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重慶陪都文學及其話語空間芻議
蘇光文抗日戰爭時期，存在於重慶陪都的文學，可不可以稱為重慶陪都文學？這一文學曆史存在距今已有六七十年了，我之所以還提出這麽一個問題是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一是六七十年來，大陸中國學界對這一文學曆史存在的稱謂太不確定了。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即這一文學曆史存在期，重慶陪都的文藝工作者們，有時稱之為重慶文學，有時稱之為首都文學，有時稱之為陪都文學；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這三稱謂不見了蹤影；80年代初至今又有了多種稱謂，諸如重慶地區抗戰文學、重慶抗戰文學、戰時重慶文學、戰時首都文學等等，我本人在相關著述文字中，也偶爾用過重慶陪都文學的稱謂。對這一文學曆史存在，為什麽會有如此不確定的多種稱謂？這僅僅是個仁智之見的問題嗎？究其原因，我以為主要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介入在起作用。有一個不成文的說法便是明證：用重慶陪都文學這個稱謂，就會讓人認為它是國民政府的文學、國民黨的文學——重慶陪都是國民政府的陪都、國民政府是國民黨執政的政府，用重慶陪都文學稱謂，自然就會讓人認為它是國民政府的文學、國民黨的文學。二是不探討、不確認一個學界共同認可的稱謂，就難於回歸到這一文學曆史存在的職場，必然會影響到對這一文學、大後方文學乃至整個抗戰文學應有的記憶功能與審美價值功能的判斷。
在這些不確定的多種稱謂中，我認為應采用重慶陪都文學這個稱謂。重慶陪都是國民政府明令的合法的且舉世公認的，存在於此的文學順理成章地應為重慶陪都文學。
那麽，確認為這一稱謂，是否會對這一文學曆史存在的特質與特征產生誤讀、誤認、誤導呢？我想先以中國文學史上的陪都文學為參照加以解析。
陪都，顧名思義即陪伴首都的城市，在首都之外建築的而作首都陪伴的城市。中國曆代王朝，大都在首都之外建有陪都。陪都作為一種曆史存在物，久矣乎！早在周朝就有陪都了。周朝的首都為鎬京（今長安縣），陪都為洛邑（今洛陽）。漢朝的首都為洛陽，陪都為長安。唐朝的首都為長安，陪都為洛陽。元明清各朝也在首都之外建有陪都。有首都就有首都文學，有陪都就有陪都文學。陪都文學作為中國文學曆史上的一種文學曆史存在，也是久矣乎！漢朝，先有揚雄的《蜀都賦》，他是成都人，以賦這一文學形式稱頌成都的風物；接著有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晉代的左思據說用了三十載寫出萬言《三都賦》，為兩都賦、三都賦中之巨製。清朝的程先甲寫有《金陵賦》。等等。所有這些兩都賦或三都賦，對於不同朝代的首都與陪都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宮廷建築以及民風民俗、地勢與曆史狀貌都作了生動形象的描述，成為一篇篇首都與陪都的人文精神的載體，成為王朝意識、精神、業績的表征。比如班固的《兩都賦》中的《西京賦》，借敘事主角西都賓之口，把長安的地勢險要、物產豐富、宮廷華麗等等作了全方位的敘寫，意在稱讚在此建都決策的英明：《東都賦》借敘事主角東都賓之口，極力稱頌洛陽陪都社會的祥和及王朝推行的政策與措施的正確。這篇《兩都賦》，堪稱首都文學與陪都文學的範本。
那麽，我們是否就此認定重慶陪都文學與中國文學史上的陪都文學具有相同屬性與相同特征呢？用了重慶陪都文學這個稱謂，就是承認了它是國民黨政府的文學呢？我的回答是一個字：“否！”因為重慶陪都文學與中國文學史上的陪都文學在三個方麵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一是背景的不同。中國曆史上各王朝的陪都是在社會穩定、政權鞏固期為進一步強化統治而興建的。重慶之能成為中國國民政府的陪都，純然是戰爭所賜。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和中國的抗日戰爭，重慶是決不可能成為國民政府的陪都的。事實是：1931年“9.18”事變和1932年“1.28”事變後，國民政府作出過建陪都的決定，但不是重慶而是長安。1937年“7.7”蘆溝橋事變時，國民政府也無重慶為陪都的決定。北京、天津、上海相繼淪陷了，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了，國民政府才於1937年10月29日通過蔣介石的提議“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僅“西遷重慶”而已，並未給重慶一個什麽名分。1938年10月，國民政府將重慶提升為“特別市”，但仍屬四川管轄。1939年“5.3”、“5.4”大轟炸時，國民政府才感到重慶地位問題的重要性了，於是將重慶提升為“直轄市”。一直到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才明令定重慶為陪都。可見，中國國民政府遷重慶和最後定重慶為陪都，純屬抗日戰爭之所需，純屬臨時性的舉措。這是重慶陪都與中國曆史上各王朝的陪都在大的背景上的不同。背景的不同，就會影響乃至決定在此背景上存在的文學屬性與特征的各別。
