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陪都市長
南京國民政府遷渝後，重慶逐步 “中央化”。1938年 8月 1日，行政院國務會議決定，免去重慶市長李宏錕職務，任命蔣誌澄為重慶市長。李原為劉湘手下師長，蔣誌澄為浙江諸暨人，係宋美齡英美係成員，也是蔣介石派來的親信。1939年1月30日，國民政府提升重慶為特別市。同年 5月 11日，蔣誌澄辭職，國民政府任命賀國光為重慶市長。賀為湖北蒲圻人，1933年 12月19日奉蔣介石命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駐川參謀團主任，即日進入重慶。1935年 10月 3日，駐川參謀團改組為國民政府重慶行營，賀任參謀長，代理行營主任。此次出任重慶市長後，國民政府又提升重慶市為行政院直轄市。1939年四川省主席劉湘死後，國民政府派張群繼任，遭到地方反對，又改派劉湘手下將領王纘緒出任四川省主席，引起川軍七師長聯名反對。蔣介石為平息風潮，親兼四川省主席，派賀國光為秘書長代理省務。賀調成都後， 1939年 12月 5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吳國楨任重慶市長。1940年 9月 1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重慶為陪都，10月 1日舉行建都慶祝大會。
吳國楨，1903年出生湖北建始。留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政治博士學位，曾任大學教授。進入仕途後在外交部武漢交涉公署任特派員、秘書、交際科長，在漢口市任財政局長，出任漢口特別市長等職，頗有政績。1938年保衛大武漢時，深受蔣介石夫婦重視，延攬至侍從室工作。1938年蔣介石在重慶設最高國防委員會時，派他為政務處長，繼而為首任陪都市長。因其受美國教育，憬憧西方民主生活，吳國楨夫婦英語非常流利，常陪同蔣介石夫婦出席國際活動，外國記者評論吳是一顆中國政壇的“希望之星”。 1943年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作為特使赴美，指定吳以外交次長代理外交部長，因此吳辭去陪都市長職務。宋回國後，吳又出任國民黨中宣部長。抗日勝利，繼錢大鈞出任上海市長。
在市長任內，一套民主作風，與蔣介石法西斯統治相比，所作所為尚能獲得一些好評。
1949年初蔣介石被迫作出“總統引退”，上海知名人士以老外交家顏惠慶為首，組織和平代表團至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就國共兩黨實現和平的可能性進行會談。毛澤東請他們吃飯時，代表顏惠慶提出上海市長吳國楨是一位十分稱職的行政官員，有學識又有能力，共產黨把他列為首批戰犯，對此表示難以理解。毛笑著說，那絲毫沒有關係，傅作義將軍也是頭等戰犯，但他到我們這邊來了。你回去告訴吳國楨，讓他就呆在那裏，既然你們喜歡他，我們讓他留在上海當市長。還對周恩來說：“你和吳國楨是同學，由你來負責安排。”在南開中學讀書時，周是吳的大哥，吳是小老弟，曾結拜為弟兄，因此周照毛主席的指示爭取吳留在大陸，立即指示上海黨組織保護吳國楨並敦促其留在崗位上，等待上海解放。遺憾的是吳為報效蔣介石知遇之恩，周的爭取努力未能奏效。兩人從此天各一方，再未謀麵。 1949年 4月，吳出任“台灣省主席”，他認為拯救蔣介石集團，唯一的辦法是采用英美式民主政治，這恰恰與老蔣的獨裁政治難以並存。後來老蔣對吳攤牌，隻要他扶助小蔣，吳可任行政院長（即總理）。這時美國放風，要把吳推到“總統”座上，因此蔣經國一麵發動台灣學生搞“反美遊行”，一麵加害吳國楨。吳在小蔣所製造的一次車禍中，九死一生，一氣之下出走美國。小蔣為平台灣內部的不滿，指定立法院製造對吳的一套誹謗之言，吳加以反擊，造成隔海的輿論大戰。台灣作家江南訪問吳國楨後寫了一本蔣經國的書，揭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小蔣利用台北的幫會在美暗殺江南，恐嚇吳國楨。
