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五四”健將羅家倫庸碌一生
羅家倫，字傑希，筆名單字毅，原籍浙江紹興， 1896年生於江西進賢縣。父親羅傳珍在進賢縣任知縣。其時，江西新軍內革命黨人十分活躍，布政使主張興大獄徹底肅清；傳珍聞之甚為不滿，他主張對革命黨人寬宏為上，實傳珍同情革命。羅家倫不幸九歲喪母，彼與兩妹均由父親管教。一日，父親袖藏鄒容《革命軍》一書回來，令羅細讀，以此影響他早懷革命之誌。辛亥革命成功後，羅家倫於1914年已在複旦公學業六年，考入了北京大學文科，主修外國文學，並與傅斯年、顧頡剛、段錫朋等同學過從甚密。時新文學運動蓬勃興起，乃與傅斯年、康自情創辦《新潮》月刊，於 1919年 8月在北京出版，用新標準估量舊文化，用新文學宣揚新人生，以新態度改進新社會，故爾雜誌風行一時。五月四日北京發生學潮，這個雜誌稱之為“五四運動”，在向政府請願中，羅家倫被推為學生代表，到各使館遞交意見書，因而被人頌為“五四運動的時代健將”。
1920年，金融巨子穆藕初（抗戰時任陪都農本局局長）捐款北大學生赴美留學，羅家倫被選入美國普林斯登大學研究曆史和哲學。一年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 1922年，由美赴英入倫敦大學，次年至德國入柏林大學研究院，兩年後又到法國讀巴黎大學，仍主修曆史與哲學，並有計劃地收集中外史料，以便研究中國近代史。
1926年返國，這是羅家倫一生的最關鍵時刻。
此時，蔣介石當上了北伐軍總司令，野心勃勃，大肆網羅從外國回來的知識分子為己用。羅家倫卻熱心當官，被蔣聘為總司令部參議。蔣介石在總司令部成立編輯委員會時，羅受聘為委員長，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加入國民黨，入黨當官的典型人物。
1927年，蔣介石開始建立他的獨裁統治初期，創辦了“中央黨務學校”，自任籌備主任，羅被指定為副主任。學校建成，蔣為校長，羅為實際負責的教育長。羅本一書生，想當官又不會當官，又不會辦學，更不會辦黨務學校。
1928，羅被調為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教育處長，隨軍北伐。八月，清華學校擴大改為國立，羅被任命為校長。9月 18日，清華大學宣布停止舊製，全部畢業生以派遣留學辦法，代之以公開的考試，選拔成績優秀者出國深造，並將清華教育基金會移交給中華文教基金會代管，直轄教育部納入國立大學正規化。
1931年，蔣介石又要他到黨校擴大改為“中央政校”去任代理教育長（老蔣為校長）。不久又調羅為南京中央大學校長，這是國民黨大學體係的最高學府，1937年底遷至重慶沙坪壩。
羅家倫在重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哲學著作《新人生觀》，該書搜集了不少古今中外資料，算是他的得意之作。其中一章《論中國運動家之風度》，批評中國武術界粗魯野蠻，到處尋釁鬥毆，製造流血事件，盡力鼓吹英美的體育運動。可見此人研究曆史多年，滿腦袋裝的是歐美西洋貨色，對自己祖國的曆史知識貧乏得可憐，以致張口就是黃腔，無知得令人可笑，數典忘祖得可悲！
中國武術在抗戰時期被國人共譽為國之瑰寶，稱為“國術”。這個時期出現了一大批有高知識的武術家，如萬籟天、鄭曼青等，對羅家倫把中國武術視為江湖賣藝，加以鄙棄非常不滿，也紛紛著文批評羅在《新人生觀》中的謬論。一時間，學術界掀起了不小的風波。
