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大陸地區近年來的日本侵華史研究
中國大陸地區近年來的日本侵華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曆史研究中心文庫綜述
張海鵬
一、關於中日關係史綜合研究
孫乃民主編的《中日關係史》三卷本，是近年來我國史學界有關中日關係史著述中一部分量較重的本子。著者引用大量資料和研究成果，對古代、近現代及當代中日關係史做了全方位的梳理和考察。該書第一卷設五章，從漢代中日間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事件開始，止於中國辛亥革命時期。第一至第四章，主要敘述自漢代至鴉片戰爭以前的中日兩國間存在的各方麵的關係，盡管其中也有不愉快的時候，但主流是友好交往史。在兩國的友好關係中，雙方互有借鑒、互有促進。但是，日本向中國學習，是這一時期的特點。第五章主要敘述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兩國間在上述各方麵存在的友好交流關係，盡管經過兩國人民的努力未曾中斷，仍在向前發展，但就其主流說，卻發生了全麵逆轉。兩國關係中的主導方麵，是日本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的侵略關係，並且隨著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而加強。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也是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是先進的中國人學習西方，特別是向日本人學習拯救中國的時期。因此，在這一時期內，中日兩國間的友好交流關係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關係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該書第二卷論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8月）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9月）止31年間的中日關係史。這段曆史雖然時間跨度小，但經曆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七七事變、1941年太平洋戰爭，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等重大曆史場麵。因此，這段曆史具有特殊意義，它是中日關係史發展過程中最令人不忍卒讀的一頁，也是中日兩國值得世世代代引為鑒戒的一頁。該書第三卷主要論述了中日當代關係史。所謂當代中日關係史，是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投降以來的中日兩國關係發展史。具體地講，是指這一曆史時期兩國之間以政治、經濟關係為基本內容，兼及文化、教育、科技、軍事等各個領域內的關係發展過程的曆史。該書著重論述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日關係的發展過程。對於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該書給予很高的評價：“中日兩國邦交實現正常化，是對維護亞洲、太平洋地區和世界的和平作出的一個巨大的貢獻，有著重大的積極意義。中日兩國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兩國正式結束戰爭狀態，就消除了能夠導致這一地區緊張局勢的因素。”此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進一步推動了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它使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大道越來越寬廣，使中日兩國政府間的往來大門敞開，當代中日關係由此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胡德坤、韓永利合著的《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從中國抗戰對日本世界戰略的巨大影響和牽製作用，中國持久抗戰對日本侵華戰爭的巨大打擊和製約作用，中國戰場對太平洋戰場、北非地中海戰場、蘇德戰場、西歐戰場以及印緬戰場的巨大支援，對英美蘇等盟國的重大支持，中國抗日戰爭在推動戰後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立中的作用等方麵，較為係統地考察和探討了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書中指出：“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其目的就是滅亡中國，變中國為日本的殖民地。這一目的體現在日本的全麵侵華戰爭的政策之中……但是，中國全麵抗日戰爭的興起，中國抗日軍民以血肉之軀和民族精神與智慧進行英勇抗戰，極大地影響製約著日本對華政策的實施，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全麵滅亡中國的妄想，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基本因素之一。”作者指出：“戰後初期確立的國際新秩序的總體框架，至今未有大的改變，二次大戰帶來的戰後世界進步是戰前所未有的。戰後60年來，無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全人類都在分享著二次大戰勝利的成果。中國是反法西斯四大國之一，今天，世界各國和人民享受的二次大戰成果中，也滲透著中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付出的鮮血與汗水。”
