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重慶談判
周恩來在國共談判中
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在國統區公開存在，成為國共合作的一種象征。南方局主要負責人周恩來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駐守在國統區，在國共關係的曆史旋渦中，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長期艱苦的談判。
談判是一種特殊的統一戰線形式。由於國共合作之初，國共兩黨都同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團結抗戰的政治基礎，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始終沒有達成共識，隻是以談判的辦法，遇事協商，解決兩黨的有關問題。談判成為國共兩黨對話的唯一渠道，談判順利與否，是測試兩黨關係和統一戰線狀況的晴雨表，談判這種方式自然就成為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
1946年4月28日，周恩來結束了長達三個小時的商談之後，從牛角沱馬歇爾將軍的官邸怡園匆匆趕回曾家岩50號。這裏，中共代表團與重慶文化界朋友的話別茶話會正等著他的到來。周恩來向應邀而來的兩三百文化界朋友深沉地回憶著說：“重慶真是一座談判的城市，從西安事變到現在，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在為團結商談而奔走於重慶和延安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多少為民主事業努力的朋友卻在這樣長期的談判中走向監獄，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業的進程是多麽艱難啊！我雖然將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餒，我們一定要走完這最後而又最艱苦的一段路！”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來經衡陽、桂林等地舟車輾轉，第一次踏上國民政府戰時首都重慶這塊土地。行裝甫缷，還帶著旅途勞頓的周恩來就又進入了談判的角色。這次談判的中心，仍然是自抗戰以來先後在武漢和桂林多次商談的國共兩黨關係問題。
蔣介石對周恩來談了三點想法：
一、不讚成中共提出的“跨黨”辦法，國共兩黨最好還是合並成一個組織；
二、如此點可行，擬約毛澤東麵談；
三、如全體共產黨員合並入國民黨晢時辦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跨黨。
周恩來明確答複蔣介石：
一、國共兩黨信仰不同，奮鬥的最終目標不同，終究還是兩個黨，合並之事不可能；
二、跨黨方法如認為時機未到，可采用其他變通辦法；
三、中共黨員因加入國民黨而退出共產黨亦不可能；
四、少數人退出共產黨而加入國民黨，就是失節失信仰，於國家有害無益。
在得到周恩來的明確答複後，蔣介石還不甘心，他要周恩來就兩黨合並的事再電延安，看看還有什麽轉圜的餘地。第二天，周恩來致電延安黨中央，報告了同蔣介石會談的情況，並建議由中共中央直接給蔣介石和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發一電報，對兩黨關係問題作一明確的原則性回答，以堵死蔣介石的“合並”之心。
中共中央完全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在24、25兩日致蔣介石和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的電報中指出：“共產黨絕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之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並於其他任何政黨。”中共中央的電報，斷了蔣介石吞並共產黨的念頭，國共兩黨關於“一個大黨”的談判至此結束。2月15日，周恩來偕同新四軍軍長葉挺赴東南視察。臨行前，周恩來致電朱德、彭德懷、楊尚昆，指出蔣介石將一切問題均扣在河北地區的國共衝突上，請他們盡快提出具體意見，以便同國民黨進行談判。
6月11日和12日，先後發生了國民黨軍包圍襲擊和殺害八路軍、新四軍指戰員的河北衝突和平江慘案。周恩來回渝後，立即與蔣介石會談，指出：河北問題尚未解決，陝甘寧、晉察冀邊區四周又起摩擦。八路軍已讓無可讓，隻能起而自衛。並要求更換河北省政府主席，維持晉察冀邊區現狀，國民黨軍隊退出侵占的陝甘寧邊區各縣。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合理與公正”解決兩黨衝突的三點建議交陳誠轉蔣介石。“建議”內容主要集中在陝甘寧邊區的劃界、河北省政府改組和八路軍的擴軍增餉問題上。
三天後，蔣介石約見周恩來，強調的卻是要中共軍隊“服從中央命令，執行國家法令”，閉口不談如何解決國共之間的摩擦和衝突。
6月16日，周恩來同葉劍英再度與蔣介石商談解決邊區問題，希望蔣介石能夠承認邊區，按現有的18個縣劃界，撤退包括邊區的國民黨軍隊。在周恩來、葉劍英列舉的大量事實和據理反駁力爭之下，蔣介石最後才答應由國共雙方派員調查解決邊區問題。6月18日，周恩來返回延安。
1940年5月，由於國內政治局勢日趨險惡，剛從蘇聯回國不久的周恩來，便在這個月的最後一天從延安趕回了重慶。回重慶後幾天，周恩來即麵見蔣介石，陳述中共擁蔣反汪的抗戰誠意，揭露了國民黨內分裂投降派的陰謀。蔣介石也表示願意通過相互商談解決問題。於是，便又有了這年6月至9月的周恩來、葉劍英同何應欽、白崇禧、陳立夫、張治中的談判。
這次談判的中心問題，是劃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區域。6月，周恩來、葉劍英向何應欽、白崇禧提出了談判方案。要求國民黨承認陝甘寧邊區23個縣，八路軍改編為三軍九師，新四軍擴編為7個支隊，並提出了劃分作戰區域的6個前提條件。由於何、白每次商談時，或含糊其詞，或隻強調中共軍隊必須服從軍令，一律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一個月過去了，談判毫無進展。直至7月16日，何應欽、白崇禧才向周恩來和葉劍英遞交了一份國民黨的“中央提示案”，作為對中共的正式答複。該“提示案”的主要內容不僅在邊區、擴軍和劃界三大方麵堅持何、白在此次談判中的最初意見，而且還加上了種種強硬的措施，強求中共及其軍隊必須服從，這就等於在事實上拒絕了中共方麵的要求，談判又陷入了僵局。為使談判不致就此終止，周恩來於7月27日攜國民黨“中央提示案”回延安研究，8月25日返回重慶，28日便與蔣介石、白崇禧會談。以後又分別與陳立夫、張治中等國民黨高級官員單獨商談。由於國民黨方麵堅持其“中央提示案”已是“最後決定”，因而對中共的部分讓步和實際困難仍置之不理。最後，周恩來依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擬了個複案，並用自己的名義提出三項具體辦法，交給國民黨方麵。而此時的國民黨頑固派已在蘇北向新四軍開火，他們滿以為可以憑借自己的軍事優勢，把蘇北新四軍一舉殲滅，從而迫使共產黨服從他們的要求。
“皖南事變”前後，周恩來就新四軍的北移路線、時間、餉彈等問題和中共提出的12條善後辦法多次與蔣介石、劉為章、張衝等人商談。會談中，周恩來始終堅持了中共中央的談判原則和方針。事變後的蔣介石國民黨受到了中外輿論的強烈譴責，3月下旬的前後十天裏，蔣介石兩次約見周恩來，瀕臨破裂的國共緊張關係開始出現緩和。
這期間，周恩來就八路軍、新四軍的糧餉、彈藥和釋放葉挺等問題，年底又就國民黨何文鼎部威脅陝甘寧邊區和中共代表出席二屆二次參政會等問題，與國民黨方麵張衝、劉為章、賀耀祖、張群、王世傑等人時有會談；周恩來還根據中共中央的意見，一再要求國民黨派飛機送自己回延安。這次會談，多數以無結果告終。國民黨對談判實行的是一個“拖”字，周恩來自己亦被滯留在重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最無聊就在這個時候，朋友來訪，常常閑談一個整天。”
1942年10月，國共雙方在重慶又展開了一輪新的談判，這次中共方麵的談判代表是周恩來和林彪，時間從1942年10月直到1943年6月，曆時近一年。
這次談判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2年10月至12月。周恩來和林彪在同蔣介石、張治中、劉為章的會談中，提出了“三停、三發、兩編”的原則：要求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停止對中共的軍事進攻，停止對中共的政治進攻，停止對《新華日報》的壓迫；釋放新四軍被捕人員，發餉、發彈；允許中共將其領導下的抗日武裝編為二個集團軍。
第二階段從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周恩來、林彪根據中共中央的複電，向張治中提出：隻要共產黨合法化，國民黨可以到中共區域辦黨報；中共軍隊擴編為四軍十二師；邊區依現有區域改為行政區，直屬中央；中共軍隊戰後開往黃河以北，目前隻能先作準備，戰後保證立即實施。國民黨方麵則認為此方案與其意見“相距甚遠”，提出要在何、白“皓電”的基礎上進行談判。談判又暫時擱了下來。
第三階段從1943年3月至6月。這年5月恰逢共產國際解散，蔣介石認為武力解決中共的時機已到，故不願再談。6月4日，張治中對周恩來說，談判“須擱一擱”。6月7日，蔣介石會見周恩來和林彪，同意周、林回延。6月28日，周恩來和林彪帶來了一封蔣介石給毛澤東的親筆信返回延安。
這以後的周恩來一直住在延安，與國民黨代表麵對麵的談判形式暫時告一段落。但為解決國共之間的有關問題而與國民黨方麵的函電往來卻是從來沒有中斷過。抗戰進入第七個年頭，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延安中共中央於這一年的5月派出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到重慶，與國民黨方麵進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的商談。中共方麵提出了20條談判意見，國民黨方麵提出《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雙方磋商了4個月，沒有成效。
此時，在重慶斡旋國共關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也表示讚成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成立各黨派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的主張。在和蔣介石國民黨方麵進行了一些商談之後，他興致勃勃地飛赴延安，同毛澤東簽署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議》五條，以此作為國共兩黨進一步商談的基礎。
抱著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爭取抗日戰爭早日勝利的良好願望，周恩來於1944年11月10日至12月7日和1945年1月24日至2月16日，兩次從延安飛赴重慶，同國民黨和美國方麵進行了反複多次的商討和作出最大限度的讓步之後，終因蔣介石國民黨抱定“黨派會議等於分贓會議，聯合政府無異於推翻政府”的強硬態度，不願意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政治民主化和黨派合法化，使周恩來這兩次談判均無“功”而返。
抗戰勝利後，周恩來和王若飛又作為中共方麵的談判代表，陪同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赴重慶“共商國事”。這是一次事關戰後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談判。盡管毛澤東親赴重慶，但具體談判的重任還是在周恩來肩上。從最初的談判提案到最後的《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雙十協定》）初稿，都是由周恩來親自草擬的。短短40天裏，經過10餘次短兵相接，唇舌交鋒，終於達成了於國於民有利的著名的《雙十協定》，使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贏得了極大的主動，贏得了人心。這當中，周恩來功不可沒。
《雙十協定》以後，舉凡國共之間關於政協會議的召開；釋放葉挺、廖承誌；停止國內軍事衝突和恢複交通；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軍事三人小組以及東北問題的種種交涉、磋商與談判，周恩來無役不與，數次往返渝延之間。可謂唇焦舌敝，縱橫捭闔，宵衣旰食，心神交瘁。
艱辛的談判生涯，伴隨周恩來度過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的漫漫十年。
抗戰時期林彪的重慶談判之行
人們在談到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重慶談判時，對中共的談判代表總是隻會想到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王若飛等人，而往往想不到曾經還有一個人被毛澤東派為代表，就連周恩來也隻是作為“協助”，陪同他與蔣介石見麵和談判的人。
這個人是誰呢？他就是林彪。
那麽，毛澤東又是為何派林彪到重慶來的呢？
原來，抗日戰爭進入到1942年，“皖南事變”後緊張的國共關係雖然表麵上已經緩和，但實質上卻進入了“冷戰”的低穀階段。本來就先天不足，既無正式的共同綱領，又無健全的組織形式，僅僅隻是采取“遇事磋商”的國共合作關係如同遊絲一般的連係著重慶和延安。就連此時身在重慶的周恩來也百無聊賴地對記者說：“整日無事，有朋友來，往往閑談就是一整天。”
國共關係若即若離，陷入低穀，兩黨領導人都有意改善這種現狀。但解鈴還需係鈴人，緩和國共關係的主動權還是掌握在國民黨方麵。蔣介石首先打開局麵。8月14日，他約見周恩來，告知一星期後他將去西安，希望能在西安與毛澤東見麵，要周恩來即告毛澤東。
周恩來立即給毛澤東發去電報，除了轉告蔣介石的意見外，明確指出：蔣的目的“未可測”。並提出兩條建議：“一、以林彪為代表，赴西安見蔣；二、要求蔣帶周至西安，然後周飛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負責人）到西安見蔣介石”。對毛澤東是否應見蔣或怎樣見蔣周恩來似乎未作答複。以周恩來的身份，這好像有點沒有盡到責任，但實際上，周恩來自有他的“看法”。
四天後，8月19日，毛澤東才致電周恩來說：“依目前局勢，我似應見蔣。”
手持毛澤東的電報，周恩來如捧千鈞。國共關係的詭譎多變，蔣介石的陰險狡詐，使長於政治鬥爭、經驗豐富的他一時也難以做出決斷。不過，依他的觀察，在兩黨關係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以前，毛澤東不宜與蔣介石直接見麵，就是見麵，也談不出什麽結果來。於是，他當天就致電毛澤東，直抒胸臆：“對目前形勢，雖有以政治解決趨勢，但具體問題尚未談到，且（國民黨）實行壓迫，一無減輕。而會晤地點又在西安，因此蔣毛會麵似嫌略早。最好由林彪或朱德先打開談判之門，如蔣約林或朱隨其來渝，亦可答應，以便打開局麵，轉換空氣。一俟具體談判有眉目你再來渝，便可見渠。”
周恩來一再提議由林彪作為毛澤東的代表去見蔣介石，也是因為林彪是黃埔四期的學生，又是抗戰初期頗有影響的抗戰名將，再加上林彪1941年底自蘇聯回國後在烏魯木齊、蘭州和西安等地的軍事統戰工作很有成效，由他見蔣比較有利。另外，周恩來也考慮到暫時還摸不清蔣介石要見毛澤東的真正意圖，而毛澤東是中共黨和軍隊的一把手，擔心毛澤東離開延安後安全難有保障，故力主毛澤東暫不出山。
