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重慶第一富流落巴西
巴西的嚴冬，雖屬大洋氣候也是夠寒冷的。夜幕低垂的巴西首都一條小街上，風雪中蹣跚地走來一個老人，亂草似的滿頭銀發和糾結在一起的髭須把一張瘦削肮髒的臉擠得更窄，隻露出兩個沉陷的眼窩。他佝僂著身子蜷縮在一件破爛的厚呢大衣裏，左臂挽個竹籃，右手扶條竹仗，找一處避風的角落蹲下來，手提半瓶酒，兩個煮雞蛋，自言自語地咕噥著：“嘿，真沒想到我潘二會走到這一步，家敗人亡命，孑然一身，孤老無依，在異國他鄉淪為乞丐，嘿，嘿嘿。”這天正是1981年1月10日，潘二80大壽啊！一股寒風當頭灌來，他張開的嘴沒能閉上就一頭栽倒在地，酒瓶摔破，竹籃踢翻，僵住的臉上深陷的眼窩還留著淚痕。
潘二是三四十年代在成渝兩地的金融界紅極一時的億萬大亨，重慶市長潘文華（潘大）的同父異母二弟潘昌猶，人稱“重慶第一富”。這是個傳奇人物，他的一生默默無聞到走紅，紅得發紫，最後到流浪異邦淪為乞丐。
潘昌猶是川西仁壽縣文公鄉人。其父為佃農潘在田，先娶妻江氏生潘文華，江氏病歿而續娶張氏，生昌猶及再英。文華9歲由張氏撫養，未幾潘在田逝世，靠張氏給地主幹活養家糊口，生活艱苦。
潘文華是個孝子，1939年2月重慶建市，潘首任市長後，即將繼母張氏與兩弟遷來重慶。潘昌猶時已27歲，僅念過私塾，當過店員，精通算盤，不久與仁壽同鄉在重慶開了家中孚錢莊。潘大見二弟是個實幹家，很高興，便派其至市府管金庫並兼任獎券所所長。當時發行的公益獎券，以抽簽開獎賺市民錢財。
潘二從中吞食巨款，初嚐甜頭，便乘次年市政府開辟市區，修建公路之機，將原委托銀行辦理的房捐、營業稅、花捐、碼頭捐、娛樂捐、宴席捐等開征款項收回，由市府出麵開辦“市民銀行”辦理。銀行由市府秘書長石體元、市商會會長溫少鶴籌備，並內定石代表官方的董事長，商會派人當總經理。潘二通過乃母向潘大求此職，潘文華無奈，便對石體元說：“石秘書長，你政務繁忙，能否培養我兄弟去負責銀行？”石體元一點就通，又考慮到潘二在商界、銀行界毫無名氣，便建議由商會會長任董事長，潘二代表官方當總經理實際負責。雖多人不服，也沒辦法。股金為 50萬，官股（市政府）占1/5，商股占4/5；董事長溫少鶴（商會會長），董事有鹽商會長曾子唯、總商會常理趙資生、錢幫會長連式之、匹紗會長鄧子文，還有社會局長、財政局長等。手續辦好，南京的立案也批了下來。潘二當上了市民銀行執行董事兼總經理。他自知銀行的業務管理知識欠缺，為了彌補，除聘了幾個熟手為副理、襄理、協理外，還以培養銀行職工為名，辦了個“商人夜校”，請經濟教授、銀行專家講課，自己以學監（校長）為名，每晚必到，比學員聽課還認真。如此不僅培訓了一批班底，自己也充實了起來。
在謀士的幫助下，他利用官方的權利，由銀行印發 1角― 5角的輔幣券，以此代替銅圓，很受市民歡迎，稱為“市鈔”，發行到 130萬元。如此一筆巨大的營運資金，獲利極大。當時重慶還很封建，川軍裏大中小各級軍閥夫人太太，手中有錢就是不習慣上街去存銀行，潘二在市中心地區設“婦女儲蓄部”，用女職員宣傳存款有利息，專門接待女顧主，收效頗大。婦女存款具有號召力，為開社會新風氣之先，經過幾年僅此一無名小卒，躍上了重慶銀行公會會長及商會會長的寶座。他還乘市民銀行改組之機，在潘市長卸任前夕，收買了官股（實則幹股），另行注冊，改名為“重慶商業銀行”，官商全辦變成了商辦，進一步吞並商股，整個銀行基本變成他個人的銀行了，位列六大銀行之一，他也成了金融巨子。
