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為和平民主的犧牲
胡世合事件
在各界群眾要求民主自由，取消特務活動的熱潮中，1945年2月20日，國民黨特務公然槍殺檢查違章用電的重慶電力公司工人胡世合，造成胡世合慘案。特務的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和廣大群眾的義憤，一致要求嚴懲凶手，保障人權。中共中央南方局順應民意，因勢利導，領導發動了一場震驚全國的反對特務統治的群眾運動。
胡世合事件，是因中韓文化協會飲食部違章用電不聽勸阻，特務田凱反而槍殺執行任務的電力工人而引起的。當時重慶的電力供應十分緊張，加上偷電情況嚴重，因而時常出現電荒。所以隻有采取輪流停電的辦法來供電，嚴重地影響了抗戰物資的生產和市民的生活照明。也使國民黨軍警憲特深感“不便”，他們不得不利用職權嚴重竊電。這樣，經常造成變壓器負荷過重而發生事故，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威脅和損失，激起了電力工人和廣大市民的公憤。1945年1月24日，安裝在大梁子的變壓器因負荷過重被燒毀後，原屬該變壓器供電的鄒容路用戶中韓文化協會飲食部，竟然將其電源私自移拉在都郵街上的變壓器上，強行用電，以致這台變壓器也負荷過重，有被燒壞的危險。重慶電力公司乃於2月19日派工人前去取締，但卻遭到該飲食部的阻撓和反對。他們不僅毒打工人，還將工人扭送警察局大陽溝派出所，繼續違章用電。他們的不法行為，遭到電力公司絕大多數職員的反對。大家一致決定堅決取締，不向惡勢力低頭。2月20日，公司又派胡世合等四名工人前去剪火。暴徒們不由分說抓住工人就打，還有武裝保安隊不下數百人也一齊動手。特務田凱這時也持槍趕到，準備行凶，被工人奪了手中的槍。但工賊黃壽臣卻將槍還給了田凱。工人們被暴徒打傷後，反被扭送保安總隊問“罪”。行至民國路口時，田凱衝上來，開槍向胡世合射擊，彈中小腹。工人們奮力突圍將生命垂危的胡世合送往寬仁醫院急救，終因傷勢過重，慘死途中。
事件發生後，電力公司業務科用戶股職員，由董必武直接領導的地下黨員周力行立即向組織匯報情況，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飛電告周恩來。周恩來指示：當機立斷，通過這次慘案，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勝利鬥爭，為大後方民主運動的高漲開辟道路。南方局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成立了以王若飛為總領導的指揮機構，從運動的方針、策略到打擊的方向，均由南方局直接研究、決定和部署。開展鬥爭的方式主要是衝破封鎖，製造輿論，爭取有理有節。通過劉光負責的南方局青年組直接操作，由青年組聯係的中心小組發揮作用。
由於青年組有交朋友的工作，所以在胡世合事件前，就與電力公司的個別職工保持有經常的聯係。已有一個三人的中心小組，受他們影響的進步青年就有十餘人，這些人可以看到青年組出的宣傳品。因為有了這層聯係，使青年組對電力公司內部的情況比較清楚，這就幫助了青年組正確地估計力量和鬥爭的性質，並提出較為正確的口號和展開策略。
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晚上，青年組舉行了分管電力公司小組的“據點”會議，對胡世合事件作了全麵分析與討論。認為這一運動帶有明顯的反特務鬥爭的性質；這一鬥爭可以爭取最廣泛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這一鬥爭雖然可能遭受壓迫而屈服，但是隻要電力公司本身能堅持，其鬥爭的主要要求是可以達到的。同時還估計到，隻要善於運用矛盾，其產生的前途和意義應不亞於成都市中事件。遂決定給電力公司全體職工以明確鬥爭口號，並使用全力使該慘案的真相傳播出去。然後與電力公司的朋友共同製定了八項要求（主要是槍斃田凱，其餘的要求多半從屬於這一要求），並用更通俗的鼓動文字寫了一個向各業工友和社會求援的宣言。
2月23日，青年組指示將2000餘份不同的油印版宣言分發到重慶南岸、江北、小龍坎各主要工廠、學校和市民當中。這一傳單所起的動員和教育的作用是很大的。這個宣言能散布如此之快、之廣也是出乎國民黨特務意料的。青年組發動了各工廠青年工友用行動來援助和表示同情，如募捐、送挽聯。在職業青年和學生中也發動了募捐和送挽聯的活動。還發動輿論，經常供給《新華日報》、《新民報》、《大公報》等報消息，推動他們作不斷的報道。特別利用《新華日報》公開宣傳，刊登啟事、社論等。動員青年朋友寫通訊，寄發到成都和昆明去。當國民黨當局被迫槍斃了特務田凱後，估計這一鬥爭告一段落，工人取得了勝利。即刻將工作的重點轉到進行擴大追悼和送葬活動，繼續動員送挽聯和花圈，動員工人參加。估計國民黨當局為縮小影響，有可能取消步行送葬，偷偷用汽車將胡世合的棺材送走，就特別在職工中間說明堅持步行送葬的重要。結果，職工們仍然達到步行送葬的目的。
胡世合事件中，在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發動和組織全市工人、學生和市民開展了聲援受害者、反對特務暴行的鬥爭。十天內參加吊唁的群眾達20多萬人次，許多社會知名人士送來了挽聯，成都等地的工人也派代表前來吊唁，形成了一次聲勢浩大的群眾性的民主運動，迫使國民黨當局槍斃了行凶特務，並為胡世合舉行了公祭！這次鬥爭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特務的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群眾反壓迫的鬥爭熱情，鍛煉和培養了大批革命骨幹，積累了在國民黨統治中心奪取鬥爭勝利的成功經驗，有力地促進了重慶乃至整個國統區民主運動的高漲，譜寫了我國工運史上的光輝篇章。
胡世合事件後，南方局青年組還策劃編輯了《胡世合工友紀念冊》，用“重慶工人聯合出版社”的名義印出，廣為散發，影響麵很廣。這是一本36開毛邊紙油印的小冊子，全書48頁，字數不多，但反映的情況比較全麵。其中有胡世合慘案的經過情況介紹，有電力公司工會和胡世合家屬的控訴，有重慶各界的聲援和抗議，有《新華日報》、《新民報》的文章摘錄，有談這場鬥爭是怎樣取得勝利的綜合評論，有胡世合挽聯的輯錄，還有揭露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文章等等。這是一本珍貴的曆史文獻，現珍藏於重慶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為國家二級文物。
李少石事件
李少石，男，字默農，原名國俊，又名振，廣東新會人，1906年生於香港。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被調到香港工作。1929年調往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1930年被調回香港建立聯係上海中央和蘇區中央的秘密交通站。這時，他與廖仲愷和何香凝之女廖夢醒在香港結婚。婚後，在港島西環一偏僻地方建站，曾接送過鄧小平、蔡暢等共產黨領導人。1933年與廖夢醒奉調至上海，在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並任中國工人通訊社英文翻譯。1934年2月28日，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入獄，先囚於南京監獄，次年轉解蘇州反省院。1937年“七七”事變，周恩來在國共談判中提出釋放政治犯。8月，李被釋放出獄。上海淪陷，他與廖夢醒南下香港，繼續為黨工作。1941年12月，香港淪陷，與家人避居澳門。1943年春，他奉命調往重慶，化名少石。公開身份是《新華日報》記者兼編輯，實際是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外事組周恩來的英文秘書。1944年秋柳亞子來渝後，李少石便經常和他談詩論學，互贈吟草。
1945年10月8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柳亞子到曾家岩50號周公館拜訪周恩來，恰逢周恩來赴宴會，李少石便代陪並送柳亞子回沙坪壩。在回去途中，汽車開至紅岩嘴下土灣時，不慎撞傷陸軍重迫擊炮第一團第三營第七連士兵吳應堂，司機不知又未停車，班長田開福情急向汽車鳴槍，子彈射穿了車裏李少石的肺部。司機將李少石送往七星崗市民醫院搶救後，就逃匿無蹤。當晚，張治中正在軍事委員會大禮堂為毛澤東舉行盛大文藝晚會，消息傳來，氣氛十分緊張。正在出席會議的周恩來悉知這一情況後，立即找到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一同趕往醫院。李少石終因傷勢過重，已於當晚7時45分逝世。
翌日，重慶各大報均以醒目標題刊出李少石“遇害、遭暗殺”新聞。《新華日報》也刊出：“此次偶因送柳亞子先生返寓，竟遭毒手，殊令人憤慨不已”等語。李少石事件在重慶各界引起強烈反響，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立即部署人員調查真相，我黨也派同誌參與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原來是國民黨駐璧山炮兵團派到重慶請領冬服的一排人，因為沒有領到，仍又開回璧山。據帶隊排長說，他們從城內回來，過了化龍橋在靠近嘉陵江的公路上休息，恰遇一輛急馳的黑色小轎車把一個士兵撞傷倒地，在旁的另一個士兵喝令停車，汽車不但不停，反而加快速度開去。那個士兵一氣之下，就朝天開了一槍。據當地一家居民說，當天下午四五點鍾，有從城裏開來的一排軍隊路過這裏，在路邊休息時，坐的、睡的、解便的都有，紀律很差。或許是休息的士兵占了車道，主要責任肯定在司機，這一點是無疑的。事件一經查清，周恩來即命八路軍駐渝辦事處錢之光在《新華日報》發表聲明：說明是偶發事件，係誤傷而非故意所為，並鄭重向關心此事的國民黨當局及陪都各界人士致謝。
李少石犧牲時年僅三十九歲。12日，毛澤東離渝登機前，寫下“李少石同誌是個好共產黨，不幸遇難，永誌哀思”的題詞。現李少石的遺體葬於饒國模“大有農場”內的紅岩公墓。
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
“一二·一”運動是在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以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反對內戰、爭取民主而發動的一次偉大愛國運動。
