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獄外事件
西安事變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速侵略中國，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全國人民抗日救亡激情空前高漲。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卻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在日寇侵略下節節敗退。對內打擊抗日救亡活動，加緊鎮壓進步力量，並調張學良的東北軍到陝西“剿共”。
東北軍的廣大官兵，飽嚐國破家亡、流離失所之苦，迫切要求抗日，打回東北老家，收複失地。楊虎城指揮的十七路軍的廣大愛國官兵，也對蔣介石堅持內戰、對日不抵抗政策深為不滿。此時，中國共產黨加緊了對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等以紅軍將領的名義，發出《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誠懇地表示紅軍願與東北軍實行停止內戰，聯合抗日。4月9日，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周恩來應邀到東北軍駐地，與張學良舉行會談，雙方商定了紅軍與東北軍互不侵犯、通商、互派常駐代表等事宜。楊虎城也與紅軍達成了合作抗日的秘密協議。因此，從1936年春開始，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實際上已與紅軍實行了局部停戰。10月5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致書張學良，請他將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轉告蔣介石，希望互派代表，談判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具體條件。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決策，更堅定了張學良、楊虎城聯共抗日的決心。張學良、楊虎城雖與紅軍暗中有聯係，卻隻能心照不宣，絲毫不敢暴露；還互存戒心，以防泄密。後來，張學良作進一步的努力，擬與楊虎城將軍舉行秘密會談，以便交換意見，決定如何聯共抗日，扭轉蔣介石的“剿共”政策。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張、楊圍剿紅軍。是年為蔣介石的五十歲生日，閻錫山因有張學良的預約，以祝壽為名電蔣來西安晉見，實際是應張學良之約，來西安共同勸蔣。蔣介石知道閻錫山的來意，乃以避壽為名，轉赴洛陽。於是閻錫山與張學良又同赴洛陽祝壽。蔣在洛陽軍校召開大會講話，痛詆中國共產黨，並大罵聯共抗日的主張為無知。以後，張學良多次晉見蔣介石，反複諫勸，並說明若繼續剿共，他對於東北軍是無法指揮的。蔣介石聽了非常震怒，於是決定再到西安對東北軍將領訓話。同時知道張、楊已不可靠，乃內定蔣鼎文為“西北剿共總指揮”，蔣介石將親自督戰，並擬定把東北軍調到福建予以改編，把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調到安徽或者河南。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飛抵西安，張學良與楊虎城再次進諫，又遭蔣訓斥。蔣介石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要麽進兵剿共，要麽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12月7日，張學良再到華清池見蔣介石，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被嚴詞拒絕。12月9日，中國共產黨組織大規模的群眾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陝西各學校學生，同樣在1936年的“一二·九”這天，聚集一萬餘人，列隊遊行，要求援綏。因蔣介石住在臨潼縣華清池，距西安約五十裏，大隊遂向臨潼進發，蔣介石聞訊，立即用電話命令張學良嚴加製止。電話中有：如不服從，即嚴行鎮壓的亂命。張學良為愛護學生，趕緊追至灞橋，加以勸阻。張將軍被學生的愛國赤誠所感動，在寒風凜冽中，聲淚俱下，不自覺地向學生們告以將在一星期內，當用事實答複你們的誓言。12月10日，蔣介石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決定在12日宣布動員令。12月11日，張學良再赴華清池向蔣介石哭諫，毫無結果。11日晚，蔣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晚宴。席間，蔣宣布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的任命書。11日晚間，張學良與楊虎城緊急磋商，決定發動對蔣介石的兵諫。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時，張學良的衛隊進抵蔣介石駐地臨潼華清池，與蔣介石的衛隊交火。蔣聞槍聲，倉皇翻越後牆逃走，爬上山坡隱蔽，被張學良的衛隊搜索發現後捕獲。同時楊虎城部下將留居城中的蔣介石高級黨、政、軍官員陳誠等10餘人拘押。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了。張學良、楊虎城於12日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學良、楊虎城分任正、副委員長。為了使國內和國際明白實行兵諫的真相，張、楊乃議定八項主張，即：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2.停止一切內戰；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7.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同時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團結抗日大計。
西安事變的爆發，引起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強烈反應。廣大愛國民眾紛紛要求嚴懲蔣介石，以謝國人。在國民黨內部，親日派調兵遣將，積極策動討伐張學良和楊虎城，轟炸西安，企圖取代蔣介石的統治地位；親英美派則主張設法營救蔣介石，反對立即討伐。日本政府指望乘機挑起中國大規模的內戰，以實現其滅亡中國的野心。英美政府從本身的利益出發，主張緩和空氣，以便打擊日本的侵略勢力。局勢極為複雜，鬥爭異常激烈。
西安事變爆發後，12月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聯名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指出西安事變是國民黨抗日愛國將士不滿蔣介石內外政策的必然結果，表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反對親日派借機討伐張、楊，發動大規模內戰。18日，中共中央又致電國民黨，進一步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五項條件。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麵分析了西安事變的性質和發展前途，討論了力爭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關問題。中共中央分析國際國內複雜緊張的政治形勢，從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明確指出事變發展的兩種前途：或者爆發新的內戰，削弱全國抗日力量，推遲全國抗戰的發動，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及中國親日派所歡迎的；或者結束“剿共”內戰，使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得到早日實現，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迅速地建立起來，這是全國人民和抗日救國的各黨各派各軍各界所擁護的。
與此同時，應張、楊兩位將軍的邀請，中共中央派出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的代表團趕赴西安。17日周恩來到達西安，於當晚和第二天同張學良、楊虎城分別會商。張學良、楊虎城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關於和平解決事變的正確方針、條件及軍事部署。
南京方麵在弄清了張、楊和共產黨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態度後，於12月22日正式派出宋子文、宋美齡到西安談判。23、2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張學良代表東北軍，楊虎城代表十七路軍，同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齡進行了談判。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張、楊兩位將軍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談判中又表明反對內戰尋求和平的誠意，由於宋氏兄妹營救蔣介石心切，生怕拖下去南京方麵節外生枝，所以在談判中沒有設置障礙。12月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六項協議。即：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6.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周恩來曾會見蔣介石，蔣表示以人格擔保，履行上述協議。25日下午，張學良在沒有通知中共代表團的情況下，陪同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前往洛陽。26日，蔣介石到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挽救了民族危機。
張學良抵南京後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但隨後被特赦，張本人並未服刑，而是被長期軟禁，由於抗戰期間國民黨軍不斷失去領地，張被軟禁的地點也經常變遷，相繼被轉移到湖南郴州，湘西鳳凰山，貴州陽明洞、麒麟洞等地。2001年10月15日，張學良在美國夏威夷逝世。
楊虎城被逼到國外後，秘密潛回香港打算參與抗日，但被國民黨逮捕，1949年9月6日，楊虎城及其子女、衛士、秘書一共8人在重慶歌樂山半山坡上的戴公祠被軍統局人員殺害。
搶米事件
1939年冬至1940年初，國民黨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成都，國民黨麵對共產黨領導的生機蓬勃的抗日民主活動，恨得直咬牙。經密謀醞釀，決定待機下手，以期一石二鳥，既剪除地方民主派羽翼，又摧毀共產黨組織。四川，雖有“天府之國”美譽，然抗戰發生後，前方軍糧，後方民食多仰賴於此。尤因奸商豪門大量囤積居奇，加上偽幣貶值，糧價直如脫韁野馬，害得市民經常無米下鍋，發生搶糧現象。以“搶米事件”發生前半月為例，成都米價竟由每60公斤43元，暴漲至70元。人民無不怨聲載道，郊區更出現了吃大戶、割米袋的現象。瞄準這一火候，老牌特務、時任三青團中央組織處長的康澤，於1940年3月初奉命悄然抵蓉。在康澤的策劃下，3月14日晚，數百名特務、暴徒、三青團骨幹直奔老南門外大悲巷重慶銀行（潘文華主辦）倉庫，用石條將庫門撞開，把白米撒得沿街遍地，複趁勢搗毀銀行辦事處、宿舍，引來大批群眾圍觀。暴徒們故意高呼：“銀行倉庫有米呀！”“打倒資本家！”“無產階級萬歲！”等口號，企圖製造煙幕，為嫁禍我黨埋下伏筆，然後哄鬧離去。這是先來的第一批。至晚上11點左右，圍觀者更人山人海，擠滿大街小巷。也有部分為生活所迫的窮家小戶，手拿提篼口袋，來倉庫撮米回家。見時機成熟，早在待命行動的第二批人馬開來，將巷子頭尾堵死，不分青紅皂白，見人就抓，舉手就打，當場捆走百餘人。
其時，住在近旁南台小學的《時事新刊》編輯朱亞凡（為躲避空襲在此設立的臨時編輯部），聽到街上人聲嘈雜，剛到現場，即被兩個便衣人員架走。審訊中，朱理直氣壯，態度軒昂，大講抗日道理和統戰政策。敵人歹毒，竟將一份偽造“宣言”塞入他的衣袋，再裝模作樣從他衣袋裏“搜出”，以此作為朱是奉共產黨上級之命煽動群眾搶米的組織者和指揮者的“鐵證”。繼又下令查封《時事新刊》，營業部主任王震東和幾個工人也被抓走。次日，成都行營主任賀國光召開“乙種會報”會議。會上賀手舉偽造“宣言”，就“共黨鼓動搶米”應如何處置問題，強壓與會的鄧錫侯、潘文華表態。鄧、潘身任軍政要職，鄧錫侯複掛名“省特委會”主席（賀國光、黃季陸任副主席，實際由軍統局川康區區長、行營調查科長張嚴佛主持），隻好含糊同意，並在一件送呈蔣介石的電報上簽了字。
3月15日，川康特委也在焦家巷機關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搶米事件”後的應付辦法。會議決定：立即通知成都各地下黨全部戒嚴，采取措施，保護黨的組織和秘密文件；暫停會議，實行個別接頭；緊縮各機關，撤銷婦委、青委，特委遷移鄉下，加緊撤退和轉移幹部；向所屬各組織報警，準備應付突發事變。接著派人到重慶，向南方局報告事件的詳細經過；同時向地方勢力說明事件真相和國民黨頑固分子企圖借此打擊地方勢力的險惡用心，爭取他們在反共逆流中保持中立。
3月17日，在潘文華部的地下黨員、《時事新刊》副刊編輯蘇愛吾傳出情報，說敵人黑名單上點名要抓羅世文等同誌。特委又在羅世文家集會。鄒風平指明要羅世文、楊紹軒立即離蓉，他說：“明晚9時30分有車在南門大橋等候。你們先到新繁河吞鄉紹軒家住一晚，下晚有人來接你們到別處暫避。”但羅世文不同意離開，他說：“我是中央派來作劉湘高等顧問的，諒必國民黨不至於把這頂帽子拿掉。這裏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我離開了對各方麵影響太大。可先讓老楊離開，我得到消息敵人三次的黑名單上都有他的名字。”楊紹軒說：“老羅一定要走！中國革命有很多血的教訓。大革命中的‘中山艦事件’，就是蔣的陰謀，反把罪名加在我黨頭上。蔣流氓成性，毒辣得很，還是避一下好。”說完羅未置可否，約一刻鍾分散。3月18日，敵人行動方案已得到重慶批準。白天，先將朱亞凡從獄中提出，安上煽惑群眾、指揮搶米、破壞治安、陰謀暴動的罪名，公開槍殺於新西門外城牆邊。張貼的行刑布告本應由成都行營、四川省政府和川康綏靖公署三個單位會銜簽署，但鄧錫侯綏靖公署卻借故未在布告上加蓋關防，暗寓抵製之意——原來《時事新刊》主筆王達非、副刊編輯蘇愛吾（蘇幼農）在川康特委安排下，早與鄧錫侯、潘文華等建立了統戰關係，蘇並在川康綏署掛了個參議名義。出事後，他們分頭找到兩人，說明事情真相。朱亞凡是個體質文弱，性格沉默，終日埋頭於編譯資料，少與人交往的人，所謂指揮搶米之說，純屬彌天大謊。王震東更是無辜株連，終獲保釋。敵人行動當天，即18日上午，楊紹軒去分銷處向新任支部書記洪希宗移交工作，下午去《華西日報》把一些關係交給申同，再等當天《新華日報》印出（成都報紙由《華西日報》代審）。騎車回分銷處，已是晚間9點。是夜，成都多數地區停電。特務冒雨摸黑，在軍統局川康區區長張嚴佛、特務隊長劉崇樸帶領下，按蔣介石親批“策動春荒暴動名單”，逐一搜捕。9點鍾前，去分銷處抓了羅世文。午夜，又去“努力餐”店門外，高叫“車老板，有電報”，騙開店大門，抓走車耀先。住在對街的唐介舟（50多歲，共產黨員。因會中醫，人稱唐醫生），在《大聲周刊》搞過發行的老黨員薛特恩（早年在陝西街開理發店作掩護），愛國人士馬驥之（為朱德同誌雲南講武堂同學）和“武德勵進會”的郭秉彝（黨員）、汪導予（民主人士、任潘顧問），也分別被捕。
