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抗戰時期重慶市的居住分布變動
[日本]內田知行前言
對抗戰時期重慶市每月的人口變動及戶籍類別、職業類別的變動，筆者已在另一篇論文中進行了考察，但尚未對隨著抗戰發展市內各區的居住狀況發生了怎樣的變動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因此，本文以這一問題為中心進行考察，並分析其與空襲的關聯。換言之，就是通過分析居住變動這一地域“麵”的變動，來了解人們的居住（生活）是如何維持或被破壞的。本文打算從居住圈的破壞和其之後的再造這一角度，更進一步了解空襲的情況。至今為止，有關“重慶大轟炸”問題，已經發表了相當多的著作。但是，這些著作大多是僅累積空襲被害的個別事例進行考察，據筆者所知，尚沒有從本文這一角度進行的相同研究。
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麵依次展開考察。首先，說明市內各區的特征；第二，根據重慶市政府和市警察局的資料係統弄清各區的居住變動情況。迫使居民居住變動劇烈的基本原因是日軍的轟炸。但是，國民政府從保護居民的立場實施的兩個政策也對此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一是“疏散政策”，另一政策是應對轟炸的防空洞建設；第三，對“疏散政策”和防空洞建設這兩個決定居住變動的政治原因的效果進行考察。
一、重慶市內各區的特征
描述了抗戰時期重慶市內各區的特征。重慶市最早的中心是在長江與嘉陵江所夾半島地區建設起來的舊城區（第1～3區）。到20世紀20年代後期，把城牆拆毀，在舊城外西側建立了新市街區（第4～7區）。1929年2月，根據國民政府“市組織法”（1928年8月製定），重慶被確立為一級行政區所轄市，開始了城市化進程。1933年，半島區的市區範圍擴張到紅岩嘴至黃沙溪一線（第8區），嘉陵江北岸的江北縣城也被編入市區（第9、10區）。同時，長江南岸上遊千金岩至下遊苦竹林的廣大地域被編為第11、12區。1941年2月開始大幅擴張市區，將半島區西郊已經遷入許多學校和工廠的沙坪壩、瓷器口文化區編為第14區，將其西麵的歌樂山地區編為第13區，將石橋鋪至長江上遊九龍鋪的地域編為第17區。另外，還將長江北岸江北縣城至下遊地帶編為第16區，長江南岸第11區至下遊地帶編為第15區。至此，抗戰時期重慶市的市區範圍大致確定。描述了市區大幅度擴大後各區的所轄鎮、人口密度、各區的特征。半島的舊城內外是一般居住區及商業、居住區。舊城內是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其次是舊城外，其他地區人口密度高的還有江北/舊城內地區。有特色的是瓷器口、沙坪壩所在的第14區以及南岸的第11、12區。前者不單是學校、工廠集中的地方，而且是行政中心。後者早就是招攬工廠企業的工業區。
三、“疏散政策”與防空洞建設
1.“疏散政策”
抗戰開始後，日軍開始了對沿海大城市的空襲，之後擴展到內陸各城市。重慶市於1938年秋天開始開展防空運動。首先，於1938年9月設立了重慶防衛司令部，作為本市的最高防空指揮機關。1939年2月下旬，在重慶市政府內設立“緊急疏散委員會”，開始正式執行疏散政策。3月1日，國民政府批準了“重慶市緊急疏散人口辦法”。3月上旬宣布“自動疏散”，3月11日開始了強製疏散。另外，還使用各種交通工具配合疏散。在此行動期間，發生了“五·三”、“五·四”大轟炸，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事件發生後，汽車、民船大量被調動用來支援疏散。至5月7日為止，約有25萬人撤離到近郊各縣。