二是文學思想特質的不同。中國文學史上的陪都文學有其獨立自足的空間，道地的都市文學，歌頌或撰寫的對象，幾乎都是統治階級及其決策者，皇權意識十分濃烈。重慶陪都文學不是單純的都市文學，也不是單純的地域文學，凝聚著中國文藝家們的辛勞，充溢著全民意識和民族解放意識。重慶陪都文學這一思想特質為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根本性質所決定。抗日戰爭，歸根到底是中華民族求得複興、中國求得獨立、人民求得解放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的政治目的性，規定了這場戰爭不隻是中國哪一個階段、哪一個政黨的事情，而是中國全民的全民族的大事。與這場戰爭休戚與共的重慶陪都文學，是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共同勞作的結晶。重慶陪都文學思考、探尋、反映的是戰爭背景下中國人、中華民族以及人類的生存問題、命運問題、前途問題，而沒有班固《兩都賦》那樣的內涵。大量文學事實，充分表明了重慶陪都文學與重慶陪都不是同義詞。重慶陪都文學隻是借助重慶陪都這塊“寶地”而生存而繁衍。重慶陪都文學隻是生存與繁衍於重慶陪都這張“皮”上的“毛”，而且“毛”的色澤斑爛，多姿多彩。
三是文本形式的不同。中國文學史上的陪都文學是定型化的都市文學，千篇一律的賦，文本形式單一。重慶陪都文學，不僅內容豐厚，而且文本形式多樣。重慶陪都文學的文本形式中，有小說，有新舊體詩歌，有散文，有戲劇電影，中國現代文學的文本形式在這裏達到了完成度。這些門類齊俱的文本形式，“記錄”著血與火的戰爭背景下中國社會存在狀況、中國軍民生存狀態、中國人及中國文藝家們的心理與精神走向，成為中華民族永不忘卻的集體記憶。重慶陪都文學，還在文學理論方麵，成就了一種體係化的現實主義理論，那就是胡風的“主觀”論。胡風“主觀”論與毛澤東文藝思想都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兩種本應互補的現實主義理論體係。
以上三點，既是重慶陪都文學與中國文學史上的陪都文學不同的規定性所在，同時也是重慶陪都文學之為重慶陪都文學的規定性所在。
我確認為重慶陪都文學，更因為重慶陪都文學有其完整的文學演進過程和宏闊充實的話語空間。
重慶陪都文學在大後方文學、抗戰文學乃至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都是一種完整的文學曆史現象，有著勃興、高潮、結束的演進過程。就我的考察，這個過程大體分三個階段。1938年8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及其會刊《抗戰文藝》遷來重慶、大批文化機構與文藝團體及大專院校入駐重慶，以此為上限，到1943年12月，形成重慶陪都文學勃興階段。其間，開展了一係列有全國影響的文學思想理論討論，諸如“暴露與諷刺”論爭、“與抗戰無關論”論爭、“民族形式”討論、“戰國”派論爭和圍繞曆史劇《屈原》進行的唱和詩運動，等等；戲劇工作者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街頭演出活動，比如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的首屆戲劇節演出——參演團隊25家、劇目數十種、觀眾達10餘萬人次以及2800餘名戲劇工作者在重慶陪都街頭的火炬演出，等等；小說家們和詩人們召開了多次創作問題討論會；作家們推行了一批長篇巨製，其中有茅盾的《腐蝕》、巴金的《火》、老舍的《火葬》等長篇小說，老舍的《殘霧》、宋之的的《霧重慶》、陳白塵的《結婚進行曲》以及郭沫若的《屈原》、陽翰笙的《天國春秋》等多幕劇作，艾青的《火把》、力揚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老舍的《劍北篇》等敘事長詩，除這些長篇作品之外，還有一些屬於事件的文學性和文學的事件性的短篇作品。在這一階段裏，還開展了對外文化文學交流問題的討論，一批外國文化人來到中國重慶陪都。1944年1月至1945年10月，重慶陪都文學進入高潮階段。重慶陪都文學的作家們抓住世界民主潮流提供的機遇，推進文學運動與民主運動的結合，先後開展了援助貧病作家活動、作家祝壽活動、文學的民主問題座談會、《對時局進言》簽名活動，等等；作家們更把一批文學作品奉獻給讀者，其中有巴金的《憩園》與《第四病室》、茅盾的《走上崗位》、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碧野的《肥沃的土地》與《風沙之戀》、陳瘦竹的《聲價》、鬱茹的《遙遠的愛》、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徐訏的《風蕭蕭》等長篇小說，茅盾的《清明前後》、夏衍的《芳草天涯》、老舍的《大地龍蛇》、陳白塵的《升官圖》與《歲寒圖》等多幕劇作，以及《七月》詩派的詩歌、臧克家與袁水拍的政治諷刺詩，等等。