9點前，祠堂街已被崗哨封鎖，楊紹軒隻好折返包家巷家中。坐猶未定，分銷處李春急來報告羅世文被捕消息，並說：“特務現正逼迫交你，你千萬不能去報館。”但楊猛然想起：辦公室牆縫中還藏有黨員接頭名單，如被搜去，後果不堪設想。決心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經過簡單化裝，楊去報館處理了所藏字條。洪希宗見楊紹軒回來，大吃一驚。立時向楊轉述了羅世文抓走前對大家的講話。他說：“反動派這樣抓人，是做賊心虛。你們要把報紙工作好好搞下去，這是黨的報紙，人民的願望。要堅持下去，就是剩下一個人也要堅持下去。那些反共反人民的罪犯，不久將會受到人民審判。”此時分銷處內外，滿是崗哨。除解大便，一律準進不準出。楊紹軒對洪希宗（兩小時後被捕）略事布置，用臉盆盛了些糞便，混出門去。
麵對敵人“一網打盡”的惡浪，特委急派楊天華去南方局報告。南方局和新華日報社負責人葉劍英、潘梓年立即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同時，先派甘道生（林蒙）來成都了解情況，繼派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來蓉找賀國光交涉放人；與此同時，南方局以中共成都市委名義發表《成都搶米事件告成都市及全四川同胞書》，揭露了“搶米事件”的全部經過，指出“此係奸人、匪徒有計劃製造的陰謀暴行，其目的在破壞團結抗戰，為壓迫共產黨和抗日救亡進步分子，為準備投降分裂製造口實”。事件發生後，經過反複鬥爭，國民黨當局被迫同意《新華日報》成都營業分銷處恢複營業，卻拒絕釋放逮捕的同誌。因成都時局嚴重惡化，南方局決定改組川康特委。指示比較暴露的鄒風平、張曙、甘棠等返回延安，由程子健任書記，與於江震（組織部長）、鄭伯克（宣傳部長）、孫敬文（青委負責人）等組成川康特委，繼續領導川西和西康的地下工作。並要求改組後的川康特委堅決執行中央和南方局新近發出的緊急指示。以後，特委通過黃鬆齡、王文鼎等繼續做潘文華、鄧錫侯、劉文輝的工作。“國民黨特務為什麽不搶蔣介石的中央銀行，單搶你們開的重慶銀行？”一句提問，使潘文華、鄧錫侯、劉文輝如啞子吃黃連，心知又上了蔣的一次大當。鄧錫侯這才談出在行營會議上，賀國光“賊喊捉賊”的表演。由此地方派遇事更守中立，密切與我黨聯係。
大逮捕得手後，軍統局首腦戴笠親赴成都決定：羅世文、車耀先、郭秉彝、汪導予4人，即由劉崇樸用軍用專機解往重慶。後來郭秉彝、汪導予被送去西安中央軍校七分校胡宗南處軟禁，羅世文、車耀先則開始了漫長的鐵窗生活。餘下洪希宗、薛特恩、唐介舟等6人，於同年5月底，軍統局電令劉崇樸，會同憲兵二團團長周作楨，乘月黑人稀，將他們押到龍泉驛山坳，待土已埋過肚臍，再三逼供。6人忠貞不屈，全被活埋。此外，軍統局蓉組組長曾有忠等在新東門外亂墳坡活埋1人，中統局四川調查室又殺害幾人。
羅世文、車耀先被捕後，被押到重慶，先關在望龍門22號（兩湖會館）特五團看守所，後又被轉移到白公館看守所。在此期間，戴笠偕同司法科長餘鐸等人多次對羅世文和車耀先進行審訊，但得到的結果是：車耀先隻承認曾任川軍團長，退伍後在成都靠開“努力餐”為生，在擔任中蘇文化協會副會長期間，往來的朋友很複雜，可能有中共和民主黨派成員，但本人現非共產黨員。羅世文則坦誠相告，參加共產黨已經有十多年，擔任過四川省委書記，對於“搶米事件”，是人民饑餓所迫，逼上梁山。1940年下半年，羅世文、車耀先被轉押到貴州息烽監獄，並與關押在這裏的共產黨員韓子棟等人成立了獄中臨時支部，羅世文為書記，車耀先、韓子棟為委員，領導獄中難友與當局的迫害作鬥爭。在獄中，國民黨當局不斷利誘、威逼勸降羅世文、車耀先，試圖讓他們轉變立場參加國民黨安排的工作，羅世文、車耀先均予嚴厲拒絕。羅世文、車耀先被捕後，中共中央曾多次向國民黨提出釋放的要求。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再次向蔣介石提出釋放葉挺、張學良、楊虎城、羅世文、車耀先等人的要求，蔣介石一麵以“不知關押何處”、“已被處理”等借口搪塞，一麵暗中指使爪牙盡快了結此事。羅世文和車耀先便被改名為“張世英”、“田光祖”，被關進重犯囚室，隔絕了與外界的任何聯係。1946年7月，息烽監獄撤銷，在押的240多人，除陸續釋放遣散的外，剩下的72人全部轉移到重慶渣滓洞看守所。羅世文、車耀先隨即來到重慶，被關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男牢樓上八室。8月18日上午，渣滓洞看守以將羅世文、車耀先押往南京釋放的借口，把兩人帶到渣滓洞附近的鬆林坡戴笠公館前。羅世文和車耀先剛下車，便被楊進興、徐貴林架住雙膀，從背後開槍，打死在停車場邊。
軍統電台特支案
1939年8月，素有“火爐”之稱的重慶，天氣炎熱，行色匆匆的人流汗流浹背。位於重慶上清寺曾家岩50號的周公館來了兩位不速之客，要求見葉劍英。他們在會客單上寫下了各自的姓名和身份，一個是張蔚林，一個是馮傳慶，兩位西裝革履，均是風度翩翩的年輕人。他倆對接待人員說，兩人均係國民黨軍統局電訊處的工作人員，因痛恨國民黨的黑暗統治，要求到延安去參加抗日工作，驅逐日本侵略者……
麵對兩個國民黨的軍統人員來訪，接待人員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向領導匯報。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聽了接待人員的匯報後，覺得以前常有青年學生來中共代表團駐地，要求去延安，已是習以為常的事情。但考慮到作為戴笠手下的電訊處人員要投奔延安，卻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葉劍英不能貿然見他們，於是組織派代表團裏負責情報工作的曾希聖出麵接見。
見麵以後，善於做情報工作的曾希聖試探性地提了幾個問題，比如：軍統局電訊總台的情況，有多少部電台？裏麵有些什麽人？總台裏麵的編製情況等等。張蔚林和馮傳慶都做了詳盡的回答。曾希聖接著要求他們提供情報，並把電台密碼也說出來。他們兩人也如實地說出了電台密碼，並提供了一些中共南方局都還沒有掌握的情報。曾希聖察言觀色，從他們兩人的眼神和口氣裏，看不出有什麽鬼鬼祟祟的跡象，反而覺得他們兩個是好人，因為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把戴笠特務機關的密碼情報都搞了出來。張蔚林和馮傳慶獲得了黨組織的信任。
1939年10月，經中共南方局研究，為了進一步深入開展工作，根據他倆的強烈要求和現實表現，決定吸收張蔚林和馮傳慶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介紹人皆為葉劍英和曾希聖。隨後，葉劍英和曾希聖又介紹了具有進步思想向往革命的軍統電台報務員楊光、趙力耕、王席珍、陳國柱、安文元入黨。至此，在軍統這個所謂“固若金湯”的首腦機關裏，有了第一批共產黨員。
在張蔚林、馮傳慶等入黨前後，一名叫黎琳的女同誌恰好來到重慶。
黎琳，原名餘薇娜，四川崇慶縣人。1935年以餘碩卿的名字考入成都建國中學，1936年6月，餘碩卿參加了成都地下黨組織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8年2月到達延安。1938年10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秋，剛結婚的黎琳接受了到重慶當聯絡員的任務。一到重慶的她就嚷嚷著“要工作”、“要分配任務”。
曾希聖負責的南方局軍事情報組認為她既有工作經驗，又有城市小姐的氣質，便將組建“軍統電台特支”的重要任務交給她。黎琳愉快地接受了任務。軍事情報組經過分析研究後決定，黎琳改名為張露萍，裝扮成張蔚林的妹妹，謊稱從上海來。她與張蔚林按預定暗號聯絡上後，11月底，張蔚林就從電訊總台宿舍搬了出來，在牛角沱附近租了兩間房子，與張露萍在那裏住了下來。同時，南方局軍事情報組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對她穿什麽衣服，如何化裝，上街要注意什麽問題，言談舉止、待人接物，如何與中間聯絡站聯絡的方法和暗號都進行了布置。按照規定，“軍統電台特支”由南方局軍事情報組直接領導，不與重慶地下黨組織發生聯係。張露萍負責送情報到周公館並在軍統電台發展組織。
張露萍和“軍統電台特支”的同誌開展工作後，成效顯著。源源不斷的情報送到南方局軍事情報組，甚至敵人密碼也被偷了出來，有時情況緊急來不及了，就利用敵人的電台直接把情報發往延安，對打退國民黨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被稱為軍統電台中的“紅色電台”。正當張露萍等人得心應手的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1940年2月中旬，張蔚林工作時不小心，燒壞了收報機上的一根電子管，而當時電子元器件管理得特別嚴，他被關了禁閉。情急之下，趁敵人防範不嚴時逃了出來，徑直向南方局軍事情報組匯報。特務們發現張蔚林逃跑，立即搜查了他的住處，在一個抽屜裏發現有張露萍寫給他的暗語：“蔚兄，現將媽媽借用的東西奉還，天冷了，要注意防寒。”還發現那份抄有軍統局職員的名冊。情況萬分危急。張蔚林向南方局軍事情報組匯報發生的情況後（此時，大家並不知道敵人已經搜查了張蔚林的住處），經反複分析研究，軍事情報組的同誌認為，燒壞電子管僅是業務上的過失，敵人對他關禁閉，隻是為了懲罰而已，若逃走反而會暴露自己和組織，但憑張蔚林與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有師生之誼，可以求他說情，掩護過去。這樣，張蔚林毅然重返虎穴，忐忑不安地敲響董益三的家門，正在向董求情之時，電話鈴響了，董接完電話出來，沉默了一會兒，歎口氣說：“你的事發了，可我救不了你，你自己去對戴老板說吧！”隨後，兩名特務推門而入，將張蔚林押走了。
張蔚林被捕的當晚，特務總隊立即包圍了電訊總台，逮捕了電訊人員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楊光、安文元。當時，恰逢馮傳慶正在報房值班，突然發現一輛輛軍車開到電訊總台大樓前，車上跳下的武裝特務荷槍實彈。他情知不妙，借著沉沉的夜幕，機警地翻過後牆，沿著熟悉的小道逃走了。馮傳慶一路狂奔來到周公館，同誌們正在為張蔚林被捕而焦急萬分，突見馮傳慶闖進來，身後還有尾巴跟著，感到十分驚訝。馮傳慶急促地說道：“敵人已將電台包圍了，正在抓人，我是借值班之機翻牆跑出來的。我還回電台嗎？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呀！”這時，葉劍英從三樓走下來，鄭重地告訴他：“其他同誌可能已經被捕了，你不能回電台了，你必須馬上轉移到延安去。”馮傳慶望著葉劍英那堅定的表情，表態說：“我是黨員，一定服從組織安排。”葉劍英深為這次事件痛心，但又安慰馮傳慶不要難過，要鎮定、要經受住鬥爭的考驗，還為他分析了形勢，告訴他怎樣轉移，及轉移途中的聯絡地點和暗號。
深夜兩點，曾希聖安排兩位同誌帶著馮傳慶從“周公館”下麵的防空洞鑽出來，來到漆黑的嘉陵江邊，經過一番偵察，確信沒有特務跟蹤，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過了江。經過這半夜的折騰，加上又驚又累，馮傳慶過江後，覺得夜黑不好趕路，在江邊一個漁民的草棚子裏一倒下便睡著了。早晨，漁民趕來，發現一個打扮闊氣的人睡在草棚子裏，頓起疑心，以為是日本特務，於是在馮傳慶未醒之時綁縛起來送到警察局去了。此時，特務已封鎖了進出重慶的所有要道和路口，發出了通緝令，上麵有馮傳慶的照片，警察局一對照，把他認了出來，然後將他送交軍統局。
“軍統電台特支案”事發時，張露萍剛好去了成都老家探親，對重慶所發生的事一無所知。這天，她突然接到張蔚林發來的一封電報：“兄病，速回渝”，按照紀律和規定，她給南方局軍事情報組寫了一封暗語信，告知自己收到張蔚林電報，已動身回重慶。成都到重慶隻要一天的時間，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軍事情報組收到信後，知道是軍統局設下的圈套，趕快派人到各車站守候，然而為時晚矣，張露萍一到重慶即被捕了。原來，是安文元被捕叛變了，他如數供出了整個組織情況和張露萍在成都的地址，軍統特務便以張蔚林的名義拍發了那份電報，從而誘捕了張露萍……
1943年3月，張露萍等七人與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往貴州息烽監獄。在息烽監獄，羅世文、車耀先等秘密成立了獄中臨時黨支部。1945年7月，張露萍、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楊光、陳國柱、王席珍等殉難於貴州息烽快活嶺的軍統被服倉庫。犧牲時，他們都很年輕，最大的陳國柱33歲，張露萍才24歲。
解放後，由於各種原因，張露萍等七烈士的事跡一直不為人所知，而葉劍英則一直惦記著這七位同誌。1981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作出了查清敵人監獄裏遇難者問題的指示。接著，四川省委組織部派出調查組，查找資料，走訪證人，經過一年零三個月的調查研究，終於真相大白，拂去了革命烈士名字上的曆史塵埃，恢複了曆史的本來麵目。
中原突圍
中原地區地處中國腹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中原解放區是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後，由新四軍第五師和王震率領的八路軍南下支隊在鄂、豫、皖、湘、贛五省交界地區創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
日軍投降前，中原軍區部隊已發展到2個縱隊、3個獨立旅及3個軍區共6萬餘人，根據地也已擴展到60多個縣，並對戰略要地武漢形成了包圍之勢。抗日戰爭勝利後，武漢成為國民黨軍從大後方進軍華東、華北和東北的戰略樞紐。為了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和部署進行內戰的兵力，蔣介石調集了大軍，包括其“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軍（後改編為整編第十一師）、第六十六軍（師）、第七十五軍（師）等嫡係部隊共20多個師，借“受降”之名，先後占領鄂中、襄西、鄂東、鄂南、豫中、豫西等地，企圖消滅中原軍區的部隊，打通國民黨軍向華東、華北和東北進軍的通道。
