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武漢到重慶
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建立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前夕，武漢成為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為了統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發展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運動，中共中央決定在武漢設立中共中央長江局。同時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的聯係和談判，繼續推動國民黨的改革和進步。不久，兩個組織合並，對內稱長江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12月23日，中共中央長江局在武漢正式成立，由王明、周恩來、項英、秦邦憲、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組成，暫以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負責管轄雲南、貴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並領導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新四軍的工作。
長江局的巨大功績：
第一，重建南方各省的黨組織，訓練和培養了一大批幹部，使國統區黨的工作得到了恢複和發展。在十年內戰期間，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共產黨組織被破壞殆盡。經過長江局的努力，到1938年9月，在15個地區組建了省委、省工委、地區黨委、特別區（市）黨委，黨員發展到67780人，占當時全國黨員總數的27%，為黨組織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並為後來革命鬥爭的開展播下了火種。
第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發展抗戰文化事業，領導國統區人民在武漢開展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特別是1938年4月的抗戰擴大宣傳周和紀念“七·七”抗戰一周年的獻金活動，使一個在刀光劍影下幾乎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江城重新沸騰起來。長江局出版的《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高擎團結抗戰的旗幟，堅持民主進步精神，積極報導八路軍、新四軍和國民黨軍隊的抗日戰績，起到了抗戰號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
第三，同國民黨建立較為融洽的政治合作關係，廣泛地團結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黨的統戰工作開創了嶄新的局麵。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開誠談判，推動其積極抗戰，對國民黨其他派係和地方實力派加強聯係，同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共商國是，這些活動對動員各方麵的力量堅持抗戰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態勢，實際上就是從這個時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第四，廣交外國朋友，發展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關係，開辟了黨的外事工作新戰線。長江局以中共代表團名義開展的工作，改變了中共過去除蘇聯以外，與國際社會基本隔絕的狀態。中共代表團負責人主動接觸外國外交官員，與外國記者建立友好聯係，熱情接待參加援華工作的外國友人，通過這些活動使國際社會了解中國共產黨及其抗日主張。中共代表團的國際交往，使中國共產黨的外事工作有了良好的開端。
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管轄區內設立的一個公開辦事機構。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漢籌備八路軍武漢辦事處。1937年10月下旬，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在漢口府西一路安仁裏二號成立，李濤任處長，由董必武直接領導。12月，南京失陷後，國民黨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門遷到武漢，各民主黨派領袖、社會名流、文化界人士，全國著名抗日救亡團體也都雲集武漢，武漢成為當時全國政治、軍事、文化的中心。這時，原八路軍南京辦事處工作人員也隨著轉移到武漢，參加武漢辦事處的工作，並正式成立第十八集團軍駐武漢辦事處（通稱“八路軍辦事處”），南京八辦與之合並，辦事處遷到舊日本租界中街八十九號，錢之光任處長。辦事處的職能部門包括總務、經理、文書、運輸各科，有一個班的兵力專門負責辦事處的日常保衛執勤，此外還有一個招待所，臨時接待途經武漢的我黨幹部和一些黨外友好人士、進步青年等。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王明、周恩來、項英、博古、董必武等組織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長江局辦公地點也在辦事處。因此，這裏既是我黨當時在國統區一個合法存在的，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聯絡中心，是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總部在國統區的總辦事機關，也是我黨一個重要的區域性指揮機關。當時，華中、東南、華南、西南各處地下黨的負責人和幹部紛紛前來辦事處，向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匯報、聯係和請示工作，與此同時，延安派往南方工作的我黨高級幹部，許多也曾在此停留，其中包括張雲逸、張愛萍、張國華等。此外還有南來北往的我黨同誌，不少也通過在辦事處辦理必要手續後再離開。
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另外一項重要任務是為八路軍、新四軍籌措、轉運物資。敵後抗戰條件十分艱苦，槍支、彈藥、藥品、通訊器材等作戰物資尤其匱乏，加之日頑的封鎖掃蕩，某種程度上，這些軍需物資關係到我敵後根據地的生存和發展。盡管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根據國共合作協議下撥一些，但基於限製我抗日力量發展壯大的圖謀，在數量和類型上都十分有限，為此，辦事處在領取和分發下撥的物資軍餉之外，還要根據我抗日軍民所急需，頂住壓力、各方籌措、四處組織。
不少人當時正是通過與辦事處接觸、了解甚至介紹，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某種意義上，辦事處成為他們光明人生大道上的一個起點或重要轉折點，而終生難忘。
會戰期間的武漢匯集了大批青年和學生，來自各地，其中以淪陷區如京滬、平津、東北、華北等處背井離鄉而來居多，其中不少人親身經曆國破家亡，矢誌報國，但一路顛簸苦於無門。我黨十分重視吸收進步學生和青年參加革命隊伍，根據中央的指示，著名的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院校都在國統區開設了招生點，辦公地點也都設在辦事處內，並由長江局和辦事處工作人員代為招生、考察和辦理相關手續。
肩負此項重任之後，辦事處成為了進步青年學生川流來往的聚散中心。據曾擔任辦事處處長的錢之光同誌的回憶文章，在辦事處的統一組織和協調下，“大批工人、學生和其他人員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線，當時常以集體形式走，以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為一批，人多時也有上百人為一批”，“他們動身前都在辦事處指定地點集中，發給軍服及零用錢，再送上火車”，新鮮血液就這樣源源不斷流入我敵後根據地，並很快散布到各個抗敵戰場。
除了進步的青年學生和民眾之外，辦事處還精心組織、周密安排為我敵後根據地安全輸送了一批積極要求投身抗日第一線的中外文化人士和技術專家，其中包括在建國後為我國機械工業作出了奠基性重要貢獻的沈鴻以及醫療專家何穆、文藝創作家陳學昭、光未然、著名的台灣愛國詩人邱逢甲的兒子邱琮等。眾所周知的國際友人白求恩、柯棣華、埃德加·斯諾、著名攝影家伊文思等人，不遠萬裏來到中國，也都是經由武漢辦事處先後抵達延安或我敵後根據地的。
此外，辦事處還積極參加了當時在武漢舉行的各種抗日救亡活動，包括集會、遊行、演講、典禮、歌詠會、追悼會、公祭、慰問活動、宣傳周活動、募捐活動等等。在當時舉行的聲勢浩大的“七·七”獻金活動中，中共中央長江局、辦事處廣大幹部與戰士始終站在活動的前列，在自身經濟條件十分緊張的情況下，盡己所能、傾己所有，積極參加捐獻。在活動中，周恩來將作為政治部副部長一個月的薪金全部獻出，而全體八路軍指戰員則節食一天，並由李克農代表葉劍英作為八路軍代表捐獻了1000元，武漢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都獻出了一個月的生活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積極參加這些活動，對擴大我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國統區的廣泛影響、激勵中國軍民的愛國抗敵熱情、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心、維護和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元月，新四軍軍部遷往南昌後，由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代辦新四軍駐漢辦事處的一切工作。這時的武漢辦事處，對外作為我軍駐在國民黨臨時首都的公開機構，但實際上是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和聯絡的中樞。1938年10月武漢失陷，辦事處撤銷。
抗戰號角人民喉舌——《新華日報》在國統區公開出版
《新華日報》是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發行的大型機關報，也是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唯一公開出版的大型日報。1937年10月籌備於南京，因故未能出版。遷武漢後，社址先設成忠街53號。1938年1月11日正式創刊，報社遷設於漢口大陸裏。發行部則設在大陸裏臨街的平房內（原建築已改建）。該報在武漢期間，屬中共長江局領導。創刊後的《新華日報》努力宣傳全國團結抗日的重要性，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罪行，全麵報道中國軍隊在各個戰場的作戰形勢和戰況，特別是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敵的事跡，引導民眾正確認識戰爭的性質和中國人民爭取勝利的道路。《新華日報》還刊載毛澤東的重要著作，如《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以小冊子形式出版了《論持久戰》。同時，《新華日報》還發表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博古等中央負責同誌的文章，鼓舞大後方民眾堅持抗戰的決心和信心。
1938年8月1日，《新華日報》遷至漢口府東五路150號辦公（現位於漢口民意一路大陸裏4-9號）。同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報社遷重慶出版。社長潘梓年，總經理熊瑾玎。曆任總編輯有華崗（華西園）、吳克堅、章漢夫等。此後，《新華日報》按照黨中央和南方局的要求，堅定地宣傳黨的正確路線，衝破國民黨的層層封鎖和歪曲，大量報道八路軍、新四軍對日作戰的真實情況，擴大了中共抗日武裝力量的影響；及時報道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的抗戰業績和建設成就，及時宣傳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深入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戰、製造分裂、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罪惡行徑，有力地促進了國統區的抗日民主運動。《新華日報》也因此成為抗戰時期黨在國統區領導抗戰的一個重要陣地。全黨整風運動開始後，《新華日報》以整風精神改進工作，盡力擴大與加強各方麵群眾的聯係，反映社會各界的要求和呼聲。國民黨頑固派對《新華日報》百般仇恨，實施搗毀報社、扣發稿件、禁售報紙、毆打報童等種種迫害行為。報社人員在周恩來等人的正確領導下，同國民黨當局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將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巧妙結合起來，衝破新聞檢查製度，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大後方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一麵旗幟。
抗戰勝利後，《新華日報》按黨的要求，積極宣傳黨的和平、民主、團結的三大口號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揭露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在美國政府支持下，假和談真內戰，實行獨裁，踐踏民主的反動行徑，宣傳和報道黨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以及黨領導人民軍隊在自衛戰爭中取得的戰果。
1945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在上海設總館，在南京、重慶設分館。其中，重慶分館改為四川省委機關報。後因國民黨當局阻撓，上海、南京兩版的出版計劃未能實現。重慶分版先後由傅鍾、張友漁任社長，熊複任總編輯，於剛任經理。繼續出版至1947年2月28日，被國民黨當局封閉。抗日戰爭時期，還出版過《新華日報》華北版，為中共北方局機關報；後改為太行版，為中共太行分局機關報。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出版過《新華日報》華中版，為中共華中分局機關報。1949年4月30日在南京創刊的《新華日報》，為中共南京市委機關報。1952年11月起改為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1949年12月10日在重慶創刊的《新華日報》，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報，至1954年8月31日因大行政區撤銷停刊。
