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鄭用之廠長下令禁閉鄭用之
鄭用之，原籍四川富順，現自貢沿灘區人。在北京“五四”運動的影響下，追求進步到上海讀書，以後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那時張治中任學生總隊隊長，正當國共第一次合作，同時北伐，學生兵一麵打仗，一麵學習。鄭在中學時就喜歡演劇、唱歌等文藝活動，因此在黃埔軍校參加了由共產黨人領導的“血花劇社”。行軍途中，沿途唱著“打倒列強，打倒軍閥”鼓舞作戰士氣。第一次戰鬥就是消滅的滇桂軍閥，繼而打敗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
文藝工作而與共產黨人接觸比較多。 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搞“清黨”，鄭用之也被懷疑，被作為審查對象。鄭對此十分反感，拒絕審查，自動脫離軍隊，自謀生路。
鄭到了上海，穿起西裝，翩翩一少年，住在四川同鄉會中，我行我素，自由自在。變得成熟了的鄭用之認為在上海打天下，首先要資金，因此回到家鄉，說服父親和大哥，賣掉自己名下的全部財產。第一步到重慶小住，結識了不少朋友，與《新蜀報》和《國民公報》掛上鉤，擔任該二報駐上海特派員。
一到上海，他就把報紙上重要新聞剪報立即分別寄發重慶兩報。
那時重慶新聞事業很落後，有了這樣個“特派員”經常提供上海消息，使重慶兩報生色不少。這鞏固了鄭在上海的活動條件，繼而在上海租得猶太人的一棟院房，集中了一些誌同道合的同鄉，在上海辦起《新大陸報》，以四川同鄉，在重慶編過報的羅靜予為總編。
30年代上海電影事業蓬勃發展，鄭用之又不失時機寫了一本《如何抓住電影這支武器》，通過張治中呈送給蔣校長。蔣看了之後，感到有這麽好的學生，從此對鄭用之刮目相看。搞電影是鄭用之奮鬥的目標。在《新大陸報》關門之後，羅靜予就帶領了幾個人報考學無線電技術方麵的學校，等到畢業了，鄭用之的計劃初步隨之實現。蔣介石同意拿起這個“電影武器”，納入圍剿中國工農紅軍的戰鬥序列。在南昌行營政訓處設電影股，委任鄭用之為上校股長。從無線電學校畢業歸來的羅靜予、呂奎文（鄭的小同鄉）在電影股走馬上任。羅當上中校技術組組長，呂為秘書組長。鄭還邀請至交、劇務熟手王瑞麟為劇務組長，一些電影、戲劇工作者紛紛而至。對於反共的內容，他們巧妙將其衝淡。鄭把電影股的經費，全部用於購製電影技術方麵的設備。當時正是我國電影從無聲進到有聲的時代，從明星公司購得剛出品的《航空救國》、《龜兔賽跑》兩部有聲的卡通片，在南昌一次有蔣介石參加的晚會放映。電影股成立不久，就拿出了成績，受到大家歡迎、讚賞。相繼鄭用之每天掛著照相機跟在蔣介石後麵拍攝“領袖活動”，舉凡蔣介石騎馬出遊、演說訓話、新生活運動檢查衛生，與人交談等都被攝入鏡頭，又以最快速度在晚會中即時放映，使蔣介石大為高興。鄭乘其興呈上擴大設備的預算報告，蔣立即批準。有了大批經費，這就使電影股發展壯大起來。
1936年，南昌行營遷移武漢，改武漢行營。鄭用之在武昌司門口開始建簡易的攝影場。第一部片子是記錄 1937年盧溝橋事變，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全國人民歡欣鼓舞。各處放映，效果極佳。
鄭用之的電影事業經過一段崎嶇的道路，在國共合作後，得到蓬勃發展。政治部成立，周恩來任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鄭用之由股長升為電影科長。鄭是郭沫若領導下三廳唯一的複興社分子。由一個科發展到在漢口楊森花園辦起漢口電影製片廠，除了繼續拍攝各種專輯的記錄片外，還拍出了第一部抗戰電影故事片《保衛我們的土地》，史東山導演，魏鶴齡、舒繡雯主演。相繼拍出第二部故事片《熱血魂》，袁從美編導，黎莉莉、高占非主演。此時，由於周恩來、郭沫若的號召力，從上海向武漢撤退的許多名編導、名演員及攝影師，一批優秀的電影技術人員參加了漢口電影製片廠。又由金山任導演，中共黨員、名電影演員王瑩主演《最後一滴血》等。