毛澤東洞察了蔣介石的陰謀，知道中原一失，蔣軍勢必集中全力進攻我華北、華東等老解放區。於是，國共兩黨展開了“中原逐鹿”的軍事鬥爭。針對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政治上造謠汙蔑，毛澤東又公開發表了《國民黨進攻的真相》一文，指出：“我豫鄂兩省解放區軍隊，現被國民黨第一、第五、第六三個戰區的軍隊共二十幾個師四麵包圍，劉峙任該區剿共總指揮。我豫西、豫中、鄂西、鄂東、鄂中等處解放區都被國民黨軍隊侵占，大肆燒殺，迫得我李先念、王樹聲等部無處存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區覓一駐地，以求生存，但又被國民黨軍隊緊緊追擊。”
1945年11月下旬，“緊緊追擊”的國民黨正規軍達11個軍24個師以及8個遊擊縱隊。中原部隊麵對30餘萬敵人的圍追，主力東移到平漢路東之大悟縣宣化店地區。
此時，國共雙方達成“停戰協定”，蔣介石以所謂“軍事調處”為緩兵之計，繼續調集、部署大軍向中原部隊進攻。他們和日軍、偽軍相互勾結，“接收”了武漢周圍和鄂豫邊區內的全部日、偽據點，又侵占解放區的許多重要城鎮，修築了數以萬計的碉堡工事，使中原部隊處於被包圍、分割的極其不利的境地，主力4萬餘人被壓縮在宣化店周圍方圓不足100公裏的狹窄地區。國民黨軍又步步進逼，嚴密封鎖，不斷蠶食，緊縮包圍，使中原部隊陷於絕糧斷炊、供應極端困難，處境十分危險的境地。
在此情況下，毛澤東於4月29日，致電在南京的周恩來與國民黨及美國談判代表，爭取中原部隊合法轉移。第二天，毛澤東又致電中原軍區領導人：“隻要頑軍不破裂，應依原計爭取合法轉移為上策。”中原軍區也提出“移兵五河就食”的要求，但均遭對方拒絕。蔣介石的目的是要製造第二個皖南事變，全部消滅中原軍區部隊，控製整個中原地區。5月1日，中共中央3次電告中原軍區：國民黨有5月5日至9日圍殲你們的計劃，你們應在5月5日前完成轉移的一切準備工作，以一部向東，一部留原地堅持遊擊戰爭，主力向西為宜。5月2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複電中原部隊：“頑軍進攻時，在原地打幾仗，不輕走，以免中敵挑撥之計和自取困難，萬不得已向西突圍方針甚好。”在關鍵時刻，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決定，於5月1日與國民黨代表交涉，指出國民黨軍30萬人包圍中原解放區鄭位三、李先念部6萬人，並準備發起進攻以發動全國性內戰，要求國民黨政府對此陰謀立即製止。5月5日，周恩來飛抵武漢，與國民黨和美方代表會談，要求盡早讓新四軍第5師部隊撤出。5月6日，周恩來又與國民黨和美方代表同赴中原解放區視察，8日抵達宣化店，聽取了中原軍區領導人關於國民黨軍對中原部隊圍攻情況的匯報。經過談判，國共雙方達成了停止衝突的4條協議。周恩來又向中原部隊領導人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原解放區主力進行戰略轉移的決定，詳細研究了突圍方案及給養、傷病員等工作，說：你們拖住了幾十萬蔣軍，有力地支援了東北戰場，也配合了華北戰場。
1946年5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雖然就中原地區停止武裝衝突簽訂了《漢口協定》，使國民黨於5月初進攻中原軍區的計劃被迫推遲，但國民黨軍的蠶食進攻並未停止。至6月，國民黨軍已將中原軍區部隊6萬餘人包圍在以宣化店為中心、方圓不足百裏的羅山、光山、商城、經扶、禮山之間的狹長地帶，中原解放區的麵積隻及原來的十分之一。為了避免內戰，中共中央多次與國民黨談判，表示願意讓出中原解放區，將部隊轉移至其他解放區去。但蔣介石卻一意孤行，不斷加緊調兵部署，至6月下旬，蔣介石用於包圍中原軍區的兵力已增至10個整編師（相當於軍）約30萬人。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撕毀國共雙方於1月間達成的《停戰協定》，以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指揮10個整編師，約30餘萬人的兵力，首先對中原軍區部隊發起大規模進攻，致使全麵內戰爆發。
中原解放軍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圍，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顧慮，生存第一，勝利第一”的指示，除留部分地方部隊在原地堅持鬥爭，以一個旅偽裝主力向東轉移迷惑國民黨軍隊外，主力在軍區司令員李先念、政治委員鄭位三等軍區領導的率領下，於6月底分兩路向西突圍。右路約1.5萬人，在中原軍區司令員李先念、政委鄭位三和副司令員王震的率領下，越過平漢鐵路，經過艱苦作戰，突破了國民黨軍隊重重截擊合圍，於7月中下旬進入陝南，同當地遊擊隊會合，並於8月初成立鄂豫陝軍區，執行創建遊擊根據地的任務。其中王震率領第三五九旅根據中央軍委指示繼續北進，於8月底進入陝甘寧解放區。左路突圍部隊為第1縱隊一部、第2縱隊、第15旅一部共1萬餘人，在軍區副司令員王樹聲率領下，越過平漢鐵路，衝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進入鄂西北的武當山區，創建遊擊根據地，於8月下旬組成鄂西北軍區。擔負迷惑和牽製國民黨軍隊任務向東轉移的第一縱隊第一旅，在旅長皮定均的指揮下，東西穿梭佯動和狙擊敵人，造成中原部隊主力向東突圍的態勢。在成功迷惑敵人之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跳出敵人包圍圈，揮師東進，轉戰20餘天，跋涉千裏，進入蘇皖解放區，編入華中野戰軍序列。此外，張體學、吳誠忠、熊作芳率領的鄂東軍區部隊，在掩護主力部隊突圍後向東挺進大別山。黃林、張水泉率領的河南軍區部隊，羅厚福、文敏生等率領的江漢軍區部隊，分別掩護北路與南路主力部隊突圍後，轉入豫西地區。這些部隊在完成掩護主力部隊突圍任務後，紛紛突出重圍，開展敵後遊擊戰爭，牽製國民黨兵力。
從1946年6月26日起至7月底，打破國民黨軍苦心經營半年之久的封鎖和包圍，勝利地完成了戰略轉移的任務。這一行動不僅粉碎了蔣介石企圖消滅中原軍區部隊的企圖，而且牽製了國民黨軍30多個旅的兵力，並將其大部調往豫西、陝南，從戰略上有利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區的作戰。
“六·一”大逮捕
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悍然向解放區進攻，發動全麵內戰。1947年5月上旬，杭州、合肥、成都、上海、南京等10餘城市，相繼發生饑民搶米風潮。5月4日，上海各學校學生舉行反內戰、反對物價高漲與官僚資本投機操縱的遊行示威。這一反內戰、反饑餓運動迅速擴展到北平、沈陽、青島、開封等地。5月20日，京滬蘇杭地區6000學生匯集南京，舉行“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向國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增加夥食費及全國教育經費等五項要求，但遭國民黨軍警殘暴鎮壓，重傷19人，輕傷90餘人，逮捕28人，造成“五·二〇”血案。同日，天津學生在遊行中亦有53人受傷。5天後，上海《文匯報》、《新民報》、《聯合晚報》三家進步報紙也被國民黨政府查封。國民黨的暴力政策，更激起愛國學生的憤怒，國民黨統治區大中城市的學生決定在1947年6月2日統一行動，舉行一次大規模的罷課遊行示威運動，以回擊國民黨的反動暴行。
在重慶，5月24日，重慶大學、女師學院等校組成“重慶市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聯合會”，罷課聲援南京“五·二〇”血案。同一天，成都的四川大學、華西大學以及華西協中等校亦通電聲援，或開始罷課。川大學生1000多人於5月30日在校內集會遊行。成渝兩地學生均積極籌備，決定響應華北學生倡議，於6月2日參加全國“反內戰日”總罷課遊行。
麵對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蔣介石寢食難安，決定以暴行鎮壓學生運動。首先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給全國各地報紙發出消息，製造了一個《共產黨地下鬥爭綱領》，作為對人民進行鎮壓的“根據”。同時，由南京“官邸會報”的秘書長穀正鼎會同中統、軍統、憲兵特務機構的負責人，製定了《六·二鎮壓方案》，布置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大逮捕。南京“官邸會報”還作出決定，各地根據情況，對愛國學生運動采取強硬措施。
5月24日，重慶“行轅黨政軍聯席會報”接奉中央“乙種會報”有關實施“大整肅”密令，並於當天召開會議。會議由行轅參謀長蕭毅肅主持。蕭毅肅傳達南京密電說：要求全國各大中城市，搶在全國學生“反內戰日”總罷課遊行之前，即6月1日統一行動，取締一切愛國民主活動，掃除“戡亂建國”障礙。“整肅”對象包括中共及各民主黨派人士，各校進步師生，新聞、文化、工商界人士。
5月31日，重慶警備司令部貼出布告，以“中共特務和同謀分子陰謀於6月2日暴動，蓄意破壞秩序，擾亂治安”等謊言為借口，宣布自次日零時起，全城實施臨時戒嚴。6月1日零時，全城分為市中、沙磁、南岸、九龍坡、北碚5個區，在分區指揮官率領下，分頭出動。軍統報紙《新華時報》派記者隨行采訪。
市中區路再分作兩隊。甲隊負責下城區，由憲兵團長沙吉夫指揮。搜捕對象為各報編輯、記者，正陽學院等學校進步師生。另一隊由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負責。是夜，新聞界共捕30人。按照名單，正陽學院應捕28人，實際捕獲7人。另在求精商學院、西南美專、市一中、通惠中學、電力公司、夏華銀行、華康銀行又捕老師、學生和工商界人士多人。
市中區乙隊負責上城區。由稽查處司法、黨政兩組組長袁海雄、雷禾村領隊。一卡車坐便衣特務，一車坐警備部警衛團士兵。新中國劇社社長周世楷（周特生）、秘書屈楚剛從“抗建堂”演戲歸來，進入保節院街一家麵館，肚子還未填飽，特務合圍上去，一下抓了6人。牛角沱《民主報》社印刷廠，是這一路抓人的重點目標。時《民主報》已查封3月，然無業可就的人員均集中住此。特務入內，從床上叫醒眾人，除留下一看門老頭外，唐弘仁、李康、舒軍、張明泛等40餘人都一鍋端走。所加罪名是：“詆毀攻擊政府，暗中策動學潮”。從《民主報》印刷廠出來到隔壁一家小印刷廠，目的是要逮捕這家廠的經理孫沉，他是民盟市支部成員，與《民主報》內民盟人員來往密切。
南岸區逮捕重點為南泉西南學院。由稽查處長、“丙種會報”主任秘書羅國熙指揮。在這裏他們逮捕了學生26人，抄去大批反美反蔣宣傳品。負責院務的3位教授馬哲民、李文釗、羅克汀也被抓走。此外，在華僑工商學院（海棠溪）、儲材農專、民建、蜀都及重慶中學也各捕數人。
北碚區逮捕由中統局重慶區區長李宏澤指揮。情報科長張漢澤，行動科長譚慧濃具體執行。計抓走鄉建學院學生24人，教職員8人。後共產黨員楊翱、陳詩伯2人被害於渣滓洞。
負責九龍坡區女師學院逮捕任務的一隊，由行轅二處一科（偵防）科長陸堅如領隊，雷天元協助。共逮捕女師學院汪盛榮等16名學生。
沙坪壩為著名學府區。重大、四川教育學院、中央工專均集中此地，是大逮捕的重點，故特別加強火力配備，由市警察局長唐毅任指揮，兵分三路，刑警處長談榮章、督察長廖大聯、警察14分局長譚用鋒、技術室主任馬俠等統統上陣。
進入重大的一路，由警察局沙坪壩分局局長譚用鋒領導，憲兵二十四團小龍坎隊張連長協助。先以大批軍警武裝把重大學生宿舍包圍，一麵由政工人員貼標語、撒傳單，一麵由餘宏達、張光漢（反動學運總部負責人、三青團重大分團幹事、重慶學生自治會委員）帶路指捕學生。被捕者有阮海燕、周其昌、淩春波、費雪香等男女生31人。同年7月補捕的全校班代表大會副主席張現華，後犧牲於渣滓洞。第二路負責到四川教育學院，由憲兵二十四團第二營營長劉東璧負責，總共逮捕了易仲康（在渣滓洞犧牲）等25人。第三路到中央工校，領隊是重慶警察局刑事警察處處長談榮章，抓到學生3人，並造成“中工血案”。
逮捕結束後，國民黨政府官方公布的被捕人數是219人（孫元良第一次宣布人數為176人，因北碚區逮捕隊返回時間較遲，後來宣布為219人），實際上並不止此數。
“六·一”大逮捕後，重慶各階層展開了大規模的營救工作，6月9日，在地下黨支持下，成立了“重慶市大中學校‘六·一’事件聯合後援會”，社會各界也紛紛組織“後援會”。麵對社會輿論的壓力，再加上國民黨對被捕人員又存在管理難、無罪可判等問題，6月5日，開始第一批釋放被捕人員，截至7月，雖絕大多數已獲釋放，但經過篩選，“漱廬”看守所猶留下仲秋元、羅克汀、唐弘仁、李康、舒軍、張真民、張明泛、龍聖夫、餘陽明、王穎冰、張永昌、藍國農、易仲康、張現華、黃三川、楊翱、陳詩伯、梁寀、向任元等20餘人，轉至石灰市稽查處看守所關押。當年12月15日，以上20餘人，連同早捕的民生機器廠工會理事張國雄、劉定平，勞協會員汪進儀等，全數由石灰市移禁重新開啟的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11月27日，因“六·一”大逮捕而入獄的易仲康、楊翱、張現華、陳詩伯、刁俠平和廖瑞卿6人殉難於重慶渣滓洞大屠殺。
小民革案
1939年冬到1941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接連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中國共產黨鑒於大革命時期沒能很好地聯合國民黨內部的左派力量，而遭到慘重失敗的教訓，開始注意開展國民黨內部愛國民主力量的工作。1941年春，在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後，在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的關懷和直接指導下，經過中共黨員王炳南和國民黨民主人士王昆侖、許寶駒、屈武等人的共同努力，於1941年夏在重慶成立了“中國民族大眾同盟”，一年後改稱為“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小民革”的成員大部分是國民黨黨內民主派人士，並有共產黨員和其他民主黨派成員參加。1949年9月17日“小民革”宣告結束。
1947年，四川省黨組織為配合解放戰爭，積極準備武裝力量。同年夏，川康特委在四川仁壽縣籍田鋪發動武裝起義，但遭失敗。籍田鋪起義失敗後，蒲華輔與胡春浦商定，將原先由川康特委領導的幾支武裝，包括原來交由田一平領導，陳龍濟負責的南充的一支武裝交給胡春浦統一領導，由胡春浦選派有經驗的軍事幹部，提供軍費物資。
1947年7至8月間，川康特委負責人華健通知胡春浦，“小民革”有一姓李的同誌已經得到他們要在南充搞武裝鬥爭的消息，想插手。李某的背景很亂，抗戰前在劉湘部隊做政治顧問、教導隊教官，現在是“小民革”四川省負責人。李某插手，對黨的工作不利。華健要求胡春浦把李某甩開。於是胡春浦假托“小民革”也可以搞武裝，隻是原來沒有這個任務，勸李某到上海“小民革”總部請示批準，並要求撥來活動經費。李某希望有一個具體的武裝鬥爭計劃和已經開展活動的墊款證明，以便取得上海“小民革”總部的信任。胡春浦替他開列了四川一些縣可能搞武裝鬥爭的負責人名單和出具了“大有字號”的一張五千多萬元的墊款單。