對於祖國，吳國楨十分懷念。1982年冬，吳的長婿俞益元從大陸帶了一張吳與周恩來在南開中學結拜兄弟時的照片。吳見此 67年前之珍貴照片，一時百感交集，回憶亡友之情誼，信筆題詞：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約為兄弟，後為異主；龍騰虎變，風風雨雨，趨途雖殊，旨同匡輔；我誌未酬，君化灑土，人生無常，淚斷沙埔。
吳對中國大陸進一步研究，對《鄧小平文選》認真閱讀後，他說：“小平先生想做之事，是扭轉乾坤之事，就曆史而言能成此種大事者一是要先見得到；二是要後做到……鍥而不舍，百折不回，則何事難成之有！不禁為國家為民族企望其早日成功。”
1984年春，應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楊靜仁聯合邀請，吳擬於 9月回國參觀，並參加新中國成立 35周年慶祝活動。興奮不已的吳國楨，突然於6月6日病逝美國薩凡寓所，終年 82歲。
賀耀組是繼吳國楨之後，第二任陪都市長。賀為湖南寧鄉人，與劉少奇、謝覺哉是同鄉，感情極好。在上世紀 2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湖南鬧革命時，他是當地有實力的師長。他同情革命，支持寧鄉的工農運動。劉少奇被捕，他聯絡軍政要人，一起保釋劉出獄。北伐開始，賀對是否參加舉棋不定，後經謝覺哉的開導，才毅然參加北伐，率國民革命獨立第二師最早攻入南京。後任軍長，並擔任首都衛戍司令。蔣介石非常重視他，但又不信任他，利用機會削弱他的軍權，使他成為上將文官，先後擔任參謀總部次長，駐土耳其大使，國民政府參軍長，軍委會辦公廳主任，還擔任過侍從室主任。當時軍統實際上是戴笠負責，為了減少人們的攻擊，還請賀擔任軍統名義的局長。賀後又任甘肅省主席，在蘭州他又見到了謝覺哉，加上賀的夫人倪斐君思想進步，對中共在蘭州的活動多有幫助。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將此情況向重慶告發。
蔣介石接到報告，立即把賀調回重慶。賀是北伐功臣，又是蔣在日本士官校的同學，他的才能一向為蔣敬佩，因吳國楨調走，就派賀繼任陪都市長，他在任內做了一件深得民心的事。由於陪都人口增加，電力供應不足，有個中韓餐廳竊電，電力工人前往取締，該餐廳交際經理田凱持槍殺死電力工人胡世合，引起全市工人的不滿，挽聯由全市市民、各工廠工人、各校學生送來占滿商業中心區。加上輿論沸騰，全市人民十分憤慨，工廠、學校因此停工、停課，致使全市形成癱瘓。凶手田凱是有後台的，即是袍哥義字總社的管事之一，又是警局偵緝隊長的盟弟，還在警局掛了一個組長的名義，身背手槍，在重慶是有名惡人，田凱打死工人，警察局長不僅不緝拿凶手歸案，反而為他解脫。賀耀組當機立斷，找到戴笠，要他限期捉拿凶手，並立即交衛戍總司令部槍斃。同時從優撫恤為工犧牲的工人胡世合，這件事影響麵很大，賀能秉公辦事，給市民留下很好的印象。
勝利後回到南京，他因反對內戰，蔣沒有給他實質性的工作，隻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立法院立法委員。在何應欽當上（湖南省參室提供）行政院長後，才請他做個政務委員等閑職。此時，賀暗地組織擁共反蔣的“孫文主義同盟”，於 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參加國民黨軍政高級人員和立法委員，共 44人通電起義，並在香港《大公報》發表《8・13宣言》，立即得到一批國民黨官員的響應，投入擁共反蔣陣營。
