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中央日報泄密事件
陪都時期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盡管辦報的人才濟濟，但誰也辦不好這張報。八年中報社社長頻頻換將，換了六七個，就像走馬燈樣，幾個月又是一個。每個社長都是因出了“紕漏”而下台。
1940年，國民黨中宣部長王世傑找了幾個黨內負責過宣傳的人反複研究，決定請抗戰前在北京辦《晨報》、時任中央社總社總編的陳博生來接任《中央日報》社長。陳上任後雄心勃勃，把《晨報》老班底請到報館分擔重要部門負責人，以號稱“新聞活字典”的詹辱生為總編輯，以著名作家孫伏園為副刊《平民》主編，以常識淵博、精通外文的劉尊棋（不公開的中共黨人）為資料室主任，果真，死板、缺乏讀者的“黨報”出現生氣。但是，不久就出了問題。
有一次，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一個民眾會上致詞，該報采訪主任趙效沂認真地記錄，回報社詳細認真寫了一篇報道，自認頗下工夫。編輯部又接到中央社稿，其中有事後由蔣介石加添補充的一小段。總編輯將兩稿比較一下後，還是認為本報記者稿顯然要好一些，於是采用了本報訊稿而沒用中央社稿。次日蔣介石見報後大為震怒，當著中宣部長王世傑和侍從室主任陳布雷說：“家家報紙登我的演講詞（用中央社稿）都很正確，唯有《中央日報》胡來！”
陳布雷、王世傑立即質問陳博生。陳不願作任何解釋，立即辭職。詹辱生、孫伏園、劉尊棋和寫稿人趙效沂等，全部引咎辭職。
陳布雷、王世傑又經過反複考慮，調辦得比較滿意的《中央周刊》社長陶百川繼任社長。陶確是辦報內行，他一向重視新聞報道，要求“確、速、博”三字為編采箴言，要求須有與眾不同的本報特訊。就是不要各報一律 “中央社訊”。陶對大家說：“這樣才能與《大公報》、《新華日報》媲美。”他選定留學日本專攻新聞、作戰地記者多年的卜少夫為采訪主任。卜當時隻有 30歲出頭，年輕有活力，經驗豐富。
1942年 12月，卜少夫到中央社編輯部找他的好朋友傅劍秋，順便在桌子上看到一份內參。卜返報社以透露的口氣寫了一篇簡單的《本報特訊》： “據有關方麵稱，我與美英之新約，全部業已草成，且經商妥，明年元旦即正式公布雲。”編輯部把這條“特訊”放在重要位置上，此稿還經“新檢局”檢查蓋章放行。誰知次日見報後，爆發了一次大的災難。這次“報難”比上次要嚴重得多，因為中、美、英三國簽字時，約定在 1943年元旦三國同時刊登，不得違約先行發布。外交部見《中央日報》竟發特訊刊登，認為事態嚴重，涉及國際間外交上“失信於人”，影響至關重大，便向中宣部質問。後由總裁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處理此事。與會之人，一致主張追查新聞來源和寫稿人。最後認定采訪主任是“有聞必錄”，責任在總編，因此把總編輯袁業裕立即送交軍事法庭關押，以嚴重泄密論處，執筆人采訪主任卜少夫罰薪 3個月。
這個“報難”轟動一時，陶百川隻當了一個月零五天的社長便引咎辭職，采訪主任卜少夫隻當了 27天采訪主任，自認是“禍首”，也隨陶辭職。
此後，才把遠在福州任《東南日報》社長、人稱之為報業“小諸葛”，見多識廣，足智多謀的胡健中調來接任社長。對調重慶一事，胡固辭未準，隻好受命上任。胡著重研究前幾任失職的原因之後，確定辦報三方針，即 “兩嚴一活”，一是對言論嚴格把關，親兼總主筆，非他簽字不得發稿，二是重大新聞，以“中央社”稿為主，本報訊與專訪特寫由編輯部主任、總編輯雙重審核，做到萬無一失；一活，就是把副刊辦得活潑、生動，增加周末“集納版”，收集一些趣味性人物、事跡，由編輯加工改寫，使其生動具有可讀性。此一高招果然有效，銷路上揚，讀者頗多好評。
陪都專科以上學生競賽，豐華瞻名列前茅。“集納版”以顯著地位刊出一篇報導添油加醋，標題是《豐子愷令嬡名占榜首》。豐子愷本人讀到此文，忍俊不禁，捧腹大笑，便對華瞻說：“還是請報館改正一下為好，不然找不到媳婦。”於是，華瞻寫了封信，親自送往《中央日報》編輯部。
按照習慣，編輯部用小字標題“來函照登”，放在不顯眼的地方就能對付過去了。可大家一研究，認為這封信頗具文采，又有可讀性，便風趣地冠一標題《我非巾幗》，並加花邊，極為醒目，原信如下：
敬啟者第三屆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畢業競賽，鄙人幸獲得國文冠軍。
貴報刊登消息，昨已拜讀。唯鄙人係豐子愷先生之子，並非 “令嬡”。貴報所載，想係誤傳，特請更正。此事本無必要，唯恐迷離撲朔，引人誤會，或將使男同學投情書於我，而女同學對我絕交，故奉牘耳。
即請
撰安此致
中央日報社編輯部
豐華瞻敬啟
