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個讀到《八一宣言》的國民黨人張衝
自從1927年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頑固派叛變革命，打起反共的破旗，一些從事反共職業的頑固分子，如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並進而擴大為特工總部，在各大城市破壞革命組織，鎮壓革命誌士。但是，在這反共營壘之中也並非是銅牆鐵壁。其中有的人（雖然是少數、個別的），一旦在事實麵前，了解真相，也必然會良知頓開，服從真理。例如 1936年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總幹事，後任特工總部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張衝，就是這樣一個突出的人物。
張衝字淮南，浙江溫州人，高中畢業進入交通大學鐵道係，隨後在哈爾濱俄語專校畢業繼留學蘇聯，返國在東北秘密從事國民黨黨務工作，被東北軍（張作霖時代）逮捕，直到張學良易幟（投入蔣介石）才被釋放。以後成為 “中統”高級人員，作葉劍英、張衝、周恩來 為 CC頭人陳立夫主要助手，曾擔任過國民黨中宣部電影管理處處長。抗戰初期還擔任軍委第六部（管黨組織）主任秘書。1935年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代理組織部副部長。還兼任軍事委員會顧問事務處處長和蔣介石俄文譯事。東北完全被日寇占領，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引起全國人民無比憤慨，抗日的呼聲迅速在全國掀起，蔣介石為了鞏固其統治，不得不開始調整其內外政策。要爭取國際上各種有利的因素，除了英美外，還有鄰邦大國蘇聯。蔣介石把英美聯好的任務交給宋子文、孔祥熙，恢複與蘇聯的關係則指定陳立夫負責。陳立夫依靠他的助手張衝，謹慎保密地進行工作。1934年底，由於中國駐蘇聯武官鄧文儀向蔣介石報告，蘇聯願與中國恢複友好關係，並盼蔣與中共國內領導人會談為上策。此時，中日戰爭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一麵著手對蘇聯交涉，一麵著手在國內尋找中共問題的解決。
陳立夫、張衝受命多次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托夫談判，在談判中，雙方合作的氣氛很好，蔣介石希望締結一個“秘密軍事協定”。在這個具體問題上，蘇聯大使鮑格無權決定，希望中國派一名高級官員赴莫斯科與斯大林直接談判。這個任務仍由陳立夫、張衝秘密進行。陳、鄧穎超、周恩來、張衝張二人化名到了德國柏林。這個行動為日本情報機構所悉，就放出“陳立夫去蘇聯”的輿論向蔣施加壓力，同時蘇聯對陳的態度不冷不熱，有所顧忌，另外這一行動也會影響中國與英美外交上的猜疑。因此蔣立即召回陳張二人從柏林返回。同年 6月 1日，兩廣事變，陳濟棠（廣東）、李宗仁（廣西）通電全國，率部“為國雪頻年屈辱之恥，為民族爭一線生存之機。”搞獨立抗日行動。蔣介石麵對國內複雜局麵，故指示陳立夫，加快“打通共產黨關係”，正在焦急之時，由駐蘇使館武官向蔣報告，中共在蘇辦事處派出中共人員潘漢年回國，“回國是從事國共談判的。”地點雙方議定在香港。張衝銜命到達香港，進一步陪潘到南京會見陳立夫。陳表示，原提出釋放政治犯可以辦到，隻要中共方麵開出名單來就可以照辦；可讓南方紅軍分批北上。這些答複雖令人不滿意，但說明了陳立夫逐步向共產黨表示友好的態度。陳還向周恩來發出邀請，希望周到南京來談判。
陳的舉動受到中共歡迎，表示： “早已準備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並願堅決地遵守這個協定。”（《六大以來》（上）人民出版社 1982年重印本）
