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抗戰文學和重慶文化——一個台灣“外省人”的觀點
[中國台灣]張漢良抗戰文學在文類劃分上，屬於一個層次複雜的特殊的現象。從比較文學的觀點來看，它同時包括了文學斷代問題，如：到底抗戰文學應當如何作年代的劃分？主題學問題，如：以抗日戰爭為題材，就是抗戰文學嗎？寫在戰爭期中發生的其他事情，算不算抗戰文學？以及更複雜的文學定義問題，比方說，到底可不可以根據情節、故事，還是人物、背景來界說某種文學範疇？在比較文學研究上，它涉及到國別文學中的特殊區域文學現象。上述各種問題，需要詳細的論辯與厘清。如果我們把抗戰文學定位在重慶，它顯然又涉及到特定曆史時空下的政治、社會文化現象的考察，重慶作為抗戰基地的曆史事實，以及重慶師範學大作為抗戰文史研究中心的曆史必然性。
由於我對重慶有特殊的感情，也許不妨就從重慶開始談。我從小就是講四川話長大的，大學以後，才和父母講他們的方言山東話。為什麽我小的時候講四川話？這是內地讀者很難理解和想象的。仔細考察，我們會發現：1949年以後，重慶文化在台灣各地繼續發展。大家都知道，抗戰期間重慶是國民政府的陪都。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淪陷之後，撤退到重慶作為抗戰的基地，因此這段曆史，也是國民黨政府參與建構的曆史。幾十年前，台灣人流行說重慶精神。現在很少人知道這句話了。我小時候，聽說的重慶精神，就是全民抗戰精神。這也許和今天所謂的重慶精神不大一樣，重慶精神言人人殊。有人認為它是一種移民精神。因為抗戰期間許多外省人，撤退到重慶，被稱為下江人。這句話有點像台北人稱呼台灣南部人為下港人一樣。他們建構了多元的重慶文化。20世紀五六十年代重慶文化，在台灣獲得一種延續。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時，有相當一部分四川人，尤其是重慶人。他們多半是空軍眷屬，因為當年國民政府的空軍撤退到重慶。這些空軍官兵，娶了川娃兒，在1949年，他們隨著部隊到了台灣，發展出獨特的眷村文化。在五六十年代，眷村的官方語言，不是普通話或者台灣話說的國語，而是四川話，嚴格地說，應當是重慶話。就這點而言，重慶語言在台灣獲得延續。
雖然這個現象隻是一個曆史的過渡，但重慶文化對後來台灣這個移民社會文化的多元性，肯定有部分影響。就文學而言，眷村文化竟然在台灣發展出有強烈地方色彩的眷村文學。幾個有名的作家，朱天心、朱天文、朱天衣、張大春和袁瓊瓊，他們未必是四川人，但多少受到重慶語言生活習慣的影響。這在他們的小說創作中，都可以看出來。前幾年有人開始研究台灣的眷村文學；這一兩年，王偉忠和賴聲川製作電影和戲劇，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在這種情形下，重慶文化似乎又可以擴大了，而且和台灣發生了密切的結合。
現在讓我回到抗戰文學這個題目。如果我們把中日戰爭擴大範圍，走出重慶的曆史框架，把台灣納入討論的範圍，大概有下麵幾個方向可以切入。
中日戰爭期間（1937-1945）廣大的淪陷區的文學生產與消費，這個淪陷區包括早在1895年就已經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後來的偽滿洲國，以及戰爭期間國際色彩濃厚的上海等地區。如此一來，我們的文學視野無形中便擴大了。各位都熟知的作家張愛玲，便是有名的淪陷區作家。