《新華日報》針對國民黨統治區的實際情況，正確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努力把馬列主義的真理傳播到人民群眾中去。宣傳的內容，在抗日戰爭時期，主要是：宣傳全麵抗戰和持久戰的路線；反對片麵抗戰和投降倒退。宣傳中國共產黨實行民主政治、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反對國民黨當局的獨裁專製和特務統治。在國際問題上，支持蘇聯以及英美等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抗日戰爭勝利後，宣傳的主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的方針。揭露並反對國民黨獨裁的反動政策，反對美國的侵略陰謀。支持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這些真實、正確的宣傳報道，教育了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群眾，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曾被毛澤東、周恩來稱讚為八路軍、新四軍之外的又一支方麵軍。《新華日報》的宣傳方針是在宣傳報道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中光明磊落的態度。積極報道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武裝力量英勇抗擊日軍的戰績，同時也如實反映了國民黨愛國將士在正麵戰場的抗戰事跡；它發表過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葉劍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許多重要文章；對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高級領導人的抗日言論，也以熱情歡迎的態度予以登載。在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方麵，《新華日報》也做了大量工作。用大量版麵，為民主黨派和各界知名人士提供一個比較自由的講壇。馮玉祥將軍和郭沫若、茅盾、柳亞子、沈鈞儒、黃炎培、鄧初民、陶行知、張西曼、胡厥文、胡子昂等學者、教授和社會活動家，經常為此報撰稿。馬寅初曾在“友聲”專欄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的腐敗，呼籲“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它的副刊是進步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團結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藝術和文化工作者。它的國際報道也很有特色。1942年底，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開設了“國際述評”專欄，由喬冠華主筆。這個專欄的文章以資料翔實、分析透徹、富於哲理和文采而受到讀者歡迎，經常為外國通訊社所轉載。1942年中國共產黨整風期間，《新華日報》按照“增強黨性、反映群眾”的方針，在廣泛征求讀者意見的基礎上，於同年9月實行改版。從此進入成熟發展的階段，並加強了辦報思想的建設。1947年1月，在創刊9周年的時候，發表編輯部文章《檢討與勉勵》，全麵闡述“人民的報紙”的思想，豐富了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無產階級新聞理論的內容。
抗戰烽火中的政治部第三廳
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是1938年初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在武漢成立的，由陳誠任部長。政治部下轄4個廳，即總務廳、第一廳、第二廳和第三廳。總務廳主管本部總務人事、經理、紀律等事宜；第一廳主管軍隊政治訓練及軍事學校政治訓練事宜；第二廳主管民眾運動及國民軍事訓練事宜；第三廳主管宣傳事宜。1938年春，經蔣介石和陳誠提出要求，經中共中央同意，由周恩來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主管負責宣傳和文化工作的第三廳。蔣介石和陳誠又邀請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蔣介石、陳誠邀請在全國政治、思想、文化界威望很高的周恩來、郭沫若擔任要職，企圖收攬人心。
1938年4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成立，由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人士組成。廳長是郭沫若。最初設五、六兩處，以後又增設第七處，組織機構較一、二兩廳為大。五處處長胡愈之，六處處長田漢，七處處長範壽康。三個處分管動員工作、藝術宣傳、對敵宣傳等業務。其中第六處掌管藝術宣傳，由田漢任處長，下設三科：第一科科長洪深，管戲劇音樂；第二科科長鄭用之，管電影；第三科科長徐悲鴻，管繪畫木刻。廳長辦公室主任秘書陽翰笙，科長有洪深、杜國庠、鄭用之、馮乃超等人。該部成立之初，組成人員除國民黨各派係人物外，還有周恩來以及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人士參加，故一時呈現出團結合作抗戰的生機勃勃的景象。在周恩來、郭沫若直接領導下，以共產黨人為核心，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參與的第三廳，利用其為國民政府的軍事機構，合法地進行抗日宣傳，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強堡壘。
郭沫若在擔任廳長期間為三廳工作殫精竭慮，他從抗日救亡出發，把當時已聚集在武漢的文化英傑，盡可能請到三廳來，共同為民族生存、抵抗侵略而盡力，並幹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業績。
三廳成立後不到十天，周恩來發表了《怎樣進行二期抗戰宣傳周工作》的文章，並與郭沫若及三廳人員共同研究如何做好工作並擴大宣傳效果。提出的要求是：文字口頭宣傳具體生動，藝術演出通俗易懂、深刻感人。宣傳周共六日，每日都有主要項目。其中以戲劇日、電影日、美術漫畫日、遊行日最具特色。
4月7日，周恩來在宣傳周開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並要求把宣傳周擴大到全國去。此時正值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傳到武漢，一掃自南京失守後不少人失去勝利信心的低沉氣氛。周恩來與郭沫若商議立即派宣傳人員趕往台兒莊慰問前線戰士，使宣傳深入軍隊。
4月8日是口頭宣傳日，郭沫若邀請在武漢的國民黨黨政軍要員和社會名流馮玉祥、邵力子、張之江、黃琪翔、史良、鄒韜奮、於右任、陳銘樞等人進行廣播演講或公開演講，組織起3000多個宣傳隊到武漢三鎮的大街小巷和市郊進行街頭演講，並深入到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等處進行抗戰宣傳。在9日的歌詠宣傳日，民聲歌詠隊、星海歌詠隊、量才歌詠隊、青年女子歌詠社等100多個歌詠團體，分頭上街演唱《義勇軍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大刀進行曲》、《保衛大武漢》等抗戰歌曲。在漢口中山公園的人民體育場內，還舉行了由冼星海、張曙任正、副總指揮的萬人大合唱。一時間，“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打回老家去……”等歌聲此起彼伏，響徹了整個武漢的上空。美術宣傳日，在武漢的美術工作者創作了數百幅抗戰宣傳畫，陳列在武昌黃鶴樓舊址的兩側和台階上，並在武漢三鎮的大街小巷的醒目處繪製許多巨幅壁畫和漫畫。戲劇宣傳日，武漢各戲院晝夜連場免費上演具有愛國主義的戲劇，如《前夜》、《東北之家》、《打鬼子去》、《放下你的鞭子》、《嶽飛》、《八百壯士》等。參加演出的有三廳所屬各劇團及上海等地的救亡劇團。在電影宣傳日，三廳統一部署武漢所有的電影院都交替上演宣傳抗日的《火中的上海》、《保衛我們的土地》、《抗戰特輯》等影片。同時，郭沫若還組織了幾個電影巡回放映隊到三鎮大街小巷為民眾放映。13日是宣傳周的最後一天，是遊行宣傳日。為組織好遊行，郭沫若等除廣泛發動武漢各界民眾積極參加外，還指導戲劇、美術等團體組織化裝、彩紮遊行隊伍。這天雖風雨交加，但群眾熱情很高，有數十萬人參加了遊行，武漢三鎮彩旗飄揚，歌聲不絕，口號聲如雷，盛況空前。
日軍侵華勢力逼近武漢，武漢危急。郭沫若與文藝界的主要人士，共同商議，將聚集在武漢的文藝大軍，根據各人的不同情況，迅速分散為幾股力量：一部分人由政治部三廳組建十個抗日救亡演劇隊，分赴各地，包括國民黨管轄的各戰區及抗日軍隊，深入進行抗日宣傳活動。許多知名的文藝家在那時都曾參加過救亡演劇隊，如張光年、崔嵬、張瑞芳、丁裏、王唯一、呂複、田衝、夏淳、朱琳、胡宗溫等數百人。周恩來曾給演劇隊員作報告，鼓勵隊員們堅定抗日的信心和決心，並提出演劇隊不單是抗日宣傳隊，而且還是深入群眾的工作隊。救亡演劇隊迅速分散深入各戰區及敵後。八年抗戰中，無論環境多麽困難，他們始終堅持抗日工作，直至抗戰勝利。有些隊則堅持到全國解放。隊員中不少人成為建國初期全國各地區、各大城市文化藝術部門的領導和藝術骨幹。
對日宣傳和國際宣傳是三廳的一項重要工作。為做好這方麵的工作，先後在日本待過二十多年精通日語的郭沫若，聘請了鹿地亙夫婦和綠川英子女士。他覺得對敵宣傳單靠幾個從日本回來的留學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請些土生土長的日本朋友來幫忙，他們的聲音純正，宣傳效果要好些。於是郭沫若想到了鹿地亙這位老朋友。鹿地亙生於1903年，早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由於一直從事反戰創作，長期被日本反動當局監禁在獄中。出獄後，他於1936年1月和夫人池田幸子流亡到上海，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致力於《大魯迅全集》的編譯。抗戰爆發後，他流亡到香港，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郭沫若提議他們夫婦二人均為廳屬設計委員。在以後半年左右的時間裏，鹿地亙與夫人池田幸子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武漢的抗日救亡工作，他們參加各種集會，以日本公民的身份，用切身的感受痛斥日本法西斯的種種罪行，鼓舞人民奮起鬥爭。夫婦二人共同出席14團體歡迎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代表大會，呼籲世界輿論支持中國人民的反戰鬥爭。此後，他們還應邀赴戲劇訓練班講課，到湖南常德的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對日俘作反戰教育工作，冒著戰火隨武漢前線慰問團赴長江南岸前線慰問。除了參加這些公開活動外，他們還堅持在三廳對敵宣傳處的日常工作，堅持在播音室裏每周與青山、綠川英子輪流作日語對敵廣播。這種用日本人來進行對日宣傳的辦法，收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
由於在郭沫若具體領導下的第三廳抵製國民黨錯誤的方針政策，而主要是按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行事，國民黨就加緊控製第三廳。1940年夏，蔣介石等企圖脅迫在第三廳工作的文化人士集體加入國民黨，當遭到以郭沫若為首的絕大多數第三廳工作人員嚴詞拒絕後，就改組了第三廳，而對被排斥的郭沫若、陽翰笙等大批進步文化人士，則實行羈縻政策，在政治部之下，另設文化工作委員會，作為學術研究團體，規定“隻能做研究工作，不能從事對外政治活動”。
西遷途中的劫難——“新升隆”輪被炸
1938年10月，武漢已陷入日軍三麵包圍之中。武漢三鎮危如累卵。周恩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全權代表，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又是中共中央長江局和《新華日報》的主要負責人，在日軍逼近武漢的情況下，臨危不懼，經常徹夜不眠，組織群眾撤退，轉移輸送黨的幹部和物資，組織出版了最後一期《新華日報》，這一期報紙上還有他口授的《暫別武漢》社論。他一直堅持戰鬥到武漢失守前幾個小時。
10月22日，日軍逼近武漢，日本飛機輪番轟炸，形勢十分緊急。下午4時在周恩來的送行下，由十八集團軍駐武漢辦事處處長李克農和《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兩人負責，率領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最後一批工作人員乘“新升隆”輪撤離武漢，西上重慶。同乘“新升隆”輪的有長江局負責同誌錢瑛，東北義勇軍司令員李延祿，有王炳南及其夫人王安娜，以及加拿大護士簡·尤恩。
“新升隆”輪是我黨通過進步人士的關係租來專用的，噸位很小，載有人員約100餘人，還裝有印刷器材、紙張，已顯得很擁擠。當船要起航時，又有幾十位無法買到船票而又無力買船票的難民和難童紛紛要求搭船離漢。根據周恩來“能多救一個難民就多救一個”的指示，同誌們寧願自己擠一點，也要滿足難民搭船的要求。
第二天上午9時許，船行到湖北省嘉魚縣境內長江北岸的燕子窩。在武漢時，已得知日軍飛機封鎖長江，欲炸毀船隻；為避免日機轟炸，李克農通知停船靠岸，除留少數人員值班外，其餘全部上岸，疏散到附近村莊，防避空襲，等天黑後再開船。上岸人員還分成幾個小組，向當地群眾宣傳抗日。
下午3時半，未見日軍飛機來襲，大家便陸續往回走，李克農等仍在江邊茶棚休息。一些人上船後或洗澡擦身，或躺在鋪位上休息。
忽然聽到飛機聲，四架日軍飛機霎時飛臨上空，在船頂上盤旋兩圈，猛然俯衝，連投幾枚炸彈，有一枚燃燒彈投中輪船，前艙立即起火。敵機又輪番低飛掃射，肆虐二三十分鍾。
敵機飛走後，經當地漁民和會遊泳的群眾努力搶救，部分船員和乘客幸免於難。“新升隆”輪船在火焰中漸漸下沉。在暮色蒼茫中，經尋找和檢點人數，《新華日報》有潘美年、李密林、項泰（女）、程德仁、羅文耀、陸從道、李鑒秋、胡炳奎、王祖德、羅仁貴、潘香如、季履英、胡宗祥、許厚銀、易競成、李元清等16位同誌，八路軍辦事處有孫世實、張海清、趙興才、伍高年、徐廷榮、傅世明、韓金山、張清新、錢岐等9位同誌遇難犧牲。船員和船民婦孺有50餘人同時遇難，另有輕重傷11人，“新升隆”輪的首舵重傷犧牲。
麵對日軍的暴行，大家沒有眼淚，隻有憤怒和仇恨。據脫險的同誌說，當輪船被敵機狂炸，熊熊的烈火燃燒之時，項泰還在船上為受傷同誌包紮傷口，李密林、趙興才、徐廷榮、傅世明、韓金山、張清新不顧自己安危，在船上奮力救火救人，最後以自己的犧牲保全了其他同誌。加拿大護士簡·尤恩，不顧勞累，為2位傷員取出了彈片。李克農、潘梓年在悲痛之餘，鼓勵大家，要化悲痛為力量，同一切困難艱險作鬥爭，為死難者複仇。
因全部公私財物在轟炸中被毀，人們除穿在身上的單衣之外，一無所有。李克農決定改行陸路，徒步到宜昌，再乘船去重慶。直到11月5日，他們才輾轉抵達宜昌。因等船，人員分三批到重慶，潘梓年是第三批到的。
為悼念遇難烈士，12月5日，《新華日報》在重慶社交會堂舉行了莊嚴隆重的追悼會。參加會議的有各愛國團體、愛國人士和中外記者，共5000多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給死難者獻了挽聯，送了花圈，鄧穎超還寫了一首挽詩。國民黨政府要員林森、於右任、陳立夫、孔祥熙、孫科、張群、邵力子等也送了花圈和挽詞。董必武、吳玉章、吳克堅及日本反法西斯女戰士綠川英子、印度救護隊代表巴蘇醫生，救國會領袖沈鈞儒、《中央日報》社長陳滄波，《大公報》主筆王芸生等10多人在會上講了話。吳玉章和董必武分別代表黨中央和八路軍向烈士默哀致敬。他們的講話，激起了到會者的共鳴。吳玉章說：“烈士們在敵機轟炸下，不惜犧牲自己，搶救其他同誌和同胞，這表現出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偉大精神，一定要為死難者複仇。爭取民族徹底解放，不把日寇驅除出境，抗戰決不終止！”董必武向與會者講述了八路軍一年多英勇抗戰的經過，然後說明烈士的偉大。他再三說：“要紀念他們，一定要學習他們英勇犧牲的精神，繼續完成他們未完成的事業。日寇飛機雖然厲害，但我們一定要更厲害，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打出去。”會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怒吼，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會後《新華日報》出專刊，還編印了紀念冊。
《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在《我們的回答》一文中這樣寫道：
《新華日報》是在抗戰烽火中誕生的，它的最高任務就是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在漢口十個多月的工作，表現出它正是本著這一最高任務的；因此，成為日本法西斯強盜對它最怕也最痛恨的一個報紙。在日寇速戰速決的企圖已完全失敗，對我統一戰線的陰謀破壞又被一再打擊，使它在戰爭中遇到的困難一天天增加的時候，它夢想要在進攻武漢的一個戰役中把我們的抗戰主力擊為“粉碎”，《新華日報》的摧殘，自然也是這個夢想中的企圖之一。因此，載著《新華日報》大批工作人員與物資的“新升隆”，其遭受到它的阻擊，決不是偶然的。
然而敵人竟無所得，仍歸失敗了。敵人的襲擊並沒有能夠阻撓住《新華日報》的照常工作。相反的，它也和中國整個抗戰力量愈打愈堅強，愈打愈偉大一樣，現在它的力量，倒是比以前更堅強更巨大了！它的武漢版在10月24日終止，它的重慶版就在此日——10月25日緊接上去出現於國人之前！“新升隆”輪焚毀了，“新升隆”輪上的《新華日報》工作人員卻仍然頑強地回到預定的工作地點來繼續奮鬥！十六位戰士是犧牲了，卻跑出了成千上萬的壯士帶著巨雷似的吼聲，要替他們報仇，拾起他們所拋下的武器，踏著他們的血跡，奮勇前進！聽吧，12月5日重慶演武廳社交會堂追悼會上五六千人的吼聲，屋裏都被震動了！看吧，雪片似的吊唁信、哀悼文、挽聯，從各方麵的角落裏飛舞而來！這一些，就是我們中華兒女對日本強盜飛機炸彈的回答。
這是“新華”戰鬥史上雖是最沉痛卻是最光榮的一頁。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建立
