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三次反共高潮前後
國共合作的楷模——南嶽遊擊幹部培訓班開課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夕，蔣介石在武漢召開的高級將領緊急軍事會議上說：“吾人欲驅逐敵人，消滅敵人則必須利用遊擊戰，擾亂敵人之後方，而牽製其行動，破壞敵人運輸交通，而減少其力量，以協助正規軍之作戰。”他知道，論遊擊戰，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高手。朱德當時作為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成了這次會議的座上客。其實，中國共產黨為此事早就向國民黨當局提出過多次建議，但一直沒有引起國民黨當局的重視。這一次雙方算是想到一塊兒了。經周恩來與朱德商定，在會上正式提交了國共兩黨舉辦遊擊戰幹部培訓班的建議。蔣介石當時接受了這個建議，並要求立即擬訂出遊擊戰幹部培訓班計劃。會後，周恩來同葉劍英及時研究製定了遊擊戰幹部訓練班教育計劃大綱，由周恩來交會議討論決定。
緊接著，國民黨當局於同年11月25日在南嶽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會議確定以南嶽為大本營，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創辦抗日遊擊幹部訓練班。為了盡快辦成此事，國民黨當局又是向應邀參加會議的周恩來、葉劍英陳詞，又是向中共中央打電報，請求派幹部到訓練班擔任教官。於是，經中共中央研究決定，組成了一個三十多人的班子，對外稱“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即赴南嶽。代表團由葉劍英擔任團長（後為李濤），教官有李濤、邊章伍、吳奚如、李崇、薛子正。
南嶽抗日遊擊幹訓班第一期於1939年2月正式開學。班主任蔣介石，副班主任白崇禧，陳誠、湯恩伯、李默庵先後任教官，葉劍英任副教官，實際負責教學工作的是湯恩伯。兩個月後，湯恩伯奉命調回三十一集團軍任總司令，率部赴河南作戰。教育長改由三十三集團軍司令李默庵擔任。南嶽抗日遊擊幹訓班因係短期訓練班，僅設班本部，分教務處、總務處、軍需處、醫務處和一個政治部。學員對象主要是各戰區部隊營職以上的軍官和高級司令部的中級幕僚人員。各軍選派作戰修養好，且有作戰經驗的軍官參加訓練，畢業後仍回原部隊，再分別辦班訓練連、排長等基層軍事骨幹。如第一期的1046名學員中，其學曆大部分為黃埔軍校及以後改為南京中央軍校畢業的，一部分是高級研究班、保定軍校、雲南講武堂、東北講武堂和其他地方軍校的畢業生，真可謂人才濟濟。同時也可以看出，遊擊戰對這些軍中將才的吸引力。後來，全國許多青年學生及有誌之士，乃至國民黨的黨政官員也都紛紛要求報名參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學員中的女青年還為數不少，第一期有女學員110人，第三期1459人中，女學員就占十分之一。遊擊戰術的訓練，使廣大學員耳目一新。抗日遊擊幹部訓練班開設科目很多，共24門課程，分為精神訓練、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三大類。雖然課程比較繁雜，但遊擊戰爭課是教育訓練的中心，包含九個方麵的內容：遊擊戰爭概論、遊擊戰爭理論基礎、遊擊隊的政治工作、遊擊戰術科學教練、遊擊戰的破壞工作、遊擊隊通訊術、遊擊戰的化裝術、情報原理、遊擊戰實習等。當時整個南嶽大山都成了遊擊幹訓班學員的大課堂。集中上課時，學員和教官往返於南嶽廟、黃庭觀和南嶽鎮的大街小巷。美國基督教開辦的聖經學校、可容納千人集會的南嶽大殿、繪著八仙過海的“古往今來”路中亭和它四周的空地、祝聖寺內的“說法堂”等，都是教官講學、學員聽課、學員演練的大課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聲和《大刀進行曲》等歌聲，時時回蕩在這些雄偉肅穆的佛堂裏。
於是，法天佛門之地，也燃起了抗日救國的熊熊烈火，成立了“南嶽佛教救國協會”。1939年5月7日，葉劍英還特意到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講，強調“普度眾生要向艱難的現實敲門”。
抗日遊擊戰的演習，更使南嶽群山成了難得的好戰場。第一期遊擊幹訓班畢業前夕，葉劍英親自指揮學員進行近似實戰的野外軍事演習。他騎著一匹高大的棕色馬，奔馳於山間小道，穿越在叢林崗峰。經過戰鬥動員後，假設敵七隊在李崇教官的帶領下，從南嶽山上飛越而下，其餘各隊從四麵八方緊緊追蹤。經過兩天一晚的演練，遊擊健兒們打到衡山與湘潭交界的湘關，才收兵回山。葉劍英親自為這次演習作了講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訓處專員程兆熊看了這次演習的視察報告後說：“遊擊戰術一課之實地演習情況，謂絕非紙上談兵可比，該班訓練之切實，當可想見。”
抗日遊擊幹訓班的名聲，使國內外有聲望的學者、專家教授、領袖人物和友好人士，紛紛前往南嶽為遊擊幹訓班講課、演說、報告或采訪。蘇聯一位軍事顧問講授了“炮兵和步兵的協同作戰”；日本共產黨人鹿地亙講述“對日本軍閥的解剖和日本國內的民主鬥爭”；兩位法國記者到南嶽采訪；蔣介石演講“推行基本建設與實現三民主義”；周恩來以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和國際問題講師的名義演講“中日戰爭之策略與戰爭問題”；白崇禧講授“關於遊擊戰爭問題”；陳誠講授“論遊擊戰”；胡愈之講授“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分析”等等。
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胡誌明也曾到中共代表團裏工作多時。他當時因國內處境危險，來到中國，利用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和電台進行革命活動，主要是通過電台的新聞翻譯工作，了解越南革命鬥爭情況。
國共兩方麵人士，在共同舉辦抗日遊擊幹訓班的過程中，總的來說合作得還是不錯的，尤其在開始一段時間。如湯恩伯4月下旬在聖經學校禮堂召開的周會上說：友黨派來葉劍英擔任遊擊幹訓班的副教育長，幫助大家學習遊擊戰術。打遊擊他們是專家，過去我們打過交道。他們幾支槍，人也不多，這裏打，那裏打，我們老是撲空，老是被動挨打。現在共同對付日本，我們要團結一致，學好遊擊戰術，打敗日本。此話說得既有趣味又有誠意。接著葉劍英的講話也得到良好的反應。可是後來，國民黨實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使南嶽遊擊幹訓班逐漸出現了一些內部的摩擦和鬥爭。為了團結抗日，中共代表團十分克製、忍耐，同時也進行了必要的鬥爭。葉劍英強調說：在抗日陣營內部不應該摩擦，不應該自相殘殺，應該團結抗日，兄弟鬩於牆而外禦欺侮。這樣，遊擊幹訓班在南嶽堅持辦了三期。第一期1046人，編為8個隊，分別於5月和7月結業。第二期530人，編為5個隊，於6月20日開學，9月20日結業。第三期1459人，編為10個隊，於11月20日開學，次年2月至3月結業。該訓練班共培養了3000多名遊擊戰鬥幹部。由於當時日本飛機在粵漢鐵路沿線狂轟濫炸，遊擊幹訓班在南嶽受到嚴重幹擾，第三期尚未結束，中途便遷往零陵，之後又遷往祁陽。中共代表團一如既往，致力於教學工作。直到第三期結束後，經黨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團於1940年3月全部撤回延安。
汪精衛投敵豔電
抗戰發生後，汪精衛到處散布抗日必敗的謬論，並同日本侵略者秘密勾結，互通函電，信使往返，進行投敵叛國活動。汪精衛在離開重慶之前，早已派其親信高宗武秘密赴上海，與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勾結，嗣後又至東京向近衛接洽投敵的步驟和條件。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率其黨羽曾仲鳴、周佛海、陶希聖等潛離重慶，經昆明於23日飛抵河內。22日，日本近衛首相按預定計劃發表了誘降聲明。29日，汪精衛給國民黨中央黨部和蔣介石發出“豔電”：
今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唐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采取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
頃讀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關於調整中日外交根本方針之闡明：
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照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複，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臨時代表大會）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第二點，為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幹涉及於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立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至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製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製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
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久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製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於原則上予以讚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聲明已改變一月十六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
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若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曆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謀求其改，而各自明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洋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此提議，伏階采納。
豔電公然稱日本“對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宣稱願以近衛提出的“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這樣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複，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公開打出了乞降的旗幟。至此，汪精衛集團公開投靠日平。汪的豔電無恥地為日本侵略者辯護，並向重慶當局勸降。1939年3月，汪精衛公開發表《舉一個例》一文，披露國民黨國防最高會議關於德國大使調停中日妥協的記錄，說明蔣介石也一貫“主和”，敦促重慶當局共同從事“和平運動”。4月初，汪精衛與日本首相平沼簽訂了《汪平協定》。在協定中，汪精衛集團竟喪心病狂地要求日軍在短期內攻占西安，取南寧，占南昌、據襄樊，分兩路入川。為配合日軍上述行動，汪甘願從中國內部策動“倒蔣反共”戰爭，公然為日本侵略者吞並中國出謀劃策。5月，汪精衛在日本保護下秘密到達上海。此後，汪精衛便在日本策動下，與華北偽“臨時政府”、華中偽“維新政府”及偽“蒙古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權商談成立偽“中央政府”的問題。12月底，日汪在上海秘密簽訂了《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其內容為：東北割讓給日本，蒙疆、華北、長江下遊、華南島嶼由日軍長期占領；偽政權從中央至地方都由日本顧問監督；偽軍、偽警由日籍教官訓練，武器由日本供給；偽政府財經由日本控製，中國一切資源由日本任意開發；禁止一切抗日活動。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了偽國民政府。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
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的災難年代，30年代初日軍就開始對中國發起挑釁，蘆溝橋事變則開始了對中國的全麵進攻，積弱太久、力量渙散的中國軍隊在日軍剛開始的強大攻勢下節節敗退，中國進入了危急存亡的關頭。國民黨政府被迫從南京遷至武漢而至重慶，蔣介石也被迫飛往各個戰場進行督戰，不僅為了討好美國，也是事態所逼。嚴峻的事態並沒有給蔣介石時間和機會去思考和調整國內事務。1938年10月後，日軍隨著占領地的擴大，兵力已不夠分配，同時由於其他各方麵的複雜因素，諸如借錢打仗，國際信用度降低；軍費巨大的開支，迫使國內租稅加重，國內人民的厭戰情緒增加等，日本開始改變戰略，進攻步伐逐漸緩慢下來，為蔣介石解決國內事務、消除自己的憂慮和恐懼提供了時間和機會，同時日本的新戰略也給了蔣介石心理上的空間，注意力轉向了國內。
1938年12月6日，日本陸軍省參謀部公布從1938年秋季以後的對華處理方略，決定對華處理的總方針是“以攻占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時期，今後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切戒急躁。為此，目前應以恢複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消滅殘存抗日勢力的工作，雖然繼續進行，但主要應以武力為背景，結合運用謀略，攻略。”（注：《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頁。）日本的新戰略在政治上從反蔣轉為拉蔣，將重點放在對國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蔣介石可以暫時從抗日事務中脫身出來，所以蔣介石才會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