1940年1月下旬，重慶市參議會開始針對“疏散”展開討論。2月中旬，重慶市政府提出分期分階段進行疏散的政策，更進一步執行強製性的疏散。封了不響應疏散的“無證居民”（沒有居住證的居民）的房子。4月下旬，重慶市警察局向一般市民下達了疏散命令。5月初，為了強化疏散政策，重慶衛戍總司令部製定了包含三個項目的“疏散辦法”。6月中旬，為了使疏散順利進行，市政府要求各種交通運輸部門提供協助。這一年度的疏散活動一直嚴格開展到8月下旬。
1941年，從3月中旬開始正式執行疏散政策。首先將“無證居民”作為強製疏散的對象，之後更進一步強化了對他們的疏散。4月下旬以後，更是調動汽車、民船支援疏散活動，但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5月下旬，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又製定包含四個項目的“疏散辦法”。決定從7月21日開始開展“疏散宣傳周”活動，全麵進行疏散。這一年度的疏散活動也一直持續到8月下旬。
1942年，早在1月初，市政府就下達了疏散的通告，但對市民正式的疏散開始於2月末。4月初提出利用交通工具進行疏散。可是，疏散的推進卻相當困難。5月下旬，市政府公布“執行強迫疏散人口實施要則”，並付諸實施。
日軍對重慶市的轟炸在1942年以後基本停止了，但是在這之後政府還繼續提倡執行疏散政策，在1943年也進行了強製的疏散。1944年4月，市政府還製定了從5月開始實施16萬人規模的強製疏散計劃。但是，這一年空襲一次也沒有發生。1943年以後，政府已經認識到空襲的結束，但仍以此為由進行疏散，企圖讓市民移居郊外。可是民眾沒有響應，疏散政策沒有取得成效也就這樣結束了。
二戰時期日本也執行了針對空襲的疏散政策（日語稱“疏開政策”）。但是，中國的疏散政策與當時日本的“疏開政策”差異甚大。日本也是由軍司令部和地方政府製定、執行計劃。中國有下述幾個特點。
（1）強製性大。而且疏散的對象是被稱之為社會不穩定分子或是社會不良分子的“無證居民”及“無業遊民”。1940年1月，重慶市發出訓令，決定了分兩個階段要疏散的對象。第一階段要疏散的對象是：“1，無職業者；2，無生活連帶關係之老弱婦孺；3，與抗戰無關之自由職業者；4，已疏散之中央機關、地方機關不必留渝之職員及其眷屬；5，攤販商人。”第二階段要疏散的對象是：“1，無治安勤務與負有交通通信責任之公務人員及其眷屬；2，中資產以上工商廠號、不必留渝之店員及其眷屬；3，各娛樂場所之無證演藝員。”要疏散對象的典型是“算命”，市警察局1941年的年度工作報告中有“徹底疏散卜筮星相”這一條目。其理由如下：“卜筮星相等人民，小則傳播迷信、大則順逆通奸，此類人民潛跡於市內者甚多。前經衛戍總部規定，對市內此項人民嚴厲執行疏散。”對“無業遊民”，市政府1941年的年度工作報告中記載道：“凡應行疏散之市民如係無業遊民得拘留報請著其服兵役”。也就是實行“不響應疏散就抓去服兵役”的方針。而居民中有相當多的“無證居民”（1940年12月～1941年2月有56%～59%），這一點筆者已在其他論文中進行了論述。據警察局的調查，在1943年10～12月期間，半島部第4、7、8區、江北第10、16區和水上區壯丁28909人中有1949人是“無業遊民”（相當於6.7%）。疏散的實際情況是將市內的人口從稠密區域遷往重慶周邊各縣。因此製定了“對於無居住證人民，仍須繼續督促疏散，並禁止入境”的方針，即“不許返回”的方針。
（2）疏散地域廣。1938年11月，國民政府“重慶難民總站”決定的作為“疏散地點”的地域包括重慶市周邊相當廣闊的地域。具體有江北、長江南岸（巴縣）、璧山、永川、合江、綦江、江津、來鳳驛、郵亭鋪、榮昌、李市鎮、隆昌、內江、鬆坎、瀘州、納溪、江安、南溪、宜賓、合川等。包括瀘州、納溪、內江、南溪、宜賓等遠離地在內有相當多的地點被定為疏散候補地。但是，這些並非是基於現實的考慮。於是，在1939年2月，重慶市社會局將江北、巴縣等近郊各縣設定為“疏散區”。另外，1940年重慶市製定的《重慶市難民調查登記及安置辦法》決定將江北、巴縣鄉區、江津、璧山、銅梁、永川、綦江、涪陵、長壽等縣作為暫定的“疏散地點”，要求難民“在上列指定安置地區以內，得自由申請擇定”。