1945年11月5日，在國民黨加緊部署向解放區發動進攻之際，毛澤東以中共發言人名義發表談話：“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全國人民動員起來，用一切方法製止內戰。”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立即進行部署，並分別約見重慶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負責人，向他們說明內戰危機十分嚴重，希望他們進一步采取行動，製止內戰。11月10日、15日，經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反複商議，決定發起籌組反內戰大會。11月19日，重慶各黨派及工業、文化各界500餘人集會，成立“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大會在黃炎培主持下通過了《章程》和《宣言》，號召全國各界民眾聯合起來，立即投入製止內戰的鬥爭。這個組織的成立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運動高漲的開端。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時評，支持重慶各界反內戰聯合會的號召。11月下旬，成都5個大學20多個學生社團發表宣言，號召大家團結起來，粉碎一切盜竊民意和挑撥內戰的借口，建立真正的輿論和力量，製止內戰。
這些消息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雲南大學等校師生中傳開，許多同學要求對重慶的行動和延安的號召有所表示。中共雲南省工委收到反映後，認為應當抓住時機發動群眾開展反內戰運動。但當時雲南形勢險惡。因為抗戰剛一結束，蔣介石就於10月初下令，用武力強行解除了龍雲在雲南的黨、政、軍職務，由國民黨中央軍全麵接管龍雲所部的防務，省主席由盧漢繼任，任命李宗黃為雲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在盧漢未到任以前兼代雲南省政府主席。軍事上很快以其嫡係部隊第九軍軍長關麟征為雲南警備總司令。鑒於當時形勢的變化，中共雲南省工委要求活動盡可能合法進行。省工委成員分頭與西南聯大等校的黨組織聯係商討，並在學生中醞釀後，決定召開一次時事座談會。11月24日，四校聯合通知，25日在雲南大學召開昆明各界青年“反內戰時事晚會”，呼籲和平。24日晚，國民黨雲南省黨部主任李宗黃、駐昆明的第5軍軍長邱清泉宣布不經批準，一律不許開會，並警告雲南大學不許把禮堂借給學生使用。中共雲南省工委研究決定，不能退卻，把會改在聯大校園內召開，同時對可能出現的情況作了周密布置。
11月25日晚，時事晚會在西南聯合大學舉行。到會師生除發起的四所大學外，還有昆華、天津、南英、五華、聯大附中等中學同學，另有部分工人、職業青年以及各界人士，共約6000人。錢端升、伍啟元、費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先後在會上作了題為《中國政治之認識》、《財政經濟與內戰關係》、《美國與中國內戰之關係》、《如何製止內戰》的演講。會議通過了反對內戰和反對美軍派軍參加中國內戰的通電。國民黨軍警聞訊包圍聯大，不斷鳴槍並擲手榴彈，進行恫嚇。次日，國民黨中央社發布新聞，造謠汙蔑與會愛國師生，激起廣大師生的憤慨。
11月26日起，昆明31所大中學校的3萬餘名學生相繼罷課，並成立罷課委員會，發表《昆明大中學生為反對內戰及抗議武裝幹涉集會告全國同胞書》，主張停止內戰，要求和平；反對外國助長中國內戰，美國政府應立即撤退駐華美軍；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切實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遊行、人身等自由。學生們的正義行動得到社會廣泛支持。他們或發表言論表示聲援，或捐出錢物，或以行動進行掩護。昆明學生總罷課，使國民黨當局非常驚慌。他們先是利用三青團破壞罷課，陰謀失敗後，決定采取更強硬的手段對付學生。27日，李宗黃召集各大中學校負責人及憲警開會，責令各校交出“思想有問題”的學生名單，限令各校28日複課。同時，組織“反罷課委員會”，由邱清泉任總指揮，統一指揮鎮壓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特務在李宗黃指揮下，遍街毆打愛國學生，闖入學校撕毀壁報，強迫學生複課。
12月1日淩晨，雲南省工委從內部情報獲悉反動派準備擴大鎮壓後，及時與學校的黨組織聯係，商定“逐步縮小戰線”，通知各校停止街頭活動，學生不要單獨外出。然而，12月1日上午10時左右，昆明國民黨當局出動大批特務和軍人闖入西南聯大、雲南大學，搗毀校舍、毆打師生，並投擲手榴彈，致使於再（共產黨員）、潘琰（共產黨員）、李魯連、張華昌四名師生遇難，數十人被炸傷、打傷，其中重傷20多人，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
血腥的鎮壓進一步激怒了全昆明的師生，紛紛加入罷課的鬥爭行列，社會各界也以各種形式給學生以支持和同情。中共雲南省工委及時領導學生在罷課中注意團結爭取工人、職業青年、教師、公務員等參與鬥爭，並將鬥爭矛頭集中指向代理省主席、C分子李宗黃和雲南警備總司令關麟征。12月2日，聯大舉行教授會，一致表示要向反動當局提出抗議。4日，全市大中學校教師400餘人聯合發表《罷課宣言》。12月6日，罷聯發表《昆明大中學生為“一二·一”慘案告全國同胞書》，為四烈士舉行了入殮儀式，有理有據地將慘案真相通告全國，爭取各階層人民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昆明學生的正義行動，首先雲南全省各地激起強烈反響。大中學校教師、民主同盟和社會各界紛紛發表聲明，抗議和譴責國民黨當局的暴行，聲援學生的愛國運動。在昆明學生運動的影響下，全國各地掀起了一場反內戰、爭民主的浪潮。中共各地組織對運動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與支持。在重慶的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最先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刊登了“一二·一”慘案真相的報道。接著又連續發表了《為昆明死難學生呼籲》、《昆明學生流血慘案》、《中國青年的光榮》等數篇社論與短評。解放區各地群眾也紛紛集會聲援昆明學生運動。在延安舉行的紀念“一二·九”運動10周年大會上，周恩來強烈譴責國民黨反動當局鎮壓學生的殘暴，對學生運動給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陸定一在會上作了題為《反對內戰，反對武裝幹涉》的演講。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昆明慘案是當前全國政治的一個縮影”，“昆明學生與教授的命運，也就是全國人民的命運，我們聲援在苦難中的昆明學生與教授，因為他們的奮鬥，就是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鬥爭，是這個鬥爭的一部分。”12月1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號召全黨和解放區軍民“援助國民黨區域正在發展的民主運動（以昆明罷課為標誌），使反動派陷於孤立，使我黨獲得廣大的同盟者，擴大在我黨影響下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
昆明學生的鬥爭在全國激起強烈反響。晉察冀、山東、晉綏等解放區相繼舉行群眾大會，對昆明學生和教授的鬥爭表示聲援。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重慶、上海、西安、武漢、廣州、長沙、杭州、南京、南昌、福州、天津、桂林、貴陽、成都等20多個大中城市的學生和各界民眾，以集會、遊行、罷課、致電慰問、捐款等方式，聲討國民黨當局的暴行，支持學生運動。中國民主同盟、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等民主黨派，重慶各界反內戰聯合會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後發出聲援函電。12月6日，中國民主同盟總部發言人嚴厲譴責肇事軍政長官；撫慰受害青年，賠償損失，保證以後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撤銷特務，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民主自由；國民政府勿再聽任軍警幹涉愛國運動，致生不幸事件。上海各界一萬餘人在宋慶齡、柳亞子、馬敘倫、沙千裏、鄭振鐸、許廣平、金仲華等主持下，還舉行了昆明死難烈士追悼會。同日，成渝兩地大中學校學生分別成立“一二·一”運動後援會。重慶各團體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18人分別致電聲援昆明慘案受難師生，並匯去10萬元作為死難學生的安葬費和受傷學生的醫療費。9日，成都大中學生5000餘人在華西壩召開追悼死難烈士大會。重慶各界1萬人在長安寺集會，紀念“一二·九”運動10周年，追悼遇難學生。沈鈞儒、董必武、王若飛、柳亞子、郭沫若、何公敢、鄧初民、羅隆基、史良、章乃器等與會致祭。
昆明學生運動，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雲南省工委的正確領導和全國人民的援助下，經過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迫使國民黨當局最終接受了學生提出的大部分條件，並將雲南省黨部主任委員李宗黃和警備司令關麟征調離。1946年3月17日，昆明各大中學校師生、社會各界人士三萬餘人隆重舉行了“一二·一”死難烈士出殯遊行和遺體安葬儀式。三萬多人在烈士墓前莊嚴宣誓：將以更加堅定一致的步伐前進，要集中所有力量，向反動的中國法西斯餘孽痛擊。至此，“一二·一”運動在勝利中結束。
“一二·一”運動，從1945年11月25日昆明四所大學舉行時事晚會開始，到1946年3月17日烈士殯葬為止，前後堅持四個月之久。在這一運動中，許多重大行動都是經過西南聯大的黨組織認真分析研究，或按照雲南省工委和南方局的明確指示、具體部署進行的。這是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拉開了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的序幕。它不僅團結、推動了中間狀態的學生、教師和社會人士走上堅決鬥爭的道路，進而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而且揭露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內戰陰謀，打擊並開始孤立了國民黨頑固派。在這次運動中培養和鍛煉了一批幹部，成為發展壯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骨幹。
李、聞慘案
抗戰勝利了，中國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要求團結建國。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作為建國的總方針。但國民黨卻倒行逆施，繼續堅持獨裁統治，準備發動內戰。
