（1）天皇製度的民族自決；
（2）阻止蘇聯分割占領日本；
（3）迅速將二百多萬的日本軍民送達其祖國；
（4）放棄戰爭賠償的要求。
是什麽力量？怎樣的考慮？促使蔣介石對日本采取“不念舊惡”，表現“大愛精神”的寬大政策呢？
首先，最基本的因素，當然在於以儒家思想中心的東方的文化。東方文化的本質，一為仁愛，二為忠恕。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蔣介石，一直是東方文化與傳統道德的終生服膺者與切實踐履者。誠如日本國會議員灘尾弘吉所言，蔣之所以采取如此寬大的對日政策，“決非基於戰勝者對戰敗者的隨興的寬容或憐憫，而是由於中華民國建國的理想。此一理想是植基於中國固有的儒學思想，發自深遠的哲理。”
其次，蔣介石對中日合作的信念與希望。在他的一生當中，無論遭遇任何情況，都是始終一貫，絕不動搖的。他對日本的愛，是出自兄弟之邦的感情，源自生活經驗的體會。他對日本的恨，則是基於國家民族的大是大非。兩者雖時有矛盾糾葛，卻並非不能切割的。因此，對於敗戰後日本的措施，蔣認為“戰爭是日本軍閥發動的，不是日本國民之罪。”所以諄諄說服聯合國其他領袖，親自率先垂範王道的襟度，為日本的複興，實施了史無前例的寬大政策。
是的，俗話說：冤家宜解不宜結，世上沒有永久的敵人。中日兩國之間沒有不可解之糾紛，也沒有不可了之事。蔣介石主動拋棄過去的恩怨，在戰後挺身而出，做了一次“解鈴人”，主動化解了中日兩國糾葛半世紀的愛恨情仇，為日後的中日親善，甚至中日複交奠定了基礎，也為亞洲的和平、安定與繁榮，開啟了一扇“友好之門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