陽翰笙，四川筠連人，中共人士，黃埔軍校當過教官，後被國民黨逮捕，國共合作後出獄，被聘為第三廳主任秘書。他是鄭用之的同鄉，應鄭的要求，郭老同意，擔任漢口電影製片廠編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是著名劇作家，為漢口電影製片廠寫的電影故事片《八百壯士》，由中共黨員袁牧之、陳波兒主演，應雲衛導演。這部片子在國內各地上映，並運至國外發行；不僅宣傳中國人民英勇抗戰，也提高了漢口電影製片廠的聲譽。
有遠見的鄭用之，借副廠長羅靜予去四川拍攝《川災特輯》之機，在重慶物色廠址，即中一路純陽洞金剛塔側一片墳田，修建新廠房，有辦公大樓、放映室、卡通製作室、大小室內攝影棚，頗具規模。漢口電影製片廠在人員齊備、技術雄厚、經費充足的條件下，進一步擴大為“中國電影製片廠”（簡稱“中製”），浩浩蕩蕩遷入重慶新廠。與此同時，又在香港以“中製”分廠名義辦有“大地電影製片公司”。在 1938― 1943年於港渝兩地分別拍攝《孤島天堂》、《白雲故鄉》、《好丈夫》、《保家鄉》、《東亞之光》、《日本間諜》、《湘北大捷》、《塞上風雲》、《火的洗禮》等十多部抗戰電影。新建的“中製”規模很大，為了著重抗戰紀錄片和軍事專輯片的拍攝，特設“新聞記錄片室”，由鄭君裏任主任，“軍事教育片室”由袁叢美任主任。鄭君裏是上海電影“四大小生”，其為大學生，轉入電影理論研究，還翻譯過蘇聯電影理論書籍。袁叢美是重慶人，因為他在重慶提倡“文明戲”（話劇的前身），封建勢力以其有傷風化要逮捕他，遂逃至上海。鄭與袁在上海均為著名演員，到重慶後升為 “編導委員”。上海電影事業繁榮是商業競爭，沒有哪一家專搞新聞記錄片，尤其是軍事教育片，這在中國電影史上是新的一頁。這兩個人拍了不少專輯片，如八路軍平型關戰役，在重慶還拍攝了《中國空軍》特輯。現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60周年，在電視中放映的許多抗戰場麵和敵機對重慶的大轟炸的曆史鏡頭，大都是“中製”拍攝留下來的。
電影是多種藝術的結合，從上海、武漢，以後香港、桂林各地來到重慶的藝術人才，絕大多數都參加了“中製”，如音樂家賀綠汀、盛家倫、沙梅、胡然；美術家葉淺予、丁聰、張光宇；舞蹈家戴愛蓮、吳曉邦；詩人徐遲；魔術家阮振南、傅潤華。連著名的京韻大鼓表演藝術家傅少舫、富貴花，都是“中製”特邀演員。“中製”的編導委員會容量很大，演員名額，尤其是特邀、特約是沒有名額限製的。從三五人開始的電影股，不到五六年光景，人員發展近 20倍。以後又合作了政治部所屬的“怒潮劇社”，改名為“中國萬歲劇團”，以郭沫若兼任團長、鄭用之為副團長實際負責；還辦了“中國魔術團”，鄭為團長，副團長阮振南；“中國交響樂團”，鄭為團長，賀綠汀為副團長；還辦了電影理論刊物《中國電影》。收購了“唯一電影院”。自建“抗建堂”（專門上演話劇），還在小龍坎和內江市建電影院。
在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下，鄭用之依靠共產黨人（郭沫若、陽翰笙，重大問題還要請示周公），不分黨派，隻要是在藝術上有一技之長，就歡迎入廠。他的長處是尊敬共產黨的領導，團結一批文藝工作者。 “中製”的電影和“中萬”的戲劇工作搞得火熱，不僅創造了抗戰電影事業，鍛煉、培養了一大批抗日影劇工作的人才，而且在國共合作方麵也作出了貢獻。皖南事變之後，蔣介石掀起反共高潮，這給鄭用之帶來困惑。據曾擴情回憶說：黃家埡口四德裏鄭用之公館有一次重要碰頭會，參加者為複興社十三太保中當時在政工、特工、黨工方麵的巨頭，除大太保曾擴情外，還有賀衷寒（原政治部第一廳廳長）、康澤（原政治部二廳廳長）、戴笠（軍統局副局長）、鄧文儀（原南昌行營政訓處長），提出要整頓 “中製”的問題。這是一次極不愉快的聚會。