以上論述了重慶市疏散政策的開展過程和特點。疏散的宏觀情況，目前限於資料不足尚不清楚。換個視角，那些被選定為“疏散地點”的重慶市周邊各縣的人口情況又是怎樣的呢？1939年，重慶市在與其接鄰的巴縣和江北縣設立了“遷建區”，意在用作一般居民和政府機關、學校、工廠的疏散預定地，遷建區的範圍相當於到當時巴縣歌樂山以北的青木關、歇馬場為止的地域及北碚一帶（被定為“嘉陵江三峽村實驗區”的巴縣北碚鄉於1942年改組為北碚管理局，等同於縣）。
1940年9月以後和1941年2～3月期間，隨著江北、巴縣的所轄區域逐漸被劃入重慶市，兩縣的麵積及原始人口都有所減少。江北的人口從1938年開始到1941年為止持續減少，之後增減反複不定。巴縣的人口在1938年急劇減少，1941年又繼續減少，之後一直到1944年為止持續增加。盡管縣域大規模縮小，但從兩縣1941年的人口都減少得十分少這一點可以推斷出，這是由於有“疏散”人口的遷入，還使得翌年的人口也有所增加。江北每年有相當數量的男丁被征召入伍遷出去，巴縣也應該有同樣的現象發生。當然也應該有“疏散者”往重慶的回流以及對這些縣的轟炸造成的二次“疏散”的情況。因此，要從這些人口變動了解“疏散”的效果十分困難。計算出了從疏散高漲到結束的人口增減。在“疏散”縣、地區當中，有巴縣、璧山、北碚管理局這些人口增加的地方，也有江北、涪陵、長壽等人口減少了許多的地方，也就是說這三個縣人口的遷出超過遷入。與從1941年秋天開始重慶市人口的持續增加相對應，許多“疏散縣”的人口持續減少，這也說明了疏散政策並沒有收到很好的成效。而人口規模十分小的北碚管理局卻發生了顯著的人口增長，這應該是“疏散”的成果。不過，如後文所述，北碚防空設備完善，本身是一個自成一體的小城市，因此能夠保障在空襲後的廢墟上居住和開展經濟活動。也正因為是個小城市，所以也經常有許多交易和就業機會。
2.防空洞建設
配備空軍部隊和高射炮基地迎擊防禦敵機空襲的方針被稱為積極的防空政策，而為保護一般居民的生命財產修建防空設施的方針被稱為消極的防空政策。限於篇幅，本文對前者的考察隻好割愛，就後者進行考察。消極的防空政策從引入燈火管製度、空襲警報係統開始，包括著手進行作為避難管製係統一部分的防空設施建設。1937年9月以後，國民政府開始在重慶市半島地區修建防空壕及公有、私有防空洞。同年12月下旬，以重慶防空司令部、重慶市政府、成渝鐵路工程三者為主體，開始在半島地區的舊城內進行大規模的防空大隧道測量調查。1938年8月2日，舉行了大隧道的開工儀式，開始進行開鑿。另外，從這一年開始，江北、南岸各區也著手開鑿防空壕、洞。雖然由於1939年5月初的大轟炸，防空設施建設遭受了打擊，但是同年8月設立了“重慶防空司令部工程處”，積極地開展了隧道和防空洞建設。可是，由於市政府建設資金的不足，建設時斷時續。
1941年6月發生的“大隧道慘案”給了防空設施建設很大的教訓。第一，7月撤銷“重慶防空司令部工程處”，成立“重慶市防空洞管理處”，專管全市公共防空洞、壕及隧道工作，組織清潔隊負責管理全市公共防空洞及隧道之清潔事宜；第二，命令民間自己修築私有防空洞，否則就將進行強製疏散，即“限令各大旅館、餐廳、醫院、娛樂場所、公司、工廠、行號等在1942年3月前一律建築防空壕、洞，否則即勒令疏散。”1943年7月末、蔣介石發布了“以後重慶市區新辟之防空洞，無論公私應先呈請核準”的命令。這其實是在事實上下達了停止防空洞建設的命令，8月20號以後市內的防空洞工程全部停工。
重慶市的防空洞設施建設是怎樣進展的呢？1940年（月不詳）是市區大規模擴張以前的數據，1941年10月是同年6月的“大隧道慘案”發生的4個月之後，即防空設施建設積極開展以來的3個月之後的數據。雖然該表沒有統計，但1943年11月有關防空設施的數據與1944年12月的數據基本上相同。例如，1943年11月，“公共防空洞”有280個、“私有防空洞”1531個，合計1811個，可以收容人數達420018人。如上述，這是由於1943年8月以後防空洞工程全部停工的原因。