日本的侵略也給了蔣介石統一全國的政治機會。中國多年來一直處於各路諸侯、各派勢力獨霸一方的局麵，雖然表麵上蔣介石政府重新統一了中國，但中央政府形同虛設，除了對中共的憂慮和恐懼之外，各派軍閥勢力也是蔣介石頭痛的問題。日軍的侵略給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借機統一全國、發展自身借口和機會。在看到中共的軍隊在抗戰中得到發展，但不應忽視在抗戰中國民黨的軍隊也得到了極大發展的事實。國民黨軍隊“自開戰至本月二十日（注：此時為1938年11月20日），共計補前方兵員為一百九十四萬七千餘（其川滇桂晉冀魯各軍自行補充此尚未計及）”（注：《徐永昌日記》第四冊，第430頁），雖然抗戰初期中國軍隊遭到了重大損失，傷亡總數截至五中全會前約一百一十萬人，但兵額較開戰時還有增多，“現時共約二百五十餘萬人，開始時共約一百七十餘萬人”，並且何應欽認為：“我國軍隊現有之武器較諸開戰時，在數量上及素質上，均優勝。”（注：《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二冊，第9頁）所以對蔣介石國民黨來說，堅持抗戰的大旗，不僅是民族主義之必須，而且給自身帶來莫大的實惠。蔣介石借機發展自己的勢力，消除和減少一切不利因素，實現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是五中全會召開的一大背景。當然，英、美為自身利益考慮而犧牲中國以求同日本妥協，對國民黨進行勸降，這方麵的背景也不可忽視。
武漢失守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改變了對國民黨政府以軍事打擊為主的方針，逐漸將其主要兵力移向敵後解放區戰場。國民黨政府也逐漸將其政策的重點轉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麵。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於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在重慶召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整理黨務”和研究“如何與共產黨作積極之鬥爭”。蔣介石在會上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和《整理黨務之要點》的演講。會議根據蔣介石的演講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並設立“防共委員會”。會議決定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以指揮黨政軍各機關，蔣介石任委員長，委員由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常委、國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長、軍委會委員及由委員長提出的人員擔任。委員長有極大權力，“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便宜之措施”。還決定要徹底清查與整理戶籍、保甲，健全保甲製度。規定要以保甲為單位，強製民眾推行“國民抗敵公約”，宣誓“服從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之領導，盡心盡力，報效國家”等。會後，國民黨根據會議確定的方針，陸續製定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方案》等一係列反共文件。因此，這次會議的召開，是抗戰時期國民黨改變政策，逐漸采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的標誌。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是一次蔣介石開始進行統一和建設全國的會議，這在五中全會的提案和決議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來。五中全會收到提案35件，通過決議案16項，涉及黨務、政治、軍事、財政、經濟、交通、教育等多項內容，並且這些都不僅是全國的而且是長期的規劃。蔣介石在五中全會的宣言裏將五中全會的意義表述得很明顯，他認為抗戰局勢已由前期而轉入後期，“前期抗戰之主旨，在於消耗敵人力量”，“而後期抗戰之任務，則在承接前期奮鬥之成績，發揮我前後方及被占地區一切抗戰力量，以期獲得最後勝利與建國之成功。”（注：《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宣言》（1939年1月30日））在高舉抗戰大旗下，蔣介石要“使全體國民對自身皆確立同一的救國道德，對國家皆堅定同一的建國信仰，而國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據同一的道德觀念為同一的信仰而奮鬥犧牲是也”（注：《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實施辦法》（1939年3月20日））。換句話說，在“適舉行於抗戰後期之今日”的五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所要進行的是統一的努力。
解決中共問題被融入五中全會之中了，對全國力量的統一自然包括對中共的控製，但顯然出於前述對中共的憂慮，國民黨對中共問題非常重視。
會議期間，李宗仁等13個委員提案中認為，中共“造成黨國莫大隱憂”，要“作一次大清掃”，可謂代表了他們的心聲。中共雖然隻有約20萬左右的軍隊，但卻是國民黨最頭痛的問題。閻錫山稱王山西，但威脅不大。馮玉祥調至中央，難有作為。將全國劃分成幾個戰區，李宗仁就被迫離開廣西，成為無水之龍。其餘如劉湘、龍雲之流也難有作為，假以時日，應可收服。並且在抗戰大旗下，蔣介石可以隨時任意支配他們的軍隊，如調李品仙、廖磊軍把守津浦線南段，雲南的盧漢軍拱衛武漢等，並盡可隨時進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共，它有著李宗仁、閻錫山等軍閥所沒有的猛烈的發展勢頭、統一的思想意誌、強大的凝聚力，背後還有蘇聯的支持。並且，中共堅持獨立，不如其他軍閥易於收服和控製。如果說，蔣介石集團要借機號令全國，其最大的憂慮還是中共。如何對付中共單獨成為五中全會的一項重要內容。蔣介石在五中全會上作的《喚醒黨魂，發揚黨德，鞏固黨基》報告和《整頓黨務之要點》的講話，其重點就是針對中共而來，這次會議還製定了“溶共”的方針。會後設立“防共委員會”，僅在1939年內，蔣介石集團就製定了十餘項防共的方法和草案。
總之，國共之間有著很尖銳的矛盾，在日軍進攻局勢緊張時，被遮蔽了，當局勢緩和下來後，很快凸顯，這正是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與國共關係變化的症結所在，同樣也是隨後出現的愈演愈烈的國共摩擦和三次反共高潮的症結之所在。
會後，蔣介石集團把政策的中心由對外轉向對內，國民黨開始執行一條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路線。蔣介石集團不斷製造反共摩擦，需要指出的是，蔣介石集團消極抗日，但不敢放棄抗日，積極反共，但又不敢徹底破裂，體現了其政治態度的兩麵性。日本對國民黨的政策，由軍事進攻為主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但日本滅亡中國的方針沒有改變，所以蔣介石集團雖然消極抗日，但又不敢放棄抗日，在正麵戰場繼續抗戰。蔣介石集團的本質是反共反人民，這一點並不以抗戰的爆發而改變，同時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日益擴大和發展。這使蔣介石集團積極反共，但又不敢徹底破裂。國民政府實行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造成了嚴重的惡果：正麵戰場大潰敗，損失了大量兵力，喪失了大量國土。
《重慶各報聯合版》出版始末
1939年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後出版發行的《重慶各報聯合版》，自1939年5月6日發刊起，到8月12日停刊止，隻有短短的3個月零7天，共出版發行99期。但它的出版發行，卻適應了當時特殊形勢下的特殊要求，也是戰時中國新聞界團結奮鬥、共同對敵的象征，是中國報業史和中國新聞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壯舉和永遠值得紀念的大事。
抗戰爆發後，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重慶開始成為國統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的同時，也成為全國的輿論中心和媒介中心，除抗戰爆發前就已在重慶出版發行的《商務日報》（代表重慶工商界）、《國民公報》（代表四川地方勢力）和《新蜀報》（代表重慶地方進步力量）外，抗戰爆發後又遷來了《新華日報》（中國共產黨主辦並在國統區唯一公開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國民黨中央黨部主辦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報）、《掃蕩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辦的國民黨軍方機關報）、《時事新報》（孔祥熙係統全國性的金融財政報紙）、《大公報》（抗戰時期最大的民營報紙）、《新民報》（民間報）等等，抗戰爆發後又創刊了《西南日報》（為國民黨三青團所控製）。隨著重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地位的提高，重慶也就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破壞要地內包括重要的政治、經濟、產業等中樞機關”、“壓製和擾亂敵人的戰略及政略中樞”、“攻擊敵戰略及政略中樞……消滅敵最高統帥和最高政治機關”轟炸戰略的主要目標。1939年5月3日和4日，重慶遭受其有史以來最為殘酷、野蠻的大轟炸，市區內繁華的蒼坪街、大梁子、第一模範市場、白象街、左營街、新豐街、陝西街、都郵街、會仙橋、大陽溝等數十處被炸燃燒，市民死傷多達6千餘人。作為戰時重慶重要宣傳喉舌的《新華日報》、《大公報》、《國民公報》、《西南日報》、《新蜀報》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各報單獨出版發生困難。為應付非常局麵，保證信息暢通，大轟炸後的第二天即5月5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出通知，指定由《中央日報》牽頭，召集《新華日報》、《大公報》、《掃蕩報》、《時事新報》、《國民公報》、《新蜀報》、《新民報》、《商務日報》、《西南日報》等10家大報共商聯合出版事宜。中共中央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因損失不大，能夠繼續獨立出版發行且擔心國民黨當局趁此機會扼殺《新華日報》，遂於6日致函《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和《時事新報》總編輯崔唯吾，申明“所有關於聯合出版事宜，敝報一概恕不參加。”這樣，5月6日出版的《重慶各報聯合版》，就隻有四家報社參加，《新華日報》仍單獨出一小張。同一天（5月6日），國民黨中宣部複函《新華日報》，認為《新華日報》“本日仍照舊單獨出版，有違前令”，要求“7日起不得再行刊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及《新華日報》同仁，在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後認為：重慶各報出聯合版雖是國民黨中宣部出麵組織，但征得了各家報館的同意，假如唯獨《新華日報》不參加，勢必影響到同業關係，這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不利；而且聯合版是各報輪流擔任編輯，一家編一天，還負責寫社論，《新華日報》不參加就等於放棄了權利，失去了擴大影響的機會。在得到國民黨中宣部“出聯合版隻是臨時措施，絕對沒有讓《新華日報》就此停刊”的保證後，《新華日報》以民族利益為重，從國家大局出發，於5月7日參加到《重慶各報聯合版》中。《重慶各報聯合版》是為適應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後的非常形勢產生的，故在出版發行之初，一切均顯得雜亂無章，5月8日，由10家報社負責人共同組成“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以程滄波為主任委員，王芸生為編撰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天鵬為經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聯合版的編輯發行工作。為加強合作，減少矛盾，聯合版在編輯方針上，主要刊載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的各項消息，不寫社論，也不發各報采寫的新聞稿；編輯則由10家報社分組輪流擔任。
聯合版的編輯部設在未遭受空襲的《時事新報》的防空洞內；聯合版的印刷，5月6、7、8三日由《國民公報》承擔，9日起改由《時事新報》承印，7月初又改由《新民報》印刷；聯合版麵的篇幅，在發刊之初隻有一小張，後擴增為一大張，其刊載內容，規定以兩版載新聞，兩版載廣告，遇有新聞不足時，則以廣告補充（因大轟炸後各種遺失、尋人尋物啟事極多，該報雖拿出兩個版麵專門刊載廣告，但仍感不夠）；在發行方麵，聯合版為增加收入，減少虧損，除從7月1日起將報價由原來的5分調高到6分外，還增加發行量，使該報的日發行量達到3萬份左右，最多時達到5萬份，到聯合版結束時，該報除去一切開支，尚贏利16000餘元。中共中央在得知《新華日報》停刊參加聯合版的事情之後，於5月17日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致電並指示南方局，向國民黨當局交涉，堅持《新華日報》繼續單獨出版發行。中共中央南方局、《新華日報》接到中央指示後，一方麵集中主要力量加強《群眾》周刊的編輯工作，並派專人編輯出版《新華日報壁報》；另一方麵聯合《新蜀報》、《新民報》、《大公報》、《國民公報》等，積極向國民黨中宣部交涉複刊事宜。在各方要求下，“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於第七次會議決定：8月13日為各報複刊日期。8月12日，聯合版在其結束號中刊載了“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的啟事：查本會刊行之聯合版自5月6日發刊以來，已三餘月。茲以各會員報疏建工作大體就緒，本版發行至8月12日止，自8月13日起仍由各報分別出版，諸希亮察。至此，在中國報業史及中國新聞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重慶各報聯合版》宣告結束。
抗戰時期《新華日報》的紙張供應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雖然國民黨允許中共的新聞媒體《新華日報》和大型政治理論刊物《群眾》周刊在其統治區內公開出版發行，但《新華日報》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種種迫害和壓製，紙張封鎖即是其中最毒辣的一手。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就曾多次對其部下說：“要公開查封《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是不好辦的，不準商人賣紙給他們，不許經濟部給他們分配紙張，他們就會自己關門。”國民黨特務威脅重慶市麵上紙商，不準他們賣紙給《新華日報》。《新華日報》派員赴川內各地購紙，也受到國民黨特務威脅和阻礙，困難重重。《新華日報》紙張供應十分緊張，隻得派人到處找紙商零星購買，以補配購紙之不足。
