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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禁毒人就是販毒人

  老牌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並把毒品鴉片傳入中國,毒害中國人民。清朝道光十七年(1837年)任湖廣總督的林則徐上奏道光皇帝,痛陳鴉片對中國人民危害的嚴重性,力主禁毒。遂受命為欽差大臣,節製廣東水師,赴粵查禁鴉片。1839年徐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合力嚴緝走私毒品,懲處受賄官吏,迫使英、美毒販交出鴉片 237萬餘斤,在虎門當眾燒毀。這是 1839年 6月 3日。這在曆史上稱為“虎門銷煙”事件,此舉大殺洋人威風,大快人心。但是,由於清廷腐敗,加上奸佞當道,最終還是屈於帝國主義的炮艦之下,毒品蔓延至全中國,使中國人民長期陷入毒品災難之中。中國不僅是一個受害的吸毒大國,從清朝到民國,中國還成為種毒、產毒、運毒的大國,從東北到西南、西北,毒品泛濫中華大地。

  民國成立以後,各地軍閥連年混戰。有的軍閥不僅自己是吸毒者,更是最大的販毒者。為了打內戰,以毒品向國外換槍炮,互相殘殺,北洋軍閥孫傳芳、吳佩孚還要搞毒品公開發售,將其作為合法商品官督商辦,用以中飽私囊。

  北伐成功後,蔣介石在人民壓力下,提出嚴禁毒品,設全國禁煙(鴉片煙即毒品)委員會,並自任全國禁毒總監。各省省主席為分監,頒布禁毒條例,取締種毒,對運毒品處以重刑,大量運毒者處以極刑。一個時期也殺了不少毒品販子。但由於政治腐敗,貪官當道,毒品還是禁而不止。種毒還是照樣種,販毒的還是照樣販。

  在北伐戰爭之後,蔣介石長期進行反共戰爭,搞得民窮財盡,以致浩大的反共軍費難以籌集。蔣的手下政學係頭子張群,推薦楊永泰為蔣充當反共前線南昌行營秘書長。楊向蔣開了一個“濫條”,就是一麵嚴 厲禁毒,一麵使毒品國有化,就是禁止私人販毒,這個一本萬利的毒品由禁毒委員會統購統銷,以此解決蔣介石著急的“反共經費”,此一“條陳”使楊在蔣麵前成為首席“搖鵝毛扇”的人,身價百倍。所以老百姓說:“禁毒人就是販毒人。”

  上行下效,背著蔣介石在下麵掌握禁毒的有權官員,也學得蔣介石搞這一套,甚至青出於藍勝於藍。下麵幾件具體曆史事件足資佐證:

  禁毒人“運毒”

  南是舊中國泛濫成災的毒品地區,四川許多地區種鴉片煙,雲南、貴州同樣種。其中猶以“雲煙”為極品,次之為“黔土”,“川土”也不遜色。當時交通不便,都要靠長江這條黃金水道。重慶便成為雲、貴、川三省鴉片最大的集散市場。重慶成為陪都之後,各國大使館、外國新聞機構等等齊集重慶,再任毒品泛濫,實在有辱國體。蔣介石以全國禁煙總監身份下令,嚴禁種毒、運毒、販毒。因此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重慶市警察局刑警大隊(以後是處)以及保安警察、憲兵聯合出動,對運、販、吸者一律逮捕。大批毒品被沒收,上千的大小煙館被查封,吸毒者先後達萬人被分別處理。大部分吸毒者受勒戒,有的則被保釋。保釋就離不開被敲詐勒索,有的官員甚至公開受賄,以致貪汙成風。

  為了防止貪汙作弊,大行動是由陪都軍警憲三方麵聯合進行,在三四年之內沒收了大批鴉片,先後數千斤以上。沒收的鴉片按照規定送交政府,由財政大員會同存放涪陵財政部的大倉庫內,除派大員專門保管,還加上大封條。

  香港淪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手後,上海“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逃至重慶。抗戰前戴笠在上海的特務工作是依賴杜月笙的,可是到了重慶,杜月笙隻有依靠戴笠了。杜是交通銀行董事,該行總經理錢新之迎杜住在交行,錢還在黃山蔣介石公館附近為杜建了一所躲避空襲的別墅。會找錢又會花錢的杜老板到了重慶,第一件事就是要找錢。杜的開銷大,要養活那麽多門徒,每個門徒也是他找錢的耳目。有個門徒得到一個情況,對杜說:“杜老板,重慶下遊涪陵縣城郊有個財政部庫房,存有幾年前沒收的鴉片,有雲土、川土千斤,價值 50多條黃金(每條 10兩)。”杜月笙聽了後就動腦筋了。