同年 1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賀以“孫盟”代表參加，大會通過“孫盟”並入“民革”，賀被選為中央常委。
賀夫婦在北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謝覺哉先後設宴款待。毛澤東說： “賀耀組是我們黨的好朋友。”
賀是個有中國文學根底的人，幼時父母給他取名為“耀祖”，參加北伐時他改名為“耀組”，擁共反蔣後又用名“貴嚴”。由此可見他思想發展的三個曆程。
第三任陪都市長張篤倫，湖北安陸人。出身保定軍校，與蔣介石在上海都督陳其美總部同過事，但張一直是反對蔣介石的，他曾擔任過武漢政府公安局長，受鄧演達領導，同時深受董必武、耿丹（中共，為張妹夫）的影響，所以政治態度比較開明。張從 20歲起在國民黨軍政生涯中闖蕩了 30多年，後遇見政學係頭子張群，才當上特任官的陪都第三任市長。他想在重慶市實施他的一套“民主政治”，結果遭受國民黨 CC與三青團共同圍攻，不得不下台。但由於張群的支持，回到湖北當上省主席，此時已是 1948年下半年，劉鄧大軍大舉南下，武漢已是岌岌可危。
當市長期間，他首先支持胡子昂為議長，以後由於二人的配合，重慶在 1946― 1947年的上半年，重慶民主運動蓬勃高漲。那時辦一個雜誌，要經過國民黨、三青團兩道關口批準才能出版。著名的民主人士鄧初民、馬哲民要辦周刊，國民黨都不批準；後鄧初民寫了一封信，交給張篤倫批交社會局（三青團的關口），就準予出版。
那時，很多省市是 CC與三青團控製政局，而重慶市則是由政學係主宰。蔣介石手下的三大係―― CC、三青團（複興社）、政學係，前兩個是反共的好戰派，隻有政學係還有點民主作風，一直主張和談，反對打內戰。
1947年 3月，國民黨發動了全麵內戰。蔣介石在南京主持中央匯報會議，決議把在蔣管區的中共人員，強迫遣送返回延安。當時，主要為南京的梅園中共代表團和重慶中共四川省委（吳玉章公館）的中共人員最多。按照南京指示，重慶警備司令孫元良為總指揮，派出大批軍警包圍了三個點。一為省委吳玉章公館（即現曾家岩50號周公館）；二為化龍橋紅岩村新華日報和 18集團軍辦事處；三為七星崗新華日報營業部和德興裏采訪部。分別包圍，劃區集中，監守電話，使三個點的通訊聯絡斷絕。
吳老被困在樓上的房裏，其他人在樓下也不能見麵。吳老大罵反動派，迫使在場的區指揮官不得不接受他的要求，解除樓上下的封鎖。吳老同時對監管電話的說，要與市長通話。電話監視是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特務隊的隊長樊敏書，考慮一下替吳老接通了電話。張篤倫在電話中對大發脾氣的吳老連聲道歉。吳老提出要與紅岩村和德興裏的負責同誌見麵，張與警備司令孫元良商量，果然將紅岩村負責人，新華日報經理於剛送來與吳老見麵。以後，指揮部安排用汽車把在渝中共人員送回延安，吳老堅決反對。因為坐汽車必得經過胡宗南那一關，恐有麻煩，要求一律用軍用飛機直抵延安。張篤倫為吳老要求力爭，在渝人員得全部都安全乘機到達延安。
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張友漁在回憶文章中說，吳老不僅是我黨中央委員，還是曾經與孫中山搞革命的老國民黨員，國民黨中許多人對吳老都很尊敬。三月五日的撤退，沒有受多大損失。張篤倫這樣的國民黨人是不多的，他確實很尊敬吳老。