抗戰時期，國民革命軍各集團軍在重慶設有辦事處，以便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進行聯絡，報告軍事情況和辦理軍需後勤事項。這諸多的重慶辦事處中，沒有公開掛牌的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應該是最出名的。它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駐重慶辦事處，而且還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機關的重要組成部分。
1939年1月，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在重慶成立。
辦事處成立後，機關設在機房街七十號，南方局機關就秘密設於辦事處內；一部分人住在棉花街30號，對外隻稱辦事處名而不講南方局。周恩來到重慶後，先住上清寺漁村，1939年2、3月份間，鄧穎超以周恩來的名義租下曾家岩50號大部分房屋作為南方局部分人員辦公、住宿用房，對外稱周公館。實際上這裏是南方局的部分機構駐地，主要負責對外開展統戰工作。
南方局和辦事處成立後，原機房街、棉花街房屋不敷使用，且地處鬧市區又分散辦公，既不利於工作又不利於防空，周恩來就指示南方局和辦事處的有關同誌另覓地址建立機關。經過公開和秘密工作，找到了距市區約十裏地的紅岩嘴饒國模農場。辦事處在紅岩嘴農場內修建房屋的過程中，又遇“五三”、“五四”日本飛機狂轟濫炸重慶，機房街七十號和棉花街三十號房屋被毀，南方局和辦事處除住曾家岩50號的部分人員外，全部遷往紅岩嘴大有農場內，暫借饒國模的部分舊宅和堆放柴草雜物的房棚辦公和住宿。1939年7月，辦事處修建的樓房竣工，南方局和辦事處機關、人員即遷入其內辦公和住宿。
辦事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設在重慶的辦事處機關，是得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同意的，是合法的公開機構。“七七”抗戰爆發後，根據國共兩黨代表談判的協議，中國共產黨將其領導下的紅軍和遊擊隊分別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不久，即按戰鬥序列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和陸軍新編第四軍，與國民黨軍隊分別承擔任務，分區作戰相互配合。為了便於同國民政府軍事當局聯係和辦理軍需事項，國民黨方麵同意八路軍、新四軍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一些地方設立辦事機關。國民政府軍事最高當局遷移重慶後，中共方麵提出在重慶設立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在理合法，得到國民黨當局同意也理所當然。因此辦事處在重慶是公開的，合法的，可以進行公開活動。
抗戰全麵爆發後，蔣介石口頭上答應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但他們隻要求共產黨把軍隊開到前線去抗戰，隻同意共產黨代表與他們個別往來接觸，並不承認共產黨有合法平等地位，尤其不允許國民黨統治區域內有共產黨組織存在。因此，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機關南方局要在國民黨統治中心的重慶公開存在，當然是不被允許的，隻能秘密地設在辦事處內。
時局的變化和惡劣的政治環境，使南方局和辦事處同時在重慶成立，又將其機關設在一起，這一曆史性的結合，給南方局、辦事處更充分發揮作用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因南方局設在辦事處內而沒有另設辦事機構，一切行政後勤事項，均由辦事處承擔辦理，辦事處成為南方局機關構成的一部分。南方局以辦事處為根據地、大本營並利用辦事處公開合法身份開展各方麵活動。辦事處在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各項工作，既相互依存，又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在執行使命上雖有些具體的不同，但從根本上是完全一致，而且都是在周恩來的統一領導下視情況需要而分工合作。因為有辦事處為基地作掩護，南方局才得以在國民黨的統治心髒中秘密存在並廣泛活動長達8年之久，也因為有南方局的直接領導，辦事處才能在長期的工作和鬥爭中取得一個又一個的重大勝利，並名揚海內外。
南方局作為中共中央在中國南部地區的代表機關，它除了直接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重慶辦事處外，還直接領導了八路軍、新四軍駐桂林、香港、長沙（後邵陽）、廣州（後韶關）、衡陽、貴陽等地的辦事處、通訊處、交通站；領導了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及其在桂林、昆明、成都等地的《新華日報》分館、分銷處；領導了四川、雲南、貴州、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福建、江蘇、上海、香港、澳門等省區的中共省委、工委、特委、臨委、市委、特支；領導了淪陷區的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的中心縣城工委及其他中共黨組織；領導了華南、西南地區人民的抗日武裝，如東江縱隊、瓊崖縱隊等等；1941年前，還對新四軍的工作負有指導責任。
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任務主要有三大部分：
（1）出麵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打交道，交涉和辦理有關的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行動、軍火、軍餉供給等事項；
（2）承擔中共中央軍委、八路軍總部、新四軍軍部與南方局國統區及海外聯絡往來樞紐的任務；
（3）維護南方局並承辦它所交辦的工作。
南方局、辦事處在周恩來的領導之下，緊密團結，努力奮鬥，以堅實的工作、滿腔的心血，在重慶和大後方人民心中塑造了中國共產黨是愛國主義的旗手，是領導中國人民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核心力量的光輝形象。
同時，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人多以中共代表或國民參政員等公開身份與國民黨中央當局打交道。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到來後，國民黨頑固派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不斷製造軍事摩擦與政治壓迫並舉的反共高潮。在此過程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始終高舉抗戰與民主的旗幟，創造性地貫徹中共中央“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長期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國共合作局麵瀕臨破裂。為力挽危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帶領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新華日報》等中共公開機關，堅守重慶，開展政治進攻，以鬥爭維護團結，擊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維護了國共合作局麵，直至抗戰勝利。與此同時，南方局大力加強對國民黨民主派、各民主黨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經濟界、地方實力派和海外僑胞的統一戰線工作。周恩來、董必武等南方局領導人利用各種公開合法渠道，不失時機地向黨外人士宣傳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爭取他們對中共抗戰民主事業的理解與支持，從而實現了中共“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目的，進而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向了空前的深度和廣度。為了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戰的支持，南方局以“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的外事工作方針，積極開展國際統戰工作，與各國駐華使館、援華機構和國際友人建立密切聯係，廣泛宣傳中共抗戰主張和抗戰實績，加強與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團結，從而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理解、同情和支持，開拓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半獨立半外交的新局麵。抗戰勝利後，圍繞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中共中央南方局堅定貫徹中共中央“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發動和領導了國統區的和平民主運動，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地發展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國統區凝聚了人心，爭取了多數，為國統區第二條戰線的開辟奠定了基礎。
紅岩房東饒國模
饒國模，女，字範英，又名紹文。1895年，她出生在原四川省銅梁縣雲露鄉、現重慶市大足縣國梁鄉的一個書香門第之家。國梁鄉就是為紀念她的二哥、黃花崗72烈士之一的饒國梁而得名。饒國模在家排行老三。大哥饒國棟，是老同盟會員，後來在國民黨內做事；二哥饒國梁，是被譽為中華民國開國元勳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弟弟饒國材，抗戰初期在成都加入共產黨。饒國模的父母親希望他們的兒子們將來都能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希望他們的女兒將來能夠成為國人的楷模。
青少年時期的饒國模思想進步，性格豪爽，追求上進，勤奮好學。她在家鄉讀完銅梁女子中學後，1912年，饒國模又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師範學校。在此期間，她受到譚嗣同、秋瑾以及因參加廣州起義而犧牲的二哥饒國梁等人革命精神的影響、鼓舞和熏陶，逐漸孕育了民族、民主和愛國主義的思想，這對她後來在紅岩所做的一切，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在成都益州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期間，她受到男女平等思想的影響，與成都高等工業專科學校的學生劉國華勇敢地衝破封建婚姻習俗，自由戀愛，於1915年畢業後自主結婚。這時的饒國模，滿懷“教育救國”的理想和沉浸在新婚後的幸福裏，先後在威遠和銅梁家鄉等地小學任教。
1930年，她懷著“實業救國”的理想，用自己經營活動積攢下來的一筆錢，在重慶西北郊區紅岩嘴買下了300多畝荒穀坡地，辦起了以種植花卉、蔬菜和水果為主的“大有農場”。經過六、七年的辛苦經營，到抗戰初期，紅岩嘴“大有農場”已是花果滿山，綠樹成蔭，花香馥鬱，遠近聞名。因為她丈夫姓劉，外間人們也稱“大有農場”為“劉家花園”。此時的“劉家花園”，成為當時重慶為數不多的私家農場之一。
七·七事變，抗戰軍興。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形成，國共合作，團結禦侮。1938年春，八路軍在重慶市區機房街設立了通訊聯絡處，周怡任處長。同年底，因武漢淪陷而西遷重慶的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到渝，在原重慶通訊聯絡處和武漢辦事處的基礎上成立了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由錢之光和周怡擔任正副處長，辦公地點仍在城內機房街，通訊和電台機要科設在棉花街。
1939年春，因駐地分散，房屋不敷使用，不便開展工作和躲避日機空襲等原因，在重慶剛成立不久並秘密設在辦事處內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決定在市郊尋覓新址。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川東特委書記廖誌高和辦事處長錢之光、周怡等人。在川東地下黨通過各種關係物色到的幾處地方中，廖誌高通過比較，更加屬意於饒國模的“大有農場”。他在親自到紅岩嘴大有農場進行實地考察後給南方局的報告中這樣說到：
“饒國模，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饒國梁的妹妹，本人思想進步，同情革命，支持共產黨……考察與饒國模周圍來往接觸的人，多係我地下黨員和進步民主人士。紅岩嘴農場，地處市郊，寬敞偏僻、安全、無幹憂。無論租借現房或新修住房都極方便，且有較好的兩麵政治的掩護色彩。是否以此為目標解決南方局機關住址，請組織考慮。”
南方局和辦事處黨組織經過認真比較和考慮，決定就在饒國模的大有農場內安營紮寨，建立公開對外的八路軍重慶辦事處。
與此同時，廖誌高讓他親手發展的饒國模的三個已是共產黨員的兒女劉純化、劉參化和劉聖化做他們媽媽的工作，向饒國模傳達共產黨八路軍想在她的農場內建立辦事處的想法。
當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處長錢之光和周怡等人專門到“大有農場”與饒國模商談在她的農場內修建辦事處時，沒想到饒國模是“慨然應允”和“欣然延納”，對中國共產黨表示出極大的熱忱和歡迎。她激動地對錢之光說：“我是到處想找共產黨都不得其門而入啊，你們今天到了我的家門口，我真是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啊！”恰好這時饒國模也正準備在自己的農場內修建房屋，便迅速地與錢之光達成協議：由辦事處出資三千元，饒國模負責具體修建事宜，房屋修好後，辦事處無償使用三年，三年後若需繼續使用，每年再付給租金若幹等等。
饒國模迅速地從老家銅梁請來了工人，購買了材料，在農場內一塊向陽的坡地上動工修建起了南方局和辦事處大樓，辦事處的同誌們也抽空參加勞動。
饒國模把共產黨、八路軍當作自己的家人。這時，日機已經開始肆虐重慶，自1938年10月以來，日機轟炸重慶的次數越來越多，每次來的飛機也越來越多，重慶市區內的人們為躲避日機空襲經常是被搞得疲於奔命。南方局和辦事處也同樣處在這種危險的境地之中。為了讓南方局和辦事處的人員躲避日機空襲，饒國模主動騰出農場內的部分房屋，讓南方局常委博古、董必武和夫人何蓮芝等人先期搬進大有農場內居住。博古就和饒國模的小兒子劉聖化住在饒國模家的小閣樓上，董必武和夫人何蓮芝就住在小樓前麵的草房內。南方局和辦事處的一些領導同誌到紅岩嘴來躲空襲的時候，都在饒國模家裏住過。這樣，就省去了南方局部分同誌為躲避日機空襲的奔走之勞。1939年5月3、4兩日，日本海軍航空兵第一空襲部隊共計72架轟炸機由武漢起飛空襲重慶。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在城內機房街和棉花街的房屋也未能幸免，在市區內已無法辦公。迫不得已，辦事處隻得將人員設備等連夜遷往市郊紅岩嘴饒國模的大有農場內。兩天以來，饒國模在紅岩嘴上佇望著城內衝天的大火與滾滾的濃煙，心裏對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境遇萬分堪憂，對日本帝國主義平添了滿腔仇恨。當饒國模得知八路軍辦事處被炸毀的消息後，連夜做好接應準備。她把農場內部分工人的住房騰出來，並燒水煮飯，安頓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同誌們。辦事處的機要工作需要一個安靜和保密、安全的環境，饒國模就把山溝對麵的一處房屋騰出，讓辦事處把機要電台設在那裏。這時大樓尚未建好，辦事處工作人員就在路邊搭起簡易席棚對外辦公，夜晚就睡在農場內的一些房屋裏。饒國模見此情景，加快了房屋的修建，辦事處的同誌們也參加勞動，很快，這年8月，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大樓就竣工落成了。國民黨政府化龍橋地政當局把這棟不受他們歡迎的房屋編為了紅岩嘴13號。南方局和辦事處機關、工作人員都搬進了這棟剛剛建成的樓房。公開的辦事處設在一樓，南方局機關及其領導人住在二樓，機要科和秘密電台設在三樓。饒國模的“大有農場”，從此成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在陪都重慶的安身立命之所。樓房就要交付辦事處使用了，按照事先的口頭協議，辦事處需與饒國模簽訂一個租房合同。但是，當錢之光去與饒國模商量這件事並歸還建房款時，饒國模卻第一不收建房款，第二也不願簽什麽租房合同。她是真心誠意歡迎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到來，並願意把這棟樓無償提供給八路軍辦事處使用，而且隨便住好久都行。用她的話來說，就是“紅岩有幸留英傑，英雄籍此可為家”。後來饒國模不但沒有收取辦事處分文房租，相反，在辦事處困難的時候，還經常給辦事處各方麵的幫助和支持。