李某並沒有按商定的計劃去上海，而是在重慶停留下來。在重慶候船期間，李某與地下黨員肖中鼎等三人相遇，並得知肖中鼎、何雪鬆、李子伯正在籌組在大竹一帶搞武裝起義。李某對此很感興趣，竟置去上海任務不顧，主動要求加入。其後，李子伯去磁器口24兵工廠策反警衛大隊長遊德業，希望他能和李某等一起商量，搞武裝起義。不料，遊德業暗中向徐遠舉密報。徐遠舉派陸堅如、漆玉麟於10月4日將李某及其妻子、兒女抓獲。特務從李某身上搜出了“小民革”在四川的“軍事計劃”、“大有字號”的墊款單據。李某被捕後供出了“小民革”四川省領導機構成員，並親筆寫了兩份各縣“小民革”負責人名單，因而牽連到胡春浦和田一平。行轅二處處長徐遠舉懷疑“小民革”的軍事活動和共產黨有關係，非常重視，親自帶人到成都去抓人。
10月15日一早，天剛蒙蒙亮。胡春浦穿好衣服走下樓去，看見大客廳裏有十幾個人，有的穿著黑呢中山服，有的穿著美式軍服。從肩章上看，大都是校級軍官，一個身材粗壯，中等個子的人（徐遠舉）問道：“胡先生認識李某嗎？”胡春浦說：“認識”。簡單的詢問後，胡春浦被徐遠舉帶走，隨後田一平也被逮捕。李子伯、肖中鼎、何雪鬆三人在胡春浦被捕前分別在重慶被徐遠舉抓獲。隨後，因“小民革”案被捕的胡春浦等7人被關押在白公館看守所。
剛到白公館的十來天，徐遠舉就接連提審了幾次。一次徐遠舉拿出李某寫的兩份名單、“大有字號”的墊款單據，兩份名單中，一份是“小民革”四川省各組名單，另一份是四川各縣聯係搞武裝的人員名單。第二份名單中有的是黨員，如陳龍濟。陳龍濟當時以南充汽車運輸公司經理身份，擔任川北黨組織的聯絡工作，川北地區有一支武裝由他負責。為了掩護同誌，避免牽涉到黨的關係，胡春浦大膽地將第二份名單，即特務所謂“軍事計劃”的事承擔下來，說是同李某臨時搞的，隻有他們兩人知道，目的是向“小民革”上海總部騙錢。他經營的“大有字號”、“群生公司”入不敷出，生意虧了本，急需一筆資金周轉。聽到李某說“小民革”上海總部有很多美金，可以申請活動經費，便動了心。但光是說一般的活動經費油水不大，說搞武裝才能撈一大筆，所以合謀搞了這個“軍事計劃”。至於名單中的人，多是隻知道名字，並不認識的各地哥老會頭子、袍哥，有的雖認識，但隻是一麵之緣，談不上向對方提及“小民革”或搞武裝等事。寫這個假名單，無非是想證明那五千多萬假墊款單派上了用場。這一番話，真真假假，既能符合胡春浦“資本家”的身份和心理，又符合特務查“大有字號”賬麵的情況。最後，徐遠舉一口咬定說李某承認自己是革命，不是騙錢。胡春浦提出要和李某當麵對質。徐遠舉答應在他審訊李某時，讓胡春浦在窗外旁聽。
李某咬定自己是搞“小民革”，是革命，不是騙錢。同時又自相矛盾地說，邀胡春浦加入“小民革”是為了要他出錢。審訊完後，徐遠舉追問胡春浦“騙錢”的真實性。對此，胡春浦一一列舉李某曆次向“大有字號”、“群生公司”借過多少錢，有賬可查，以及李某請他邀“幹會”，開假墊款單的情況，說明這些都是李某在經濟上的騙錢手法。再次提出要和李某當麵對質。
特務在提審田一平的過程中，田一平也一口咬定李某搞“小民革”是為了搞錢，亂拉關係也是為了騙錢。由於田一平和胡春浦的口供一致，徐遠舉對此事從此不再審問。由於胡春浦在被捕後冷靜的處理，“小民革”武裝暴動案，沒有牽扯開來，不了了之。田一平、李子伯、肖中鼎、何雪鬆、胡春浦五人從白公館轉囚於渣滓洞。
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已取得決定性勝利，國民黨反動政權麵臨崩潰，代總統李宗仁為搞假和談，下令釋放“政治犯”。3月底，西南長官公署長官張群，指令徐遠舉釋放了一批民盟成員，田一平等同誌相繼出獄。此時，由於家屬、親友通過各種社會關係的渠道，多方營救，要求保釋胡春浦，經張群批交徐遠舉核辦，5月14日，胡春浦出獄。1949年11月27日，在重慶解放前三天，國民黨特務對白公館和渣滓洞進行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李子伯和何雪鬆不幸遇難，肖中鼎在屠殺的過程中幸免於難。
民革武裝鬥爭
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簡稱“民革”。“民革”是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創建的一個民主黨派。成立之初，在成都、重慶分別設有川康分會、川東分會兩個地下組織，對國民黨上層進行統戰工作和軍隊策反，同時組織地下武裝。“民革”從醞釀到成立，始終堅持同中共合作，明確提出“推翻賣國獨裁政權，實現中國獨立、民主與和平”的目標。在這一曆程中，許多“民革”成員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僅犧牲在重慶白公館的就有六人，他們中的周從化、周均時、李宗煌、黎又霖、王白與被稱為“民革川康五魂”。從他們身上，折射出川康民革武裝鬥爭的軌跡。
周從化，字繼金，1895年6月26日出生於四川省新都。曾參加過川軍的討袁、護法戰爭。1937年被劉湘任命為第七戰區長官部少將參謀長，1938年任第二十九集團軍總部中將參謀長，不久又任川康綏靖公署參謀長。1941年周從化被任命為成都茂縣師管區司令。1944年周從化由張瀾介紹，秘密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抗日戰爭勝利後，全國人民渴望和平，周從化借機向潘文華部和川康軍政界上層人士積極宣傳中共和民盟的主張。1947年秋，國民黨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並勒令停止活動，民盟被迫轉入地下鬥爭。此時，民革曾偉瀾持李濟深介紹信到四川聯絡潘文華、劉文輝，配合中共部隊解放西南。曾偉瀾向周從化建議，建立民革地下聯絡小組，並擔任組長，專與潘文華、劉文輝保持秘密聯係。1948年春，由華健和王文鼎介紹，周從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任務是加強與潘文華、劉文輝、鄧錫侯和楊傑的聯係工作，並以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在川康軍政界中支持和掩護進步活動，以民革、民盟的身份，相機策動傾向革命的川康軍政界上層人物起義，以配合解放四川。經過周從化的周密籌備，1949年2月，民革川康分會正式成立，周從化任秘書長兼組織部長和自衛軍總司令。4月下旬，南京解放。周從化活動也更頻繁和公開了。他廣泛接觸國民黨上層人士，大膽做策反工作。他的活動，引起了成都警備司令部的注意。8月17日，周從化自告奮勇，到四川省政府慷慨激昂地向王陵基指陳利弊，要王懸崖勒馬，和川、康力量團結一致，使四川免於戰禍。王笑而不答，稍作敷衍。20日深夜，周從化在家被捕，23日，特務即用專機把他押送重慶，關押在白公館監獄。周從化在獄中，經受了刑訊考驗，堅貞不屈。11月27日夜，周從化就義於鬆林坡。
黎又霖，又名黎萬裏，貴州省黔西人，1895年出生於貴州黔西。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黎又霖來到重慶，與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聯係。在董必武領導下，1939年春開始以隱蔽的身份參加了由武昌撤退，經湖南沅陵遷到綦江的國民黨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任上校政治教官，聯絡了一批川、滇、黔軍的軍官。1940年1月黎又霖回到重慶，利用其堂兄黎季雲、侄女婿蔣華村為掩護，廣泛接觸工商界、金融界人士，進步人士陶行知、李公樸等，又通過蔣華村與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的兒子鄧華明接觸。所有這些都為他後來開展軍運策反等工作打下了基礎。在周恩來、董必武的影響與推動下，1945年10月28日，國民黨民主派及愛國民主人士在重慶發起成立了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簡稱“民聯”）。經董必武同意，黎又霖加入了民聯，同時又經鮮特生、鄧初民介紹加入民盟。1946年初，民聯中央將遷往上海，民聯重慶地方組織“臨時工作組”成立，由甘祠森負責，楊傑、鄧初民擔任指導員。後經民聯中央同意，增補黎又霖為臨工組成員。1949年2月，黎又霖前往滇、黔聯絡同誌準備策動軍事起義。6月，他到昆明找楊傑再度籌商雲南軍事起義，住李挽瀾（民聯西南執行部執委）家，始知楊傑已到重慶，立即趕回重慶和楊傑、何魯、周均時、周從化、王白與、楊其昌、王國源、江載黎、張鎮宇等聚會，商討配合解放軍進軍西南，策動軍事起義迎接解放。6月，民革川東分會和民革川東縱隊成立。黎又霖為負責人之一。1949年8月19日，由於打進民革內部叛徒的出賣，黎又霖被捕，11月27日犧牲於白公館。
王白與又名本霖，1902年出生於四川蓬安縣。1929年，他受聘於重慶《新蜀報》任總編輯。1946年夏，國民黨反動派公開撕毀《雙十協定》，全麵發動內戰，王白與反蔣言論更趨激烈，反動當局對他越發不能容忍。重慶不能立腳了，他隻身一人乘船東下至上海。在上海王白與與郭春濤、楊嘯天（楊虎）等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成立了“民主同誌聯誼會”，他擔任秘書組長，並為該會草擬了政治綱領。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郭春濤為民革常委，上海的“民主同誌聯誼會”相應更名為上海地下民革。1949年6月，民聯西南執行部負責人楊傑由昆明來渝，通過黎又霖、楊永思等，在周均時家和王白與、何魯、王國源開了一個秘密會。楊傑分析了時局形勢，要求大家做好配合解放軍進軍西南，迎接解放的準備工作。王白與力主加強建軍、策反同時並進，大家無異議。會上還提出執行王白與的建軍主張，決定張鎮宇以涪陵新廟鎮為基地，組建“川東縱隊”。涪陵解放時，“川東縱隊”做了一些有利於人民的工作。王白與在重慶，除通過民革組織進行活動外，還四處奔走串聯，遇著熟識的朋友，隻要是可靠的，他都暢談時局，說明蔣介石政權必然瓦解的道理。為了迎接勝利，王白與的活動日益頻繁。8月，他還借其弟王叔雲暑假回蓬安省親，囑其送信給蓬安參議員陳潁川、西充縣參議員王浪平，借充實縣民眾自衛總隊之名，用參議會的名義來渝運500支槍，以響應解放。但不幸被打入民革組織的軍統特務出賣被捕。1949年11月27日犧牲於鬆林坡。
李宗煌，字仲華，四川屏山人。20世紀20年代，考入劉文輝創辦的軍官傳習所第一期，畢業後在劉部曆任排、連、營長職務。1929年晉升為團長，年僅30歲，成為劉部的中堅骨幹。1944年，李宗煌與張瀾、謝無量一同被邀為《大義周刊》的發起人，該刊由杜重石、王白與等在中共地下黨和民主同盟支持下，聯合進步青年張真民等創辦於成都。1948年初，通過範紹增、王白與、龐佑璵的介紹，李宗煌結識了愛國反蔣的著名人士楊虎和民革中央常委郭春濤，看到民革《成立宣言》和《行動綱領》，認識大大提高。1948年5月，杜重石奉民革中央之命，由香港飛成都，與劉文輝、李宗煌等磋商建立民革機構。決定同時成立民革川康分會和民主聯軍川康軍事委員會，兩會均取地下活動方式。劉文輝、李宗煌任兩會正、副主任，李實際負責日常組織工作。李宗煌擔任此職後，不顧危險，緊張地組建民革地下組織。他先後直接發展了聶轟、王蘊茲等為民革黨員，他們都為迎接四川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在發展民革組織同時，李宗煌還推薦人選，成立了地下軍事組織——川康民主聯軍，李宗煌自兼川南軍區司令員。在李宗煌主持下，1949年5月9日發動了崇寧起義。因眾寡懸殊，未能成功。5月14日李宗煌被捕，11月28日，李宗煌被害於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
周均時原名周烈忠，1892年出生於四川遂寧。曾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歸國後，以科技興辦工業，希望走實業救國的道路。這個理想破滅後，轉而從教。先後執教過暨南大學、中央大學、重慶大學，還擔任過重慶大學、上海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校長。1948年秋冬，川康滇黔四省民聯、民革總負責人楊傑把重慶民主黨派的少數領導人組織起來，搞了一個“轉轉會”，討論時局，交換意見，協調行動。參加人有楊傑、鮮英、周均時等十人。這個轉轉會確定“保川拒蔣，迎接解放”為當前工作的方針。在此方針指導下，他們與四川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國民黨元老熊克武、但懋辛、向育仁等建立了直接聯係，對實力派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進行了試探摸底，與工商界代表人物劉航琛、吳晉航、席新齋等也有接觸。1949年夏，環境更加險惡，國民黨在加緊鎮壓重慶學生運動的同時，進一步把特務魔爪伸向軍政界。8月20日，周均時被捕，11月27日夜被槍殺在鬆林坡。
《挺進報》事件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當局出動軍警，包圍重慶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社，迫令全體人員撤返延安，同時，在國統區所有的中共公開機構和人員也盡遭驅逐，國共和談宣告徹底破裂。
《新華日報》撤離後，重慶的政治生活頓時陷於一片沉悶壓抑氛圍中，當局實施的白色恐怖政策，使很多進步群眾對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來感到迷惘。為了打破當局的新聞封鎖，讓重慶人民聽到真理的聲音，了解人民民主革命的鬥爭進程，陳然、蔣一葦、劉鎔鑄等幾個暫時與黨失去聯係的地下黨員，把從香港寄來的新華社通訊稿內容摘編刻印成一份無名小報，在進步群眾中散發傳看。小報後來流傳到重慶地下黨領導手中，市委委員彭詠梧輾轉與陳然等接上關係。地下黨組織決定將小報辦成市委機關報，並命名為《挺進報》，主要用於內部學習，於1947年7月正式出刊。
《挺進報》的發行為8開版麵，每期一般2至3版，最多出到6版。平均約兩周出一期。起先用普通毛邊紙，後改用彩色打字紙，每期印數從100多份到1000多份不等。從創刊到1948年4月被破壞，9個多月內，共出了23期。第二十三期尚未發出即遭到破壞。
1947年10月，中共川東臨委成立。臨委和市委都很重視《挺進報》，注意發揮它的作用。報紙遵循對內發行的方針，隻在黨內和可靠同誌中傳看。除以刊登消息為主外，還經常配有小言論，反映臨委和市委的意圖，指導川東各地的地下鬥爭。《挺進報》直接聯係了一些同誌搞發行，有的也通過郵寄傳送，但主要的渠道是通過各級黨組織的地下交通傳遞，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發行網。
在1948年春節後不久，川東臨委接到川康特委間接傳達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員、分管西南工作的錢瑛的指示：加強統一戰線工作，開展對敵的攻心鬥爭，根據特殊情況的需要，可以發展特別黨員。臨委領導決定：為了加強對敵攻心鬥爭，《挺進報》改變發行方針，從對內轉向對敵，少在內部傳看，主要寄給敵方人員。從第十五期起，《挺進報》即通過各種渠道寄給敵人的黨、政、軍、警、憲、特大小頭目，報紙的內容也作相應的改變，有針對性地增加了開導、警告敵特人員的內容。
1948年3月，行轅主任朱紹良在辦公室接到3月22日出版的第十八期《挺進報》。朱十分惱怒，把二處處長徐遠舉叫到辦公室，當即手令徐限期破案。徐遠舉接令後，製定出加強郵檢，守候郵筒等措施，爭取從內部突破。