羅家倫當官的興趣極為濃厚，除大學校長、教務長等等之外，還有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1935年 11月 1日，國民黨在南京中央黨部召開六中全會。中委會合影，羅也坐上了頭排，一個攝影記者突然向汪精衛連開數槍，會場當即大亂，人們東逃西竄。羅家倫被嚇得臉色蒼白，渾身顫抖，鑽進廁所，竟把他胸前佩帶的紅綢出席條及國民黨黨證，全都扔進了廁所。會場保安人員見他躲在廁所裏鬼鬼祟祟的，又無任何證章疑為凶手就將之抓了起來。後弄清楚身份才放掉，這件事竟成了那次大會的一段小小插曲。
羅家倫辭去中央大學校長後，被任命為滇黔考察團團長，負安撫西南民眾之責。返渝後，於 1943年又奉命任新疆監察使兼西北考察團團長，月帶了一批人馬由重慶出發。其時國民黨還派了一批黨務人員，如中委梁寒操、高惜冰、彭昭賢等進入新疆。抗戰時期被稱為“新疆魔王”的盛世才，本已經投靠了重慶，但他一發現有國民黨的人進入了他的“王國”，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一怒之下，又製造了“有人陰謀暴動”的借口，把國民黨派到各報社的人員抓了起來。夜裏督辦公署裏傳出槍斃人的聲音，使得重慶派去的人也惶惶不可終日。一個由重慶派到新疆來的中央大學女學生，跑來找到羅家倫，說她的丈夫在新疆學院教書，被盛世才抓了，要求援救。羅家倫身為監察使，早已嚇得渾身發抖，麵無人色，一副狠狽相，哪敢過問？他躲在家中門都不敢外出，生怕哪一天厄運會落到自己頭上。
此時，重慶派來了與盛世才私交較深的軍方大員朱紹良，與盛世才談判。朱返渝時，羅家倫前往機場送行，竟然強行上機，與朱一起回到重慶。羅到重慶居然毫無愧色地宣稱，他在新疆三個月，對大西北的建設，將拿出規劃報告 14帙。
日本投降後，羅由重慶赴倫敦參加聯合國籌設的文化教育科學組織會議。複員南京後，又出任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1947年 2月奉命任駐印度大使，1949年 12月 30日，印度最早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羅隻有下旗返台，定居台北。他當過一任“考試院長”，又改任“國史館長”兼“黨史主任”。1969年因病去世，享年 72歲。羅家倫其人，讀書很多，庸碌一生，治學不成，當官無能，宦海沉浮，虛有其名。台灣學者後來對羅的評價是：促進中國現代學術發展不無貢獻；但其自我表現太甚，又過份熱衷政治，更患得患失，後期主持國史館，極少成績且有錯誤，因此社會評價不高。由此可見一個為學不治學，當官無作為的知識分子的悲哀結局。
1920年，金融巨子穆藕初（抗戰時任陪都農本局局長）捐款北大學生赴美留學，羅家倫被選入美國普林斯登大學研究曆史和哲學。一年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 1922年，由美赴英入倫敦大學，次年至德國入柏林大學研究院，兩年後又到法國讀巴黎大學，仍主修曆史與哲學，並有計劃地收集中外史料，以便研究中國近代史。
1926年返國，這是羅家倫一生的最關鍵時刻。
此時，蔣介石當上了北伐軍總司令，野心勃勃，大肆網羅從外國回來的知識分子為己用。羅家倫卻熱心當官，被蔣聘為總司令部參議。蔣介石在總司令部成立編輯委員會時，羅受聘為委員長，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加入國民黨，入黨當官的典型人物。
1927年，蔣介石開始建立他的獨裁統治初期，創辦了“中央黨務學校”，自任籌備主任，羅被指定為副主任。學校建成，蔣為校長，羅為實際負責的教育長。羅本一書生，想當官又不會當官，又不會辦學，更不會辦黨務學校。
1928，羅被調為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教育處長，隨軍北伐。八月，清華學校擴大改為國立，羅被任命為校長。9月 18日，清華大學宣布停止舊製，全部畢業生以派遣留學辦法，代之以公開的考試，選拔成績優秀者出國深造，並將清華教育基金會移交給中華文教基金會代管，直轄教育部納入國立大學正規化。