在全國人民麵臨團結與分裂、民主與獨裁、和平與內戰這場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搏鬥中，在此之前的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成立聯合政府，實現和平、團結、統一，原則上與黨一致的主張。社會活動家李公樸，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被選為民盟中央委員和民盟雲南省支部負責人。
李公樸，男，江蘇常州人，1902年出生。1928年赴美留學，1930年11月回到上海。是各界救國聯合會的負責人，也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戰爆發後，李公樸積極投身於抗日民主運動。1937年11月，與沈鈞儒等積極籌建全國抗敵救亡總會。12月，和沈鈞儒一起創辦《全民周刊》，並成立了全民通訊總社。1938年1月，應山西閻錫山之邀，到山西臨汾創辦民族革命大學，被委任為副校長，聘請一些進步學者、教授到民大任教。1938年，李公樸的《抗戰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全民抗戰》出版。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時期，他冒著生命危險往來於敵後與前線之間。11月他到達延安，並拜會了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他組織了“抗戰教學團”，到晉、察、冀邊區進行抗戰教育工作，並把自己的親身經曆撰寫成書——《華北敵後——晉察冀》，客觀公正地宣傳共產黨、八路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由北方最前線轉入西南大後方昆明。1942年12月創建北門書屋，1944年創辦北門出版社。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民盟雲南省支部執行委員，並擔任《民主周刊》的編委工作。1945年在民盟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民主教育委員會副主任。12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召開會員大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會上他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1946年初，他與陶行知共同創辦“社會大學”，任副校長兼教務長，實施民主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針。同時主編《民主教育》月刊。為了迎接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他參加發起成立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被選為理事。在政協會議期間，他經常主持舉辦各種報告會、演講會。在“較場口血案”中，李公樸和郭沫若等人被特務毆傷，送醫院治療。周恩來前往探望時，他表示：“為了和平民主，為了祖國統一，我流點血算不了什麽，我要更堅強起來，力爭人權、民主和自由。”李公樸傷勢未愈就返回昆明，同聞一多、楚圖南等連續三次招待各界人士，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同年5月，社會大學由於國民黨當局百般刁難被迫停辦，李公樸從重慶返回昆明，準備將北門出版社遷至上海，並開始編寫《世界教育史》。此時李公樸和聞一多都遭到特務的嚴密監視，但爭取和平民主的決心愈加堅定。李公樸、聞一多為和平、民主而鬥爭，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卻招致了國民黨特務的仇視。昆明國民黨特務機關擬訂了暗殺李公樸和聞一多的計劃。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被國民黨特務槍殺，12日清晨在醫院逝世。臨終前，他大罵國民黨“卑鄙！卑鄙！”並沉痛地說：“為民主，為民主！”
聞一多，原名聞家驊，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男，湖北浠水人，1899年出生。1922年7月赴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1925年5月回國。曆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政治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曾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外文係主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青島大學文學院長。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在西南聯大時期，特別是1943年以後，聞一多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積極投身於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統治、爭取人民民主的鬥爭的洪流。1944年，參加西南文化研究會，隨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從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雲南省支部領導人的身份，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成為廣大革命青年衷心愛戴和無比尊敬的良師益友。1945年，昆明學生運動日益高漲，國民黨反動派一手製造了昆明“一二·一”慘案。聞一多走在“一二·一”四烈士出殯的前列向國民黨示威抗議。在公葬典禮上，他懷著滿腔義憤，激情地致辭：“我們一定要為死者報仇，要追捕凶手，我們追到天涯海角，這一輩子追不到，下一輩子還要追！”並親自撰寫挽詩和《“一二·一”運動始末記》。在“一二·一”學生愛國運動中，聞一多始終站在廣大愛國學生一邊，指導和鼓舞他們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為“一二·一”運動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李公樸遇難後，聞一多挺身而出，多次公開講演“你們殺死一個李公樸，會有千百萬個民主戰士站起來！”15日，昆明各界為李公樸開追悼會，由聞一多主持。他在會上憤怒譴責國民黨特務的罪行是“曆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厲聲說：“反動派，你看見一個人倒下去，可也得看見千萬個繼起的？正義是殺不光的，因為真理永遠存在。”毅然聲明：“爭取民主、和平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們絕不怕犧牲，我們每個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樣，跨出了門就不準備再跨回來。”下午，他到《民主周刊》社，出席民盟為李公樸被暗殺事件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就在這天，在回家的路上，聞一多遭到國民黨特務槍擊，身中十多槍，當即身死，時年四十七歲。護送他回家的長子聞立鶴撲到父親身上保護，也身受重傷。
國民黨特務在不到一周內連續的兩起暴行，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一個反內戰爭民主的運動更加迅猛地展開了。毛澤東、朱德，分別給李公樸、聞一多家屬發來唁電，對李、聞遇害表示深切哀悼，表彰李、聞“為民主而奮鬥，不屈不撓，可歌可佩”的精神，並希望全國人民繼承先烈遺誌。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致電蔣介石，嚴厲譴責國民黨特務的法西斯暴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發表書麵談話表示：“我們民盟對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絕不因這類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與退縮，我們隻有更積極更勇敢地向前猛進，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亦隻有如此始足以慰李、聞二先生地下之靈。”其他各社團、各民主黨派、進步人士及加拿大、美國的和平人士紛紛致電或集會聲討國民黨的血腥暴行。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集會隆重悼念李公樸、聞一多二位烈士。在上海各界的追悼會上，鄧穎超宣讀了周恩來親自撰寫的悼詞：“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時局極端險惡，人心異常悲憤。但此時此地，人何話說？我謹以最虔誠的信念，向殉難者默誓：心不死，誌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
較場口事件
1946年2月10日，舊政治協商會議閉幕伊始，國民黨就一手製造了較場口事件。這是一起嚴重的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重大事件。圍繞這一事件，一場反內戰、反獨裁的激烈鬥爭，在中國大地上展開。
1945年的重慶談判中，國共兩黨簽訂了《雙十協定》，蔣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團結方針，承認了“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同意了結束“訓政”，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和各項重要問題。但是，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是既定的：就是要打內戰。重慶談判期間和《雙十協定》公布之後，蔣介石不斷命令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遭到我解放區軍民的迎頭痛擊。1945年底，國民黨在昆明製造“一二·一”慘案，激起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的高漲，使蔣介石感到發動全麵內戰尚未準備好，需要繼續玩弄和平陰謀欺騙人民。不得已而為之，於1946年1月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
