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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湯若望的冤案
我們講中國近代史，總是從鴉片戰爭講起。對於鴉片戰爭以前的曆史，許多人不甚了了；但對鴉片戰爭以後的曆史，大家都能知道一個梗概。因此對於西方傳教士，總是沒有好感。人們普遍認為，西方殖民者東來，目的就是侵略中國。直接用軍艦大炮打開中國的大門，這是軍事侵略；用商人來傾銷洋貨，特別是來傾銷鴉片，這是經濟侵略；用傳教士來傳教，包括天主教與基督教，同時帶來西方文化，這是文化侵略。軍隊、商人、傳教士成了三位一體的侵略者，哪還有什麽好人！就鴉片戰爭以後的曆史來說，以上的看法確有一定的根據。不過不是那麽絕對化。傳教士中間，從事間諜活動者有之，仗不平等條約之勢而橫行者亦有之，但是不能否認，有不少傳教士還是做了大量有益於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工作，不可一概而論。
如果上溯到兩三百年前，了解一下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來華活動的情況，我們對傳教士的印象就會有所改變。因為那時候西方的一些侵略勢力尚未形成，傳教士雖受歐洲某些教會派遣，但大都是個人行動，並未承擔某種侵略任務。我們雖不能說當時的傳教士全是好人，但是絕大多數都是有學有術的知識分子，都有一技之長，除傳教外，還能夠推動東西方文化學術的交流工作。他們認真地學習中文華語，努力從事翻譯工作，把東方文化（主要是文史哲的著作）介紹到西方，把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學技術知識，特別是曆法）介紹到中國。他們中間有不少人與中國知識分子結為莫逆之交，情誼深厚；有不少人接受中國朝廷的官職，長期工作，死後就葬在中國的土地上。這些文化使者，萬裏奔波，遠適異國，為全人類的文化交流、生產發展、社會進步做出了貢獻，值得後人永久懷念。我們應該把他們和西方殖民者中間那些軍頭、政客、野心家區別開來。
不久之前，美國的亨廷頓倡“文化衝突”說，認為人類中間有許多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間必然要發生衝突，這就是世界動蕩不安與發生戰爭的根源。言下之意是，要保持世界和平，就應該讓全人類接受某一種“先進”的文化。此說一出，引起了一片反駁之聲。筆者認為：在這個世界上，不同的地理環境，不同的曆史發展，造成了不同的民族與不同的文化。有許多不同文化並不是什麽壞事。不同的文化之間可以交流，可以互補，可以和平共處，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古代的中國與古代的印度雙方進行過一兩千年的文化交流，從未發生衝突。
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頻繁，也沒有產生任何糾紛。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東來，這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開創時代。文化交流，有利無害。傳教，不過是一種形式，從效果上來說是文化交流。唐代的玄奘西遊、鑒真東渡，采用的也是傳教（佛教）的形式。鴉片戰爭的產生，是西方殖民者中的鴉片販子所故意製造的，這與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的文化交流是兩回事。不同的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補，本不會發生衝突。發生衝突、發生戰爭的真正原因是各國統治集團互相爭奪實際利益，所謂“文化衝突”不過是一種借口而已。
兩位全力支持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皇帝在中國曆史上，明、清兩個政權武裝衝突了２８年，最後明亡清興，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雙方在政治上是對立的。但是這兩代各有一位皇帝在對外政策上卻很一致，即全力支持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他們是明末的崇禎帝與清初的順治帝。