張篤倫在湖北省主席的任上，支持“和平運動”反對內戰。當時國民黨華中的軍事長官白崇禧握有大權，既反蔣又反共，張與之格格不入，幹不下去了。適張群奉老蔣的旨意，要想鞏固西南，作為反共的最後基地，出任“西南長官公署”長官，並成立了一個專管政務的“政務委員會”，自兼主委，派張篤倫為常務委員兼秘書長，實際負責。
張篤倫辭去湖北省主席，到重慶成為西南大區政務領導人。此時大局已定，他對政治已經心灰意冷。表麵上他看來不貪汙，但夫人沈藹貞是個找錢的好手，帶著大批的美金和家人逃往美國去了。張篤倫在重慶解放前夕，坐上陳納德的飛機逃至香港。
1958年，張篤倫病死於台灣，隻活了64歲。
黔驢技窮的蔣介石，除以台灣為退路外，要以重慶和四川作為在大陸上最後掙紮之地，1948年5月間，派地方軍閥王陵基任四川省主席，楊森為陪都第四任市長。
楊森是從貴州省主席調任，乘車由築抵達海棠溪，前來歡迎他的包括記者在內寥寥數十人。蔣介石起用兩個惡名昭著的地方軍閥，一是兩個軍閥在曆史上都是著名的反共劊子手，反共方麵是堅決的，二是利用川軍實力重組部隊。果然王陵基在成都打出“四川反共救國軍”；楊森在重慶打起“四川反共保民軍”擴充部隊。部隊沒有拉出來，學生罷課遊行，喊出“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楊森利用《中央日報》製造的《九年不食的楊妹》，還收楊妹為義女，大造輿論以此對抗反饑餓運動。由於愛國學運蓬勃發展，楊森采取暴力鎮壓。相繼楊出任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主委，又兼重慶衛戍總司令，發布十殺令，但製止不了人民反蔣情緒。
王陵基的日子也不好過，也在成都鎮壓愛國學生運動，由川、渝和西康的民意代表在成都召開，提出“王陵基下台”，一時鬧得烏煙瘴氣，政局混亂一團糟。
蔣介石和代總統李宗仁兩個一樣走投無路，都跑到重慶來了。李宗仁不願當傀儡，爭權不得，氣走香港。一場“九二火災，燒得人心惶惶。銀元券代替法幣宣告失敗，又出金元券仍然不得人心，老百姓把藏了幾十年的銀元麵市，使中央銀行發的通貨無法流通，社會秩序十分紊亂，加上民窮財盡，工商凋敝，物價飛漲，重慶人過著一段黑暗的日子，人心期待解放。
國民黨要完蛋了，老百姓有一句順口溜：“靈官幺台，洋參吊命。”這是當時最好的寫照，王陵基人稱川戲中的王靈官，幺台就是戲演完落幕了！洋參（楊森）吊氣，重病垂危，吃點洋參多活幾天吧！事實的確如此， 1949年 11月 28日解放軍在南溫泉炮聲隆隆，蔣介石乘軍機逃出重慶，楊森從北路逃至成都，一去不複返。
所謂永久陪都也到達了終點。
吳國楨，1903年出生湖北建始。留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政治博士學位，曾任大學教授。進入仕途後在外交部武漢交涉公署任特派員、秘書、交際科長，在漢口市任財政局長，出任漢口特別市長等職，頗有政績。1938年保衛大武漢時，深受蔣介石夫婦重視，延攬至侍從室工作。1938年蔣介石在重慶設最高國防委員會時，派他為政務處長，繼而為首任陪都市長。因其受美國教育，憬憧西方民主生活，吳國楨夫婦英語非常流利，常陪同蔣介石夫婦出席國際活動，外國記者評論吳是一顆中國政壇的“希望之星”。 1943年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作為特使赴美，指定吳以外交次長代理外交部長，因此吳辭去陪都市長職務。宋回國後，吳又出任國民黨中宣部長。抗日勝利，繼錢大鈞出任上海市長。
在市長任內，一套民主作風，與蔣介石法西斯統治相比，所作所為尚能獲得一些好評。