鄭用之非常激憤地說：“離開共產黨，電影不能搞，話劇無法演。”因此對他們提出的整頓表示反對。這次是大家以同學之誼，向鄭打一個招呼，也是傳達部長張治中的指示。要毀掉他辛苦 10年的心血才換得的幹得生氣蓬勃的製片廠，他想不通。“中製”本是軍事機構，按照一般規矩，同樣派有警衛一排，門口保持兩個衛兵，進出憑證章。由於時間一長，大家熟悉了，比較馬虎。鄭次日回到純陽洞 44號中製廠，門衛不僅換了防，進出看證也十分嚴格，更刺激了鄭用之。他不上班了，下了一張條子交警衛排：“立即關押失職廠長鄭用之。”後麵蓋上中國製片廠大印，並有他本人簽名。條子一出，自行關進禁閉室。消息一出，全廠緊張，傳說紛紛，都知道出大事了。有的說要換廠長了。
果真次晨由政治部派車把鄭用之押到兩路口政治部去了。“中製”的幾位名編導委員史東山、應雲衛、鄭君裏、何非光、袁叢美聯名挽留鄭廠長，並把這個書麵材料由史東山等人親自交張治中部長。由於平常他們都像朋友一樣，所以張治中立即接見他們。張看了挽留書後說：“你們都是我的好朋友，平常你們提什麽建議，我沒有不采納的。但是今天是我教育我的學生，你們幾位先生就不必插手了。”
不到一個月，政治部宣布鄭用之另有任用，派陸軍少將吳樹勳為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鄭用之對此不服，部長下令禁閉反省。新廠長還沒有來，“中製”導演、演員均先後離去，熱鬧一時的純陽洞，頓時清靜起來了。
吳樹勳是胡宗南所屬一個軍的政工處處長，調到“中製”一年多，毫無起色，辭職不幹。又派來一個廠長，原來是戰前執行逮捕“七君子”的上海市警察局長蔡勁軍。他向政治部長拍胸說，我在上海當局長時與電影界關係很好，我要當了廠長，可以憑過去的關係把這些人找回來拍電影。其實他也毫無辦法。不到一年，隻有起用與鄭用之同時創業的副廠長羅靜予為廠長。羅是一位沒有公開身份的中共黨員。
此時鄭用之掛閑，常來看望羅靜予。他正在要求去美國考察電影事業。張治中部長很幫忙，在去美考察警察的名額中，留了一個名額給鄭。從重慶機場送這批人去香港時，導演史東山、何非光一批人到機場送行。見到一批去美考察的中、高級警官，史東山有意大聲說：“鄭廠長，祝你去美國一路平安。希望你帶回的是美國的藝術，千萬不要把美國手銬帶回來。”
聽的人包括那些警察官員都笑了起來，感到這些話意味深長。
文藝工作而與共產黨人接觸比較多。 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搞“清黨”，鄭用之也被懷疑，被作為審查對象。鄭對此十分反感，拒絕審查，自動脫離軍隊，自謀生路。
鄭到了上海，穿起西裝，翩翩一少年，住在四川同鄉會中，我行我素，自由自在。變得成熟了的鄭用之認為在上海打天下，首先要資金，因此回到家鄉，說服父親和大哥，賣掉自己名下的全部財產。第一步到重慶小住，結識了不少朋友，與《新蜀報》和《國民公報》掛上鉤，擔任該二報駐上海特派員。
一到上海，他就把報紙上重要新聞剪報立即分別寄發重慶兩報。
那時重慶新聞事業很落後，有了這樣個“特派員”經常提供上海消息，使重慶兩報生色不少。這鞏固了鄭在上海的活動條件，繼而在上海租得猶太人的一棟院房，集中了一些誌同道合的同鄉，在上海辦起《新大陸報》，以四川同鄉，在重慶編過報的羅靜予為總編。
30年代上海電影事業蓬勃發展，鄭用之又不失時機寫了一本《如何抓住電影這支武器》，通過張治中呈送給蔣校長。蔣看了之後，感到有這麽好的學生，從此對鄭用之刮目相看。搞電影是鄭用之奮鬥的目標。在《新大陸報》關門之後，羅靜予就帶領了幾個人報考學無線電技術方麵的學校，等到畢業了，鄭用之的計劃初步隨之實現。蔣介石同意拿起這個“電影武器”，納入圍剿中國工農紅軍的戰鬥序列。在南昌行營政訓處設電影股，委任鄭用之為上校股長。從無線電學校畢業歸來的羅靜予、呂奎文（鄭的小同鄉）在電影股走馬上任。羅當上中校技術組組長，呂為秘書組長。鄭還邀請至交、劇務熟手王瑞麟為劇務組長，一些電影、戲劇工作者紛紛而至。對於反共的內容，他們巧妙將其衝淡。