崇禎帝即位之時，明王朝由於屢經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已經風雨飄搖。年輕的崇禎帝有意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發憤圖強。他一登位，就重用徐光啟這些思想開明、主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人士，命徐光啟開局修改曆法。不久之後，徐光啟等修成“崇禎新曆”，但因時局動蕩，未及頒行。為了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崇禎帝毅然決定在北京設廠鑄炮。直到清兵入關之時，還有一些傳教士奉命到明軍中傳授使用新式火器的方法。
清兵入關之時，北京天主教會的主持人是傳教士、日爾曼人湯若望。他已經進了明廷的欽天監，成為修曆的官員。他認為，將來不管誰做皇帝，對修曆工作都會重視，所以並不外逃，留京待變。１６４４年５月，清攝政王多爾 召見湯若望，詢問修曆之事。湯若望乘此機會把自己的著作、儀器一一貢獻出來。次年，他接到清廷的上諭和印信，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１６５０年多爾 死，年輕的順治帝親政。他對引進西方科學技術深感興趣，和湯若望來往密切。湯若望在自己所寫的《修曆紀事》一書中曾經說過：
在兩年中，也就是本世紀的五六年、五七年中（指１６５６、１６５７），他（指順治帝）親自到我住處來了二十四次。他在我的住處耽擱了不少時間，並且他還在我的住處吃飯、喝茶，這是他之前任何一個皇帝也沒有這樣做過的。
１６５１年，順治帝封湯若望為通儀大夫，加官銜為太仆寺卿，後改太常寺卿。１６５３年，賜號為“通玄教師”，後改通微教師。順治帝從１６５１年親政到１６６１年去世，１０年中間，對湯若望的信任一直不變。其間雖然有人一再攻擊湯若望，但是不起作用。１６５７年，欽天監官員回回人吳明 上書給順治帝，根據當年的回回曆指出湯若望曆書的謬誤。經過考察，吳明 因所言不實，受到斥責，幾乎被判罪。１６６０年，欽天監官員楊光先又上奏章，指出湯若望等傳教士有三大罪狀：一是潛謀造反，二是邪說惑眾，三是曆法荒謬。
帽子大得嚇人，卻沒有什麽具體內容，順治帝置之不理。
“曆獄”產生的經過
所謂“曆獄”，就是因曆法之爭而造成的一場冤案。
受害者主要是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的傳教士湯若望，被牽連者有一批傳教士和清廷中支持、同情湯若望的一些官員。這個冤案不是清廷官方有意為之，而是有人誣告。
誣告者是欽天監官員楊光先，也就是湯若望的下屬。誣告的目的也很明顯，那就是扳倒了湯若望，自己取而代之，當上欽天監的監正。順治帝在位的時候，他也像煞有介事地上了奏章誣告湯若望，因為順治帝對湯若望非常信任，誣告不起作用。
楊光先雖然碰了釘子，卻不肯罷手，繼續活動。他寫了《辟邪論》一文，印刷５０００份，廣為散布，大造輿論，並且拜會了許多對傳教士不滿、對西方文化仇視的權貴，爭取支持，爭取同情。他的一些說法，頗有煽動性，但是在理論上完全站不住腳，有識之士嗤之以鼻；但是卻有不少不學無術的清廷權貴對他表示讚同。
既然是曆法之爭，楊光先既指湯若望所製的曆法“有十謬”，那就應該說出錯在哪些地方，應該如何糾正。
但是他隻作些分析批判，戴了許多大帽子，卻指不出一條具體的錯誤來。在《辟邪論》卷下竟然說出“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如土，以收吾天下之人心，如抱火於積薪，而禍至之無日也”這樣無賴的話。這種盲目排外的態度，把他抱殘守缺的頑固心理暴露無遺。
他說湯若望等傳教士“潛謀造反”，但是舉不出一條真憑實據。說來說去，都是他的一些看法。例如他說：