8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了毛澤東與蔣介石會談的問題。29日，周恩來收到毛澤東的電報：“蔣到西安時，決先派林彪見蔣，然後我去見他。依目前國際國內大局，我去見蔣有益無害，俟林彪見蔣後即確定我去西安的時間。”9月3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周恩來，重申他親自與蔣介石見麵的重要性。他在分析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時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係加以改善。這種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極大利益，哪怕具體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毛澤東甚至還想得更遠。他說：“蔣如約我到重慶參加十月參政會，我們也應準備答應他。”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裏想象著他在西安和重慶與蔣介石見麵的場景。具有詩人浪漫氣質的毛澤東與一向小心務實的周恩來在見蔣的問題上看法相差太大。
然而，身在重慶、洞悉蔣介石把戲的周恩來則心存焦慮。一方麵，他不好拂毛澤東想見蔣介石的願望。另一方麵，他作為中共派駐在重慶的首席談判代表，更應把他在重慶對形勢的分析報告給延安黨中央，以利毛澤東決策。而這種對形勢的分析必須是客觀、準確、絕對可靠的。因此，9月5日周恩來又給毛澤東發去電報，在對形勢作出詳盡的分析後，力諫毛澤東暫時不要出山。他在電報中再次陳述毛見蔣的“時機尚未成熟”，蔣的所作所為仍然“包藏禍心”，“對我黨我軍的觀念仍為非合並即大部消滅”。指出毛蔣會晤本為謀求改善國共關係，但蔣則可能利用這次會晤來打擊地方實力派和民主力量，陷中共於孤立。對毛澤東想來重慶出席參政會，周恩來分析可能會出現“約毛來渝開參政會後，借口留毛長期駐渝，不讓回延安”，“若如此，於我損失太大”，“此著萬不能不防”。這是周恩來以自己在“皖南事變”後屢次請求回延而不得蔣介石批準的“前車之鑒”提醒毛澤東的。周恩來還是建議由林彪先出麵見蔣，且“勿將話講死，看蔣的態度及要解決的問題，再定毛是否出來”。經過兩天的考慮，8日，毛澤東最終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林彪就成了這次國共談判的主角。
9月12日，中共中央接到國民黨軍委會通知，稱林彪近日可到西安與蔣介石見麵。毛澤東親自把林彪叫到自己的窯洞裏作了徹夜長談，交代了“重在緩和關係，重開談判之門”的談判方針和其他一些重大原則。當三天後林彪趕到西安時，蔣介石因有急事已經回渝。離開西安時，他留話給西安行營：“林彪到後，讓他到重慶見我”。就這樣，林彪一行於10月7日傍晚到了重慶紅岩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駐地。
10月13日，在張治中和周恩來的陪同下，林彪來到曾家岩德安裏101號蔣介石官邸。當候在客廳的林彪看見蔣介石從裏屋走出來時，他立即起身，立正敬禮，用他的湖北官話大聲叫道：“校長好！”
蔣介石抬手示意讓林彪坐下：“到這裏幾天了呀？”
“六天了”。林彪答道。
“我有事先回來了，勞你也來重慶。不過，你是我的學生和部下，也應該到重慶來走走看看，這裏你的老同學很多嘛。”蔣介石想起自己前兩天布置戴笠、康澤和滕傑等人以黃埔同學的名義宴請林彪的事。
“自黃埔一別校長，轉瞬16年了”。林彪首先轉達了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問候，他說：“毛先生本來準備親自來見校長，因時感微恙，故特地讓我先來謁見校長，聆聽教誨。”
林彪話音甫落，蔣介石連忙問道：“你這次來渝，潤之先生有何意見轉告於我？”
林彪說：毛先生托我轉告委員長的意見主要有三點：
一、抗戰建國；
二、國內的團結和統一；
三、對校長您的期望。
“好啊！好啊！講來聽聽！”蔣介石顯得很有興趣。
林彪把記得濫熟的毛澤東的囑咐一一道出。蔣介石麵帶笑容點頭稱是。林彪又說：“我們認為，國共兩黨的分歧，在思想意識上不外就是一個理想和信念的問題，實際上，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都有一個共同理想，那就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
對於林彪的話，蔣介石有些聽得不耐煩了。坐在蔣介石身邊的張治中不時朝林彪和蔣介石的臉上瞧，周恩來也在觀察著蔣介石的臉色。林彪的話還未講完，蔣介石就不停地看手表——他不想再聽下去了。周恩來看出氣氛不好，示意林彪不要再講了。林彪與蔣介石的第一次會見就這樣不歡而散。雙方約好16日在“桂園”再談。
這次蔣介石派張治中出席會談。林彪向張提出了“停止全國軍事進攻，停止全國政治進攻，停止對《新華日報》的壓迫；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發餉、發彈、發藥，釋放新四軍被俘人員和允許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編為兩個集團軍的要求”，遭到了張治中的拒絕。雙方沒談多久就結束了會談。
12月16日，林彪、周恩來在張治中的陪同下再次來到德安裏101號。寒暄完畢，蔣介石開門見山：“你們有些什麽具體的想法和要求，談談吧。”
林彪掏出事先與延安和周恩來商量好的“談判要點”，重申了上次在桂園向張治中提出的“三停、三發和兩編”的要求，重點提出了邊區政府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十八集團軍的編製、人數、駐地和恢複新四軍番號的問題。
蔣介石聽後說：“有些問題張部長已經告訴你們了，我就不在這裏贅述了。關於邊區政府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問題，我還沒有考慮好，國民政府也未作研究。有些問題，涉及到全局，待我通盤考慮後，再答複你們。我希望兩黨能真正團結，大家統一在政令、軍令下工作。現在全國各政治團體要求集中起來，所有問題均應得到解決，並要整個解決，很快的解決，而且越快越好，不要拖拖遝遝的零碎解決”。
在恢複新四軍番號的問題上。蔣介石有些發怒了，他對林彪說道：“你們既然一再表示擁護政府和我，現在又來提被取消了番號的新四軍，你們一麵喊擁護我，一麵又要做我反對的事。恢複新四軍，就等於不承認政府；恢複新四軍，就不是真正擁護我。今後不要再提新四軍的事了。”林彪與蔣介石的第二次會談，又是毫無結果。
林彪、周恩來將第二次與蔣會談的情況電告了毛澤東，毛澤東馬上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給他們回電，告知下次與蔣介石會談時可提出如下四條要求：
一、在蔣承認中共合法條件下，可同意國民黨到邊區及敵後辦黨；
二、軍隊編為4個軍12個師，包括新四軍在內；
三、邊區改行政區，人員、地域不動；
四、黃河以南部隊北移，目前隻做準備，不能實行移動。
12月24日，在桂園與張治中一個小時的會談中，毛澤東提出的“四條要求”又遭到國民黨方麵的拒絕，會談仍未取得任何結果。
1943年1月21日，周恩來以個人名義致電毛澤東，擬向國民黨提出兩條意見，以結束這次曠日持久的談判。過了幾天，毛澤東考慮林彪到重慶一次頗不容易，如果雙方一點也不讓步，此次談判將毫無結果。為了顯示中國共產黨的誠意，中共決定以退為進，再作讓步。
在後來林彪、周恩來與國民黨參謀總長何應欽的談判中，雙方一坐下，何應欽就講國共摩擦問題，並將摩擦的責任全都推到共產黨一方，對中共提出的具體問題避而不談。
蔣介石在抗戰期間對中共的談判方針就是一個“拖”字，他的“誠意”就是要在國民黨的領導下統一政令和軍令，實行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軍隊，一個主義，要中共交出武裝和地盤，然後給你“合法”的地位。在重慶的這幾個月裏，林彪也看出蔣介石根本沒有談判的誠意，他便向何應欽提出要回延安，並希望在離開重慶前與蔣介石再見一次麵。
毛澤東對林彪在重慶的談判頗感失望。3月30日，他致電林彪和周恩來，希望他們都回延安，留在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館的工作人員愈少愈好。
時間一晃到了6月，張治中約見林彪和周恩來。周恩來向張治中指出：“談判至此是我們意料之中的事，現在我和林彪決定回延安。”
6月7日，蔣介石在曾家岩德安裏103號宋美齡住所會見了林彪和周恩來。
蔣介石裝出一副既同情而又很無奈的樣子說：“其實，政府是真心實意地想與你們合作，但有些事情又不能如願以償，雙方還有些差距。這次我們的意見未獲統一，下次再談吧。”
蔣介石對林彪說：“你回去後，代我向潤之先生問好，我這裏給他寫了一封信，你就帶回去好了。”蔣介石把一封封了口的信親手交給了林彪。就這樣，林彪在重慶待了八個月，見了三次“校長”。
林彪到重慶後，在紅岩嘴八路軍辦事處和曾家岩50號周公館兩地一住就是八個多月，在這八個多月裏，蔣介石見了他三次，他還和張治中、何應欽等人商談了好幾次，真正花在談判上的時間很少，而且談判沒有任何結果，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閑著，等著“校長”和張治中、何應欽等人的約見。這段時間裏，林彪基本上無事可做。我們根據南方局老同誌的回憶以及當年跟隨林彪到重慶的伍雲甫的日記和國民黨方麵唐縱的日記，可以看到林彪當年在重慶活動的一些蛛絲馬跡。這裏給大家講一個林彪賣獎章的故事：
林彪來重慶後不久，為了他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和與社會各界人士接觸方便，林彪就在曾家岩50號周公館住了一段時間，當時林彪整日無事可做，據當年給林彪當過警衛員的伍全奎同誌講，林彪無事時就經常出去看小人書。當時曾家岩有個紀律，就是出門要給值班的人講一下，下午5點鍾以前必須回來。有一次林彪私自外出，5點鍾過了好久才回來。鄧穎超很擔心，就問他做什麽去了？結果林彪說他上街去把他在瑞金蘇區時得的一枚純金的獎章賣了，換成現錢花。談判之餘的林彪在重慶還有一件事，那就是出席各種社會活動。由於他是指揮平型關大戰的“抗日名將”，許多重慶市民對他十分仰慕，有些社會活動就請他去出席或講話，林彪也十分樂於前往，好借此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
林彪剛到重慶時，就連蔣介石對他也抱有幻想。他認為林彪是個軍事奇才，自己的學生，黃埔的弟子，對林彪這樣的人，應該施加“影響”，促使他靠向政府，“歸順”政府。蔣介石希望林彪的思想能在重慶時期有所轉變。他專門指示戴笠、康澤、唐縱、滕傑等林彪的黃埔同學，要他們做好林彪在重慶期間的招待和監視工作。其方法就是表麵要十分熱情，暗中要嚴密監視，在思想意識上要對林彪多多地施加影響。
蔣介石第一次會見林彪後的第三天晚上，戴笠就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召集滕傑、康澤、唐縱等人在重慶漱廬開會，專門商討如何對林彪加強“影響”的問題。他們商定了第二天晚上即由康澤、滕傑二人以同學的名義作東，請林彪吃飯。宴席上，林彪和康澤等人都談黃埔的往事，而且談得甚為熱鬧。第二天，唐縱將宴請林彪的情況向蔣介石作了匯報。蔣介石聽了，十分高興，對唐縱說：“你們這樣做很好，叫雨農（戴笠）也請請他。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嘛，人的思想也是隨著環境變化的。張國燾在中共幹了那麽多年，地位那麽高，最後也變了，說不定林彪也會變的。”
據伍雲甫日記記載，林彪到重慶初期，活動比較多，除國民黨一些要人不斷來看他、請他吃飯外，他也經常出去看望一些國民黨要人、同學和熟人，甚至忙得連看病的時間也抽不出來。有時，林彪也去遊覽朝天門、歌樂山等風景名勝。在伍雲甫日記裏，關於林彪外出吃飯、遊玩、看戲、看電影、訪友等活動的記載很多。
就在林彪要離開重慶之前，蔣介石還告訴戴笠，要他們趕在林彪回延安之前，再宴請林彪幾次，並與他好好“談談”，借此拉近彼此距離，增進彼此“友誼”。盡管蔣介石對林彪十分看重和上心，但林彪卻並沒有被他的“同學”所說服和感化，並沒有被陪都的“香風妖霧”所熏倒。
此時，毛澤東對林彪回延安的事情十分牽掛。他怕夜長夢多，發生意外，希望林彪早日回去。6月15日，他給林彪、周恩來發來一電，詢問他們何時動身？盼望林、周7月1日前能趕回延安。
臨行前，林彪和周恩來回請了一次黃埔同學，在都郵街卡爾登飯店舉行了一次告別宴會。
6月28日，林彪與周恩來及鄧穎超、方方、孔原、伍雲甫等百餘人，分乘5輛大卡車，一共百餘人，從紅岩嘴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出發，踏上了回延安的路途。當他無功而返，回到延安時，已是7月16日了。
重慶談判（1945.8-1945.10）
1945年8月至10月，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重慶舉行談判，並於10月10日在重慶桂園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抗戰勝利後，由於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已經被逐出中國，國共之爭再次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人們擔心內戰在中國重演。此時的蔣介石仍未放棄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的意圖，但蔣對全麵內戰也有顧忌：一是經過八年抗戰，全國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設國家，包括民主黨派甚至國民黨內部均有人反對戰爭；二是英、美、蘇三國都表示不讚成中國發生內戰；三是國民黨政府的精銳軍隊抗戰期間大都退到中國西南和西北地區，要迅速開赴共產黨控製區前線還需要有一段時間。為了調兵遣將，爭取時間，部署內戰，蔣介石於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電毛澤東，邀請毛澤東速到重慶“共定大計”。蔣介石並不是真的想通過談判來實現國內和平。他的如意算盤是想利用這一招達到兩個目的：一個是，如果毛澤東拒絕到重慶談判，就給共產黨安上拒絕談判、蓄意內戰的罪名，把戰爭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處於有利地位，而蔣介石估計毛澤東是不敢冒險來重慶的。另一個是利用談判爭取時間。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問題。8月25日，中國共產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民主，接受了蔣介石的邀請，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為代表，立即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據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提出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為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26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
8月28日上午11時許，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的陪同下，乘飛機離開延安，下午3時許，到達重慶。這是一個萬眾矚目的時刻。到機場迎接的有蔣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慶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張瀾、沈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陳銘樞、黃炎培、郭沫若等。《大公報》記者在報道中這樣寫道：“幾百個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這是維係中國目前及未來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個喜訊。”毛澤東在機場向記者發表書麵談話：“現在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這一行動，向國內外宣告：中國共產黨是真誠地謀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的。毛澤東等到達重慶，受到各階層民眾的熱烈歡迎，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民主人士柳亞子賦詩稱頌毛澤東親臨重慶的行動是“彌天大勇”。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評說：“毛先生能夠惠然肯來，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戰勝利後，“我們再能做到和平、民主與團結，這豈不是國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新華日報》發表四位讀者來信說：“毛澤東先生毅然來渝，使我們過去所聽到的對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誣詞和誤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來渝，證明了中共為和平、團結與民主而奮鬥的誠意和決心，這的確反映和代表了我們老百姓的要求。”