政治協商會議曆經二十三天的複雜鬥爭通過的五項協議，實際上否定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製度和內戰政策，在各種程度上有利於人民而不是有利於蔣介石的反動統治。為了動員人民群眾迫使蔣介石國民黨履行政協協議，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民主建國會、中國勞動協會等二十三個團體發起組成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籌備會，籌備舉行慶祝大會。籌備會成立後，進行了緊張的籌備工作，決定於2月10日上午9時半舉行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並於2月7日分別致函重慶市政府和重慶市警察局，洽假較場口廣場作為會場。籌備會推薦郭沫若、馬寅初、李公樸、施複亮、章乃器等二十餘人組成大會主席團，以李德全為總主席，李公樸做總指揮，並向大會報告籌備經過。邀請政協全體代表蒞會指導，請政協代表孫科、吳鐵城、邵力子、周恩來、董必武、沈鈞儒、張君勱、曾琦、胡霖、李燭塵、莫德惠、王雲五等人到會演講，並函請各團體、各界人士踴躍參加。籌備會曾三次擴大參加成員，並將籌備情況隨時披露報端。對國民黨市黨部掌握的市農會、市總工會、市教育會、市商會等團體，早在籌備之初就發出通知，函邀他們參加籌備會。但該等團體始終未派人出席。及至大會召開前夕，9日深夜10時，中統等始攜帶由農會領銜而未蓋公章的八團體公函闖進大會籌備委員章乃器住宅，聲稱要參加慶祝大會，並“須出席為大會主席”。章即告以：“人民原是一家人，個人甚表歡迎，籌備會且曾發出通知，以未見派人出席為憾”。劉野樵當麵撒謊道：“通知僅三團體接到”。章乃器再問：“既接通知，何以始終未派人出席？”彼等支吾其詞，無以所答。章當晚即商諸其他籌備委員，臨時多預備主席團標誌，以便次日接納彼等參加。就在劉野樵等釁端初露之時，一個血洗較場口、破壞大會的陰謀已在蔣介石的認可下，由中統和其他黑暗勢力策劃，布置就緒了。
2月8日上午9時，由中統頭子、國民黨市黨部主任委員方治出麵召集，在國民黨重慶市黨部會議室召開密會，這是在蔣介石國民黨密謀決策後，召開的一次秘密行動會議。出席人員有中統、三青團頭子，列席人員有國民黨重慶地區的軍、警、憲、特頭子和國民黨禦用團體的頭子劉野樵等人。會議以“轉變會議內容”“遏止反動言論，以戢邪亂”為宗旨，研究了破壞慶祝大會的具體步驟和方法。
10日晨8時許，劉野樵等，糾集特務打手數百人搶先進入會場，占據了大會主席台及其周圍地方，還拉來了一個未經大會邀請的軍樂隊坐在主席台上。
召開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得到山城人民的熱烈響應，人們從四麵八方湧向會場，較場口一時旗幟飄揚，萬頭攢動。中國農業協會、中國經濟建設協會、中國勞動協會、新華日報、育才學校等20餘團體的隊伍陸續來到。大會尚未開始，國民黨派遣的特務、暴徒在劉野樵、吳人初率領下對會場進行搗亂破壞。大會總指揮李公樸及主席團成員章乃器、施複亮等上前交涉時，特務暴徒一擁而上，打傷李公樸、郭沫若、馬寅初等和與會群眾60餘人。製造了“較場口血案”。在特務暴徒有計劃有組織行凶搗亂的情況下，籌備會原推定的大會主席團和被邀到會的部分政協代表隻好含憤退出會場。參加大會的各團體和群眾與暴徒對峙一陣後也撤離會場。周恩來、莫德惠、李燭塵、張君勱等政協代表到會時，特務已開始行凶，被阻場外。國民黨代表邵力子到會後，表示無可奈何，徑自離去。此時會場上剩下的幾百特務打手，盜用大會名義繼續開會，還拉了中央社、《中央日報》、《和平日報》、《新蜀報》的幾個反動記者舉行記者招待會，串演了一場賊喊捉賊的滑稽劇。
中國共產黨站在這場鬥爭的前列，團結民主力量，推動著鬥爭迅速發展。較場口事件發生後，周恩來即同鄧穎超、廖承誌攜帶中共代表團慰問信和鮮花，到市民醫院慰問受傷的民主戰士。晚上八時許，周恩來出席了民盟代表團召集的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由周恩來等十一人聯名致函蔣介石，抗議較場口血案，並推舉周恩來、張君勱、陳啟天、李燭塵往見蔣介石要求調查血案真相，提出解決辦法。
《新華日報》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喉舌，在指導這場偉大鬥爭中起了重大的特殊作用。2月11日，《新華日報》以翔實的報道揭示了較場口事件的真相，並發表題為《較場口暴行》的社論，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認真查辦主凶”。針對國民黨中央社、《中央日報》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報道，《新華日報》率先給以無情的揭露，發表題為《懇切的忠告》的社論。據不完全統計，《新華日報》從2月11日至4月底就較場口事件發表的社論、報道、公開信、啟事、政論、雜文共120餘種，發揮了突出的主導作用。
解放區人民關注和支持山城人民的鬥爭。《解放日報》發表題為《中國法西斯派實行恐怖的自由》的社論，一針見血地指出較場口事件的實質，號召人民為消滅法西斯的恐怖而再接再厲地鬥爭。延安各界人士林伯渠、徐特立等二十五人聯名發出通電，嚴斥特務暴行，並推舉黃齊生先生專程赴重慶慰問受傷的民主戰士。
較場口事件發生後重慶新聞、文化界立即作出反應。十日下午《民主報》號外、《大公報》、《新民報》及時披露了較場口事件的概況。繼後，全市十七家報紙有十一家對血案真相作了報道。2月11日、13日，《新華日報》、《新民報》、《民主報》、《國民公報》、《商務日報》、《時事新報》、《世界日報》、《南京晚報》等八家報紙的四十二名外勤記者，兩次聯名發表致中央社的公開信，批駁和抗議國民黨宣傳機構製造的無恥謊言。接著重慶新聞從業人員二百二十人，聯名發表《保障人權，忠實報導》的意見書。《中原》、《希望》、《文藝》、《文哨》四雜誌社發表《對較場口血案的意見》。《世界知識》、《中學生》等二十家雜誌聯合編印了《為陪都血案爭取人權聯合增刊》。2月15日，戲劇界盛大集會，通過了嚴懲肇事凶手，取消特務機關，聲援“二·一〇”血案的決議案，並由鄭君裏、陽翰笙共一百四十五人聯名致函慰問受傷民主人士。2月17日，文化界人士力楊、王亞平、巴金、田漢、茅盾、何其芳等一百五十二人聯名發表“為‘二·一〇’血案告國人書”。
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山城人民迅速起來支持民主戰士的正義鬥爭。重慶民生機器廠、申新紡廠、中南橡膠廠等四十七個工廠的工人籌組了“陪都工人二·一〇血案後援會”，北碚二萬多工人成立了後援分會。中華論壇之友社、中國學生導報社、社會大學自治會，星海合唱團等十一個青年團體組織了“陪都各界青年二·一〇血案後援會”。中央工校、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國立藝專、省立教育學院等大專院校的學生團體聯名發表“為陪都‘二·一〇’血案告全國同胞書”，喊出了青年學生的正義呼聲，幾天之中新華日報代收轉交的各界群眾慰勞受傷人士的捐款就達三十多萬。山城民主人士和人民群眾的英勇鬥爭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廣泛的同情和聲援。成都、昆明等地舉行萬人大遊行。上海、武漢、廣州、西安、北平、香港等許多大中城市和各解放區，紛紛舉行集會，發出慰問函電。反對國民黨特務暴行的民主運動震撼陪都，席卷全國。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麵臨著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大決戰。1946年的頭幾個月中，這場鬥爭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現形態，就是圍繞政治協商會議和政協協議而發生的激烈鬥爭。較場口事件是這段風雲迭起，錯綜複雜的曆史中的一個重要標誌，它表明蔣介石國民黨在剛剛簽訂政協協定之時就著手撕毀它，向著發動全麵內戰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二·二二”事件
1946年2月22日，較場口事件剛剛過後十二天，國民黨中統特務利用青少年的愛國心理，借東北問題和“張莘夫事件”，煽動不明真相的學生一萬多人，舉行反蘇遊行。混在遊行隊伍中的特務分子一麵呼喊反蘇反共口號，一麵扔石頭，並向設在重慶民生路的《新華日報》營業部衝去。暴徒們從一樓打砸到四樓，瘋狂搗毀樓內所有設施，將書刊撕碎撒得滿地都是，並將營業部主任楊黎原、徐君曼和職員管佑民打傷，就連六名“維持治安”的警察也遭到毆打。這一天，同時被毀的還有民主同盟的《民主》報館。同日，成都《新華日報》營業部亦遭國民黨特務、流氓搗毀。
當時，東北地區有國民黨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還有蘇聯軍隊和日偽殘餘勢力，情況複雜。在那裏發生的糾紛，外麵的人一時不易弄清真相。這一時期在東北發生的幾件事情都難以判明真相：一是國民政府派往東北接收撫順煤礦的工程師張莘夫等七人被殺害。從國民黨傳出的消息，說張莘夫是被蘇軍殺的，或說是中共殺的。而《新華日報》幾次刊登的蘇方聲明，則說是國民黨聯合日偽殘餘分子殺的。二是蘇軍搬走東北一些工廠的機器。據合眾社2月25日電訊，沈陽蘇軍司令招待記者時說：搬走機器是根據美英蘇三國的協定，理由是：“東北之作戰工業，不能予以存留，因而蘇軍搬去若幹前日本軍火廠之重要機器及裝備。”同時傳說一些蘇軍搶劫東北人民財物，汙辱婦女。三是說蘇軍沒有按時撤離東北。當時，正值蒙古宣布獨立。人們認為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是蘇聯策劃並得到中共支持的，是中共夥同蘇聯在東北侵犯中國人的利益。
在民生路《新華日報》營業部被砸的當天晚上，周恩來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的發言重點不在提出抗議，而是替國民黨當局惋惜未能製止這次不幸事件的發生。他說：“我們還懂得，這種陰謀並不是國民黨和政府所有領袖都知道的，而是其中一部分不滿意政治協商會議的成果，一方麵想製造事件來破壞政府和蔣主席的威信……”接著他又說：“現在也是考驗國民黨和政府是否有控製國民黨內反動派和政府內陰謀分子的能力的時候。”這些話顯然是針對國民黨內並非“鐵板一塊”的情況而發的。中共代表團和民主同盟中央多次向國民黨提出抗議。要求政府當局立即製止排外陰謀活動，解散特務組織，嚴懲肇事禍首，賠償一切損失，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保證民生秩序。同時公開聲明愛國主義與排外主義是有區別的，中共絕不把不明真相的青年與特務暴徒等同看待。中共將始終堅決為和平民主建設而奮鬥，絕不受挑撥，也絕不退卻。在我黨嚴正抗議和廣大民主力量的壓力下，國民黨被迫讓重慶地方法院審理了這一案件，至4月5日宣判，將凶犯宋躍仁等判處有期徒刑。宣判畢，《新華日報》代表於剛當場聲明指出：此案是一個重大政治案件，雖已捕凶犯並已宣判，但事件本身並未真正解決。解決本案之關鍵在於國民黨政府是否采取負責態度，認真做到：
（1）嚴懲凶犯，追究同案主犯；
（2）賠償全部損失並道歉；