在這一階段裏，重慶陪都文學融入於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潮流中，譯介世界反法西斯作品，抨擊世界法西斯作家作品；同時還譯介了世界古典文學名著和現代主義文學。1946年5月，貫穿抗戰文學和重慶陪都文學始終的《抗戰文藝》終刊；國民政府遷回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團和南方局離開重慶；大批文藝工作者先後回到戰前住地。以此為下限，重慶陪都文學宣告結束。因此，1945年11月到1946年5月為重慶陪都文學總結與結束階段。在這階段裏，重慶陪都文學家中的無產階級文藝家們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就《清明前後》與《芳草天涯》兩部劇作進行討論，同時對8年來文學運動、文學創作進行總結；巴金與老舍等作家還推出了在他們本人創作生涯、重慶陪都文學演進乃至抗戰文學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作品，如《寒夜》與《四世同堂》，等等。重慶陪都文學演進過程中開展的這一切活動（包括文學作品）都直接或間接地貼近了包括重慶陪都社會人生在內的中國方方麵麵的社會人生現實，標舉著抗戰文學向前推進的航向，代表著抗戰文學取得巨大成就和達到的思想藝術水平。
重慶陪都文學既有駐足於重慶陪都作家們眼中的社會人生現實，也有作家們心中的戰爭前線的血與火，還有抗日民主根據地天宇中的“陽光”及“陽光”下的暗影，還有凍土帶一般的淪陷區民眾的呻吟和港台中國民眾發出的新的呼喚。因此，重慶陪都文學與五四時期的北京文學、30年代的上海文學一樣，有著自己宏闊的話語空間與話語係統。不過這三個不同時間段的三種文學，有其曆時性的傳承性，更有其當下性的特點。這三個不同時間段的北京文學、上海文學、重慶陪都文學同處於大的社會與文化的轉型期。社會人生出現的種種問題和文化出現的種種問題，為有良知與社會責任感的文藝家們所麵對、所擔當、所尋求解答。社會人生與文化出現的種種問題，在重慶陪都時間段更為集中、更為尖銳、更為刻不容緩。這就決定著重慶陪都文學的話語空間與話語係統雖然與北京文學、上海文學的話語空間及話語係統，同樣宏闊而充實，但卻有了不同的而又特別耀眼的關鍵詞，那就是“抗戰”與“自省”。
重慶陪都是戰時中國國民政府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和對外交流的樞紐，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東方戰區統帥部所在地。“抗戰”——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自然成為重慶陪都天經地義的第一要務。當然，消蝕“抗戰”的因素也不少，不過總的說“抗戰”居主流。重慶陪都塗抹著的是一層較濃厚的“抗戰”色彩，響徹著的是一股悲壯的“抗戰”吼聲。這裏，僅舉兩例，便可見全斑。一例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飛機轟炸的抨擊。重慶陪都除霧季之外，均遭受日本侵略軍飛機的輪番轟炸。
特別是1939年5月3日與4日，日本飛機連續整整轟炸了兩天，重慶陪都民眾遭受空前的劫難。但他們並未退縮，更未乞求妥協，而是以實際行動表明抗戰的信心與決心。重慶陪都廣大文藝工作者，冒著生命危險，一麵救護與疏散民眾，一麵書寫標語，聲討侵略者的罪行，敞露炸不垮的心中防線。《抗戰文藝》就在“5.3”、“5.4”後出專刊發表文藝家的作品，計有老舍的《以雪恥複仇的決心答複轟炸》、蓬子的《不受威脅動搖的鐵石意誌》、馮玉祥的《新的血債》、王禮錫的《轟炸記》、白朗的《在轟炸中》、李輝英的《空襲小記》、安娥的《炸後》、梅林的《以親愛的團結答複敵人》、胡秋原的《轟炸所感》、任鈞的《血火小記》、張周的《血的仇恨》。同時重慶陪都發行的報刊，也多用與“抗戰”相關的詞語命名，如“抗戰文藝”、“文藝陣地”、“文哨”、“文藝先鋒”，等等；集市上的商品，也有不少用與“抗戰”相關的詞語作牌名，如香煙就有“大刀”牌、“無敵”牌、“大炮”牌、“美軍”牌，等等。如果說，這些僅僅是表層現象的話，那麽我們就來看看一些較深層次的文學作品傳遞出的“抗戰”信息吧。這也就是要舉的第二個例子。這裏，我不舉外地作家寫的而在重慶陪都發表或出版的反映“抗戰”的作品，隻舉生活於重慶陪都的老舍與臧克家寫的“抗戰”作品，便足以表明重慶陪都也升騰一股股戰爭前線的硝煙。老舍的長篇小說《火葬》，寫的是“文城”的軍、政、民抗戰的故事。駐文城的中國軍隊和文城的官員同文城市民一道，以守土為職責，構築起一道禦敵防線。他們在與日寇強敵戰鬥過程中，個人奮勇殺敵。當日寇進入文城內後，他們與敵人進行巷戰。在寡不敵眾彈盡糧絕之時，他們並未俯首就擒，而是毅然決然地放火焚燒——燒敵人及其牢獄，燒漢奸及其住宅；燒自家的房屋：文城的中國人為家園為國家為民族而舉行悲壯的火葬，以完成充滿正義的人生價值追求。這一把把衝天大火，映射出中國軍民進行的民族抗戰的莊嚴與酷烈，展現出老舍的人生期待與審美意識——希冀中華民族在血與火的洗禮中求得新生。老舍的多幕劇作《張自忠》，以真人真事為題材，寫抗戰，寫張自忠指揮戰鬥，寫張自忠及3000多將士的陣亡。老舍將張自忠的戰功與人格魅力結合起來寫，突現出一位活生生的完美的張自忠形象。其形象有三：一是作為軍人張自忠應有的麵對危險、擔當危險、消滅危險的天職；二是作為一位高級指揮官的張自忠應有的治軍有方、指揮有術、尊重與團結友軍的本領；三是作為一位長者的張自忠對有作為的年輕人的關愛與告誡，他發現部隊中一位年輕才俊葛敬山，便要他去讀書，去再開發自己的腦子，因為中國不缺人力而缺腦子！