然而，由於《新華日報》立論公允，報道真實，消息迅速，代表了大後方廣大人民的呼聲，深受國統區讀者歡迎，影響日益擴大，印數不斷上升。加上報館還要印行大量的黨內文件和進步書刊，《新華日報》的用紙需求量急劇上升。而國民政府經濟部的少量配購和自己的零星補購都是杯水車薪，解決不了《新華日報》的用紙需求。難道真會如戴笠所說《新華日報》會“自己關門”嗎？紙張供應成為了《新華日報》賴以生存和發展壯大的瓶頸。
麵對國民黨的封鎖迫害，如何保障《新華日報》館的紙張供應，從而保證一報一刊的正出版，就成為直接領導《新華日報》的南方局與國民頑固派進行鬥爭的緊迫任務和使命。
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指示《新華日報》要自力更生。
《新華日報》經研究決定：秘密籌備，自辦紙廠。
1940年3月，報館派出剛從新四軍撤回報館工作的蘇芸等人喬裝打扮，以普通紙商的身份到川東梁平等地調查了解紙張生產和交通運輸等方麵情況。蘇芸找到熟人介紹的紙商王織森，通過一段時間的接觸，覺得王織森品行端正，富有正義感，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對象。於是，先請王織森幫助《新華日報》秘密收購紙張。這期間，王織森對蘇芸的幫助極大。
1941年8月，《新華日報》決定讓蘇芸以個體商人身份投資8萬元，王織森代表墊江股東投資1萬元，梁平錦屛鎮鎮長歐仲武等地方勢力認股1萬元。共10萬元資本，在梁平錦屛鎮創辦了川東複興紙廠。該廠由蘇芸任經理，王織森任副經理兼會計主任，歐仲武在梁平負責廠裏事務。該廠在重慶東水門正街57號設立了推銷處，由蘇芸在這裏坐鎮主持推銷工作。紙廠開工後，每天由錦屛鎮發運100擔左右白報紙到長壽，再用木船轉運至重慶。
川東複興紙廠生產的紙，首先保證《新華日報》館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用紙。其次，為了使國民黨頑固派沒有借口，不給他們製造口實，也對商務印書館、正中書局和立信圖書用品社等官僚文化企業供應少量紙張。為此，蘇芸和王織森秘密製定了一套內外有別的銷售辦法。供應《新華日報》和三聯書店的紙張，不但在數量上必須保證，而且要做到“紙張好、價錢巧、無缺爛、無短少。”對其他報館書局則當麵看貨議價，質量和數量都不一定保證，交貨了事。紙廠在紙張出廠時，建立了“檢、剔、數”三道工序：“檢”是檢查紙質紙色，首尾勻稱；“剔”是剔去破爛糟粕；“數”是數足數量，不能短少。廠裏生產過程中每道工序都要加蓋工人代號，最後加蓋合口印“川東紙廠出品”字樣。每件紙的嚜頭再蓋上一個“川”字或“東”字。“川”字紙是上等好紙，專供《新華日報》和三聯書店用，“東”字紙則是一般紙張，供應其他單位。
《新華日報》的紙源充足，自然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注意。是年底，國民政府重慶市社會局局長包國華以“操縱紙張市場、囤積居奇”等罪名，密令逮捕蘇芸、查封川東紙廠、沒收全部紙張。幸得地下黨組織通風報信，蘇芸及時轉移。王織森將重慶千廝門貨棧及囤船上的全部存紙分別轉運到化龍橋《新華日報》館和冉家巷讀書出版社。頑固派的陰謀徹底落空，但川東複興紙廠也隻好停辦。
川東複興紙廠停辦後，《新華日報》與王織森商定：完全由墊江商股集資另行籌辦建華紙廠，由王織森任經理，像過去川東複興紙廠一樣為《新華日報》供應紙張。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從未中斷。當年直接負責此事的《新華日報》總經理熊瑾玎1959年在回憶錄中寫道“……這就是新華日報紙張的主要來源。”
《新華日報》建立的紙廠還不止“川東”和“建華”兩個。還在川東紙廠被查封前，《新華日報》就又派蘇芸、王幫藻和抽調地下黨榮縣縣委書記謝世榮組成工作組，以紙商身份到重慶北麵的大竹、廣安、銅梁等地考察，準備籌建另一座紙廠。經過實地勘察，最後選定在廣安縣陽河場的丁家坪建廠。因為這裏地處華鎣山，盛產白夾竹，造紙源料取之不竭，煤炭資源也很豐富，動力不成問題。交通十分便利，從渠河順流而下可直達重慶。而且丁家坪地勢平坦，三麵環山，另一麵是懸崖峭壁，地形十分隱蔽，建廠條件非常理想。加上這裏還有一座已經停產的舊紙廠廠房，稍加修葺即可使用。《新華日報》總經理熊瑾玎根據川東紙廠的經驗教訓和周恩來的指示，要求蘇芸做到“絕對保密，長期以資本家的身份辦好這個紙廠，要使《新華日報》的用紙無後顧之憂。”
為了使廣安紙廠取得合法地位，紙張能夠順利運抵重慶，蘇芸通過在重慶立信圖書用品社工作的地下黨員禇度凝與該社負責人潘序倫達成協議：由重慶立信圖書用品社為蘇芸出具到廣安辦紙廠的一切證明文件，紙廠則長期向該社供應紙張。潘序倫是當時全國有名的會計師，又是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國民黨頑固派都知道立信圖書用品社是潘序倫辦的文化企業。由於當時國內經濟蕭條，工業凋敝，加上日軍封鎖滇緬公路，進口紙張十分困難，國民政府經濟部的配購紙張更如杯水車薪，陪都市場上紙張奇缺，供不應求。立信圖書用品社遇見這等好事，喜出望外，立馬就與廣安紙廠簽訂了協議。
於是，廣安紙廠有了可靠的合法身份，所產紙張經包裝後蓋上“重慶立信圖書用品社”的紅色大印，一路上堂而皇之的車載船裝，直發山城。雖然沿途國民黨軍、警、憲、特關卡林立，華鎣山一帶還常有土匪出沒，但因廣安紙廠手續齊備，又是合法的商業貿易，無懈可擊，其紙張都能順利地通過各種檢查，一路暢通無阻，平安地運到重慶化龍橋邊的嘉陵江畔，再轉運至虎頭岩下的《新華日報》館。國民黨頑固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沒有發現廣安紙廠的紙大部分供應了《新華日報》。
為了提高紙張質量，紙廠專門聘請了曾經留學日本的化工專家李可極擔任總工程師。他在紙漿中加入適量的鬆香、白礬、牛膠等，生產出一種抗水紙，成為當時重慶紙張市場上的搶手貨，幾十家書店報館都找廣安紙廠訂貨。商務印書館和《大公報》等單位還主動預付全部貨款，甚至願意借款給紙廠擴大生產。蘇芸後來還通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和立信圖書用品社的潘序倫爭取到了國民黨銀行的一筆貸款，使廣安紙廠的運轉經費有了可靠和充足的保證。
根據報館的指示，在廣安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蘇芸在廣安上層人物中積極開展統戰工作。首先，他把廣安的部分工商業者組織起來，在小東街成立了“蜀光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純堿，解決了紙廠的用堿問題。然後，他又請廣安縣政府教育科科長杜希哲擔任紙廠常務董事，紙廠在當地的合法地位更加鞏固。蘇芸還通過各種社會關係和當地地下黨員楊玉樞的幫助，結識了四川軍閥楊森的退役旅長、廣安地方上的袍哥大爺張晉昌。這樣，原來很不安全的重慶與廣安之間的現金往來就由張晉昌在廣安開設的“安泰錢莊”負責辦理。在重慶辦理的匯票，可以直接在廣安兌現，不必再惹人現眼地用大麻袋裝現鈔上路，這樣即快速又可靠，而且從未有過失誤。
從廣安縣城到陽河場丁家坪紙廠，要經過雙河場等地120多華裏的華鎣山區，這一帶常有土匪出沒，殺人越貨，搶奪財物。城裏的現金到紙廠收購原料和紙廠的貨物運出山區，都十分危險。1941年7月下旬，國民黨派軍隊圍剿了占據華鎣山區的愛國進步地方勢力鄭啟和部，製造了“河東慘案”，殺害了鄭啟和等數百人。鄭氏舊部大隊長白家河等人被迫落草為寇。蘇芸和楊玉樞又利用各種關係，與白家河達成“友好協議”，請其負責紙廠與縣城間往來錢物的安全。所以，紙廠每月幾次從廣安縣城錢莊取回現金作收購原料、發放工資等開支，均從未被搶過。紙廠的貨物、現金路過匪區，全都安然無恙。
從丁家坪到化龍橋，沿途數百公裏，山高水深，頗費周折。紙張從丁家坪起運，先要走一段旱路，然後在清溪口裝船，穿渠江、越嘉陵，順流而下到重慶，一路曉宿夜行，風裏來，雨裏去，押運人員風餐露宿，重任在肩，十分辛苦。但他們每次都能克服困難，戰勝危險，順利完成任務。
抗戰期間，《新華日報》還在梁山辦過文華紙廠；同友好商人合作，在梁山開辦過正大紙廠和正大紙號；在大竹縣石橋鋪開辦過正升紙號。所以《新華日報》的紙源十分豐富，除了供應報館一報一刊平均每日用紙四五十令及印刷黨內文件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等單位的全部用紙外，友好同業如《新蜀報》等報館一遇紙張緊缺，《新華日報》總是慨然相助。甚至連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也找《新華日報》借過紙。在《新華日報》創辦九年零一個月又十八天的日子裏，在《新華日報》日發行量最高增至五萬餘份的日子裏，《新華日報》從未因缺紙少印過一張，從而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在大後方國統區最大限度的傳播。
直接領導《新華日報》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對報館的紙張供應工作是十分滿意的。
該報總經理熊瑾玎說：“紙廠就好比為我們前線作戰生產槍彈的兵工廠，沒有槍彈的軍隊是無法作戰的。”
而毛澤東則更是形象風趣地把在大後方輿論陣地上發揮了巨大作用的《新華日報》比作為“我們黨的一個方麵軍”。
愈炸愈勇的紅岩人
南方局房屋被毀
從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法西斯為摧毀中華民族的抗戰意誌，以其侵華的最大空軍力量，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進行了長達五年半的戰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重慶大轟炸”是世界戰爭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的具有國家戰爭性質的戰略轟炸；是重慶三千年曆史上最為悲壯、慘烈、意義深遠的重大事件；重慶人民遭受了一次空前深重的災難。是日本軍國主義欠下中國人民的又一筆血債！
1938年12月18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逃離重慶，叛國投敵。日本當局認為汪精衛的叛逃會引起大後方人心混亂，中國政府將會因此動搖，此時是對重慶進行轟炸、迫使國民政府屈服的最好機會，遂決定立即對重慶實施戰略轟炸。在這次轟炸中，尤以1939年5月3日、4日的轟炸最為慘烈。5月3日午後1時，日軍45架中型轟炸機連續對重慶人口密集、商業繁榮的市中區輪番轟炸，投擲爆炸彈98枚，約二公裏的市區街道成了一片火海，煙塵遮天蔽日，市中區27條主要街道大部化成廢墟。4日下午6時，27架日機再次對重慶進行了慘絕人寰的輪番轟炸，據國民政府重慶防空司令部調查統計，日機“5·3”、“5·4”炸死3991人，傷2323人，損毀建築物846棟，4025間，山城斷壁殘垣，遍體鱗傷，市街無法辨認。
南方局機關的房屋就在這次大轟炸中被毀，不得不搬遷到郊外的紅岩嘴。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於1939年1月在重慶成立。當時辦事處機關設在重慶城內機房街70號，南方局機關就秘密設於辦事處內；另有一部分人住在棉花街30號，對外隻稱辦事處。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轟炸中，南方局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的駐地機房街70號和棉花街30號均被炸毀。辦事處主任錢之光辦公室被投下1枚500磅炸彈，幸而未爆炸，才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無家可歸”的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隻得連夜遷往紅岩嘴饒國模的劉家花園。當時八路軍辦事處大樓尚未竣工，人員在農場內的一些茅草房內暫時居住，並在紅岩嘴下麵的嘉陵江畔搭起一些竹棚，作為臨時辦公之用。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大家仍緊張而有秩序地進行著各項工作。
大轟炸中的《新華日報》
日機對重慶的野蠻轟炸給戰時首都的新聞出版業造成了很大的損害和影響。但是廣大新聞出版界同仁以宣傳抗戰建國、促進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為己任，克服種種困難，堅持出版發行各種報刊書籍。
1939年5月3日和4日，設在城內西三街和蒼坪街的《新華日報》房屋被日機炸毀。這天，蒼坪街的《新華日報》編輯部、營業部、印刷廠被炸，燃起了大火。《大公報》所在地二牌坊被炸，排字車間被掀翻。《國民公報》廠房和辦公室被炸。《西南日報》被炸彈蕩平燒毀。重慶各大報館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轟炸，不少報社一時無條件恢複出版。但是，日本的暴行不僅不能使報人屈服，反而激發了他們的堅強鬥誌。各報社一方麵響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通知，參加《重慶各報聯合版》的編輯出版，一方麵積極向郊區疏散。8月中旬，各報又相繼複刊。
《新華日報》編輯部和印刷部為盡快恢複報紙的發行，在化龍橋和大坪虎頭岩之間的黃桷灣租借到一塊地皮。報社人員夜以繼日地在山溝裏修建起兩排簡陋的辦公室、廠房及8間宿舍，還修建了簡易的醫務室、救亡室、托兒所和家屬服務社，不分晝夜地安裝搶修機器。
在那些烽火漫天，血肉橫飛的日子裏，堅持報紙的出版發行是很不容易的：外勤記者要迅速奔赴災區現場進行采訪；編輯要在微弱的燭光下，甚至顧不上吃飯就抓緊編發稿件；排字工人既要夜以繼日地把被炸彈炸亂的字釘清理上架，又要在光度不夠的煤氣燈與電石燈前揀字、拚版，在敵機轟炸後，遇到暴雨襲來，還得戴著雨帽操作；沒有電力，印刷機就全靠工人挽著機器上的安全手柄，輪流搖轉，把報紙一份一份地搖印出來；發行人員須及時把報紙送到千家萬戶，如果遇到途中空襲警報，不是扔下就跑，而是將報紙牢牢抱住，暫時避入防空洞，與報紙共存亡，一旦解除警報，又準確無誤地送給訂戶。
1941年7月12日和8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短評盛讚陪都報業精神，並針對日本法西斯強盜對市區平民住宅變本加厲濫炸的無恥行徑指出：
“固然使我人民遭受若幹損失，友邦人士的財產同遭焚毀，我陪都同業如時事、親民、新蜀、大公、掃蕩等報館也先後受到許多物資上的損失，但這種獸行所得的結果隻是更高度發揮我愈炸愈勇的大無畏精神，日寇雖毒，豈能奈我何！”
“我們陪都同業中不幸被炸的幾家，雖然有的是接二連三地遭受不幸。但困難不能挫我奮鬥的意誌，日寇炸了我們依然是照常出版為抗戰建國的偉業服務，這種精神實在要引起全世界正義的欽敬，要使日寇侵略者愧死的……我們陪都同業這種堅守崗位，不懼暴力的光榮奮鬥有力地顯示出中華民族的偉大。”
紅岩屹立轟炸中
1940年5月，日機在完成了他們預定的最初目標後，將轟炸重心轉移到了重慶市區，集中打擊工廠、機關、街道、學校等人口稠密的地區，而且以連續多日輪番轟炸的方式，企圖通過製造巨大的破壞來摧毀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抗戰意誌。26日，日機136架於上午10時50分侵入四川境內，其中兩批竄至合川、綦江、永川一帶肆虐，當即遇到中國空軍的阻擊，紛紛駕機逃離。另有二批63架對白市驛機場輪番轟炸，其餘36架則飛臨重慶市區化龍橋、紅岩嘴上空投彈，位於該處的國民公報社、複旦中學等機構均遭轟炸。此次空襲，日機共投彈201枚，炸死64人，炸傷107人，死傷人員幾乎都是化龍橋、紅岩嘴地區的市民。在中國空軍和高射炮部隊的英勇阻擊中有二架日機被擊落，一架被擊傷。