次日，國共雙方開始會談。會談中，蔣介石發表“中國沒有內戰”的論調，毛澤東針鋒相對地指出：“抗戰八年，內戰從未中斷”。8月30日至9月4日，國共雙方代表討論軍事政治問題，中國共產黨將“談判要點”十一項麵交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會談始終抱有極大的誠意，首先提出和平建國的具體方案，並由周恩來作了詳盡的闡述，要求國民黨政府代表給以逐條答複；而蔣介石對於談判卻毫無誠意，更無準備，僅虛與周旋，對於十一項“要點”，以“距離太遠”拒不接受。9月8日，國共雙方繼續談判軍隊與解放區問題，張治中在答複文件中，無理拒絕中共關於解放區政權和軍隊整編方案，致使會談陷於僵局。為了迫使蔣介石兌現其民主的承諾，為了爭取全國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為了揭穿所謂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中國共產黨在談判中有步驟地作出了讓步，以推動談判取得進展。在解放區的人民軍隊和人民政權這兩個最為重要的問題上，共產黨方麵也作出了重大讓步。在19日談判席上，周恩來提出，中共方麵願再作讓步，即將國民黨軍隊和中共軍隊的整編比例由五比一改為六比一，並將中共軍隊從廣東、浙江、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等地八個解放區撤出。但是，國民黨方麵按照蔣介石確定的方針，在所謂“政令軍令統一”的借口下，執意要共產黨“交出解放區”、“交出軍隊”、“放棄地盤”。周恩來、王若飛根據事實給予有力駁斥，指出解放區和人民抗日武裝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長期浴血奮戰的結果，完全是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鑒於國民黨方麵不作任何鬆動，談判在艱苦曲折的道路上緩慢前進，鬥爭十分激烈。
蔣介石為了達到逼迫共產黨交出解放區政權和軍隊的目的，采取邊談邊打的兩麵手法。9月10日至10月12日，共產黨軍隊殲滅進犯晉冀魯豫解放區的長治地區的閻錫山軍三萬五千人，活捉十九軍軍長史澤波，使蔣介石的假和談真備戰的政治騙局破產，蔣介石的軍事進攻也遭到了失敗。
在談判期間，中共代表團廣泛地進行了爭取團結各方麵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會見了大批國民黨各派代表人物、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社會知名人士。毛澤東在重慶的43天中，除主持談判外，還同各界朋友進行了廣泛接觸。他會見了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馮玉祥、譚平山、柳亞子、張伯苓，民主人士張瀾、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黃炎培；社會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釗、馬寅初，以及國民黨軍政要員孫科、於右任、陳誠、白崇禧等。還會見了蘇、美、英、法等國的駐華使節，反複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主張。周恩來也多次舉行有各民主黨派和國際人士參加的座談會，與各界代表交流對談判的意見。這些活動，使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得到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這種同情和支持，是促進這次國共談判取得某些積極成果的一個重要因素。
經過艱苦的談判，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並公開發表。國民黨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紀要包括許多關於保障國內和平辦法的協議。其要點是：確立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堅決避免內戰，迅速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實現政治民主化，保證人民的民主自由，取消特務機關，釋放政治犯，黨派平等合法，實行地方自治；確定召開民主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和平建國大計等。這是重慶談判最重要的兩項成果。
重慶談判的舉行和《雙十協定》的簽訂，表明國民黨方麵承認了中共的地位，承認了各黨派，使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建設新中國的政治主張被全國人民所了解，從而推動了全國和平民主運動的發展。但由於蔣介石頑固地拒絕承認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民主政權的合法地位，以致無法就這兩個重要問題達成協議。《雙十協議》公布後，中國共產黨再次用實際行動向全國人民表示自己的誠意，將廣東的東江縱隊和長江以南的新四軍部隊逐步撤回，而蔣介石在完成內戰的軍事部署之後，即撕毀《雙十協定》，於1946年6月向中原解放區大舉進攻，從此開始了全國規模的內戰。
毛澤東四顧特園
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市區上清寺嘉陵江南岸的小山包上，十幾棟或古典或西式或中西式結合的樓房、庭院和花園被統稱為“特園”。一條三米多寬的青石板小路從上清寺中心轉盤的大路邊蜿蜒拾級向上，通向“特園”的每一處樓房。這條小路就叫特園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鄒韜奮就住在特園路20號。“特園”這一片房屋的主人叫鮮英，字特生，“特園”就是用他的“字”命名的。鮮英把自己居住的一處庭院取名為“鮮宅”，這是“特園”的主體部分，他就住在鮮宅的達觀樓裏。這裏在當時被人們視為一片豪宅，抗戰中後期，由於大後方許多民主人士經常在特園鮮宅的達觀樓內頻繁聚會，切磋國是，因此，特園也被人們稱為“民主之家”，在大後方遐邇聞名。毛澤東1945年8月至10月到重慶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期間，就曾先後四次去特園，其中三次是到鮮宅內的達觀樓與張瀾等民主人士會晤商談，一次是應馮玉祥之邀到特園的康莊二號樓，也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的城內辦事處，出席馮玉祥的招待晚宴。以前人們一般都隻講毛澤東重慶談判期間三顧特園會晤張瀾等人的事，很少有人知道毛澤東去康莊的事。應此，準確地說，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是到了特園四次，我們姑且就把它叫做毛澤東四顧特園吧。
講到“特園”，就得先介紹一下他的主人鮮英。1885年，鮮英生於四川西充縣貧瘠的小木井鄉太平場。少年時他靠親友資助讀了私塾，青年時入伍當兵，後來升入陸軍速成學堂，與劉湘、楊森、王纘緒、潘文華、唐式遵等為同窗好友。20世紀初，張瀾出任川北宣撫使時，鮮英與楊森、劉湘等分別在其身邊擔任參謀、護衛營正、副營長。1913年，鮮英隨“國會議員”張瀾赴京見袁世凱，袁見鮮英老練穩重、出口成章，便留鮮在身邊做總統府侍衛官。後來鮮英見袁世凱醉心帝製，於是他便以讀書深造為名，離職考入陸軍大學。畢業回川後，他先後任鍾體道師支隊長、劉湘部10師師長兼重慶銅元局局長和南充第11區行政督察專員等職。
20世紀20年代，時任川軍總司令部行營參謀長的鮮英買下了重慶上清寺靠嘉陵江邊江西會館擁有的一塊70餘畝的坡地。這裏原是來重慶經商的下江人的一片墓地，坡地中央有座小山頭。1931年，鮮英將自己的花園別墅建在這座小山頭上，以後又陸續修建了十餘幢樓房，並修築了一條石板小路與上清寺大街相通，在小路口砌了個磚柱牌坊作為特園的入口。進牌坊不遠，小路就一分為二，一條徑通鮮宅，另一條通往特園的各處樓房。
鮮英把自己在鮮宅內居住的主樓取名為達觀樓，用以寄托自己的心誌，也表達自己的情愫。達觀樓坐南向北，直麵嘉陵江滔滔江水，底樓右邊是飯廳、盥洗間、客房；左邊盡頭是間大客廳。通道兩邊各有一間客房，當年張瀾與梁漱溟就長住於此。大客廳落地窗對麵牆上掛有郭沫若、張瀾的題字，落地窗右邊則懸掛著馮玉祥題寫的“民主之家”匾額，客廳頂上有一盞由12支玻璃造大紅燭組成的吊燈，其餘四方裝有吸頂白玉色玻璃燈，中央則置有雕刻精美的楠木大圓桌。這個客廳曾經接待過無數國共要員、社會名流和陪都各界民主人士。鮮英在陪都也因此享有“孟嚐君”的美譽。郭沫若對鮮英還專門有一首詩稱讚到：
嘉陵江上有一叟，
銀髯長可一尺九。
其氏姓鮮其名英，
全力為民事奔走。
以國為家家為國，
家集人民之戰友，
反對封建法西斯，
打倒獨裁打走狗。
有堂專為民主開，
有酒專為民主壽。
召集民主見曙光，
民主之家永不朽。
自1937年底國民政府，遷渝和1938年10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退守重慶以來，政府機關、工廠學校、社會團體、外地來人，如雲集潮湧般地壓向重慶，整個重慶市區一時人滿為患，住房十分緊張。而為人豪爽好客，喜歡結交，且又多有房屋、地點適中、房屋寬敞的鮮英特園之地，自然就成為人們理想的居住、聚會和辦公之地。鮮英的老師、著名川籍革命前輩張瀾經常從成都到重慶來開國民參政會，鮮英就專門在特園鮮宅自己住的達觀樓裏為張瀾長期固定地留了一個房間。文化名人梁漱溟就住在張瀾的隔壁。由於特園地點適中，環境安靜，庭院寬敞，加上鮮英的豪爽好客，許多社會賢達、文人名流、民主人士都常在這裏聚會。當年的特園鮮宅裏，經常是高朋滿座，勝友如雲。每天“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1938年底，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周恩來先後抵渝。董必武與鮮英早就認識，他向周恩來介紹了鮮英的情況，周恩來很想會一會這位重慶的“孟嚐君”，便委托董老轉告，鮮英當即表示非常歡迎。幾天後，董必武和周恩來一起來到特園，言談中周恩來有意探問鮮英能否提供特園作為中共與各界人士共商國是的場所，話剛出口，考慮到鮮英的處境，周恩來又關心地說：“這樣的話，您可能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先生怕不怕喲？”鮮英當即坦然地回答說：“與共產黨交朋友，我一是願意，二是不怕。”從此，特園就開始了在抗戰民主運動裏最為風光的歲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把這裏作為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活動的重要場所。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危機四伏。國共兩黨以外一些主張抗日的政黨和人士感到自己的政治力量弱小分散，迫切希望聯合起來，為堅持團結民主抗日而鬥爭。於是，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後改稱民主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後改稱中國農工民主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的負責人及其他人士，在特園鮮宅聚會，秘密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以後又公開了組織和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1945年10月，民盟的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在特園召開，民盟主席張瀾也經常住在特園。因此可以說，特園就是民盟的發源地和發祥地。
1945年10月28日，後來成立於香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三個前身之一的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也是在特園裏成立的。因此，特園也可以說是民革的發祥地之一。
抗戰勝利後，是特園最鼎盛的輝煌時期。1945年8月至10月，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期間，曾經三顧特園，一蒞康莊。1945年8月30日上午，毛澤東剛從歌樂山上蔣介石的官邸林園下山，上午去兩路口新村拜訪了宋慶齡，下午就去特園拜訪張瀾。看到鮮宅客廳中的“民主之家”四個大字，毛澤東感慨地說：“這是民主之家，我到家了喲！今天我們聚會在民主之家，今後我們要共同努力，爭取生活在民主之國。”看著張瀾為鮮英題寫的楹聯和馮玉祥題寫的匾額，毛澤東說：“董老起名，馮將軍題字，表老的楹聯，真是堪稱特園三絕了！”
9月2日，毛澤東又到了特園。這次是張瀾以民盟中央的名義宴請毛澤東、周恩來和王若飛。沈鈞儒、黃炎培、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冷遹和鮮英等人作陪。席間，鮮英拿出自己家釀的“女兒紅”酒招待毛澤東等人。飯後，鮮英的子女請毛澤東題詞，毛澤東用鋼筆在他們的紀念冊上寫下了“光明在望”四個大字。
9月15日下午，毛澤東應張瀾之邀，第三次到特園，與張瀾、鮮英在張瀾的臥室裏密談了近三個小時。毛澤東向張瀾介紹了國共談判的近況。實際上，談判已經進入僵局，除了已獲共識的部分外，關鍵的解放區駐地、軍隊數量等問題兩黨分歧較大，仍未達成協議。張瀾對毛澤東說：“你們同國民黨關起門來談判，已經談攏了的，就應當把它公開出來，免得蔣介石以後不認賬。”他提出，由他給國共兩黨寫一封公開信，把這些問題攤開在全國人民麵前，好受到全國人民的監督和推動。毛澤東欣然采納，當麵稱讚張瀾是“老成謀國”。
“康莊”是特園的一部分，這是兩棟兩兩相連的四幢三層西式洋房，分別稱為康莊1號樓和2號樓。抗戰初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荷蘭大使館、蘇聯軍事代表團以及盟軍軍事代表團等機構都曾借駐於此。國民黨抗日愛國將領、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為了在城內辦事方便，長期租用了康莊2號樓作為他在城內的辦事處。1945年9月1日，馮玉祥在中蘇文化協會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他被毛澤東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被共產黨的和平誠意所感動，於是他決定設宴歡迎毛澤東。地點就安排在他在城內的辦事處——特園康莊。9月7日傍晚，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來到康莊。馮玉祥和夫人李德全熱情迎接。在毛澤東轉達了朱德的問候後，馮玉祥說：“毛先生為了中華民族的統一，不顧個人的辛勞與安危，飛抵重慶，奔走和平，實為玉祥所敬佩”。毛澤東向馮玉祥介紹了中共和平、民主、團結的政治主張和延安解放區的情況，並說：“煥章先生的豐功偉績舉世盡知，抗戰期間你為反對投降、分裂，堅持抗戰、團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還望先生為祖國和平、民主、團結而繼續努力，不負國人所望啊。”馮玉祥真切地說：“我願為中國實現和平與民主奮鬥到底！”。馮玉祥聽說毛澤東要抽煙，還特別為毛澤東準備了一條好煙。為了毛澤東的絕對安全，當天擔任康莊保衛工作的全是馮玉祥自己的貼身侍衛。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團結而辛勤奔走，在短短十幾天裏，四顧特園，為我們留下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風雨同舟、團結合作、政治協商、共商國是的一段精彩史話。