市區大規模擴張以前和以後的地區名稱有一些差異。擴張以前，半島地區的郊外即擴張以後的第13、14、17區稱為“郊外區”，擴張以後的江北第16區稱為“江北分局”，擴張以後的南岸第15區稱為“南岸分局”。市區大規模擴張以前，這些地區在行政劃分上尚未被編入重慶市，而屬於“重慶防空司令部工程處”所管轄的地域。另外，當時沒有準備水上居民的防空洞，而他們的數據在1941年的資料中被作為“特別區”統計。由於作為碼頭生活者的這群人沒有修築“私有防空洞”的能力，所以政府為其修築了“公共防空洞”。
第一，當初積極修建了許多“公共防空洞”，但是後來由於有些防空洞設備質量低劣而被淘汰，數量減少了許多；第二，防空洞建設的重心是被區分為“機關洞”、“保甲洞”、“保民洞”的“私有防空洞”。但是，各種“私有防空洞”的設備質量相差極大，而且利用也很不公平。
以居民1000人為基準，統計出了各區的防空洞可能收容者的比率。這裏僅從量的方麵討論，各區大體上都是在遭遇慘案後的1941年秋天比率最高，可收容過半的居民。據筆者分析，“過半的居民”這一可能收容者比率，是滿足根據空襲受害構建的安全防禦之必要條件。北碚管理局模仿重慶市的空襲受害情況，從1940年起開始全力修建防空洞。1941年修建完成了防空洞61個，可收容4.2萬人（1941年7月的人口約為8萬人）。防空洞建設達到這種規模後，北碚沒有再因空襲受害。但是此後重慶市內的可能收容者比率卻有所下降，這是由於空襲結束後總人口驟及1943年8月以後防空設施建設停止的關係。
防空洞建設工程停止後的保護維修工作十分鬆懈。1944年6月，“重慶市防空洞管理處”公布了關於防空洞質量的調查結果，內容顯示“防空洞內險情嚴重、急需維護”。此後，政府設立了“防空洞改善委員會”，從民間募集修理費用。但是由於費用不足，修複工作受到挫折。
結語
本文考察了隨著抗戰的推進，重慶市內各區居住狀況的變化。通過分析各區居住變動的統計數據，明確了大轟炸造成難民的情況，並推斷了難民向郊外地區的“疏散”和向市區的再流入動向。國民政府執行了“疏散政策”和進行了防空洞設施建設，但就筆者的理解，前者不過是等同於要社會弱勢群體立即從重慶市內退出的命令。由於沒有獲得支持，這項政策遭受挫折。而另一方麵，防空洞的建設則保障了在轟炸後的廢墟上再開展經濟活動。這也是“疏散”不起作用的主要原因。隻是，無論是“疏散”也好，防空洞建設也罷，國民黨對政府、企業和一般庶民的政策都不同，存在不公平現象。
本文通過統計數據，對一般居民的“疏散”和防空情況進行了考察。但如果能將政府（政府官員）、軍隊、基幹企業的“疏散”和防空情況也統計出來進行比較分析的話，應該會更有意義。政府官員和有資產者的“疏散”情況是，市內擁有住房，在空襲激烈時期便移居郊外的別墅暫住。例如蔣介石，他從1938年12月移居重慶後，一直到1946年4月末都在重慶指導抗戰。蔣在市內的唯一官邸位於舊城外新市街地第6區的曾家岩附近。在1943年8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死去後還開始利用位於第13區風景區歌樂山的林森公邸。另外蔣還在南岸擁有兩套別墅，一套是能俯瞰重慶市區、位於第11區南山鎮的黃山別墅，另一套是在巴縣南泉鎮西部幽靜森林裏建造的官邸。而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則位於第一官邸附近、第6區的學田灣。蔣介石遭遇空襲也反複進行“疏散”，但和民眾的“疏散”卻有著天壤之別。蔣可以搭乘在重慶最初製造的小轎車前往南岸海棠溪的船舶渡口，然後乘公用車走1939年4月開通抵達南溫泉的公路急速逃離空襲地。有關政府官員和有資產者的“疏散”和防空問題將在它文中另作討論。