（3）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在各界群眾要求民主自由，取消特務活動的熱潮中，1945年2月20日，國民黨特務公然槍殺檢查違章用電的重慶電力公司工人胡世合，造成胡世合慘案。特務的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和廣大群眾的義憤，一致要求嚴懲凶手，保障人權。中共中央南方局順應民意，因勢利導，領導發動了一場震驚全國的反對特務統治的群眾運動。
胡世合事件，是因中韓文化協會飲食部違章用電不聽勸阻，特務田凱反而槍殺執行任務的電力工人而引起的。當時重慶的電力供應十分緊張，加上偷電情況嚴重，因而時常出現電荒。所以隻有采取輪流停電的辦法來供電，嚴重地影響了抗戰物資的生產和市民的生活照明。也使國民黨軍警憲特深感“不便”，他們不得不利用職權嚴重竊電。這樣，經常造成變壓器負荷過重而發生事故，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威脅和損失，激起了電力工人和廣大市民的公憤。1945年1月24日，安裝在大梁子的變壓器因負荷過重被燒毀後，原屬該變壓器供電的鄒容路用戶中韓文化協會飲食部，竟然將其電源私自移拉在都郵街上的變壓器上，強行用電，以致這台變壓器也負荷過重，有被燒壞的危險。重慶電力公司乃於2月19日派工人前去取締，但卻遭到該飲食部的阻撓和反對。他們不僅毒打工人，還將工人扭送警察局大陽溝派出所，繼續違章用電。他們的不法行為，遭到電力公司絕大多數職員的反對。大家一致決定堅決取締，不向惡勢力低頭。2月20日，公司又派胡世合等四名工人前去剪火。暴徒們不由分說抓住工人就打，還有武裝保安隊不下數百人也一齊動手。特務田凱這時也持槍趕到，準備行凶，被工人奪了手中的槍。但工賊黃壽臣卻將槍還給了田凱。工人們被暴徒打傷後，反被扭送保安總隊問“罪”。行至民國路口時，田凱衝上來，開槍向胡世合射擊，彈中小腹。工人們奮力突圍將生命垂危的胡世合送往寬仁醫院急救，終因傷勢過重，慘死途中。
事件發生後，電力公司業務科用戶股職員，由董必武直接領導的地下黨員周力行立即向組織匯報情況，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飛電告周恩來。周恩來指示：當機立斷，通過這次慘案，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勝利鬥爭，為大後方民主運動的高漲開辟道路。南方局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成立了以王若飛為總領導的指揮機構，從運動的方針、策略到打擊的方向，均由南方局直接研究、決定和部署。開展鬥爭的方式主要是衝破封鎖，製造輿論，爭取有理有節。通過劉光負責的南方局青年組直接操作，由青年組聯係的中心小組發揮作用。
由於青年組有交朋友的工作，所以在胡世合事件前，就與電力公司的個別職工保持有經常的聯係。已有一個三人的中心小組，受他們影響的進步青年就有十餘人，這些人可以看到青年組出的宣傳品。因為有了這層聯係，使青年組對電力公司內部的情況比較清楚，這就幫助了青年組正確地估計力量和鬥爭的性質，並提出較為正確的口號和展開策略。
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晚上，青年組舉行了分管電力公司小組的“據點”會議，對胡世合事件作了全麵分析與討論。認為這一運動帶有明顯的反特務鬥爭的性質；這一鬥爭可以爭取最廣泛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這一鬥爭雖然可能遭受壓迫而屈服，但是隻要電力公司本身能堅持，其鬥爭的主要要求是可以達到的。同時還估計到，隻要善於運用矛盾，其產生的前途和意義應不亞於成都市中事件。遂決定給電力公司全體職工以明確鬥爭口號，並使用全力使該慘案的真相傳播出去。然後與電力公司的朋友共同製定了八項要求（主要是槍斃田凱，其餘的要求多半從屬於這一要求），並用更通俗的鼓動文字寫了一個向各業工友和社會求援的宣言。
2月23日，青年組指示將2000餘份不同的油印版宣言分發到重慶南岸、江北、小龍坎各主要工廠、學校和市民當中。這一傳單所起的動員和教育的作用是很大的。這個宣言能散布如此之快、之廣也是出乎國民黨特務意料的。青年組發動了各工廠青年工友用行動來援助和表示同情，如募捐、送挽聯。在職業青年和學生中也發動了募捐和送挽聯的活動。還發動輿論，經常供給《新華日報》、《新民報》、《大公報》等報消息，推動他們作不斷的報道。特別利用《新華日報》公開宣傳，刊登啟事、社論等。動員青年朋友寫通訊，寄發到成都和昆明去。當國民黨當局被迫槍斃了特務田凱後，估計這一鬥爭告一段落，工人取得了勝利。即刻將工作的重點轉到進行擴大追悼和送葬活動，繼續動員送挽聯和花圈，動員工人參加。估計國民黨當局為縮小影響，有可能取消步行送葬，偷偷用汽車將胡世合的棺材送走，就特別在職工中間說明堅持步行送葬的重要。結果，職工們仍然達到步行送葬的目的。
胡世合事件中，在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發動和組織全市工人、學生和市民開展了聲援受害者、反對特務暴行的鬥爭。十天內參加吊唁的群眾達20多萬人次，許多社會知名人士送來了挽聯，成都等地的工人也派代表前來吊唁，形成了一次聲勢浩大的群眾性的民主運動，迫使國民黨當局槍斃了行凶特務，並為胡世合舉行了公祭！這次鬥爭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特務的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群眾反壓迫的鬥爭熱情，鍛煉和培養了大批革命骨幹，積累了在國民黨統治中心奪取鬥爭勝利的成功經驗，有力地促進了重慶乃至整個國統區民主運動的高漲，譜寫了我國工運史上的光輝篇章。
胡世合事件後，南方局青年組還策劃編輯了《胡世合工友紀念冊》，用“重慶工人聯合出版社”的名義印出，廣為散發，影響麵很廣。這是一本36開毛邊紙油印的小冊子，全書48頁，字數不多，但反映的情況比較全麵。其中有胡世合慘案的經過情況介紹，有電力公司工會和胡世合家屬的控訴，有重慶各界的聲援和抗議，有《新華日報》、《新民報》的文章摘錄，有談這場鬥爭是怎樣取得勝利的綜合評論，有胡世合挽聯的輯錄，還有揭露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文章等等。這是一本珍貴的曆史文獻，現珍藏於重慶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為國家二級文物。
李少石事件
李少石，男，字默農，原名國俊，又名振，廣東新會人，1906年生於香港。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被調到香港工作。1929年調往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1930年被調回香港建立聯係上海中央和蘇區中央的秘密交通站。這時，他與廖仲愷和何香凝之女廖夢醒在香港結婚。婚後，在港島西環一偏僻地方建站，曾接送過鄧小平、蔡暢等共產黨領導人。1933年與廖夢醒奉調至上海，在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並任中國工人通訊社英文翻譯。1934年2月28日，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入獄，先囚於南京監獄，次年轉解蘇州反省院。1937年“七七”事變，周恩來在國共談判中提出釋放政治犯。8月，李被釋放出獄。上海淪陷，他與廖夢醒南下香港，繼續為黨工作。1941年12月，香港淪陷，與家人避居澳門。1943年春，他奉命調往重慶，化名少石。公開身份是《新華日報》記者兼編輯，實際是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外事組周恩來的英文秘書。1944年秋柳亞子來渝後，李少石便經常和他談詩論學，互贈吟草。
1945年10月8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柳亞子到曾家岩50號周公館拜訪周恩來，恰逢周恩來赴宴會，李少石便代陪並送柳亞子回沙坪壩。在回去途中，汽車開至紅岩嘴下土灣時，不慎撞傷陸軍重迫擊炮第一團第三營第七連士兵吳應堂，司機不知又未停車，班長田開福情急向汽車鳴槍，子彈射穿了車裏李少石的肺部。司機將李少石送往七星崗市民醫院搶救後，就逃匿無蹤。當晚，張治中正在軍事委員會大禮堂為毛澤東舉行盛大文藝晚會，消息傳來，氣氛十分緊張。正在出席會議的周恩來悉知這一情況後，立即找到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一同趕往醫院。李少石終因傷勢過重，已於當晚7時45分逝世。
翌日，重慶各大報均以醒目標題刊出李少石“遇害、遭暗殺”新聞。《新華日報》也刊出：“此次偶因送柳亞子先生返寓，竟遭毒手，殊令人憤慨不已”等語。李少石事件在重慶各界引起強烈反響，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立即部署人員調查真相，我黨也派同誌參與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原來是國民黨駐璧山炮兵團派到重慶請領冬服的一排人，因為沒有領到，仍又開回璧山。據帶隊排長說，他們從城內回來，過了化龍橋在靠近嘉陵江的公路上休息，恰遇一輛急馳的黑色小轎車把一個士兵撞傷倒地，在旁的另一個士兵喝令停車，汽車不但不停，反而加快速度開去。那個士兵一氣之下，就朝天開了一槍。據當地一家居民說，當天下午四五點鍾，有從城裏開來的一排軍隊路過這裏，在路邊休息時，坐的、睡的、解便的都有，紀律很差。或許是休息的士兵占了車道，主要責任肯定在司機，這一點是無疑的。事件一經查清，周恩來即命八路軍駐渝辦事處錢之光在《新華日報》發表聲明：說明是偶發事件，係誤傷而非故意所為，並鄭重向關心此事的國民黨當局及陪都各界人士致謝。
李少石犧牲時年僅三十九歲。12日，毛澤東離渝登機前，寫下“李少石同誌是個好共產黨，不幸遇難，永誌哀思”的題詞。現李少石的遺體葬於饒國模“大有農場”內的紅岩公墓。
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
“一二·一”運動是在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以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反對內戰、爭取民主而發動的一次偉大愛國運動。