劉湘於1938年元月病死於武漢，由於潘文華有條件的支持王纘緒當上四川省主席，條件是由潘二出任川省銀行總經理。省行不像市行，潘二雖掌大權，卻還有省主席王纘緒的軍需處長郭鬆年，女婿熊覺夢為副襄理，還有“甫係”掌管財政的劉航琛和“甫係”要人唐式遵也插手其間。肥水田大家有份，互相勾結，由於人事複雜，管理混亂，流弊叢生。後來，省行存款一些有權有勢的人卷入，曾一度增支。省行主要是依賴全省田賦，致使川省各縣農民負荷沉重，對此省議會議員提出了質詢。
潘昌猶利用職權，不斷套用省行大量資金，養肥了市行和他所經營的公司。1938年，他就任省行總經理不久，便把原市銀行投資的省水泥公司、市自來水公司30萬的股票轉移為省行投資，把市行呆滯的投資化活動資金。
根據賬冊記載，他在省行先後8年，以“活期存放同業”科目，市行得到了3000萬元，一步步地把公有財產變為私有。
潘二套用省行資金的方式很多，花樣翻新，抗戰時期轟動全川的美金公債大舞弊案，就是他用巧取豪奪的手段，將公債一百數十萬美元，絕大部分囊括為已有。結果是重慶有人揭發，省議會也提出要查辦。潘昌猶見事情要敗露，隻得四處送紅包，吐出1000兩黃金，才換回貪汙證據。僅當時的重慶市警察局長唐毅，就分得黃金250兩。潘二在成都花了不少錢仍然擱不平，最後由潘大出麵，以川黔湘鄂綏靖公署軍餉不足的借口，將此項公債金額作為補助以此上報財政部。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與潘文華有八拜之交，大筆一揮就報銷了。
因有潘大與孔祥熙的關係，潘二也成為“四大家族”門下的一員，幫助孔氏搜刮民財有功，財政部這才放了他一馬，使得哄動一時的陪都大貪汙案如此解決了結。
潘二又被人稱為“實業家”，他利用銀行投資興辦實業，據統計有 125家，就在 1949年轉讓或股本賣出後剩下的 72家中，由潘二任董事長的有 15家，任常董的有 3家，任總經理的有 2家，任董事的有 30餘家。他當董事長是公司的實際負責人，常董也是他說了算，如自來水公司，他一兩天必到一次。又如允豐正酒業公司，他本為董事長，為拉孔祥熙，把孔的親信作過財政部司長的牟幼平推為董事長，他自任董事，這就使他在孔祥熙處暢通無阻。抗戰勝利後，潘二向上海發展，但由於蔣介石挑起內戰，他感覺敏銳，從 1947― 1949年三年內，不斷有計劃的將資金外移。開始十分隱蔽，移至上海法幣 10425億元，相繼又在漢口、南京、廣州等地設分行。遼沈、平津、淮海戰役後，他抽資走港，移往國外更為迫切，並把兒子潘清堯和兒媳何崗陵（川省建設廳長何北衡之女）送往美國讀書。潘子去時，把他多年移至香港的外匯全部帶至美國。
潘二回重慶後，一麵賤價出賣田產、房產，一麵把他 72家公司的資金抽走。這些公司是靠重行投資的，以投機倒把，囤積居奇而獲利甚豐的。大型的有自來水公司、水泥廠、鹽號、紗廠、酒業，都是潘家實力派支持下的實業。所以，人們吹捧他是“金融界第一大亨，實業巨子”。這些實業包括銀行被他抽成空殼，連職工工資都發不出。上海解放後，潘二攜其所有金銀珠寶逃往廣州，被重慶銀行的高級職 員發覺，以副總經理為首，群起反對，潘二才不得不由香港發回港幣 40多萬元來補空，暫時擱平。