饒國模成了南方局和辦事處的房東後，她真有說不出的高興。樓房建成後不久，周恩來的父親和鄧穎超的母親從貴陽來到重慶。兩位老人身體不好，年事已高，辦事處的住房也十分緊張。饒國模見狀，主動邀請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屋裏去。後來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和周恩來的父親周懋臣在紅岩先後去世，饒國模就把他們安葬在自己的小龍坎福園寺的一塊墓地裏。這裏前後一共安葬了南方局、辦事處和《新華日報》10個大人和3個小孩。1978年鄧穎超在北京家中接見重慶紅岩革命紀念館的同誌時說：“當年，饒國模把我們南方局和辦事處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
來往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各方麵人員很多，有的需要住一段時間，而且一些從事秘密工作的地下黨同誌不宜與從事公開工作的同誌住在一起。饒國模知道後，就把辦事處山溝對麵、早先給機要科用的一棟房子撥給南方局和辦事處，專門作為招待所，先後在這裏住過的同誌近千人之多。
辦事處的年輕人多，逐漸結婚成家，有了孩子。鄧穎超找到饒國模，想借個地方辦個托兒所。饒國模二話沒說，馬上騰出辦事處大樓西邊山坡上的幾間房屋給辦事處辦托兒所用。
辦事處每天吃飯的人多，想學習延安，自力更生，開荒種地，自己種點蔬菜，饒國模又在農場內專門撥出了幾塊很好的菜地，讓辦事處的同誌種瓜種菜，改善夥食。
每當農場裏的水果熟了，饒國模都要送一些給辦事處的同誌們嚐嚐鮮；逢年過節，饒國模總要送一些豬肉、年貨給辦事處。共產黨、八路軍在前方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英勇抗戰的事跡感動著她；南方局和辦事處幹部、戰士的所作所為影響著她，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錢之光等中共領導人的高尚品德感染著她，她為自己的農場迎來了共產黨和八路軍而由衷地高興。饒國模在共產黨人思想的熏陶下，逐漸由一個民族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讀書時學習師範教育專業的饒國模十分喜歡寫詩，她經常把自己的喜努哀樂傾注在這樣的長短句裏。她為紅岩進駐了共產黨八路軍而這樣寫道：
“紅岩有幸留英傑，英雄籍此可為家”。
“紅岩幸有偏風雨，中流砥柱尚有人”。
“此地英雄留勝跡，紅岩異日放光輝”。
1941年初，當她得知“皖南事變”的消息時，她對國民黨頑固派自毀我民族長城的罪惡行徑萬分痛恨，對新四軍的慘烈遭遇深表同情，為此，她賦詩寫道：
江南冤骨未收藏，明月高照倍淒涼。
為國忘家誠壯烈，匈奴未滅恨難忘。
每當春暖花開或中秋月圓之時，饒國模總要邀請南方局和辦事處的董必武、錢之光、龍潛、孔原等人到她家樓上或院壩裏坐坐，觀花賞月，品茗把酒，詩詞唱和，十分愉快。她和龍潛、孔原等人還成為了很好的詩友，常有詩詞唱和。她把自己對共產主義的向往和追求形容為“不棄樗材附驥尾，舍棄一切哪顧家，”表達了她要跟共產黨走到底的堅定決心。展望抗戰勝利，民族解放的未來，饒國模唱出了“他年凱旋高歌日，紅岩即是眾人家”的豪邁情懷。在與共產黨人朝夕相處、潛移默化的影響下，饒國模的人生觀、世界觀發生了飛快的變化和質的飛躍，她逐漸由一個自發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者迅速地轉變成為一個自覺的共產主義者。
最為難能可貴的是，饒國模在這個時候向地下黨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胡其芬提出申請，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市委常委李維嘉代表市委批準了饒國模的申請，並分配她擔任重慶市婦女聯誼會理事，讓胡其芬轉告饒國模。遺憾的是胡其芬還沒有來得及將這個黨的決定告訴饒國模，她便被捕了。饒國模失去了與黨的直接聯係，也不知道自己已被批準入黨。饒國模與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葉劍英、王若飛等共產黨人在紅岩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她也在紅岩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歸宿。1946年，當南方局和辦事處東遷南京時，董必武欣然賦詩致謝：“八載成功大後方，紅岩托足少棲惶。居停雅有園林興，款客栽花種竹忙。”充分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饒國模的深深謝意。
周恩來與蔣介石“溶共”陰謀的鬥爭
自西安事變後，蔣介石雖然確定了聯共抗日的政策，在以後的國共合作談判和抗戰初期的國共合作抗戰中，也作了一些重要讓步，在實行開明政治方麵作了不少努力，國內“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但曆史證明，蔣介石的仇共、懼共心理是根深蒂固的。抗戰後，他限製八路軍的抗戰區域，不許中共在敵後建立政權，要“削弱共產黨力量的五分之二”。他害怕共產黨借抗戰之機發展，這可以說是蔣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然而，這個心腹之患在抗戰開始不久便迅速地發展蔓延起來了。在武漢失守前夕，中共即在敵後建立了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晉綏、山東和華中等抗日根據地。到1938年底，八路軍由組建時的3萬餘人，發展到16萬人，新四軍的發展也較為迅速。為了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麵，徹底消除自己的心腹之患，蔣介石想到了“溶共”的主張。因此，自1937年底到1939年初，國共兩黨關於“一個大黨”問題的談判曆程，無疑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曆史上最耐人尋味的篇章。而周恩來在這次談判鬥爭中對於挫敗蔣介石的“溶共”陰謀，力保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8年初，國民黨的中央宣傳機構開始了“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軍隊”的大肆宣傳。其中，“一個政黨”是這次宣傳鼓噪的重點。從其宣傳的動機和利益來分析，都可以看出蔣介石國民黨的這次宣傳帶有明顯的全麵吞並黨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傾向，宣傳的主要對象直指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就是要利用這場民族災難的機會，來達到他在全國“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軍隊”的目的。
1938年2月10日，素以反共著稱的國民黨《掃蕩報》發表社論，極力宣揚“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軍隊”，鼓吹在國民黨外存在其他黨派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統一，言下之意就是中國隻能有一個政黨，這個黨就是國民黨，其他的政治黨派都該取消。同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在武漢會見了蔣介石。蔣介石第一次向中共兜售起了他的“溶共”計劃，周恩來並沒有領他的情：“我看國共兩黨都不能取消，隻有從聯合中找出路”。當天晚上，周恩來和王明將這次與蔣介石會見的情況向黨中央作了報告。3月1日，中共中央向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3項提議：
（一）建立包括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擬定一個統一戰線綱領，各黨派保持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
（二）建立與健全民意機關。
（三）成立統一的全國性的民眾運動領導機關，以便真正達到全國人力、物力、財力總動員的目的。
中共中央在《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中明確表示：要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隻許一黨合法存在，同時不承認其他黨派合法並存的辦法，既為事實所不許，取消現成一切黨派而合並為一黨組織的辦法，亦為事實所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的解決辦法，應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到6月3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突然發出一則電訊，稱：“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於6月3日上午召開第一百四十二次常會，決定恢複陳獨秀、張國燾、毛澤東、周恩來、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等二十六人的國民黨黨籍。”企圖造成“一個大黨”的既成事實。當天晚上，周恩來在武漢和王明、董必武等人深夜開會研討對策，向國民黨交涉不準在報上刊登中監委的決議，並擬出《中共七人緊急聲明》，內稱：“此事並未事先通知與征求本黨中央與本人的意見”。次日，決定派吳玉章前往國民黨中央所在地重慶處理此事。6月4日中午，吳玉章在重慶一下飛機，就向各報社負責人發表談話表示：“國民黨中監委的這一決定我們中共不能接受。理由有三：第一，兩黨合作關係是否恢複民國十三年之辦法並未商定；第二，事前亦未通知與征求中共中央和我們的意見；第三，這恢複黨籍的名單中，有張國燾、陳獨秀等為我黨所開除的人，把他們和我們同類相待，未免滑稽，更不能忍受”。吳玉章拿出我黨《中共七人緊急聲明》，要求重慶各報第二天刊登。當晚，八路軍駐重慶聯絡處主任、《新華日報》重慶分館負責人周怡將聲明稿正式分送重慶各家報館。6月5日，周恩來在會見國民黨人士邵力子時力詢此事原委和表示堅決的反對，以至邵力子當即去見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其他負責人，訴說此事的不妥。蔣介石隻好答應去電重慶詢問，待回電後再約見周恩來麵談。後來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稱為求國共團結合作的進步，周恩來可以同蔣介石及國民黨其他要人先行交換意見，隻要國民黨不公開提出中共黨員不能跨黨，就不加以拒絕。周恩來及時將此意見向蔣介石作了轉達，蔣故作姿態地表示“可以考慮”，事實上卻一直將此事擱置不理。之後，國民黨自知理虛，才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一個聲明，取消了監察委員會的所謂“恢複黨籍案”。
不久，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在延安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宣布了在國統區設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負責與國民黨和其他民主黨派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以及在中國南部和港澳等地區的全部工作。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國民黨關於“一個大黨”的談判鬥爭任務，曆史地落在了南方局和周恩來的身上。12月6日晚，蔣介石在桂林會見周恩來，對中共關於國共組織合作關係的提議表示意見：“一、跨黨不讚成，中共既行三民主義，最好合並成一個組織，力量可以加倍發展；二、如果此點可談，在西安召開華北西北將領會議後，就約毛澤東麵談；三、如果共產黨全體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跨黨？”周恩來冷靜而明確地答道：“第一，中共實行三民主義，不僅因為這是抗戰的出路，而且因為這是達到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國民黨則不都如此想，所以國共終究是兩個黨；第二，跨黨的辦法我們不強求，如認為時機未到，可采用其他辦法；第三，加入國民黨，退出共產黨，這是不可能做到的；第四，少數人退出共產黨而加入國民黨，不僅失節失信仰，而且於國家有害無益。”周恩來堅定無誤、極有原則的回答，使蔣介石大失所望。1938年12月12日，他又在重慶約見前來參加國民參政會的中共參政員王明、博古、董必武、吳玉章，再次提出關於兩黨合並的問題。193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在重慶的周恩來、王明、博古發出了關於對蔣介石暫時應取比較靜觀態度的指示。1月20日晚，也就是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蔣介石急不可待地再次約見周恩來，他向周恩來發出了最後通牒。這次會見，蔣介石仍然沒能從周恩來嘴裏得到什麽實質性的回答。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舉行。23日，蔣介石在會上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鞏固黨基》的秘密報告。全會決定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由蔣介石任委員長，並秘密通過黨務報告決議，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規定以蔣介石《喚醒黨魂，發揚黨德，鞏固黨基》及《整頓黨務之要點》兩報告為今後國民黨黨務工作的方針，提倡“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進行法西斯宣傳，這也是蔣介石多次要求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並的“溶共”政策的繼續和重演。全會還秘密通過蔣介石提出的《限製異黨活動辦法》，並決議設立“防共委員會”，嚴密限製共產黨和一切進步分子的思想、言論和行動，破壞抗日的群眾組織。會後，國民黨又發布了一係列反共文件，如《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草案》、《第八路軍在華北陝北之自由行動應如何處置》、《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辦法》、《陝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等。這次全會確定了國民黨的抗戰政策重點從對外轉向了對內。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標誌著國民黨自抗戰以來在政策上的重大轉變。會後，國民黨雖然還繼續打著“抗日”的旗幟，但抗日消極；雖然還繼續打著“聯共”的旗幟，卻不斷製造借口，搞軍事摩擦。1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國共兩黨關係問題致蔣介石電》。電報提出：國共兩黨應堅持團結抗戰。鞏固與擴大國共兩黨長期合作，為全國愛國同胞和世界先進人士所切望，為全民族抗戰建國所必需；所謂兩黨合並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共產黨絕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並於其他任何政黨；兩黨合作以來，反共摩擦，時有發生。希望國民黨五中全會能致力於兩黨長期合作，以慰全國人民殷切之望。《中共中央致國民黨總裁及五中全會電》、《中共中央為國共關係問題致蔣介石電》和周恩來給蔣介石的複信，徹底打消了蔣介石做了一年多的單相思的美夢。抗戰初期國共兩黨關於“一個大黨”問題的談判至此收場。