1945年11月5日，在國民黨加緊部署向解放區發動進攻之際，毛澤東以中共發言人名義發表談話：“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全國人民動員起來，用一切方法製止內戰。”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立即進行部署，並分別約見重慶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負責人，向他們說明內戰危機十分嚴重，希望他們進一步采取行動，製止內戰。11月10日、15日，經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反複商議，決定發起籌組反內戰大會。11月19日，重慶各黨派及工業、文化各界500餘人集會，成立“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大會在黃炎培主持下通過了《章程》和《宣言》，號召全國各界民眾聯合起來，立即投入製止內戰的鬥爭。這個組織的成立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運動高漲的開端。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時評，支持重慶各界反內戰聯合會的號召。11月下旬，成都5個大學20多個學生社團發表宣言，號召大家團結起來，粉碎一切盜竊民意和挑撥內戰的借口，建立真正的輿論和力量，製止內戰。
這些消息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雲南大學等校師生中傳開，許多同學要求對重慶的行動和延安的號召有所表示。中共雲南省工委收到反映後，認為應當抓住時機發動群眾開展反內戰運動。但當時雲南形勢險惡。因為抗戰剛一結束，蔣介石就於10月初下令，用武力強行解除了龍雲在雲南的黨、政、軍職務，由國民黨中央軍全麵接管龍雲所部的防務，省主席由盧漢繼任，任命李宗黃為雲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在盧漢未到任以前兼代雲南省政府主席。軍事上很快以其嫡係部隊第九軍軍長關麟征為雲南警備總司令。鑒於當時形勢的變化，中共雲南省工委要求活動盡可能合法進行。省工委成員分頭與西南聯大等校的黨組織聯係商討，並在學生中醞釀後，決定召開一次時事座談會。11月24日，四校聯合通知，25日在雲南大學召開昆明各界青年“反內戰時事晚會”，呼籲和平。24日晚，國民黨雲南省黨部主任李宗黃、駐昆明的第5軍軍長邱清泉宣布不經批準，一律不許開會，並警告雲南大學不許把禮堂借給學生使用。中共雲南省工委研究決定，不能退卻，把會改在聯大校園內召開，同時對可能出現的情況作了周密布置。
11月25日晚，時事晚會在西南聯合大學舉行。到會師生除發起的四所大學外，還有昆華、天津、南英、五華、聯大附中等中學同學，另有部分工人、職業青年以及各界人士，共約6000人。錢端升、伍啟元、費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先後在會上作了題為《中國政治之認識》、《財政經濟與內戰關係》、《美國與中國內戰之關係》、《如何製止內戰》的演講。會議通過了反對內戰和反對美軍派軍參加中國內戰的通電。國民黨軍警聞訊包圍聯大，不斷鳴槍並擲手榴彈，進行恫嚇。次日，國民黨中央社發布新聞，造謠汙蔑與會愛國師生，激起廣大師生的憤慨。
11月26日起，昆明31所大中學校的3萬餘名學生相繼罷課，並成立罷課委員會，發表《昆明大中學生為反對內戰及抗議武裝幹涉集會告全國同胞書》，主張停止內戰，要求和平；反對外國助長中國內戰，美國政府應立即撤退駐華美軍；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切實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遊行、人身等自由。學生們的正義行動得到社會廣泛支持。他們或發表言論表示聲援，或捐出錢物，或以行動進行掩護。昆明學生總罷課，使國民黨當局非常驚慌。他們先是利用三青團破壞罷課，陰謀失敗後，決定采取更強硬的手段對付學生。27日，李宗黃召集各大中學校負責人及憲警開會，責令各校交出“思想有問題”的學生名單，限令各校28日複課。同時，組織“反罷課委員會”，由邱清泉任總指揮，統一指揮鎮壓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特務在李宗黃指揮下，遍街毆打愛國學生，闖入學校撕毀壁報，強迫學生複課。
12月1日淩晨，雲南省工委從內部情報獲悉反動派準備擴大鎮壓後，及時與學校的黨組織聯係，商定“逐步縮小戰線”，通知各校停止街頭活動，學生不要單獨外出。然而，12月1日上午10時左右，昆明國民黨當局出動大批特務和軍人闖入西南聯大、雲南大學，搗毀校舍、毆打師生，並投擲手榴彈，致使於再（共產黨員）、潘琰（共產黨員）、李魯連、張華昌四名師生遇難，數十人被炸傷、打傷，其中重傷20多人，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
血腥的鎮壓進一步激怒了全昆明的師生，紛紛加入罷課的鬥爭行列，社會各界也以各種形式給學生以支持和同情。中共雲南省工委及時領導學生在罷課中注意團結爭取工人、職業青年、教師、公務員等參與鬥爭，並將鬥爭矛頭集中指向代理省主席、C分子李宗黃和雲南警備總司令關麟征。12月2日，聯大舉行教授會，一致表示要向反動當局提出抗議。4日，全市大中學校教師400餘人聯合發表《罷課宣言》。12月6日，罷聯發表《昆明大中學生為“一二·一”慘案告全國同胞書》，為四烈士舉行了入殮儀式，有理有據地將慘案真相通告全國，爭取各階層人民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昆明學生的正義行動，首先雲南全省各地激起強烈反響。大中學校教師、民主同盟和社會各界紛紛發表聲明，抗議和譴責國民黨當局的暴行，聲援學生的愛國運動。在昆明學生運動的影響下，全國各地掀起了一場反內戰、爭民主的浪潮。中共各地組織對運動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與支持。在重慶的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最先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刊登了“一二·一”慘案真相的報道。接著又連續發表了《為昆明死難學生呼籲》、《昆明學生流血慘案》、《中國青年的光榮》等數篇社論與短評。解放區各地群眾也紛紛集會聲援昆明學生運動。在延安舉行的紀念“一二·九”運動10周年大會上，周恩來強烈譴責國民黨反動當局鎮壓學生的殘暴，對學生運動給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陸定一在會上作了題為《反對內戰，反對武裝幹涉》的演講。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昆明慘案是當前全國政治的一個縮影”，“昆明學生與教授的命運，也就是全國人民的命運，我們聲援在苦難中的昆明學生與教授，因為他們的奮鬥，就是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鬥爭，是這個鬥爭的一部分。”12月1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號召全黨和解放區軍民“援助國民黨區域正在發展的民主運動（以昆明罷課為標誌），使反動派陷於孤立，使我黨獲得廣大的同盟者，擴大在我黨影響下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
昆明學生的鬥爭在全國激起強烈反響。晉察冀、山東、晉綏等解放區相繼舉行群眾大會，對昆明學生和教授的鬥爭表示聲援。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重慶、上海、西安、武漢、廣州、長沙、杭州、南京、南昌、福州、天津、桂林、貴陽、成都等20多個大中城市的學生和各界民眾，以集會、遊行、罷課、致電慰問、捐款等方式，聲討國民黨當局的暴行，支持學生運動。中國民主同盟、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等民主黨派，重慶各界反內戰聯合會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後發出聲援函電。12月6日，中國民主同盟總部發言人嚴厲譴責肇事軍政長官；撫慰受害青年，賠償損失，保證以後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撤銷特務，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民主自由；國民政府勿再聽任軍警幹涉愛國運動，致生不幸事件。上海各界一萬餘人在宋慶齡、柳亞子、馬敘倫、沙千裏、鄭振鐸、許廣平、金仲華等主持下，還舉行了昆明死難烈士追悼會。同日，成渝兩地大中學校學生分別成立“一二·一”運動後援會。重慶各團體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18人分別致電聲援昆明慘案受難師生，並匯去10萬元作為死難學生的安葬費和受傷學生的醫療費。9日，成都大中學生5000餘人在華西壩召開追悼死難烈士大會。重慶各界1萬人在長安寺集會，紀念“一二·九”運動10周年，追悼遇難學生。沈鈞儒、董必武、王若飛、柳亞子、郭沫若、何公敢、鄧初民、羅隆基、史良、章乃器等與會致祭。
昆明學生運動，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雲南省工委的正確領導和全國人民的援助下，經過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迫使國民黨當局最終接受了學生提出的大部分條件，並將雲南省黨部主任委員李宗黃和警備司令關麟征調離。1946年3月17日，昆明各大中學校師生、社會各界人士三萬餘人隆重舉行了“一二·一”死難烈士出殯遊行和遺體安葬儀式。三萬多人在烈士墓前莊嚴宣誓：將以更加堅定一致的步伐前進，要集中所有力量，向反動的中國法西斯餘孽痛擊。至此，“一二·一”運動在勝利中結束。
“一二·一”運動，從1945年11月25日昆明四所大學舉行時事晚會開始，到1946年3月17日烈士殯葬為止，前後堅持四個月之久。在這一運動中，許多重大行動都是經過西南聯大的黨組織認真分析研究，或按照雲南省工委和南方局的明確指示、具體部署進行的。這是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拉開了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的序幕。它不僅團結、推動了中間狀態的學生、教師和社會人士走上堅決鬥爭的道路，進而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而且揭露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內戰陰謀，打擊並開始孤立了國民黨頑固派。在這次運動中培養和鍛煉了一批幹部，成為發展壯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骨幹。
李、聞慘案
抗戰勝利了，中國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要求團結建國。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作為建國的總方針。但國民黨卻倒行逆施，繼續堅持獨裁統治，準備發動內戰。