1931年，蔣介石又要他到黨校擴大改為“中央政校”去任代理教育長（老蔣為校長）。不久又調羅為南京中央大學校長，這是國民黨大學體係的最高學府，1937年底遷至重慶沙坪壩。
羅家倫在重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哲學著作《新人生觀》，該書搜集了不少古今中外資料，算是他的得意之作。其中一章《論中國運動家之風度》，批評中國武術界粗魯野蠻，到處尋釁鬥毆，製造流血事件，盡力鼓吹英美的體育運動。可見此人研究曆史多年，滿腦袋裝的是歐美西洋貨色，對自己祖國的曆史知識貧乏得可憐，以致張口就是黃腔，無知得令人可笑，數典忘祖得可悲！
中國武術在抗戰時期被國人共譽為國之瑰寶，稱為“國術”。這個時期出現了一大批有高知識的武術家，如萬籟天、鄭曼青等，對羅家倫把中國武術視為江湖賣藝，加以鄙棄非常不滿，也紛紛著文批評羅在《新人生觀》中的謬論。一時間，學術界掀起了不小的風波。
羅家倫當官的興趣極為濃厚，除大學校長、教務長等等之外，還有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1935年 11月 1日，國民黨在南京中央黨部召開六中全會。中委會合影，羅也坐上了頭排，一個攝影記者突然向汪精衛連開數槍，會場當即大亂，人們東逃西竄。羅家倫被嚇得臉色蒼白，渾身顫抖，鑽進廁所，竟把他胸前佩帶的紅綢出席條及國民黨黨證，全都扔進了廁所。會場保安人員見他躲在廁所裏鬼鬼祟祟的，又無任何證章疑為凶手就將之抓了起來。後弄清楚身份才放掉，這件事竟成了那次大會的一段小小插曲。
羅家倫辭去中央大學校長後，被任命為滇黔考察團團長，負安撫西南民眾之責。返渝後，於 1943年又奉命任新疆監察使兼西北考察團團長，月帶了一批人馬由重慶出發。其時國民黨還派了一批黨務人員，如中委梁寒操、高惜冰、彭昭賢等進入新疆。抗戰時期被稱為“新疆魔王”的盛世才，本已經投靠了重慶，但他一發現有國民黨的人進入了他的“王國”，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一怒之下，又製造了“有人陰謀暴動”的借口，把國民黨派到各報社的人員抓了起來。夜裏督辦公署裏傳出槍斃人的聲音，使得重慶派去的人也惶惶不可終日。一個由重慶派到新疆來的中央大學女學生，跑來找到羅家倫，說她的丈夫在新疆學院教書，被盛世才抓了，要求援救。羅家倫身為監察使，早已嚇得渾身發抖，麵無人色，一副狠狽相，哪敢過問？他躲在家中門都不敢外出，生怕哪一天厄運會落到自己頭上。
此時，重慶派來了與盛世才私交較深的軍方大員朱紹良，與盛世才談判。朱返渝時，羅家倫前往機場送行，竟然強行上機，與朱一起回到重慶。羅到重慶居然毫無愧色地宣稱，他在新疆三個月，對大西北的建設，將拿出規劃報告 14帙。
日本投降後，羅由重慶赴倫敦參加聯合國籌設的文化教育科學組織會議。複員南京後，又出任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1947年 2月奉命任駐印度大使，1949年 12月 30日，印度最早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羅隻有下旗返台，定居台北。他當過一任“考試院長”，又改任“國史館長”兼“黨史主任”。1969年因病去世，享年 72歲。羅家倫其人，讀書很多，庸碌一生，治學不成，當官無能，宦海沉浮，虛有其名。台灣學者後來對羅的評價是：促進中國現代學術發展不無貢獻；但其自我表現太甚，又過份熱衷政治，更患得患失，後期主持國史館，極少成績且有錯誤，因此社會評價不高。由此可見一個為學不治學，當官無作為的知識分子的悲哀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