經過雙方努力，中共中央還擬定《關於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作為雙方談判的內容。由於蔣介石剛愎自用，反複無常，答應了的條件，一再反悔，致使談判一波三折。張衝認為國外聯蘇，國內聯共，這是唯一抗日救國之道。為統一戰線全民團結，鞠躬盡瘁，不計個人得失，嘔心瀝血，力維大局。每逢蔣介石反悔變卦之時勞神焦慮，一麵說服蔣介石，一麵四處奔走，爭取支持，終於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
通過他的不辭辛苦奔走遊說，促使國民黨黨政高級官員孫科（孫中山之子、立法院長）、於右任（監察院長）、馮玉祥（軍委副委員長）、邵力子（中宣部長、駐蘇大使）和陳立夫等發起組織中蘇文化協會（總會南京、後遷重慶）及各地分會，並普遍創辦俄文專科學校，以溝通中俄文化。張衝的思想轉變還出現一個插曲。1935年張衝從莫斯科返國後，正是“調查科”擴大為“特工總部”，總部負責人為原科長徐恩曾。張衝任“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地位僅次於徐。當時“特工電台”是屬於先進的情報工具，由張衝負責領導。7 月間，特工總台竊聽到中共中央一份很長的電報，電台人員認為是特種密碼，因此請“密碼專家”張華穆破譯。張關起門來翻譯了三天三夜，絞盡腦汁，也沒譯出，還說“這個密電一定非常重要，估計是紅軍作戰計劃，我不知怎樣譯不出來”。張衝想了又想，認為密碼譯不出，那麽就用明碼譯。張衝本不懂密碼，所用明碼就是普通電報局對外的商業明碼，十分意外，明碼竟譯出來了，原本不是什麽保密的“軍事計劃”，而是公開對外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八一宣言》是紅軍北上抗日，並號召抗日統一戰線而向全國人民發布的宣言。所以張衝是第一個讀到這個宣言的國民黨上層人士，這個宣言使他思想發生變化成為擁護者、推動者。至於，這個所謂“密碼專家”本是特工總部負責人徐恩曾的心腹，聽說張衝譯出來了，為了遮羞，就向徐報告說張衝通共，控告張有通共的密碼，所以他譯不出而張衝譯出來了。徐本就十分忌妒張衝與陳立夫太密切，也曾多次向陳立夫密報張衝有通共之嫌，這次聽了張華穆的密告，正好大做文章，向陳立夫報告。陳一聽好笑起來，順手把一本書店出售的明碼本給徐，並說 “把這本交給密碼專家去譯吧”！至於與中共有本密碼，那是以後的事，在張衝與潘漢年談判時，張、潘二人之間有密碼，雙方磋商來往電報使用，但那是蔣介石、陳立夫批準的。當時在國共談判中，有些人是反對的，徐恩曾就是從中搞破壞的一個。
這個譯電也使張衝是國民黨人中最早讀到《八一宣言》的。張衝也是國民黨中最早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他多次去蘇聯和延安，一切是眼見為實，更多的是他與周恩來頻頻接觸，受教甚多。還有參加國共談判的潘漢年等共產黨人，使張成為一個真正延安通。張公正地實事求是評價中國共產黨，從欽佩、尊敬到信任。他坦率、正直，也得到中國共產黨人的認可，成為朋友，使他成為以團結救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傳者、促進者。
1941年8月9日張衝不幸因病在重慶逝世。當時正是敵機大轟炸，故在市郊山洞雲龍會館大禮堂大殮並舉行追悼會，蔣介石特派辦公廳主任、上將賀耀組代表參加主持喪禮。全市一些報紙，如中央日報、掃蕩報都以顯著位置報道張衝喪禮。給人極為意外的是，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以大版為張追悼專版，周恩來署名並以中共重慶代表團長身份以“代論”為題，《悼張淮南先生》文章；並刊發周恩來的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還發表毛澤東主席唁電張衝家屬；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和林伯渠、吳玉章、陳紹禹、秦邦憲、葉劍英、李克農唁電；同時還有毛澤東、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陳紹禹、秦邦憲、鄧穎超、朱德、彭德懷、葉劍英、李克農、錢之光、徐冰、陳家康和新華日報社等的挽聯。