王振德著的《新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始終是一場反法西斯性質的戰爭；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麵爆發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個戰場，標誌著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中國抗日戰爭作為二戰的重要組成部分，作戰時間最長，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終取得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作者認為：“中國戰場迫使日本不可能分出應有的兵力侵占澳洲，進攻中東，夾擊蘇聯，德意日軍事協定形同廢紙，法西斯侵略國始終未能形成一個軍事實體。而英、美、蘇各盟國之間不僅在軍事上可以東西呼應；而且由於航路暢通，在戰略物資上也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真正統一的戰鬥力量。這不僅對大戰的轉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大戰的總進程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二、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主要是日本侵華史）
關捷等學者全麵、係統地研究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日甲午戰爭時期製造的旅順大屠殺慘案。作者認為：“旅順大屠殺是在日本侵華軍事當局同意和批準下進行的一次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的屠城暴行。”作者通過對日軍軍官的回憶著述進行分析後，指出：“旅順大屠殺慘案的製造者毫無疑問是親自發布過屠殺密令的日軍師團長山地元治中將，是他部署的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很明顯，這樣一次大規模持續5天之久的屠殺，如果不是日軍依照戰場指揮官的命令或得到更高層次的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岩大將乃至日本政府、天皇的同意或批準，不但不合理，而且也根本不可能發生。”
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著作和史料繼續出版。由朱成山主編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言》，是一部由315位親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言文字編輯而成的證言集。全書分別揭示了當年侵華日軍在南京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進行長達6周的集體屠殺、零散屠殺、性暴力、搶劫焚燒破壞、對南京城狂轟濫炸等慘絕人寰的血腥暴行以及當時的各慈善團體收埋被害者屍體的情況，史料翔實。這些受害者們以親身的經曆，控訴日本侵略者，確證了侵華日軍實施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存在。吳廣義編著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日誌》，則依據加害方、中立方和受害方的照片及文字等第一手資料，采取圖文互證、圖隨文行的方式，依時間順序，逐月逐日記述了南京大屠殺的實態。張憲文主編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28卷，從美國、日本、英國、德國和我國南京、台灣等地搜集了大量史料和各類檔案，整理、翻譯了1500萬字的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的原始材料，包括了中國軍隊為保衛首都南京與來犯日軍進行頑強作戰的曆史檔案材料，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屍體掩埋情況的大批資料，大量侵華日軍官兵的日記、書信、回憶和證言，一大批西方人士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獻記錄，一批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證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史料以及戰後中國國民政府所做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調查統計材料，還收錄有關於南京淪陷初期的人口傷亡與財產損失的統計材料。這些都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珍貴史料，對研究南京大屠殺曆史真相，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研究日軍侵華暴行的著作，在這個文庫中占有一定分量。其中，史丁對日本關東軍的侵華理論及其暴行做了詳盡的曆史考察與梳理。作者指出：“關東軍的所作所為表明，它是一個十足的侵略者和戰爭罪犯。它犯下戰爭屠殺罪、反人類罪、侵略別國主權罪和領土罪、研製和使用細菌罪、化學武器罪等重大罪行。然而遺憾的是，戰後在美國的庇護下，關東軍乃至日本法西斯的許多重大罪行並沒有受到追究。如關東軍的細菌、化學戰犯被掩蓋起來，而其犯罪的惡果至今仍在毒害著中國人民。在中國東北仍遺留有大約200萬件細菌、化學武器，給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危害，對東北的自然環境造成了極大破壞。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爭並沒有結束，關東軍的犯罪問題仍在繼續。”