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成立伊始就堅決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不為國民黨所威逼利誘，堅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一改過去王明主持長江局工作時期，在蔣介石、國民黨麵前唯唯諾諾的右傾思潮，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和骨氣，贏得了在與蔣介石國民黨的統一戰線中的第一個勝利。蔣介石的“溶共”陰謀未能得逞，他便祭起了“防共、限共、反共”的大旗，一個好端端的團結合作抗戰局麵很快就被蔣介石給扼殺了。國內政治局勢急轉直下，國共摩擦層出不窮。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前夕，武漢成為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為了統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發展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運動，中共中央決定在武漢設立中共中央長江局。同時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的聯係和談判，繼續推動國民黨的改革和進步。不久，兩個組織合並，對內稱長江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12月23日，中共中央長江局在武漢正式成立，由王明、周恩來、項英、秦邦憲、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組成，暫以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負責管轄雲南、貴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並領導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新四軍的工作。
長江局的巨大功績：
第一，重建南方各省的黨組織，訓練和培養了一大批幹部，使國統區黨的工作得到了恢複和發展。在十年內戰期間，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共產黨組織被破壞殆盡。經過長江局的努力，到1938年9月，在15個地區組建了省委、省工委、地區黨委、特別區（市）黨委，黨員發展到67780人，占當時全國黨員總數的27%，為黨組織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並為後來革命鬥爭的開展播下了火種。
第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發展抗戰文化事業，領導國統區人民在武漢開展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特別是1938年4月的抗戰擴大宣傳周和紀念“七·七”抗戰一周年的獻金活動，使一個在刀光劍影下幾乎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江城重新沸騰起來。長江局出版的《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高擎團結抗戰的旗幟，堅持民主進步精神，積極報導八路軍、新四軍和國民黨軍隊的抗日戰績，起到了抗戰號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
第三，同國民黨建立較為融洽的政治合作關係，廣泛地團結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黨的統戰工作開創了嶄新的局麵。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開誠談判，推動其積極抗戰，對國民黨其他派係和地方實力派加強聯係，同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共商國是，這些活動對動員各方麵的力量堅持抗戰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態勢，實際上就是從這個時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第四，廣交外國朋友，發展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關係，開辟了黨的外事工作新戰線。長江局以中共代表團名義開展的工作，改變了中共過去除蘇聯以外，與國際社會基本隔絕的狀態。中共代表團負責人主動接觸外國外交官員，與外國記者建立友好聯係，熱情接待參加援華工作的外國友人，通過這些活動使國際社會了解中國共產黨及其抗日主張。中共代表團的國際交往，使中國共產黨的外事工作有了良好的開端。
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管轄區內設立的一個公開辦事機構。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漢籌備八路軍武漢辦事處。1937年10月下旬，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在漢口府西一路安仁裏二號成立，李濤任處長，由董必武直接領導。12月，南京失陷後，國民黨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門遷到武漢，各民主黨派領袖、社會名流、文化界人士，全國著名抗日救亡團體也都雲集武漢，武漢成為當時全國政治、軍事、文化的中心。這時，原八路軍南京辦事處工作人員也隨著轉移到武漢，參加武漢辦事處的工作，並正式成立第十八集團軍駐武漢辦事處（通稱“八路軍辦事處”），南京八辦與之合並，辦事處遷到舊日本租界中街八十九號，錢之光任處長。辦事處的職能部門包括總務、經理、文書、運輸各科，有一個班的兵力專門負責辦事處的日常保衛執勤，此外還有一個招待所，臨時接待途經武漢的我黨幹部和一些黨外友好人士、進步青年等。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王明、周恩來、項英、博古、董必武等組織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長江局辦公地點也在辦事處。因此，這裏既是我黨當時在國統區一個合法存在的，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聯絡中心，是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總部在國統區的總辦事機關，也是我黨一個重要的區域性指揮機關。當時，華中、東南、華南、西南各處地下黨的負責人和幹部紛紛前來辦事處，向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匯報、聯係和請示工作，與此同時，延安派往南方工作的我黨高級幹部，許多也曾在此停留，其中包括張雲逸、張愛萍、張國華等。此外還有南來北往的我黨同誌，不少也通過在辦事處辦理必要手續後再離開。
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另外一項重要任務是為八路軍、新四軍籌措、轉運物資。敵後抗戰條件十分艱苦，槍支、彈藥、藥品、通訊器材等作戰物資尤其匱乏，加之日頑的封鎖掃蕩，某種程度上，這些軍需物資關係到我敵後根據地的生存和發展。盡管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根據國共合作協議下撥一些，但基於限製我抗日力量發展壯大的圖謀，在數量和類型上都十分有限，為此，辦事處在領取和分發下撥的物資軍餉之外，還要根據我抗日軍民所急需，頂住壓力、各方籌措、四處組織。
不少人當時正是通過與辦事處接觸、了解甚至介紹，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某種意義上，辦事處成為他們光明人生大道上的一個起點或重要轉折點，而終生難忘。
會戰期間的武漢匯集了大批青年和學生，來自各地，其中以淪陷區如京滬、平津、東北、華北等處背井離鄉而來居多，其中不少人親身經曆國破家亡，矢誌報國，但一路顛簸苦於無門。我黨十分重視吸收進步學生和青年參加革命隊伍，根據中央的指示，著名的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院校都在國統區開設了招生點，辦公地點也都設在辦事處內，並由長江局和辦事處工作人員代為招生、考察和辦理相關手續。
肩負此項重任之後，辦事處成為了進步青年學生川流來往的聚散中心。據曾擔任辦事處處長的錢之光同誌的回憶文章，在辦事處的統一組織和協調下，“大批工人、學生和其他人員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線，當時常以集體形式走，以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為一批，人多時也有上百人為一批”，“他們動身前都在辦事處指定地點集中，發給軍服及零用錢，再送上火車”，新鮮血液就這樣源源不斷流入我敵後根據地，並很快散布到各個抗敵戰場。
除了進步的青年學生和民眾之外，辦事處還精心組織、周密安排為我敵後根據地安全輸送了一批積極要求投身抗日第一線的中外文化人士和技術專家，其中包括在建國後為我國機械工業作出了奠基性重要貢獻的沈鴻以及醫療專家何穆、文藝創作家陳學昭、光未然、著名的台灣愛國詩人邱逢甲的兒子邱琮等。眾所周知的國際友人白求恩、柯棣華、埃德加·斯諾、著名攝影家伊文思等人，不遠萬裏來到中國，也都是經由武漢辦事處先後抵達延安或我敵後根據地的。
此外，辦事處還積極參加了當時在武漢舉行的各種抗日救亡活動，包括集會、遊行、演講、典禮、歌詠會、追悼會、公祭、慰問活動、宣傳周活動、募捐活動等等。在當時舉行的聲勢浩大的“七·七”獻金活動中，中共中央長江局、辦事處廣大幹部與戰士始終站在活動的前列，在自身經濟條件十分緊張的情況下，盡己所能、傾己所有，積極參加捐獻。在活動中，周恩來將作為政治部副部長一個月的薪金全部獻出，而全體八路軍指戰員則節食一天，並由李克農代表葉劍英作為八路軍代表捐獻了1000元，武漢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都獻出了一個月的生活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積極參加這些活動，對擴大我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國統區的廣泛影響、激勵中國軍民的愛國抗敵熱情、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心、維護和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元月，新四軍軍部遷往南昌後，由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代辦新四軍駐漢辦事處的一切工作。這時的武漢辦事處，對外作為我軍駐在國民黨臨時首都的公開機構，但實際上是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和聯絡的中樞。1938年10月武漢失陷，辦事處撤銷。
抗戰號角人民喉舌——《新華日報》在國統區公開出版
《新華日報》是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發行的大型機關報，也是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唯一公開出版的大型日報。1937年10月籌備於南京，因故未能出版。遷武漢後，社址先設成忠街53號。1938年1月11日正式創刊，報社遷設於漢口大陸裏。發行部則設在大陸裏臨街的平房內（原建築已改建）。該報在武漢期間，屬中共長江局領導。創刊後的《新華日報》努力宣傳全國團結抗日的重要性，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罪行，全麵報道中國軍隊在各個戰場的作戰形勢和戰況，特別是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敵的事跡，引導民眾正確認識戰爭的性質和中國人民爭取勝利的道路。《新華日報》還刊載毛澤東的重要著作，如《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以小冊子形式出版了《論持久戰》。同時，《新華日報》還發表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博古等中央負責同誌的文章，鼓舞大後方民眾堅持抗戰的決心和信心。
1938年8月1日，《新華日報》遷至漢口府東五路150號辦公（現位於漢口民意一路大陸裏4-9號）。同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報社遷重慶出版。社長潘梓年，總經理熊瑾玎。曆任總編輯有華崗（華西園）、吳克堅、章漢夫等。此後，《新華日報》按照黨中央和南方局的要求，堅定地宣傳黨的正確路線，衝破國民黨的層層封鎖和歪曲，大量報道八路軍、新四軍對日作戰的真實情況，擴大了中共抗日武裝力量的影響；及時報道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的抗戰業績和建設成就，及時宣傳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深入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戰、製造分裂、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罪惡行徑，有力地促進了國統區的抗日民主運動。《新華日報》也因此成為抗戰時期黨在國統區領導抗戰的一個重要陣地。全黨整風運動開始後，《新華日報》以整風精神改進工作，盡力擴大與加強各方麵群眾的聯係，反映社會各界的要求和呼聲。國民黨頑固派對《新華日報》百般仇恨，實施搗毀報社、扣發稿件、禁售報紙、毆打報童等種種迫害行為。報社人員在周恩來等人的正確領導下，同國民黨當局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將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巧妙結合起來，衝破新聞檢查製度，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大後方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一麵旗幟。
抗戰勝利後，《新華日報》按黨的要求，積極宣傳黨的和平、民主、團結的三大口號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揭露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在美國政府支持下，假和談真內戰，實行獨裁，踐踏民主的反動行徑，宣傳和報道黨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以及黨領導人民軍隊在自衛戰爭中取得的戰果。
1945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在上海設總館，在南京、重慶設分館。其中，重慶分館改為四川省委機關報。後因國民黨當局阻撓，上海、南京兩版的出版計劃未能實現。重慶分版先後由傅鍾、張友漁任社長，熊複任總編輯，於剛任經理。繼續出版至1947年2月28日，被國民黨當局封閉。抗日戰爭時期，還出版過《新華日報》華北版，為中共北方局機關報；後改為太行版，為中共太行分局機關報。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出版過《新華日報》華中版，為中共華中分局機關報。1949年4月30日在南京創刊的《新華日報》，為中共南京市委機關報。1952年11月起改為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1949年12月10日在重慶創刊的《新華日報》，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報，至1954年8月31日因大行政區撤銷停刊。