堡壘果然是從內部攻破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速侵略中國，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全國人民抗日救亡激情空前高漲。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卻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在日寇侵略下節節敗退。對內打擊抗日救亡活動，加緊鎮壓進步力量，並調張學良的東北軍到陝西“剿共”。
東北軍的廣大官兵，飽嚐國破家亡、流離失所之苦，迫切要求抗日，打回東北老家，收複失地。楊虎城指揮的十七路軍的廣大愛國官兵，也對蔣介石堅持內戰、對日不抵抗政策深為不滿。此時，中國共產黨加緊了對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等以紅軍將領的名義，發出《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誠懇地表示紅軍願與東北軍實行停止內戰，聯合抗日。4月9日，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周恩來應邀到東北軍駐地，與張學良舉行會談，雙方商定了紅軍與東北軍互不侵犯、通商、互派常駐代表等事宜。楊虎城也與紅軍達成了合作抗日的秘密協議。因此，從1936年春開始，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實際上已與紅軍實行了局部停戰。10月5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致書張學良，請他將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轉告蔣介石，希望互派代表，談判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具體條件。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決策，更堅定了張學良、楊虎城聯共抗日的決心。張學良、楊虎城雖與紅軍暗中有聯係，卻隻能心照不宣，絲毫不敢暴露；還互存戒心，以防泄密。後來，張學良作進一步的努力，擬與楊虎城將軍舉行秘密會談，以便交換意見，決定如何聯共抗日，扭轉蔣介石的“剿共”政策。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張、楊圍剿紅軍。是年為蔣介石的五十歲生日，閻錫山因有張學良的預約，以祝壽為名電蔣來西安晉見，實際是應張學良之約，來西安共同勸蔣。蔣介石知道閻錫山的來意，乃以避壽為名，轉赴洛陽。於是閻錫山與張學良又同赴洛陽祝壽。蔣在洛陽軍校召開大會講話，痛詆中國共產黨，並大罵聯共抗日的主張為無知。以後，張學良多次晉見蔣介石，反複諫勸，並說明若繼續剿共，他對於東北軍是無法指揮的。蔣介石聽了非常震怒，於是決定再到西安對東北軍將領訓話。同時知道張、楊已不可靠，乃內定蔣鼎文為“西北剿共總指揮”，蔣介石將親自督戰，並擬定把東北軍調到福建予以改編，把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調到安徽或者河南。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飛抵西安，張學良與楊虎城再次進諫，又遭蔣訓斥。蔣介石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要麽進兵剿共，要麽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12月7日，張學良再到華清池見蔣介石，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被嚴詞拒絕。12月9日，中國共產黨組織大規模的群眾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陝西各學校學生，同樣在1936年的“一二·九”這天，聚集一萬餘人，列隊遊行，要求援綏。因蔣介石住在臨潼縣華清池，距西安約五十裏，大隊遂向臨潼進發，蔣介石聞訊，立即用電話命令張學良嚴加製止。電話中有：如不服從，即嚴行鎮壓的亂命。張學良為愛護學生，趕緊追至灞橋，加以勸阻。張將軍被學生的愛國赤誠所感動，在寒風凜冽中，聲淚俱下，不自覺地向學生們告以將在一星期內，當用事實答複你們的誓言。12月10日，蔣介石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決定在12日宣布動員令。12月11日，張學良再赴華清池向蔣介石哭諫，毫無結果。11日晚，蔣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晚宴。席間，蔣宣布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的任命書。11日晚間，張學良與楊虎城緊急磋商，決定發動對蔣介石的兵諫。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時，張學良的衛隊進抵蔣介石駐地臨潼華清池，與蔣介石的衛隊交火。蔣聞槍聲，倉皇翻越後牆逃走，爬上山坡隱蔽，被張學良的衛隊搜索發現後捕獲。同時楊虎城部下將留居城中的蔣介石高級黨、政、軍官員陳誠等10餘人拘押。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了。張學良、楊虎城於12日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學良、楊虎城分任正、副委員長。為了使國內和國際明白實行兵諫的真相，張、楊乃議定八項主張，即：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2.停止一切內戰；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7.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同時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團結抗日大計。
西安事變的爆發，引起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強烈反應。廣大愛國民眾紛紛要求嚴懲蔣介石，以謝國人。在國民黨內部，親日派調兵遣將，積極策動討伐張學良和楊虎城，轟炸西安，企圖取代蔣介石的統治地位；親英美派則主張設法營救蔣介石，反對立即討伐。日本政府指望乘機挑起中國大規模的內戰，以實現其滅亡中國的野心。英美政府從本身的利益出發，主張緩和空氣，以便打擊日本的侵略勢力。局勢極為複雜，鬥爭異常激烈。
西安事變爆發後，12月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聯名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指出西安事變是國民黨抗日愛國將士不滿蔣介石內外政策的必然結果，表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反對親日派借機討伐張、楊，發動大規模內戰。18日，中共中央又致電國民黨，進一步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五項條件。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麵分析了西安事變的性質和發展前途，討論了力爭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關問題。中共中央分析國際國內複雜緊張的政治形勢，從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明確指出事變發展的兩種前途：或者爆發新的內戰，削弱全國抗日力量，推遲全國抗戰的發動，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及中國親日派所歡迎的；或者結束“剿共”內戰，使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得到早日實現，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迅速地建立起來，這是全國人民和抗日救國的各黨各派各軍各界所擁護的。
與此同時，應張、楊兩位將軍的邀請，中共中央派出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的代表團趕赴西安。17日周恩來到達西安，於當晚和第二天同張學良、楊虎城分別會商。張學良、楊虎城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關於和平解決事變的正確方針、條件及軍事部署。
南京方麵在弄清了張、楊和共產黨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態度後，於12月22日正式派出宋子文、宋美齡到西安談判。23、2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張學良代表東北軍，楊虎城代表十七路軍，同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齡進行了談判。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張、楊兩位將軍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談判中又表明反對內戰尋求和平的誠意，由於宋氏兄妹營救蔣介石心切，生怕拖下去南京方麵節外生枝，所以在談判中沒有設置障礙。12月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六項協議。即：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6.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周恩來曾會見蔣介石，蔣表示以人格擔保，履行上述協議。25日下午，張學良在沒有通知中共代表團的情況下，陪同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前往洛陽。26日，蔣介石到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挽救了民族危機。
張學良抵南京後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但隨後被特赦，張本人並未服刑，而是被長期軟禁，由於抗戰期間國民黨軍不斷失去領地，張被軟禁的地點也經常變遷，相繼被轉移到湖南郴州，湘西鳳凰山，貴州陽明洞、麒麟洞等地。2001年10月15日，張學良在美國夏威夷逝世。
楊虎城被逼到國外後，秘密潛回香港打算參與抗日，但被國民黨逮捕，1949年9月6日，楊虎城及其子女、衛士、秘書一共8人在重慶歌樂山半山坡上的戴公祠被軍統局人員殺害。
搶米事件
1939年冬至1940年初，國民黨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成都，國民黨麵對共產黨領導的生機蓬勃的抗日民主活動，恨得直咬牙。經密謀醞釀，決定待機下手，以期一石二鳥，既剪除地方民主派羽翼，又摧毀共產黨組織。四川，雖有“天府之國”美譽，然抗戰發生後，前方軍糧，後方民食多仰賴於此。尤因奸商豪門大量囤積居奇，加上偽幣貶值，糧價直如脫韁野馬，害得市民經常無米下鍋，發生搶糧現象。以“搶米事件”發生前半月為例，成都米價竟由每60公斤43元，暴漲至70元。人民無不怨聲載道，郊區更出現了吃大戶、割米袋的現象。瞄準這一火候，老牌特務、時任三青團中央組織處長的康澤，於1940年3月初奉命悄然抵蓉。在康澤的策劃下，3月14日晚，數百名特務、暴徒、三青團骨幹直奔老南門外大悲巷重慶銀行（潘文華主辦）倉庫，用石條將庫門撞開，把白米撒得沿街遍地，複趁勢搗毀銀行辦事處、宿舍，引來大批群眾圍觀。暴徒們故意高呼：“銀行倉庫有米呀！”“打倒資本家！”“無產階級萬歲！”等口號，企圖製造煙幕，為嫁禍我黨埋下伏筆，然後哄鬧離去。這是先來的第一批。至晚上11點左右，圍觀者更人山人海，擠滿大街小巷。也有部分為生活所迫的窮家小戶，手拿提篼口袋，來倉庫撮米回家。見時機成熟，早在待命行動的第二批人馬開來，將巷子頭尾堵死，不分青紅皂白，見人就抓，舉手就打，當場捆走百餘人。
其時，住在近旁南台小學的《時事新刊》編輯朱亞凡（為躲避空襲在此設立的臨時編輯部），聽到街上人聲嘈雜，剛到現場，即被兩個便衣人員架走。審訊中，朱理直氣壯，態度軒昂，大講抗日道理和統戰政策。敵人歹毒，竟將一份偽造“宣言”塞入他的衣袋，再裝模作樣從他衣袋裏“搜出”，以此作為朱是奉共產黨上級之命煽動群眾搶米的組織者和指揮者的“鐵證”。繼又下令查封《時事新刊》，營業部主任王震東和幾個工人也被抓走。次日，成都行營主任賀國光召開“乙種會報”會議。會上賀手舉偽造“宣言”，就“共黨鼓動搶米”應如何處置問題，強壓與會的鄧錫侯、潘文華表態。鄧、潘身任軍政要職，鄧錫侯複掛名“省特委會”主席（賀國光、黃季陸任副主席，實際由軍統局川康區區長、行營調查科長張嚴佛主持），隻好含糊同意，並在一件送呈蔣介石的電報上簽了字。
3月15日，川康特委也在焦家巷機關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搶米事件”後的應付辦法。會議決定：立即通知成都各地下黨全部戒嚴，采取措施，保護黨的組織和秘密文件；暫停會議，實行個別接頭；緊縮各機關，撤銷婦委、青委，特委遷移鄉下，加緊撤退和轉移幹部；向所屬各組織報警，準備應付突發事變。接著派人到重慶，向南方局報告事件的詳細經過；同時向地方勢力說明事件真相和國民黨頑固分子企圖借此打擊地方勢力的險惡用心，爭取他們在反共逆流中保持中立。
3月17日，在潘文華部的地下黨員、《時事新刊》副刊編輯蘇愛吾傳出情報，說敵人黑名單上點名要抓羅世文等同誌。特委又在羅世文家集會。鄒風平指明要羅世文、楊紹軒立即離蓉，他說：“明晚9時30分有車在南門大橋等候。你們先到新繁河吞鄉紹軒家住一晚，下晚有人來接你們到別處暫避。”但羅世文不同意離開，他說：“我是中央派來作劉湘高等顧問的，諒必國民黨不至於把這頂帽子拿掉。這裏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我離開了對各方麵影響太大。可先讓老楊離開，我得到消息敵人三次的黑名單上都有他的名字。”楊紹軒說：“老羅一定要走！中國革命有很多血的教訓。大革命中的‘中山艦事件’，就是蔣的陰謀，反把罪名加在我黨頭上。蔣流氓成性，毒辣得很，還是避一下好。”說完羅未置可否，約一刻鍾分散。3月18日，敵人行動方案已得到重慶批準。白天，先將朱亞凡從獄中提出，安上煽惑群眾、指揮搶米、破壞治安、陰謀暴動的罪名，公開槍殺於新西門外城牆邊。張貼的行刑布告本應由成都行營、四川省政府和川康綏靖公署三個單位會銜簽署，但鄧錫侯綏靖公署卻借故未在布告上加蓋關防，暗寓抵製之意——原來《時事新刊》主筆王達非、副刊編輯蘇愛吾（蘇幼農）在川康特委安排下，早與鄧錫侯、潘文華等建立了統戰關係，蘇並在川康綏署掛了個參議名義。出事後，他們分頭找到兩人，說明事情真相。朱亞凡是個體質文弱，性格沉默，終日埋頭於編譯資料，少與人交往的人，所謂指揮搶米之說，純屬彌天大謊。王震東更是無辜株連，終獲保釋。敵人行動當天，即18日上午，楊紹軒去分銷處向新任支部書記洪希宗移交工作，下午去《華西日報》把一些關係交給申同，再等當天《新華日報》印出（成都報紙由《華西日報》代審）。騎車回分銷處，已是晚間9點。是夜，成都多數地區停電。特務冒雨摸黑，在軍統局川康區區長張嚴佛、特務隊長劉崇樸帶領下，按蔣介石親批“策動春荒暴動名單”，逐一搜捕。9點鍾前，去分銷處抓了羅世文。午夜，又去“努力餐”店門外，高叫“車老板，有電報”，騙開店大門，抓走車耀先。住在對街的唐介舟（50多歲，共產黨員。因會中醫，人稱唐醫生），在《大聲周刊》搞過發行的老黨員薛特恩（早年在陝西街開理發店作掩護），愛國人士馬驥之（為朱德同誌雲南講武堂同學）和“武德勵進會”的郭秉彝（黨員）、汪導予（民主人士、任潘顧問），也分別被捕。