次年，重慶各界在 8月 11日又為張衝舉行逝世一周年紀念會，仍在山洞舉行，由賀耀組主祭，陳立夫陪祭，蘇聯大使和周恩來、十八集團軍人員均前往參加。
張衝逝世，受到國共兩黨如此殊榮，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
張衝字淮南，浙江溫州人，高中畢業進入交通大學鐵道係，隨後在哈爾濱俄語專校畢業繼留學蘇聯，返國在東北秘密從事國民黨黨務工作，被東北軍（張作霖時代）逮捕，直到張學良易幟（投入蔣介石）才被釋放。以後成為 “中統”高級人員，作葉劍英、張衝、周恩來 為 CC頭人陳立夫主要助手，曾擔任過國民黨中宣部電影管理處處長。抗戰初期還擔任軍委第六部（管黨組織）主任秘書。1935年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代理組織部副部長。還兼任軍事委員會顧問事務處處長和蔣介石俄文譯事。東北完全被日寇占領，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引起全國人民無比憤慨，抗日的呼聲迅速在全國掀起，蔣介石為了鞏固其統治，不得不開始調整其內外政策。要爭取國際上各種有利的因素，除了英美外，還有鄰邦大國蘇聯。蔣介石把英美聯好的任務交給宋子文、孔祥熙，恢複與蘇聯的關係則指定陳立夫負責。陳立夫依靠他的助手張衝，謹慎保密地進行工作。1934年底，由於中國駐蘇聯武官鄧文儀向蔣介石報告，蘇聯願與中國恢複友好關係，並盼蔣與中共國內領導人會談為上策。此時，中日戰爭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一麵著手對蘇聯交涉，一麵著手在國內尋找中共問題的解決。
陳立夫、張衝受命多次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托夫談判，在談判中，雙方合作的氣氛很好，蔣介石希望締結一個“秘密軍事協定”。在這個具體問題上，蘇聯大使鮑格無權決定，希望中國派一名高級官員赴莫斯科與斯大林直接談判。這個任務仍由陳立夫、張衝秘密進行。陳、鄧穎超、周恩來、張衝張二人化名到了德國柏林。這個行動為日本情報機構所悉，就放出“陳立夫去蘇聯”的輿論向蔣施加壓力，同時蘇聯對陳的態度不冷不熱，有所顧忌，另外這一行動也會影響中國與英美外交上的猜疑。因此蔣立即召回陳張二人從柏林返回。同年 6月 1日，兩廣事變，陳濟棠（廣東）、李宗仁（廣西）通電全國，率部“為國雪頻年屈辱之恥，為民族爭一線生存之機。”搞獨立抗日行動。蔣介石麵對國內複雜局麵，故指示陳立夫，加快“打通共產黨關係”，正在焦急之時，由駐蘇使館武官向蔣報告，中共在蘇辦事處派出中共人員潘漢年回國，“回國是從事國共談判的。”地點雙方議定在香港。張衝銜命到達香港，進一步陪潘到南京會見陳立夫。陳表示，原提出釋放政治犯可以辦到，隻要中共方麵開出名單來就可以照辦；可讓南方紅軍分批北上。這些答複雖令人不滿意，但說明了陳立夫逐步向共產黨表示友好的態度。陳還向周恩來發出邀請，希望周到南京來談判。
陳的舉動受到中共歡迎，表示： “早已準備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並願堅決地遵守這個協定。”（《六大以來》（上）人民出版社 1982年重印本）
經過雙方努力，中共中央還擬定《關於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作為雙方談判的內容。由於蔣介石剛愎自用，反複無常，答應了的條件，一再反悔，致使談判一波三折。張衝認為國外聯蘇，國內聯共，這是唯一抗日救國之道。為統一戰線全民團結，鞠躬盡瘁，不計個人得失，嘔心瀝血，力維大局。每逢蔣介石反悔變卦之時勞神焦慮，一麵說服蔣介石，一麵四處奔走，爭取支持，終於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