《沁園春·雪》在重慶文壇上引發的一場鬥爭
1945年8月，中國人民八年抗戰取得勝利後，蔣介石卻在心裏盤算著如何消滅共產黨，以便國民黨一黨專政。為了爭取打內戰的時間，也迫於和平的呼聲，蔣介石三次電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和平建國大計”。28日，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到重慶。經過四十多天的談判，雙方簽訂《雙十協定》，毛澤東於10月11日返回延安。一場因毛澤東《沁園春·雪》詞的發表而引發的“筆墨官司”在陪都文壇打響了，引起這場戰爭的是柳亞子和吳祖光。
柳亞子，男，江蘇吳江人，1887年5月28日生。早年加入同盟會，1909年冬，創辦南社，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總統府秘書。1924年加入國民黨。1941年皖南事變後，在香港與宋慶齡、何香凝、彭澤民聯合發表著名的“四人宣言”，從事抗日民主活動，被國民黨開除黨籍。1944年9月來到重慶，寓居沙坪壩津南村，同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有親密的交往。1945年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期間，三次與他會晤，相互賦詩唱和，在詩壇傳為佳話。
毛澤東剛到重慶的第四天，就發生了一件令山城人民交口稱讚而令國民政府惶恐不安的事，這就是毛澤東與柳亞子的相見。柳亞子在大革命時期就與毛澤東在廣州相識，是毛澤東的老朋友。加上兩人都喜好作詩，較之一般朋友又親密了許多。
這一天，柳亞子興衝衝地來到桂園探望毛澤東，一見麵就無所顧忌地大聲說：“潤之先生，你是越來越容光煥發了。”
毛澤東笑說：“哦，老朋友，延河的水可沒有嘉陵江的水甜啊，精神煥發的應該是你，我隻有滿身黃土啊！”
柳亞子苦澀地搖搖頭：“我是披著一身愁霧，焉能不老啊！”
毛澤東嗬嗬一笑：“抗戰已經勝利，應該算是日出了。”
柳亞子真誠地說：“潤之先生，要驅散山城的霧，恐怕還得你來做太陽。”
毛澤東一擺手：“不，不是我毛澤東，也不是中國共產黨人，而是全國四萬萬人民，他們是太陽，隻有他們才能驅散中國大地上的霧，隻有他們才能讓陽光普照大地。”
柳亞子拍拍手，連連稱道：“說得好，說得好。”接著又問，“潤之先生，最近有雅興作詩麽？”
“太忙了，尋不到靈感。”毛澤東有些遺憾地說，“你老先生最近有大作可待拜讀麽？”
柳亞子興奮起來：“匆匆作了一首，請潤之先生雅正。”
毛澤東接過柳亞子抄寫工整的詩作，凝神吟誦道：
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戰尚休。
霖雨蒼生新建國，雲雷青史舊同舟。
中山卡爾雙源合，一笑昆侖頂上頭。
嗨，好詩，好詩。隻是把我誇得太過了。我哪裏有什麽彌天大勇，沒有人民的支持，恐怕我有十個腦袋也不敢到這裏來呀！我也不是霖雨，《國際歌》裏說得好：
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全靠我們自己。
毛澤東接著說：“像你老先生，不是幾十年來一直在為民族的解放與振興而奮鬥嗎？我們共產黨人，隻不過是千萬追求民主與自由的人民中的一分子而已。”
柳亞子臉顯敬佩之情：“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潤之先生無論如何得賜我一首詩，以紀念這次有意義的相見。”
毛澤東搖搖頭說：“新作我是一時拿不出來的，我把舊作抄錄一首送給你可好？”
柳亞子連連點頭：“行，行”。
毛澤東微微凝神，將氣運到手腕，隨著毛筆的揮灑，一首原本是用毛澤東在紅岩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信箋抄錄的詞便躍然在柳亞子送來的紀念冊上。
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好氣派，好氣派啊！”柳亞子萬分激動，“這種寬闊胸懷，遠大抱負，隻有潤之先生才能寫得出來。”
“這首詞是1936年填寫的，那時我是中年氣盛，聊抒胸懷罷了。”毛澤東解釋說。
柳亞子得到此佳作後，依韻和了一首《沁園春》，表達了對毛澤東和《沁園春·雪》的推崇。
假如到此為止，那也罷了。誰知柳亞子得了此詞後，得意之際，邀來親朋好友一齊欣賞。還在10月25日在中蘇文協舉辦的“柳詩尹畫聯展”上，將自己的和詞和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一起展出，於是該詞在國統區傳誦開來。會後，柳亞子便將毛澤東的詞和自己的和詞一並交重慶《新華日報》，意欲同時發表，但由於要發表毛澤東的詞需要延安同意，經過協商，先將柳亞子的詞在11月11日《新華日報》刊出，副標題為“次韻和潤之詠雪之作”，這引起了陪都讀者的極大關注，都希望讀到毛澤東的原作。
時任《新民報·晚刊》編輯的吳祖光，想方設法轉抄了一首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以《毛詞·沁園春》為題，於11月14日將其發表在《新民報·晚刊》副刊“西方夜譚”上。這是《沁園春·雪》在重慶的第一次公開發表，一時間大後方的廣大讀者被毛澤東的淵博曆史知識和才華征服。
在《新民報·晚刊》刊登該詞14天後，11月28日，《大公報》采用剪輯的方法，將毛澤東原詞和柳亞子的詞首次以顯著的版麵同時刊出，使人們對中共有了更深的認識。麵對毛詞的好評如潮，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門亂了方寸，他們不允許共產黨占據重慶的宣傳陣地。於是，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策劃下，一場旨在詆毀醜化毛澤東《沁園春·雪》的反動文化圍剿展開。圍剿的主要任務是國民黨《中央日報》、《和平日報》和天主教《益世報》來完成的，《大公報》在其中也起了作用。1945年12月4日至1946年1月25日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三報副刊共刊登易君左等人的詞和文章二十多篇。他們攻擊毛澤東詞是“封建餘孽的抬頭”、“有帝王思想”，企圖造成合圍之勢。在重慶的《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奉命未作任何反擊，這更讓陪都人民領略到共產黨人的氣度。然而陪都的進步文化人士為毛澤東和共產黨抱不平，他們紛紛群起唱和，奮力還擊。郭沫若、聶紺弩、黃齊生、崔敬伯、陳毅等人在《新民報·晚刊》和《客觀》等報刊雜誌上唱和多首，推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這場文仗，一直打到1946年5月23日。
舊政協上的團結和鬥爭
《雙十協定》簽訂後，國際進步輿論繼續呼籲中國實行和平民主。蘇美英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協議重申了“不幹涉中國內政”的政策，“一致同意，必須在國民政府之下建立一個團結而民主的中國，國民政府的各部門必須廣泛地由民主分子參加，並且內戰必須停止”。同時期，美國統治集團商定了對華政策。
1945年11月27日，杜魯門批準赫爾利辭去駐中國大使職務，任命陸軍上將馬歇爾為總統特使，赴中國“調處”國共衝突。12月18日，杜魯門向馬歇爾發出訓令，要他到中國後“用適當而可行的方式，運用美國的影響”，“盡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法達到中國的統一”。同一天，杜魯門發表了《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聲明》，聲明說：“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為達到統一中國目標之恰當機構”。如果將“這個政府的基礎加以擴大，容納國內其他政治黨派的話，即將推進中國的和平、團結和民主的改革”。聲明又說：“自治性的軍隊例如共產黨軍隊那樣的存在，乃與中國政治團結不相符合，且實際上使政治團結不能實現”。美國政府既要馬歇爾作為中立者在國共之間調停，又宣布隻承認國民黨政府為唯一合法政府，這就暴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真實意圖。馬歇爾就是帶著這樣的使命於12月20日來到中國的。
12月16日，中共出席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團成員周恩來、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抵渝（董必武、王若飛兩代表已在渝），準備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中共代表團認為，停止軍事衝突是召開政協的前提條件。因此首先於12月27日，正式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無條件停止內戰的三項辦法。12月24日，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彭一湖、梁漱溟、張東蓀等28人，分別致函蔣介石、毛澤東，呼籲停止武裝衝突，開誠協商。30日，民盟主席張瀾建議國共雙方1946年元旦立刻停戰。12月31日，國民黨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團的提議，並派出張群、邵力子、王世傑與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進行商談。經幾度商談，1946年1月5日，雙方達成了《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辦法的協議》。1月10日，由張群、周恩來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衝突的命令和聲明》，雙方還向所屬部隊發布了停戰令。停戰令於1月13日午夜起生效。上述停止軍事衝突的辦法、命令和聲明，構成了停戰協定的全部內容，1月10日同時公布。
根據停戰協定，1月7日正式組成了由馬歇爾、周恩來、張群（後為張治中、徐永昌）參加的三人小組（或稱三人軍事小組）。1月10日由張群、周恩來簽署了《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協議》，成立了在三人小組領導下的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執行部三委員由國民黨、共產黨、美國各一人擔任，分別為鄭介民、葉劍英、羅伯遜。執行部下設由三方同等人員組成的若幹執行小組，分赴各衝突地區進行調處工作。軍調部1月14日起在北平辦公。
與停戰令發布的同時，1月10日上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會議召開前，國共雙方在參加單位和代表名額分配問題上有過一番鬥爭。最後商定政協由五個單位三十八名代表參加。1月7日，國民黨政府正式公布會議召開辦法及會員名單。國民黨八人：孫科、吳鐵城、陳布雷、陳立夫、張厲生、王世傑、邵力子、張群。共產黨七人：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後去北平軍調部）、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青年黨五人：曾琦、陳啟天、餘家菊、楊永浚、常乃德。民主同盟九人：張瀾、羅隆基、章伯鈞、沈鈞儒、張東蓀、張申府、黃炎培、梁漱溟、張君勱。無黨派人士及社會賢達九人：郭沫若、王雲五、傅斯年、胡霖、錢永銘、繆嘉銘、李燭塵、莫德惠、邵從恩。1月10日，蔣介石代表國民黨政府致開會詞，並宣布了決定實施的事項：給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身體之自由，各政黨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並可在法律範圍之內公開活動，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釋放政治犯。1月11、12日，國共代表分別報告停止軍事衝突商談經過和國共重慶談判經過。14日至19日，進行大會討論和分組會議。25日至31日，先後通過了軍事問題、憲草問題、和平建國綱領、政府組織、國民大會問題等五項協議。31日，會議結束。
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鼓舞了國統區各界人士。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紛紛致電政協會議，提出他們的希望和建議。1月8日，剛剛成立的民主建國會宣布公開活動並向政協提供意見，要求國民黨開放政權，“以開放政權換取統一”。1月9日，重慶文化界七團體舉行的招待會上，一致通過由茅盾等提議組織政治協商會議協進會的建議。政協會議期間該會舉行了多次政協代表演講會。各界人士共同的要求是政協會議“隻許成功，不許失敗”。
參加政協的五個方麵，實際代表中國社會中三種政治力量。會議的過程，就是三種政治力量、三種國家政權主張、三條中國道路的一場尖銳複雜的較量過程。在蔣介石、周恩來、張瀾的開會詞中，就分別代表三個政治集團含蓄地申述了各自的基本主張和態度。隨後，圍繞改組國民政府、施政綱領、軍隊、國民大會、憲法草案五個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辯。
經過辯論和協商，在改組政府問題上於1月28日，達成了《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基本上否定了國民黨的無理主張，體現了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的基本要求。在施政綱領問題上，基本依據中共的方案，於1月26日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軍隊問題仍然是鬥爭的焦點。國民黨堅持其“軍令政令統一”的既定方針。經過爭論，勉強達成了《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通過了“軍隊屬於國家”、“軍黨分立”、“軍民分治”、“以政治軍”等項原則規定，但沒有解決實際問題。關於國民大會問題，最後達成的《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規定國大代表共二千零五十名。“依選舉法規定之區域及職業代表一千二百名照舊”。新增台灣、東北地區的代表一百五十名。增加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七百名。“憲法之通過，須經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為之。”基本上打破了國民黨控製國大的企圖。最後是憲法草案問題。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關於憲草問題的協議》，確定了國會製、內閣製、省自治製的政治製度。立法院和行政院大體相當於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議會和內閣，總統權力受到很大限製。協議還規定組織政協憲草審議委員會，根據上述原則製定憲草修正案，提交國民大會采納。
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十分突出的采取合法形式的鬥爭，是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特殊的一幕。由於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協代表團順應人民的要求，團結中間勢力，孤立反動勢力，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鬥爭；由於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及國民黨內民主分子的努力，使會議通過了有利於和平民主，有利於人民的協議。會議再一次確認了和