對抗戰時期重慶市每月的人口變動及戶籍類別、職業類別的變動，筆者已在另一篇論文中進行了考察，但尚未對隨著抗戰發展市內各區的居住狀況發生了怎樣的變動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因此，本文以這一問題為中心進行考察，並分析其與空襲的關聯。換言之，就是通過分析居住變動這一地域“麵”的變動，來了解人們的居住（生活）是如何維持或被破壞的。本文打算從居住圈的破壞和其之後的再造這一角度，更進一步了解空襲的情況。至今為止，有關“重慶大轟炸”問題，已經發表了相當多的著作。但是，這些著作大多是僅累積空襲被害的個別事例進行考察，據筆者所知，尚沒有從本文這一角度進行的相同研究。
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麵依次展開考察。首先，說明市內各區的特征；第二，根據重慶市政府和市警察局的資料係統弄清各區的居住變動情況。迫使居民居住變動劇烈的基本原因是日軍的轟炸。但是，國民政府從保護居民的立場實施的兩個政策也對此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一是“疏散政策”，另一政策是應對轟炸的防空洞建設；第三，對“疏散政策”和防空洞建設這兩個決定居住變動的政治原因的效果進行考察。
一、重慶市內各區的特征
描述了抗戰時期重慶市內各區的特征。重慶市最早的中心是在長江與嘉陵江所夾半島地區建設起來的舊城區（第1～3區）。到20世紀20年代後期，把城牆拆毀，在舊城外西側建立了新市街區（第4～7區）。1929年2月，根據國民政府“市組織法”（1928年8月製定），重慶被確立為一級行政區所轄市，開始了城市化進程。1933年，半島區的市區範圍擴張到紅岩嘴至黃沙溪一線（第8區），嘉陵江北岸的江北縣城也被編入市區（第9、10區）。同時，長江南岸上遊千金岩至下遊苦竹林的廣大地域被編為第11、12區。1941年2月開始大幅擴張市區，將半島區西郊已經遷入許多學校和工廠的沙坪壩、瓷器口文化區編為第14區，將其西麵的歌樂山地區編為第13區，將石橋鋪至長江上遊九龍鋪的地域編為第17區。另外，還將長江北岸江北縣城至下遊地帶編為第16區，長江南岸第11區至下遊地帶編為第15區。至此，抗戰時期重慶市的市區範圍大致確定。描述了市區大幅度擴大後各區的所轄鎮、人口密度、各區的特征。半島的舊城內外是一般居住區及商業、居住區。舊城內是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其次是舊城外，其他地區人口密度高的還有江北/舊城內地區。有特色的是瓷器口、沙坪壩所在的第14區以及南岸的第11、12區。前者不單是學校、工廠集中的地方，而且是行政中心。後者早就是招攬工廠企業的工業區。
三、“疏散政策”與防空洞建設
1.“疏散政策”
抗戰開始後，日軍開始了對沿海大城市的空襲，之後擴展到內陸各城市。重慶市於1938年秋天開始開展防空運動。首先，於1938年9月設立了重慶防衛司令部，作為本市的最高防空指揮機關。1939年2月下旬，在重慶市政府內設立“緊急疏散委員會”，開始正式執行疏散政策。3月1日，國民政府批準了“重慶市緊急疏散人口辦法”。3月上旬宣布“自動疏散”，3月11日開始了強製疏散。另外，還使用各種交通工具配合疏散。在此行動期間，發生了“五·三”、“五·四”大轟炸，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事件發生後，汽車、民船大量被調動用來支援疏散。至5月7日為止，約有25萬人撤離到近郊各縣。
1940年1月下旬，重慶市參議會開始針對“疏散”展開討論。2月中旬，重慶市政府提出分期分階段進行疏散的政策，更進一步執行強製性的疏散。封了不響應疏散的“無證居民”（沒有居住證的居民）的房子。4月下旬，重慶市警察局向一般市民下達了疏散命令。5月初，為了強化疏散政策，重慶衛戍總司令部製定了包含三個項目的“疏散辦法”。6月中旬，為了使疏散順利進行，市政府要求各種交通運輸部門提供協助。這一年度的疏散活動一直嚴格開展到8月下旬。