在全國人民麵臨團結與分裂、民主與獨裁、和平與內戰這場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搏鬥中，在此之前的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成立聯合政府，實現和平、團結、統一，原則上與黨一致的主張。社會活動家李公樸，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被選為民盟中央委員和民盟雲南省支部負責人。
李公樸，男，江蘇常州人，1902年出生。1928年赴美留學，1930年11月回到上海。是各界救國聯合會的負責人，也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戰爆發後，李公樸積極投身於抗日民主運動。1937年11月，與沈鈞儒等積極籌建全國抗敵救亡總會。12月，和沈鈞儒一起創辦《全民周刊》，並成立了全民通訊總社。1938年1月，應山西閻錫山之邀，到山西臨汾創辦民族革命大學，被委任為副校長，聘請一些進步學者、教授到民大任教。1938年，李公樸的《抗戰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全民抗戰》出版。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時期，他冒著生命危險往來於敵後與前線之間。11月他到達延安，並拜會了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他組織了“抗戰教學團”，到晉、察、冀邊區進行抗戰教育工作，並把自己的親身經曆撰寫成書——《華北敵後——晉察冀》，客觀公正地宣傳共產黨、八路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由北方最前線轉入西南大後方昆明。1942年12月創建北門書屋，1944年創辦北門出版社。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民盟雲南省支部執行委員，並擔任《民主周刊》的編委工作。1945年在民盟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民主教育委員會副主任。12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召開會員大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會上他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1946年初，他與陶行知共同創辦“社會大學”，任副校長兼教務長，實施民主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針。同時主編《民主教育》月刊。為了迎接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他參加發起成立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被選為理事。在政協會議期間，他經常主持舉辦各種報告會、演講會。在“較場口血案”中，李公樸和郭沫若等人被特務毆傷，送醫院治療。周恩來前往探望時，他表示：“為了和平民主，為了祖國統一，我流點血算不了什麽，我要更堅強起來，力爭人權、民主和自由。”李公樸傷勢未愈就返回昆明，同聞一多、楚圖南等連續三次招待各界人士，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同年5月，社會大學由於國民黨當局百般刁難被迫停辦，李公樸從重慶返回昆明，準備將北門出版社遷至上海，並開始編寫《世界教育史》。此時李公樸和聞一多都遭到特務的嚴密監視，但爭取和平民主的決心愈加堅定。李公樸、聞一多為和平、民主而鬥爭，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卻招致了國民黨特務的仇視。昆明國民黨特務機關擬訂了暗殺李公樸和聞一多的計劃。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被國民黨特務槍殺，12日清晨在醫院逝世。臨終前，他大罵國民黨“卑鄙！卑鄙！”並沉痛地說：“為民主，為民主！”
聞一多，原名聞家驊，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男，湖北浠水人，1899年出生。1922年7月赴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1925年5月回國。曆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政治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曾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外文係主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青島大學文學院長。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在西南聯大時期，特別是1943年以後，聞一多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積極投身於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統治、爭取人民民主的鬥爭的洪流。1944年，參加西南文化研究會，隨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從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雲南省支部領導人的身份，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成為廣大革命青年衷心愛戴和無比尊敬的良師益友。1945年，昆明學生運動日益高漲，國民黨反動派一手製造了昆明“一二·一”慘案。聞一多走在“一二·一”四烈士出殯的前列向國民黨示威抗議。在公葬典禮上，他懷著滿腔義憤，激情地致辭：“我們一定要為死者報仇，要追捕凶手，我們追到天涯海角，這一輩子追不到，下一輩子還要追！”並親自撰寫挽詩和《“一二·一”運動始末記》。在“一二·一”學生愛國運動中，聞一多始終站在廣大愛國學生一邊，指導和鼓舞他們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為“一二·一”運動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李公樸遇難後，聞一多挺身而出，多次公開講演“你們殺死一個李公樸，會有千百萬個民主戰士站起來！”15日，昆明各界為李公樸開追悼會，由聞一多主持。他在會上憤怒譴責國民黨特務的罪行是“曆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厲聲說：“反動派，你看見一個人倒下去，可也得看見千萬個繼起的？正義是殺不光的，因為真理永遠存在。”毅然聲明：“爭取民主、和平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們絕不怕犧牲，我們每個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樣，跨出了門就不準備再跨回來。”下午，他到《民主周刊》社，出席民盟為李公樸被暗殺事件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就在這天，在回家的路上，聞一多遭到國民黨特務槍擊，身中十多槍，當即身死，時年四十七歲。護送他回家的長子聞立鶴撲到父親身上保護，也身受重傷。
國民黨特務在不到一周內連續的兩起暴行，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一個反內戰爭民主的運動更加迅猛地展開了。毛澤東、朱德，分別給李公樸、聞一多家屬發來唁電，對李、聞遇害表示深切哀悼，表彰李、聞“為民主而奮鬥，不屈不撓，可歌可佩”的精神，並希望全國人民繼承先烈遺誌。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致電蔣介石，嚴厲譴責國民黨特務的法西斯暴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發表書麵談話表示：“我們民盟對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絕不因這類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與退縮，我們隻有更積極更勇敢地向前猛進，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亦隻有如此始足以慰李、聞二先生地下之靈。”其他各社團、各民主黨派、進步人士及加拿大、美國的和平人士紛紛致電或集會聲討國民黨的血腥暴行。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集會隆重悼念李公樸、聞一多二位烈士。在上海各界的追悼會上，鄧穎超宣讀了周恩來親自撰寫的悼詞：“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時局極端險惡，人心異常悲憤。但此時此地，人何話說？我謹以最虔誠的信念，向殉難者默誓：心不死，誌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
較場口事件
1946年2月10日，舊政治協商會議閉幕伊始，國民黨就一手製造了較場口事件。這是一起嚴重的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重大事件。圍繞這一事件，一場反內戰、反獨裁的激烈鬥爭，在中國大地上展開。
1945年的重慶談判中，國共兩黨簽訂了《雙十協定》，蔣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團結方針，承認了“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同意了結束“訓政”，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和各項重要問題。但是，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是既定的：就是要打內戰。重慶談判期間和《雙十協定》公布之後，蔣介石不斷命令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遭到我解放區軍民的迎頭痛擊。1945年底，國民黨在昆明製造“一二·一”慘案，激起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的高漲，使蔣介石感到發動全麵內戰尚未準備好，需要繼續玩弄和平陰謀欺騙人民。不得已而為之，於1946年1月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