1942年夏，重慶還發生過“十行莊本票案”。本票是銀行發的代金券，可在市麵通用。重行的本票是“空頭”，兌不了現的。潘二以此維持了幾個要垮的企業。潘二全家已遷香港，在九龍太子道買房居住。他已不是“土財神”了，他的長衫大褂，葉子煙杆已經換上西服，抽 555牌香煙，喝咖啡了。他是個貨真價實的財神，隨著腰纏充實，政治地位也變了。起初是重慶市臨參會的參議員，後又成為僅有三分之一的代表陪都的中央特任“國民參政員”，繼而被遴選為中央“立法委員”，1947年又改選為代表重慶的 “立法委員”。在國民黨的政治舞台上，他已走上了頂峰。
在國民黨內，他是站在四川實力派上反蔣的。國民黨選舉總統時，關鍵是副總統選誰？蔣介石意屬孫科，反對派則要選李宗仁，潘二在南京不惜重金活動川康兩省代表，拉票與蔣介石對著幹。
1948年 3月 18日，洛陽解放，國民黨竟派飛機對洛陽進行轟炸，百姓死傷甚重。南京有 40多位立委，聯名抗議蔣介石，要求停止轟炸，潘二就是其中之一。成都解放前夕，劉文輝、潘文華在彭縣起義，潘二也是參與其事的。
這些都決定了潘二不能去台灣。1950年 1月 12日初潘再去香港，次年九月返回北京，他對形勢很敏感，1951年 3月初再去香港，從此一去不返。在港的六年並不安靜，一些成渝逃港的人，不管認識與否，皆以流落異鄉生活無著向其伸手。作為同鄉的“財神”又不得不應付，使他不勝其煩，於是乘巴西在港招商開發之機，去了巴西，算是移民。
潘二在巴西，天時、地利、人和全不沾，沒有後台，語言不通，漸次走上絕境。家人先後死了，擁有重金在美國的兒子對他置之不理，以致使這位重慶第一富流落異邦街頭，心力交瘁，貧病交加，最終在 80歲生日那天，倒斃在寒風凜冽的冷巷中。
一代呼風喚雨的金融寡頭，曾幾何時會料到竟如此淒涼的下場呢？惜乎？悲矣！
潘二是三四十年代在成渝兩地的金融界紅極一時的億萬大亨，重慶市長潘文華（潘大）的同父異母二弟潘昌猶，人稱“重慶第一富”。這是個傳奇人物，他的一生默默無聞到走紅，紅得發紫，最後到流浪異邦淪為乞丐。
潘昌猶是川西仁壽縣文公鄉人。其父為佃農潘在田，先娶妻江氏生潘文華，江氏病歿而續娶張氏，生昌猶及再英。文華9歲由張氏撫養，未幾潘在田逝世，靠張氏給地主幹活養家糊口，生活艱苦。
潘文華是個孝子，1939年2月重慶建市，潘首任市長後，即將繼母張氏與兩弟遷來重慶。潘昌猶時已27歲，僅念過私塾，當過店員，精通算盤，不久與仁壽同鄉在重慶開了家中孚錢莊。潘大見二弟是個實幹家，很高興，便派其至市府管金庫並兼任獎券所所長。當時發行的公益獎券，以抽簽開獎賺市民錢財。
潘二從中吞食巨款，初嚐甜頭，便乘次年市政府開辟市區，修建公路之機，將原委托銀行辦理的房捐、營業稅、花捐、碼頭捐、娛樂捐、宴席捐等開征款項收回，由市府出麵開辦“市民銀行”辦理。銀行由市府秘書長石體元、市商會會長溫少鶴籌備，並內定石代表官方的董事長，商會派人當總經理。潘二通過乃母向潘大求此職，潘文華無奈，便對石體元說：“石秘書長，你政務繁忙，能否培養我兄弟去負責銀行？”石體元一點就通，又考慮到潘二在商界、銀行界毫無名氣，便建議由商會會長任董事長，潘二代表官方當總經理實際負責。