台灣的情況尤其特殊，由於長達50年的日本統治，中文作為創作語言是相對的弱勢，被殖民的台灣作家即使學習漢字，或者用它來創作，都屬於地下的活動，作家絕對不可能明目張膽地寫抗戰文學。從這個觀點而言，台灣的抗戰文學應該是一片空白。也許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我記得在高中的時候讀到一本日本小說，是德富蘆花（1868-1927）的《不如歸》（1900，林紓中譯1909），情節我已經不記得了，但是讓我始終模糊地記得中間的一段對話，男主角說：“我希望到台灣去……”那時台灣才割讓給日本不久，顯然台、日之間，存在著某種互動的關係——無論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
如果台灣沒有抗日文學，那是否表示在50年的統治中，台灣沒有抗日的行為呢？這種推理顯然是不能成立的。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曾經發生過霧社事件以及許多其他抗日事件。據台灣史學者張炎憲觀察，台灣人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反抗運動，是以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分界。前期自1895年至1915年，是武裝抗日運動時期；後期自1915年至1945年，是政治抗日運動時期，如台灣文化協會林獻堂赴日請願設立台灣自治議會。據總督府統計，殖民時期，台灣當地的武裝抗日行動共有14起。這些事件也或多或少地成為文學的題材。
另外有一個在台灣相當為人熟知的文學類型，稱作高砂文學。在太平洋戰爭末期有相當數目的原住民，或稱高山族，被征召訓練派往南洋，參加太平洋戰爭，今天一般人稱呼他們為高砂部隊。
由於這些高山族，在血緣上，和在太平洋島嶼的馬來裔接近，生活習慣也接近。因此日本人特別訓練他們，派往南洋作戰，戰死的人數不少。以高砂部隊為題材的作品非常出名。早年有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近年有林耀德的《1947高砂百合》等史詩性小說。這些作品的盛行，甚至可以從附錄的網絡文學看出來。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為高砂文學定位？如何把它和抗戰文學掛鉤？也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也就是“淪陷區文學”的觀點來切入。前麵我談到抗日戰爭期間淪陷區文學的現象，也曾經提出台灣文學是否可以歸屬於淪陷區文學。我將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解決曆史斷代的問題。一般人把抗日戰爭的時間定位在1937年蘆溝橋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這段期間，為時一共八年。我們從小就被告知：八年抗戰。但是淪陷區的曆史遠遠超過這八年抗戰的曆史。就中國大陸而言，有人從918事變開始算起，把抗戰文學擴大到1931到1945年。這個說法也沒有太多人懷疑。一旦我們把台灣納入這段曆史，就會發現斷代的困擾。
嚴格說來，台灣不屬於淪陷區。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戰敗之後，台灣就被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殖民地。台灣和香港一樣，是殖民地，而不是二戰期間的淪陷區。由於這個特殊的曆史背景，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可以算是國別文學和比較文學中的特殊現象。因為當時的官方語是日語，老百姓使用的語言則是閩南語，或者說台灣話。前麵曾提到，中文或者當時所稱的漢文，隻能在民間和地下流傳。這種語言的分裂現象，使得作家創作時，要做一種存在的抉擇：到底是使用日文創作？還是使用中文創作？我認識的許多作家，包括笠詩社的早期詩人，如桓夫，開始寫作時，是使用日文的，台灣光複之後，才開始學習中文，用中文創作。和他類似的作家不在少數，包括吳濁流，他們用日文創作的文學作品，妾身未明。到底屬於日本文學？還是屬於中國文學？這個問題在大陸上的學者可能無從關心，因為他們不熟悉。