李秉剛主編的《日本侵華時期遼寧萬人坑調查》，是遼寧境內萬人坑的大型調查報告集。全書以大量第一手資料係統介紹日本侵華時期，在遼寧省的旅順、平頂山、新賓等地血腥屠殺中國人民，在撫順、本溪、北票、阜新、大石橋、弓長嶺、鴨綠江水豐水電站、大連金州龍王廟、鐵嶺亂石山等地開采礦藏、修建水電工程和軍事工程中，進行瘋狂經濟掠奪、殘酷剝削和奴役中國勞工，形成了一個個大型萬人坑的基本情況。作者認為，遼寧境內的萬人坑從形成的原因上歸納，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大規模屠殺形成的萬人坑，主要有旅順大屠殺萬人坑、撫順平頂山大屠殺萬人坑和新賓境內萬人坑。二是經濟掠奪形成的萬人坑，主要分布在各大型礦山，包括撫順煤礦萬人坑、本溪煤礦萬人坑、北票煤礦萬人坑、阜新煤礦萬人坑、大石橋鎂礦萬人坑、弓長嶺鐵礦萬人坑。三是修建大型工程形成的萬人坑，主要有水豐水電站萬人坑、大連金州龍王廟軍事工程萬人坑和鐵嶺亂石山軍事工程萬人坑。
陳先初以翔實的曆史資料，研究了日軍在湖南境內施暴、屠殺無辜的種種惡行，向世人展示了不堪回首的一頁痛史，也為當年遠東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中認定的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所犯“違反戰爭法規的犯罪”即反人類罪提供了新的佐證。作者通過大量的實例調查後指出：“在近代戰爭史上，日本發動的對中國的那場侵略戰爭是最不人道的戰爭，侵華日軍是一支極為殘暴、極為野蠻的殺人部隊。”
謝忠厚主編的《日本侵略華北罪行史稿》，運用新的檔案文獻和調查資料，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罪行做了較為係統、全麵的論述，這是我國第一部係統地揭露與研究日本侵略華北罪行的史書。書中通過對日軍實施的“無人區”、大屠殺、細菌戰、毒氣戰以及強製勞工、對婦女的性暴行等大量“惡行”的調查，指出：“日本侵略者在華北傷害平民犯罪之普遍，之殘暴，亙古未有。”日本侵略者把華北視為“日滿華經濟圈”的骨幹部位，不遺餘力掠奪華北的財力物力以補充日本及偽滿之“缺需”。日本在華北的經濟統製與掠奪，與其在東北的做法有所不同：一是它對華北淪陷區經濟的統製與掠奪更加瘋狂；二是對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經濟的破壞與掠奪采取了毀滅政策。為摧毀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由日軍扶植下的漢奸政權開展所謂的“思想戰”，提倡反共、親日、做順民的“新民精神”，推行以“反共誓約”為中心的“新民運動”，培植奴才。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曾經在中國進行化學戰，給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極大損害。步平等學者在充分的曆史考察和現實調查的基礎上，全麵揭示了日軍實施化學戰的罪行。作者指出：“日本軍隊在侵華戰爭中的化學戰是相當殘忍的行為，也是違背國際公約的行為。對於日本人來說，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能不能接受這一曆史事實並進行深刻的批判，對於許多日本人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但也是必須經受的考驗。”
楊玉林等研究了七三一部隊的所謂“特別輸送”問題。作者們除了引證史料，還先後在黑龍江、遼寧、山東和北京等地大量采訪受害人遺屬及見證人，對日軍實施的“特別輸送”這一駭人聽聞的犯罪形式進行了詳盡的實證考察與論述。日軍將其拘押的抗日民眾或抗日戰士“定為”所謂的“特別輸送對象”，由日軍憲兵隊將他們秘密押送給哈爾濱憲兵隊，再轉交七三一部隊，進行慘無人道的細菌實驗，直至殘害致死。該書作者經過調查證明：“日軍的細菌戰實驗迫害的主要對象是他們最可怕的敵人——秘密抗日分子，或者說，日軍是用最殘酷的手段來鎮壓隱蔽戰線上的抗日誌士”。作者強調：“‘特別輸送’是日軍七三一部隊使用活人進行細菌戰實驗的第一步、關鍵環節。它最直接、最明顯地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凶殘、野蠻、反人類、反人道本性。”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的偽政權研究，近年也有新作問世。餘子道等著的《汪偽政權全史》和郭貴儒等著的《華北偽政權史稿：從“臨時政府”到“華北政務委員會”》是代表作。扶植傀儡政權，實行“以華製華”，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淪陷區實行殖民統治的主要策略。1937年在北平粉墨登場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後來改稱“華北政務委員會”），是日本在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初期在關內扶植建立的最大偽政權；1940年3月在南京“登台”的以汪精衛為首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淪陷區最大的傀儡政權。這些偽政權在協助日軍鞏固殖民統治秩序和擴大侵略等方麵曾起過極為惡劣的作用。以上著作研究了華北偽政權和汪偽政權的興亡曆史，對該偽政權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方麵的活動進行了比較係統的闡述，勾勒出該偽政權的演變情況，剖析了其漢奸理論的反動性，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新材料和新事證，進一步揭示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欺騙性和暴虐性。