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在國統區公開存在，成為國共合作的一種象征。南方局主要負責人周恩來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駐守在國統區，在國共關係的曆史旋渦中，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長期艱苦的談判。
談判是一種特殊的統一戰線形式。由於國共合作之初，國共兩黨都同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團結抗戰的政治基礎，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始終沒有達成共識，隻是以談判的辦法，遇事協商，解決兩黨的有關問題。談判成為國共兩黨對話的唯一渠道，談判順利與否，是測試兩黨關係和統一戰線狀況的晴雨表，談判這種方式自然就成為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
1946年4月28日，周恩來結束了長達三個小時的商談之後，從牛角沱馬歇爾將軍的官邸怡園匆匆趕回曾家岩50號。這裏，中共代表團與重慶文化界朋友的話別茶話會正等著他的到來。周恩來向應邀而來的兩三百文化界朋友深沉地回憶著說：“重慶真是一座談判的城市，從西安事變到現在，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在為團結商談而奔走於重慶和延安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多少為民主事業努力的朋友卻在這樣長期的談判中走向監獄，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業的進程是多麽艱難啊！我雖然將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餒，我們一定要走完這最後而又最艱苦的一段路！”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來經衡陽、桂林等地舟車輾轉，第一次踏上國民政府戰時首都重慶這塊土地。行裝甫缷，還帶著旅途勞頓的周恩來就又進入了談判的角色。這次談判的中心，仍然是自抗戰以來先後在武漢和桂林多次商談的國共兩黨關係問題。
蔣介石對周恩來談了三點想法：
一、不讚成中共提出的“跨黨”辦法，國共兩黨最好還是合並成一個組織；
二、如此點可行，擬約毛澤東麵談；
三、如全體共產黨員合並入國民黨晢時辦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跨黨。
周恩來明確答複蔣介石：
一、國共兩黨信仰不同，奮鬥的最終目標不同，終究還是兩個黨，合並之事不可能；
二、跨黨方法如認為時機未到，可采用其他變通辦法；
三、中共黨員因加入國民黨而退出共產黨亦不可能；
四、少數人退出共產黨而加入國民黨，就是失節失信仰，於國家有害無益。
在得到周恩來的明確答複後，蔣介石還不甘心，他要周恩來就兩黨合並的事再電延安，看看還有什麽轉圜的餘地。第二天，周恩來致電延安黨中央，報告了同蔣介石會談的情況，並建議由中共中央直接給蔣介石和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發一電報，對兩黨關係問題作一明確的原則性回答，以堵死蔣介石的“合並”之心。
中共中央完全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在24、25兩日致蔣介石和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的電報中指出：“共產黨絕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之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並於其他任何政黨。”中共中央的電報，斷了蔣介石吞並共產黨的念頭，國共兩黨關於“一個大黨”的談判至此結束。2月15日，周恩來偕同新四軍軍長葉挺赴東南視察。臨行前，周恩來致電朱德、彭德懷、楊尚昆，指出蔣介石將一切問題均扣在河北地區的國共衝突上，請他們盡快提出具體意見，以便同國民黨進行談判。
6月11日和12日，先後發生了國民黨軍包圍襲擊和殺害八路軍、新四軍指戰員的河北衝突和平江慘案。周恩來回渝後，立即與蔣介石會談，指出：河北問題尚未解決，陝甘寧、晉察冀邊區四周又起摩擦。八路軍已讓無可讓，隻能起而自衛。並要求更換河北省政府主席，維持晉察冀邊區現狀，國民黨軍隊退出侵占的陝甘寧邊區各縣。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合理與公正”解決兩黨衝突的三點建議交陳誠轉蔣介石。“建議”內容主要集中在陝甘寧邊區的劃界、河北省政府改組和八路軍的擴軍增餉問題上。
三天後，蔣介石約見周恩來，強調的卻是要中共軍隊“服從中央命令，執行國家法令”，閉口不談如何解決國共之間的摩擦和衝突。
6月16日，周恩來同葉劍英再度與蔣介石商談解決邊區問題，希望蔣介石能夠承認邊區，按現有的18個縣劃界，撤退包括邊區的國民黨軍隊。在周恩來、葉劍英列舉的大量事實和據理反駁力爭之下，蔣介石最後才答應由國共雙方派員調查解決邊區問題。6月18日，周恩來返回延安。
1940年5月，由於國內政治局勢日趨險惡，剛從蘇聯回國不久的周恩來，便在這個月的最後一天從延安趕回了重慶。回重慶後幾天，周恩來即麵見蔣介石，陳述中共擁蔣反汪的抗戰誠意，揭露了國民黨內分裂投降派的陰謀。蔣介石也表示願意通過相互商談解決問題。於是，便又有了這年6月至9月的周恩來、葉劍英同何應欽、白崇禧、陳立夫、張治中的談判。
這次談判的中心問題，是劃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區域。6月，周恩來、葉劍英向何應欽、白崇禧提出了談判方案。要求國民黨承認陝甘寧邊區23個縣，八路軍改編為三軍九師，新四軍擴編為7個支隊，並提出了劃分作戰區域的6個前提條件。由於何、白每次商談時，或含糊其詞，或隻強調中共軍隊必須服從軍令，一律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一個月過去了，談判毫無進展。直至7月16日，何應欽、白崇禧才向周恩來和葉劍英遞交了一份國民黨的“中央提示案”，作為對中共的正式答複。該“提示案”的主要內容不僅在邊區、擴軍和劃界三大方麵堅持何、白在此次談判中的最初意見，而且還加上了種種強硬的措施，強求中共及其軍隊必須服從，這就等於在事實上拒絕了中共方麵的要求，談判又陷入了僵局。為使談判不致就此終止，周恩來於7月27日攜國民黨“中央提示案”回延安研究，8月25日返回重慶，28日便與蔣介石、白崇禧會談。以後又分別與陳立夫、張治中等國民黨高級官員單獨商談。由於國民黨方麵堅持其“中央提示案”已是“最後決定”，因而對中共的部分讓步和實際困難仍置之不理。最後，周恩來依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擬了個複案，並用自己的名義提出三項具體辦法，交給國民黨方麵。而此時的國民黨頑固派已在蘇北向新四軍開火，他們滿以為可以憑借自己的軍事優勢，把蘇北新四軍一舉殲滅，從而迫使共產黨服從他們的要求。
“皖南事變”前後，周恩來就新四軍的北移路線、時間、餉彈等問題和中共提出的12條善後辦法多次與蔣介石、劉為章、張衝等人商談。會談中，周恩來始終堅持了中共中央的談判原則和方針。事變後的蔣介石國民黨受到了中外輿論的強烈譴責，3月下旬的前後十天裏，蔣介石兩次約見周恩來，瀕臨破裂的國共緊張關係開始出現緩和。
這期間，周恩來就八路軍、新四軍的糧餉、彈藥和釋放葉挺等問題，年底又就國民黨何文鼎部威脅陝甘寧邊區和中共代表出席二屆二次參政會等問題，與國民黨方麵張衝、劉為章、賀耀祖、張群、王世傑等人時有會談；周恩來還根據中共中央的意見，一再要求國民黨派飛機送自己回延安。這次會談，多數以無結果告終。國民黨對談判實行的是一個“拖”字，周恩來自己亦被滯留在重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最無聊就在這個時候，朋友來訪，常常閑談一個整天。”
1942年10月，國共雙方在重慶又展開了一輪新的談判，這次中共方麵的談判代表是周恩來和林彪，時間從1942年10月直到1943年6月，曆時近一年。
這次談判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2年10月至12月。周恩來和林彪在同蔣介石、張治中、劉為章的會談中，提出了“三停、三發、兩編”的原則：要求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停止對中共的軍事進攻，停止對中共的政治進攻，停止對《新華日報》的壓迫；釋放新四軍被捕人員，發餉、發彈；允許中共將其領導下的抗日武裝編為二個集團軍。
第二階段從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周恩來、林彪根據中共中央的複電，向張治中提出：隻要共產黨合法化，國民黨可以到中共區域辦黨報；中共軍隊擴編為四軍十二師；邊區依現有區域改為行政區，直屬中央；中共軍隊戰後開往黃河以北，目前隻能先作準備，戰後保證立即實施。國民黨方麵則認為此方案與其意見“相距甚遠”，提出要在何、白“皓電”的基礎上進行談判。談判又暫時擱了下來。
第三階段從1943年3月至6月。這年5月恰逢共產國際解散，蔣介石認為武力解決中共的時機已到，故不願再談。6月4日，張治中對周恩來說，談判“須擱一擱”。6月7日，蔣介石會見周恩來和林彪，同意周、林回延。6月28日，周恩來和林彪帶來了一封蔣介石給毛澤東的親筆信返回延安。
這以後的周恩來一直住在延安，與國民黨代表麵對麵的談判形式暫時告一段落。但為解決國共之間的有關問題而與國民黨方麵的函電往來卻是從來沒有中斷過。抗戰進入第七個年頭，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延安中共中央於這一年的5月派出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到重慶，與國民黨方麵進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的商談。中共方麵提出了20條談判意見，國民黨方麵提出《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雙方磋商了4個月，沒有成效。
此時，在重慶斡旋國共關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也表示讚成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成立各黨派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的主張。在和蔣介石國民黨方麵進行了一些商談之後，他興致勃勃地飛赴延安，同毛澤東簽署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議》五條，以此作為國共兩黨進一步商談的基礎。
抱著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爭取抗日戰爭早日勝利的良好願望，周恩來於1944年11月10日至12月7日和1945年1月24日至2月16日，兩次從延安飛赴重慶，同國民黨和美國方麵進行了反複多次的商討和作出最大限度的讓步之後，終因蔣介石國民黨抱定“黨派會議等於分贓會議，聯合政府無異於推翻政府”的強硬態度，不願意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政治民主化和黨派合法化，使周恩來這兩次談判均無“功”而返。
抗戰勝利後，周恩來和王若飛又作為中共方麵的談判代表，陪同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赴重慶“共商國事”。這是一次事關戰後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談判。盡管毛澤東親赴重慶，但具體談判的重任還是在周恩來肩上。從最初的談判提案到最後的《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雙十協定》）初稿，都是由周恩來親自草擬的。短短40天裏，經過10餘次短兵相接，唇舌交鋒，終於達成了於國於民有利的著名的《雙十協定》，使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贏得了極大的主動，贏得了人心。這當中，周恩來功不可沒。
《雙十協定》以後，舉凡國共之間關於政協會議的召開；釋放葉挺、廖承誌；停止國內軍事衝突和恢複交通；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軍事三人小組以及東北問題的種種交涉、磋商與談判，周恩來無役不與，數次往返渝延之間。可謂唇焦舌敝，縱橫捭闔，宵衣旰食，心神交瘁。
艱辛的談判生涯，伴隨周恩來度過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的漫漫十年。
抗戰時期林彪的重慶談判之行
人們在談到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重慶談判時，對中共的談判代表總是隻會想到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王若飛等人，而往往想不到曾經還有一個人被毛澤東派為代表，就連周恩來也隻是作為“協助”，陪同他與蔣介石見麵和談判的人。
這個人是誰呢？他就是林彪。
那麽，毛澤東又是為何派林彪到重慶來的呢？
原來，抗日戰爭進入到1942年，“皖南事變”後緊張的國共關係雖然表麵上已經緩和，但實質上卻進入了“冷戰”的低穀階段。本來就先天不足，既無正式的共同綱領，又無健全的組織形式，僅僅隻是采取“遇事磋商”的國共合作關係如同遊絲一般的連係著重慶和延安。就連此時身在重慶的周恩來也百無聊賴地對記者說：“整日無事，有朋友來，往往閑談就是一整天。”
國共關係若即若離，陷入低穀，兩黨領導人都有意改善這種現狀。但解鈴還需係鈴人，緩和國共關係的主動權還是掌握在國民黨方麵。蔣介石首先打開局麵。8月14日，他約見周恩來，告知一星期後他將去西安，希望能在西安與毛澤東見麵，要周恩來即告毛澤東。
周恩來立即給毛澤東發去電報，除了轉告蔣介石的意見外，明確指出：蔣的目的“未可測”。並提出兩條建議：“一、以林彪為代表，赴西安見蔣；二、要求蔣帶周至西安，然後周飛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負責人）到西安見蔣介石”。對毛澤東是否應見蔣或怎樣見蔣周恩來似乎未作答複。以周恩來的身份，這好像有點沒有盡到責任，但實際上，周恩來自有他的“看法”。
四天後，8月19日，毛澤東才致電周恩來說：“依目前局勢，我似應見蔣。”
手持毛澤東的電報，周恩來如捧千鈞。國共關係的詭譎多變，蔣介石的陰險狡詐，使長於政治鬥爭、經驗豐富的他一時也難以做出決斷。不過，依他的觀察，在兩黨關係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以前，毛澤東不宜與蔣介石直接見麵，就是見麵，也談不出什麽結果來。於是，他當天就致電毛澤東，直抒胸臆：“對目前形勢，雖有以政治解決趨勢，但具體問題尚未談到，且（國民黨）實行壓迫，一無減輕。而會晤地點又在西安，因此蔣毛會麵似嫌略早。最好由林彪或朱德先打開談判之門，如蔣約林或朱隨其來渝，亦可答應，以便打開局麵，轉換空氣。一俟具體談判有眉目你再來渝，便可見渠。”
周恩來一再提議由林彪作為毛澤東的代表去見蔣介石，也是因為林彪是黃埔四期的學生，又是抗戰初期頗有影響的抗戰名將，再加上林彪1941年底自蘇聯回國後在烏魯木齊、蘭州和西安等地的軍事統戰工作很有成效，由他見蔣比較有利。另外，周恩來也考慮到暫時還摸不清蔣介石要見毛澤東的真正意圖，而毛澤東是中共黨和軍隊的一把手，擔心毛澤東離開延安後安全難有保障，故力主毛澤東暫不出山。
8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了毛澤東與蔣介石會談的問題。29日，周恩來收到毛澤東的電報：“蔣到西安時，決先派林彪見蔣，然後我去見他。依目前國際國內大局，我去見蔣有益無害，俟林彪見蔣後即確定我去西安的時間。”9月3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周恩來，重申他親自與蔣介石見麵的重要性。他在分析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時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係加以改善。這種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極大利益，哪怕具體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毛澤東甚至還想得更遠。他說：“蔣如約我到重慶參加十月參政會，我們也應準備答應他。”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裏想象著他在西安和重慶與蔣介石見麵的場景。具有詩人浪漫氣質的毛澤東與一向小心務實的周恩來在見蔣的問題上看法相差太大。