《新華日報》針對國民黨統治區的實際情況，正確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努力把馬列主義的真理傳播到人民群眾中去。宣傳的內容，在抗日戰爭時期，主要是：宣傳全麵抗戰和持久戰的路線；反對片麵抗戰和投降倒退。宣傳中國共產黨實行民主政治、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反對國民黨當局的獨裁專製和特務統治。在國際問題上，支持蘇聯以及英美等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抗日戰爭勝利後，宣傳的主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的方針。揭露並反對國民黨獨裁的反動政策，反對美國的侵略陰謀。支持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這些真實、正確的宣傳報道，教育了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群眾，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曾被毛澤東、周恩來稱讚為八路軍、新四軍之外的又一支方麵軍。《新華日報》的宣傳方針是在宣傳報道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中光明磊落的態度。積極報道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武裝力量英勇抗擊日軍的戰績，同時也如實反映了國民黨愛國將士在正麵戰場的抗戰事跡；它發表過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葉劍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許多重要文章；對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高級領導人的抗日言論，也以熱情歡迎的態度予以登載。在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方麵，《新華日報》也做了大量工作。用大量版麵，為民主黨派和各界知名人士提供一個比較自由的講壇。馮玉祥將軍和郭沫若、茅盾、柳亞子、沈鈞儒、黃炎培、鄧初民、陶行知、張西曼、胡厥文、胡子昂等學者、教授和社會活動家，經常為此報撰稿。馬寅初曾在“友聲”專欄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的腐敗，呼籲“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它的副刊是進步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團結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藝術和文化工作者。它的國際報道也很有特色。1942年底，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開設了“國際述評”專欄，由喬冠華主筆。這個專欄的文章以資料翔實、分析透徹、富於哲理和文采而受到讀者歡迎，經常為外國通訊社所轉載。1942年中國共產黨整風期間，《新華日報》按照“增強黨性、反映群眾”的方針，在廣泛征求讀者意見的基礎上，於同年9月實行改版。從此進入成熟發展的階段，並加強了辦報思想的建設。1947年1月，在創刊9周年的時候，發表編輯部文章《檢討與勉勵》，全麵闡述“人民的報紙”的思想，豐富了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無產階級新聞理論的內容。
抗戰烽火中的政治部第三廳
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是1938年初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在武漢成立的，由陳誠任部長。政治部下轄4個廳，即總務廳、第一廳、第二廳和第三廳。總務廳主管本部總務人事、經理、紀律等事宜；第一廳主管軍隊政治訓練及軍事學校政治訓練事宜；第二廳主管民眾運動及國民軍事訓練事宜；第三廳主管宣傳事宜。1938年春，經蔣介石和陳誠提出要求，經中共中央同意，由周恩來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主管負責宣傳和文化工作的第三廳。蔣介石和陳誠又邀請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蔣介石、陳誠邀請在全國政治、思想、文化界威望很高的周恩來、郭沫若擔任要職，企圖收攬人心。
1938年4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成立，由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人士組成。廳長是郭沫若。最初設五、六兩處，以後又增設第七處，組織機構較一、二兩廳為大。五處處長胡愈之，六處處長田漢，七處處長範壽康。三個處分管動員工作、藝術宣傳、對敵宣傳等業務。其中第六處掌管藝術宣傳，由田漢任處長，下設三科：第一科科長洪深，管戲劇音樂；第二科科長鄭用之，管電影；第三科科長徐悲鴻，管繪畫木刻。廳長辦公室主任秘書陽翰笙，科長有洪深、杜國庠、鄭用之、馮乃超等人。該部成立之初，組成人員除國民黨各派係人物外，還有周恩來以及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人士參加，故一時呈現出團結合作抗戰的生機勃勃的景象。在周恩來、郭沫若直接領導下，以共產黨人為核心，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參與的第三廳，利用其為國民政府的軍事機構，合法地進行抗日宣傳，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強堡壘。
郭沫若在擔任廳長期間為三廳工作殫精竭慮，他從抗日救亡出發，把當時已聚集在武漢的文化英傑，盡可能請到三廳來，共同為民族生存、抵抗侵略而盡力，並幹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業績。
三廳成立後不到十天，周恩來發表了《怎樣進行二期抗戰宣傳周工作》的文章，並與郭沫若及三廳人員共同研究如何做好工作並擴大宣傳效果。提出的要求是：文字口頭宣傳具體生動，藝術演出通俗易懂、深刻感人。宣傳周共六日，每日都有主要項目。其中以戲劇日、電影日、美術漫畫日、遊行日最具特色。
4月7日，周恩來在宣傳周開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並要求把宣傳周擴大到全國去。此時正值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傳到武漢，一掃自南京失守後不少人失去勝利信心的低沉氣氛。周恩來與郭沫若商議立即派宣傳人員趕往台兒莊慰問前線戰士，使宣傳深入軍隊。
4月8日是口頭宣傳日，郭沫若邀請在武漢的國民黨黨政軍要員和社會名流馮玉祥、邵力子、張之江、黃琪翔、史良、鄒韜奮、於右任、陳銘樞等人進行廣播演講或公開演講，組織起3000多個宣傳隊到武漢三鎮的大街小巷和市郊進行街頭演講，並深入到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等處進行抗戰宣傳。在9日的歌詠宣傳日，民聲歌詠隊、星海歌詠隊、量才歌詠隊、青年女子歌詠社等100多個歌詠團體，分頭上街演唱《義勇軍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大刀進行曲》、《保衛大武漢》等抗戰歌曲。在漢口中山公園的人民體育場內，還舉行了由冼星海、張曙任正、副總指揮的萬人大合唱。一時間，“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打回老家去……”等歌聲此起彼伏，響徹了整個武漢的上空。美術宣傳日，在武漢的美術工作者創作了數百幅抗戰宣傳畫，陳列在武昌黃鶴樓舊址的兩側和台階上，並在武漢三鎮的大街小巷的醒目處繪製許多巨幅壁畫和漫畫。戲劇宣傳日，武漢各戲院晝夜連場免費上演具有愛國主義的戲劇，如《前夜》、《東北之家》、《打鬼子去》、《放下你的鞭子》、《嶽飛》、《八百壯士》等。參加演出的有三廳所屬各劇團及上海等地的救亡劇團。在電影宣傳日，三廳統一部署武漢所有的電影院都交替上演宣傳抗日的《火中的上海》、《保衛我們的土地》、《抗戰特輯》等影片。同時，郭沫若還組織了幾個電影巡回放映隊到三鎮大街小巷為民眾放映。13日是宣傳周的最後一天，是遊行宣傳日。為組織好遊行，郭沫若等除廣泛發動武漢各界民眾積極參加外，還指導戲劇、美術等團體組織化裝、彩紮遊行隊伍。這天雖風雨交加，但群眾熱情很高，有數十萬人參加了遊行，武漢三鎮彩旗飄揚，歌聲不絕，口號聲如雷，盛況空前。
日軍侵華勢力逼近武漢，武漢危急。郭沫若與文藝界的主要人士，共同商議，將聚集在武漢的文藝大軍，根據各人的不同情況，迅速分散為幾股力量：一部分人由政治部三廳組建十個抗日救亡演劇隊，分赴各地，包括國民黨管轄的各戰區及抗日軍隊，深入進行抗日宣傳活動。許多知名的文藝家在那時都曾參加過救亡演劇隊，如張光年、崔嵬、張瑞芳、丁裏、王唯一、呂複、田衝、夏淳、朱琳、胡宗溫等數百人。周恩來曾給演劇隊員作報告，鼓勵隊員們堅定抗日的信心和決心，並提出演劇隊不單是抗日宣傳隊，而且還是深入群眾的工作隊。救亡演劇隊迅速分散深入各戰區及敵後。八年抗戰中，無論環境多麽困難，他們始終堅持抗日工作，直至抗戰勝利。有些隊則堅持到全國解放。隊員中不少人成為建國初期全國各地區、各大城市文化藝術部門的領導和藝術骨幹。
對日宣傳和國際宣傳是三廳的一項重要工作。為做好這方麵的工作，先後在日本待過二十多年精通日語的郭沫若，聘請了鹿地亙夫婦和綠川英子女士。他覺得對敵宣傳單靠幾個從日本回來的留學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請些土生土長的日本朋友來幫忙，他們的聲音純正，宣傳效果要好些。於是郭沫若想到了鹿地亙這位老朋友。鹿地亙生於1903年，早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由於一直從事反戰創作，長期被日本反動當局監禁在獄中。出獄後，他於1936年1月和夫人池田幸子流亡到上海，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致力於《大魯迅全集》的編譯。抗戰爆發後，他流亡到香港，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郭沫若提議他們夫婦二人均為廳屬設計委員。在以後半年左右的時間裏，鹿地亙與夫人池田幸子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武漢的抗日救亡工作，他們參加各種集會，以日本公民的身份，用切身的感受痛斥日本法西斯的種種罪行，鼓舞人民奮起鬥爭。夫婦二人共同出席14團體歡迎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代表大會，呼籲世界輿論支持中國人民的反戰鬥爭。此後，他們還應邀赴戲劇訓練班講課，到湖南常德的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對日俘作反戰教育工作，冒著戰火隨武漢前線慰問團赴長江南岸前線慰問。除了參加這些公開活動外，他們還堅持在三廳對敵宣傳處的日常工作，堅持在播音室裏每周與青山、綠川英子輪流作日語對敵廣播。這種用日本人來進行對日宣傳的辦法，收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
由於在郭沫若具體領導下的第三廳抵製國民黨錯誤的方針政策，而主要是按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行事，國民黨就加緊控製第三廳。1940年夏，蔣介石等企圖脅迫在第三廳工作的文化人士集體加入國民黨，當遭到以郭沫若為首的絕大多數第三廳工作人員嚴詞拒絕後，就改組了第三廳，而對被排斥的郭沫若、陽翰笙等大批進步文化人士，則實行羈縻政策，在政治部之下，另設文化工作委員會，作為學術研究團體，規定“隻能做研究工作，不能從事對外政治活動”。
西遷途中的劫難——“新升隆”輪被炸
1938年10月，武漢已陷入日軍三麵包圍之中。武漢三鎮危如累卵。周恩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全權代表，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又是中共中央長江局和《新華日報》的主要負責人，在日軍逼近武漢的情況下，臨危不懼，經常徹夜不眠，組織群眾撤退，轉移輸送黨的幹部和物資，組織出版了最後一期《新華日報》，這一期報紙上還有他口授的《暫別武漢》社論。他一直堅持戰鬥到武漢失守前幾個小時。
10月22日，日軍逼近武漢，日本飛機輪番轟炸，形勢十分緊急。下午4時在周恩來的送行下，由十八集團軍駐武漢辦事處處長李克農和《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兩人負責，率領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最後一批工作人員乘“新升隆”輪撤離武漢，西上重慶。同乘“新升隆”輪的有長江局負責同誌錢瑛，東北義勇軍司令員李延祿，有王炳南及其夫人王安娜，以及加拿大護士簡·尤恩。
“新升隆”輪是我黨通過進步人士的關係租來專用的，噸位很小，載有人員約100餘人，還裝有印刷器材、紙張，已顯得很擁擠。當船要起航時，又有幾十位無法買到船票而又無力買船票的難民和難童紛紛要求搭船離漢。根據周恩來“能多救一個難民就多救一個”的指示，同誌們寧願自己擠一點，也要滿足難民搭船的要求。
第二天上午9時許，船行到湖北省嘉魚縣境內長江北岸的燕子窩。在武漢時，已得知日軍飛機封鎖長江，欲炸毀船隻；為避免日機轟炸，李克農通知停船靠岸，除留少數人員值班外，其餘全部上岸，疏散到附近村莊，防避空襲，等天黑後再開船。上岸人員還分成幾個小組，向當地群眾宣傳抗日。
下午3時半，未見日軍飛機來襲，大家便陸續往回走，李克農等仍在江邊茶棚休息。一些人上船後或洗澡擦身，或躺在鋪位上休息。
忽然聽到飛機聲，四架日軍飛機霎時飛臨上空，在船頂上盤旋兩圈，猛然俯衝，連投幾枚炸彈，有一枚燃燒彈投中輪船，前艙立即起火。敵機又輪番低飛掃射，肆虐二三十分鍾。
敵機飛走後，經當地漁民和會遊泳的群眾努力搶救，部分船員和乘客幸免於難。“新升隆”輪船在火焰中漸漸下沉。在暮色蒼茫中，經尋找和檢點人數，《新華日報》有潘美年、李密林、項泰（女）、程德仁、羅文耀、陸從道、李鑒秋、胡炳奎、王祖德、羅仁貴、潘香如、季履英、胡宗祥、許厚銀、易競成、李元清等16位同誌，八路軍辦事處有孫世實、張海清、趙興才、伍高年、徐廷榮、傅世明、韓金山、張清新、錢岐等9位同誌遇難犧牲。船員和船民婦孺有50餘人同時遇難，另有輕重傷11人，“新升隆”輪的首舵重傷犧牲。
麵對日軍的暴行，大家沒有眼淚，隻有憤怒和仇恨。據脫險的同誌說，當輪船被敵機狂炸，熊熊的烈火燃燒之時，項泰還在船上為受傷同誌包紮傷口，李密林、趙興才、徐廷榮、傅世明、韓金山、張清新不顧自己安危，在船上奮力救火救人，最後以自己的犧牲保全了其他同誌。加拿大護士簡·尤恩，不顧勞累，為2位傷員取出了彈片。李克農、潘梓年在悲痛之餘，鼓勵大家，要化悲痛為力量，同一切困難艱險作鬥爭，為死難者複仇。
因全部公私財物在轟炸中被毀，人們除穿在身上的單衣之外，一無所有。李克農決定改行陸路，徒步到宜昌，再乘船去重慶。直到11月5日，他們才輾轉抵達宜昌。因等船，人員分三批到重慶，潘梓年是第三批到的。
為悼念遇難烈士，12月5日，《新華日報》在重慶社交會堂舉行了莊嚴隆重的追悼會。參加會議的有各愛國團體、愛國人士和中外記者，共5000多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給死難者獻了挽聯，送了花圈，鄧穎超還寫了一首挽詩。國民黨政府要員林森、於右任、陳立夫、孔祥熙、孫科、張群、邵力子等也送了花圈和挽詞。董必武、吳玉章、吳克堅及日本反法西斯女戰士綠川英子、印度救護隊代表巴蘇醫生，救國會領袖沈鈞儒、《中央日報》社長陳滄波，《大公報》主筆王芸生等10多人在會上講了話。吳玉章和董必武分別代表黨中央和八路軍向烈士默哀致敬。他們的講話，激起了到會者的共鳴。吳玉章說：“烈士們在敵機轟炸下，不惜犧牲自己，搶救其他同誌和同胞，這表現出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偉大精神，一定要為死難者複仇。爭取民族徹底解放，不把日寇驅除出境，抗戰決不終止！”董必武向與會者講述了八路軍一年多英勇抗戰的經過，然後說明烈士的偉大。他再三說：“要紀念他們，一定要學習他們英勇犧牲的精神，繼續完成他們未完成的事業。日寇飛機雖然厲害，但我們一定要更厲害，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打出去。”會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怒吼，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會後《新華日報》出專刊，還編印了紀念冊。
《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在《我們的回答》一文中這樣寫道：
《新華日報》是在抗戰烽火中誕生的，它的最高任務就是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在漢口十個多月的工作，表現出它正是本著這一最高任務的；因此，成為日本法西斯強盜對它最怕也最痛恨的一個報紙。在日寇速戰速決的企圖已完全失敗，對我統一戰線的陰謀破壞又被一再打擊，使它在戰爭中遇到的困難一天天增加的時候，它夢想要在進攻武漢的一個戰役中把我們的抗戰主力擊為“粉碎”，《新華日報》的摧殘，自然也是這個夢想中的企圖之一。因此，載著《新華日報》大批工作人員與物資的“新升隆”，其遭受到它的阻擊，決不是偶然的。
然而敵人竟無所得，仍歸失敗了。敵人的襲擊並沒有能夠阻撓住《新華日報》的照常工作。相反的，它也和中國整個抗戰力量愈打愈堅強，愈打愈偉大一樣，現在它的力量，倒是比以前更堅強更巨大了！它的武漢版在10月24日終止，它的重慶版就在此日——10月25日緊接上去出現於國人之前！“新升隆”輪焚毀了，“新升隆”輪上的《新華日報》工作人員卻仍然頑強地回到預定的工作地點來繼續奮鬥！十六位戰士是犧牲了，卻跑出了成千上萬的壯士帶著巨雷似的吼聲，要替他們報仇，拾起他們所拋下的武器，踏著他們的血跡，奮勇前進！聽吧，12月5日重慶演武廳社交會堂追悼會上五六千人的吼聲，屋裏都被震動了！看吧，雪片似的吊唁信、哀悼文、挽聯，從各方麵的角落裏飛舞而來！這一些，就是我們中華兒女對日本強盜飛機炸彈的回答。
這是“新華”戰鬥史上雖是最沉痛卻是最光榮的一頁。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建立