一顆炸彈掉在了紅岩嘴南方局八路軍辦事處大樓附近，強烈的衝擊波震塌了辦事處大樓部分牆體。空襲過後，周恩來、鄧穎超特地站在震塌了的大門前，樂觀從容地照了一張相片。1985年，鄧穎超重返紅岩見到了這幅照片，感慨地說：“當年我和周恩來在這裏拍照，就是表示我們是炸不走、壓不倒的！”
在這一年的另一次大轟炸中，曾家岩“周公館”也遭到了轟炸。據警衛員劉九洲回憶，敵機來轟炸時，周恩來正和一位文化人在曾家岩50號談話，聽到報警後，他們全部下到防空洞去躲飛機。這個防空洞隨著山勢往下直通到嘉陵江邊。突然，他們從防空洞裏的座位上被震下來。劉九洲知道一定是附近落了一顆大炸彈，趕緊從防空洞上來，一眼看見周恩來的辦公室附近起火了，他和彭海貴便叫大家滅火搶文件。由於發現得早，沒有多大損失。
為防空襲，辦事處在紅岩嘴水井旁的山腳下挖了一個10餘米長的防空洞，並在洞口搭了席棚，種上藤蔓植物蔭蔽。每有空襲，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同誌以及農場的工人都到這裏來躲避。有時空襲時間很長，周恩來、董必武等領導就利用這個時間給大家講革命故事、國內國際形勢。重慶夏季氣候炎熱，而防空洞口卻十分涼快，周恩來、董必武等也會在酷暑難當時挪到這裏辦公、看書、寫文章。他們還在這裏會見過外國友人和新聞記者，接見過愛國青年學生。
1940年5月的一次大轟炸中，周恩來本已進了防空洞，看到大有農場主人饒國模（劉太太）在奔往防空洞的路上因為著急而走不快，便親自跑出防空洞去攙扶她，安慰她。在轟炸中，周恩來一麵布置陳家康維持防空洞的秩序，一麵自己跑到洞口去觀察空中情況。當敵機在附近投下炸彈，引起一片慌亂時，周恩來鎮定地高喊：“都不要動！安靜！”他的聲音很富感染力，立刻安定了人們的情緒。警報解除後，周恩來叫大家清點好人數，列隊走回辦事處，他又帶了幾個人上山去察看敵情。據紅岩嘴附近的農民反映，當敵機飛來的時候，有人用鏡子向辦事處防空洞的方向射光，所以兩次投彈都靠近辦事處的防空洞。周恩來認為這是我們放鬆了警惕，以後要去山上安排警衛。他還親自看望附近山上的農民，加強了與群眾的聯係。
在敵人的大轟炸下；在國統區惡劣的政治環境中；在辦事處物質供給匱乏，生活異常艱苦的條件下；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始終充溢著紅岩。紅岩山穀中經常洋溢著周恩來、董必武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爽朗的笑聲，以及年輕人的歡歌笑語。同誌們在這裏讀書識字、學政治、學外語；在清晨或工作之餘做體操、打籃球和排球，還經常舉行各種比賽。每逢周末或節假日，救亡室裏就飛出洪亮的抗戰歌聲，不時響起熱烈的鼓掌聲和歡笑聲。多姿多彩的學習與文體活動，使同誌們精神充沛，心情愉快。而這一切文化活動的中心，就是大家敬愛的周副主席。在紅岩活躍文化生活成了一件人人關心的大事。
星期六晚上，隻要沒有緊急任務和外事活動，周恩來總要和大家一起，開展各式各樣的文娛活動。唱歌、跳舞、演戲等形式不論，逢年過節則更是熱鬧。當時演出的話劇有《同誌，你走錯了路》、《把眼光放遠一點》；秧歌劇有《兄妹開荒》、《牛永貴負傷》等等。雖然多數同誌沒有機會登台，但是大家都很勇敢，自報角色，自導自演，還集體創作演出過一個話劇。周恩來也盡量抽時間來觀看節目，看到精彩的地方就帶頭鼓掌，爽朗地大笑。演出結束後他還要發表評論，指出優點與不足，鼓勵大家繼續努力。
在重慶大轟炸的血與火中，紅岩人像紅岩一樣始終屹立著。
決不屈服
麵對日機的狂轟濫炸，山城百萬軍民同仇敵愾，團結奮起，以抗戰必勝的信念和愛國主義精神，勇敢投入反空襲、反轟炸的戰鬥。
重慶軍民反擊日寇轟炸的不屈不撓精神，不僅鼓舞了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決心，而且博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讚譽，羅斯福總統曾致書重慶市民，對重慶市民在反空襲鬥爭中的堅毅鎮定，屹立不撓精神給予高度讚頌；各國駐渝新聞機構紛紛報道重慶人民不屈不撓的反空襲鬥爭，大大提高了重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使重慶成為“全世界家喻戶曉之名詞”。
在日機大轟炸的血腥日子裏，為搞好防空工作，《新華日報》多次代表中國共產黨向有關當局獻計獻策，指出防空事務中的弊端，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對防空當局的官僚主義和嚴重瀆職行為進行嚴厲批評，但又始終以團結大局為重，維護國共合作。麵對日機的轟炸，《新華日報》代表中國共產黨向重慶人民和全中國人民發出莊嚴而堅強的誓言：“我們決不會在敵寇殘暴的轟炸麵前消沉屈服！敵機能夠破壞我們的財物，摧毀我們的肉體，消滅城市的繁華，卻絕對毀滅不了我們堅強團結抗戰的決心，現在，沒有任何的外力，能夠一絲一毫的動搖我們抗戰和勝利的信心。”
中國共產黨人對日本侵略軍暴行的，譴責和揭露以及對日機狂轟濫炸中的英勇表率作用，極大地鼓舞了重慶人民堅持抵抗，反對轟炸的鬥爭和決心。
平江慘案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原係湘鄂贛邊紅軍遊擊隊，於1937年9月改編而成。一團在平江嘉義集結，整訓期間，設有一團辦事處，在瀏陽、修水等地設有通訊處。1938年1月，一團開赴江南前線，辦事處、通訊處隨即撤銷。這時，中共湘鄂贛省委改編為中共湘鄂贛特委，塗正坤為書記。為掩護特委工作，黨在嘉義設立新四軍一團平江留守處，繼續推進湘鄂贛邊區國共合作，處理部隊開拔後的遺留問題。安置傷病員和紅軍家屬等等。塗正坤以新四軍參議身份任留守處主任（亦稱處長）。留守處起初有工作人員（包括家屬在內）一百餘人，1939年春，精減至三十餘人。
1939年初，日寇步步向平江縣境逼近。平江的地方政府隨時準備撈上一把逃之夭夭。他們四處抓丁派款，各種冠以抗日救國的捐款數不勝數。更為不幸的是，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的部隊，此時也從四川到達平江，不久，便開到了嘉義鎮上。相形之下，國民黨平江地方政府的搜刮本領，隻能是小巫見大巫。除原有各項捐款一律照舊外，又增加了抗日勞軍等稅費。軍糧和馬糧完全按人口攤派，每戶三擔五鬥不等，而且要的是曬幹去皮的上等穀子。同時，還常以抗捐不繳，貽誤抗日軍餉為名，恣意敲詐勒索。
楊森部隊和平江地方政府相互勾結，為所欲為，像兩座大山壓得當地的百姓喘不過氣來。鄉親們常常感歎：我們的部隊在這裏就好了，我們就不會遭這種難，為什麽要開走啊？新四軍一團平江留守處門口，進出的鄉親總是川流不息。因為百姓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共產黨身上，他們紛紛派代表來反映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的蹂躪，述說自己的擔憂，表示抗日的決心。
為了團結抗日，也為了舒緩百姓的怒氣，塗正坤總是耐心地向大家分析國民黨製造借口，破壞團結，實行分裂，為賣國投降大開門路的陰謀。他要大家不要衝動，以免被敵人鑽空子。他說：“打鬼子是目前的頭等大事。楊森部隊雖壞，隻要他們不公開投敵，我們還是要耐心爭取他，萬一日本鬼子占領了平江，共產黨決不離開平江縣的人民，一定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難，組織起來打遊擊，抗日保家。”塗正坤還鼓勵大家積極深入到群眾中去，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教育工作。正因為做了這些細致的工作，平江雖然謠言四起，但群眾的抗日熱情和信心，卻愈加高漲起來。也正是如此，新四軍平江一團留守處成了國民黨的眼中釘，肉中刺，欲拔去而大快。國民黨為了實現蓄謀已久的鎮壓群眾的抗日活動，屠殺領導抗日的共產黨人的陰謀，使盡了卑鄙無恥的手段：先是派遣特務暗探監視，並偷偷地張貼許多汙蔑、謾罵和恫嚇的匿名標語。隨即又以便於經常聯係為名，再三要求一團留守處搬進縣城去，企圖隔絕新四軍平江留守處與人民群眾的聯係。偽縣長公然對留守處的負責人說：“據報告，你們的工作人員很不守法令，到處大肆活動！地方人士已經有所表示了！這樣下去，你們對後果要負責啦！”被一團留守處官兵當即予以嚴詞駁斥。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二十七集團軍奉蔣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圍襲擊新四軍平江一團留守處，主任塗正坤，秘書長吳淵當場被槍殺。晚上留守處工作人員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祿瑩（女）等人亦被槍殺或活埋。造成駭人聽聞，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新四軍一團留守處遂遭破壞。
得知消息後，南方局當即通電全國，說明事件發生經過，控訴其殘暴罪行，要求國民黨迅速合理解決此事，並將此事有關情況匯編成冊向中外散發，使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看清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麵目。
8月1日，毛澤東出席在延安南門外體育場舉行的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慘案死難烈士大會，發表題為《用國法製裁反動分子》的演說。毛澤東首先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革命同誌、抗日戰士提出抗議，他指出，現在應該殺死什麽人？應該殺死漢奸，殺死日本帝國主義者。但是，中國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打了兩年仗，還沒有分勝負。漢奸還是很活躍，殺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誌、抗日的戰士卻被殺死了。什麽人殺死的？軍隊殺死的。軍隊為什麽殺死了抗日戰士？軍隊是執行命令，有人指使軍隊去殺的。什麽人指使軍隊去殺？反動派在那裏指使。這些反動派，他們是準備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執行了日本人和汪精衛的命令，先把最堅決的抗日分子殺死。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們一定要反對，我們一定要抗議！接著毛澤東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統一觀，提出自己的統一觀。他說：中國應該統一，不統一就不能勝利。但是什麽叫統一呢？統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團結，要大家進步，要有賞有罰。現在統一了沒有呢？沒有。平江慘案就是證據。我們早就要求全國統一。第一個，統一於抗戰；第二個，統一於團結；第三個，統一於進步。然而近來日本帝國主義的搗亂更加厲害了，國際帝國主義幫助日本也更加積極了，中國內部的漢奸，公開的汪精衛和暗藏的汪精衛，他們破壞抗戰，破壞團結，向後倒退，也更加積極了。他們想使中國大部投降，內部分裂，國內打仗。現在國內流行一種秘密辦法，叫做什麽《限製異黨活動辦法》，其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這種辦法就是破壞團結的種種罪惡行為的根源。毛澤東最後指出，我們今天開這個大會，就是為了繼續抗戰，繼續團結，繼續進步。為了這個，就要取消《限製異黨活動辦法》，就要製裁那些投降派、反動派，就要保護一切革命的同誌、抗日的同誌、抗日的人民。
在重慶，原計劃7月20日舉行追悼會。後來因為還處在出《聯合版》期間，若隻舉行追悼會，沒有《新華日報》刊登消息，便不能更好起到揭露國民黨的作用，於是就把追悼會延期在8月13日《新華日報》複刊這一天舉行。這天下午三時，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在暴風雨中追悼新四軍平江嘉義留守處被害烈士。到會的有衛戍總司令部代表田霖、警備司令部代表董其昌、各機關團體及本報代表多人。由第八路軍參謀葉劍英主持。因諸烈士壯誌未酬，身先慘死，來賓皆哀痛而泣下。葉劍英首先講話，說平江慘案為中外所關切，“而尤其以八路軍新四軍前線將士憂慮悲憤莫可言喻。故必須了解，此係在日寇政治別動隊托派汪派漢奸破壞團結活動的影響下所進行的事件”。他還說：“使各方明了平江事件並非中央及國民黨同誌之意見。而團結將更加緊，以打擊日寇之政治陰謀活動。”接著，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致辭，他指出我們今天的任務，是請求政府以國法懲凶頑，揭破漢奸、托匪和汪派在破壞團結中的陰謀活動，並加強統一戰線工作。《新華日報》總編輯吳克堅，也提出本報讀者對平江事件的詢問和討論。新四軍代表肖正崗，則在最後致答詞，他對平江事件覺極痛心外，並要求全國人民和國際人士主持正義公道，為死者洗恥雪冤。追悼會場上布滿了挽聯，奠帳。
《新華日報》與新聞檢查機關、憲兵、特務相周旋，采取不同尋常的鬥爭策略，對這次事件作了及時報道。先是“七七”特刊連續三天登載“第十八某團軍駐渝辦事處同仁哀告”。這個哀告措辭比較溫和，隻說塗正坤等在平江遇害，沒有述說慘遭殺害的經過，因此沒有受到新聞檢查的阻撓。8月13日《新華日報》複刊這天，又重新出了訃告，是葉劍英等南方局軍事組幾位大手筆起草的，名曰《追悼新四軍平江留守通訊處遇害烈士啟事》，全文長達兩千多字。遣詞比前次的哀告強烈，曆數國民黨二十七集團軍派特務連殺害塗正坤等的殘暴經過，對反共暴行和投降陰謀進行了譴責。這則啟事是沒有送檢的，這天報紙的四版下半版是《追悼新四軍平江遇害烈士專刊》，也都沒有送檢。專刊的頭條是三副挽聯，用四號字排印，周圍加黑框。
第一副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挽聯：
在困難中惹起內訌江河不說古今憾
於身危處猶明大義天地能知忠烈心
其次是毛澤東的挽聯：
日寇憑陵國難方殷槍口應當向外
吾人主戰民氣可用意誌必須集中
第三副是葉挺和項英的挽聯：
殉國死猶生禍起蕭牆忍痛吞聲悼忠烈
殺人奸且盜狠如鷹犬推波助浪快仇讎
專刊還刊登頭天在化龍橋紅岩嘴八路軍辦事處舉行追悼會的消息。追悼會開會時正值狂風暴雨大作，編輯應景作題，在消息的引題上標出“風嘶雨號”，以示反動派屠殺新四軍的暴行引起天怒人怨。另有董必武和戈矛的挽詩，石西民的文章《血戰大江南北的新四軍》，以及塗正坤等烈士生平簡介。
鄧穎超和她的母親在紅岩
1939年5月，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和貴陽交通站的幫助下，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和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從貴陽來到了重慶，在曾家岩50號住了幾天後，鄧穎超就拜托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和南方局的房東饒國模將他們安頓在紅岩嘴大有農場內。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就住在饒國模的小樓二樓上，與饒國模隔壁，饒國模便於照顧。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就住在辦事處大樓側麵農場的小平房裏，與農場的一些員工們比鄰而居。
忙於工作的鄧穎超和周恩來平時都住在城內曾家岩50號周公館，但他們每周都要到紅岩嘴去學習和工作。就在這時，他倆就會一起去看望母親。問她有什麽困難，她總是說：“很好很好，沒有什麽困難。”日機狂轟濫炸時，楊振德隨饒國模躲空襲，處之坦然，從不驚慌，更不叫苦。