2007年出版的一本書，張泉編著的《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史料與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7年），是2005年一個學術會議論文的結集。他所處理的淪陷區，包括北平（北京）、東北和上海。有趣的是，其中有一篇論文竟然討論《淪陷時期北平台灣文化人的主要心態》。這是本書唯一討論到台灣形象的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何標，以老淪陷區稱呼抗日戰爭之前的日據時代的台灣。這個說法我們可以接受，但是和香港、澳門的情況一樣，台灣是滿清政府割讓給外國的——除非我們重新定義“淪陷”這兩個字。當年台籍青年不甘心在日本統治下，接受安全的日式教育，並且需要服兵役，成為日本軍人。有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來到北京，念書或留下來擔任教職。日據時代台灣學生無法選擇人文社會科學，因此念文學、藝術、政治、法律的青年人大多數來到大陸。有兩位曾經做過我的老師，一位是洪炎秋，另外一位是林朝棨。這兩位早年在北京教書，1949年之後撤退到台灣，在台灣大學教書。
由於台灣長期接受日本的統治，在日本法律上屬於日本國民，作家自然不敢公開寫反抗日本的文學。這使得研究台灣的抗日戰爭時期文學，呈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台灣文學和歐戰淪陷在德國統治下的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不同，沒有抗戰文學。北京社科院的學者張泉，曾經撰寫論文，認為台灣皇民化時期的文學，不屬於淪陷區文學。他的看法有相當程度的正確性（《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一期）。最近幾年，大陸的學者，對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研究，也著力甚深。下麵幾位學者有相當的貢獻：陳小衝、粟多桂、蘇光文這三位作者在20世紀90年代都有一些初步的發現；此外劉德軍在2005年《抗日戰爭研究述評》中對這段文學史也作了簡略的補充。我認為這段曆史的研究，涉及到海峽兩岸學者對曆史和文學史的不同看法，甚至還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前後對抗日戰爭的不同解釋和評價。這是一個極端敏感的課題，需要兩岸的學者，集思廣益，共同合作，以便得到一個比較全盤的觀察與結論。
附錄
高砂百合——前高砂義勇隊誌願兵南洋作戰實錄
（一）出征
疾行如風不動如山，我們是雲豹的後裔
額頭環繞百步蛇刺青，青筋在黝黑的皮膚裏跳動
驍勇善戰的叢林戰士即將踏上征程
泰雅族人列隊送行，戰鼓擂動撼山震穀
回音裏風起雲湧天地為之動容
百合花插在軍帽上，山風在槍管裏唱著雄渾的進行曲
餞別的小米酒流過咽喉，命運交給神靈
環視故鄉山林曠野，我們牢記著長老的叮嚀
莫忘血海深仇，莫忘日人加諸於我族人的痛苦
四十多年來那些趾高氣揚的統治者
曾經把我們踐踏在腳下，如同蔓生的藤葉伸出層層手掌
用各種製度和苛捐稅雜企圖窒息我們，
我們的父祖以鮮血淋漓的雙手不停地撥開縫隙
抵抗反擊，付出沉重的代價
而今，雖然我們被迫替仇人參戰
但我們沒有忘記，要活著回來，回來改寫曆史
立足於我們的土地作自己的主人