周瑞海等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麵全方位論述了回族抗日救亡鬥爭的曆史過程。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鬥爭是中國抗日救亡鬥爭的組成部分，也是回族史上的重要內容。“回族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進程中，有一種當代意識與愛國主義高度統一的精神品格。這一點，在回族抗日戰爭的曆史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作者指出：“大敵當前，回漢人民從國家民族的大義出發，為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了從中華大地上消滅日本侵略者，回漢各民族加強團結，互相支持，攜手抗日。這說明回族人民認識到回漢民族團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抗日戰爭的勝利與回漢人民、回漢革命戰士尤其是回漢先進分子的團結合作分不開。”
李廣民著的《準戰爭狀態研究》，是把國際法的理論和方法引入中日關係曆史研究的一部開創性的著作。從九一八事變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雖多次在中國挑起武裝衝突，特別是盧溝橋事變以後，更掀起了全麵的侵華戰爭，但無論是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還是進行自衛抗戰的中國，都沒有明確表示開戰的意向，日本始終堅持按“事變”處理中日關係，國民黨政府也遲至1941年12月才公開對日宣戰。這種有事實上的戰爭狀態存在，而交戰雙方卻都不願將其宣布為法律上的戰爭狀態，就是所謂“準戰爭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國際法是如何適用的？為處理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國聯在製度安排和各方的作為到底怎樣？盧溝橋事變後，處理中日糾紛的國聯大會和布魯塞爾會議為什麽相繼失敗？日本扶持偽滿洲國，謀求國際承認，有什麽國際法的含義？日本“不宣而戰”，國民黨政府“戰而不宣”，日本發表的“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和國民政府發表的“自衛抗戰聲明書”，其國際法的含義如何？研究者查閱了中日雙方的曆史檔案，作出了自己的判斷。
張海鵬
一、關於中日關係史綜合研究
孫乃民主編的《中日關係史》三卷本，是近年來我國史學界有關中日關係史著述中一部分量較重的本子。著者引用大量資料和研究成果，對古代、近現代及當代中日關係史做了全方位的梳理和考察。該書第一卷設五章，從漢代中日間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事件開始，止於中國辛亥革命時期。第一至第四章，主要敘述自漢代至鴉片戰爭以前的中日兩國間存在的各方麵的關係，盡管其中也有不愉快的時候，但主流是友好交往史。在兩國的友好關係中，雙方互有借鑒、互有促進。但是，日本向中國學習，是這一時期的特點。第五章主要敘述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兩國間在上述各方麵存在的友好交流關係，盡管經過兩國人民的努力未曾中斷，仍在向前發展，但就其主流說，卻發生了全麵逆轉。兩國關係中的主導方麵，是日本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的侵略關係，並且隨著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而加強。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也是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是先進的中國人學習西方，特別是向日本人學習拯救中國的時期。因此，在這一時期內，中日兩國間的友好交流關係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關係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該書第二卷論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8月）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9月）止31年間的中日關係史。這段曆史雖然時間跨度小，但經曆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七七事變、1941年太平洋戰爭，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等重大曆史場麵。因此，這段曆史具有特殊意義，它是中日關係史發展過程中最令人不忍卒讀的一頁，也是中日兩國值得世世代代引為鑒戒的一頁。該書第三卷主要論述了中日當代關係史。所謂當代中日關係史，是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投降以來的中日兩國關係發展史。具體地講，是指這一曆史時期兩國之間以政治、經濟關係為基本內容，兼及文化、教育、科技、軍事等各個領域內的關係發展過程的曆史。