以前鄧穎超從來不知道母親的生日。在紅岩與母親的多次閑談中，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夕，蔣介石在武漢召開的高級將領緊急軍事會議上說：“吾人欲驅逐敵人，消滅敵人則必須利用遊擊戰，擾亂敵人之後方，而牽製其行動，破壞敵人運輸交通，而減少其力量，以協助正規軍之作戰。”他知道，論遊擊戰，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高手。朱德當時作為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成了這次會議的座上客。其實，中國共產黨為此事早就向國民黨當局提出過多次建議，但一直沒有引起國民黨當局的重視。這一次雙方算是想到一塊兒了。經周恩來與朱德商定，在會上正式提交了國共兩黨舉辦遊擊戰幹部培訓班的建議。蔣介石當時接受了這個建議，並要求立即擬訂出遊擊戰幹部培訓班計劃。會後，周恩來同葉劍英及時研究製定了遊擊戰幹部訓練班教育計劃大綱，由周恩來交會議討論決定。
緊接著，國民黨當局於同年11月25日在南嶽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會議確定以南嶽為大本營，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創辦抗日遊擊幹部訓練班。為了盡快辦成此事，國民黨當局又是向應邀參加會議的周恩來、葉劍英陳詞，又是向中共中央打電報，請求派幹部到訓練班擔任教官。於是，經中共中央研究決定，組成了一個三十多人的班子，對外稱“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即赴南嶽。代表團由葉劍英擔任團長（後為李濤），教官有李濤、邊章伍、吳奚如、李崇、薛子正。
南嶽抗日遊擊幹訓班第一期於1939年2月正式開學。班主任蔣介石，副班主任白崇禧，陳誠、湯恩伯、李默庵先後任教官，葉劍英任副教官，實際負責教學工作的是湯恩伯。兩個月後，湯恩伯奉命調回三十一集團軍任總司令，率部赴河南作戰。教育長改由三十三集團軍司令李默庵擔任。南嶽抗日遊擊幹訓班因係短期訓練班，僅設班本部，分教務處、總務處、軍需處、醫務處和一個政治部。學員對象主要是各戰區部隊營職以上的軍官和高級司令部的中級幕僚人員。各軍選派作戰修養好，且有作戰經驗的軍官參加訓練，畢業後仍回原部隊，再分別辦班訓練連、排長等基層軍事骨幹。如第一期的1046名學員中，其學曆大部分為黃埔軍校及以後改為南京中央軍校畢業的，一部分是高級研究班、保定軍校、雲南講武堂、東北講武堂和其他地方軍校的畢業生，真可謂人才濟濟。同時也可以看出，遊擊戰對這些軍中將才的吸引力。後來，全國許多青年學生及有誌之士，乃至國民黨的黨政官員也都紛紛要求報名參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學員中的女青年還為數不少，第一期有女學員110人，第三期1459人中，女學員就占十分之一。遊擊戰術的訓練，使廣大學員耳目一新。抗日遊擊幹部訓練班開設科目很多，共24門課程，分為精神訓練、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三大類。雖然課程比較繁雜，但遊擊戰爭課是教育訓練的中心，包含九個方麵的內容：遊擊戰爭概論、遊擊戰爭理論基礎、遊擊隊的政治工作、遊擊戰術科學教練、遊擊戰的破壞工作、遊擊隊通訊術、遊擊戰的化裝術、情報原理、遊擊戰實習等。當時整個南嶽大山都成了遊擊幹訓班學員的大課堂。集中上課時，學員和教官往返於南嶽廟、黃庭觀和南嶽鎮的大街小巷。美國基督教開辦的聖經學校、可容納千人集會的南嶽大殿、繪著八仙過海的“古往今來”路中亭和它四周的空地、祝聖寺內的“說法堂”等，都是教官講學、學員聽課、學員演練的大課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聲和《大刀進行曲》等歌聲，時時回蕩在這些雄偉肅穆的佛堂裏。
於是，法天佛門之地，也燃起了抗日救國的熊熊烈火，成立了“南嶽佛教救國協會”。1939年5月7日，葉劍英還特意到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講，強調“普度眾生要向艱難的現實敲門”。
抗日遊擊戰的演習，更使南嶽群山成了難得的好戰場。第一期遊擊幹訓班畢業前夕，葉劍英親自指揮學員進行近似實戰的野外軍事演習。他騎著一匹高大的棕色馬，奔馳於山間小道，穿越在叢林崗峰。經過戰鬥動員後，假設敵七隊在李崇教官的帶領下，從南嶽山上飛越而下，其餘各隊從四麵八方緊緊追蹤。經過兩天一晚的演練，遊擊健兒們打到衡山與湘潭交界的湘關，才收兵回山。葉劍英親自為這次演習作了講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訓處專員程兆熊看了這次演習的視察報告後說：“遊擊戰術一課之實地演習情況，謂絕非紙上談兵可比，該班訓練之切實，當可想見。”
抗日遊擊幹訓班的名聲，使國內外有聲望的學者、專家教授、領袖人物和友好人士，紛紛前往南嶽為遊擊幹訓班講課、演說、報告或采訪。蘇聯一位軍事顧問講授了“炮兵和步兵的協同作戰”；日本共產黨人鹿地亙講述“對日本軍閥的解剖和日本國內的民主鬥爭”；兩位法國記者到南嶽采訪；蔣介石演講“推行基本建設與實現三民主義”；周恩來以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和國際問題講師的名義演講“中日戰爭之策略與戰爭問題”；白崇禧講授“關於遊擊戰爭問題”；陳誠講授“論遊擊戰”；胡愈之講授“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分析”等等。
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胡誌明也曾到中共代表團裏工作多時。他當時因國內處境危險，來到中國，利用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和電台進行革命活動，主要是通過電台的新聞翻譯工作，了解越南革命鬥爭情況。
國共兩方麵人士，在共同舉辦抗日遊擊幹訓班的過程中，總的來說合作得還是不錯的，尤其在開始一段時間。如湯恩伯4月下旬在聖經學校禮堂召開的周會上說：友黨派來葉劍英擔任遊擊幹訓班的副教育長，幫助大家學習遊擊戰術。打遊擊他們是專家，過去我們打過交道。他們幾支槍，人也不多，這裏打，那裏打，我們老是撲空，老是被動挨打。現在共同對付日本，我們要團結一致，學好遊擊戰術，打敗日本。此話說得既有趣味又有誠意。接著葉劍英的講話也得到良好的反應。可是後來，國民黨實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使南嶽遊擊幹訓班逐漸出現了一些內部的摩擦和鬥爭。為了團結抗日，中共代表團十分克製、忍耐，同時也進行了必要的鬥爭。葉劍英強調說：在抗日陣營內部不應該摩擦，不應該自相殘殺，應該團結抗日，兄弟鬩於牆而外禦欺侮。這樣，遊擊幹訓班在南嶽堅持辦了三期。第一期1046人，編為8個隊，分別於5月和7月結業。第二期530人，編為5個隊，於6月20日開學，9月20日結業。第三期1459人，編為10個隊，於11月20日開學，次年2月至3月結業。該訓練班共培養了3000多名遊擊戰鬥幹部。由於當時日本飛機在粵漢鐵路沿線狂轟濫炸，遊擊幹訓班在南嶽受到嚴重幹擾，第三期尚未結束，中途便遷往零陵，之後又遷往祁陽。中共代表團一如既往，致力於教學工作。直到第三期結束後，經黨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團於1940年3月全部撤回延安。
汪精衛投敵豔電
抗戰發生後，汪精衛到處散布抗日必敗的謬論，並同日本侵略者秘密勾結，互通函電，信使往返，進行投敵叛國活動。汪精衛在離開重慶之前，早已派其親信高宗武秘密赴上海，與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勾結，嗣後又至東京向近衛接洽投敵的步驟和條件。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率其黨羽曾仲鳴、周佛海、陶希聖等潛離重慶，經昆明於23日飛抵河內。22日，日本近衛首相按預定計劃發表了誘降聲明。29日，汪精衛給國民黨中央黨部和蔣介石發出“豔電”：
今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唐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采取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
頃讀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關於調整中日外交根本方針之闡明：
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照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複，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臨時代表大會）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第二點，為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幹涉及於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立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至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製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製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
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久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製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於原則上予以讚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聲明已改變一月十六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
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若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曆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謀求其改，而各自明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洋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此提議，伏階采納。
豔電公然稱日本“對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宣稱願以近衛提出的“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這樣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複，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公開打出了乞降的旗幟。至此，汪精衛集團公開投靠日平。汪的豔電無恥地為日本侵略者辯護，並向重慶當局勸降。1939年3月，汪精衛公開發表《舉一個例》一文，披露國民黨國防最高會議關於德國大使調停中日妥協的記錄，說明蔣介石也一貫“主和”，敦促重慶當局共同從事“和平運動”。4月初，汪精衛與日本首相平沼簽訂了《汪平協定》。在協定中，汪精衛集團竟喪心病狂地要求日軍在短期內攻占西安，取南寧，占南昌、據襄樊，分兩路入川。為配合日軍上述行動，汪甘願從中國內部策動“倒蔣反共”戰爭，公然為日本侵略者吞並中國出謀劃策。5月，汪精衛在日本保護下秘密到達上海。此後，汪精衛便在日本策動下，與華北偽“臨時政府”、華中偽“維新政府”及偽“蒙古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權商談成立偽“中央政府”的問題。12月底，日汪在上海秘密簽訂了《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其內容為：東北割讓給日本，蒙疆、華北、長江下遊、華南島嶼由日軍長期占領；偽政權從中央至地方都由日本顧問監督；偽軍、偽警由日籍教官訓練，武器由日本供給；偽政府財經由日本控製，中國一切資源由日本任意開發；禁止一切抗日活動。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了偽國民政府。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
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的災難年代，30年代初日軍就開始對中國發起挑釁，蘆溝橋事變則開始了對中國的全麵進攻，積弱太久、力量渙散的中國軍隊在日軍剛開始的強大攻勢下節節敗退，中國進入了危急存亡的關頭。國民黨政府被迫從南京遷至武漢而至重慶，蔣介石也被迫飛往各個戰場進行督戰，不僅為了討好美國，也是事態所逼。嚴峻的事態並沒有給蔣介石時間和機會去思考和調整國內事務。1938年10月後，日軍隨著占領地的擴大，兵力已不夠分配，同時由於其他各方麵的複雜因素，諸如借錢打仗，國際信用度降低；軍費巨大的開支，迫使國內租稅加重，國內人民的厭戰情緒增加等，日本開始改變戰略，進攻步伐逐漸緩慢下來，為蔣介石解決國內事務、消除自己的憂慮和恐懼提供了時間和機會，同時日本的新戰略也給了蔣介石心理上的空間，注意力轉向了國內。
1938年12月6日，日本陸軍省參謀部公布從1938年秋季以後的對華處理方略，決定對華處理的總方針是“以攻占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時期，今後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切戒急躁。為此，目前應以恢複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消滅殘存抗日勢力的工作，雖然繼續進行，但主要應以武力為背景，結合運用謀略，攻略。”（注：《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頁。）日本的新戰略在政治上從反蔣轉為拉蔣，將重點放在對國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蔣介石可以暫時從抗日事務中脫身出來，所以蔣介石才會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