像百合花站在泥土裏大聲唱著自己的歌
覆雪的山頭踮起腳尖向北方遠眺，就能望見輪廓
站在運兵船甲板上，我們是一把把出鞘的彎刀年輕雪亮
透著攝人魂魄的血氣，腥味的海風撲打著我們青春的發膚
海浪不時濺起船舷跟我們握手
拍著肩膀，我們彼此以堅定的眼神相互約定
隻活在今生，不作來世殊途的人鬼
（二）戰鬥
抵達紐幾內亞，隨即加入戰鬥編製，整裝待命拂曉出擊
突擊爆破是我們的任務，漆黑的夜幕是絕佳的迷彩
樹影是我們的黑色風衣，密林間我們潛行如豹疾走如風
狡黠的身手原是出於狩獵的本能
抓起藤蔓飛身蕩過山穀，如懸絲遊走的蜘蛛
或者壁虎一般，徒手攀岩爬上懸崖峭壁
潛入敵軍製高點陣地，仿佛夢境裏突然飛出一支致命吹箭
從最不可能的地方，如鬼魅般垂天而降迅速發動攻擊
在曆次的行動中，我們是令敵軍聞之喪膽的殺人武器
（三）存活
戰爭是一隻不能打開來一看究竟的黑盒子
裏麵或許有一兩片領袖發亮的頭蓋骨
將軍的金質勳章以及幾份不可告人的密約
但肯定沒有安魂的符咒與和平的樂音
在飛蟲必經之路蜘蛛織起網罟，然後耐心等待
等待獵物自投羅網；獵人埋設陷阱投置圈套，捕捉經過的獵物
在人類的戰鬥中，所有的詭計與布局都是為了獵殺對方
人類是絕無僅有的冷酷的獸類相互殘殺搏命
獵殺人或者動物對於我們高砂族人都是相同的經驗和感受
因為他們同樣都會拚命，並且抵死反抗
而格鬥是為了存活，存活下來的人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
然後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以及評論戰爭
軍事行動中傷亡是難免的，我們是獵人同時也是獵物
弟兄們一個接一個倒下，像一隻鬧鍾
被扣扳機的手輕輕按一下就停止呼吸和脈搏
然後在逐漸失去知覺中慘然走出這場戰爭
（四）敗退
戰局逐漸明朗，我軍的軍事行動節節敗退
敗象逐一浮顯，擱淺在每個軍士的眼前
仿佛潮退後裸露的潮間帶，水窪裏滿是倉皇失措的魚蝦貝類
補充兵員及軍需補給逐月銳減，糧食醫藥管製配給
在戰鬥的空檔，我們開始狩獵飛鼠、鳥獸，采集野芋野菜和漿果
而瘧疾霍亂等傳染病在軍士身上悄悄旅行著
我們的戰力是漏了的水壺正一點一滴消失中
苦苦支撐著我們與敵軍及蟲蛇疾病繼續搏鬥的意誌
不是來自長官一再重複的訓勉
而是心中堅定活著回去，見到族人的那份信念
我們盤算戰爭不會持續太久，日本帝國的氣數
那枚有著十數道光芒的東方太陽
困在不見天日的密林裏早已失去活力
等戰爭結束，回到故鄉
我們一定可以把這些敗戰的日本人和他們血腥的櫻花
從我們的土地上連根拔起，投入太平洋
（五）原始人
有時是蜷伏在地穴裏的土撥鼠，有時則是樹幹上折枝而息的飛鼠
在與世隔絕的密林裏，我們像鼠輩般衣衫襤褸沒頭沒臉地存活著
戰鬥逐漸平息，敵軍不再深入密林，向我們的臨時陣地推進
放鬆戒備，我們四處采集食物汲取飲水
像在故鄉山林裏那樣，過著原始的生活
把野粟子搗成粉狀，加入野菇和獸肉熬成鮮粥
或者調水，用文火烘焙成小餅隨身帶著果腹
剝下獸皮縫製衣物，采集細藤編織出鞋子
鋼盔當成湯鍋，長長機槍彈上晾著洗好的衣服
而各種蛇類和鼠類被捕來，沒有嚴刑逼供沒有反複偵訊
剝了皮摘除內髒就直接下鍋，然後湯鮮味美地進了我們的五髒
我們的身體成為十萬蛇鼠們靈魂共同皈依的神社
閑下來時，有人斜倚著樹幹吹口琴，有人以軍刀整理茂盛的須發
更多人伸伸懶腰，然後以各種安適的姿勢從容地進入夢鄉
（六）投降
天皇的投降昭告果然也是從天而降
敵軍飛機每日淩空灑下雪片般的傳單
敗戰的消息使我們心中暗暗雀躍起來
雖然表麵上仍必須佯裝有些許哀傷
對於這樣的結局，長官們其實早有預感
我們接受最後一道命令：整裝，集體走出森林
就近向聯軍部隊繳械投降
帶著罹難弟兄的骨灰和遺物
列隊走出密林，我們重返文明社會
在戰俘營裏等待遣返
（七）還鄉
惡夢已經遠離，浴血重生的感受恍如隔世
運兵船上我們愉悅地呼吸著自由的空氣
享受陽光和海風溫柔的吹拂
遠遠望見能高山脈，白雲盤旋如蛺蝶輕舞