鄭把電影股的經費，全部用於購製電影技術方麵的設備。當時正是我國電影從無聲進到有聲的時代，從明星公司購得剛出品的《航空救國》、《龜兔賽跑》兩部有聲的卡通片，在南昌一次有蔣介石參加的晚會放映。電影股成立不久，就拿出了成績，受到大家歡迎、讚賞。相繼鄭用之每天掛著照相機跟在蔣介石後麵拍攝“領袖活動”，舉凡蔣介石騎馬出遊、演說訓話、新生活運動檢查衛生，與人交談等都被攝入鏡頭，又以最快速度在晚會中即時放映，使蔣介石大為高興。鄭乘其興呈上擴大設備的預算報告，蔣立即批準。有了大批經費，這就使電影股發展壯大起來。
1936年，南昌行營遷移武漢，改武漢行營。鄭用之在武昌司門口開始建簡易的攝影場。第一部片子是記錄 1937年盧溝橋事變，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全國人民歡欣鼓舞。各處放映，效果極佳。
鄭用之的電影事業經過一段崎嶇的道路，在國共合作後，得到蓬勃發展。政治部成立，周恩來任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鄭用之由股長升為電影科長。鄭是郭沫若領導下三廳唯一的複興社分子。由一個科發展到在漢口楊森花園辦起漢口電影製片廠，除了繼續拍攝各種專輯的記錄片外，還拍出了第一部抗戰電影故事片《保衛我們的土地》，史東山導演，魏鶴齡、舒繡雯主演。相繼拍出第二部故事片《熱血魂》，袁從美編導，黎莉莉、高占非主演。此時，由於周恩來、郭沫若的號召力，從上海向武漢撤退的許多名編導、名演員及攝影師，一批優秀的電影技術人員參加了漢口電影製片廠。又由金山任導演，中共黨員、名電影演員王瑩主演《最後一滴血》等。
陽翰笙，四川筠連人，中共人士，黃埔軍校當過教官，後被國民黨逮捕，國共合作後出獄，被聘為第三廳主任秘書。他是鄭用之的同鄉，應鄭的要求，郭老同意，擔任漢口電影製片廠編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是著名劇作家，為漢口電影製片廠寫的電影故事片《八百壯士》，由中共黨員袁牧之、陳波兒主演，應雲衛導演。這部片子在國內各地上映，並運至國外發行；不僅宣傳中國人民英勇抗戰，也提高了漢口電影製片廠的聲譽。
有遠見的鄭用之，借副廠長羅靜予去四川拍攝《川災特輯》之機，在重慶物色廠址，即中一路純陽洞金剛塔側一片墳田，修建新廠房，有辦公大樓、放映室、卡通製作室、大小室內攝影棚，頗具規模。漢口電影製片廠在人員齊備、技術雄厚、經費充足的條件下，進一步擴大為“中國電影製片廠”（簡稱“中製”），浩浩蕩蕩遷入重慶新廠。與此同時，又在香港以“中製”分廠名義辦有“大地電影製片公司”。在 1938― 1943年於港渝兩地分別拍攝《孤島天堂》、《白雲故鄉》、《好丈夫》、《保家鄉》、《東亞之光》、《日本間諜》、《湘北大捷》、《塞上風雲》、《火的洗禮》等十多部抗戰電影。新建的“中製”規模很大，為了著重抗戰紀錄片和軍事專輯片的拍攝，特設“新聞記錄片室”，由鄭君裏任主任，“軍事教育片室”由袁叢美任主任。鄭君裏是上海電影“四大小生”，其為大學生，轉入電影理論研究，還翻譯過蘇聯電影理論書籍。袁叢美是重慶人，因為他在重慶提倡“文明戲”（話劇的前身），封建勢力以其有傷風化要逮捕他，遂逃至上海。鄭與袁在上海均為著名演員，到重慶後升為 “編導委員”。上海電影事業繁榮是商業競爭，沒有哪一家專搞新聞記錄片，尤其是軍事教育片，這在中國電影史上是新的一頁。這兩個人拍了不少專輯片，如八路軍平型關戰役，在重慶還拍攝了《中國空軍》特輯。現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60周年，在電視中放映的許多抗戰場麵和敵機對重慶的大轟炸的曆史鏡頭，大都是“中製”拍攝留下來的。