  杜月笙在戴笠支持下在香港辦有專做毒品運銷的公司,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毒販都向杜訂了貨,並付了部分訂金。香港淪陷,這批商人還在。杜在黑道上是有信用的人,正愁無貨供給,得知此消息,精神大振,遂與戴笠商議。戴說一切無問題,關鍵是如何找孔祥熙要一張啟封的函令。杜說我想好了,你我都不便出麵,給點好處找“傻兒”辦。“傻兒”就是範紹增。當時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的辦公大院就是“範莊”(範紹增的公館之一)。範可以直接見孔,於是由範找到孔,隻花了 500大洋,就換得財政部啟封函,從涪陵倉庫把這千多斤鴉片煙運往了廣東沿海。這事非戴笠莫屬,當時戴還兼任財政部緝私總署署長和財政部貨運局長。他還掌握禁毒委員會督察處密查組(由戴派人任組長)等職權,從重慶至湖南到廣東沿途都有檢查哨所,處處都是他的人馬,所以戴派出貨運局大卡車十多輛,由緝私武裝押運,一路之上浩浩蕩蕩,暢通無阻。押運人員都是杜的門生。到了廣州,按照指定地點財貨兩清。戴杜兩位大老如何分賬,就不得而知了。

  較場壩“六・三焚毒”

  抓運毒、販毒是治安部門長期的任務,抗戰陪都為了“國際觀瞻”,設了關卡,嚴加檢查。因此許多毒販為了過關化整為零,從陪都之外的小縣、小鎮翻山越嶺逃避檢查關卡,這些亡命之徒鋌而走險在所不惜,有的毒販半夜才把毒品悄悄運進市區內,但仍不免出事,這裏破獲販運鴉片 50斤,那裏又截獲嗎啡若幹……

  1946年重慶市第一屆民選參議會上,有人一再向市長和警察局長提出質詢:抗戰期間,這些破獲沒收的毒品哪裏去了。為了有一個交代,以平參議員之憤,市府決定禁毒節效仿林則徐公開燒毀儲存毒品。重慶的日報、晚報連日大肆宣傳。6月 3日上午 9點,市中區的較場壩中間像磚一樣黃色紙包的鴉片煙,堆起像小的金字塔一樣。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百多個警察在現場維持秩序,市警察局督察處長和本區分局長到場指揮焚燒。警備司令部司令和憲兵團長均親臨現場,由國民黨市黨部委員和市參議會議長、參議員等檢查陳列的毒品後,並由黨部主任委員講話,宣揚林則徐精神,一套官方形式之後,點火焚燒。

  當晚的晚報和次日日報都按照中央社(重慶分社)的稿件發了焚毒新聞,幾千斤毒品在熊熊大火中化為灰燼。這既宣傳了“禁毒”,也紀念了林文忠公老祖宗,同時也向市民作了一個交代,這真是一舉三得的好事。

  可是“好事”卻沒有讓市民滿意。第二天一家晚報副刊文章,一位自稱“癮君子”筆名的作者,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大失所望》。文章說:“我是老煙(鴉片煙)哥,聽說要禁煙,我高興極了,跑到較場口圍著焚燒的鴉片煙拚命呼吸,以為可以過一次老癮!可是我失望了,大失所望。我雖深呼吸,一點鴉片煙味道都沒有,簡直是受騙!幾千斤鴉片哪裏去了?”這位“癮君子”確有其人,是當時說評書的名藝人。這些鴉片是真是假是騙不了這位“老癮哥”的。半年後。這位警察局長調離重慶,焚毒內幕被人傳了出來:幾千斤鴉片是假的,焚毒那一天,參議員、市黨部委員檢查時,麵上一層是真的,大約幾十斤,下麵全是假的。將真假鴉片一火焚之以掩人耳目,平息輿論。這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假鴉片,是當時警察局長委托義字袍哥大爺馮什竹(他在重慶公開吸鴉片煙)派人用泥巴和鋸末作成磚塊充當鴉片。他說:“煙土,煙土,用同樣包裝,真品贗品有何區別。”

  真的鴉片呢,早已換成黃金裝進了警備司令和警察局長的腰包。

  縣太爺運毒

  抗日戰爭時期,南岸區沙罐窯有一個馳騁長江的洪門雙龍頭楊慶山,他在那裏還建立了洪門老廟“紅花亭”。在舊中國,楊慶山算得上是一個與青幫杜月笙一樣齊名的洪門大頭目,其兄弟遍及全國。他還結交了孔祥熙,混到“行政院專員”,在外用的名片第一個頭銜是“長江海員工會理事長”,第二個頭銜“行政院專員”。