我們朝北方故鄉招手，那美麗的島嶼蒼藍如昔
踏上歸鄉路，眼眶裏熱淚流轉
部落的山林寧靜幽美，如同神話裏的仙鄉
我們俯身投地，親吻著這片芬芳的泥土
活著回來，族人把百合插在我們胸前
斟上滿滿的小米酒，熟悉的歌舞自山穀間冉冉響起……
（作者：台灣大學外國文學名譽教授、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由於我對重慶有特殊的感情，也許不妨就從重慶開始談。我從小就是講四川話長大的，大學以後，才和父母講他們的方言山東話。為什麽我小的時候講四川話？這是內地讀者很難理解和想象的。仔細考察，我們會發現：1949年以後，重慶文化在台灣各地繼續發展。大家都知道，抗戰期間重慶是國民政府的陪都。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淪陷之後，撤退到重慶作為抗戰的基地，因此這段曆史，也是國民黨政府參與建構的曆史。幾十年前，台灣人流行說重慶精神。現在很少人知道這句話了。我小時候，聽說的重慶精神，就是全民抗戰精神。這也許和今天所謂的重慶精神不大一樣，重慶精神言人人殊。有人認為它是一種移民精神。因為抗戰期間許多外省人，撤退到重慶，被稱為下江人。這句話有點像台北人稱呼台灣南部人為下港人一樣。他們建構了多元的重慶文化。20世紀五六十年代重慶文化，在台灣獲得一種延續。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時，有相當一部分四川人，尤其是重慶人。他們多半是空軍眷屬，因為當年國民政府的空軍撤退到重慶。這些空軍官兵，娶了川娃兒，在1949年，他們隨著部隊到了台灣，發展出獨特的眷村文化。在五六十年代，眷村的官方語言，不是普通話或者台灣話說的國語，而是四川話，嚴格地說，應當是重慶話。就這點而言，重慶語言在台灣獲得延續。
雖然這個現象隻是一個曆史的過渡，但重慶文化對後來台灣這個移民社會文化的多元性，肯定有部分影響。就文學而言，眷村文化竟然在台灣發展出有強烈地方色彩的眷村文學。幾個有名的作家，朱天心、朱天文、朱天衣、張大春和袁瓊瓊，他們未必是四川人，但多少受到重慶語言生活習慣的影響。這在他們的小說創作中，都可以看出來。前幾年有人開始研究台灣的眷村文學；這一兩年，王偉忠和賴聲川製作電影和戲劇，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在這種情形下，重慶文化似乎又可以擴大了，而且和台灣發生了密切的結合。
現在讓我回到抗戰文學這個題目。如果我們把中日戰爭擴大範圍，走出重慶的曆史框架，把台灣納入討論的範圍，大概有下麵幾個方向可以切入。
中日戰爭期間（1937-1945）廣大的淪陷區的文學生產與消費，這個淪陷區包括早在1895年就已經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後來的偽滿洲國，以及戰爭期間國際色彩濃厚的上海等地區。如此一來，我們的文學視野無形中便擴大了。各位都熟知的作家張愛玲，便是有名的淪陷區作家。
台灣的情況尤其特殊，由於長達50年的日本統治，中文作為創作語言是相對的弱勢，被殖民的台灣作家即使學習漢字，或者用它來創作，都屬於地下的活動，作家絕對不可能明目張膽地寫抗戰文學。從這個觀點而言，台灣的抗戰文學應該是一片空白。也許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我記得在高中的時候讀到一本日本小說，是德富蘆花（1868-1927）的《不如歸》（1900，林紓中譯1909），情節我已經不記得了，但是讓我始終模糊地記得中間的一段對話，男主角說：“我希望到台灣去……”那時台灣才割讓給日本不久，顯然台、日之間，存在著某種互動的關係——無論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