然而，身在重慶、洞悉蔣介石把戲的周恩來則心存焦慮。一方麵，他不好拂毛澤東想見蔣介石的願望。另一方麵，他作為中共派駐在重慶的首席談判代表，更應把他在重慶對形勢的分析報告給延安黨中央，以利毛澤東決策。而這種對形勢的分析必須是客觀、準確、絕對可靠的。因此，9月5日周恩來又給毛澤東發去電報，在對形勢作出詳盡的分析後，力諫毛澤東暫時不要出山。他在電報中再次陳述毛見蔣的“時機尚未成熟”，蔣的所作所為仍然“包藏禍心”，“對我黨我軍的觀念仍為非合並即大部消滅”。指出毛蔣會晤本為謀求改善國共關係，但蔣則可能利用這次會晤來打擊地方實力派和民主力量，陷中共於孤立。對毛澤東想來重慶出席參政會，周恩來分析可能會出現“約毛來渝開參政會後，借口留毛長期駐渝，不讓回延安”，“若如此，於我損失太大”，“此著萬不能不防”。這是周恩來以自己在“皖南事變”後屢次請求回延而不得蔣介石批準的“前車之鑒”提醒毛澤東的。周恩來還是建議由林彪先出麵見蔣，且“勿將話講死，看蔣的態度及要解決的問題，再定毛是否出來”。經過兩天的考慮，8日，毛澤東最終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林彪就成了這次國共談判的主角。
9月12日，中共中央接到國民黨軍委會通知，稱林彪近日可到西安與蔣介石見麵。毛澤東親自把林彪叫到自己的窯洞裏作了徹夜長談，交代了“重在緩和關係，重開談判之門”的談判方針和其他一些重大原則。當三天後林彪趕到西安時，蔣介石因有急事已經回渝。離開西安時，他留話給西安行營：“林彪到後，讓他到重慶見我”。就這樣，林彪一行於10月7日傍晚到了重慶紅岩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駐地。
10月13日，在張治中和周恩來的陪同下，林彪來到曾家岩德安裏101號蔣介石官邸。當候在客廳的林彪看見蔣介石從裏屋走出來時，他立即起身，立正敬禮，用他的湖北官話大聲叫道：“校長好！”
蔣介石抬手示意讓林彪坐下：“到這裏幾天了呀？”
“六天了”。林彪答道。
“我有事先回來了，勞你也來重慶。不過，你是我的學生和部下，也應該到重慶來走走看看，這裏你的老同學很多嘛。”蔣介石想起自己前兩天布置戴笠、康澤和滕傑等人以黃埔同學的名義宴請林彪的事。
“自黃埔一別校長，轉瞬16年了”。林彪首先轉達了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問候，他說：“毛先生本來準備親自來見校長，因時感微恙，故特地讓我先來謁見校長，聆聽教誨。”
林彪話音甫落，蔣介石連忙問道：“你這次來渝，潤之先生有何意見轉告於我？”
林彪說：毛先生托我轉告委員長的意見主要有三點：
一、抗戰建國；
二、國內的團結和統一；
三、對校長您的期望。
“好啊！好啊！講來聽聽！”蔣介石顯得很有興趣。
林彪把記得濫熟的毛澤東的囑咐一一道出。蔣介石麵帶笑容點頭稱是。林彪又說：“我們認為，國共兩黨的分歧，在思想意識上不外就是一個理想和信念的問題，實際上，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都有一個共同理想，那就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
對於林彪的話，蔣介石有些聽得不耐煩了。坐在蔣介石身邊的張治中不時朝林彪和蔣介石的臉上瞧，周恩來也在觀察著蔣介石的臉色。林彪的話還未講完，蔣介石就不停地看手表——他不想再聽下去了。周恩來看出氣氛不好，示意林彪不要再講了。林彪與蔣介石的第一次會見就這樣不歡而散。雙方約好16日在“桂園”再談。
這次蔣介石派張治中出席會談。林彪向張提出了“停止全國軍事進攻，停止全國政治進攻，停止對《新華日報》的壓迫；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發餉、發彈、發藥，釋放新四軍被俘人員和允許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編為兩個集團軍的要求”，遭到了張治中的拒絕。雙方沒談多久就結束了會談。
12月16日，林彪、周恩來在張治中的陪同下再次來到德安裏101號。寒暄完畢，蔣介石開門見山：“你們有些什麽具體的想法和要求，談談吧。”
林彪掏出事先與延安和周恩來商量好的“談判要點”，重申了上次在桂園向張治中提出的“三停、三發和兩編”的要求，重點提出了邊區政府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十八集團軍的編製、人數、駐地和恢複新四軍番號的問題。
蔣介石聽後說：“有些問題張部長已經告訴你們了，我就不在這裏贅述了。關於邊區政府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問題，我還沒有考慮好，國民政府也未作研究。有些問題，涉及到全局，待我通盤考慮後，再答複你們。我希望兩黨能真正團結，大家統一在政令、軍令下工作。現在全國各政治團體要求集中起來，所有問題均應得到解決，並要整個解決，很快的解決，而且越快越好，不要拖拖遝遝的零碎解決”。
在恢複新四軍番號的問題上。蔣介石有些發怒了，他對林彪說道：“你們既然一再表示擁護政府和我，現在又來提被取消了番號的新四軍，你們一麵喊擁護我，一麵又要做我反對的事。恢複新四軍，就等於不承認政府；恢複新四軍，就不是真正擁護我。今後不要再提新四軍的事了。”林彪與蔣介石的第二次會談，又是毫無結果。
林彪、周恩來將第二次與蔣會談的情況電告了毛澤東，毛澤東馬上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給他們回電，告知下次與蔣介石會談時可提出如下四條要求：
一、在蔣承認中共合法條件下，可同意國民黨到邊區及敵後辦黨；
二、軍隊編為4個軍12個師，包括新四軍在內；
三、邊區改行政區，人員、地域不動；
四、黃河以南部隊北移，目前隻做準備，不能實行移動。
12月24日，在桂園與張治中一個小時的會談中，毛澤東提出的“四條要求”又遭到國民黨方麵的拒絕，會談仍未取得任何結果。
1943年1月21日，周恩來以個人名義致電毛澤東，擬向國民黨提出兩條意見，以結束這次曠日持久的談判。過了幾天，毛澤東考慮林彪到重慶一次頗不容易，如果雙方一點也不讓步，此次談判將毫無結果。為了顯示中國共產黨的誠意，中共決定以退為進，再作讓步。
在後來林彪、周恩來與國民黨參謀總長何應欽的談判中，雙方一坐下，何應欽就講國共摩擦問題，並將摩擦的責任全都推到共產黨一方，對中共提出的具體問題避而不談。
蔣介石在抗戰期間對中共的談判方針就是一個“拖”字，他的“誠意”就是要在國民黨的領導下統一政令和軍令，實行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軍隊，一個主義，要中共交出武裝和地盤，然後給你“合法”的地位。在重慶的這幾個月裏，林彪也看出蔣介石根本沒有談判的誠意，他便向何應欽提出要回延安，並希望在離開重慶前與蔣介石再見一次麵。
毛澤東對林彪在重慶的談判頗感失望。3月30日，他致電林彪和周恩來，希望他們都回延安，留在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館的工作人員愈少愈好。
時間一晃到了6月，張治中約見林彪和周恩來。周恩來向張治中指出：“談判至此是我們意料之中的事，現在我和林彪決定回延安。”
6月7日，蔣介石在曾家岩德安裏103號宋美齡住所會見了林彪和周恩來。
蔣介石裝出一副既同情而又很無奈的樣子說：“其實，政府是真心實意地想與你們合作，但有些事情又不能如願以償，雙方還有些差距。這次我們的意見未獲統一，下次再談吧。”
蔣介石對林彪說：“你回去後，代我向潤之先生問好，我這裏給他寫了一封信，你就帶回去好了。”蔣介石把一封封了口的信親手交給了林彪。就這樣，林彪在重慶待了八個月，見了三次“校長”。
林彪到重慶後，在紅岩嘴八路軍辦事處和曾家岩50號周公館兩地一住就是八個多月，在這八個多月裏，蔣介石見了他三次，他還和張治中、何應欽等人商談了好幾次，真正花在談判上的時間很少，而且談判沒有任何結果，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閑著，等著“校長”和張治中、何應欽等人的約見。這段時間裏，林彪基本上無事可做。我們根據南方局老同誌的回憶以及當年跟隨林彪到重慶的伍雲甫的日記和國民黨方麵唐縱的日記，可以看到林彪當年在重慶活動的一些蛛絲馬跡。這裏給大家講一個林彪賣獎章的故事：
林彪來重慶後不久，為了他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和與社會各界人士接觸方便，林彪就在曾家岩50號周公館住了一段時間，當時林彪整日無事可做，據當年給林彪當過警衛員的伍全奎同誌講，林彪無事時就經常出去看小人書。當時曾家岩有個紀律，就是出門要給值班的人講一下，下午5點鍾以前必須回來。有一次林彪私自外出，5點鍾過了好久才回來。鄧穎超很擔心，就問他做什麽去了？結果林彪說他上街去把他在瑞金蘇區時得的一枚純金的獎章賣了，換成現錢花。談判之餘的林彪在重慶還有一件事，那就是出席各種社會活動。由於他是指揮平型關大戰的“抗日名將”，許多重慶市民對他十分仰慕，有些社會活動就請他去出席或講話，林彪也十分樂於前往，好借此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
林彪剛到重慶時，就連蔣介石對他也抱有幻想。他認為林彪是個軍事奇才，自己的學生，黃埔的弟子，對林彪這樣的人，應該施加“影響”，促使他靠向政府，“歸順”政府。蔣介石希望林彪的思想能在重慶時期有所轉變。他專門指示戴笠、康澤、唐縱、滕傑等林彪的黃埔同學，要他們做好林彪在重慶期間的招待和監視工作。其方法就是表麵要十分熱情，暗中要嚴密監視，在思想意識上要對林彪多多地施加影響。
蔣介石第一次會見林彪後的第三天晚上，戴笠就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召集滕傑、康澤、唐縱等人在重慶漱廬開會，專門商討如何對林彪加強“影響”的問題。他們商定了第二天晚上即由康澤、滕傑二人以同學的名義作東，請林彪吃飯。宴席上，林彪和康澤等人都談黃埔的往事，而且談得甚為熱鬧。第二天，唐縱將宴請林彪的情況向蔣介石作了匯報。蔣介石聽了，十分高興，對唐縱說：“你們這樣做很好，叫雨農（戴笠）也請請他。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嘛，人的思想也是隨著環境變化的。張國燾在中共幹了那麽多年，地位那麽高，最後也變了，說不定林彪也會變的。”
據伍雲甫日記記載，林彪到重慶初期，活動比較多，除國民黨一些要人不斷來看他、請他吃飯外，他也經常出去看望一些國民黨要人、同學和熟人，甚至忙得連看病的時間也抽不出來。有時，林彪也去遊覽朝天門、歌樂山等風景名勝。在伍雲甫日記裏，關於林彪外出吃飯、遊玩、看戲、看電影、訪友等活動的記載很多。
就在林彪要離開重慶之前，蔣介石還告訴戴笠，要他們趕在林彪回延安之前，再宴請林彪幾次，並與他好好“談談”，借此拉近彼此距離，增進彼此“友誼”。盡管蔣介石對林彪十分看重和上心，但林彪卻並沒有被他的“同學”所說服和感化，並沒有被陪都的“香風妖霧”所熏倒。
此時，毛澤東對林彪回延安的事情十分牽掛。他怕夜長夢多，發生意外，希望林彪早日回去。6月15日，他給林彪、周恩來發來一電，詢問他們何時動身？盼望林、周7月1日前能趕回延安。
臨行前，林彪和周恩來回請了一次黃埔同學，在都郵街卡爾登飯店舉行了一次告別宴會。
6月28日，林彪與周恩來及鄧穎超、方方、孔原、伍雲甫等百餘人，分乘5輛大卡車，一共百餘人，從紅岩嘴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出發，踏上了回延安的路途。當他無功而返，回到延安時，已是7月16日了。
重慶談判（1945.8-1945.10）
1945年8月至10月，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重慶舉行談判，並於10月10日在重慶桂園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抗戰勝利後，由於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已經被逐出中國，國共之爭再次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人們擔心內戰在中國重演。此時的蔣介石仍未放棄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的意圖，但蔣對全麵內戰也有顧忌：一是經過八年抗戰，全國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設國家，包括民主黨派甚至國民黨內部均有人反對戰爭；二是英、美、蘇三國都表示不讚成中國發生內戰；三是國民黨政府的精銳軍隊抗戰期間大都退到中國西南和西北地區，要迅速開赴共產黨控製區前線還需要有一段時間。為了調兵遣將，爭取時間，部署內戰，蔣介石於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電毛澤東，邀請毛澤東速到重慶“共定大計”。蔣介石並不是真的想通過談判來實現國內和平。他的如意算盤是想利用這一招達到兩個目的：一個是，如果毛澤東拒絕到重慶談判，就給共產黨安上拒絕談判、蓄意內戰的罪名，把戰爭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處於有利地位，而蔣介石估計毛澤東是不敢冒險來重慶的。另一個是利用談判爭取時間。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問題。8月25日，中國共產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民主，接受了蔣介石的邀請，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為代表，立即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據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提出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為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26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
8月28日上午11時許，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的陪同下，乘飛機離開延安，下午3時許，到達重慶。這是一個萬眾矚目的時刻。到機場迎接的有蔣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慶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張瀾、沈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陳銘樞、黃炎培、郭沫若等。《大公報》記者在報道中這樣寫道：“幾百個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這是維係中國目前及未來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個喜訊。”毛澤東在機場向記者發表書麵談話：“現在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這一行動，向國內外宣告：中國共產黨是真誠地謀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的。毛澤東等到達重慶，受到各階層民眾的熱烈歡迎，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民主人士柳亞子賦詩稱頌毛澤東親臨重慶的行動是“彌天大勇”。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評說：“毛先生能夠惠然肯來，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戰勝利後，“我們再能做到和平、民主與團結，這豈不是國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新華日報》發表四位讀者來信說：“毛澤東先生毅然來渝，使我們過去所聽到的對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誣詞和誤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來渝，證明了中共為和平、團結與民主而奮鬥的誠意和決心，這的確反映和代表了我們老百姓的要求。”