該書著重論述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日關係的發展過程。對於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該書給予很高的評價：“中日兩國邦交實現正常化，是對維護亞洲、太平洋地區和世界的和平作出的一個巨大的貢獻，有著重大的積極意義。中日兩國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兩國正式結束戰爭狀態，就消除了能夠導致這一地區緊張局勢的因素。”此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進一步推動了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它使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大道越來越寬廣，使中日兩國政府間的往來大門敞開，當代中日關係由此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胡德坤、韓永利合著的《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從中國抗戰對日本世界戰略的巨大影響和牽製作用，中國持久抗戰對日本侵華戰爭的巨大打擊和製約作用，中國戰場對太平洋戰場、北非地中海戰場、蘇德戰場、西歐戰場以及印緬戰場的巨大支援，對英美蘇等盟國的重大支持，中國抗日戰爭在推動戰後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立中的作用等方麵，較為係統地考察和探討了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書中指出：“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其目的就是滅亡中國，變中國為日本的殖民地。這一目的體現在日本的全麵侵華戰爭的政策之中……但是，中國全麵抗日戰爭的興起，中國抗日軍民以血肉之軀和民族精神與智慧進行英勇抗戰，極大地影響製約著日本對華政策的實施，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全麵滅亡中國的妄想，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基本因素之一。”作者指出：“戰後初期確立的國際新秩序的總體框架，至今未有大的改變，二次大戰帶來的戰後世界進步是戰前所未有的。戰後60年來，無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全人類都在分享著二次大戰勝利的成果。中國是反法西斯四大國之一，今天，世界各國和人民享受的二次大戰成果中，也滲透著中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付出的鮮血與汗水。”
王振德著的《新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始終是一場反法西斯性質的戰爭；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麵爆發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個戰場，標誌著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中國抗日戰爭作為二戰的重要組成部分，作戰時間最長，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終取得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作者認為：“中國戰場迫使日本不可能分出應有的兵力侵占澳洲，進攻中東，夾擊蘇聯，德意日軍事協定形同廢紙，法西斯侵略國始終未能形成一個軍事實體。而英、美、蘇各盟國之間不僅在軍事上可以東西呼應；而且由於航路暢通，在戰略物資上也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真正統一的戰鬥力量。這不僅對大戰的轉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大戰的總進程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二、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主要是日本侵華史）
關捷等學者全麵、係統地研究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日甲午戰爭時期製造的旅順大屠殺慘案。作者認為：“旅順大屠殺是在日本侵華軍事當局同意和批準下進行的一次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的屠城暴行。”作者通過對日軍軍官的回憶著述進行分析後，指出：“旅順大屠殺慘案的製造者毫無疑問是親自發布過屠殺密令的日軍師團長山地元治中將，是他部署的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很明顯，這樣一次大規模持續5天之久的屠殺，如果不是日軍依照戰場指揮官的命令或得到更高層次的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岩大將乃至日本政府、天皇的同意或批準，不但不合理，而且也根本不可能發生。”
