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派往延安的聯絡參謀
國共合作，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協議由國民黨軍委會派三名軍事聯絡參謀，分別在八路軍所屬三個師各派一名。從 1938年起至 1946年止，國民政府軍委會指定軍令部選派。從軍事角度看，聯絡參謀的任務是了解部隊情況、作戰能力、裝備補給、執行命令等項任務，做到下情上達，這個人選蔣介石指定由康澤推薦。康澤在重慶當時兼了十多個職務，但在軍令部卻沒職務，要他推薦，顯然把問題搞複雜了。
康澤訓練的幹部在重慶沒有失業的，這次要他派人去八路軍擔任“聯參”，有點才幹的人不願去延安受苦，後來隻有在失業軍人的中級軍官中物色。康澤要找既忠實可靠，還要懂軍事，又懂政治、經濟、文化，更要有過諜報訓練的中級軍官。這樣先後選了陳宏謨、郭亞生、李克定三人為第一批，按照協議是下部隊。他們身負“別動”任務到了師部搞偵察、搞挑撥、搞煽動，甚至拉攏、收買、企圖竊取部隊機密等等。這幾個越軌不老實執行本職任務的，先後被遣送回重慶。同時針對這種情況，延安方麵不讓他們下部隊，就留在延安陝甘寧邊區交際處，住在招待所裏。延安方麵對聯絡參謀均以禮相待，做到政治上尊重、生活上優待。中央領導還親自接待他們，每次大會還請他們坐前排，這些是希望他們為共同抗日多作貢獻。
這些人接受任務到邊區來工作，來曆不同，文化素質不同，思想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自負有才而懷才不遇。他們在重慶不是失業，就是不得重用，所以才甘願去延安吃苦，期望以後搭上升官發財的門徑。有的急於求成，想做出一點成績來，亂說亂動討好國民黨。以後也有的看到延安一片興旺，自然流露對共產黨的欽佩，內心敬仰。有的出於本質，顯露他反共猙獰麵目。這批聯絡參謀中，在延安久一點的，如陳宏謨，他是四川內江人，是軍校武漢分校的學生，畢業以後在葉劍英部工作一段時間，後去法國留學，抗戰時期他返回內江，一直沒有被重用。康澤認為陳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麵有水平，敦促他去延安苦幾年，保證他回重慶後有事可作。陳回到重慶以後在內江同鄉的黃埔軍校同學的幫助下，才於1947年後出任團管區司令，後升師管區司令。1946年 6月以後，國防部參謀總長顧祝同到重慶後，公布幾個師的番號，啟用有關係的在鄉軍官，陳宏謨經過活動得一個師長。二野進入重慶時，陳即在內江宣布起義。1950年後進入西南軍大學習。
第二批派入延安的是少將銜的徐複觀和副手上校銜的郭仲容。郭是重慶榮昌人，本來是個孤兒，在伯父支持下讀了小學就無法升學。因參加了教會，由傳教士送他到重慶上清寺進入求精中學，高中畢業以後，投考美豐銀行，在美豐當了兩年行員。他對每天數鈔票感到厭煩，因此報考黃埔軍校六期，當過幾年排長以後，升任校級政工人員，能力不是那麽突出，沒有背景，爬不上去了。加上嗜酒，十分消沉，頗為失意。康澤認為他有一定文化素質和政治上可靠，升他一級，派他當聯絡參謀。郭認為有康澤支持，以後升官有門，明知去延安很苦，還是接受了委派，況且好不容易才升一級爬到上校。康澤一向肯提拔四川同學，對郭的情況比較熟悉，派郭作為徐複觀副手，是因為覺得徐難以駕馭，所以在其身邊安一副眼睛。在延安郭仲容與徐複觀配合比較好，對徐一些做法還十分欽佩。1946年兩人返重慶後，原來委派他們的後台康澤則奉命赴美考察。郭聽此消息傻了眼，可是徐複觀則是異軍突起，在蔣介石身邊重要起來了，還幫了郭不少的忙，使郭在青年軍中當了蔣經國的政工骨幹。