告誡道：“學問和品行分了家，學問就是最壞的東西！明白了？”作家老舍把張自忠作為一位完美的理想化的民族英雄形象來塑造的。我感覺到，其意在表明中國有這樣的高級指揮官、中國有這樣的軍隊，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征服得了的，中國人不可侮！中華民族不可侮！詩人臧克家在戰區生活三四年後輾轉來到重慶陪都居住於歌樂山上。他說：人住在歌樂山上，卻“既不歌也不樂！”“心卻向往於北國號叫的廣闊原野”。在此心境裏，前線場景及人事浮現於腦際，他揮筆寫出了長詩《向祖國》、《情感的野馬》、《古樹的花朵》。《古樹的花朵》，以範築先的英雄事跡為敘寫對象。範築先本是山東的一位大財主。他在大敵當前時，認清了形勢和自己應擔當的責任，便從身陷已久的“古井”裏掙紮出來。他接近民眾、組織民眾、領導民眾、用不屈的意誌和果敢行為號令民眾，同日寇展開鬥爭。突現出的依然是堅毅的民族意誌力和犧牲精神。這三部言說“抗戰”的作品在重慶陪都文壇問世，就把戰爭前線與後方的距離大大縮小了，讓遭受日機轟炸熬煎的重慶陪都民眾感到欣慰，受到鼓舞，增強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必勝的信念。這類直接反映“抗戰”的作品，把那個時代所需要的為民族解放戰爭獻身的精神和英雄情結傳達了出來。這類直接反映“抗戰”的作品沒有歌頌執政的國民黨和蔣介石，不時地還露出國民黨軍隊體製的弊端對於官兵擁有的民族精神的遏製。
重慶陪都文學又一關鍵詞是“自省”。自省即自我反省。我認為，隻有能自我反省的人才是最有希望的人，隻有能自我反省的民族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和平時期，自我反省才能達成人與人和諧、人與社會和諧，人與自然和諧，才能真正治理生態環境與心態環境。戰爭時期，被侵略國家的自我反省尤為必要——我們為什麽會被侵略？我們的社會人生與我們的文化存在什麽問題？抗日戰爭時期，重慶陪都文壇上的作家們大都著力於反省這樣的問題。茅盾、老舍、巴金、曹禺、張恨水、路翎、胡風、李長之等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反省的內容與重心不一，然而其價值指向卻相同，即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張揚或改造。
茅盾、張恨水、路翎就總的傾向而言是著眼於現實社會人生的反省，不過又有所區別。茅盾的《腐蝕》從政治層麵反省國民政府在重慶陪都的統治——國民政府特務機關內部的傾軋、勾心鬥角和對進步的愛國人士及青年學生的威嚇與鎮壓，暗示出國民政府存在著的對於“抗戰”力量的消蝕。張恨水《八十一夢》，以夢幻形式對重慶陪都形形色色人生狀態進行反省——官商的“崇洋”、小販們的“投機”、平民們的“天堂”夢、太太小姐們的麻木。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等小說，反省的是民眾的原始強力。他們的反省，偏於批判，偏於否定，但也不乏民族脊梁精神的張揚。《八十一夢》的“在鍾馗帳下”和“我是孫悟空”等夢中，就極力挖掘民族脊梁精神；路翎讓他筆下的人物喊出“我是人！”“人生而是平等的！”的怒吼聲，擁有了“人權”意識。這呐喊之聲與反抗之意，便是作家弘揚民族精神、改造民族性格的一種訴求。
老舍、巴金、曹禺在反省現實社會人生的同時，還反省中國傳統文化存在的問題。三位作家一個共同點即是對傳統家庭文化的反省。老舍在《大地龍蛇》劇作中對幾千年承傳下來的家家遵從的“耕讀”文化進行反省；《四世同堂》小說對“孝悌”文化的正負麵進行反省——正麵效應是形成親和力與凝聚力而使四世同堂的祁家始終未解體，負麵效應是處處被動處處“挨打”。巴金在《憩園》中反省了“孝悌”觀念的弊端。曹禺通過劇本《北京人》喻示出的意思即如柳亞子在《〈北京人〉禮讚》一詩所說的：“舊社會，/已崩潰；/新世界，要起來！/隻有你偉大的北京人呀，繼承著祖宗的光榮，還展開著時代的未來。”
胡風與李長之，主要在理論上倡導反省，闡釋反省。“主觀”論，可以說是胡風在“抗戰”大背景下進一步反省現實社會人生與文化而成就為體係化的現實主義理論。他又用這一理論呼喚和引導反省。反省與啟蒙，在他那裏是合二而一的，反省當然是更高更深層次有啟蒙。李長之在《戰爭與文化動態》等多篇文章中，呼喚反省，且認為“戰爭使人對於自己的文化入於反省的態度。”
反省理論助推了反省創作，反省創作豐富了反省理論，二者在重慶陪都文壇達到互滲互動的態勢，而構成一種別的文學時段沒有的文學景觀。這兩種互動互滲的反省，指向同一價值意義，即沈從文在《文藝運動的重造》一文中說的：打勝仗後建國，打敗仗後翻身。