次日，國共雙方開始會談。會談中，蔣介石發表“中國沒有內戰”的論調，毛澤東針鋒相對地指出：“抗戰八年，內戰從未中斷”。8月30日至9月4日，國共雙方代表討論軍事政治問題，中國共產黨將“談判要點”十一項麵交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會談始終抱有極大的誠意，首先提出和平建國的具體方案，並由周恩來作了詳盡的闡述，要求國民黨政府代表給以逐條答複；而蔣介石對於談判卻毫無誠意，更無準備，僅虛與周旋，對於十一項“要點”，以“距離太遠”拒不接受。9月8日，國共雙方繼續談判軍隊與解放區問題，張治中在答複文件中，無理拒絕中共關於解放區政權和軍隊整編方案，致使會談陷於僵局。為了迫使蔣介石兌現其民主的承諾，為了爭取全國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為了揭穿所謂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中國共產黨在談判中有步驟地作出了讓步，以推動談判取得進展。在解放區的人民軍隊和人民政權這兩個最為重要的問題上，共產黨方麵也作出了重大讓步。在19日談判席上，周恩來提出，中共方麵願再作讓步，即將國民黨軍隊和中共軍隊的整編比例由五比一改為六比一，並將中共軍隊從廣東、浙江、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等地八個解放區撤出。但是，國民黨方麵按照蔣介石確定的方針，在所謂“政令軍令統一”的借口下，執意要共產黨“交出解放區”、“交出軍隊”、“放棄地盤”。周恩來、王若飛根據事實給予有力駁斥，指出解放區和人民抗日武裝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長期浴血奮戰的結果，完全是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鑒於國民黨方麵不作任何鬆動，談判在艱苦曲折的道路上緩慢前進，鬥爭十分激烈。
蔣介石為了達到逼迫共產黨交出解放區政權和軍隊的目的，采取邊談邊打的兩麵手法。9月10日至10月12日，共產黨軍隊殲滅進犯晉冀魯豫解放區的長治地區的閻錫山軍三萬五千人，活捉十九軍軍長史澤波，使蔣介石的假和談真備戰的政治騙局破產，蔣介石的軍事進攻也遭到了失敗。
在談判期間，中共代表團廣泛地進行了爭取團結各方麵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會見了大批國民黨各派代表人物、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社會知名人士。毛澤東在重慶的43天中，除主持談判外，還同各界朋友進行了廣泛接觸。他會見了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馮玉祥、譚平山、柳亞子、張伯苓，民主人士張瀾、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黃炎培；社會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釗、馬寅初，以及國民黨軍政要員孫科、於右任、陳誠、白崇禧等。還會見了蘇、美、英、法等國的駐華使節，反複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主張。周恩來也多次舉行有各民主黨派和國際人士參加的座談會，與各界代表交流對談判的意見。這些活動，使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得到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這種同情和支持，是促進這次國共談判取得某些積極成果的一個重要因素。
經過艱苦的談判，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並公開發表。國民黨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紀要包括許多關於保障國內和平辦法的協議。其要點是：確立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堅決避免內戰，迅速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實現政治民主化，保證人民的民主自由，取消特務機關，釋放政治犯，黨派平等合法，實行地方自治；確定召開民主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和平建國大計等。這是重慶談判最重要的兩項成果。
重慶談判的舉行和《雙十協定》的簽訂，表明國民黨方麵承認了中共的地位，承認了各黨派，使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建設新中國的政治主張被全國人民所了解，從而推動了全國和平民主運動的發展。但由於蔣介石頑固地拒絕承認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民主政權的合法地位，以致無法就這兩個重要問題達成協議。《雙十協議》公布後，中國共產黨再次用實際行動向全國人民表示自己的誠意，將廣東的東江縱隊和長江以南的新四軍部隊逐步撤回，而蔣介石在完成內戰的軍事部署之後，即撕毀《雙十協定》，於1946年6月向中原解放區大舉進攻，從此開始了全國規模的內戰。
毛澤東四顧特園
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市區上清寺嘉陵江南岸的小山包上，十幾棟或古典或西式或中西式結合的樓房、庭院和花園被統稱為“特園”。一條三米多寬的青石板小路從上清寺中心轉盤的大路邊蜿蜒拾級向上，通向“特園”的每一處樓房。這條小路就叫特園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鄒韜奮就住在特園路20號。“特園”這一片房屋的主人叫鮮英，字特生，“特園”就是用他的“字”命名的。鮮英把自己居住的一處庭院取名為“鮮宅”，這是“特園”的主體部分，他就住在鮮宅的達觀樓裏。這裏在當時被人們視為一片豪宅，抗戰中後期，由於大後方許多民主人士經常在特園鮮宅的達觀樓內頻繁聚會，切磋國是，因此，特園也被人們稱為“民主之家”，在大後方遐邇聞名。毛澤東1945年8月至10月到重慶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期間，就曾先後四次去特園，其中三次是到鮮宅內的達觀樓與張瀾等民主人士會晤商談，一次是應馮玉祥之邀到特園的康莊二號樓，也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的城內辦事處，出席馮玉祥的招待晚宴。以前人們一般都隻講毛澤東重慶談判期間三顧特園會晤張瀾等人的事，很少有人知道毛澤東去康莊的事。應此，準確地說，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是到了特園四次，我們姑且就把它叫做毛澤東四顧特園吧。
講到“特園”，就得先介紹一下他的主人鮮英。1885年，鮮英生於四川西充縣貧瘠的小木井鄉太平場。少年時他靠親友資助讀了私塾，青年時入伍當兵，後來升入陸軍速成學堂，與劉湘、楊森、王纘緒、潘文華、唐式遵等為同窗好友。20世紀初，張瀾出任川北宣撫使時，鮮英與楊森、劉湘等分別在其身邊擔任參謀、護衛營正、副營長。1913年，鮮英隨“國會議員”張瀾赴京見袁世凱，袁見鮮英老練穩重、出口成章，便留鮮在身邊做總統府侍衛官。後來鮮英見袁世凱醉心帝製，於是他便以讀書深造為名，離職考入陸軍大學。畢業回川後，他先後任鍾體道師支隊長、劉湘部10師師長兼重慶銅元局局長和南充第11區行政督察專員等職。
20世紀20年代，時任川軍總司令部行營參謀長的鮮英買下了重慶上清寺靠嘉陵江邊江西會館擁有的一塊70餘畝的坡地。這裏原是來重慶經商的下江人的一片墓地，坡地中央有座小山頭。1931年，鮮英將自己的花園別墅建在這座小山頭上，以後又陸續修建了十餘幢樓房，並修築了一條石板小路與上清寺大街相通，在小路口砌了個磚柱牌坊作為特園的入口。進牌坊不遠，小路就一分為二，一條徑通鮮宅，另一條通往特園的各處樓房。
鮮英把自己在鮮宅內居住的主樓取名為達觀樓，用以寄托自己的心誌，也表達自己的情愫。達觀樓坐南向北，直麵嘉陵江滔滔江水，底樓右邊是飯廳、盥洗間、客房；左邊盡頭是間大客廳。通道兩邊各有一間客房，當年張瀾與梁漱溟就長住於此。大客廳落地窗對麵牆上掛有郭沫若、張瀾的題字，落地窗右邊則懸掛著馮玉祥題寫的“民主之家”匾額，客廳頂上有一盞由12支玻璃造大紅燭組成的吊燈，其餘四方裝有吸頂白玉色玻璃燈，中央則置有雕刻精美的楠木大圓桌。這個客廳曾經接待過無數國共要員、社會名流和陪都各界民主人士。鮮英在陪都也因此享有“孟嚐君”的美譽。郭沫若對鮮英還專門有一首詩稱讚到：
嘉陵江上有一叟，
銀髯長可一尺九。
其氏姓鮮其名英，
全力為民事奔走。
以國為家家為國，
家集人民之戰友，
反對封建法西斯，
打倒獨裁打走狗。
有堂專為民主開，
有酒專為民主壽。
召集民主見曙光，
民主之家永不朽。
自1937年底國民政府，遷渝和1938年10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退守重慶以來，政府機關、工廠學校、社會團體、外地來人，如雲集潮湧般地壓向重慶，整個重慶市區一時人滿為患，住房十分緊張。而為人豪爽好客，喜歡結交，且又多有房屋、地點適中、房屋寬敞的鮮英特園之地，自然就成為人們理想的居住、聚會和辦公之地。鮮英的老師、著名川籍革命前輩張瀾經常從成都到重慶來開國民參政會，鮮英就專門在特園鮮宅自己住的達觀樓裏為張瀾長期固定地留了一個房間。文化名人梁漱溟就住在張瀾的隔壁。由於特園地點適中，環境安靜，庭院寬敞，加上鮮英的豪爽好客，許多社會賢達、文人名流、民主人士都常在這裏聚會。當年的特園鮮宅裏，經常是高朋滿座，勝友如雲。每天“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1938年底，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周恩來先後抵渝。董必武與鮮英早就認識，他向周恩來介紹了鮮英的情況，周恩來很想會一會這位重慶的“孟嚐君”，便委托董老轉告，鮮英當即表示非常歡迎。幾天後，董必武和周恩來一起來到特園，言談中周恩來有意探問鮮英能否提供特園作為中共與各界人士共商國是的場所，話剛出口，考慮到鮮英的處境，周恩來又關心地說：“這樣的話，您可能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先生怕不怕喲？”鮮英當即坦然地回答說：“與共產黨交朋友，我一是願意，二是不怕。”從此，特園就開始了在抗戰民主運動裏最為風光的歲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把這裏作為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活動的重要場所。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危機四伏。國共兩黨以外一些主張抗日的政黨和人士感到自己的政治力量弱小分散，迫切希望聯合起來，為堅持團結民主抗日而鬥爭。於是，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後改稱民主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後改稱中國農工民主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的負責人及其他人士，在特園鮮宅聚會，秘密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以後又公開了組織和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1945年10月，民盟的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在特園召開，民盟主席張瀾也經常住在特園。因此可以說，特園就是民盟的發源地和發祥地。
1945年10月28日，後來成立於香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三個前身之一的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也是在特園裏成立的。因此，特園也可以說是民革的發祥地之一。
抗戰勝利後，是特園最鼎盛的輝煌時期。1945年8月至10月，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期間，曾經三顧特園，一蒞康莊。1945年8月30日上午，毛澤東剛從歌樂山上蔣介石的官邸林園下山，上午去兩路口新村拜訪了宋慶齡，下午就去特園拜訪張瀾。看到鮮宅客廳中的“民主之家”四個大字，毛澤東感慨地說：“這是民主之家，我到家了喲！今天我們聚會在民主之家，今後我們要共同努力，爭取生活在民主之國。”看著張瀾為鮮英題寫的楹聯和馮玉祥題寫的匾額，毛澤東說：“董老起名，馮將軍題字，表老的楹聯，真是堪稱特園三絕了！”
9月2日，毛澤東又到了特園。這次是張瀾以民盟中央的名義宴請毛澤東、周恩來和王若飛。沈鈞儒、黃炎培、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冷遹和鮮英等人作陪。席間，鮮英拿出自己家釀的“女兒紅”酒招待毛澤東等人。飯後，鮮英的子女請毛澤東題詞，毛澤東用鋼筆在他們的紀念冊上寫下了“光明在望”四個大字。
9月15日下午，毛澤東應張瀾之邀，第三次到特園，與張瀾、鮮英在張瀾的臥室裏密談了近三個小時。毛澤東向張瀾介紹了國共談判的近況。實際上，談判已經進入僵局，除了已獲共識的部分外，關鍵的解放區駐地、軍隊數量等問題兩黨分歧較大，仍未達成協議。張瀾對毛澤東說：“你們同國民黨關起門來談判，已經談攏了的，就應當把它公開出來，免得蔣介石以後不認賬。”他提出，由他給國共兩黨寫一封公開信，把這些問題攤開在全國人民麵前，好受到全國人民的監督和推動。毛澤東欣然采納，當麵稱讚張瀾是“老成謀國”。
“康莊”是特園的一部分，這是兩棟兩兩相連的四幢三層西式洋房，分別稱為康莊1號樓和2號樓。抗戰初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荷蘭大使館、蘇聯軍事代表團以及盟軍軍事代表團等機構都曾借駐於此。國民黨抗日愛國將領、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為了在城內辦事方便，長期租用了康莊2號樓作為他在城內的辦事處。1945年9月1日，馮玉祥在中蘇文化協會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他被毛澤東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被共產黨的和平誠意所感動，於是他決定設宴歡迎毛澤東。地點就安排在他在城內的辦事處——特園康莊。9月7日傍晚，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來到康莊。馮玉祥和夫人李德全熱情迎接。在毛澤東轉達了朱德的問候後，馮玉祥說：“毛先生為了中華民族的統一，不顧個人的辛勞與安危，飛抵重慶，奔走和平，實為玉祥所敬佩”。毛澤東向馮玉祥介紹了中共和平、民主、團結的政治主張和延安解放區的情況，並說：“煥章先生的豐功偉績舉世盡知，抗戰期間你為反對投降、分裂，堅持抗戰、團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還望先生為祖國和平、民主、團結而繼續努力，不負國人所望啊。”馮玉祥真切地說：“我願為中國實現和平與民主奮鬥到底！”。馮玉祥聽說毛澤東要抽煙，還特別為毛澤東準備了一條好煙。為了毛澤東的絕對安全，當天擔任康莊保衛工作的全是馮玉祥自己的貼身侍衛。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團結而辛勤奔走，在短短十幾天裏，四顧特園，為我們留下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風雨同舟、團結合作、政治協商、共商國是的一段精彩史話。