雖多人不服，也沒辦法。股金為 50萬，官股（市政府）占1/5，商股占4/5；董事長溫少鶴（商會會長），董事有鹽商會長曾子唯、總商會常理趙資生、錢幫會長連式之、匹紗會長鄧子文，還有社會局長、財政局長等。手續辦好，南京的立案也批了下來。潘二當上了市民銀行執行董事兼總經理。他自知銀行的業務管理知識欠缺，為了彌補，除聘了幾個熟手為副理、襄理、協理外，還以培養銀行職工為名，辦了個“商人夜校”，請經濟教授、銀行專家講課，自己以學監（校長）為名，每晚必到，比學員聽課還認真。如此不僅培訓了一批班底，自己也充實了起來。
在謀士的幫助下，他利用官方的權利，由銀行印發 1角― 5角的輔幣券，以此代替銅圓，很受市民歡迎，稱為“市鈔”，發行到 130萬元。如此一筆巨大的營運資金，獲利極大。當時重慶還很封建，川軍裏大中小各級軍閥夫人太太，手中有錢就是不習慣上街去存銀行，潘二在市中心地區設“婦女儲蓄部”，用女職員宣傳存款有利息，專門接待女顧主，收效頗大。婦女存款具有號召力，為開社會新風氣之先，經過幾年僅此一無名小卒，躍上了重慶銀行公會會長及商會會長的寶座。他還乘市民銀行改組之機，在潘市長卸任前夕，收買了官股（實則幹股），另行注冊，改名為“重慶商業銀行”，官商全辦變成了商辦，進一步吞並商股，整個銀行基本變成他個人的銀行了，位列六大銀行之一，他也成了金融巨子。
劉湘於1938年元月病死於武漢，由於潘文華有條件的支持王纘緒當上四川省主席，條件是由潘二出任川省銀行總經理。省行不像市行，潘二雖掌大權，卻還有省主席王纘緒的軍需處長郭鬆年，女婿熊覺夢為副襄理，還有“甫係”掌管財政的劉航琛和“甫係”要人唐式遵也插手其間。肥水田大家有份，互相勾結，由於人事複雜，管理混亂，流弊叢生。後來，省行存款一些有權有勢的人卷入，曾一度增支。省行主要是依賴全省田賦，致使川省各縣農民負荷沉重，對此省議會議員提出了質詢。
潘昌猶利用職權，不斷套用省行大量資金，養肥了市行和他所經營的公司。1938年，他就任省行總經理不久，便把原市銀行投資的省水泥公司、市自來水公司30萬的股票轉移為省行投資，把市行呆滯的投資化活動資金。
根據賬冊記載，他在省行先後8年，以“活期存放同業”科目，市行得到了3000萬元，一步步地把公有財產變為私有。
潘二套用省行資金的方式很多，花樣翻新，抗戰時期轟動全川的美金公債大舞弊案，就是他用巧取豪奪的手段，將公債一百數十萬美元，絕大部分囊括為已有。結果是重慶有人揭發，省議會也提出要查辦。潘昌猶見事情要敗露，隻得四處送紅包，吐出1000兩黃金，才換回貪汙證據。僅當時的重慶市警察局長唐毅，就分得黃金250兩。潘二在成都花了不少錢仍然擱不平，最後由潘大出麵，以川黔湘鄂綏靖公署軍餉不足的借口，將此項公債金額作為補助以此上報財政部。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與潘文華有八拜之交，大筆一揮就報銷了。
因有潘大與孔祥熙的關係，潘二也成為“四大家族”門下的一員，幫助孔氏搜刮民財有功，財政部這才放了他一馬，使得哄動一時的陪都大貪汙案如此解決了結。