總之，重慶陪都文學是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駐足於重慶陪都的作家以及在重慶陪都文壇發表或出版作品的作家對於戰爭、社會、人生的獨特感受與體驗、認識的“物化”展現，飽含著作家們對於中國國家求得獨立、中國人民求得解放。這是中華民族求複興作出的種種思考，同時也是他們對於戰爭、社會、人生的認知方式與評價、幹預乃至參與方式。重慶陪都文學，可以說既是一種文學又是一種文化思想，既有全國性意義又有世界性價值，橫臥其間的是民族解放意識這一精神脈係。重慶陪都文學是駐足於重慶陪都的作家們和作品在重慶陪都文壇問世的作家們在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血與火的歲月裏創造出的文學奇跡與文學輝煌。重慶陪都文學不愧為戰時中國文學的重鎮乃至文學中心，同時也不愧為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有力一翼。
重慶陪都文學為中華民族塑造起了一座精神曆史豐碑，成為中華民族永不忘卻的集體記憶。
§§二、比較文化
在這些不確定的多種稱謂中，我認為應采用重慶陪都文學這個稱謂。重慶陪都是國民政府明令的合法的且舉世公認的，存在於此的文學順理成章地應為重慶陪都文學。
那麽，確認為這一稱謂，是否會對這一文學曆史存在的特質與特征產生誤讀、誤認、誤導呢？我想先以中國文學史上的陪都文學為參照加以解析。
陪都，顧名思義即陪伴首都的城市，在首都之外建築的而作首都陪伴的城市。中國曆代王朝，大都在首都之外建有陪都。陪都作為一種曆史存在物，久矣乎！早在周朝就有陪都了。周朝的首都為鎬京（今長安縣），陪都為洛邑（今洛陽）。漢朝的首都為洛陽，陪都為長安。唐朝的首都為長安，陪都為洛陽。元明清各朝也在首都之外建有陪都。有首都就有首都文學，有陪都就有陪都文學。陪都文學作為中國文學曆史上的一種文學曆史存在，也是久矣乎！漢朝，先有揚雄的《蜀都賦》，他是成都人，以賦這一文學形式稱頌成都的風物；接著有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晉代的左思據說用了三十載寫出萬言《三都賦》，為兩都賦、三都賦中之巨製。清朝的程先甲寫有《金陵賦》。等等。所有這些兩都賦或三都賦，對於不同朝代的首都與陪都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宮廷建築以及民風民俗、地勢與曆史狀貌都作了生動形象的描述，成為一篇篇首都與陪都的人文精神的載體，成為王朝意識、精神、業績的表征。比如班固的《兩都賦》中的《西京賦》，借敘事主角西都賓之口，把長安的地勢險要、物產豐富、宮廷華麗等等作了全方位的敘寫，意在稱讚在此建都決策的英明：《東都賦》借敘事主角東都賓之口，極力稱頌洛陽陪都社會的祥和及王朝推行的政策與措施的正確。這篇《兩都賦》，堪稱首都文學與陪都文學的範本。
那麽，我們是否就此認定重慶陪都文學與中國文學史上的陪都文學具有相同屬性與相同特征呢？用了重慶陪都文學這個稱謂，就是承認了它是國民黨政府的文學呢？我的回答是一個字：“否！”因為重慶陪都文學與中國文學史上的陪都文學在三個方麵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一是背景的不同。中國曆史上各王朝的陪都是在社會穩定、政權鞏固期為進一步強化統治而興建的。重慶之能成為中國國民政府的陪都，純然是戰爭所賜。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和中國的抗日戰爭，重慶是決不可能成為國民政府的陪都的。事實是：1931年“9.18”事變和1932年“1.28”事變後，國民政府作出過建陪都的決定，但不是重慶而是長安。1937年“7.7”蘆溝橋事變時，國民政府也無重慶為陪都的決定。北京、天津、上海相繼淪陷了，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了，國民政府才於1937年10月29日通過蔣介石的提議“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僅“西遷重慶”而已，並未給重慶一個什麽名分。1938年10月，國民政府將重慶提升為“特別市”，但仍屬四川管轄。1939年“5.3”、“5.4”大轟炸時，國民政府才感到重慶地位問題的重要性了，於是將重慶提升為“直轄市”。一直到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才明令定重慶為陪都。可見，中國國民政府遷重慶和最後定重慶為陪都，純屬抗日戰爭之所需，純屬臨時性的舉措。這是重慶陪都與中國曆史上各王朝的陪都在大的背景上的不同。背景的不同，就會影響乃至決定在此背景上存在的文學屬性與特征的各別。
二是文學思想特質的不同。中國文學史上的陪都文學有其獨立自足的空間，道地的都市文學，歌頌或撰寫的對象，幾乎都是統治階級及其決策者，皇權意識十分濃烈。重慶陪都文學不是單純的都市文學，也不是單純的地域文學，凝聚著中國文藝家們的辛勞，充溢著全民意識和民族解放意識。重慶陪都文學這一思想特質為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根本性質所決定。抗日戰爭，歸根到底是中華民族求得複興、中國求得獨立、人民求得解放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的政治目的性，規定了這場戰爭不隻是中國哪一個階段、哪一個政黨的事情，而是中國全民的全民族的大事。與這場戰爭休戚與共的重慶陪都文學，是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共同勞作的結晶。重慶陪都文學思考、探尋、反映的是戰爭背景下中國人、中華民族以及人類的生存問題、命運問題、前途問題，而沒有班固《兩都賦》那樣的內涵。大量文學事實，充分表明了重慶陪都文學與重慶陪都不是同義詞。重慶陪都文學隻是借助重慶陪都這塊“寶地”而生存而繁衍。重慶陪都文學隻是生存與繁衍於重慶陪都這張“皮”上的“毛”，而且“毛”的色澤斑爛，多姿多彩。