如果台灣沒有抗日文學，那是否表示在50年的統治中，台灣沒有抗日的行為呢？這種推理顯然是不能成立的。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曾經發生過霧社事件以及許多其他抗日事件。據台灣史學者張炎憲觀察，台灣人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反抗運動，是以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分界。前期自1895年至1915年，是武裝抗日運動時期；後期自1915年至1945年，是政治抗日運動時期，如台灣文化協會林獻堂赴日請願設立台灣自治議會。據總督府統計，殖民時期，台灣當地的武裝抗日行動共有14起。這些事件也或多或少地成為文學的題材。
另外有一個在台灣相當為人熟知的文學類型，稱作高砂文學。在太平洋戰爭末期有相當數目的原住民，或稱高山族，被征召訓練派往南洋，參加太平洋戰爭，今天一般人稱呼他們為高砂部隊。
由於這些高山族，在血緣上，和在太平洋島嶼的馬來裔接近，生活習慣也接近。因此日本人特別訓練他們，派往南洋作戰，戰死的人數不少。以高砂部隊為題材的作品非常出名。早年有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近年有林耀德的《1947高砂百合》等史詩性小說。這些作品的盛行，甚至可以從附錄的網絡文學看出來。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為高砂文學定位？如何把它和抗戰文學掛鉤？也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也就是“淪陷區文學”的觀點來切入。前麵我談到抗日戰爭期間淪陷區文學的現象，也曾經提出台灣文學是否可以歸屬於淪陷區文學。我將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解決曆史斷代的問題。一般人把抗日戰爭的時間定位在1937年蘆溝橋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這段期間，為時一共八年。我們從小就被告知：八年抗戰。但是淪陷區的曆史遠遠超過這八年抗戰的曆史。就中國大陸而言，有人從918事變開始算起，把抗戰文學擴大到1931到1945年。這個說法也沒有太多人懷疑。一旦我們把台灣納入這段曆史，就會發現斷代的困擾。
嚴格說來，台灣不屬於淪陷區。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戰敗之後，台灣就被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殖民地。台灣和香港一樣，是殖民地，而不是二戰期間的淪陷區。由於這個特殊的曆史背景，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可以算是國別文學和比較文學中的特殊現象。因為當時的官方語是日語，老百姓使用的語言則是閩南語，或者說台灣話。前麵曾提到，中文或者當時所稱的漢文，隻能在民間和地下流傳。這種語言的分裂現象，使得作家創作時，要做一種存在的抉擇：到底是使用日文創作？還是使用中文創作？我認識的許多作家，包括笠詩社的早期詩人，如桓夫，開始寫作時，是使用日文的，台灣光複之後，才開始學習中文，用中文創作。和他類似的作家不在少數，包括吳濁流，他們用日文創作的文學作品，妾身未明。到底屬於日本文學？還是屬於中國文學？這個問題在大陸上的學者可能無從關心，因為他們不熟悉。