1941年，從3月中旬開始正式執行疏散政策。首先將“無證居民”作為強製疏散的對象，之後更進一步強化了對他們的疏散。4月下旬以後，更是調動汽車、民船支援疏散活動，但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5月下旬，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又製定包含四個項目的“疏散辦法”。決定從7月21日開始開展“疏散宣傳周”活動，全麵進行疏散。這一年度的疏散活動也一直持續到8月下旬。
1942年，早在1月初，市政府就下達了疏散的通告，但對市民正式的疏散開始於2月末。4月初提出利用交通工具進行疏散。可是，疏散的推進卻相當困難。5月下旬，市政府公布“執行強迫疏散人口實施要則”，並付諸實施。
日軍對重慶市的轟炸在1942年以後基本停止了，但是在這之後政府還繼續提倡執行疏散政策，在1943年也進行了強製的疏散。1944年4月，市政府還製定了從5月開始實施16萬人規模的強製疏散計劃。但是，這一年空襲一次也沒有發生。1943年以後，政府已經認識到空襲的結束，但仍以此為由進行疏散，企圖讓市民移居郊外。可是民眾沒有響應，疏散政策沒有取得成效也就這樣結束了。
二戰時期日本也執行了針對空襲的疏散政策（日語稱“疏開政策”）。但是，中國的疏散政策與當時日本的“疏開政策”差異甚大。日本也是由軍司令部和地方政府製定、執行計劃。中國有下述幾個特點。
（1）強製性大。而且疏散的對象是被稱之為社會不穩定分子或是社會不良分子的“無證居民”及“無業遊民”。1940年1月，重慶市發出訓令，決定了分兩個階段要疏散的對象。第一階段要疏散的對象是：“1，無職業者；2，無生活連帶關係之老弱婦孺；3，與抗戰無關之自由職業者；4，已疏散之中央機關、地方機關不必留渝之職員及其眷屬；5，攤販商人。”第二階段要疏散的對象是：“1，無治安勤務與負有交通通信責任之公務人員及其眷屬；2，中資產以上工商廠號、不必留渝之店員及其眷屬；3，各娛樂場所之無證演藝員。”要疏散對象的典型是“算命”，市警察局1941年的年度工作報告中有“徹底疏散卜筮星相”這一條目。其理由如下：“卜筮星相等人民，小則傳播迷信、大則順逆通奸，此類人民潛跡於市內者甚多。前經衛戍總部規定，對市內此項人民嚴厲執行疏散。”對“無業遊民”，市政府1941年的年度工作報告中記載道：“凡應行疏散之市民如係無業遊民得拘留報請著其服兵役”。也就是實行“不響應疏散就抓去服兵役”的方針。而居民中有相當多的“無證居民”（1940年12月～1941年2月有56%～59%），這一點筆者已在其他論文中進行了論述。據警察局的調查，在1943年10～12月期間，半島部第4、7、8區、江北第10、16區和水上區壯丁28909人中有1949人是“無業遊民”（相當於6.7%）。疏散的實際情況是將市內的人口從稠密區域遷往重慶周邊各縣。因此製定了“對於無居住證人民，仍須繼續督促疏散，並禁止入境”的方針，即“不許返回”的方針。
（2）疏散地域廣。1938年11月，國民政府“重慶難民總站”決定的作為“疏散地點”的地域包括重慶市周邊相當廣闊的地域。具體有江北、長江南岸（巴縣）、璧山、永川、合江、綦江、江津、來鳳驛、郵亭鋪、榮昌、李市鎮、隆昌、內江、鬆坎、瀘州、納溪、江安、南溪、宜賓、合川等。包括瀘州、納溪、內江、南溪、宜賓等遠離地在內有相當多的地點被定為疏散候補地。但是，這些並非是基於現實的考慮。於是，在1939年2月，重慶市社會局將江北、巴縣等近郊各縣設定為“疏散區”。另外，1940年重慶市製定的《重慶市難民調查登記及安置辦法》決定將江北、巴縣鄉區、江津、璧山、銅梁、永川、綦江、涪陵、長壽等縣作為暫定的“疏散地點”，要求難民“在上列指定安置地區以內，得自由申請擇定”。