三是文本形式的不同。中國文學史上的陪都文學是定型化的都市文學，千篇一律的賦，文本形式單一。重慶陪都文學，不僅內容豐厚，而且文本形式多樣。重慶陪都文學的文本形式中，有小說，有新舊體詩歌，有散文，有戲劇電影，中國現代文學的文本形式在這裏達到了完成度。這些門類齊俱的文本形式，“記錄”著血與火的戰爭背景下中國社會存在狀況、中國軍民生存狀態、中國人及中國文藝家們的心理與精神走向，成為中華民族永不忘卻的集體記憶。重慶陪都文學，還在文學理論方麵，成就了一種體係化的現實主義理論，那就是胡風的“主觀”論。胡風“主觀”論與毛澤東文藝思想都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兩種本應互補的現實主義理論體係。
以上三點，既是重慶陪都文學與中國文學史上的陪都文學不同的規定性所在，同時也是重慶陪都文學之為重慶陪都文學的規定性所在。
我確認為重慶陪都文學，更因為重慶陪都文學有其完整的文學演進過程和宏闊充實的話語空間。
重慶陪都文學在大後方文學、抗戰文學乃至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都是一種完整的文學曆史現象，有著勃興、高潮、結束的演進過程。就我的考察，這個過程大體分三個階段。1938年8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及其會刊《抗戰文藝》遷來重慶、大批文化機構與文藝團體及大專院校入駐重慶，以此為上限，到1943年12月，形成重慶陪都文學勃興階段。其間，開展了一係列有全國影響的文學思想理論討論，諸如“暴露與諷刺”論爭、“與抗戰無關論”論爭、“民族形式”討論、“戰國”派論爭和圍繞曆史劇《屈原》進行的唱和詩運動，等等；戲劇工作者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街頭演出活動，比如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的首屆戲劇節演出——參演團隊25家、劇目數十種、觀眾達10餘萬人次以及2800餘名戲劇工作者在重慶陪都街頭的火炬演出，等等；小說家們和詩人們召開了多次創作問題討論會；作家們推行了一批長篇巨製，其中有茅盾的《腐蝕》、巴金的《火》、老舍的《火葬》等長篇小說，老舍的《殘霧》、宋之的的《霧重慶》、陳白塵的《結婚進行曲》以及郭沫若的《屈原》、陽翰笙的《天國春秋》等多幕劇作，艾青的《火把》、力揚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老舍的《劍北篇》等敘事長詩，除這些長篇作品之外，還有一些屬於事件的文學性和文學的事件性的短篇作品。在這一階段裏，還開展了對外文化文學交流問題的討論，一批外國文化人來到中國重慶陪都。1944年1月至1945年10月，重慶陪都文學進入高潮階段。重慶陪都文學的作家們抓住世界民主潮流提供的機遇，推進文學運動與民主運動的結合，先後開展了援助貧病作家活動、作家祝壽活動、文學的民主問題座談會、《對時局進言》簽名活動，等等；作家們更把一批文學作品奉獻給讀者，其中有巴金的《憩園》與《第四病室》、茅盾的《走上崗位》、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碧野的《肥沃的土地》與《風沙之戀》、陳瘦竹的《聲價》、鬱茹的《遙遠的愛》、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徐訏的《風蕭蕭》等長篇小說，茅盾的《清明前後》、夏衍的《芳草天涯》、老舍的《大地龍蛇》、陳白塵的《升官圖》與《歲寒圖》等多幕劇作，以及《七月》詩派的詩歌、臧克家與袁水拍的政治諷刺詩，等等。在這一階段裏，重慶陪都文學融入於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潮流中，譯介世界反法西斯作品，抨擊世界法西斯作家作品；同時還譯介了世界古典文學名著和現代主義文學。1946年5月，貫穿抗戰文學和重慶陪都文學始終的《抗戰文藝》終刊；國民政府遷回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團和南方局離開重慶；大批文藝工作者先後回到戰前住地。以此為下限，重慶陪都文學宣告結束。因此，1945年11月到1946年5月為重慶陪都文學總結與結束階段。在這階段裏，重慶陪都文學家中的無產階級文藝家們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就《清明前後》與《芳草天涯》兩部劇作進行討論，同時對8年來文學運動、文學創作進行總結；巴金與老舍等作家還推出了在他們本人創作生涯、重慶陪都文學演進乃至抗戰文學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作品，如《寒夜》與《四世同堂》，等等。重慶陪都文學演進過程中開展的這一切活動（包括文學作品）都直接或間接地貼近了包括重慶陪都社會人生在內的中國方方麵麵的社會人生現實，標舉著抗戰文學向前推進的航向，代表著抗戰文學取得巨大成就和達到的思想藝術水平。