  1943年,從雲南來了一位很闊氣的客人,住在南岸沙罐窯楊慶山公館,是楊的兄弟夥,上下都喊他“劉縣長”。聽說抗戰前在湖北漢陽縣當過縣長,抗戰初期到禁煙督察處當過專員,後來辭了職,到重慶帶了一中號皮箱雲土,從雲南、貴州,到了巴縣。他知道陪都幾個關口不好走,走小路從南溫泉繞道翻走山路,到了南岸沙罐窯。

  楊慶山對他說“重慶是軍警憲聯合把守關口,水陸關口都難過關。”

  劉送了一條黃金孝敬楊,要楊保證他進主城區,其他不管。從玄壇廟至朝天門要經過檢查哨,由軍警憲統一把守。楊把這個哨的哨長叫來研究辦法。哨長是楊的兄弟夥,他說:“可以讓劉縣長過關,辦法是我找兩個弟兄護送,過哨卡時委屈一下劉縣長,要帶手銬過卡……。”

  劉縣長送了哨長一條黃金。過哨時憲兵看見哨長和兩個檢查員銬著一個提皮箱的人犯過卡,就不聞不問,如此順利過關。

  現役少將販毒

  抗戰八年中,在成都負責治安的四大金剛之一的上校團長魏建中(又名允執)於抗戰勝利後升少將副旅長。其實這是明升暗降,團長有實權,升副旅長懸空高掛。他閑來無事,想到四處走走,到瀘州、宜賓,沿途都受到舊友新知熱情款待。宜賓一位袍哥舵把子為了感激他抗戰時在省城“手下留情”,送了他 50斤上好“雲土”同時還有10斤是送給某上將主任五姨太太張俊的。魏少將乘坐旅部的軍用吉普車,帶著兩個警衛從宜賓南岸向重慶出發,沿途過關斬將,威風凜凜。

  抗戰勝利後,嚴厲禁毒的陪都,無形中有些鬆懈。因有厚利可圖,冒險家們便將雲土、川土大批向重慶走私。重慶西路 “青木關”和南路的“一品場”,是兩條進入重慶的交通關口,均由軍警憲聯合把守。憲兵隊堅持三個月換防一次。它的任務除了檢查軍車外,還有監督所有軍警,互相製約,所以這兩個關口是走私販毒的“鬼門關”。凡闖過“鬼門關”,就可大發其財了。有些人為了躲過關口,翻過關後大山,步行進入重慶。作為擔任過成都警備團長的魏建中到了一品場,下令司機衝關而過。他沒有想到。早得密報已作準備的檢查人員,預備了鐵絲網於關口,並按照憲兵操作,執行任務時向被檢查的軍人敬禮之後,就是見官大一級,哪怕是上將都要服從檢查。魏團長是四川軍人,習慣不聽“中央憲兵”的一套,走出軍車,兩手一叉拒絕檢查。不料憲兵們一下子以美式短槍從四麵八方將魏連人帶車包圍起來,強行檢查。隨即從車中搜出一箱毒品,共重 61公斤,立即帶上手銬送進警車。作為現役軍人販毒,並且拒絕檢查,情節嚴重,直接送交行轅(國民政府主席重慶行轅是西南地區最高機構)。一時輿論沸騰,《大公報》發表短評《少將旅長販毒置法律何地?》(1947.4.24登載)。那時行轅主任由參謀長肖毅肅代理,肖收到檢舉信,也知道這是魏的仇家告密,原來想睜隻眼閉隻眼的,無奈魏闖關拒檢,擴大了事態,加上輿論不平,因此隻有如實上報南京國防部,批下來交軍事法庭按章下置,就地處以極刑。成都魏家人聞訊營救無效,刑場設重慶市中區較場口,執行之日,魏家在較場口鋪了紅地毯。觀眾如堵,公開槍斃。魏刑前留下遺書8個大字給兒女:“努力讀書,切莫作官。”附隨身的美國 51型派克金筆一對留給後人。

  其實,販毒數量比魏多的大有人在,如被稱為“鴉片大王”江津人曾俊臣,販賣毒品,何止百倍於魏,他卻安然無恙。在曾的股東中,不少上將,如蔣介石派的入川參謀團團長賀國光就是其中之一。魏副旅長作了槍下鬼,是一出官場狗咬狗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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