“湯若望借曆法以藏身金門，而棋布邪教之黨羽於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為乎？”“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為常，不察伏戎於莽，萬一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以數萬裏不朝貢之人，來而勿稽其所從來，去而勿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不關防之，十三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糜不收歸圖籍，而莫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國人之政乎？”他還異想天開地說“澳門屯兵不少”，湯若望是這些“屯兵”
的“頭目”，“不可不防”。
他說湯若望等傳教士“邪說惑眾”，主要是指傳教士以亞當為人類始祖。他認為這樣就把中國人變成西洋人的子孫了。
楊光先這些誣告，本來不值一談。拿現在的話來說，可以說是“證據不足”、“立不起案”。為什麽當時竟能掀起一場軒然大波，製造出一次波及全國的大冤案呢？這與當時的政局密切相關。１６６１年順治帝死，康熙帝繼位，時年８歲，由內大臣索尼、鼇拜、蘇克薩哈、遏必隆４人輔政。４位輔政大臣都是滿人，而且是滿人中間的頑固派。他們不像多爾 、順治帝那樣，能夠用懷柔的辦法籠絡、重用漢人文武大臣，而對漢人采取強硬態度，不許漢臣參與國政。４人之間又不合作，其中以鼇拜最為專橫跋扈。索尼年高體弱，事事退讓。
鼇拜拉攏遏必隆打壓蘇克薩哈，雙方嚴重對立。國家大事實際上由鼇拜一人做主。他以軍功起家，不學無術，掌權之後，竟然恢複了清兵初入關時最野蠻的圈地活動，強奪老百姓的土地。他性情暴烈，文武官員特別是漢臣稍有過錯，就被隨意貶殺，鬧得人心惶惶。他和蘇克薩哈為了爭權奪利，雖然勢不兩立，但在歧視漢人、仇視洋人、反對推行一切新政，主張恢複滿洲舊習這一點上，卻是完全一致的。楊光先的誣告，給鼇拜提供了打擊洋人的炮彈，正中下懷。１６６４年秋，由鼇拜拍板，逮捕了湯若望，下獄審問。當時湯若望已經７３歲，又患了痿痹症，說話很不方便，在審問時由傳教士、比利時人南懷仁從旁代答。一連審了１２堂。兩個月後，鼇拜等又把清廷中一些信奉天主教、與湯若望有往來的官員李祖白等收監審問，連在審訊中幫助湯若望答話的南懷仁也一起鋃鐺入獄。全國各地的傳教士也都受到株連，地方官奉命把他們押送北京受審。
前後審問了幾個月，又經過各省地方官的詳細調查，楊光先告傳教士“潛謀造反”一事查不出半點證據，隻好作罷；至於“曆法荒謬”一事，誣告者也指不出具體事實，難下結論；最後隻能按“邪說惑眾”之罪，革去湯若望欽天監監正職務，定為絞監候（秋後絞死）。內大臣蘇克薩哈和鼇拜一樣，也極力主張把湯若望處死。
案子審結以後，還需要報請太皇太後定奪。這個太皇太後就是後世所稱的“孝莊文皇後”，是順治帝之母，康熙帝之祖母。順治帝在位的時候，她以皇太後的身份聽政，決定了不少國家大事。康熙帝繼位，她成了太皇太後，不便再公開聽政，但是輔政大臣遇到大事還得聽聽她的意見，長期以來，已經成為習慣。當時她看了審結此案的奏折，勃然大怒，把奏折擲在地上，厲聲說：
“湯若望是先帝（指順治帝）最信任的人，為國家做了不少好事，一直受到尊重，你們怎麽能把他置之死地，真是太不像話了！”於是她命令立刻釋放湯若望，對此案重新審理。湯若望於釋放後回到宣武門內的天主堂養病，１６６６年，這位在中國供職、傳教４０多年的傳教士病重去世，時年７５歲。受此案牽連的漢臣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存泰５人被冤殺，許之漸等多人被革職。各省地方官奉命把當地西洋傳教士押解北京受審之時，處理情況各不相同。有的地方官對傳教士很表同情，認為他們虔誠傳教，從未為非作歹，還給地方上做了一些好事，不忍加以拘押，派兵護送進京，一路上也很優待。有的地方官拿了雞毛當令箭，奉命後對當地傳教士立即拘押，押解途中加以虐待，以致有人病死途中。有些信教的中國人也受到連累，嚴刑審訊，或死或傷。在這個大冤案所波及的地方，又發生了許許多多的小冤案。
這次冤案使得一大批人無辜受害，真正從中得到好處的隻有少數人，即誣告者楊光先和他的同黨吳明 。
這兩個人原來都是欽天監的官員，在扳倒了湯若望之後，楊光先成了欽天監監正，吳明 成了欽天監監副。可是他們的官運並不亨通，得意不久，就在一次公開表演時當場出彩，罷官垮台。
一次精彩的公開表演