2007年出版的一本書，張泉編著的《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史料與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7年），是2005年一個學術會議論文的結集。他所處理的淪陷區，包括北平（北京）、東北和上海。有趣的是，其中有一篇論文竟然討論《淪陷時期北平台灣文化人的主要心態》。這是本書唯一討論到台灣形象的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何標，以老淪陷區稱呼抗日戰爭之前的日據時代的台灣。這個說法我們可以接受，但是和香港、澳門的情況一樣，台灣是滿清政府割讓給外國的——除非我們重新定義“淪陷”這兩個字。當年台籍青年不甘心在日本統治下，接受安全的日式教育，並且需要服兵役，成為日本軍人。有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來到北京，念書或留下來擔任教職。日據時代台灣學生無法選擇人文社會科學，因此念文學、藝術、政治、法律的青年人大多數來到大陸。有兩位曾經做過我的老師，一位是洪炎秋，另外一位是林朝棨。這兩位早年在北京教書，1949年之後撤退到台灣，在台灣大學教書。
由於台灣長期接受日本的統治，在日本法律上屬於日本國民，作家自然不敢公開寫反抗日本的文學。這使得研究台灣的抗日戰爭時期文學，呈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台灣文學和歐戰淪陷在德國統治下的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不同，沒有抗戰文學。北京社科院的學者張泉，曾經撰寫論文，認為台灣皇民化時期的文學，不屬於淪陷區文學。他的看法有相當程度的正確性（《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一期）。最近幾年，大陸的學者，對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研究，也著力甚深。下麵幾位學者有相當的貢獻：陳小衝、粟多桂、蘇光文這三位作者在20世紀90年代都有一些初步的發現；此外劉德軍在2005年《抗日戰爭研究述評》中對這段文學史也作了簡略的補充。我認為這段曆史的研究，涉及到海峽兩岸學者對曆史和文學史的不同看法，甚至還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前後對抗日戰爭的不同解釋和評價。這是一個極端敏感的課題，需要兩岸的學者，集思廣益，共同合作，以便得到一個比較全盤的觀察與結論。
附錄
高砂百合——前高砂義勇隊誌願兵南洋作戰實錄
（一）出征
疾行如風不動如山，我們是雲豹的後裔
額頭環繞百步蛇刺青，青筋在黝黑的皮膚裏跳動
驍勇善戰的叢林戰士即將踏上征程
泰雅族人列隊送行，戰鼓擂動撼山震穀
回音裏風起雲湧天地為之動容
百合花插在軍帽上，山風在槍管裏唱著雄渾的進行曲
餞別的小米酒流過咽喉，命運交給神靈
環視故鄉山林曠野，我們牢記著長老的叮嚀
莫忘血海深仇，莫忘日人加諸於我族人的痛苦
四十多年來那些趾高氣揚的統治者
曾經把我們踐踏在腳下，如同蔓生的藤葉伸出層層手掌
用各種製度和苛捐稅雜企圖窒息我們，
我們的父祖以鮮血淋漓的雙手不停地撥開縫隙
抵抗反擊，付出沉重的代價
而今，雖然我們被迫替仇人參戰
但我們沒有忘記，要活著回來，回來改寫曆史
立足於我們的土地作自己的主人
像百合花站在泥土裏大聲唱著自己的歌
覆雪的山頭踮起腳尖向北方遠眺，就能望見輪廓
站在運兵船甲板上，我們是一把把出鞘的彎刀年輕雪亮
透著攝人魂魄的血氣，腥味的海風撲打著我們青春的發膚
海浪不時濺起船舷跟我們握手
拍著肩膀，我們彼此以堅定的眼神相互約定
隻活在今生，不作來世殊途的人鬼
（二）戰鬥
抵達紐幾內亞，隨即加入戰鬥編製，整裝待命拂曉出擊
突擊爆破是我們的任務，漆黑的夜幕是絕佳的迷彩