以上論述了重慶市疏散政策的開展過程和特點。疏散的宏觀情況，目前限於資料不足尚不清楚。換個視角，那些被選定為“疏散地點”的重慶市周邊各縣的人口情況又是怎樣的呢？1939年，重慶市在與其接鄰的巴縣和江北縣設立了“遷建區”，意在用作一般居民和政府機關、學校、工廠的疏散預定地，遷建區的範圍相當於到當時巴縣歌樂山以北的青木關、歇馬場為止的地域及北碚一帶（被定為“嘉陵江三峽村實驗區”的巴縣北碚鄉於1942年改組為北碚管理局，等同於縣）。
1940年9月以後和1941年2～3月期間，隨著江北、巴縣的所轄區域逐漸被劃入重慶市，兩縣的麵積及原始人口都有所減少。江北的人口從1938年開始到1941年為止持續減少，之後增減反複不定。巴縣的人口在1938年急劇減少，1941年又繼續減少，之後一直到1944年為止持續增加。盡管縣域大規模縮小，但從兩縣1941年的人口都減少得十分少這一點可以推斷出，這是由於有“疏散”人口的遷入，還使得翌年的人口也有所增加。江北每年有相當數量的男丁被征召入伍遷出去，巴縣也應該有同樣的現象發生。當然也應該有“疏散者”往重慶的回流以及對這些縣的轟炸造成的二次“疏散”的情況。因此，要從這些人口變動了解“疏散”的效果十分困難。計算出了從疏散高漲到結束的人口增減。在“疏散”縣、地區當中，有巴縣、璧山、北碚管理局這些人口增加的地方，也有江北、涪陵、長壽等人口減少了許多的地方，也就是說這三個縣人口的遷出超過遷入。與從1941年秋天開始重慶市人口的持續增加相對應，許多“疏散縣”的人口持續減少，這也說明了疏散政策並沒有收到很好的成效。而人口規模十分小的北碚管理局卻發生了顯著的人口增長，這應該是“疏散”的成果。不過，如後文所述，北碚防空設備完善，本身是一個自成一體的小城市，因此能夠保障在空襲後的廢墟上居住和開展經濟活動。也正因為是個小城市，所以也經常有許多交易和就業機會。
2.防空洞建設
配備空軍部隊和高射炮基地迎擊防禦敵機空襲的方針被稱為積極的防空政策，而為保護一般居民的生命財產修建防空設施的方針被稱為消極的防空政策。限於篇幅，本文對前者的考察隻好割愛，就後者進行考察。消極的防空政策從引入燈火管製度、空襲警報係統開始，包括著手進行作為避難管製係統一部分的防空設施建設。1937年9月以後，國民政府開始在重慶市半島地區修建防空壕及公有、私有防空洞。同年12月下旬，以重慶防空司令部、重慶市政府、成渝鐵路工程三者為主體，開始在半島地區的舊城內進行大規模的防空大隧道測量調查。1938年8月2日，舉行了大隧道的開工儀式，開始進行開鑿。另外，從這一年開始，江北、南岸各區也著手開鑿防空壕、洞。雖然由於1939年5月初的大轟炸，防空設施建設遭受了打擊，但是同年8月設立了“重慶防空司令部工程處”，積極地開展了隧道和防空洞建設。可是，由於市政府建設資金的不足，建設時斷時續。
1941年6月發生的“大隧道慘案”給了防空設施建設很大的教訓。第一，7月撤銷“重慶防空司令部工程處”，成立“重慶市防空洞管理處”，專管全市公共防空洞、壕及隧道工作，組織清潔隊負責管理全市公共防空洞及隧道之清潔事宜；第二，命令民間自己修築私有防空洞，否則就將進行強製疏散，即“限令各大旅館、餐廳、醫院、娛樂場所、公司、工廠、行號等在1942年3月前一律建築防空壕、洞，否則即勒令疏散。”1943年7月末、蔣介石發布了“以後重慶市區新辟之防空洞，無論公私應先呈請核準”的命令。這其實是在事實上下達了停止防空洞建設的命令，8月20號以後市內的防空洞工程全部停工。
重慶市的防空洞設施建設是怎樣進展的呢？1940年（月不詳）是市區大規模擴張以前的數據，1941年10月是同年6月的“大隧道慘案”發生的4個月之後，即防空設施建設積極開展以來的3個月之後的數據。雖然該表沒有統計，但1943年11月有關防空設施的數據與1944年12月的數據基本上相同。例如，1943年11月，“公共防空洞”有280個、“私有防空洞”1531個，合計1811個，可以收容人數達420018人。如上述，這是由於1943年8月以後防空洞工程全部停工的原因。