徐複觀，名秉常，字佛觀，更名為複觀，1903年元月31日出生於湖北浠水鳳形灣徐家坳。他九歲讀私塾，1915年入浠水縣立高等小學，繼入武昌第一師範學校，後又考入省國學館文科深造。軍長陶鈞（桂係）為培養人才送他至日本留學，入明治大學學經濟，兩年後入日本士官學校步兵科23期。
徐回國後在桂係三巨頭之一的黃紹�的保安司令部任少校、中校科長。他一度曾上前線抗日，參加娘子關戰役，以後任荊宜團管區司令。該區撤銷後，調至重慶在中訓團兵役班任教官。徐隨桂係多年，感到不受重用，認為當道者為蔣介石，那才是可以依靠的大樹，便趁在中訓團之際，與蔣的親信康澤拉上關係，從此改換門庭。
康澤推舉徐為駐延安少將級（並報軍委會銓敘）正參謀聯絡官。
打著聯絡的旗號。實際上是以公開的身份，在延安搜集解放區內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在延安時他常表現出自己是個“黨性很強的國民黨人”，凡遇到有批評國民黨和對蔣介石不滿的言論，都故作強硬姿態，對延安政府提出抗議等。
徐複觀處事老到，回重慶後寫了一本有關延安內容的書。書中攻擊共產黨的東西並不多，而是以“己不如人”的角度說了不少共產黨的長處、優點，如“萬萬不可輕視延安的政治、軍事及民眾工作”。更使蔣介石滿意的是“如何對付共產黨”，其中主張國民黨應學習延安的一些做法，如整風運動，特別強調整頓組織與農民運動相結合的重要性。徐複觀讚揚延安，他說：“仿佛是大革命時代的黃埔”，“令人敬佩”。
他回到重慶，被捧成“中共問題專家”、“延安通”，得到老蔣的賞識。他寫的那本書，還被以“機密文件”的形式下發，規定國民黨的黨政人員“必讀”。蔣介石派徐複觀到侍從室第六組作秘書，以後又派他到蔣介石親自控製的“黨政軍聯席會”為副秘書長。抗戰勝利後老蔣發動內戰，這期間“聯席會”便成了反共的決策機構。聯席會的秘書處，成了反共反人民，執行各種鎮壓活動的最高指揮機關。
康澤訓練的幹部在重慶沒有失業的，這次要他派人去八路軍擔任“聯參”，有點才幹的人不願去延安受苦，後來隻有在失業軍人的中級軍官中物色。康澤要找既忠實可靠，還要懂軍事，又懂政治、經濟、文化，更要有過諜報訓練的中級軍官。這樣先後選了陳宏謨、郭亞生、李克定三人為第一批，按照協議是下部隊。他們身負“別動”任務到了師部搞偵察、搞挑撥、搞煽動，甚至拉攏、收買、企圖竊取部隊機密等等。這幾個越軌不老實執行本職任務的，先後被遣送回重慶。同時針對這種情況，延安方麵不讓他們下部隊，就留在延安陝甘寧邊區交際處，住在招待所裏。延安方麵對聯絡參謀均以禮相待，做到政治上尊重、生活上優待。中央領導還親自接待他們，每次大會還請他們坐前排，這些是希望他們為共同抗日多作貢獻。
這些人接受任務到邊區來工作，來曆不同，文化素質不同，思想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自負有才而懷才不遇。他們在重慶不是失業，就是不得重用，所以才甘願去延安吃苦，期望以後搭上升官發財的門徑。有的急於求成，想做出一點成績來，亂說亂動討好國民黨。以後也有的看到延安一片興旺，自然流露對共產黨的欽佩，內心敬仰。有的出於本質，顯露他反共猙獰麵目。這批聯絡參謀中，在延安久一點的，如陳宏謨，他是四川內江人，是軍校武漢分校的學生，畢業以後在葉劍英部工作一段時間，後去法國留學，抗戰時期他返回內江，一直沒有被重用。康澤認為陳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麵有水平，敦促他去延安苦幾年，保證他回重慶後有事可作。陳回到重慶以後在內江同鄉的黃埔軍校同學的幫助下，才於1947年後出任團管區司令，後升師管區司令。1946年 6月以後，國防部參謀總長顧祝同到重慶後，公布幾個師的番號，啟用有關係的在鄉軍官，陳宏謨經過活動得一個師長。二野進入重慶時，陳即在內江宣布起義。1950年後進入西南軍大學習。