日本的侵略也給了蔣介石統一全國的政治機會。中國多年來一直處於各路諸侯、各派勢力獨霸一方的局麵，雖然表麵上蔣介石政府重新統一了中國，但中央政府形同虛設，除了對中共的憂慮和恐懼之外，各派軍閥勢力也是蔣介石頭痛的問題。日軍的侵略給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借機統一全國、發展自身借口和機會。在看到中共的軍隊在抗戰中得到發展，但不應忽視在抗戰中國民黨的軍隊也得到了極大發展的事實。國民黨軍隊“自開戰至本月二十日（注：此時為1938年11月20日），共計補前方兵員為一百九十四萬七千餘（其川滇桂晉冀魯各軍自行補充此尚未計及）”（注：《徐永昌日記》第四冊，第430頁），雖然抗戰初期中國軍隊遭到了重大損失，傷亡總數截至五中全會前約一百一十萬人，但兵額較開戰時還有增多，“現時共約二百五十餘萬人，開始時共約一百七十餘萬人”，並且何應欽認為：“我國軍隊現有之武器較諸開戰時，在數量上及素質上，均優勝。”（注：《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二冊，第9頁）所以對蔣介石國民黨來說，堅持抗戰的大旗，不僅是民族主義之必須，而且給自身帶來莫大的實惠。蔣介石借機發展自己的勢力，消除和減少一切不利因素，實現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是五中全會召開的一大背景。當然，英、美為自身利益考慮而犧牲中國以求同日本妥協，對國民黨進行勸降，這方麵的背景也不可忽視。
武漢失守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改變了對國民黨政府以軍事打擊為主的方針，逐漸將其主要兵力移向敵後解放區戰場。國民黨政府也逐漸將其政策的重點轉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麵。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於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在重慶召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整理黨務”和研究“如何與共產黨作積極之鬥爭”。蔣介石在會上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和《整理黨務之要點》的演講。會議根據蔣介石的演講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並設立“防共委員會”。會議決定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以指揮黨政軍各機關，蔣介石任委員長，委員由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常委、國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長、軍委會委員及由委員長提出的人員擔任。委員長有極大權力，“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便宜之措施”。還決定要徹底清查與整理戶籍、保甲，健全保甲製度。規定要以保甲為單位，強製民眾推行“國民抗敵公約”，宣誓“服從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之領導，盡心盡力，報效國家”等。會後，國民黨根據會議確定的方針，陸續製定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方案》等一係列反共文件。因此，這次會議的召開，是抗戰時期國民黨改變政策，逐漸采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的標誌。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是一次蔣介石開始進行統一和建設全國的會議，這在五中全會的提案和決議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來。五中全會收到提案35件，通過決議案16項，涉及黨務、政治、軍事、財政、經濟、交通、教育等多項內容，並且這些都不僅是全國的而且是長期的規劃。蔣介石在五中全會的宣言裏將五中全會的意義表述得很明顯，他認為抗戰局勢已由前期而轉入後期，“前期抗戰之主旨，在於消耗敵人力量”，“而後期抗戰之任務，則在承接前期奮鬥之成績，發揮我前後方及被占地區一切抗戰力量，以期獲得最後勝利與建國之成功。”（注：《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宣言》（1939年1月30日））在高舉抗戰大旗下，蔣介石要“使全體國民對自身皆確立同一的救國道德，對國家皆堅定同一的建國信仰，而國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據同一的道德觀念為同一的信仰而奮鬥犧牲是也”（注：《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實施辦法》（1939年3月20日））。換句話說，在“適舉行於抗戰後期之今日”的五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所要進行的是統一的努力。
解決中共問題被融入五中全會之中了，對全國力量的統一自然包括對中共的控製，但顯然出於前述對中共的憂慮，國民黨對中共問題非常重視。
會議期間，李宗仁等13個委員提案中認為，中共“造成黨國莫大隱憂”，要“作一次大清掃”，可謂代表了他們的心聲。中共雖然隻有約20萬左右的軍隊，但卻是國民黨最頭痛的問題。閻錫山稱王山西，但威脅不大。馮玉祥調至中央，難有作為。將全國劃分成幾個戰區，李宗仁就被迫離開廣西，成為無水之龍。其餘如劉湘、龍雲之流也難有作為，假以時日，應可收服。並且在抗戰大旗下，蔣介石可以隨時任意支配他們的軍隊，如調李品仙、廖磊軍把守津浦線南段，雲南的盧漢軍拱衛武漢等，並盡可隨時進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共，它有著李宗仁、閻錫山等軍閥所沒有的猛烈的發展勢頭、統一的思想意誌、強大的凝聚力，背後還有蘇聯的支持。並且，中共堅持獨立，不如其他軍閥易於收服和控製。如果說，蔣介石集團要借機號令全國，其最大的憂慮還是中共。如何對付中共單獨成為五中全會的一項重要內容。蔣介石在五中全會上作的《喚醒黨魂，發揚黨德，鞏固黨基》報告和《整頓黨務之要點》的講話，其重點就是針對中共而來，這次會議還製定了“溶共”的方針。會後設立“防共委員會”，僅在1939年內，蔣介石集團就製定了十餘項防共的方法和草案。
總之，國共之間有著很尖銳的矛盾，在日軍進攻局勢緊張時，被遮蔽了，當局勢緩和下來後，很快凸顯，這正是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與國共關係變化的症結所在，同樣也是隨後出現的愈演愈烈的國共摩擦和三次反共高潮的症結之所在。
會後，蔣介石集團把政策的中心由對外轉向對內，國民黨開始執行一條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路線。蔣介石集團不斷製造反共摩擦，需要指出的是，蔣介石集團消極抗日，但不敢放棄抗日，積極反共，但又不敢徹底破裂，體現了其政治態度的兩麵性。日本對國民黨的政策，由軍事進攻為主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但日本滅亡中國的方針沒有改變，所以蔣介石集團雖然消極抗日，但又不敢放棄抗日，在正麵戰場繼續抗戰。蔣介石集團的本質是反共反人民，這一點並不以抗戰的爆發而改變，同時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日益擴大和發展。這使蔣介石集團積極反共，但又不敢徹底破裂。國民政府實行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造成了嚴重的惡果：正麵戰場大潰敗，損失了大量兵力，喪失了大量國土。
《重慶各報聯合版》出版始末
1939年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後出版發行的《重慶各報聯合版》，自1939年5月6日發刊起，到8月12日停刊止，隻有短短的3個月零7天，共出版發行99期。但它的出版發行，卻適應了當時特殊形勢下的特殊要求，也是戰時中國新聞界團結奮鬥、共同對敵的象征，是中國報業史和中國新聞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壯舉和永遠值得紀念的大事。
抗戰爆發後，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重慶開始成為國統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的同時，也成為全國的輿論中心和媒介中心，除抗戰爆發前就已在重慶出版發行的《商務日報》（代表重慶工商界）、《國民公報》（代表四川地方勢力）和《新蜀報》（代表重慶地方進步力量）外，抗戰爆發後又遷來了《新華日報》（中國共產黨主辦並在國統區唯一公開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國民黨中央黨部主辦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報）、《掃蕩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辦的國民黨軍方機關報）、《時事新報》（孔祥熙係統全國性的金融財政報紙）、《大公報》（抗戰時期最大的民營報紙）、《新民報》（民間報）等等，抗戰爆發後又創刊了《西南日報》（為國民黨三青團所控製）。隨著重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地位的提高，重慶也就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破壞要地內包括重要的政治、經濟、產業等中樞機關”、“壓製和擾亂敵人的戰略及政略中樞”、“攻擊敵戰略及政略中樞……消滅敵最高統帥和最高政治機關”轟炸戰略的主要目標。1939年5月3日和4日，重慶遭受其有史以來最為殘酷、野蠻的大轟炸，市區內繁華的蒼坪街、大梁子、第一模範市場、白象街、左營街、新豐街、陝西街、都郵街、會仙橋、大陽溝等數十處被炸燃燒，市民死傷多達6千餘人。作為戰時重慶重要宣傳喉舌的《新華日報》、《大公報》、《國民公報》、《西南日報》、《新蜀報》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各報單獨出版發生困難。為應付非常局麵，保證信息暢通，大轟炸後的第二天即5月5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出通知，指定由《中央日報》牽頭，召集《新華日報》、《大公報》、《掃蕩報》、《時事新報》、《國民公報》、《新蜀報》、《新民報》、《商務日報》、《西南日報》等10家大報共商聯合出版事宜。中共中央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因損失不大，能夠繼續獨立出版發行且擔心國民黨當局趁此機會扼殺《新華日報》，遂於6日致函《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和《時事新報》總編輯崔唯吾，申明“所有關於聯合出版事宜，敝報一概恕不參加。”這樣，5月6日出版的《重慶各報聯合版》，就隻有四家報社參加，《新華日報》仍單獨出一小張。同一天（5月6日），國民黨中宣部複函《新華日報》，認為《新華日報》“本日仍照舊單獨出版，有違前令”，要求“7日起不得再行刊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及《新華日報》同仁，在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後認為：重慶各報出聯合版雖是國民黨中宣部出麵組織，但征得了各家報館的同意，假如唯獨《新華日報》不參加，勢必影響到同業關係，這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不利；而且聯合版是各報輪流擔任編輯，一家編一天，還負責寫社論，《新華日報》不參加就等於放棄了權利，失去了擴大影響的機會。在得到國民黨中宣部“出聯合版隻是臨時措施，絕對沒有讓《新華日報》就此停刊”的保證後，《新華日報》以民族利益為重，從國家大局出發，於5月7日參加到《重慶各報聯合版》中。《重慶各報聯合版》是為適應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後的非常形勢產生的，故在出版發行之初，一切均顯得雜亂無章，5月8日，由10家報社負責人共同組成“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以程滄波為主任委員，王芸生為編撰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天鵬為經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聯合版的編輯發行工作。為加強合作，減少矛盾，聯合版在編輯方針上，主要刊載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的各項消息，不寫社論，也不發各報采寫的新聞稿；編輯則由10家報社分組輪流擔任。
聯合版的編輯部設在未遭受空襲的《時事新報》的防空洞內；聯合版的印刷，5月6、7、8三日由《國民公報》承擔，9日起改由《時事新報》承印，7月初又改由《新民報》印刷；聯合版麵的篇幅，在發刊之初隻有一小張，後擴增為一大張，其刊載內容，規定以兩版載新聞，兩版載廣告，遇有新聞不足時，則以廣告補充（因大轟炸後各種遺失、尋人尋物啟事極多，該報雖拿出兩個版麵專門刊載廣告，但仍感不夠）；在發行方麵，聯合版為增加收入，減少虧損，除從7月1日起將報價由原來的5分調高到6分外，還增加發行量，使該報的日發行量達到3萬份左右，最多時達到5萬份，到聯合版結束時，該報除去一切開支，尚贏利16000餘元。中共中央在得知《新華日報》停刊參加聯合版的事情之後，於5月17日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致電並指示南方局，向國民黨當局交涉，堅持《新華日報》繼續單獨出版發行。中共中央南方局、《新華日報》接到中央指示後，一方麵集中主要力量加強《群眾》周刊的編輯工作，並派專人編輯出版《新華日報壁報》；另一方麵聯合《新蜀報》、《新民報》、《大公報》、《國民公報》等，積極向國民黨中宣部交涉複刊事宜。在各方要求下，“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於第七次會議決定：8月13日為各報複刊日期。8月12日，聯合版在其結束號中刊載了“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的啟事：查本會刊行之聯合版自5月6日發刊以來，已三餘月。茲以各會員報疏建工作大體就緒，本版發行至8月12日止，自8月13日起仍由各報分別出版，諸希亮察。至此，在中國報業史及中國新聞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重慶各報聯合版》宣告結束。
抗戰時期《新華日報》的紙張供應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雖然國民黨允許中共的新聞媒體《新華日報》和大型政治理論刊物《群眾》周刊在其統治區內公開出版發行，但《新華日報》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種種迫害和壓製，紙張封鎖即是其中最毒辣的一手。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就曾多次對其部下說：“要公開查封《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是不好辦的，不準商人賣紙給他們，不許經濟部給他們分配紙張，他們就會自己關門。”國民黨特務威脅重慶市麵上紙商，不準他們賣紙給《新華日報》。《新華日報》派員赴川內各地購紙，也受到國民黨特務威脅和阻礙，困難重重。《新華日報》紙張供應十分緊張，隻得派人到處找紙商零星購買，以補配購紙之不足。