1949年初蔣介石被迫作出“總統引退”，上海知名人士以老外交家顏惠慶為首，組織和平代表團至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就國共兩黨實現和平的可能性進行會談。毛澤東請他們吃飯時，代表顏惠慶提出上海市長吳國楨是一位十分稱職的行政官員，有學識又有能力，共產黨把他列為首批戰犯，對此表示難以理解。毛笑著說，那絲毫沒有關係，傅作義將軍也是頭等戰犯，但他到我們這邊來了。你回去告訴吳國楨，讓他就呆在那裏，既然你們喜歡他，我們讓他留在上海當市長。還對周恩來說：“你和吳國楨是同學，由你來負責安排。”在南開中學讀書時，周是吳的大哥，吳是小老弟，曾結拜為弟兄，因此周照毛主席的指示爭取吳留在大陸，立即指示上海黨組織保護吳國楨並敦促其留在崗位上，等待上海解放。遺憾的是吳為報效蔣介石知遇之恩，周的爭取努力未能奏效。兩人從此天各一方，再未謀麵。 1949年 4月，吳出任“台灣省主席”，他認為拯救蔣介石集團，唯一的辦法是采用英美式民主政治，這恰恰與老蔣的獨裁政治難以並存。後來老蔣對吳攤牌，隻要他扶助小蔣，吳可任行政院長（即總理）。這時美國放風，要把吳推到“總統”座上，因此蔣經國一麵發動台灣學生搞“反美遊行”，一麵加害吳國楨。吳在小蔣所製造的一次車禍中，九死一生，一氣之下出走美國。小蔣為平台灣內部的不滿，指定立法院製造對吳的一套誹謗之言，吳加以反擊，造成隔海的輿論大戰。台灣作家江南訪問吳國楨後寫了一本蔣經國的書，揭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小蔣利用台北的幫會在美暗殺江南，恐嚇吳國楨。
對於祖國，吳國楨十分懷念。1982年冬，吳的長婿俞益元從大陸帶了一張吳與周恩來在南開中學結拜兄弟時的照片。吳見此 67年前之珍貴照片，一時百感交集，回憶亡友之情誼，信筆題詞：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約為兄弟，後為異主；龍騰虎變，風風雨雨，趨途雖殊，旨同匡輔；我誌未酬，君化灑土，人生無常，淚斷沙埔。
吳對中國大陸進一步研究，對《鄧小平文選》認真閱讀後，他說：“小平先生想做之事，是扭轉乾坤之事，就曆史而言能成此種大事者一是要先見得到；二是要後做到……鍥而不舍，百折不回，則何事難成之有！不禁為國家為民族企望其早日成功。”
1984年春，應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楊靜仁聯合邀請，吳擬於 9月回國參觀，並參加新中國成立 35周年慶祝活動。興奮不已的吳國楨，突然於6月6日病逝美國薩凡寓所，終年 82歲。
賀耀組是繼吳國楨之後，第二任陪都市長。賀為湖南寧鄉人，與劉少奇、謝覺哉是同鄉，感情極好。在上世紀 2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湖南鬧革命時，他是當地有實力的師長。他同情革命，支持寧鄉的工農運動。劉少奇被捕，他聯絡軍政要人，一起保釋劉出獄。北伐開始，賀對是否參加舉棋不定，後經謝覺哉的開導，才毅然參加北伐，率國民革命獨立第二師最早攻入南京。後任軍長，並擔任首都衛戍司令。蔣介石非常重視他，但又不信任他，利用機會削弱他的軍權，使他成為上將文官，先後擔任參謀總部次長，駐土耳其大使，國民政府參軍長，軍委會辦公廳主任，還擔任過侍從室主任。當時軍統實際上是戴笠負責，為了減少人們的攻擊，還請賀擔任軍統名義的局長。賀後又任甘肅省主席，在蘭州他又見到了謝覺哉，加上賀的夫人倪斐君思想進步，對中共在蘭州的活動多有幫助。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將此情況向重慶告發。