9點前，祠堂街已被崗哨封鎖，楊紹軒隻好折返包家巷家中。坐猶未定，分銷處李春急來報告羅世文被捕消息，並說：“特務現正逼迫交你，你千萬不能去報館。”但楊猛然想起：辦公室牆縫中還藏有黨員接頭名單，如被搜去，後果不堪設想。決心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經過簡單化裝，楊去報館處理了所藏字條。洪希宗見楊紹軒回來，大吃一驚。立時向楊轉述了羅世文抓走前對大家的講話。他說：“反動派這樣抓人，是做賊心虛。你們要把報紙工作好好搞下去，這是黨的報紙，人民的願望。要堅持下去，就是剩下一個人也要堅持下去。那些反共反人民的罪犯，不久將會受到人民審判。”此時分銷處內外，滿是崗哨。除解大便，一律準進不準出。楊紹軒對洪希宗（兩小時後被捕）略事布置，用臉盆盛了些糞便，混出門去。
麵對敵人“一網打盡”的惡浪，特委急派楊天華去南方局報告。南方局和新華日報社負責人葉劍英、潘梓年立即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同時，先派甘道生（林蒙）來成都了解情況，繼派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來蓉找賀國光交涉放人；與此同時，南方局以中共成都市委名義發表《成都搶米事件告成都市及全四川同胞書》，揭露了“搶米事件”的全部經過，指出“此係奸人、匪徒有計劃製造的陰謀暴行，其目的在破壞團結抗戰，為壓迫共產黨和抗日救亡進步分子，為準備投降分裂製造口實”。事件發生後，經過反複鬥爭，國民黨當局被迫同意《新華日報》成都營業分銷處恢複營業，卻拒絕釋放逮捕的同誌。因成都時局嚴重惡化，南方局決定改組川康特委。指示比較暴露的鄒風平、張曙、甘棠等返回延安，由程子健任書記，與於江震（組織部長）、鄭伯克（宣傳部長）、孫敬文（青委負責人）等組成川康特委，繼續領導川西和西康的地下工作。並要求改組後的川康特委堅決執行中央和南方局新近發出的緊急指示。以後，特委通過黃鬆齡、王文鼎等繼續做潘文華、鄧錫侯、劉文輝的工作。“國民黨特務為什麽不搶蔣介石的中央銀行，單搶你們開的重慶銀行？”一句提問，使潘文華、鄧錫侯、劉文輝如啞子吃黃連，心知又上了蔣的一次大當。鄧錫侯這才談出在行營會議上，賀國光“賊喊捉賊”的表演。由此地方派遇事更守中立，密切與我黨聯係。
大逮捕得手後，軍統局首腦戴笠親赴成都決定：羅世文、車耀先、郭秉彝、汪導予4人，即由劉崇樸用軍用專機解往重慶。後來郭秉彝、汪導予被送去西安中央軍校七分校胡宗南處軟禁，羅世文、車耀先則開始了漫長的鐵窗生活。餘下洪希宗、薛特恩、唐介舟等6人，於同年5月底，軍統局電令劉崇樸，會同憲兵二團團長周作楨，乘月黑人稀，將他們押到龍泉驛山坳，待土已埋過肚臍，再三逼供。6人忠貞不屈，全被活埋。此外，軍統局蓉組組長曾有忠等在新東門外亂墳坡活埋1人，中統局四川調查室又殺害幾人。
羅世文、車耀先被捕後，被押到重慶，先關在望龍門22號（兩湖會館）特五團看守所，後又被轉移到白公館看守所。在此期間，戴笠偕同司法科長餘鐸等人多次對羅世文和車耀先進行審訊，但得到的結果是：車耀先隻承認曾任川軍團長，退伍後在成都靠開“努力餐”為生，在擔任中蘇文化協會副會長期間，往來的朋友很複雜，可能有中共和民主黨派成員，但本人現非共產黨員。羅世文則坦誠相告，參加共產黨已經有十多年，擔任過四川省委書記，對於“搶米事件”，是人民饑餓所迫，逼上梁山。1940年下半年，羅世文、車耀先被轉押到貴州息烽監獄，並與關押在這裏的共產黨員韓子棟等人成立了獄中臨時支部，羅世文為書記，車耀先、韓子棟為委員，領導獄中難友與當局的迫害作鬥爭。在獄中，國民黨當局不斷利誘、威逼勸降羅世文、車耀先，試圖讓他們轉變立場參加國民黨安排的工作，羅世文、車耀先均予嚴厲拒絕。羅世文、車耀先被捕後，中共中央曾多次向國民黨提出釋放的要求。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再次向蔣介石提出釋放葉挺、張學良、楊虎城、羅世文、車耀先等人的要求，蔣介石一麵以“不知關押何處”、“已被處理”等借口搪塞，一麵暗中指使爪牙盡快了結此事。羅世文和車耀先便被改名為“張世英”、“田光祖”，被關進重犯囚室，隔絕了與外界的任何聯係。1946年7月，息烽監獄撤銷，在押的240多人，除陸續釋放遣散的外，剩下的72人全部轉移到重慶渣滓洞看守所。羅世文、車耀先隨即來到重慶，被關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男牢樓上八室。8月18日上午，渣滓洞看守以將羅世文、車耀先押往南京釋放的借口，把兩人帶到渣滓洞附近的鬆林坡戴笠公館前。羅世文和車耀先剛下車，便被楊進興、徐貴林架住雙膀，從背後開槍，打死在停車場邊。
軍統電台特支案
1939年8月，素有“火爐”之稱的重慶，天氣炎熱，行色匆匆的人流汗流浹背。位於重慶上清寺曾家岩50號的周公館來了兩位不速之客，要求見葉劍英。他們在會客單上寫下了各自的姓名和身份，一個是張蔚林，一個是馮傳慶，兩位西裝革履，均是風度翩翩的年輕人。他倆對接待人員說，兩人均係國民黨軍統局電訊處的工作人員，因痛恨國民黨的黑暗統治，要求到延安去參加抗日工作，驅逐日本侵略者……
麵對兩個國民黨的軍統人員來訪，接待人員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向領導匯報。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聽了接待人員的匯報後，覺得以前常有青年學生來中共代表團駐地，要求去延安，已是習以為常的事情。但考慮到作為戴笠手下的電訊處人員要投奔延安，卻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葉劍英不能貿然見他們，於是組織派代表團裏負責情報工作的曾希聖出麵接見。
見麵以後，善於做情報工作的曾希聖試探性地提了幾個問題，比如：軍統局電訊總台的情況，有多少部電台？裏麵有些什麽人？總台裏麵的編製情況等等。張蔚林和馮傳慶都做了詳盡的回答。曾希聖接著要求他們提供情報，並把電台密碼也說出來。他們兩人也如實地說出了電台密碼，並提供了一些中共南方局都還沒有掌握的情報。曾希聖察言觀色，從他們兩人的眼神和口氣裏，看不出有什麽鬼鬼祟祟的跡象，反而覺得他們兩個是好人，因為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把戴笠特務機關的密碼情報都搞了出來。張蔚林和馮傳慶獲得了黨組織的信任。
1939年10月，經中共南方局研究，為了進一步深入開展工作，根據他倆的強烈要求和現實表現，決定吸收張蔚林和馮傳慶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介紹人皆為葉劍英和曾希聖。隨後，葉劍英和曾希聖又介紹了具有進步思想向往革命的軍統電台報務員楊光、趙力耕、王席珍、陳國柱、安文元入黨。至此，在軍統這個所謂“固若金湯”的首腦機關裏，有了第一批共產黨員。
在張蔚林、馮傳慶等入黨前後，一名叫黎琳的女同誌恰好來到重慶。
黎琳，原名餘薇娜，四川崇慶縣人。1935年以餘碩卿的名字考入成都建國中學，1936年6月，餘碩卿參加了成都地下黨組織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8年2月到達延安。1938年10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秋，剛結婚的黎琳接受了到重慶當聯絡員的任務。一到重慶的她就嚷嚷著“要工作”、“要分配任務”。
曾希聖負責的南方局軍事情報組認為她既有工作經驗，又有城市小姐的氣質，便將組建“軍統電台特支”的重要任務交給她。黎琳愉快地接受了任務。軍事情報組經過分析研究後決定，黎琳改名為張露萍，裝扮成張蔚林的妹妹，謊稱從上海來。她與張蔚林按預定暗號聯絡上後，11月底，張蔚林就從電訊總台宿舍搬了出來，在牛角沱附近租了兩間房子，與張露萍在那裏住了下來。同時，南方局軍事情報組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對她穿什麽衣服，如何化裝，上街要注意什麽問題，言談舉止、待人接物，如何與中間聯絡站聯絡的方法和暗號都進行了布置。按照規定，“軍統電台特支”由南方局軍事情報組直接領導，不與重慶地下黨組織發生聯係。張露萍負責送情報到周公館並在軍統電台發展組織。
張露萍和“軍統電台特支”的同誌開展工作後，成效顯著。源源不斷的情報送到南方局軍事情報組，甚至敵人密碼也被偷了出來，有時情況緊急來不及了，就利用敵人的電台直接把情報發往延安，對打退國民黨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被稱為軍統電台中的“紅色電台”。正當張露萍等人得心應手的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1940年2月中旬，張蔚林工作時不小心，燒壞了收報機上的一根電子管，而當時電子元器件管理得特別嚴，他被關了禁閉。情急之下，趁敵人防範不嚴時逃了出來，徑直向南方局軍事情報組匯報。特務們發現張蔚林逃跑，立即搜查了他的住處，在一個抽屜裏發現有張露萍寫給他的暗語：“蔚兄，現將媽媽借用的東西奉還，天冷了，要注意防寒。”還發現那份抄有軍統局職員的名冊。情況萬分危急。張蔚林向南方局軍事情報組匯報發生的情況後（此時，大家並不知道敵人已經搜查了張蔚林的住處），經反複分析研究，軍事情報組的同誌認為，燒壞電子管僅是業務上的過失，敵人對他關禁閉，隻是為了懲罰而已，若逃走反而會暴露自己和組織，但憑張蔚林與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有師生之誼，可以求他說情，掩護過去。這樣，張蔚林毅然重返虎穴，忐忑不安地敲響董益三的家門，正在向董求情之時，電話鈴響了，董接完電話出來，沉默了一會兒，歎口氣說：“你的事發了，可我救不了你，你自己去對戴老板說吧！”隨後，兩名特務推門而入，將張蔚林押走了。
張蔚林被捕的當晚，特務總隊立即包圍了電訊總台，逮捕了電訊人員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楊光、安文元。當時，恰逢馮傳慶正在報房值班，突然發現一輛輛軍車開到電訊總台大樓前，車上跳下的武裝特務荷槍實彈。他情知不妙，借著沉沉的夜幕，機警地翻過後牆，沿著熟悉的小道逃走了。馮傳慶一路狂奔來到周公館，同誌們正在為張蔚林被捕而焦急萬分，突見馮傳慶闖進來，身後還有尾巴跟著，感到十分驚訝。馮傳慶急促地說道：“敵人已將電台包圍了，正在抓人，我是借值班之機翻牆跑出來的。我還回電台嗎？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呀！”這時，葉劍英從三樓走下來，鄭重地告訴他：“其他同誌可能已經被捕了，你不能回電台了，你必須馬上轉移到延安去。”馮傳慶望著葉劍英那堅定的表情，表態說：“我是黨員，一定服從組織安排。”葉劍英深為這次事件痛心，但又安慰馮傳慶不要難過，要鎮定、要經受住鬥爭的考驗，還為他分析了形勢，告訴他怎樣轉移，及轉移途中的聯絡地點和暗號。
深夜兩點，曾希聖安排兩位同誌帶著馮傳慶從“周公館”下麵的防空洞鑽出來，來到漆黑的嘉陵江邊，經過一番偵察，確信沒有特務跟蹤，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過了江。經過這半夜的折騰，加上又驚又累，馮傳慶過江後，覺得夜黑不好趕路，在江邊一個漁民的草棚子裏一倒下便睡著了。早晨，漁民趕來，發現一個打扮闊氣的人睡在草棚子裏，頓起疑心，以為是日本特務，於是在馮傳慶未醒之時綁縛起來送到警察局去了。此時，特務已封鎖了進出重慶的所有要道和路口，發出了通緝令，上麵有馮傳慶的照片，警察局一對照，把他認了出來，然後將他送交軍統局。
“軍統電台特支案”事發時，張露萍剛好去了成都老家探親，對重慶所發生的事一無所知。這天，她突然接到張蔚林發來的一封電報：“兄病，速回渝”，按照紀律和規定，她給南方局軍事情報組寫了一封暗語信，告知自己收到張蔚林電報，已動身回重慶。成都到重慶隻要一天的時間，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軍事情報組收到信後，知道是軍統局設下的圈套，趕快派人到各車站守候，然而為時晚矣，張露萍一到重慶即被捕了。原來，是安文元被捕叛變了，他如數供出了整個組織情況和張露萍在成都的地址，軍統特務便以張蔚林的名義拍發了那份電報，從而誘捕了張露萍……
1943年3月，張露萍等七人與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往貴州息烽監獄。在息烽監獄，羅世文、車耀先等秘密成立了獄中臨時黨支部。1945年7月，張露萍、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楊光、陳國柱、王席珍等殉難於貴州息烽快活嶺的軍統被服倉庫。犧牲時，他們都很年輕，最大的陳國柱33歲，張露萍才24歲。
解放後，由於各種原因，張露萍等七烈士的事跡一直不為人所知，而葉劍英則一直惦記著這七位同誌。1981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作出了查清敵人監獄裏遇難者問題的指示。接著，四川省委組織部派出調查組，查找資料，走訪證人，經過一年零三個月的調查研究，終於真相大白，拂去了革命烈士名字上的曆史塵埃，恢複了曆史的本來麵目。
中原突圍
中原地區地處中國腹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中原解放區是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後，由新四軍第五師和王震率領的八路軍南下支隊在鄂、豫、皖、湘、贛五省交界地區創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
日軍投降前，中原軍區部隊已發展到2個縱隊、3個獨立旅及3個軍區共6萬餘人，根據地也已擴展到60多個縣，並對戰略要地武漢形成了包圍之勢。抗日戰爭勝利後，武漢成為國民黨軍從大後方進軍華東、華北和東北的戰略樞紐。為了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和部署進行內戰的兵力，蔣介石調集了大軍，包括其“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軍（後改編為整編第十一師）、第六十六軍（師）、第七十五軍（師）等嫡係部隊共20多個師，借“受降”之名，先後占領鄂中、襄西、鄂東、鄂南、豫中、豫西等地，企圖消滅中原軍區的部隊，打通國民黨軍向華東、華北和東北進軍的通道。