電影是多種藝術的結合，從上海、武漢，以後香港、桂林各地來到重慶的藝術人才，絕大多數都參加了“中製”，如音樂家賀綠汀、盛家倫、沙梅、胡然；美術家葉淺予、丁聰、張光宇；舞蹈家戴愛蓮、吳曉邦；詩人徐遲；魔術家阮振南、傅潤華。連著名的京韻大鼓表演藝術家傅少舫、富貴花，都是“中製”特邀演員。“中製”的編導委員會容量很大，演員名額，尤其是特邀、特約是沒有名額限製的。從三五人開始的電影股，不到五六年光景，人員發展近 20倍。以後又合作了政治部所屬的“怒潮劇社”，改名為“中國萬歲劇團”，以郭沫若兼任團長、鄭用之為副團長實際負責；還辦了“中國魔術團”，鄭為團長，副團長阮振南；“中國交響樂團”，鄭為團長，賀綠汀為副團長；還辦了電影理論刊物《中國電影》。收購了“唯一電影院”。自建“抗建堂”（專門上演話劇），還在小龍坎和內江市建電影院。
在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下，鄭用之依靠共產黨人（郭沫若、陽翰笙，重大問題還要請示周公），不分黨派，隻要是在藝術上有一技之長，就歡迎入廠。他的長處是尊敬共產黨的領導，團結一批文藝工作者。 “中製”的電影和“中萬”的戲劇工作搞得火熱，不僅創造了抗戰電影事業，鍛煉、培養了一大批抗日影劇工作的人才，而且在國共合作方麵也作出了貢獻。皖南事變之後，蔣介石掀起反共高潮，這給鄭用之帶來困惑。據曾擴情回憶說：黃家埡口四德裏鄭用之公館有一次重要碰頭會，參加者為複興社十三太保中當時在政工、特工、黨工方麵的巨頭，除大太保曾擴情外，還有賀衷寒（原政治部第一廳廳長）、康澤（原政治部二廳廳長）、戴笠（軍統局副局長）、鄧文儀（原南昌行營政訓處長），提出要整頓 “中製”的問題。這是一次極不愉快的聚會。鄭用之非常激憤地說：“離開共產黨，電影不能搞，話劇無法演。”因此對他們提出的整頓表示反對。這次是大家以同學之誼，向鄭打一個招呼，也是傳達部長張治中的指示。要毀掉他辛苦 10年的心血才換得的幹得生氣蓬勃的製片廠，他想不通。“中製”本是軍事機構，按照一般規矩，同樣派有警衛一排，門口保持兩個衛兵，進出憑證章。由於時間一長，大家熟悉了，比較馬虎。鄭次日回到純陽洞 44號中製廠，門衛不僅換了防，進出看證也十分嚴格，更刺激了鄭用之。他不上班了，下了一張條子交警衛排：“立即關押失職廠長鄭用之。”後麵蓋上中國製片廠大印，並有他本人簽名。條子一出，自行關進禁閉室。消息一出，全廠緊張，傳說紛紛，都知道出大事了。有的說要換廠長了。
果真次晨由政治部派車把鄭用之押到兩路口政治部去了。“中製”的幾位名編導委員史東山、應雲衛、鄭君裏、何非光、袁叢美聯名挽留鄭廠長，並把這個書麵材料由史東山等人親自交張治中部長。由於平常他們都像朋友一樣，所以張治中立即接見他們。張看了挽留書後說：“你們都是我的好朋友，平常你們提什麽建議，我沒有不采納的。但是今天是我教育我的學生，你們幾位先生就不必插手了。”
不到一個月，政治部宣布鄭用之另有任用，派陸軍少將吳樹勳為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鄭用之對此不服，部長下令禁閉反省。新廠長還沒有來，“中製”導演、演員均先後離去，熱鬧一時的純陽洞，頓時清靜起來了。
吳樹勳是胡宗南所屬一個軍的政工處處長，調到“中製”一年多，毫無起色，辭職不幹。又派來一個廠長，原來是戰前執行逮捕“七君子”的上海市警察局長蔡勁軍。他向政治部長拍胸說，我在上海當局長時與電影界關係很好，我要當了廠長，可以憑過去的關係把這些人找回來拍電影。其實他也毫無辦法。不到一年，隻有起用與鄭用之同時創業的副廠長羅靜予為廠長。羅是一位沒有公開身份的中共黨員。
此時鄭用之掛閑，常來看望羅靜予。他正在要求去美國考察電影事業。張治中部長很幫忙，在去美考察警察的名額中，留了一個名額給鄭。從重慶機場送這批人去香港時，導演史東山、何非光一批人到機場送行。見到一批去美考察的中、高級警官，史東山有意大聲說：“鄭廠長，祝你去美國一路平安。希望你帶回的是美國的藝術，千萬不要把美國手銬帶回來。”
聽的人包括那些警察官員都笑了起來，感到這些話意味深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