蔣介石接到報告，立即把賀調回重慶。賀是北伐功臣，又是蔣在日本士官校的同學，他的才能一向為蔣敬佩，因吳國楨調走，就派賀繼任陪都市長，他在任內做了一件深得民心的事。由於陪都人口增加，電力供應不足，有個中韓餐廳竊電，電力工人前往取締，該餐廳交際經理田凱持槍殺死電力工人胡世合，引起全市工人的不滿，挽聯由全市市民、各工廠工人、各校學生送來占滿商業中心區。加上輿論沸騰，全市人民十分憤慨，工廠、學校因此停工、停課，致使全市形成癱瘓。凶手田凱是有後台的，即是袍哥義字總社的管事之一，又是警局偵緝隊長的盟弟，還在警局掛了一個組長的名義，身背手槍，在重慶是有名惡人，田凱打死工人，警察局長不僅不緝拿凶手歸案，反而為他解脫。賀耀組當機立斷，找到戴笠，要他限期捉拿凶手，並立即交衛戍總司令部槍斃。同時從優撫恤為工犧牲的工人胡世合，這件事影響麵很大，賀能秉公辦事，給市民留下很好的印象。
勝利後回到南京，他因反對內戰，蔣沒有給他實質性的工作，隻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立法院立法委員。在何應欽當上（湖南省參室提供）行政院長後，才請他做個政務委員等閑職。此時，賀暗地組織擁共反蔣的“孫文主義同盟”，於 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參加國民黨軍政高級人員和立法委員，共 44人通電起義，並在香港《大公報》發表《8・13宣言》，立即得到一批國民黨官員的響應，投入擁共反蔣陣營。
同年 1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賀以“孫盟”代表參加，大會通過“孫盟”並入“民革”，賀被選為中央常委。
賀夫婦在北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謝覺哉先後設宴款待。毛澤東說： “賀耀組是我們黨的好朋友。”
賀是個有中國文學根底的人，幼時父母給他取名為“耀祖”，參加北伐時他改名為“耀組”，擁共反蔣後又用名“貴嚴”。由此可見他思想發展的三個曆程。
第三任陪都市長張篤倫，湖北安陸人。出身保定軍校，與蔣介石在上海都督陳其美總部同過事，但張一直是反對蔣介石的，他曾擔任過武漢政府公安局長，受鄧演達領導，同時深受董必武、耿丹（中共，為張妹夫）的影響，所以政治態度比較開明。張從 20歲起在國民黨軍政生涯中闖蕩了 30多年，後遇見政學係頭子張群，才當上特任官的陪都第三任市長。他想在重慶市實施他的一套“民主政治”，結果遭受國民黨 CC與三青團共同圍攻，不得不下台。但由於張群的支持，回到湖北當上省主席，此時已是 1948年下半年，劉鄧大軍大舉南下，武漢已是岌岌可危。
當市長期間，他首先支持胡子昂為議長，以後由於二人的配合，重慶在 1946― 1947年的上半年，重慶民主運動蓬勃高漲。那時辦一個雜誌，要經過國民黨、三青團兩道關口批準才能出版。著名的民主人士鄧初民、馬哲民要辦周刊，國民黨都不批準；後鄧初民寫了一封信，交給張篤倫批交社會局（三青團的關口），就準予出版。
那時，很多省市是 CC與三青團控製政局，而重慶市則是由政學係主宰。蔣介石手下的三大係―― CC、三青團（複興社）、政學係，前兩個是反共的好戰派，隻有政學係還有點民主作風，一直主張和談，反對打內戰。
1947年 3月，國民黨發動了全麵內戰。蔣介石在南京主持中央匯報會議，決議把在蔣管區的中共人員，強迫遣送返回延安。當時，主要為南京的梅園中共代表團和重慶中共四川省委（吳玉章公館）的中共人員最多。按照南京指示，重慶警備司令孫元良為總指揮，派出大批軍警包圍了三個點。一為省委吳玉章公館（即現曾家岩50號周公館）；二為化龍橋紅岩村新華日報和 18集團軍辦事處；三為七星崗新華日報營業部和德興裏采訪部。分別包圍，劃區集中，監守電話，使三個點的通訊聯絡斷絕。