毛澤東洞察了蔣介石的陰謀，知道中原一失，蔣軍勢必集中全力進攻我華北、華東等老解放區。於是，國共兩黨展開了“中原逐鹿”的軍事鬥爭。針對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政治上造謠汙蔑，毛澤東又公開發表了《國民黨進攻的真相》一文，指出：“我豫鄂兩省解放區軍隊，現被國民黨第一、第五、第六三個戰區的軍隊共二十幾個師四麵包圍，劉峙任該區剿共總指揮。我豫西、豫中、鄂西、鄂東、鄂中等處解放區都被國民黨軍隊侵占，大肆燒殺，迫得我李先念、王樹聲等部無處存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區覓一駐地，以求生存，但又被國民黨軍隊緊緊追擊。”
1945年11月下旬，“緊緊追擊”的國民黨正規軍達11個軍24個師以及8個遊擊縱隊。中原部隊麵對30餘萬敵人的圍追，主力東移到平漢路東之大悟縣宣化店地區。
此時，國共雙方達成“停戰協定”，蔣介石以所謂“軍事調處”為緩兵之計，繼續調集、部署大軍向中原部隊進攻。他們和日軍、偽軍相互勾結，“接收”了武漢周圍和鄂豫邊區內的全部日、偽據點，又侵占解放區的許多重要城鎮，修築了數以萬計的碉堡工事，使中原部隊處於被包圍、分割的極其不利的境地，主力4萬餘人被壓縮在宣化店周圍方圓不足100公裏的狹窄地區。國民黨軍又步步進逼，嚴密封鎖，不斷蠶食，緊縮包圍，使中原部隊陷於絕糧斷炊、供應極端困難，處境十分危險的境地。
在此情況下，毛澤東於4月29日，致電在南京的周恩來與國民黨及美國談判代表，爭取中原部隊合法轉移。第二天，毛澤東又致電中原軍區領導人：“隻要頑軍不破裂，應依原計爭取合法轉移為上策。”中原軍區也提出“移兵五河就食”的要求，但均遭對方拒絕。蔣介石的目的是要製造第二個皖南事變，全部消滅中原軍區部隊，控製整個中原地區。5月1日，中共中央3次電告中原軍區：國民黨有5月5日至9日圍殲你們的計劃，你們應在5月5日前完成轉移的一切準備工作，以一部向東，一部留原地堅持遊擊戰爭，主力向西為宜。5月2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複電中原部隊：“頑軍進攻時，在原地打幾仗，不輕走，以免中敵挑撥之計和自取困難，萬不得已向西突圍方針甚好。”在關鍵時刻，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決定，於5月1日與國民黨代表交涉，指出國民黨軍30萬人包圍中原解放區鄭位三、李先念部6萬人，並準備發起進攻以發動全國性內戰，要求國民黨政府對此陰謀立即製止。5月5日，周恩來飛抵武漢，與國民黨和美方代表會談，要求盡早讓新四軍第5師部隊撤出。5月6日，周恩來又與國民黨和美方代表同赴中原解放區視察，8日抵達宣化店，聽取了中原軍區領導人關於國民黨軍對中原部隊圍攻情況的匯報。經過談判，國共雙方達成了停止衝突的4條協議。周恩來又向中原部隊領導人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原解放區主力進行戰略轉移的決定，詳細研究了突圍方案及給養、傷病員等工作，說：你們拖住了幾十萬蔣軍，有力地支援了東北戰場，也配合了華北戰場。
1946年5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雖然就中原地區停止武裝衝突簽訂了《漢口協定》，使國民黨於5月初進攻中原軍區的計劃被迫推遲，但國民黨軍的蠶食進攻並未停止。至6月，國民黨軍已將中原軍區部隊6萬餘人包圍在以宣化店為中心、方圓不足百裏的羅山、光山、商城、經扶、禮山之間的狹長地帶，中原解放區的麵積隻及原來的十分之一。為了避免內戰，中共中央多次與國民黨談判，表示願意讓出中原解放區，將部隊轉移至其他解放區去。但蔣介石卻一意孤行，不斷加緊調兵部署，至6月下旬，蔣介石用於包圍中原軍區的兵力已增至10個整編師（相當於軍）約30萬人。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撕毀國共雙方於1月間達成的《停戰協定》，以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指揮10個整編師，約30餘萬人的兵力，首先對中原軍區部隊發起大規模進攻，致使全麵內戰爆發。
中原解放軍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圍，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顧慮，生存第一，勝利第一”的指示，除留部分地方部隊在原地堅持鬥爭，以一個旅偽裝主力向東轉移迷惑國民黨軍隊外，主力在軍區司令員李先念、政治委員鄭位三等軍區領導的率領下，於6月底分兩路向西突圍。右路約1.5萬人，在中原軍區司令員李先念、政委鄭位三和副司令員王震的率領下，越過平漢鐵路，經過艱苦作戰，突破了國民黨軍隊重重截擊合圍，於7月中下旬進入陝南，同當地遊擊隊會合，並於8月初成立鄂豫陝軍區，執行創建遊擊根據地的任務。其中王震率領第三五九旅根據中央軍委指示繼續北進，於8月底進入陝甘寧解放區。左路突圍部隊為第1縱隊一部、第2縱隊、第15旅一部共1萬餘人，在軍區副司令員王樹聲率領下，越過平漢鐵路，衝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進入鄂西北的武當山區，創建遊擊根據地，於8月下旬組成鄂西北軍區。擔負迷惑和牽製國民黨軍隊任務向東轉移的第一縱隊第一旅，在旅長皮定均的指揮下，東西穿梭佯動和狙擊敵人，造成中原部隊主力向東突圍的態勢。在成功迷惑敵人之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跳出敵人包圍圈，揮師東進，轉戰20餘天，跋涉千裏，進入蘇皖解放區，編入華中野戰軍序列。此外，張體學、吳誠忠、熊作芳率領的鄂東軍區部隊，在掩護主力部隊突圍後向東挺進大別山。黃林、張水泉率領的河南軍區部隊，羅厚福、文敏生等率領的江漢軍區部隊，分別掩護北路與南路主力部隊突圍後，轉入豫西地區。這些部隊在完成掩護主力部隊突圍任務後，紛紛突出重圍，開展敵後遊擊戰爭，牽製國民黨兵力。
從1946年6月26日起至7月底，打破國民黨軍苦心經營半年之久的封鎖和包圍，勝利地完成了戰略轉移的任務。這一行動不僅粉碎了蔣介石企圖消滅中原軍區部隊的企圖，而且牽製了國民黨軍30多個旅的兵力，並將其大部調往豫西、陝南，從戰略上有利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區的作戰。
“六·一”大逮捕
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悍然向解放區進攻，發動全麵內戰。1947年5月上旬，杭州、合肥、成都、上海、南京等10餘城市，相繼發生饑民搶米風潮。5月4日，上海各學校學生舉行反內戰、反對物價高漲與官僚資本投機操縱的遊行示威。這一反內戰、反饑餓運動迅速擴展到北平、沈陽、青島、開封等地。5月20日，京滬蘇杭地區6000學生匯集南京，舉行“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向國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增加夥食費及全國教育經費等五項要求，但遭國民黨軍警殘暴鎮壓，重傷19人，輕傷90餘人，逮捕28人，造成“五·二〇”血案。同日，天津學生在遊行中亦有53人受傷。5天後，上海《文匯報》、《新民報》、《聯合晚報》三家進步報紙也被國民黨政府查封。國民黨的暴力政策，更激起愛國學生的憤怒，國民黨統治區大中城市的學生決定在1947年6月2日統一行動，舉行一次大規模的罷課遊行示威運動，以回擊國民黨的反動暴行。
在重慶，5月24日，重慶大學、女師學院等校組成“重慶市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聯合會”，罷課聲援南京“五·二〇”血案。同一天，成都的四川大學、華西大學以及華西協中等校亦通電聲援，或開始罷課。川大學生1000多人於5月30日在校內集會遊行。成渝兩地學生均積極籌備，決定響應華北學生倡議，於6月2日參加全國“反內戰日”總罷課遊行。
麵對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蔣介石寢食難安，決定以暴行鎮壓學生運動。首先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給全國各地報紙發出消息，製造了一個《共產黨地下鬥爭綱領》，作為對人民進行鎮壓的“根據”。同時，由南京“官邸會報”的秘書長穀正鼎會同中統、軍統、憲兵特務機構的負責人，製定了《六·二鎮壓方案》，布置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大逮捕。南京“官邸會報”還作出決定，各地根據情況，對愛國學生運動采取強硬措施。
5月24日，重慶“行轅黨政軍聯席會報”接奉中央“乙種會報”有關實施“大整肅”密令，並於當天召開會議。會議由行轅參謀長蕭毅肅主持。蕭毅肅傳達南京密電說：要求全國各大中城市，搶在全國學生“反內戰日”總罷課遊行之前，即6月1日統一行動，取締一切愛國民主活動，掃除“戡亂建國”障礙。“整肅”對象包括中共及各民主黨派人士，各校進步師生，新聞、文化、工商界人士。
5月31日，重慶警備司令部貼出布告，以“中共特務和同謀分子陰謀於6月2日暴動，蓄意破壞秩序，擾亂治安”等謊言為借口，宣布自次日零時起，全城實施臨時戒嚴。6月1日零時，全城分為市中、沙磁、南岸、九龍坡、北碚5個區，在分區指揮官率領下，分頭出動。軍統報紙《新華時報》派記者隨行采訪。
市中區路再分作兩隊。甲隊負責下城區，由憲兵團長沙吉夫指揮。搜捕對象為各報編輯、記者，正陽學院等學校進步師生。另一隊由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負責。是夜，新聞界共捕30人。按照名單，正陽學院應捕28人，實際捕獲7人。另在求精商學院、西南美專、市一中、通惠中學、電力公司、夏華銀行、華康銀行又捕老師、學生和工商界人士多人。
市中區乙隊負責上城區。由稽查處司法、黨政兩組組長袁海雄、雷禾村領隊。一卡車坐便衣特務，一車坐警備部警衛團士兵。新中國劇社社長周世楷（周特生）、秘書屈楚剛從“抗建堂”演戲歸來，進入保節院街一家麵館，肚子還未填飽，特務合圍上去，一下抓了6人。牛角沱《民主報》社印刷廠，是這一路抓人的重點目標。時《民主報》已查封3月，然無業可就的人員均集中住此。特務入內，從床上叫醒眾人，除留下一看門老頭外，唐弘仁、李康、舒軍、張明泛等40餘人都一鍋端走。所加罪名是：“詆毀攻擊政府，暗中策動學潮”。從《民主報》印刷廠出來到隔壁一家小印刷廠，目的是要逮捕這家廠的經理孫沉，他是民盟市支部成員，與《民主報》內民盟人員來往密切。
南岸區逮捕重點為南泉西南學院。由稽查處長、“丙種會報”主任秘書羅國熙指揮。在這裏他們逮捕了學生26人，抄去大批反美反蔣宣傳品。負責院務的3位教授馬哲民、李文釗、羅克汀也被抓走。此外，在華僑工商學院（海棠溪）、儲材農專、民建、蜀都及重慶中學也各捕數人。
北碚區逮捕由中統局重慶區區長李宏澤指揮。情報科長張漢澤，行動科長譚慧濃具體執行。計抓走鄉建學院學生24人，教職員8人。後共產黨員楊翱、陳詩伯2人被害於渣滓洞。
負責九龍坡區女師學院逮捕任務的一隊，由行轅二處一科（偵防）科長陸堅如領隊，雷天元協助。共逮捕女師學院汪盛榮等16名學生。
沙坪壩為著名學府區。重大、四川教育學院、中央工專均集中此地，是大逮捕的重點，故特別加強火力配備，由市警察局長唐毅任指揮，兵分三路，刑警處長談榮章、督察長廖大聯、警察14分局長譚用鋒、技術室主任馬俠等統統上陣。
進入重大的一路，由警察局沙坪壩分局局長譚用鋒領導，憲兵二十四團小龍坎隊張連長協助。先以大批軍警武裝把重大學生宿舍包圍，一麵由政工人員貼標語、撒傳單，一麵由餘宏達、張光漢（反動學運總部負責人、三青團重大分團幹事、重慶學生自治會委員）帶路指捕學生。被捕者有阮海燕、周其昌、淩春波、費雪香等男女生31人。同年7月補捕的全校班代表大會副主席張現華，後犧牲於渣滓洞。第二路負責到四川教育學院，由憲兵二十四團第二營營長劉東璧負責，總共逮捕了易仲康（在渣滓洞犧牲）等25人。第三路到中央工校，領隊是重慶警察局刑事警察處處長談榮章，抓到學生3人，並造成“中工血案”。
逮捕結束後，國民黨政府官方公布的被捕人數是219人（孫元良第一次宣布人數為176人，因北碚區逮捕隊返回時間較遲，後來宣布為219人），實際上並不止此數。
“六·一”大逮捕後，重慶各階層展開了大規模的營救工作，6月9日，在地下黨支持下，成立了“重慶市大中學校‘六·一’事件聯合後援會”，社會各界也紛紛組織“後援會”。麵對社會輿論的壓力，再加上國民黨對被捕人員又存在管理難、無罪可判等問題，6月5日，開始第一批釋放被捕人員，截至7月，雖絕大多數已獲釋放，但經過篩選，“漱廬”看守所猶留下仲秋元、羅克汀、唐弘仁、李康、舒軍、張真民、張明泛、龍聖夫、餘陽明、王穎冰、張永昌、藍國農、易仲康、張現華、黃三川、楊翱、陳詩伯、梁寀、向任元等20餘人，轉至石灰市稽查處看守所關押。當年12月15日，以上20餘人，連同早捕的民生機器廠工會理事張國雄、劉定平，勞協會員汪進儀等，全數由石灰市移禁重新開啟的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11月27日，因“六·一”大逮捕而入獄的易仲康、楊翱、張現華、陳詩伯、刁俠平和廖瑞卿6人殉難於重慶渣滓洞大屠殺。
小民革案
1939年冬到1941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接連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中國共產黨鑒於大革命時期沒能很好地聯合國民黨內部的左派力量，而遭到慘重失敗的教訓，開始注意開展國民黨內部愛國民主力量的工作。1941年春，在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後，在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的關懷和直接指導下，經過中共黨員王炳南和國民黨民主人士王昆侖、許寶駒、屈武等人的共同努力，於1941年夏在重慶成立了“中國民族大眾同盟”，一年後改稱為“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小民革”的成員大部分是國民黨黨內民主派人士，並有共產黨員和其他民主黨派成員參加。1949年9月17日“小民革”宣告結束。
1947年，四川省黨組織為配合解放戰爭，積極準備武裝力量。同年夏，川康特委在四川仁壽縣籍田鋪發動武裝起義，但遭失敗。籍田鋪起義失敗後，蒲華輔與胡春浦商定，將原先由川康特委領導的幾支武裝，包括原來交由田一平領導，陳龍濟負責的南充的一支武裝交給胡春浦統一領導，由胡春浦選派有經驗的軍事幹部，提供軍費物資。
1947年7至8月間，川康特委負責人華健通知胡春浦，“小民革”有一姓李的同誌已經得到他們要在南充搞武裝鬥爭的消息，想插手。李某的背景很亂，抗戰前在劉湘部隊做政治顧問、教導隊教官，現在是“小民革”四川省負責人。李某插手，對黨的工作不利。華健要求胡春浦把李某甩開。於是胡春浦假托“小民革”也可以搞武裝，隻是原來沒有這個任務，勸李某到上海“小民革”總部請示批準，並要求撥來活動經費。李某希望有一個具體的武裝鬥爭計劃和已經開展活動的墊款證明，以便取得上海“小民革”總部的信任。胡春浦替他開列了四川一些縣可能搞武裝鬥爭的負責人名單和出具了“大有字號”的一張五千多萬元的墊款單。