市區大規模擴張以前和以後的地區名稱有一些差異。擴張以前，半島地區的郊外即擴張以後的第13、14、17區稱為“郊外區”，擴張以後的江北第16區稱為“江北分局”，擴張以後的南岸第15區稱為“南岸分局”。市區大規模擴張以前，這些地區在行政劃分上尚未被編入重慶市，而屬於“重慶防空司令部工程處”所管轄的地域。另外，當時沒有準備水上居民的防空洞，而他們的數據在1941年的資料中被作為“特別區”統計。由於作為碼頭生活者的這群人沒有修築“私有防空洞”的能力，所以政府為其修築了“公共防空洞”。
第一，當初積極修建了許多“公共防空洞”，但是後來由於有些防空洞設備質量低劣而被淘汰，數量減少了許多；第二，防空洞建設的重心是被區分為“機關洞”、“保甲洞”、“保民洞”的“私有防空洞”。但是，各種“私有防空洞”的設備質量相差極大，而且利用也很不公平。
以居民1000人為基準，統計出了各區的防空洞可能收容者的比率。這裏僅從量的方麵討論，各區大體上都是在遭遇慘案後的1941年秋天比率最高，可收容過半的居民。據筆者分析，“過半的居民”這一可能收容者比率，是滿足根據空襲受害構建的安全防禦之必要條件。北碚管理局模仿重慶市的空襲受害情況，從1940年起開始全力修建防空洞。1941年修建完成了防空洞61個，可收容4.2萬人（1941年7月的人口約為8萬人）。防空洞建設達到這種規模後，北碚沒有再因空襲受害。但是此後重慶市內的可能收容者比率卻有所下降，這是由於空襲結束後總人口驟及1943年8月以後防空設施建設停止的關係。
防空洞建設工程停止後的保護維修工作十分鬆懈。1944年6月，“重慶市防空洞管理處”公布了關於防空洞質量的調查結果，內容顯示“防空洞內險情嚴重、急需維護”。此後，政府設立了“防空洞改善委員會”，從民間募集修理費用。但是由於費用不足，修複工作受到挫折。
結語
本文考察了隨著抗戰的推進，重慶市內各區居住狀況的變化。通過分析各區居住變動的統計數據，明確了大轟炸造成難民的情況，並推斷了難民向郊外地區的“疏散”和向市區的再流入動向。國民政府執行了“疏散政策”和進行了防空洞設施建設，但就筆者的理解，前者不過是等同於要社會弱勢群體立即從重慶市內退出的命令。由於沒有獲得支持，這項政策遭受挫折。而另一方麵，防空洞的建設則保障了在轟炸後的廢墟上再開展經濟活動。這也是“疏散”不起作用的主要原因。隻是，無論是“疏散”也好，防空洞建設也罷，國民黨對政府、企業和一般庶民的政策都不同，存在不公平現象。
本文通過統計數據，對一般居民的“疏散”和防空情況進行了考察。但如果能將政府（政府官員）、軍隊、基幹企業的“疏散”和防空情況也統計出來進行比較分析的話，應該會更有意義。政府官員和有資產者的“疏散”情況是，市內擁有住房，在空襲激烈時期便移居郊外的別墅暫住。例如蔣介石，他從1938年12月移居重慶後，一直到1946年4月末都在重慶指導抗戰。蔣在市內的唯一官邸位於舊城外新市街地第6區的曾家岩附近。在1943年8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死去後還開始利用位於第13區風景區歌樂山的林森公邸。另外蔣還在南岸擁有兩套別墅，一套是能俯瞰重慶市區、位於第11區南山鎮的黃山別墅，另一套是在巴縣南泉鎮西部幽靜森林裏建造的官邸。而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則位於第一官邸附近、第6區的學田灣。蔣介石遭遇空襲也反複進行“疏散”，但和民眾的“疏散”卻有著天壤之別。蔣可以搭乘在重慶最初製造的小轎車前往南岸海棠溪的船舶渡口，然後乘公用車走1939年4月開通抵達南溫泉的公路急速逃離空襲地。有關政府官員和有資產者的“疏散”和防空問題將在它文中另作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