重慶陪都文學既有駐足於重慶陪都作家們眼中的社會人生現實，也有作家們心中的戰爭前線的血與火，還有抗日民主根據地天宇中的“陽光”及“陽光”下的暗影，還有凍土帶一般的淪陷區民眾的呻吟和港台中國民眾發出的新的呼喚。因此，重慶陪都文學與五四時期的北京文學、30年代的上海文學一樣，有著自己宏闊的話語空間與話語係統。不過這三個不同時間段的三種文學，有其曆時性的傳承性，更有其當下性的特點。這三個不同時間段的北京文學、上海文學、重慶陪都文學同處於大的社會與文化的轉型期。社會人生出現的種種問題和文化出現的種種問題，為有良知與社會責任感的文藝家們所麵對、所擔當、所尋求解答。社會人生與文化出現的種種問題，在重慶陪都時間段更為集中、更為尖銳、更為刻不容緩。這就決定著重慶陪都文學的話語空間與話語係統雖然與北京文學、上海文學的話語空間及話語係統，同樣宏闊而充實，但卻有了不同的而又特別耀眼的關鍵詞，那就是“抗戰”與“自省”。
重慶陪都是戰時中國國民政府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和對外交流的樞紐，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東方戰區統帥部所在地。“抗戰”——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自然成為重慶陪都天經地義的第一要務。當然，消蝕“抗戰”的因素也不少，不過總的說“抗戰”居主流。重慶陪都塗抹著的是一層較濃厚的“抗戰”色彩，響徹著的是一股悲壯的“抗戰”吼聲。這裏，僅舉兩例，便可見全斑。一例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飛機轟炸的抨擊。重慶陪都除霧季之外，均遭受日本侵略軍飛機的輪番轟炸。
特別是1939年5月3日與4日，日本飛機連續整整轟炸了兩天，重慶陪都民眾遭受空前的劫難。但他們並未退縮，更未乞求妥協，而是以實際行動表明抗戰的信心與決心。重慶陪都廣大文藝工作者，冒著生命危險，一麵救護與疏散民眾，一麵書寫標語，聲討侵略者的罪行，敞露炸不垮的心中防線。《抗戰文藝》就在“5.3”、“5.4”後出專刊發表文藝家的作品，計有老舍的《以雪恥複仇的決心答複轟炸》、蓬子的《不受威脅動搖的鐵石意誌》、馮玉祥的《新的血債》、王禮錫的《轟炸記》、白朗的《在轟炸中》、李輝英的《空襲小記》、安娥的《炸後》、梅林的《以親愛的團結答複敵人》、胡秋原的《轟炸所感》、任鈞的《血火小記》、張周的《血的仇恨》。同時重慶陪都發行的報刊，也多用與“抗戰”相關的詞語命名，如“抗戰文藝”、“文藝陣地”、“文哨”、“文藝先鋒”，等等；集市上的商品，也有不少用與“抗戰”相關的詞語作牌名，如香煙就有“大刀”牌、“無敵”牌、“大炮”牌、“美軍”牌，等等。如果說，這些僅僅是表層現象的話，那麽我們就來看看一些較深層次的文學作品傳遞出的“抗戰”信息吧。這也就是要舉的第二個例子。這裏，我不舉外地作家寫的而在重慶陪都發表或出版的反映“抗戰”的作品，隻舉生活於重慶陪都的老舍與臧克家寫的“抗戰”作品，便足以表明重慶陪都也升騰一股股戰爭前線的硝煙。老舍的長篇小說《火葬》，寫的是“文城”的軍、政、民抗戰的故事。駐文城的中國軍隊和文城的官員同文城市民一道，以守土為職責，構築起一道禦敵防線。他們在與日寇強敵戰鬥過程中，個人奮勇殺敵。當日寇進入文城內後，他們與敵人進行巷戰。在寡不敵眾彈盡糧絕之時，他們並未俯首就擒，而是毅然決然地放火焚燒——燒敵人及其牢獄，燒漢奸及其住宅；燒自家的房屋：文城的中國人為家園為國家為民族而舉行悲壯的火葬，以完成充滿正義的人生價值追求。這一把把衝天大火，映射出中國軍民進行的民族抗戰的莊嚴與酷烈，展現出老舍的人生期待與審美意識——希冀中華民族在血與火的洗禮中求得新生。老舍的多幕劇作《張自忠》，以真人真事為題材，寫抗戰，寫張自忠指揮戰鬥，寫張自忠及3000多將士的陣亡。老舍將張自忠的戰功與人格魅力結合起來寫，突現出一位活生生的完美的張自忠形象。其形象有三：一是作為軍人張自忠應有的麵對危險、擔當危險、消滅危險的天職；二是作為一位高級指揮官的張自忠應有的治軍有方、指揮有術、尊重與團結友軍的本領；三是作為一位長者的張自忠對有作為的年輕人的關愛與告誡，他發現部隊中一位年輕才俊葛敬山，便要他去讀書，去再開發自己的腦子，因為中國不缺人力而缺腦子！