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著作和史料繼續出版。由朱成山主編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言》，是一部由315位親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言文字編輯而成的證言集。全書分別揭示了當年侵華日軍在南京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進行長達6周的集體屠殺、零散屠殺、性暴力、搶劫焚燒破壞、對南京城狂轟濫炸等慘絕人寰的血腥暴行以及當時的各慈善團體收埋被害者屍體的情況，史料翔實。這些受害者們以親身的經曆，控訴日本侵略者，確證了侵華日軍實施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存在。吳廣義編著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日誌》，則依據加害方、中立方和受害方的照片及文字等第一手資料，采取圖文互證、圖隨文行的方式，依時間順序，逐月逐日記述了南京大屠殺的實態。張憲文主編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28卷，從美國、日本、英國、德國和我國南京、台灣等地搜集了大量史料和各類檔案，整理、翻譯了1500萬字的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的原始材料，包括了中國軍隊為保衛首都南京與來犯日軍進行頑強作戰的曆史檔案材料，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屍體掩埋情況的大批資料，大量侵華日軍官兵的日記、書信、回憶和證言，一大批西方人士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獻記錄，一批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證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史料以及戰後中國國民政府所做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調查統計材料，還收錄有關於南京淪陷初期的人口傷亡與財產損失的統計材料。這些都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珍貴史料，對研究南京大屠殺曆史真相，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研究日軍侵華暴行的著作，在這個文庫中占有一定分量。其中，史丁對日本關東軍的侵華理論及其暴行做了詳盡的曆史考察與梳理。作者指出：“關東軍的所作所為表明，它是一個十足的侵略者和戰爭罪犯。它犯下戰爭屠殺罪、反人類罪、侵略別國主權罪和領土罪、研製和使用細菌罪、化學武器罪等重大罪行。然而遺憾的是，戰後在美國的庇護下，關東軍乃至日本法西斯的許多重大罪行並沒有受到追究。如關東軍的細菌、化學戰犯被掩蓋起來，而其犯罪的惡果至今仍在毒害著中國人民。在中國東北仍遺留有大約200萬件細菌、化學武器，給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危害，對東北的自然環境造成了極大破壞。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爭並沒有結束，關東軍的犯罪問題仍在繼續。”
李秉剛主編的《日本侵華時期遼寧萬人坑調查》，是遼寧境內萬人坑的大型調查報告集。全書以大量第一手資料係統介紹日本侵華時期，在遼寧省的旅順、平頂山、新賓等地血腥屠殺中國人民，在撫順、本溪、北票、阜新、大石橋、弓長嶺、鴨綠江水豐水電站、大連金州龍王廟、鐵嶺亂石山等地開采礦藏、修建水電工程和軍事工程中，進行瘋狂經濟掠奪、殘酷剝削和奴役中國勞工，形成了一個個大型萬人坑的基本情況。作者認為，遼寧境內的萬人坑從形成的原因上歸納，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大規模屠殺形成的萬人坑，主要有旅順大屠殺萬人坑、撫順平頂山大屠殺萬人坑和新賓境內萬人坑。二是經濟掠奪形成的萬人坑，主要分布在各大型礦山，包括撫順煤礦萬人坑、本溪煤礦萬人坑、北票煤礦萬人坑、阜新煤礦萬人坑、大石橋鎂礦萬人坑、弓長嶺鐵礦萬人坑。三是修建大型工程形成的萬人坑，主要有水豐水電站萬人坑、大連金州龍王廟軍事工程萬人坑和鐵嶺亂石山軍事工程萬人坑。
陳先初以翔實的曆史資料，研究了日軍在湖南境內施暴、屠殺無辜的種種惡行，向世人展示了不堪回首的一頁痛史，也為當年遠東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中認定的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所犯“違反戰爭法規的犯罪”即反人類罪提供了新的佐證。作者通過大量的實例調查後指出：“在近代戰爭史上，日本發動的對中國的那場侵略戰爭是最不人道的戰爭，侵華日軍是一支極為殘暴、極為野蠻的殺人部隊。”
謝忠厚主編的《日本侵略華北罪行史稿》，運用新的檔案文獻和調查資料，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罪行做了較為係統、全麵的論述，這是我國第一部係統地揭露與研究日本侵略華北罪行的史書。書中通過對日軍實施的“無人區”、大屠殺、細菌戰、毒氣戰以及強製勞工、對婦女的性暴行等大量“惡行”的調查，指出：“日本侵略者在華北傷害平民犯罪之普遍，之殘暴，亙古未有。”日本侵略者把華北視為“日滿華經濟圈”的骨幹部位，不遺餘力掠奪華北的財力物力以補充日本及偽滿之“缺需”。日本在華北的經濟統製與掠奪，與其在東北的做法有所不同：一是它對華北淪陷區經濟的統製與掠奪更加瘋狂；二是對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經濟的破壞與掠奪采取了毀滅政策。為摧毀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由日軍扶植下的漢奸政權開展所謂的“思想戰”，提倡反共、親日、做順民的“新民精神”，推行以“反共誓約”為中心的“新民運動”，培植奴才。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曾經在中國進行化學戰，給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極大損害。步平等學者在充分的曆史考察和現實調查的基礎上，全麵揭示了日軍實施化學戰的罪行。作者指出：“日本軍隊在侵華戰爭中的化學戰是相當殘忍的行為，也是違背國際公約的行為。對於日本人來說，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能不能接受這一曆史事實並進行深刻的批判，對於許多日本人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但也是必須經受的考驗。”