李某並沒有按商定的計劃去上海，而是在重慶停留下來。在重慶候船期間，李某與地下黨員肖中鼎等三人相遇，並得知肖中鼎、何雪鬆、李子伯正在籌組在大竹一帶搞武裝起義。李某對此很感興趣，竟置去上海任務不顧，主動要求加入。其後，李子伯去磁器口24兵工廠策反警衛大隊長遊德業，希望他能和李某等一起商量，搞武裝起義。不料，遊德業暗中向徐遠舉密報。徐遠舉派陸堅如、漆玉麟於10月4日將李某及其妻子、兒女抓獲。特務從李某身上搜出了“小民革”在四川的“軍事計劃”、“大有字號”的墊款單據。李某被捕後供出了“小民革”四川省領導機構成員，並親筆寫了兩份各縣“小民革”負責人名單，因而牽連到胡春浦和田一平。行轅二處處長徐遠舉懷疑“小民革”的軍事活動和共產黨有關係，非常重視，親自帶人到成都去抓人。
10月15日一早，天剛蒙蒙亮。胡春浦穿好衣服走下樓去，看見大客廳裏有十幾個人，有的穿著黑呢中山服，有的穿著美式軍服。從肩章上看，大都是校級軍官，一個身材粗壯，中等個子的人（徐遠舉）問道：“胡先生認識李某嗎？”胡春浦說：“認識”。簡單的詢問後，胡春浦被徐遠舉帶走，隨後田一平也被逮捕。李子伯、肖中鼎、何雪鬆三人在胡春浦被捕前分別在重慶被徐遠舉抓獲。隨後，因“小民革”案被捕的胡春浦等7人被關押在白公館看守所。
剛到白公館的十來天，徐遠舉就接連提審了幾次。一次徐遠舉拿出李某寫的兩份名單、“大有字號”的墊款單據，兩份名單中，一份是“小民革”四川省各組名單，另一份是四川各縣聯係搞武裝的人員名單。第二份名單中有的是黨員，如陳龍濟。陳龍濟當時以南充汽車運輸公司經理身份，擔任川北黨組織的聯絡工作，川北地區有一支武裝由他負責。為了掩護同誌，避免牽涉到黨的關係，胡春浦大膽地將第二份名單，即特務所謂“軍事計劃”的事承擔下來，說是同李某臨時搞的，隻有他們兩人知道，目的是向“小民革”上海總部騙錢。他經營的“大有字號”、“群生公司”入不敷出，生意虧了本，急需一筆資金周轉。聽到李某說“小民革”上海總部有很多美金，可以申請活動經費，便動了心。但光是說一般的活動經費油水不大，說搞武裝才能撈一大筆，所以合謀搞了這個“軍事計劃”。至於名單中的人，多是隻知道名字，並不認識的各地哥老會頭子、袍哥，有的雖認識，但隻是一麵之緣，談不上向對方提及“小民革”或搞武裝等事。寫這個假名單，無非是想證明那五千多萬假墊款單派上了用場。這一番話，真真假假，既能符合胡春浦“資本家”的身份和心理，又符合特務查“大有字號”賬麵的情況。最後，徐遠舉一口咬定說李某承認自己是革命，不是騙錢。胡春浦提出要和李某當麵對質。徐遠舉答應在他審訊李某時，讓胡春浦在窗外旁聽。
李某咬定自己是搞“小民革”，是革命，不是騙錢。同時又自相矛盾地說，邀胡春浦加入“小民革”是為了要他出錢。審訊完後，徐遠舉追問胡春浦“騙錢”的真實性。對此，胡春浦一一列舉李某曆次向“大有字號”、“群生公司”借過多少錢，有賬可查，以及李某請他邀“幹會”，開假墊款單的情況，說明這些都是李某在經濟上的騙錢手法。再次提出要和李某當麵對質。
特務在提審田一平的過程中，田一平也一口咬定李某搞“小民革”是為了搞錢，亂拉關係也是為了騙錢。由於田一平和胡春浦的口供一致，徐遠舉對此事從此不再審問。由於胡春浦在被捕後冷靜的處理，“小民革”武裝暴動案，沒有牽扯開來，不了了之。田一平、李子伯、肖中鼎、何雪鬆、胡春浦五人從白公館轉囚於渣滓洞。
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已取得決定性勝利，國民黨反動政權麵臨崩潰，代總統李宗仁為搞假和談，下令釋放“政治犯”。3月底，西南長官公署長官張群，指令徐遠舉釋放了一批民盟成員，田一平等同誌相繼出獄。此時，由於家屬、親友通過各種社會關係的渠道，多方營救，要求保釋胡春浦，經張群批交徐遠舉核辦，5月14日，胡春浦出獄。1949年11月27日，在重慶解放前三天，國民黨特務對白公館和渣滓洞進行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李子伯和何雪鬆不幸遇難，肖中鼎在屠殺的過程中幸免於難。
民革武裝鬥爭
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簡稱“民革”。“民革”是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創建的一個民主黨派。成立之初，在成都、重慶分別設有川康分會、川東分會兩個地下組織，對國民黨上層進行統戰工作和軍隊策反，同時組織地下武裝。“民革”從醞釀到成立，始終堅持同中共合作，明確提出“推翻賣國獨裁政權，實現中國獨立、民主與和平”的目標。在這一曆程中，許多“民革”成員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僅犧牲在重慶白公館的就有六人，他們中的周從化、周均時、李宗煌、黎又霖、王白與被稱為“民革川康五魂”。從他們身上，折射出川康民革武裝鬥爭的軌跡。
周從化，字繼金，1895年6月26日出生於四川省新都。曾參加過川軍的討袁、護法戰爭。1937年被劉湘任命為第七戰區長官部少將參謀長，1938年任第二十九集團軍總部中將參謀長，不久又任川康綏靖公署參謀長。1941年周從化被任命為成都茂縣師管區司令。1944年周從化由張瀾介紹，秘密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抗日戰爭勝利後，全國人民渴望和平，周從化借機向潘文華部和川康軍政界上層人士積極宣傳中共和民盟的主張。1947年秋，國民黨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並勒令停止活動，民盟被迫轉入地下鬥爭。此時，民革曾偉瀾持李濟深介紹信到四川聯絡潘文華、劉文輝，配合中共部隊解放西南。曾偉瀾向周從化建議，建立民革地下聯絡小組，並擔任組長，專與潘文華、劉文輝保持秘密聯係。1948年春，由華健和王文鼎介紹，周從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任務是加強與潘文華、劉文輝、鄧錫侯和楊傑的聯係工作，並以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在川康軍政界中支持和掩護進步活動，以民革、民盟的身份，相機策動傾向革命的川康軍政界上層人物起義，以配合解放四川。經過周從化的周密籌備，1949年2月，民革川康分會正式成立，周從化任秘書長兼組織部長和自衛軍總司令。4月下旬，南京解放。周從化活動也更頻繁和公開了。他廣泛接觸國民黨上層人士，大膽做策反工作。他的活動，引起了成都警備司令部的注意。8月17日，周從化自告奮勇，到四川省政府慷慨激昂地向王陵基指陳利弊，要王懸崖勒馬，和川、康力量團結一致，使四川免於戰禍。王笑而不答，稍作敷衍。20日深夜，周從化在家被捕，23日，特務即用專機把他押送重慶，關押在白公館監獄。周從化在獄中，經受了刑訊考驗，堅貞不屈。11月27日夜，周從化就義於鬆林坡。
黎又霖，又名黎萬裏，貴州省黔西人，1895年出生於貴州黔西。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黎又霖來到重慶，與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聯係。在董必武領導下，1939年春開始以隱蔽的身份參加了由武昌撤退，經湖南沅陵遷到綦江的國民黨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任上校政治教官，聯絡了一批川、滇、黔軍的軍官。1940年1月黎又霖回到重慶，利用其堂兄黎季雲、侄女婿蔣華村為掩護，廣泛接觸工商界、金融界人士，進步人士陶行知、李公樸等，又通過蔣華村與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的兒子鄧華明接觸。所有這些都為他後來開展軍運策反等工作打下了基礎。在周恩來、董必武的影響與推動下，1945年10月28日，國民黨民主派及愛國民主人士在重慶發起成立了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簡稱“民聯”）。經董必武同意，黎又霖加入了民聯，同時又經鮮特生、鄧初民介紹加入民盟。1946年初，民聯中央將遷往上海，民聯重慶地方組織“臨時工作組”成立，由甘祠森負責，楊傑、鄧初民擔任指導員。後經民聯中央同意，增補黎又霖為臨工組成員。1949年2月，黎又霖前往滇、黔聯絡同誌準備策動軍事起義。6月，他到昆明找楊傑再度籌商雲南軍事起義，住李挽瀾（民聯西南執行部執委）家，始知楊傑已到重慶，立即趕回重慶和楊傑、何魯、周均時、周從化、王白與、楊其昌、王國源、江載黎、張鎮宇等聚會，商討配合解放軍進軍西南，策動軍事起義迎接解放。6月，民革川東分會和民革川東縱隊成立。黎又霖為負責人之一。1949年8月19日，由於打進民革內部叛徒的出賣，黎又霖被捕，11月27日犧牲於白公館。
王白與又名本霖，1902年出生於四川蓬安縣。1929年，他受聘於重慶《新蜀報》任總編輯。1946年夏，國民黨反動派公開撕毀《雙十協定》，全麵發動內戰，王白與反蔣言論更趨激烈，反動當局對他越發不能容忍。重慶不能立腳了，他隻身一人乘船東下至上海。在上海王白與與郭春濤、楊嘯天（楊虎）等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成立了“民主同誌聯誼會”，他擔任秘書組長，並為該會草擬了政治綱領。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郭春濤為民革常委，上海的“民主同誌聯誼會”相應更名為上海地下民革。1949年6月，民聯西南執行部負責人楊傑由昆明來渝，通過黎又霖、楊永思等，在周均時家和王白與、何魯、王國源開了一個秘密會。楊傑分析了時局形勢，要求大家做好配合解放軍進軍西南，迎接解放的準備工作。王白與力主加強建軍、策反同時並進，大家無異議。會上還提出執行王白與的建軍主張，決定張鎮宇以涪陵新廟鎮為基地，組建“川東縱隊”。涪陵解放時，“川東縱隊”做了一些有利於人民的工作。王白與在重慶，除通過民革組織進行活動外，還四處奔走串聯，遇著熟識的朋友，隻要是可靠的，他都暢談時局，說明蔣介石政權必然瓦解的道理。為了迎接勝利，王白與的活動日益頻繁。8月，他還借其弟王叔雲暑假回蓬安省親，囑其送信給蓬安參議員陳潁川、西充縣參議員王浪平，借充實縣民眾自衛總隊之名，用參議會的名義來渝運500支槍，以響應解放。但不幸被打入民革組織的軍統特務出賣被捕。1949年11月27日犧牲於鬆林坡。
李宗煌，字仲華，四川屏山人。20世紀20年代，考入劉文輝創辦的軍官傳習所第一期，畢業後在劉部曆任排、連、營長職務。1929年晉升為團長，年僅30歲，成為劉部的中堅骨幹。1944年，李宗煌與張瀾、謝無量一同被邀為《大義周刊》的發起人，該刊由杜重石、王白與等在中共地下黨和民主同盟支持下，聯合進步青年張真民等創辦於成都。1948年初，通過範紹增、王白與、龐佑璵的介紹，李宗煌結識了愛國反蔣的著名人士楊虎和民革中央常委郭春濤，看到民革《成立宣言》和《行動綱領》，認識大大提高。1948年5月，杜重石奉民革中央之命，由香港飛成都，與劉文輝、李宗煌等磋商建立民革機構。決定同時成立民革川康分會和民主聯軍川康軍事委員會，兩會均取地下活動方式。劉文輝、李宗煌任兩會正、副主任，李實際負責日常組織工作。李宗煌擔任此職後，不顧危險，緊張地組建民革地下組織。他先後直接發展了聶轟、王蘊茲等為民革黨員，他們都為迎接四川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在發展民革組織同時，李宗煌還推薦人選，成立了地下軍事組織——川康民主聯軍，李宗煌自兼川南軍區司令員。在李宗煌主持下，1949年5月9日發動了崇寧起義。因眾寡懸殊，未能成功。5月14日李宗煌被捕，11月28日，李宗煌被害於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
周均時原名周烈忠，1892年出生於四川遂寧。曾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歸國後，以科技興辦工業，希望走實業救國的道路。這個理想破滅後，轉而從教。先後執教過暨南大學、中央大學、重慶大學，還擔任過重慶大學、上海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校長。1948年秋冬，川康滇黔四省民聯、民革總負責人楊傑把重慶民主黨派的少數領導人組織起來，搞了一個“轉轉會”，討論時局，交換意見，協調行動。參加人有楊傑、鮮英、周均時等十人。這個轉轉會確定“保川拒蔣，迎接解放”為當前工作的方針。在此方針指導下，他們與四川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國民黨元老熊克武、但懋辛、向育仁等建立了直接聯係，對實力派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進行了試探摸底，與工商界代表人物劉航琛、吳晉航、席新齋等也有接觸。1949年夏，環境更加險惡，國民黨在加緊鎮壓重慶學生運動的同時，進一步把特務魔爪伸向軍政界。8月20日，周均時被捕，11月27日夜被槍殺在鬆林坡。
《挺進報》事件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當局出動軍警，包圍重慶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社，迫令全體人員撤返延安，同時，在國統區所有的中共公開機構和人員也盡遭驅逐，國共和談宣告徹底破裂。
《新華日報》撤離後，重慶的政治生活頓時陷於一片沉悶壓抑氛圍中，當局實施的白色恐怖政策，使很多進步群眾對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來感到迷惘。為了打破當局的新聞封鎖，讓重慶人民聽到真理的聲音，了解人民民主革命的鬥爭進程，陳然、蔣一葦、劉鎔鑄等幾個暫時與黨失去聯係的地下黨員，把從香港寄來的新華社通訊稿內容摘編刻印成一份無名小報，在進步群眾中散發傳看。小報後來流傳到重慶地下黨領導手中，市委委員彭詠梧輾轉與陳然等接上關係。地下黨組織決定將小報辦成市委機關報，並命名為《挺進報》，主要用於內部學習，於1947年7月正式出刊。
《挺進報》的發行為8開版麵，每期一般2至3版，最多出到6版。平均約兩周出一期。起先用普通毛邊紙，後改用彩色打字紙，每期印數從100多份到1000多份不等。從創刊到1948年4月被破壞，9個多月內，共出了23期。第二十三期尚未發出即遭到破壞。
1947年10月，中共川東臨委成立。臨委和市委都很重視《挺進報》，注意發揮它的作用。報紙遵循對內發行的方針，隻在黨內和可靠同誌中傳看。除以刊登消息為主外，還經常配有小言論，反映臨委和市委的意圖，指導川東各地的地下鬥爭。《挺進報》直接聯係了一些同誌搞發行，有的也通過郵寄傳送，但主要的渠道是通過各級黨組織的地下交通傳遞，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發行網。
在1948年春節後不久，川東臨委接到川康特委間接傳達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員、分管西南工作的錢瑛的指示：加強統一戰線工作，開展對敵的攻心鬥爭，根據特殊情況的需要，可以發展特別黨員。臨委領導決定：為了加強對敵攻心鬥爭，《挺進報》改變發行方針，從對內轉向對敵，少在內部傳看，主要寄給敵方人員。從第十五期起，《挺進報》即通過各種渠道寄給敵人的黨、政、軍、警、憲、特大小頭目，報紙的內容也作相應的改變，有針對性地增加了開導、警告敵特人員的內容。
1948年3月，行轅主任朱紹良在辦公室接到3月22日出版的第十八期《挺進報》。朱十分惱怒，把二處處長徐遠舉叫到辦公室，當即手令徐限期破案。徐遠舉接令後，製定出加強郵檢，守候郵筒等措施，爭取從內部突破。
堡壘果然是從內部攻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