告誡道：“學問和品行分了家，學問就是最壞的東西！明白了？”作家老舍把張自忠作為一位完美的理想化的民族英雄形象來塑造的。我感覺到，其意在表明中國有這樣的高級指揮官、中國有這樣的軍隊，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征服得了的，中國人不可侮！中華民族不可侮！詩人臧克家在戰區生活三四年後輾轉來到重慶陪都居住於歌樂山上。他說：人住在歌樂山上，卻“既不歌也不樂！”“心卻向往於北國號叫的廣闊原野”。在此心境裏，前線場景及人事浮現於腦際，他揮筆寫出了長詩《向祖國》、《情感的野馬》、《古樹的花朵》。《古樹的花朵》，以範築先的英雄事跡為敘寫對象。範築先本是山東的一位大財主。他在大敵當前時，認清了形勢和自己應擔當的責任，便從身陷已久的“古井”裏掙紮出來。他接近民眾、組織民眾、領導民眾、用不屈的意誌和果敢行為號令民眾，同日寇展開鬥爭。突現出的依然是堅毅的民族意誌力和犧牲精神。這三部言說“抗戰”的作品在重慶陪都文壇問世，就把戰爭前線與後方的距離大大縮小了，讓遭受日機轟炸熬煎的重慶陪都民眾感到欣慰，受到鼓舞，增強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必勝的信念。這類直接反映“抗戰”的作品，把那個時代所需要的為民族解放戰爭獻身的精神和英雄情結傳達了出來。這類直接反映“抗戰”的作品沒有歌頌執政的國民黨和蔣介石，不時地還露出國民黨軍隊體製的弊端對於官兵擁有的民族精神的遏製。
重慶陪都文學又一關鍵詞是“自省”。自省即自我反省。我認為，隻有能自我反省的人才是最有希望的人，隻有能自我反省的民族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和平時期，自我反省才能達成人與人和諧、人與社會和諧，人與自然和諧，才能真正治理生態環境與心態環境。戰爭時期，被侵略國家的自我反省尤為必要——我們為什麽會被侵略？我們的社會人生與我們的文化存在什麽問題？抗日戰爭時期，重慶陪都文壇上的作家們大都著力於反省這樣的問題。茅盾、老舍、巴金、曹禺、張恨水、路翎、胡風、李長之等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反省的內容與重心不一，然而其價值指向卻相同，即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張揚或改造。
茅盾、張恨水、路翎就總的傾向而言是著眼於現實社會人生的反省，不過又有所區別。茅盾的《腐蝕》從政治層麵反省國民政府在重慶陪都的統治——國民政府特務機關內部的傾軋、勾心鬥角和對進步的愛國人士及青年學生的威嚇與鎮壓，暗示出國民政府存在著的對於“抗戰”力量的消蝕。張恨水《八十一夢》，以夢幻形式對重慶陪都形形色色人生狀態進行反省——官商的“崇洋”、小販們的“投機”、平民們的“天堂”夢、太太小姐們的麻木。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等小說，反省的是民眾的原始強力。他們的反省，偏於批判，偏於否定，但也不乏民族脊梁精神的張揚。《八十一夢》的“在鍾馗帳下”和“我是孫悟空”等夢中，就極力挖掘民族脊梁精神；路翎讓他筆下的人物喊出“我是人！”“人生而是平等的！”的怒吼聲，擁有了“人權”意識。這呐喊之聲與反抗之意，便是作家弘揚民族精神、改造民族性格的一種訴求。
老舍、巴金、曹禺在反省現實社會人生的同時，還反省中國傳統文化存在的問題。三位作家一個共同點即是對傳統家庭文化的反省。老舍在《大地龍蛇》劇作中對幾千年承傳下來的家家遵從的“耕讀”文化進行反省；《四世同堂》小說對“孝悌”文化的正負麵進行反省——正麵效應是形成親和力與凝聚力而使四世同堂的祁家始終未解體，負麵效應是處處被動處處“挨打”。巴金在《憩園》中反省了“孝悌”觀念的弊端。曹禺通過劇本《北京人》喻示出的意思即如柳亞子在《〈北京人〉禮讚》一詩所說的：“舊社會，/已崩潰；/新世界，要起來！/隻有你偉大的北京人呀，繼承著祖宗的光榮，還展開著時代的未來。”
胡風與李長之，主要在理論上倡導反省，闡釋反省。“主觀”論，可以說是胡風在“抗戰”大背景下進一步反省現實社會人生與文化而成就為體係化的現實主義理論。他又用這一理論呼喚和引導反省。反省與啟蒙，在他那裏是合二而一的，反省當然是更高更深層次有啟蒙。李長之在《戰爭與文化動態》等多篇文章中，呼喚反省，且認為“戰爭使人對於自己的文化入於反省的態度。”
反省理論助推了反省創作，反省創作豐富了反省理論，二者在重慶陪都文壇達到互滲互動的態勢，而構成一種別的文學時段沒有的文學景觀。這兩種互動互滲的反省，指向同一價值意義，即沈從文在《文藝運動的重造》一文中說的：打勝仗後建國，打敗仗後翻身。
總之，重慶陪都文學是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駐足於重慶陪都的作家以及在重慶陪都文壇發表或出版作品的作家對於戰爭、社會、人生的獨特感受與體驗、認識的“物化”展現，飽含著作家們對於中國國家求得獨立、中國人民求得解放。這是中華民族求複興作出的種種思考，同時也是他們對於戰爭、社會、人生的認知方式與評價、幹預乃至參與方式。重慶陪都文學，可以說既是一種文學又是一種文化思想，既有全國性意義又有世界性價值，橫臥其間的是民族解放意識這一精神脈係。重慶陪都文學是駐足於重慶陪都的作家們和作品在重慶陪都文壇問世的作家們在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血與火的歲月裏創造出的文學奇跡與文學輝煌。重慶陪都文學不愧為戰時中國文學的重鎮乃至文學中心，同時也不愧為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有力一翼。
重慶陪都文學為中華民族塑造起了一座精神曆史豐碑，成為中華民族永不忘卻的集體記憶。
§§二、比較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