楊玉林等研究了七三一部隊的所謂“特別輸送”問題。作者們除了引證史料，還先後在黑龍江、遼寧、山東和北京等地大量采訪受害人遺屬及見證人，對日軍實施的“特別輸送”這一駭人聽聞的犯罪形式進行了詳盡的實證考察與論述。日軍將其拘押的抗日民眾或抗日戰士“定為”所謂的“特別輸送對象”，由日軍憲兵隊將他們秘密押送給哈爾濱憲兵隊，再轉交七三一部隊，進行慘無人道的細菌實驗，直至殘害致死。該書作者經過調查證明：“日軍的細菌戰實驗迫害的主要對象是他們最可怕的敵人——秘密抗日分子，或者說，日軍是用最殘酷的手段來鎮壓隱蔽戰線上的抗日誌士”。作者強調：“‘特別輸送’是日軍七三一部隊使用活人進行細菌戰實驗的第一步、關鍵環節。它最直接、最明顯地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凶殘、野蠻、反人類、反人道本性。”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的偽政權研究，近年也有新作問世。餘子道等著的《汪偽政權全史》和郭貴儒等著的《華北偽政權史稿：從“臨時政府”到“華北政務委員會”》是代表作。扶植傀儡政權，實行“以華製華”，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淪陷區實行殖民統治的主要策略。1937年在北平粉墨登場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後來改稱“華北政務委員會”），是日本在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初期在關內扶植建立的最大偽政權；1940年3月在南京“登台”的以汪精衛為首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淪陷區最大的傀儡政權。這些偽政權在協助日軍鞏固殖民統治秩序和擴大侵略等方麵曾起過極為惡劣的作用。以上著作研究了華北偽政權和汪偽政權的興亡曆史，對該偽政權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方麵的活動進行了比較係統的闡述，勾勒出該偽政權的演變情況，剖析了其漢奸理論的反動性，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新材料和新事證，進一步揭示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欺騙性和暴虐性。
周瑞海等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麵全方位論述了回族抗日救亡鬥爭的曆史過程。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鬥爭是中國抗日救亡鬥爭的組成部分，也是回族史上的重要內容。“回族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進程中，有一種當代意識與愛國主義高度統一的精神品格。這一點，在回族抗日戰爭的曆史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作者指出：“大敵當前，回漢人民從國家民族的大義出發，為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了從中華大地上消滅日本侵略者，回漢各民族加強團結，互相支持，攜手抗日。這說明回族人民認識到回漢民族團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抗日戰爭的勝利與回漢人民、回漢革命戰士尤其是回漢先進分子的團結合作分不開。”
李廣民著的《準戰爭狀態研究》，是把國際法的理論和方法引入中日關係曆史研究的一部開創性的著作。從九一八事變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雖多次在中國挑起武裝衝突，特別是盧溝橋事變以後，更掀起了全麵的侵華戰爭，但無論是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還是進行自衛抗戰的中國，都沒有明確表示開戰的意向，日本始終堅持按“事變”處理中日關係，國民黨政府也遲至1941年12月才公開對日宣戰。這種有事實上的戰爭狀態存在，而交戰雙方卻都不願將其宣布為法律上的戰爭狀態，就是所謂“準戰爭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國際法是如何適用的？為處理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國聯在製度安排和各方的作為到底怎樣？盧溝橋事變後，處理中日糾紛的國聯大會和布魯塞爾會議為什麽相繼失敗？日本扶持偽滿洲國，謀求國際承認，有什麽國際法的含義？日本“不宣而戰”，國民黨政府“戰而不宣”，日本發表的“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和國民政府發表的“自衛抗戰聲明書”，其國際法的含義如何？研究者查閱了中日雙方的曆史檔案，作出了自己的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