樹影是我們的黑色風衣，密林間我們潛行如豹疾走如風
狡黠的身手原是出於狩獵的本能
抓起藤蔓飛身蕩過山穀，如懸絲遊走的蜘蛛
或者壁虎一般，徒手攀岩爬上懸崖峭壁
潛入敵軍製高點陣地，仿佛夢境裏突然飛出一支致命吹箭
從最不可能的地方，如鬼魅般垂天而降迅速發動攻擊
在曆次的行動中，我們是令敵軍聞之喪膽的殺人武器
（三）存活
戰爭是一隻不能打開來一看究竟的黑盒子
裏麵或許有一兩片領袖發亮的頭蓋骨
將軍的金質勳章以及幾份不可告人的密約
但肯定沒有安魂的符咒與和平的樂音
在飛蟲必經之路蜘蛛織起網罟，然後耐心等待
等待獵物自投羅網；獵人埋設陷阱投置圈套，捕捉經過的獵物
在人類的戰鬥中，所有的詭計與布局都是為了獵殺對方
人類是絕無僅有的冷酷的獸類相互殘殺搏命
獵殺人或者動物對於我們高砂族人都是相同的經驗和感受
因為他們同樣都會拚命，並且抵死反抗
而格鬥是為了存活，存活下來的人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
然後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以及評論戰爭
軍事行動中傷亡是難免的，我們是獵人同時也是獵物
弟兄們一個接一個倒下，像一隻鬧鍾
被扣扳機的手輕輕按一下就停止呼吸和脈搏
然後在逐漸失去知覺中慘然走出這場戰爭
（四）敗退
戰局逐漸明朗，我軍的軍事行動節節敗退
敗象逐一浮顯，擱淺在每個軍士的眼前
仿佛潮退後裸露的潮間帶，水窪裏滿是倉皇失措的魚蝦貝類
補充兵員及軍需補給逐月銳減，糧食醫藥管製配給
在戰鬥的空檔，我們開始狩獵飛鼠、鳥獸，采集野芋野菜和漿果
而瘧疾霍亂等傳染病在軍士身上悄悄旅行著
我們的戰力是漏了的水壺正一點一滴消失中
苦苦支撐著我們與敵軍及蟲蛇疾病繼續搏鬥的意誌
不是來自長官一再重複的訓勉
而是心中堅定活著回去，見到族人的那份信念
我們盤算戰爭不會持續太久，日本帝國的氣數
那枚有著十數道光芒的東方太陽
困在不見天日的密林裏早已失去活力
等戰爭結束，回到故鄉
我們一定可以把這些敗戰的日本人和他們血腥的櫻花
從我們的土地上連根拔起，投入太平洋
（五）原始人
有時是蜷伏在地穴裏的土撥鼠，有時則是樹幹上折枝而息的飛鼠
在與世隔絕的密林裏，我們像鼠輩般衣衫襤褸沒頭沒臉地存活著
戰鬥逐漸平息，敵軍不再深入密林，向我們的臨時陣地推進
放鬆戒備，我們四處采集食物汲取飲水
像在故鄉山林裏那樣，過著原始的生活
把野粟子搗成粉狀，加入野菇和獸肉熬成鮮粥
或者調水，用文火烘焙成小餅隨身帶著果腹
剝下獸皮縫製衣物，采集細藤編織出鞋子
鋼盔當成湯鍋，長長機槍彈上晾著洗好的衣服
而各種蛇類和鼠類被捕來，沒有嚴刑逼供沒有反複偵訊
剝了皮摘除內髒就直接下鍋，然後湯鮮味美地進了我們的五髒
我們的身體成為十萬蛇鼠們靈魂共同皈依的神社
閑下來時，有人斜倚著樹幹吹口琴，有人以軍刀整理茂盛的須發
更多人伸伸懶腰，然後以各種安適的姿勢從容地進入夢鄉
（六）投降
天皇的投降昭告果然也是從天而降
敵軍飛機每日淩空灑下雪片般的傳單
敗戰的消息使我們心中暗暗雀躍起來
雖然表麵上仍必須佯裝有些許哀傷
對於這樣的結局，長官們其實早有預感
我們接受最後一道命令：整裝，集體走出森林
就近向聯軍部隊繳械投降
帶著罹難弟兄的骨灰和遺物
列隊走出密林，我們重返文明社會
在戰俘營裏等待遣返
（七）還鄉
惡夢已經遠離，浴血重生的感受恍如隔世
運兵船上我們愉悅地呼吸著自由的空氣
享受陽光和海風溫柔的吹拂
遠遠望見能高山脈，白雲盤旋如蛺蝶輕舞
我們朝北方故鄉招手，那美麗的島嶼蒼藍如昔
踏上歸鄉路，眼眶裏熱淚流轉
部落的山林寧靜幽美，如同神話裏的仙鄉
我們俯身投地，親吻著這片芬芳的泥土
活著回來，族人把百合插在我們胸前
斟上滿滿的小米酒，熟悉的歌舞自山穀間冉冉響起……
（作者：台灣大學外國文學名譽教授、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