然而，由於《新華日報》立論公允，報道真實，消息迅速，代表了大後方廣大人民的呼聲，深受國統區讀者歡迎，影響日益擴大，印數不斷上升。加上報館還要印行大量的黨內文件和進步書刊，《新華日報》的用紙需求量急劇上升。而國民政府經濟部的少量配購和自己的零星補購都是杯水車薪，解決不了《新華日報》的用紙需求。難道真會如戴笠所說《新華日報》會“自己關門”嗎？紙張供應成為了《新華日報》賴以生存和發展壯大的瓶頸。
麵對國民黨的封鎖迫害，如何保障《新華日報》館的紙張供應，從而保證一報一刊的正出版，就成為直接領導《新華日報》的南方局與國民頑固派進行鬥爭的緊迫任務和使命。
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指示《新華日報》要自力更生。
《新華日報》經研究決定：秘密籌備，自辦紙廠。
1940年3月，報館派出剛從新四軍撤回報館工作的蘇芸等人喬裝打扮，以普通紙商的身份到川東梁平等地調查了解紙張生產和交通運輸等方麵情況。蘇芸找到熟人介紹的紙商王織森，通過一段時間的接觸，覺得王織森品行端正，富有正義感，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對象。於是，先請王織森幫助《新華日報》秘密收購紙張。這期間，王織森對蘇芸的幫助極大。
1941年8月，《新華日報》決定讓蘇芸以個體商人身份投資8萬元，王織森代表墊江股東投資1萬元，梁平錦屛鎮鎮長歐仲武等地方勢力認股1萬元。共10萬元資本，在梁平錦屛鎮創辦了川東複興紙廠。該廠由蘇芸任經理，王織森任副經理兼會計主任，歐仲武在梁平負責廠裏事務。該廠在重慶東水門正街57號設立了推銷處，由蘇芸在這裏坐鎮主持推銷工作。紙廠開工後，每天由錦屛鎮發運100擔左右白報紙到長壽，再用木船轉運至重慶。
川東複興紙廠生產的紙，首先保證《新華日報》館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用紙。其次，為了使國民黨頑固派沒有借口，不給他們製造口實，也對商務印書館、正中書局和立信圖書用品社等官僚文化企業供應少量紙張。為此，蘇芸和王織森秘密製定了一套內外有別的銷售辦法。供應《新華日報》和三聯書店的紙張，不但在數量上必須保證，而且要做到“紙張好、價錢巧、無缺爛、無短少。”對其他報館書局則當麵看貨議價，質量和數量都不一定保證，交貨了事。紙廠在紙張出廠時，建立了“檢、剔、數”三道工序：“檢”是檢查紙質紙色，首尾勻稱；“剔”是剔去破爛糟粕；“數”是數足數量，不能短少。廠裏生產過程中每道工序都要加蓋工人代號，最後加蓋合口印“川東紙廠出品”字樣。每件紙的嚜頭再蓋上一個“川”字或“東”字。“川”字紙是上等好紙，專供《新華日報》和三聯書店用，“東”字紙則是一般紙張，供應其他單位。
《新華日報》的紙源充足，自然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注意。是年底，國民政府重慶市社會局局長包國華以“操縱紙張市場、囤積居奇”等罪名，密令逮捕蘇芸、查封川東紙廠、沒收全部紙張。幸得地下黨組織通風報信，蘇芸及時轉移。王織森將重慶千廝門貨棧及囤船上的全部存紙分別轉運到化龍橋《新華日報》館和冉家巷讀書出版社。頑固派的陰謀徹底落空，但川東複興紙廠也隻好停辦。
川東複興紙廠停辦後，《新華日報》與王織森商定：完全由墊江商股集資另行籌辦建華紙廠，由王織森任經理，像過去川東複興紙廠一樣為《新華日報》供應紙張。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從未中斷。當年直接負責此事的《新華日報》總經理熊瑾玎1959年在回憶錄中寫道“……這就是新華日報紙張的主要來源。”
《新華日報》建立的紙廠還不止“川東”和“建華”兩個。還在川東紙廠被查封前，《新華日報》就又派蘇芸、王幫藻和抽調地下黨榮縣縣委書記謝世榮組成工作組，以紙商身份到重慶北麵的大竹、廣安、銅梁等地考察，準備籌建另一座紙廠。經過實地勘察，最後選定在廣安縣陽河場的丁家坪建廠。因為這裏地處華鎣山，盛產白夾竹，造紙源料取之不竭，煤炭資源也很豐富，動力不成問題。交通十分便利，從渠河順流而下可直達重慶。而且丁家坪地勢平坦，三麵環山，另一麵是懸崖峭壁，地形十分隱蔽，建廠條件非常理想。加上這裏還有一座已經停產的舊紙廠廠房，稍加修葺即可使用。《新華日報》總經理熊瑾玎根據川東紙廠的經驗教訓和周恩來的指示，要求蘇芸做到“絕對保密，長期以資本家的身份辦好這個紙廠，要使《新華日報》的用紙無後顧之憂。”
為了使廣安紙廠取得合法地位，紙張能夠順利運抵重慶，蘇芸通過在重慶立信圖書用品社工作的地下黨員禇度凝與該社負責人潘序倫達成協議：由重慶立信圖書用品社為蘇芸出具到廣安辦紙廠的一切證明文件，紙廠則長期向該社供應紙張。潘序倫是當時全國有名的會計師，又是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國民黨頑固派都知道立信圖書用品社是潘序倫辦的文化企業。由於當時國內經濟蕭條，工業凋敝，加上日軍封鎖滇緬公路，進口紙張十分困難，國民政府經濟部的配購紙張更如杯水車薪，陪都市場上紙張奇缺，供不應求。立信圖書用品社遇見這等好事，喜出望外，立馬就與廣安紙廠簽訂了協議。
於是，廣安紙廠有了可靠的合法身份，所產紙張經包裝後蓋上“重慶立信圖書用品社”的紅色大印，一路上堂而皇之的車載船裝，直發山城。雖然沿途國民黨軍、警、憲、特關卡林立，華鎣山一帶還常有土匪出沒，但因廣安紙廠手續齊備，又是合法的商業貿易，無懈可擊，其紙張都能順利地通過各種檢查，一路暢通無阻，平安地運到重慶化龍橋邊的嘉陵江畔，再轉運至虎頭岩下的《新華日報》館。國民黨頑固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沒有發現廣安紙廠的紙大部分供應了《新華日報》。
為了提高紙張質量，紙廠專門聘請了曾經留學日本的化工專家李可極擔任總工程師。他在紙漿中加入適量的鬆香、白礬、牛膠等，生產出一種抗水紙，成為當時重慶紙張市場上的搶手貨，幾十家書店報館都找廣安紙廠訂貨。商務印書館和《大公報》等單位還主動預付全部貨款，甚至願意借款給紙廠擴大生產。蘇芸後來還通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和立信圖書用品社的潘序倫爭取到了國民黨銀行的一筆貸款，使廣安紙廠的運轉經費有了可靠和充足的保證。
根據報館的指示，在廣安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蘇芸在廣安上層人物中積極開展統戰工作。首先，他把廣安的部分工商業者組織起來，在小東街成立了“蜀光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純堿，解決了紙廠的用堿問題。然後，他又請廣安縣政府教育科科長杜希哲擔任紙廠常務董事，紙廠在當地的合法地位更加鞏固。蘇芸還通過各種社會關係和當地地下黨員楊玉樞的幫助，結識了四川軍閥楊森的退役旅長、廣安地方上的袍哥大爺張晉昌。這樣，原來很不安全的重慶與廣安之間的現金往來就由張晉昌在廣安開設的“安泰錢莊”負責辦理。在重慶辦理的匯票，可以直接在廣安兌現，不必再惹人現眼地用大麻袋裝現鈔上路，這樣即快速又可靠，而且從未有過失誤。
從廣安縣城到陽河場丁家坪紙廠，要經過雙河場等地120多華裏的華鎣山區，這一帶常有土匪出沒，殺人越貨，搶奪財物。城裏的現金到紙廠收購原料和紙廠的貨物運出山區，都十分危險。1941年7月下旬，國民黨派軍隊圍剿了占據華鎣山區的愛國進步地方勢力鄭啟和部，製造了“河東慘案”，殺害了鄭啟和等數百人。鄭氏舊部大隊長白家河等人被迫落草為寇。蘇芸和楊玉樞又利用各種關係，與白家河達成“友好協議”，請其負責紙廠與縣城間往來錢物的安全。所以，紙廠每月幾次從廣安縣城錢莊取回現金作收購原料、發放工資等開支，均從未被搶過。紙廠的貨物、現金路過匪區，全都安然無恙。
從丁家坪到化龍橋，沿途數百公裏，山高水深，頗費周折。紙張從丁家坪起運，先要走一段旱路，然後在清溪口裝船，穿渠江、越嘉陵，順流而下到重慶，一路曉宿夜行，風裏來，雨裏去，押運人員風餐露宿，重任在肩，十分辛苦。但他們每次都能克服困難，戰勝危險，順利完成任務。
抗戰期間，《新華日報》還在梁山辦過文華紙廠；同友好商人合作，在梁山開辦過正大紙廠和正大紙號；在大竹縣石橋鋪開辦過正升紙號。所以《新華日報》的紙源十分豐富，除了供應報館一報一刊平均每日用紙四五十令及印刷黨內文件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等單位的全部用紙外，友好同業如《新蜀報》等報館一遇紙張緊缺，《新華日報》總是慨然相助。甚至連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也找《新華日報》借過紙。在《新華日報》創辦九年零一個月又十八天的日子裏，在《新華日報》日發行量最高增至五萬餘份的日子裏，《新華日報》從未因缺紙少印過一張，從而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在大後方國統區最大限度的傳播。
直接領導《新華日報》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對報館的紙張供應工作是十分滿意的。
該報總經理熊瑾玎說：“紙廠就好比為我們前線作戰生產槍彈的兵工廠，沒有槍彈的軍隊是無法作戰的。”
而毛澤東則更是形象風趣地把在大後方輿論陣地上發揮了巨大作用的《新華日報》比作為“我們黨的一個方麵軍”。
愈炸愈勇的紅岩人
南方局房屋被毀
從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法西斯為摧毀中華民族的抗戰意誌，以其侵華的最大空軍力量，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進行了長達五年半的戰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重慶大轟炸”是世界戰爭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的具有國家戰爭性質的戰略轟炸；是重慶三千年曆史上最為悲壯、慘烈、意義深遠的重大事件；重慶人民遭受了一次空前深重的災難。是日本軍國主義欠下中國人民的又一筆血債！
1938年12月18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逃離重慶，叛國投敵。日本當局認為汪精衛的叛逃會引起大後方人心混亂，中國政府將會因此動搖，此時是對重慶進行轟炸、迫使國民政府屈服的最好機會，遂決定立即對重慶實施戰略轟炸。在這次轟炸中，尤以1939年5月3日、4日的轟炸最為慘烈。5月3日午後1時，日軍45架中型轟炸機連續對重慶人口密集、商業繁榮的市中區輪番轟炸，投擲爆炸彈98枚，約二公裏的市區街道成了一片火海，煙塵遮天蔽日，市中區27條主要街道大部化成廢墟。4日下午6時，27架日機再次對重慶進行了慘絕人寰的輪番轟炸，據國民政府重慶防空司令部調查統計，日機“5·3”、“5·4”炸死3991人，傷2323人，損毀建築物846棟，4025間，山城斷壁殘垣，遍體鱗傷，市街無法辨認。
南方局機關的房屋就在這次大轟炸中被毀，不得不搬遷到郊外的紅岩嘴。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於1939年1月在重慶成立。當時辦事處機關設在重慶城內機房街70號，南方局機關就秘密設於辦事處內；另有一部分人住在棉花街30號，對外隻稱辦事處。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轟炸中，南方局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的駐地機房街70號和棉花街30號均被炸毀。辦事處主任錢之光辦公室被投下1枚500磅炸彈，幸而未爆炸，才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無家可歸”的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隻得連夜遷往紅岩嘴饒國模的劉家花園。當時八路軍辦事處大樓尚未竣工，人員在農場內的一些茅草房內暫時居住，並在紅岩嘴下麵的嘉陵江畔搭起一些竹棚，作為臨時辦公之用。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大家仍緊張而有秩序地進行著各項工作。
大轟炸中的《新華日報》
日機對重慶的野蠻轟炸給戰時首都的新聞出版業造成了很大的損害和影響。但是廣大新聞出版界同仁以宣傳抗戰建國、促進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為己任，克服種種困難，堅持出版發行各種報刊書籍。
1939年5月3日和4日，設在城內西三街和蒼坪街的《新華日報》房屋被日機炸毀。這天，蒼坪街的《新華日報》編輯部、營業部、印刷廠被炸，燃起了大火。《大公報》所在地二牌坊被炸，排字車間被掀翻。《國民公報》廠房和辦公室被炸。《西南日報》被炸彈蕩平燒毀。重慶各大報館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轟炸，不少報社一時無條件恢複出版。但是，日本的暴行不僅不能使報人屈服，反而激發了他們的堅強鬥誌。各報社一方麵響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通知，參加《重慶各報聯合版》的編輯出版，一方麵積極向郊區疏散。8月中旬，各報又相繼複刊。
《新華日報》編輯部和印刷部為盡快恢複報紙的發行，在化龍橋和大坪虎頭岩之間的黃桷灣租借到一塊地皮。報社人員夜以繼日地在山溝裏修建起兩排簡陋的辦公室、廠房及8間宿舍，還修建了簡易的醫務室、救亡室、托兒所和家屬服務社，不分晝夜地安裝搶修機器。
在那些烽火漫天，血肉橫飛的日子裏，堅持報紙的出版發行是很不容易的：外勤記者要迅速奔赴災區現場進行采訪；編輯要在微弱的燭光下，甚至顧不上吃飯就抓緊編發稿件；排字工人既要夜以繼日地把被炸彈炸亂的字釘清理上架，又要在光度不夠的煤氣燈與電石燈前揀字、拚版，在敵機轟炸後，遇到暴雨襲來，還得戴著雨帽操作；沒有電力，印刷機就全靠工人挽著機器上的安全手柄，輪流搖轉，把報紙一份一份地搖印出來；發行人員須及時把報紙送到千家萬戶，如果遇到途中空襲警報，不是扔下就跑，而是將報紙牢牢抱住，暫時避入防空洞，與報紙共存亡，一旦解除警報，又準確無誤地送給訂戶。
1941年7月12日和8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短評盛讚陪都報業精神，並針對日本法西斯強盜對市區平民住宅變本加厲濫炸的無恥行徑指出：
“固然使我人民遭受若幹損失，友邦人士的財產同遭焚毀，我陪都同業如時事、親民、新蜀、大公、掃蕩等報館也先後受到許多物資上的損失，但這種獸行所得的結果隻是更高度發揮我愈炸愈勇的大無畏精神，日寇雖毒，豈能奈我何！”
“我們陪都同業中不幸被炸的幾家，雖然有的是接二連三地遭受不幸。但困難不能挫我奮鬥的意誌，日寇炸了我們依然是照常出版為抗戰建國的偉業服務，這種精神實在要引起全世界正義的欽敬，要使日寇侵略者愧死的……我們陪都同業這種堅守崗位，不懼暴力的光榮奮鬥有力地顯示出中華民族的偉大。”
紅岩屹立轟炸中
1940年5月，日機在完成了他們預定的最初目標後，將轟炸重心轉移到了重慶市區，集中打擊工廠、機關、街道、學校等人口稠密的地區，而且以連續多日輪番轟炸的方式，企圖通過製造巨大的破壞來摧毀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抗戰意誌。26日，日機136架於上午10時50分侵入四川境內，其中兩批竄至合川、綦江、永川一帶肆虐，當即遇到中國空軍的阻擊，紛紛駕機逃離。另有二批63架對白市驛機場輪番轟炸，其餘36架則飛臨重慶市區化龍橋、紅岩嘴上空投彈，位於該處的國民公報社、複旦中學等機構均遭轟炸。此次空襲，日機共投彈201枚，炸死64人，炸傷107人，死傷人員幾乎都是化龍橋、紅岩嘴地區的市民。在中國空軍和高射炮部隊的英勇阻擊中有二架日機被擊落，一架被擊傷。