吳老被困在樓上的房裏，其他人在樓下也不能見麵。吳老大罵反動派，迫使在場的區指揮官不得不接受他的要求，解除樓上下的封鎖。吳老同時對監管電話的說，要與市長通話。電話監視是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特務隊的隊長樊敏書，考慮一下替吳老接通了電話。張篤倫在電話中對大發脾氣的吳老連聲道歉。吳老提出要與紅岩村和德興裏的負責同誌見麵，張與警備司令孫元良商量，果然將紅岩村負責人，新華日報經理於剛送來與吳老見麵。以後，指揮部安排用汽車把在渝中共人員送回延安，吳老堅決反對。因為坐汽車必得經過胡宗南那一關，恐有麻煩，要求一律用軍用飛機直抵延安。張篤倫為吳老要求力爭，在渝人員得全部都安全乘機到達延安。
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張友漁在回憶文章中說，吳老不僅是我黨中央委員，還是曾經與孫中山搞革命的老國民黨員，國民黨中許多人對吳老都很尊敬。三月五日的撤退，沒有受多大損失。張篤倫這樣的國民黨人是不多的，他確實很尊敬吳老。
張篤倫在湖北省主席的任上，支持“和平運動”反對內戰。當時國民黨華中的軍事長官白崇禧握有大權，既反蔣又反共，張與之格格不入，幹不下去了。適張群奉老蔣的旨意，要想鞏固西南，作為反共的最後基地，出任“西南長官公署”長官，並成立了一個專管政務的“政務委員會”，自兼主委，派張篤倫為常務委員兼秘書長，實際負責。
張篤倫辭去湖北省主席，到重慶成為西南大區政務領導人。此時大局已定，他對政治已經心灰意冷。表麵上他看來不貪汙，但夫人沈藹貞是個找錢的好手，帶著大批的美金和家人逃往美國去了。張篤倫在重慶解放前夕，坐上陳納德的飛機逃至香港。
1958年，張篤倫病死於台灣，隻活了64歲。
黔驢技窮的蔣介石，除以台灣為退路外，要以重慶和四川作為在大陸上最後掙紮之地，1948年5月間，派地方軍閥王陵基任四川省主席，楊森為陪都第四任市長。
楊森是從貴州省主席調任，乘車由築抵達海棠溪，前來歡迎他的包括記者在內寥寥數十人。蔣介石起用兩個惡名昭著的地方軍閥，一是兩個軍閥在曆史上都是著名的反共劊子手，反共方麵是堅決的，二是利用川軍實力重組部隊。果然王陵基在成都打出“四川反共救國軍”；楊森在重慶打起“四川反共保民軍”擴充部隊。部隊沒有拉出來，學生罷課遊行，喊出“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楊森利用《中央日報》製造的《九年不食的楊妹》，還收楊妹為義女，大造輿論以此對抗反饑餓運動。由於愛國學運蓬勃發展，楊森采取暴力鎮壓。相繼楊出任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主委，又兼重慶衛戍總司令，發布十殺令，但製止不了人民反蔣情緒。
王陵基的日子也不好過，也在成都鎮壓愛國學生運動，由川、渝和西康的民意代表在成都召開，提出“王陵基下台”，一時鬧得烏煙瘴氣，政局混亂一團糟。
蔣介石和代總統李宗仁兩個一樣走投無路，都跑到重慶來了。李宗仁不願當傀儡，爭權不得，氣走香港。一場“九二火災，燒得人心惶惶。銀元券代替法幣宣告失敗，又出金元券仍然不得人心，老百姓把藏了幾十年的銀元麵市，使中央銀行發的通貨無法流通，社會秩序十分紊亂，加上民窮財盡，工商凋敝，物價飛漲，重慶人過著一段黑暗的日子，人心期待解放。
國民黨要完蛋了，老百姓有一句順口溜：“靈官幺台，洋參吊命。”這是當時最好的寫照，王陵基人稱川戲中的王靈官，幺台就是戲演完落幕了！洋參（楊森）吊氣，重病垂危，吃點洋參多活幾天吧！事實的確如此， 1949年 11月 28日解放軍在南溫泉炮聲隆隆，蔣介石乘軍機逃出重慶，楊森從北路逃至成都，一去不複返。
所謂永久陪都也到達了終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