潘二又被人稱為“實業家”，他利用銀行投資興辦實業，據統計有 125家，就在 1949年轉讓或股本賣出後剩下的 72家中，由潘二任董事長的有 15家，任常董的有 3家，任總經理的有 2家，任董事的有 30餘家。他當董事長是公司的實際負責人，常董也是他說了算，如自來水公司，他一兩天必到一次。又如允豐正酒業公司，他本為董事長，為拉孔祥熙，把孔的親信作過財政部司長的牟幼平推為董事長，他自任董事，這就使他在孔祥熙處暢通無阻。抗戰勝利後，潘二向上海發展，但由於蔣介石挑起內戰，他感覺敏銳，從 1947― 1949年三年內，不斷有計劃的將資金外移。開始十分隱蔽，移至上海法幣 10425億元，相繼又在漢口、南京、廣州等地設分行。遼沈、平津、淮海戰役後，他抽資走港，移往國外更為迫切，並把兒子潘清堯和兒媳何崗陵（川省建設廳長何北衡之女）送往美國讀書。潘子去時，把他多年移至香港的外匯全部帶至美國。
潘二回重慶後，一麵賤價出賣田產、房產，一麵把他 72家公司的資金抽走。這些公司是靠重行投資的，以投機倒把，囤積居奇而獲利甚豐的。大型的有自來水公司、水泥廠、鹽號、紗廠、酒業，都是潘家實力派支持下的實業。所以，人們吹捧他是“金融界第一大亨，實業巨子”。這些實業包括銀行被他抽成空殼，連職工工資都發不出。上海解放後，潘二攜其所有金銀珠寶逃往廣州，被重慶銀行的高級職 員發覺，以副總經理為首，群起反對，潘二才不得不由香港發回港幣 40多萬元來補空，暫時擱平。
1942年夏，重慶還發生過“十行莊本票案”。本票是銀行發的代金券，可在市麵通用。重行的本票是“空頭”，兌不了現的。潘二以此維持了幾個要垮的企業。潘二全家已遷香港，在九龍太子道買房居住。他已不是“土財神”了，他的長衫大褂，葉子煙杆已經換上西服，抽 555牌香煙，喝咖啡了。他是個貨真價實的財神，隨著腰纏充實，政治地位也變了。起初是重慶市臨參會的參議員，後又成為僅有三分之一的代表陪都的中央特任“國民參政員”，繼而被遴選為中央“立法委員”，1947年又改選為代表重慶的 “立法委員”。在國民黨的政治舞台上，他已走上了頂峰。
在國民黨內，他是站在四川實力派上反蔣的。國民黨選舉總統時，關鍵是副總統選誰？蔣介石意屬孫科，反對派則要選李宗仁，潘二在南京不惜重金活動川康兩省代表，拉票與蔣介石對著幹。
1948年 3月 18日，洛陽解放，國民黨竟派飛機對洛陽進行轟炸，百姓死傷甚重。南京有 40多位立委，聯名抗議蔣介石，要求停止轟炸，潘二就是其中之一。成都解放前夕，劉文輝、潘文華在彭縣起義，潘二也是參與其事的。
這些都決定了潘二不能去台灣。1950年 1月 12日初潘再去香港，次年九月返回北京，他對形勢很敏感，1951年 3月初再去香港，從此一去不返。在港的六年並不安靜，一些成渝逃港的人，不管認識與否，皆以流落異鄉生活無著向其伸手。作為同鄉的“財神”又不得不應付，使他不勝其煩，於是乘巴西在港招商開發之機，去了巴西，算是移民。
潘二在巴西，天時、地利、人和全不沾，沒有後台，語言不通，漸次走上絕境。家人先後死了，擁有重金在美國的兒子對他置之不理，以致使這位重慶第一富流落異邦街頭，心力交瘁，貧病交加，最終在 80歲生日那天，倒斃在寒風凜冽的冷巷中。
一代呼風喚雨的金融寡頭，曾幾何時會料到竟如此淒涼的下場呢？惜乎？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