抗戰時期，國民革命軍各集團軍在重慶設有辦事處，以便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進行聯絡，報告軍事情況和辦理軍需後勤事項。這諸多的重慶辦事處中，沒有公開掛牌的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應該是最出名的。它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駐重慶辦事處，而且還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機關的重要組成部分。
1939年1月，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在重慶成立。
辦事處成立後，機關設在機房街七十號，南方局機關就秘密設於辦事處內；一部分人住在棉花街30號，對外隻稱辦事處名而不講南方局。周恩來到重慶後，先住上清寺漁村，1939年2、3月份間，鄧穎超以周恩來的名義租下曾家岩50號大部分房屋作為南方局部分人員辦公、住宿用房，對外稱周公館。實際上這裏是南方局的部分機構駐地，主要負責對外開展統戰工作。
南方局和辦事處成立後，原機房街、棉花街房屋不敷使用，且地處鬧市區又分散辦公，既不利於工作又不利於防空，周恩來就指示南方局和辦事處的有關同誌另覓地址建立機關。經過公開和秘密工作，找到了距市區約十裏地的紅岩嘴饒國模農場。辦事處在紅岩嘴農場內修建房屋的過程中，又遇“五三”、“五四”日本飛機狂轟濫炸重慶，機房街七十號和棉花街三十號房屋被毀，南方局和辦事處除住曾家岩50號的部分人員外，全部遷往紅岩嘴大有農場內，暫借饒國模的部分舊宅和堆放柴草雜物的房棚辦公和住宿。1939年7月，辦事處修建的樓房竣工，南方局和辦事處機關、人員即遷入其內辦公和住宿。
辦事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設在重慶的辦事處機關，是得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同意的，是合法的公開機構。“七七”抗戰爆發後，根據國共兩黨代表談判的協議，中國共產黨將其領導下的紅軍和遊擊隊分別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不久，即按戰鬥序列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和陸軍新編第四軍，與國民黨軍隊分別承擔任務，分區作戰相互配合。為了便於同國民政府軍事當局聯係和辦理軍需事項，國民黨方麵同意八路軍、新四軍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一些地方設立辦事機關。國民政府軍事最高當局遷移重慶後，中共方麵提出在重慶設立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在理合法，得到國民黨當局同意也理所當然。因此辦事處在重慶是公開的，合法的，可以進行公開活動。
抗戰全麵爆發後，蔣介石口頭上答應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但他們隻要求共產黨把軍隊開到前線去抗戰，隻同意共產黨代表與他們個別往來接觸，並不承認共產黨有合法平等地位，尤其不允許國民黨統治區域內有共產黨組織存在。因此，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機關南方局要在國民黨統治中心的重慶公開存在，當然是不被允許的，隻能秘密地設在辦事處內。
時局的變化和惡劣的政治環境，使南方局和辦事處同時在重慶成立，又將其機關設在一起，這一曆史性的結合，給南方局、辦事處更充分發揮作用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因南方局設在辦事處內而沒有另設辦事機構，一切行政後勤事項，均由辦事處承擔辦理，辦事處成為南方局機關構成的一部分。南方局以辦事處為根據地、大本營並利用辦事處公開合法身份開展各方麵活動。辦事處在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各項工作，既相互依存，又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在執行使命上雖有些具體的不同，但從根本上是完全一致，而且都是在周恩來的統一領導下視情況需要而分工合作。因為有辦事處為基地作掩護，南方局才得以在國民黨的統治心髒中秘密存在並廣泛活動長達8年之久，也因為有南方局的直接領導，辦事處才能在長期的工作和鬥爭中取得一個又一個的重大勝利，並名揚海內外。
南方局作為中共中央在中國南部地區的代表機關，它除了直接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重慶辦事處外，還直接領導了八路軍、新四軍駐桂林、香港、長沙（後邵陽）、廣州（後韶關）、衡陽、貴陽等地的辦事處、通訊處、交通站；領導了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及其在桂林、昆明、成都等地的《新華日報》分館、分銷處；領導了四川、雲南、貴州、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福建、江蘇、上海、香港、澳門等省區的中共省委、工委、特委、臨委、市委、特支；領導了淪陷區的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的中心縣城工委及其他中共黨組織；領導了華南、西南地區人民的抗日武裝，如東江縱隊、瓊崖縱隊等等；1941年前，還對新四軍的工作負有指導責任。
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任務主要有三大部分：
（1）出麵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打交道，交涉和辦理有關的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行動、軍火、軍餉供給等事項；
（2）承擔中共中央軍委、八路軍總部、新四軍軍部與南方局國統區及海外聯絡往來樞紐的任務；
（3）維護南方局並承辦它所交辦的工作。
南方局、辦事處在周恩來的領導之下，緊密團結，努力奮鬥，以堅實的工作、滿腔的心血，在重慶和大後方人民心中塑造了中國共產黨是愛國主義的旗手，是領導中國人民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核心力量的光輝形象。
同時，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人多以中共代表或國民參政員等公開身份與國民黨中央當局打交道。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到來後，國民黨頑固派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不斷製造軍事摩擦與政治壓迫並舉的反共高潮。在此過程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始終高舉抗戰與民主的旗幟，創造性地貫徹中共中央“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長期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國共合作局麵瀕臨破裂。為力挽危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帶領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新華日報》等中共公開機關，堅守重慶，開展政治進攻，以鬥爭維護團結，擊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維護了國共合作局麵，直至抗戰勝利。與此同時，南方局大力加強對國民黨民主派、各民主黨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經濟界、地方實力派和海外僑胞的統一戰線工作。周恩來、董必武等南方局領導人利用各種公開合法渠道，不失時機地向黨外人士宣傳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爭取他們對中共抗戰民主事業的理解與支持，從而實現了中共“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目的，進而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向了空前的深度和廣度。為了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戰的支持，南方局以“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的外事工作方針，積極開展國際統戰工作，與各國駐華使館、援華機構和國際友人建立密切聯係，廣泛宣傳中共抗戰主張和抗戰實績，加強與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團結，從而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理解、同情和支持，開拓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半獨立半外交的新局麵。抗戰勝利後，圍繞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中共中央南方局堅定貫徹中共中央“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發動和領導了國統區的和平民主運動，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地發展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國統區凝聚了人心，爭取了多數，為國統區第二條戰線的開辟奠定了基礎。
紅岩房東饒國模
饒國模，女，字範英，又名紹文。1895年，她出生在原四川省銅梁縣雲露鄉、現重慶市大足縣國梁鄉的一個書香門第之家。國梁鄉就是為紀念她的二哥、黃花崗72烈士之一的饒國梁而得名。饒國模在家排行老三。大哥饒國棟，是老同盟會員，後來在國民黨內做事；二哥饒國梁，是被譽為中華民國開國元勳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弟弟饒國材，抗戰初期在成都加入共產黨。饒國模的父母親希望他們的兒子們將來都能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希望他們的女兒將來能夠成為國人的楷模。
青少年時期的饒國模思想進步，性格豪爽，追求上進，勤奮好學。她在家鄉讀完銅梁女子中學後，1912年，饒國模又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師範學校。在此期間，她受到譚嗣同、秋瑾以及因參加廣州起義而犧牲的二哥饒國梁等人革命精神的影響、鼓舞和熏陶，逐漸孕育了民族、民主和愛國主義的思想，這對她後來在紅岩所做的一切，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在成都益州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期間，她受到男女平等思想的影響，與成都高等工業專科學校的學生劉國華勇敢地衝破封建婚姻習俗，自由戀愛，於1915年畢業後自主結婚。這時的饒國模，滿懷“教育救國”的理想和沉浸在新婚後的幸福裏，先後在威遠和銅梁家鄉等地小學任教。
1930年，她懷著“實業救國”的理想，用自己經營活動積攢下來的一筆錢，在重慶西北郊區紅岩嘴買下了300多畝荒穀坡地，辦起了以種植花卉、蔬菜和水果為主的“大有農場”。經過六、七年的辛苦經營，到抗戰初期，紅岩嘴“大有農場”已是花果滿山，綠樹成蔭，花香馥鬱，遠近聞名。因為她丈夫姓劉，外間人們也稱“大有農場”為“劉家花園”。此時的“劉家花園”，成為當時重慶為數不多的私家農場之一。
七·七事變，抗戰軍興。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形成，國共合作，團結禦侮。1938年春，八路軍在重慶市區機房街設立了通訊聯絡處，周怡任處長。同年底，因武漢淪陷而西遷重慶的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到渝，在原重慶通訊聯絡處和武漢辦事處的基礎上成立了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由錢之光和周怡擔任正副處長，辦公地點仍在城內機房街，通訊和電台機要科設在棉花街。
1939年春，因駐地分散，房屋不敷使用，不便開展工作和躲避日機空襲等原因，在重慶剛成立不久並秘密設在辦事處內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決定在市郊尋覓新址。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川東特委書記廖誌高和辦事處長錢之光、周怡等人。在川東地下黨通過各種關係物色到的幾處地方中，廖誌高通過比較，更加屬意於饒國模的“大有農場”。他在親自到紅岩嘴大有農場進行實地考察後給南方局的報告中這樣說到：
“饒國模，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饒國梁的妹妹，本人思想進步，同情革命，支持共產黨……考察與饒國模周圍來往接觸的人，多係我地下黨員和進步民主人士。紅岩嘴農場，地處市郊，寬敞偏僻、安全、無幹憂。無論租借現房或新修住房都極方便，且有較好的兩麵政治的掩護色彩。是否以此為目標解決南方局機關住址，請組織考慮。”
南方局和辦事處黨組織經過認真比較和考慮，決定就在饒國模的大有農場內安營紮寨，建立公開對外的八路軍重慶辦事處。
與此同時，廖誌高讓他親手發展的饒國模的三個已是共產黨員的兒女劉純化、劉參化和劉聖化做他們媽媽的工作，向饒國模傳達共產黨八路軍想在她的農場內建立辦事處的想法。
當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處長錢之光和周怡等人專門到“大有農場”與饒國模商談在她的農場內修建辦事處時，沒想到饒國模是“慨然應允”和“欣然延納”，對中國共產黨表示出極大的熱忱和歡迎。她激動地對錢之光說：“我是到處想找共產黨都不得其門而入啊，你們今天到了我的家門口，我真是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啊！”恰好這時饒國模也正準備在自己的農場內修建房屋，便迅速地與錢之光達成協議：由辦事處出資三千元，饒國模負責具體修建事宜，房屋修好後，辦事處無償使用三年，三年後若需繼續使用，每年再付給租金若幹等等。
饒國模迅速地從老家銅梁請來了工人，購買了材料，在農場內一塊向陽的坡地上動工修建起了南方局和辦事處大樓，辦事處的同誌們也抽空參加勞動。
饒國模把共產黨、八路軍當作自己的家人。這時，日機已經開始肆虐重慶，自1938年10月以來，日機轟炸重慶的次數越來越多，每次來的飛機也越來越多，重慶市區內的人們為躲避日機空襲經常是被搞得疲於奔命。南方局和辦事處也同樣處在這種危險的境地之中。為了讓南方局和辦事處的人員躲避日機空襲，饒國模主動騰出農場內的部分房屋，讓南方局常委博古、董必武和夫人何蓮芝等人先期搬進大有農場內居住。博古就和饒國模的小兒子劉聖化住在饒國模家的小閣樓上，董必武和夫人何蓮芝就住在小樓前麵的草房內。南方局和辦事處的一些領導同誌到紅岩嘴來躲空襲的時候，都在饒國模家裏住過。這樣，就省去了南方局部分同誌為躲避日機空襲的奔走之勞。1939年5月3、4兩日，日本海軍航空兵第一空襲部隊共計72架轟炸機由武漢起飛空襲重慶。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在城內機房街和棉花街的房屋也未能幸免，在市區內已無法辦公。迫不得已，辦事處隻得將人員設備等連夜遷往市郊紅岩嘴饒國模的大有農場內。兩天以來，饒國模在紅岩嘴上佇望著城內衝天的大火與滾滾的濃煙，心裏對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境遇萬分堪憂，對日本帝國主義平添了滿腔仇恨。當饒國模得知八路軍辦事處被炸毀的消息後，連夜做好接應準備。她把農場內部分工人的住房騰出來，並燒水煮飯，安頓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同誌們。辦事處的機要工作需要一個安靜和保密、安全的環境，饒國模就把山溝對麵的一處房屋騰出，讓辦事處把機要電台設在那裏。這時大樓尚未建好，辦事處工作人員就在路邊搭起簡易席棚對外辦公，夜晚就睡在農場內的一些房屋裏。饒國模見此情景，加快了房屋的修建，辦事處的同誌們也參加勞動，很快，這年8月，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大樓就竣工落成了。國民黨政府化龍橋地政當局把這棟不受他們歡迎的房屋編為了紅岩嘴13號。南方局和辦事處機關、工作人員都搬進了這棟剛剛建成的樓房。公開的辦事處設在一樓，南方局機關及其領導人住在二樓，機要科和秘密電台設在三樓。饒國模的“大有農場”，從此成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在陪都重慶的安身立命之所。樓房就要交付辦事處使用了，按照事先的口頭協議，辦事處需與饒國模簽訂一個租房合同。但是，當錢之光去與饒國模商量這件事並歸還建房款時，饒國模卻第一不收建房款，第二也不願簽什麽租房合同。她是真心誠意歡迎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到來，並願意把這棟樓無償提供給八路軍辦事處使用，而且隨便住好久都行。用她的話來說，就是“紅岩有幸留英傑，英雄籍此可為家”。後來饒國模不但沒有收取辦事處分文房租，相反，在辦事處困難的時候，還經常給辦事處各方麵的幫助和支持。