通過他的不辭辛苦奔走遊說，促使國民黨黨政高級官員孫科（孫中山之子、立法院長）、於右任（監察院長）、馮玉祥（軍委副委員長）、邵力子（中宣部長、駐蘇大使）和陳立夫等發起組織中蘇文化協會（總會南京、後遷重慶）及各地分會，並普遍創辦俄文專科學校，以溝通中俄文化。張衝的思想轉變還出現一個插曲。1935年張衝從莫斯科返國後，正是“調查科”擴大為“特工總部”，總部負責人為原科長徐恩曾。張衝任“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地位僅次於徐。當時“特工電台”是屬於先進的情報工具，由張衝負責領導。7 月間，特工總台竊聽到中共中央一份很長的電報，電台人員認為是特種密碼，因此請“密碼專家”張華穆破譯。張關起門來翻譯了三天三夜，絞盡腦汁，也沒譯出，還說“這個密電一定非常重要，估計是紅軍作戰計劃，我不知怎樣譯不出來”。張衝想了又想，認為密碼譯不出，那麽就用明碼譯。張衝本不懂密碼，所用明碼就是普通電報局對外的商業明碼，十分意外，明碼竟譯出來了，原本不是什麽保密的“軍事計劃”，而是公開對外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八一宣言》是紅軍北上抗日，並號召抗日統一戰線而向全國人民發布的宣言。所以張衝是第一個讀到這個宣言的國民黨上層人士，這個宣言使他思想發生變化成為擁護者、推動者。至於，這個所謂“密碼專家”本是特工總部負責人徐恩曾的心腹，聽說張衝譯出來了，為了遮羞，就向徐報告說張衝通共，控告張有通共的密碼，所以他譯不出而張衝譯出來了。徐本就十分忌妒張衝與陳立夫太密切，也曾多次向陳立夫密報張衝有通共之嫌，這次聽了張華穆的密告，正好大做文章，向陳立夫報告。陳一聽好笑起來，順手把一本書店出售的明碼本給徐，並說 “把這本交給密碼專家去譯吧”！至於與中共有本密碼，那是以後的事，在張衝與潘漢年談判時，張、潘二人之間有密碼，雙方磋商來往電報使用，但那是蔣介石、陳立夫批準的。當時在國共談判中，有些人是反對的，徐恩曾就是從中搞破壞的一個。
這個譯電也使張衝是國民黨人中最早讀到《八一宣言》的。張衝也是國民黨中最早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他多次去蘇聯和延安，一切是眼見為實，更多的是他與周恩來頻頻接觸，受教甚多。還有參加國共談判的潘漢年等共產黨人，使張成為一個真正延安通。張公正地實事求是評價中國共產黨，從欽佩、尊敬到信任。他坦率、正直，也得到中國共產黨人的認可，成為朋友，使他成為以團結救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傳者、促進者。
1941年8月9日張衝不幸因病在重慶逝世。當時正是敵機大轟炸，故在市郊山洞雲龍會館大禮堂大殮並舉行追悼會，蔣介石特派辦公廳主任、上將賀耀組代表參加主持喪禮。全市一些報紙，如中央日報、掃蕩報都以顯著位置報道張衝喪禮。給人極為意外的是，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以大版為張追悼專版，周恩來署名並以中共重慶代表團長身份以“代論”為題，《悼張淮南先生》文章；並刊發周恩來的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還發表毛澤東主席唁電張衝家屬；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和林伯渠、吳玉章、陳紹禹、秦邦憲、葉劍英、李克農唁電；同時還有毛澤東、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陳紹禹、秦邦憲、鄧穎超、朱德、彭德懷、葉劍英、李克農、錢之光、徐冰、陳家康和新華日報社等的挽聯。
次年，重慶各界在 8月 11日又為張衝舉行逝世一周年紀念會，仍在山洞舉行，由賀耀組主祭，陳立夫陪祭，蘇聯大使和周恩來、十八集團軍人員均前往參加。
張衝逝世，受到國共兩黨如此殊榮，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