一顆炸彈掉在了紅岩嘴南方局八路軍辦事處大樓附近，強烈的衝擊波震塌了辦事處大樓部分牆體。空襲過後，周恩來、鄧穎超特地站在震塌了的大門前，樂觀從容地照了一張相片。1985年，鄧穎超重返紅岩見到了這幅照片，感慨地說：“當年我和周恩來在這裏拍照，就是表示我們是炸不走、壓不倒的！”
在這一年的另一次大轟炸中，曾家岩“周公館”也遭到了轟炸。據警衛員劉九洲回憶，敵機來轟炸時，周恩來正和一位文化人在曾家岩50號談話，聽到報警後，他們全部下到防空洞去躲飛機。這個防空洞隨著山勢往下直通到嘉陵江邊。突然，他們從防空洞裏的座位上被震下來。劉九洲知道一定是附近落了一顆大炸彈，趕緊從防空洞上來，一眼看見周恩來的辦公室附近起火了，他和彭海貴便叫大家滅火搶文件。由於發現得早，沒有多大損失。
為防空襲，辦事處在紅岩嘴水井旁的山腳下挖了一個10餘米長的防空洞，並在洞口搭了席棚，種上藤蔓植物蔭蔽。每有空襲，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同誌以及農場的工人都到這裏來躲避。有時空襲時間很長，周恩來、董必武等領導就利用這個時間給大家講革命故事、國內國際形勢。重慶夏季氣候炎熱，而防空洞口卻十分涼快，周恩來、董必武等也會在酷暑難當時挪到這裏辦公、看書、寫文章。他們還在這裏會見過外國友人和新聞記者，接見過愛國青年學生。
1940年5月的一次大轟炸中，周恩來本已進了防空洞，看到大有農場主人饒國模（劉太太）在奔往防空洞的路上因為著急而走不快，便親自跑出防空洞去攙扶她，安慰她。在轟炸中，周恩來一麵布置陳家康維持防空洞的秩序，一麵自己跑到洞口去觀察空中情況。當敵機在附近投下炸彈，引起一片慌亂時，周恩來鎮定地高喊：“都不要動！安靜！”他的聲音很富感染力，立刻安定了人們的情緒。警報解除後，周恩來叫大家清點好人數，列隊走回辦事處，他又帶了幾個人上山去察看敵情。據紅岩嘴附近的農民反映，當敵機飛來的時候，有人用鏡子向辦事處防空洞的方向射光，所以兩次投彈都靠近辦事處的防空洞。周恩來認為這是我們放鬆了警惕，以後要去山上安排警衛。他還親自看望附近山上的農民，加強了與群眾的聯係。
在敵人的大轟炸下；在國統區惡劣的政治環境中；在辦事處物質供給匱乏，生活異常艱苦的條件下；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始終充溢著紅岩。紅岩山穀中經常洋溢著周恩來、董必武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爽朗的笑聲，以及年輕人的歡歌笑語。同誌們在這裏讀書識字、學政治、學外語；在清晨或工作之餘做體操、打籃球和排球，還經常舉行各種比賽。每逢周末或節假日，救亡室裏就飛出洪亮的抗戰歌聲，不時響起熱烈的鼓掌聲和歡笑聲。多姿多彩的學習與文體活動，使同誌們精神充沛，心情愉快。而這一切文化活動的中心，就是大家敬愛的周副主席。在紅岩活躍文化生活成了一件人人關心的大事。
星期六晚上，隻要沒有緊急任務和外事活動，周恩來總要和大家一起，開展各式各樣的文娛活動。唱歌、跳舞、演戲等形式不論，逢年過節則更是熱鬧。當時演出的話劇有《同誌，你走錯了路》、《把眼光放遠一點》；秧歌劇有《兄妹開荒》、《牛永貴負傷》等等。雖然多數同誌沒有機會登台，但是大家都很勇敢，自報角色，自導自演，還集體創作演出過一個話劇。周恩來也盡量抽時間來觀看節目，看到精彩的地方就帶頭鼓掌，爽朗地大笑。演出結束後他還要發表評論，指出優點與不足，鼓勵大家繼續努力。
在重慶大轟炸的血與火中，紅岩人像紅岩一樣始終屹立著。
決不屈服
麵對日機的狂轟濫炸，山城百萬軍民同仇敵愾，團結奮起，以抗戰必勝的信念和愛國主義精神，勇敢投入反空襲、反轟炸的戰鬥。
重慶軍民反擊日寇轟炸的不屈不撓精神，不僅鼓舞了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決心，而且博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讚譽，羅斯福總統曾致書重慶市民，對重慶市民在反空襲鬥爭中的堅毅鎮定，屹立不撓精神給予高度讚頌；各國駐渝新聞機構紛紛報道重慶人民不屈不撓的反空襲鬥爭，大大提高了重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使重慶成為“全世界家喻戶曉之名詞”。
在日機大轟炸的血腥日子裏，為搞好防空工作，《新華日報》多次代表中國共產黨向有關當局獻計獻策，指出防空事務中的弊端，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對防空當局的官僚主義和嚴重瀆職行為進行嚴厲批評，但又始終以團結大局為重，維護國共合作。麵對日機的轟炸，《新華日報》代表中國共產黨向重慶人民和全中國人民發出莊嚴而堅強的誓言：“我們決不會在敵寇殘暴的轟炸麵前消沉屈服！敵機能夠破壞我們的財物，摧毀我們的肉體，消滅城市的繁華，卻絕對毀滅不了我們堅強團結抗戰的決心，現在，沒有任何的外力，能夠一絲一毫的動搖我們抗戰和勝利的信心。”
中國共產黨人對日本侵略軍暴行的，譴責和揭露以及對日機狂轟濫炸中的英勇表率作用，極大地鼓舞了重慶人民堅持抵抗，反對轟炸的鬥爭和決心。
平江慘案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原係湘鄂贛邊紅軍遊擊隊，於1937年9月改編而成。一團在平江嘉義集結，整訓期間，設有一團辦事處，在瀏陽、修水等地設有通訊處。1938年1月，一團開赴江南前線，辦事處、通訊處隨即撤銷。這時，中共湘鄂贛省委改編為中共湘鄂贛特委，塗正坤為書記。為掩護特委工作，黨在嘉義設立新四軍一團平江留守處，繼續推進湘鄂贛邊區國共合作，處理部隊開拔後的遺留問題。安置傷病員和紅軍家屬等等。塗正坤以新四軍參議身份任留守處主任（亦稱處長）。留守處起初有工作人員（包括家屬在內）一百餘人，1939年春，精減至三十餘人。
1939年初，日寇步步向平江縣境逼近。平江的地方政府隨時準備撈上一把逃之夭夭。他們四處抓丁派款，各種冠以抗日救國的捐款數不勝數。更為不幸的是，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的部隊，此時也從四川到達平江，不久，便開到了嘉義鎮上。相形之下，國民黨平江地方政府的搜刮本領，隻能是小巫見大巫。除原有各項捐款一律照舊外，又增加了抗日勞軍等稅費。軍糧和馬糧完全按人口攤派，每戶三擔五鬥不等，而且要的是曬幹去皮的上等穀子。同時，還常以抗捐不繳，貽誤抗日軍餉為名，恣意敲詐勒索。
楊森部隊和平江地方政府相互勾結，為所欲為，像兩座大山壓得當地的百姓喘不過氣來。鄉親們常常感歎：我們的部隊在這裏就好了，我們就不會遭這種難，為什麽要開走啊？新四軍一團平江留守處門口，進出的鄉親總是川流不息。因為百姓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共產黨身上，他們紛紛派代表來反映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的蹂躪，述說自己的擔憂，表示抗日的決心。
為了團結抗日，也為了舒緩百姓的怒氣，塗正坤總是耐心地向大家分析國民黨製造借口，破壞團結，實行分裂，為賣國投降大開門路的陰謀。他要大家不要衝動，以免被敵人鑽空子。他說：“打鬼子是目前的頭等大事。楊森部隊雖壞，隻要他們不公開投敵，我們還是要耐心爭取他，萬一日本鬼子占領了平江，共產黨決不離開平江縣的人民，一定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難，組織起來打遊擊，抗日保家。”塗正坤還鼓勵大家積極深入到群眾中去，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教育工作。正因為做了這些細致的工作，平江雖然謠言四起，但群眾的抗日熱情和信心，卻愈加高漲起來。也正是如此，新四軍平江一團留守處成了國民黨的眼中釘，肉中刺，欲拔去而大快。國民黨為了實現蓄謀已久的鎮壓群眾的抗日活動，屠殺領導抗日的共產黨人的陰謀，使盡了卑鄙無恥的手段：先是派遣特務暗探監視，並偷偷地張貼許多汙蔑、謾罵和恫嚇的匿名標語。隨即又以便於經常聯係為名，再三要求一團留守處搬進縣城去，企圖隔絕新四軍平江留守處與人民群眾的聯係。偽縣長公然對留守處的負責人說：“據報告，你們的工作人員很不守法令，到處大肆活動！地方人士已經有所表示了！這樣下去，你們對後果要負責啦！”被一團留守處官兵當即予以嚴詞駁斥。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二十七集團軍奉蔣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圍襲擊新四軍平江一團留守處，主任塗正坤，秘書長吳淵當場被槍殺。晚上留守處工作人員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祿瑩（女）等人亦被槍殺或活埋。造成駭人聽聞，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新四軍一團留守處遂遭破壞。
得知消息後，南方局當即通電全國，說明事件發生經過，控訴其殘暴罪行，要求國民黨迅速合理解決此事，並將此事有關情況匯編成冊向中外散發，使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看清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麵目。
8月1日，毛澤東出席在延安南門外體育場舉行的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慘案死難烈士大會，發表題為《用國法製裁反動分子》的演說。毛澤東首先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革命同誌、抗日戰士提出抗議，他指出，現在應該殺死什麽人？應該殺死漢奸，殺死日本帝國主義者。但是，中國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打了兩年仗，還沒有分勝負。漢奸還是很活躍，殺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誌、抗日的戰士卻被殺死了。什麽人殺死的？軍隊殺死的。軍隊為什麽殺死了抗日戰士？軍隊是執行命令，有人指使軍隊去殺的。什麽人指使軍隊去殺？反動派在那裏指使。這些反動派，他們是準備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執行了日本人和汪精衛的命令，先把最堅決的抗日分子殺死。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們一定要反對，我們一定要抗議！接著毛澤東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統一觀，提出自己的統一觀。他說：中國應該統一，不統一就不能勝利。但是什麽叫統一呢？統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團結，要大家進步，要有賞有罰。現在統一了沒有呢？沒有。平江慘案就是證據。我們早就要求全國統一。第一個，統一於抗戰；第二個，統一於團結；第三個，統一於進步。然而近來日本帝國主義的搗亂更加厲害了，國際帝國主義幫助日本也更加積極了，中國內部的漢奸，公開的汪精衛和暗藏的汪精衛，他們破壞抗戰，破壞團結，向後倒退，也更加積極了。他們想使中國大部投降，內部分裂，國內打仗。現在國內流行一種秘密辦法，叫做什麽《限製異黨活動辦法》，其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這種辦法就是破壞團結的種種罪惡行為的根源。毛澤東最後指出，我們今天開這個大會，就是為了繼續抗戰，繼續團結，繼續進步。為了這個，就要取消《限製異黨活動辦法》，就要製裁那些投降派、反動派，就要保護一切革命的同誌、抗日的同誌、抗日的人民。
在重慶，原計劃7月20日舉行追悼會。後來因為還處在出《聯合版》期間，若隻舉行追悼會，沒有《新華日報》刊登消息，便不能更好起到揭露國民黨的作用，於是就把追悼會延期在8月13日《新華日報》複刊這一天舉行。這天下午三時，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在暴風雨中追悼新四軍平江嘉義留守處被害烈士。到會的有衛戍總司令部代表田霖、警備司令部代表董其昌、各機關團體及本報代表多人。由第八路軍參謀葉劍英主持。因諸烈士壯誌未酬，身先慘死，來賓皆哀痛而泣下。葉劍英首先講話，說平江慘案為中外所關切，“而尤其以八路軍新四軍前線將士憂慮悲憤莫可言喻。故必須了解，此係在日寇政治別動隊托派汪派漢奸破壞團結活動的影響下所進行的事件”。他還說：“使各方明了平江事件並非中央及國民黨同誌之意見。而團結將更加緊，以打擊日寇之政治陰謀活動。”接著，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致辭，他指出我們今天的任務，是請求政府以國法懲凶頑，揭破漢奸、托匪和汪派在破壞團結中的陰謀活動，並加強統一戰線工作。《新華日報》總編輯吳克堅，也提出本報讀者對平江事件的詢問和討論。新四軍代表肖正崗，則在最後致答詞，他對平江事件覺極痛心外，並要求全國人民和國際人士主持正義公道，為死者洗恥雪冤。追悼會場上布滿了挽聯，奠帳。
《新華日報》與新聞檢查機關、憲兵、特務相周旋，采取不同尋常的鬥爭策略，對這次事件作了及時報道。先是“七七”特刊連續三天登載“第十八某團軍駐渝辦事處同仁哀告”。這個哀告措辭比較溫和，隻說塗正坤等在平江遇害，沒有述說慘遭殺害的經過，因此沒有受到新聞檢查的阻撓。8月13日《新華日報》複刊這天，又重新出了訃告，是葉劍英等南方局軍事組幾位大手筆起草的，名曰《追悼新四軍平江留守通訊處遇害烈士啟事》，全文長達兩千多字。遣詞比前次的哀告強烈，曆數國民黨二十七集團軍派特務連殺害塗正坤等的殘暴經過，對反共暴行和投降陰謀進行了譴責。這則啟事是沒有送檢的，這天報紙的四版下半版是《追悼新四軍平江遇害烈士專刊》，也都沒有送檢。專刊的頭條是三副挽聯，用四號字排印，周圍加黑框。
第一副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挽聯：
在困難中惹起內訌江河不說古今憾
於身危處猶明大義天地能知忠烈心
其次是毛澤東的挽聯：
日寇憑陵國難方殷槍口應當向外
吾人主戰民氣可用意誌必須集中
第三副是葉挺和項英的挽聯：
殉國死猶生禍起蕭牆忍痛吞聲悼忠烈
殺人奸且盜狠如鷹犬推波助浪快仇讎
專刊還刊登頭天在化龍橋紅岩嘴八路軍辦事處舉行追悼會的消息。追悼會開會時正值狂風暴雨大作，編輯應景作題，在消息的引題上標出“風嘶雨號”，以示反動派屠殺新四軍的暴行引起天怒人怨。另有董必武和戈矛的挽詩，石西民的文章《血戰大江南北的新四軍》，以及塗正坤等烈士生平簡介。
鄧穎超和她的母親在紅岩
1939年5月，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和貴陽交通站的幫助下，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和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從貴陽來到了重慶，在曾家岩50號住了幾天後，鄧穎超就拜托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和南方局的房東饒國模將他們安頓在紅岩嘴大有農場內。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就住在饒國模的小樓二樓上，與饒國模隔壁，饒國模便於照顧。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就住在辦事處大樓側麵農場的小平房裏，與農場的一些員工們比鄰而居。
忙於工作的鄧穎超和周恩來平時都住在城內曾家岩50號周公館，但他們每周都要到紅岩嘴去學習和工作。就在這時，他倆就會一起去看望母親。問她有什麽困難，她總是說：“很好很好，沒有什麽困難。”日機狂轟濫炸時，楊振德隨饒國模躲空襲，處之坦然，從不驚慌，更不叫苦。
以前鄧穎超從來不知道母親的生日。在紅岩與母親的多次閑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