第二批派入延安的是少將銜的徐複觀和副手上校銜的郭仲容。郭是重慶榮昌人，本來是個孤兒，在伯父支持下讀了小學就無法升學。因參加了教會，由傳教士送他到重慶上清寺進入求精中學，高中畢業以後，投考美豐銀行，在美豐當了兩年行員。他對每天數鈔票感到厭煩，因此報考黃埔軍校六期，當過幾年排長以後，升任校級政工人員，能力不是那麽突出，沒有背景，爬不上去了。加上嗜酒，十分消沉，頗為失意。康澤認為他有一定文化素質和政治上可靠，升他一級，派他當聯絡參謀。郭認為有康澤支持，以後升官有門，明知去延安很苦，還是接受了委派，況且好不容易才升一級爬到上校。康澤一向肯提拔四川同學，對郭的情況比較熟悉，派郭作為徐複觀副手，是因為覺得徐難以駕馭，所以在其身邊安一副眼睛。在延安郭仲容與徐複觀配合比較好，對徐一些做法還十分欽佩。1946年兩人返重慶後，原來委派他們的後台康澤則奉命赴美考察。郭聽此消息傻了眼，可是徐複觀則是異軍突起，在蔣介石身邊重要起來了，還幫了郭不少的忙，使郭在青年軍中當了蔣經國的政工骨幹。
徐複觀，名秉常，字佛觀，更名為複觀，1903年元月31日出生於湖北浠水鳳形灣徐家坳。他九歲讀私塾，1915年入浠水縣立高等小學，繼入武昌第一師範學校，後又考入省國學館文科深造。軍長陶鈞（桂係）為培養人才送他至日本留學，入明治大學學經濟，兩年後入日本士官學校步兵科23期。
徐回國後在桂係三巨頭之一的黃紹�的保安司令部任少校、中校科長。他一度曾上前線抗日，參加娘子關戰役，以後任荊宜團管區司令。該區撤銷後，調至重慶在中訓團兵役班任教官。徐隨桂係多年，感到不受重用，認為當道者為蔣介石，那才是可以依靠的大樹，便趁在中訓團之際，與蔣的親信康澤拉上關係，從此改換門庭。
康澤推舉徐為駐延安少將級（並報軍委會銓敘）正參謀聯絡官。
打著聯絡的旗號。實際上是以公開的身份，在延安搜集解放區內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在延安時他常表現出自己是個“黨性很強的國民黨人”，凡遇到有批評國民黨和對蔣介石不滿的言論，都故作強硬姿態，對延安政府提出抗議等。
徐複觀處事老到，回重慶後寫了一本有關延安內容的書。書中攻擊共產黨的東西並不多，而是以“己不如人”的角度說了不少共產黨的長處、優點，如“萬萬不可輕視延安的政治、軍事及民眾工作”。更使蔣介石滿意的是“如何對付共產黨”，其中主張國民黨應學習延安的一些做法，如整風運動，特別強調整頓組織與農民運動相結合的重要性。徐複觀讚揚延安，他說：“仿佛是大革命時代的黃埔”，“令人敬佩”。
他回到重慶，被捧成“中共問題專家”、“延安通”，得到老蔣的賞識。他寫的那本書，還被以“機密文件”的形式下發，規定國民黨的黨政人員“必讀”。蔣介石派徐複觀到侍從室第六組作秘書，以後又派他到蔣介石親自控製的“黨政軍聯席會”為副秘書長。抗戰勝利後老蔣發動內戰，這期間“聯席會”便成了反共的決策機構。聯席會的秘書處，成了反共反人民，執行各種鎮壓活動的最高指揮機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