饒國模成了南方局和辦事處的房東後，她真有說不出的高興。樓房建成後不久，周恩來的父親和鄧穎超的母親從貴陽來到重慶。兩位老人身體不好，年事已高，辦事處的住房也十分緊張。饒國模見狀，主動邀請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屋裏去。後來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和周恩來的父親周懋臣在紅岩先後去世，饒國模就把他們安葬在自己的小龍坎福園寺的一塊墓地裏。這裏前後一共安葬了南方局、辦事處和《新華日報》10個大人和3個小孩。1978年鄧穎超在北京家中接見重慶紅岩革命紀念館的同誌時說：“當年，饒國模把我們南方局和辦事處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
來往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各方麵人員很多，有的需要住一段時間，而且一些從事秘密工作的地下黨同誌不宜與從事公開工作的同誌住在一起。饒國模知道後，就把辦事處山溝對麵、早先給機要科用的一棟房子撥給南方局和辦事處，專門作為招待所，先後在這裏住過的同誌近千人之多。
辦事處的年輕人多，逐漸結婚成家，有了孩子。鄧穎超找到饒國模，想借個地方辦個托兒所。饒國模二話沒說，馬上騰出辦事處大樓西邊山坡上的幾間房屋給辦事處辦托兒所用。
辦事處每天吃飯的人多，想學習延安，自力更生，開荒種地，自己種點蔬菜，饒國模又在農場內專門撥出了幾塊很好的菜地，讓辦事處的同誌種瓜種菜，改善夥食。
每當農場裏的水果熟了，饒國模都要送一些給辦事處的同誌們嚐嚐鮮；逢年過節，饒國模總要送一些豬肉、年貨給辦事處。共產黨、八路軍在前方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英勇抗戰的事跡感動著她；南方局和辦事處幹部、戰士的所作所為影響著她，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錢之光等中共領導人的高尚品德感染著她，她為自己的農場迎來了共產黨和八路軍而由衷地高興。饒國模在共產黨人思想的熏陶下，逐漸由一個民族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讀書時學習師範教育專業的饒國模十分喜歡寫詩，她經常把自己的喜努哀樂傾注在這樣的長短句裏。她為紅岩進駐了共產黨八路軍而這樣寫道：
“紅岩有幸留英傑，英雄籍此可為家”。
“紅岩幸有偏風雨，中流砥柱尚有人”。
“此地英雄留勝跡，紅岩異日放光輝”。
1941年初，當她得知“皖南事變”的消息時，她對國民黨頑固派自毀我民族長城的罪惡行徑萬分痛恨，對新四軍的慘烈遭遇深表同情，為此，她賦詩寫道：
江南冤骨未收藏，明月高照倍淒涼。
為國忘家誠壯烈，匈奴未滅恨難忘。
每當春暖花開或中秋月圓之時，饒國模總要邀請南方局和辦事處的董必武、錢之光、龍潛、孔原等人到她家樓上或院壩裏坐坐，觀花賞月，品茗把酒，詩詞唱和，十分愉快。她和龍潛、孔原等人還成為了很好的詩友，常有詩詞唱和。她把自己對共產主義的向往和追求形容為“不棄樗材附驥尾，舍棄一切哪顧家，”表達了她要跟共產黨走到底的堅定決心。展望抗戰勝利，民族解放的未來，饒國模唱出了“他年凱旋高歌日，紅岩即是眾人家”的豪邁情懷。在與共產黨人朝夕相處、潛移默化的影響下，饒國模的人生觀、世界觀發生了飛快的變化和質的飛躍，她逐漸由一個自發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者迅速地轉變成為一個自覺的共產主義者。
最為難能可貴的是，饒國模在這個時候向地下黨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胡其芬提出申請，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市委常委李維嘉代表市委批準了饒國模的申請，並分配她擔任重慶市婦女聯誼會理事，讓胡其芬轉告饒國模。遺憾的是胡其芬還沒有來得及將這個黨的決定告訴饒國模，她便被捕了。饒國模失去了與黨的直接聯係，也不知道自己已被批準入黨。饒國模與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葉劍英、王若飛等共產黨人在紅岩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她也在紅岩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歸宿。1946年，當南方局和辦事處東遷南京時，董必武欣然賦詩致謝：“八載成功大後方，紅岩托足少棲惶。居停雅有園林興，款客栽花種竹忙。”充分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饒國模的深深謝意。
周恩來與蔣介石“溶共”陰謀的鬥爭
自西安事變後，蔣介石雖然確定了聯共抗日的政策，在以後的國共合作談判和抗戰初期的國共合作抗戰中，也作了一些重要讓步，在實行開明政治方麵作了不少努力，國內“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但曆史證明，蔣介石的仇共、懼共心理是根深蒂固的。抗戰後，他限製八路軍的抗戰區域，不許中共在敵後建立政權，要“削弱共產黨力量的五分之二”。他害怕共產黨借抗戰之機發展，這可以說是蔣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然而，這個心腹之患在抗戰開始不久便迅速地發展蔓延起來了。在武漢失守前夕，中共即在敵後建立了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晉綏、山東和華中等抗日根據地。到1938年底，八路軍由組建時的3萬餘人，發展到16萬人，新四軍的發展也較為迅速。為了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麵，徹底消除自己的心腹之患，蔣介石想到了“溶共”的主張。因此，自1937年底到1939年初，國共兩黨關於“一個大黨”問題的談判曆程，無疑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曆史上最耐人尋味的篇章。而周恩來在這次談判鬥爭中對於挫敗蔣介石的“溶共”陰謀，力保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8年初，國民黨的中央宣傳機構開始了“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軍隊”的大肆宣傳。其中，“一個政黨”是這次宣傳鼓噪的重點。從其宣傳的動機和利益來分析，都可以看出蔣介石國民黨的這次宣傳帶有明顯的全麵吞並黨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傾向，宣傳的主要對象直指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就是要利用這場民族災難的機會，來達到他在全國“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軍隊”的目的。
1938年2月10日，素以反共著稱的國民黨《掃蕩報》發表社論，極力宣揚“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軍隊”，鼓吹在國民黨外存在其他黨派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統一，言下之意就是中國隻能有一個政黨，這個黨就是國民黨，其他的政治黨派都該取消。同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在武漢會見了蔣介石。蔣介石第一次向中共兜售起了他的“溶共”計劃，周恩來並沒有領他的情：“我看國共兩黨都不能取消，隻有從聯合中找出路”。當天晚上，周恩來和王明將這次與蔣介石會見的情況向黨中央作了報告。3月1日，中共中央向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3項提議：
（一）建立包括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擬定一個統一戰線綱領，各黨派保持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
（二）建立與健全民意機關。
（三）成立統一的全國性的民眾運動領導機關，以便真正達到全國人力、物力、財力總動員的目的。
中共中央在《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中明確表示：要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隻許一黨合法存在，同時不承認其他黨派合法並存的辦法，既為事實所不許，取消現成一切黨派而合並為一黨組織的辦法，亦為事實所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的解決辦法，應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到6月3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突然發出一則電訊，稱：“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於6月3日上午召開第一百四十二次常會，決定恢複陳獨秀、張國燾、毛澤東、周恩來、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等二十六人的國民黨黨籍。”企圖造成“一個大黨”的既成事實。當天晚上，周恩來在武漢和王明、董必武等人深夜開會研討對策，向國民黨交涉不準在報上刊登中監委的決議，並擬出《中共七人緊急聲明》，內稱：“此事並未事先通知與征求本黨中央與本人的意見”。次日，決定派吳玉章前往國民黨中央所在地重慶處理此事。6月4日中午，吳玉章在重慶一下飛機，就向各報社負責人發表談話表示：“國民黨中監委的這一決定我們中共不能接受。理由有三：第一，兩黨合作關係是否恢複民國十三年之辦法並未商定；第二，事前亦未通知與征求中共中央和我們的意見；第三，這恢複黨籍的名單中，有張國燾、陳獨秀等為我黨所開除的人，把他們和我們同類相待，未免滑稽，更不能忍受”。吳玉章拿出我黨《中共七人緊急聲明》，要求重慶各報第二天刊登。當晚，八路軍駐重慶聯絡處主任、《新華日報》重慶分館負責人周怡將聲明稿正式分送重慶各家報館。6月5日，周恩來在會見國民黨人士邵力子時力詢此事原委和表示堅決的反對，以至邵力子當即去見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其他負責人，訴說此事的不妥。蔣介石隻好答應去電重慶詢問，待回電後再約見周恩來麵談。後來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稱為求國共團結合作的進步，周恩來可以同蔣介石及國民黨其他要人先行交換意見，隻要國民黨不公開提出中共黨員不能跨黨，就不加以拒絕。周恩來及時將此意見向蔣介石作了轉達，蔣故作姿態地表示“可以考慮”，事實上卻一直將此事擱置不理。之後，國民黨自知理虛，才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一個聲明，取消了監察委員會的所謂“恢複黨籍案”。
不久，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在延安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宣布了在國統區設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負責與國民黨和其他民主黨派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以及在中國南部和港澳等地區的全部工作。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國民黨關於“一個大黨”的談判鬥爭任務，曆史地落在了南方局和周恩來的身上。12月6日晚，蔣介石在桂林會見周恩來，對中共關於國共組織合作關係的提議表示意見：“一、跨黨不讚成，中共既行三民主義，最好合並成一個組織，力量可以加倍發展；二、如果此點可談，在西安召開華北西北將領會議後，就約毛澤東麵談；三、如果共產黨全體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跨黨？”周恩來冷靜而明確地答道：“第一，中共實行三民主義，不僅因為這是抗戰的出路，而且因為這是達到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國民黨則不都如此想，所以國共終究是兩個黨；第二，跨黨的辦法我們不強求，如認為時機未到，可采用其他辦法；第三，加入國民黨，退出共產黨，這是不可能做到的；第四，少數人退出共產黨而加入國民黨，不僅失節失信仰，而且於國家有害無益。”周恩來堅定無誤、極有原則的回答，使蔣介石大失所望。1938年12月12日，他又在重慶約見前來參加國民參政會的中共參政員王明、博古、董必武、吳玉章，再次提出關於兩黨合並的問題。193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在重慶的周恩來、王明、博古發出了關於對蔣介石暫時應取比較靜觀態度的指示。1月20日晚，也就是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蔣介石急不可待地再次約見周恩來，他向周恩來發出了最後通牒。這次會見，蔣介石仍然沒能從周恩來嘴裏得到什麽實質性的回答。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舉行。23日，蔣介石在會上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鞏固黨基》的秘密報告。全會決定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由蔣介石任委員長，並秘密通過黨務報告決議，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規定以蔣介石《喚醒黨魂，發揚黨德，鞏固黨基》及《整頓黨務之要點》兩報告為今後國民黨黨務工作的方針，提倡“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進行法西斯宣傳，這也是蔣介石多次要求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並的“溶共”政策的繼續和重演。全會還秘密通過蔣介石提出的《限製異黨活動辦法》，並決議設立“防共委員會”，嚴密限製共產黨和一切進步分子的思想、言論和行動，破壞抗日的群眾組織。會後，國民黨又發布了一係列反共文件，如《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草案》、《第八路軍在華北陝北之自由行動應如何處置》、《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辦法》、《陝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等。這次全會確定了國民黨的抗戰政策重點從對外轉向了對內。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標誌著國民黨自抗戰以來在政策上的重大轉變。會後，國民黨雖然還繼續打著“抗日”的旗幟，但抗日消極；雖然還繼續打著“聯共”的旗幟，卻不斷製造借口，搞軍事摩擦。1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國共兩黨關係問題致蔣介石電》。電報提出：國共兩黨應堅持團結抗戰。鞏固與擴大國共兩黨長期合作，為全國愛國同胞和世界先進人士所切望，為全民族抗戰建國所必需；所謂兩黨合並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共產黨絕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並於其他任何政黨；兩黨合作以來，反共摩擦，時有發生。希望國民黨五中全會能致力於兩黨長期合作，以慰全國人民殷切之望。《中共中央致國民黨總裁及五中全會電》、《中共中央為國共關係問題致蔣介石電》和周恩來給蔣介石的複信，徹底打消了蔣介石做了一年多的單相思的美夢。抗戰初期國共兩黨關於“一個大黨”問題的談判至此收場。
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成立伊始就堅決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不為國民黨所威逼利誘，堅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一改過去王明主持長江局工作時期，在蔣介石、國民黨麵前唯唯諾諾的右傾思潮，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和骨氣，贏得了在與蔣介石國民黨的統一戰線中的第一個勝利。蔣介石的“溶共”陰謀未能得逞，他便祭起了“防共、限共、反共”的大旗，一個好端端的團結合作抗戰局麵很快就被蔣介石給扼殺了。國內政治局勢急轉直下，國共摩擦層出不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