政治協商會議曆經二十三天的複雜鬥爭通過的五項協議，實際上否定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製度和內戰政策，在各種程度上有利於人民而不是有利於蔣介石的反動統治。為了動員人民群眾迫使蔣介石國民黨履行政協協議，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民主建國會、中國勞動協會等二十三個團體發起組成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籌備會，籌備舉行慶祝大會。籌備會成立後，進行了緊張的籌備工作，決定於2月10日上午9時半舉行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並於2月7日分別致函重慶市政府和重慶市警察局，洽假較場口廣場作為會場。籌備會推薦郭沫若、馬寅初、李公樸、施複亮、章乃器等二十餘人組成大會主席團，以李德全為總主席，李公樸做總指揮，並向大會報告籌備經過。邀請政協全體代表蒞會指導，請政協代表孫科、吳鐵城、邵力子、周恩來、董必武、沈鈞儒、張君勱、曾琦、胡霖、李燭塵、莫德惠、王雲五等人到會演講，並函請各團體、各界人士踴躍參加。籌備會曾三次擴大參加成員，並將籌備情況隨時披露報端。對國民黨市黨部掌握的市農會、市總工會、市教育會、市商會等團體，早在籌備之初就發出通知，函邀他們參加籌備會。但該等團體始終未派人出席。及至大會召開前夕，9日深夜10時，中統等始攜帶由農會領銜而未蓋公章的八團體公函闖進大會籌備委員章乃器住宅，聲稱要參加慶祝大會，並“須出席為大會主席”。章即告以：“人民原是一家人，個人甚表歡迎，籌備會且曾發出通知，以未見派人出席為憾”。劉野樵當麵撒謊道：“通知僅三團體接到”。章乃器再問：“既接通知，何以始終未派人出席？”彼等支吾其詞，無以所答。章當晚即商諸其他籌備委員，臨時多預備主席團標誌，以便次日接納彼等參加。就在劉野樵等釁端初露之時，一個血洗較場口、破壞大會的陰謀已在蔣介石的認可下，由中統和其他黑暗勢力策劃，布置就緒了。
2月8日上午9時，由中統頭子、國民黨市黨部主任委員方治出麵召集，在國民黨重慶市黨部會議室召開密會，這是在蔣介石國民黨密謀決策後，召開的一次秘密行動會議。出席人員有中統、三青團頭子，列席人員有國民黨重慶地區的軍、警、憲、特頭子和國民黨禦用團體的頭子劉野樵等人。會議以“轉變會議內容”“遏止反動言論，以戢邪亂”為宗旨，研究了破壞慶祝大會的具體步驟和方法。
10日晨8時許，劉野樵等，糾集特務打手數百人搶先進入會場，占據了大會主席台及其周圍地方，還拉來了一個未經大會邀請的軍樂隊坐在主席台上。
召開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得到山城人民的熱烈響應，人們從四麵八方湧向會場，較場口一時旗幟飄揚，萬頭攢動。中國農業協會、中國經濟建設協會、中國勞動協會、新華日報、育才學校等20餘團體的隊伍陸續來到。大會尚未開始，國民黨派遣的特務、暴徒在劉野樵、吳人初率領下對會場進行搗亂破壞。大會總指揮李公樸及主席團成員章乃器、施複亮等上前交涉時，特務暴徒一擁而上，打傷李公樸、郭沫若、馬寅初等和與會群眾60餘人。製造了“較場口血案”。在特務暴徒有計劃有組織行凶搗亂的情況下，籌備會原推定的大會主席團和被邀到會的部分政協代表隻好含憤退出會場。參加大會的各團體和群眾與暴徒對峙一陣後也撤離會場。周恩來、莫德惠、李燭塵、張君勱等政協代表到會時，特務已開始行凶，被阻場外。國民黨代表邵力子到會後，表示無可奈何，徑自離去。此時會場上剩下的幾百特務打手，盜用大會名義繼續開會，還拉了中央社、《中央日報》、《和平日報》、《新蜀報》的幾個反動記者舉行記者招待會，串演了一場賊喊捉賊的滑稽劇。
中國共產黨站在這場鬥爭的前列，團結民主力量，推動著鬥爭迅速發展。較場口事件發生後，周恩來即同鄧穎超、廖承誌攜帶中共代表團慰問信和鮮花，到市民醫院慰問受傷的民主戰士。晚上八時許，周恩來出席了民盟代表團召集的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由周恩來等十一人聯名致函蔣介石，抗議較場口血案，並推舉周恩來、張君勱、陳啟天、李燭塵往見蔣介石要求調查血案真相，提出解決辦法。
《新華日報》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喉舌，在指導這場偉大鬥爭中起了重大的特殊作用。2月11日，《新華日報》以翔實的報道揭示了較場口事件的真相，並發表題為《較場口暴行》的社論，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認真查辦主凶”。針對國民黨中央社、《中央日報》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報道，《新華日報》率先給以無情的揭露，發表題為《懇切的忠告》的社論。據不完全統計，《新華日報》從2月11日至4月底就較場口事件發表的社論、報道、公開信、啟事、政論、雜文共120餘種，發揮了突出的主導作用。
解放區人民關注和支持山城人民的鬥爭。《解放日報》發表題為《中國法西斯派實行恐怖的自由》的社論，一針見血地指出較場口事件的實質，號召人民為消滅法西斯的恐怖而再接再厲地鬥爭。延安各界人士林伯渠、徐特立等二十五人聯名發出通電，嚴斥特務暴行，並推舉黃齊生先生專程赴重慶慰問受傷的民主戰士。
較場口事件發生後重慶新聞、文化界立即作出反應。十日下午《民主報》號外、《大公報》、《新民報》及時披露了較場口事件的概況。繼後，全市十七家報紙有十一家對血案真相作了報道。2月11日、13日，《新華日報》、《新民報》、《民主報》、《國民公報》、《商務日報》、《時事新報》、《世界日報》、《南京晚報》等八家報紙的四十二名外勤記者，兩次聯名發表致中央社的公開信，批駁和抗議國民黨宣傳機構製造的無恥謊言。接著重慶新聞從業人員二百二十人，聯名發表《保障人權，忠實報導》的意見書。《中原》、《希望》、《文藝》、《文哨》四雜誌社發表《對較場口血案的意見》。《世界知識》、《中學生》等二十家雜誌聯合編印了《為陪都血案爭取人權聯合增刊》。2月15日，戲劇界盛大集會，通過了嚴懲肇事凶手，取消特務機關，聲援“二·一〇”血案的決議案，並由鄭君裏、陽翰笙共一百四十五人聯名致函慰問受傷民主人士。2月17日，文化界人士力楊、王亞平、巴金、田漢、茅盾、何其芳等一百五十二人聯名發表“為‘二·一〇’血案告國人書”。
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山城人民迅速起來支持民主戰士的正義鬥爭。重慶民生機器廠、申新紡廠、中南橡膠廠等四十七個工廠的工人籌組了“陪都工人二·一〇血案後援會”，北碚二萬多工人成立了後援分會。中華論壇之友社、中國學生導報社、社會大學自治會，星海合唱團等十一個青年團體組織了“陪都各界青年二·一〇血案後援會”。中央工校、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國立藝專、省立教育學院等大專院校的學生團體聯名發表“為陪都‘二·一〇’血案告全國同胞書”，喊出了青年學生的正義呼聲，幾天之中新華日報代收轉交的各界群眾慰勞受傷人士的捐款就達三十多萬。山城民主人士和人民群眾的英勇鬥爭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廣泛的同情和聲援。成都、昆明等地舉行萬人大遊行。上海、武漢、廣州、西安、北平、香港等許多大中城市和各解放區，紛紛舉行集會，發出慰問函電。反對國民黨特務暴行的民主運動震撼陪都，席卷全國。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麵臨著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大決戰。1946年的頭幾個月中，這場鬥爭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現形態，就是圍繞政治協商會議和政協協議而發生的激烈鬥爭。較場口事件是這段風雲迭起，錯綜複雜的曆史中的一個重要標誌，它表明蔣介石國民黨在剛剛簽訂政協協定之時就著手撕毀它，向著發動全麵內戰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二·二二”事件
1946年2月22日，較場口事件剛剛過後十二天，國民黨中統特務利用青少年的愛國心理，借東北問題和“張莘夫事件”，煽動不明真相的學生一萬多人，舉行反蘇遊行。混在遊行隊伍中的特務分子一麵呼喊反蘇反共口號，一麵扔石頭，並向設在重慶民生路的《新華日報》營業部衝去。暴徒們從一樓打砸到四樓，瘋狂搗毀樓內所有設施，將書刊撕碎撒得滿地都是，並將營業部主任楊黎原、徐君曼和職員管佑民打傷，就連六名“維持治安”的警察也遭到毆打。這一天，同時被毀的還有民主同盟的《民主》報館。同日，成都《新華日報》營業部亦遭國民黨特務、流氓搗毀。
當時，東北地區有國民黨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還有蘇聯軍隊和日偽殘餘勢力，情況複雜。在那裏發生的糾紛，外麵的人一時不易弄清真相。這一時期在東北發生的幾件事情都難以判明真相：一是國民政府派往東北接收撫順煤礦的工程師張莘夫等七人被殺害。從國民黨傳出的消息，說張莘夫是被蘇軍殺的，或說是中共殺的。而《新華日報》幾次刊登的蘇方聲明，則說是國民黨聯合日偽殘餘分子殺的。二是蘇軍搬走東北一些工廠的機器。據合眾社2月25日電訊，沈陽蘇軍司令招待記者時說：搬走機器是根據美英蘇三國的協定，理由是：“東北之作戰工業，不能予以存留，因而蘇軍搬去若幹前日本軍火廠之重要機器及裝備。”同時傳說一些蘇軍搶劫東北人民財物，汙辱婦女。三是說蘇軍沒有按時撤離東北。當時，正值蒙古宣布獨立。人們認為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是蘇聯策劃並得到中共支持的，是中共夥同蘇聯在東北侵犯中國人的利益。
在民生路《新華日報》營業部被砸的當天晚上，周恩來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的發言重點不在提出抗議，而是替國民黨當局惋惜未能製止這次不幸事件的發生。他說：“我們還懂得，這種陰謀並不是國民黨和政府所有領袖都知道的，而是其中一部分不滿意政治協商會議的成果，一方麵想製造事件來破壞政府和蔣主席的威信……”接著他又說：“現在也是考驗國民黨和政府是否有控製國民黨內反動派和政府內陰謀分子的能力的時候。”這些話顯然是針對國民黨內並非“鐵板一塊”的情況而發的。中共代表團和民主同盟中央多次向國民黨提出抗議。要求政府當局立即製止排外陰謀活動，解散特務組織，嚴懲肇事禍首，賠償一切損失，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保證民生秩序。同時公開聲明愛國主義與排外主義是有區別的，中共絕不把不明真相的青年與特務暴徒等同看待。中共將始終堅決為和平民主建設而奮鬥，絕不受挑撥，也絕不退卻。在我黨嚴正抗議和廣大民主力量的壓力下，國民黨被迫讓重慶地方法院審理了這一案件，至4月5日宣判，將凶犯宋躍仁等判處有期徒刑。宣判畢，《新華日報》代表於剛當場聲明指出：此案是一個重大政治案件，雖已捕凶犯並已宣判，但事件本身並未真正解決。解決本案之關鍵在於國民黨政府是否采取負責態度，認真做到：
（1）嚴懲凶犯，追究同案主犯；
（2）賠償全部損失並道歉；
（3）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