《沁園春·雪》在重慶文壇上引發的一場鬥爭
1945年8月，中國人民八年抗戰取得勝利後，蔣介石卻在心裏盤算著如何消滅共產黨，以便國民黨一黨專政。為了爭取打內戰的時間，也迫於和平的呼聲，蔣介石三次電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和平建國大計”。28日，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到重慶。經過四十多天的談判，雙方簽訂《雙十協定》，毛澤東於10月11日返回延安。一場因毛澤東《沁園春·雪》詞的發表而引發的“筆墨官司”在陪都文壇打響了，引起這場戰爭的是柳亞子和吳祖光。
柳亞子，男，江蘇吳江人，1887年5月28日生。早年加入同盟會，1909年冬，創辦南社，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總統府秘書。1924年加入國民黨。1941年皖南事變後，在香港與宋慶齡、何香凝、彭澤民聯合發表著名的“四人宣言”，從事抗日民主活動，被國民黨開除黨籍。1944年9月來到重慶，寓居沙坪壩津南村，同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有親密的交往。1945年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期間，三次與他會晤，相互賦詩唱和，在詩壇傳為佳話。
毛澤東剛到重慶的第四天，就發生了一件令山城人民交口稱讚而令國民政府惶恐不安的事，這就是毛澤東與柳亞子的相見。柳亞子在大革命時期就與毛澤東在廣州相識，是毛澤東的老朋友。加上兩人都喜好作詩，較之一般朋友又親密了許多。
這一天，柳亞子興衝衝地來到桂園探望毛澤東，一見麵就無所顧忌地大聲說：“潤之先生，你是越來越容光煥發了。”
毛澤東笑說：“哦，老朋友，延河的水可沒有嘉陵江的水甜啊，精神煥發的應該是你，我隻有滿身黃土啊！”
柳亞子苦澀地搖搖頭：“我是披著一身愁霧，焉能不老啊！”
毛澤東嗬嗬一笑：“抗戰已經勝利，應該算是日出了。”
柳亞子真誠地說：“潤之先生，要驅散山城的霧，恐怕還得你來做太陽。”
毛澤東一擺手：“不，不是我毛澤東，也不是中國共產黨人，而是全國四萬萬人民，他們是太陽，隻有他們才能驅散中國大地上的霧，隻有他們才能讓陽光普照大地。”
柳亞子拍拍手，連連稱道：“說得好，說得好。”接著又問，“潤之先生，最近有雅興作詩麽？”
“太忙了，尋不到靈感。”毛澤東有些遺憾地說，“你老先生最近有大作可待拜讀麽？”
柳亞子興奮起來：“匆匆作了一首，請潤之先生雅正。”
毛澤東接過柳亞子抄寫工整的詩作，凝神吟誦道：
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戰尚休。
霖雨蒼生新建國，雲雷青史舊同舟。
中山卡爾雙源合，一笑昆侖頂上頭。
嗨，好詩，好詩。隻是把我誇得太過了。我哪裏有什麽彌天大勇，沒有人民的支持，恐怕我有十個腦袋也不敢到這裏來呀！我也不是霖雨，《國際歌》裏說得好：
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全靠我們自己。
毛澤東接著說：“像你老先生，不是幾十年來一直在為民族的解放與振興而奮鬥嗎？我們共產黨人，隻不過是千萬追求民主與自由的人民中的一分子而已。”
柳亞子臉顯敬佩之情：“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潤之先生無論如何得賜我一首詩，以紀念這次有意義的相見。”
毛澤東搖搖頭說：“新作我是一時拿不出來的，我把舊作抄錄一首送給你可好？”
柳亞子連連點頭：“行，行”。
毛澤東微微凝神，將氣運到手腕，隨著毛筆的揮灑，一首原本是用毛澤東在紅岩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信箋抄錄的詞便躍然在柳亞子送來的紀念冊上。
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好氣派，好氣派啊！”柳亞子萬分激動，“這種寬闊胸懷，遠大抱負，隻有潤之先生才能寫得出來。”
“這首詞是1936年填寫的，那時我是中年氣盛，聊抒胸懷罷了。”毛澤東解釋說。
柳亞子得到此佳作後，依韻和了一首《沁園春》，表達了對毛澤東和《沁園春·雪》的推崇。
假如到此為止，那也罷了。誰知柳亞子得了此詞後，得意之際，邀來親朋好友一齊欣賞。還在10月25日在中蘇文協舉辦的“柳詩尹畫聯展”上，將自己的和詞和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一起展出，於是該詞在國統區傳誦開來。會後，柳亞子便將毛澤東的詞和自己的和詞一並交重慶《新華日報》，意欲同時發表，但由於要發表毛澤東的詞需要延安同意，經過協商，先將柳亞子的詞在11月11日《新華日報》刊出，副標題為“次韻和潤之詠雪之作”，這引起了陪都讀者的極大關注，都希望讀到毛澤東的原作。
時任《新民報·晚刊》編輯的吳祖光，想方設法轉抄了一首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以《毛詞·沁園春》為題，於11月14日將其發表在《新民報·晚刊》副刊“西方夜譚”上。這是《沁園春·雪》在重慶的第一次公開發表，一時間大後方的廣大讀者被毛澤東的淵博曆史知識和才華征服。
在《新民報·晚刊》刊登該詞14天後，11月28日，《大公報》采用剪輯的方法，將毛澤東原詞和柳亞子的詞首次以顯著的版麵同時刊出，使人們對中共有了更深的認識。麵對毛詞的好評如潮，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門亂了方寸，他們不允許共產黨占據重慶的宣傳陣地。於是，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策劃下，一場旨在詆毀醜化毛澤東《沁園春·雪》的反動文化圍剿展開。圍剿的主要任務是國民黨《中央日報》、《和平日報》和天主教《益世報》來完成的，《大公報》在其中也起了作用。1945年12月4日至1946年1月25日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三報副刊共刊登易君左等人的詞和文章二十多篇。他們攻擊毛澤東詞是“封建餘孽的抬頭”、“有帝王思想”，企圖造成合圍之勢。在重慶的《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奉命未作任何反擊，這更讓陪都人民領略到共產黨人的氣度。然而陪都的進步文化人士為毛澤東和共產黨抱不平，他們紛紛群起唱和，奮力還擊。郭沫若、聶紺弩、黃齊生、崔敬伯、陳毅等人在《新民報·晚刊》和《客觀》等報刊雜誌上唱和多首，推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這場文仗，一直打到1946年5月23日。
舊政協上的團結和鬥爭
《雙十協定》簽訂後，國際進步輿論繼續呼籲中國實行和平民主。蘇美英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協議重申了“不幹涉中國內政”的政策，“一致同意，必須在國民政府之下建立一個團結而民主的中國，國民政府的各部門必須廣泛地由民主分子參加，並且內戰必須停止”。同時期，美國統治集團商定了對華政策。
1945年11月27日，杜魯門批準赫爾利辭去駐中國大使職務，任命陸軍上將馬歇爾為總統特使，赴中國“調處”國共衝突。12月18日，杜魯門向馬歇爾發出訓令，要他到中國後“用適當而可行的方式，運用美國的影響”，“盡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法達到中國的統一”。同一天，杜魯門發表了《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聲明》，聲明說：“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為達到統一中國目標之恰當機構”。如果將“這個政府的基礎加以擴大，容納國內其他政治黨派的話，即將推進中國的和平、團結和民主的改革”。聲明又說：“自治性的軍隊例如共產黨軍隊那樣的存在，乃與中國政治團結不相符合，且實際上使政治團結不能實現”。美國政府既要馬歇爾作為中立者在國共之間調停，又宣布隻承認國民黨政府為唯一合法政府，這就暴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真實意圖。馬歇爾就是帶著這樣的使命於12月20日來到中國的。
12月16日，中共出席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團成員周恩來、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抵渝（董必武、王若飛兩代表已在渝），準備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中共代表團認為，停止軍事衝突是召開政協的前提條件。因此首先於12月27日，正式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無條件停止內戰的三項辦法。12月24日，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彭一湖、梁漱溟、張東蓀等28人，分別致函蔣介石、毛澤東，呼籲停止武裝衝突，開誠協商。30日，民盟主席張瀾建議國共雙方1946年元旦立刻停戰。12月31日，國民黨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團的提議，並派出張群、邵力子、王世傑與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進行商談。經幾度商談，1946年1月5日，雙方達成了《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辦法的協議》。1月10日，由張群、周恩來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衝突的命令和聲明》，雙方還向所屬部隊發布了停戰令。停戰令於1月13日午夜起生效。上述停止軍事衝突的辦法、命令和聲明，構成了停戰協定的全部內容，1月10日同時公布。
根據停戰協定，1月7日正式組成了由馬歇爾、周恩來、張群（後為張治中、徐永昌）參加的三人小組（或稱三人軍事小組）。1月10日由張群、周恩來簽署了《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協議》，成立了在三人小組領導下的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執行部三委員由國民黨、共產黨、美國各一人擔任，分別為鄭介民、葉劍英、羅伯遜。執行部下設由三方同等人員組成的若幹執行小組，分赴各衝突地區進行調處工作。軍調部1月14日起在北平辦公。
與停戰令發布的同時，1月10日上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會議召開前，國共雙方在參加單位和代表名額分配問題上有過一番鬥爭。最後商定政協由五個單位三十八名代表參加。1月7日，國民黨政府正式公布會議召開辦法及會員名單。國民黨八人：孫科、吳鐵城、陳布雷、陳立夫、張厲生、王世傑、邵力子、張群。共產黨七人：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後去北平軍調部）、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青年黨五人：曾琦、陳啟天、餘家菊、楊永浚、常乃德。民主同盟九人：張瀾、羅隆基、章伯鈞、沈鈞儒、張東蓀、張申府、黃炎培、梁漱溟、張君勱。無黨派人士及社會賢達九人：郭沫若、王雲五、傅斯年、胡霖、錢永銘、繆嘉銘、李燭塵、莫德惠、邵從恩。1月10日，蔣介石代表國民黨政府致開會詞，並宣布了決定實施的事項：給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身體之自由，各政黨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並可在法律範圍之內公開活動，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釋放政治犯。1月11、12日，國共代表分別報告停止軍事衝突商談經過和國共重慶談判經過。14日至19日，進行大會討論和分組會議。25日至31日，先後通過了軍事問題、憲草問題、和平建國綱領、政府組織、國民大會問題等五項協議。31日，會議結束。
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鼓舞了國統區各界人士。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紛紛致電政協會議，提出他們的希望和建議。1月8日，剛剛成立的民主建國會宣布公開活動並向政協提供意見，要求國民黨開放政權，“以開放政權換取統一”。1月9日，重慶文化界七團體舉行的招待會上，一致通過由茅盾等提議組織政治協商會議協進會的建議。政協會議期間該會舉行了多次政協代表演講會。各界人士共同的要求是政協會議“隻許成功，不許失敗”。
參加政協的五個方麵，實際代表中國社會中三種政治力量。會議的過程，就是三種政治力量、三種國家政權主張、三條中國道路的一場尖銳複雜的較量過程。在蔣介石、周恩來、張瀾的開會詞中，就分別代表三個政治集團含蓄地申述了各自的基本主張和態度。隨後，圍繞改組國民政府、施政綱領、軍隊、國民大會、憲法草案五個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辯。
經過辯論和協商，在改組政府問題上於1月28日，達成了《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基本上否定了國民黨的無理主張，體現了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的基本要求。在施政綱領問題上，基本依據中共的方案，於1月26日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軍隊問題仍然是鬥爭的焦點。國民黨堅持其“軍令政令統一”的既定方針。經過爭論，勉強達成了《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通過了“軍隊屬於國家”、“軍黨分立”、“軍民分治”、“以政治軍”等項原則規定，但沒有解決實際問題。關於國民大會問題，最後達成的《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規定國大代表共二千零五十名。“依選舉法規定之區域及職業代表一千二百名照舊”。新增台灣、東北地區的代表一百五十名。增加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七百名。“憲法之通過，須經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為之。”基本上打破了國民黨控製國大的企圖。最後是憲法草案問題。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關於憲草問題的協議》，確定了國會製、內閣製、省自治製的政治製度。立法院和行政院大體相當於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議會和內閣，總統權力受到很大限製。協議還規定組織政協憲草審議委員會，根據上述原則製定憲草修正案，提交國民大會采納。
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十分突出的采取合法形式的鬥爭，是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特殊的一幕。由於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協代表團順應人民的要求，團結中間勢力，孤立反動勢力，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鬥爭；由於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及國民黨內民主分子的努力，使會議通過了有利於和平民主，有利於人民的協議。會議再一次確認了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