為把副刊搞活而鬧了一個大笑話，算好還不致闖禍。胡建中算是唯一一個長命的社長，從 1943年 3月份起幹到抗日勝利後的 1946年春，總社遷南京為止。
1940年，國民黨中宣部長王世傑找了幾個黨內負責過宣傳的人反複研究，決定請抗戰前在北京辦《晨報》、時任中央社總社總編的陳博生來接任《中央日報》社長。陳上任後雄心勃勃，把《晨報》老班底請到報館分擔重要部門負責人，以號稱“新聞活字典”的詹辱生為總編輯，以著名作家孫伏園為副刊《平民》主編，以常識淵博、精通外文的劉尊棋（不公開的中共黨人）為資料室主任，果真，死板、缺乏讀者的“黨報”出現生氣。但是，不久就出了問題。
有一次，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一個民眾會上致詞，該報采訪主任趙效沂認真地記錄，回報社詳細認真寫了一篇報道，自認頗下工夫。編輯部又接到中央社稿，其中有事後由蔣介石加添補充的一小段。總編輯將兩稿比較一下後，還是認為本報記者稿顯然要好一些，於是采用了本報訊稿而沒用中央社稿。次日蔣介石見報後大為震怒，當著中宣部長王世傑和侍從室主任陳布雷說：“家家報紙登我的演講詞（用中央社稿）都很正確，唯有《中央日報》胡來！”
陳布雷、王世傑立即質問陳博生。陳不願作任何解釋，立即辭職。詹辱生、孫伏園、劉尊棋和寫稿人趙效沂等，全部引咎辭職。
陳布雷、王世傑又經過反複考慮，調辦得比較滿意的《中央周刊》社長陶百川繼任社長。陶確是辦報內行，他一向重視新聞報道，要求“確、速、博”三字為編采箴言，要求須有與眾不同的本報特訊。就是不要各報一律 “中央社訊”。陶對大家說：“這樣才能與《大公報》、《新華日報》媲美。”他選定留學日本專攻新聞、作戰地記者多年的卜少夫為采訪主任。卜當時隻有 30歲出頭，年輕有活力，經驗豐富。
1942年 12月，卜少夫到中央社編輯部找他的好朋友傅劍秋，順便在桌子上看到一份內參。卜返報社以透露的口氣寫了一篇簡單的《本報特訊》： “據有關方麵稱，我與美英之新約，全部業已草成，且經商妥，明年元旦即正式公布雲。”編輯部把這條“特訊”放在重要位置上，此稿還經“新檢局”檢查蓋章放行。誰知次日見報後，爆發了一次大的災難。這次“報難”比上次要嚴重得多，因為中、美、英三國簽字時，約定在 1943年元旦三國同時刊登，不得違約先行發布。外交部見《中央日報》竟發特訊刊登，認為事態嚴重，涉及國際間外交上“失信於人”，影響至關重大，便向中宣部質問。後由總裁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處理此事。與會之人，一致主張追查新聞來源和寫稿人。最後認定采訪主任是“有聞必錄”，責任在總編，因此把總編輯袁業裕立即送交軍事法庭關押，以嚴重泄密論處，執筆人采訪主任卜少夫罰薪 3個月。
這個“報難”轟動一時，陶百川隻當了一個月零五天的社長便引咎辭職，采訪主任卜少夫隻當了 27天采訪主任，自認是“禍首”，也隨陶辭職。
此後，才把遠在福州任《東南日報》社長、人稱之為報業“小諸葛”，見多識廣，足智多謀的胡健中調來接任社長。對調重慶一事，胡固辭未準，隻好受命上任。胡著重研究前幾任失職的原因之後，確定辦報三方針，即 “兩嚴一活”，一是對言論嚴格把關，親兼總主筆，非他簽字不得發稿，二是重大新聞，以“中央社”稿為主，本報訊與專訪特寫由編輯部主任、總編輯雙重審核，做到萬無一失；一活，就是把副刊辦得活潑、生動，增加周末“集納版”，收集一些趣味性人物、事跡，由編輯加工改寫，使其生動具有可讀性。此一高招果然有效，銷路上揚，讀者頗多好評。
陪都專科以上學生競賽，豐華瞻名列前茅。“集納版”以顯著地位刊出一篇報導添油加醋，標題是《豐子愷令嬡名占榜首》。豐子愷本人讀到此文，忍俊不禁，捧腹大笑，便對華瞻說：“還是請報館改正一下為好，不然找不到媳婦。”於是，華瞻寫了封信，親自送往《中央日報》編輯部。
按照習慣，編輯部用小字標題“來函照登”，放在不顯眼的地方就能對付過去了。可大家一研究，認為這封信頗具文采，又有可讀性，便風趣地冠一標題《我非巾幗》，並加花邊，極為醒目，原信如下：
敬啟者第三屆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畢業競賽，鄙人幸獲得國文冠軍。
貴報刊登消息，昨已拜讀。唯鄙人係豐子愷先生之子，並非 “令嬡”。貴報所載，想係誤傳，特請更正。此事本無必要，唯恐迷離撲朔，引人誤會，或將使男同學投情書於我，而女同學對我絕交，故奉牘耳。
即請
撰安此致
中央日報社編輯部
豐華瞻敬啟
為把副刊搞活而鬧了一個大笑話，算好還不致闖禍。胡建中算是唯一一個長命的社長，從 1943年 3月份起幹到抗日勝利後的 1946年春，總社遷南京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