在湯若望含冤係獄之時，康熙帝才十一二歲，當然弄不清其中的是非曲直。此後幾年，他漸漸長大，常聽太皇太後和兩宮皇太後說起湯若望的往事，知道湯若望所製曆法完善，從無差錯，為順治帝所信任；後來湯若望遭受誣陷，抑鬱而死，令人惋惜。他就有了查清事情真相的想法。正好遇上康熙八年曆書出現差錯，他就派人持此曆書訪問南懷仁等傳教士，征求意見。南懷仁大膽指出其中錯誤甚多。康熙帝就召禮部官員、欽天監官員、南懷仁等傳教士入朝，公開宣布要大家對兩種曆書（康熙七年以前由湯若望主持製訂的曆書與康熙八年由楊光先主持製訂的曆書）認真進行考察，評定誰是誰非。
當時由侍臣宣讀上諭：
曆法關係國家要務，爾等勿懷夙仇，各持己見，以己為是，以人為非。務必平心考察誰是誰非，是者從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引自《聖祖實錄》)
如果隻是打打筆墨官司，楊光先等人還可以想辦法支吾過去；想不到康熙帝緊接著就舉行了一次現場會，要南懷仁、楊光先雙方在眾目睽睽之下當場表演。第一個節目是測算日影，辦法是立一根直木於地，預測正午日影所至之處。南懷仁的測算分毫不差，楊光先的測算一開始就出錯。後來南懷仁當場指出楊光先所製曆書上的許多錯誤，楊光先無言對答。通過這一次公開的精彩表演，是非曲直，當場就有了答案，真是大快人心。康熙帝立即拍板，革掉楊光先欽天監監正之職，下獄論罪，追究其誣陷湯若望的責任，並命南懷仁署任欽天監監正。
南懷仁再三辭謝，不願為官，隻想以一個普通老百姓的身份，終身在欽天監效勞，以繼承湯若望的遺誌。（南懷仁後來還是擔任了欽天監監正，一直工作到１６８８年，在北京去世。)
當時許多正直的知識分子對人是公平的。雖然湯若望是“非我族類”的外國人，但他致力於東西方文化交流與科學技術事業，奮鬥終身，贏得大家的同情與尊重；而投機小人如楊光先等人，則受到嚴厲譴責。王士禎《池北偶談》一書，記述了這一次冤案的經過。書中說：楊光先名為讀書人，實在是“市儈之魁”。他誣告湯若望，目的是在“奪其位”。官位是奪到了，可是他自己對曆法是個大外行，所製訂的曆書錯誤百出，鬧出了曆書已經頒行之後又不得不下詔停用的大笑話。最後是以誣告反坐論罪。他還以自己所寫的《辟邪論》比附於孟子之辟異端，真是荒唐狂妄已極，為天下人所不齒。
在現場會上表演失敗之後，楊光先自知大事不好，趕快又上奏章，說：“中國乃堯舜之曆，安可去堯舜之聖君，而采用天主教曆！中國以百刻推算，西曆以九十六刻推算，若用西曆，必至短促國祚，不利子孫。”他想用這種危言聳聽的話來嚇退年輕的康熙帝（當時才１６歲），替自己解圍。可惜他的算盤又打錯了，這種恐嚇更激起康熙帝的反感，楊光先立即被下獄論罪，按誣告罪反坐，判處斬立決，妻、子流放寧古塔為奴。他後來以年老免死，押解回籍，途中因背上生一惡疽而死。
這真正是自己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對湯若望的冤案正式平反
這次冤案能夠平反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是清王朝政局的變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順治帝死後，輔政的四大臣都是滿人中的頑固派。鼇拜掌權以後，公開提出“今當率祖製，複舊章”，要想一步步廢除多爾 、順治帝所推行的模仿漢製、重用漢人的政策，恢複滿人初建國時一些野蠻、落後的製度。清廷內部爭論很多，矛盾激化。鼇拜專權，為壓製不同意見，連年殺人以立威。１６６７年，輔政四大臣中的索尼病死，鼇拜又殺蘇克薩哈並且夷其三族，頑固派內部力量削弱。在太皇太後（孝莊）的支持之下，年僅１６歲的康熙帝於１６６９年采取斷然手段誘擒鼇拜，宣布罪狀，禁錮終身。康熙帝親政以後，清廷否定了鼇拜的複古路線，又回到順治帝的重用漢人的路線上來。湯若望的冤案是鼇拜一手造成的，為湯若望平反，正是否定鼇拜的一項重要行動。於是，康熙帝就授意南懷仁等傳教士，上書為湯若望鳴冤，以便公開為之平反。
南懷仁等上書鳴冤，對楊光先誣告湯若望的三項罪名，一一批駁，說得有理有據。誣告之一是“曆法荒謬”，南懷仁反駁說：
在故明時，即奉旨修曆。恭奉我朝鼎新，荷蒙重恩，敕修曆二十餘載，允合天行，頒行無異。不料遭棍徒楊光先倚恃權奸（暗指鼇拜），指為新法舛錯，將先帝（指順治帝）數十年成法妄行更張，幸諸王大臣秉公考察，古法件件誤舛，而新法則無不合，蒙恩命懷仁仍推新曆，此已無庸置辯。
誣告之二是“邪說惑眾”，南懷仁反駁說：
世祖章皇帝（指順治帝）數幸堂宇，賜銀修造，禦製碑文，賜若望嘉名。若係邪教，先帝聖明，豈能如此表彰？
誣告之三是“潛謀造反”，南懷仁的反駁更是說得入情入理：
臣等遠籍西洋，跋涉三年，曆程九萬裏，在中國者不過二十餘人，俱生於西而卒於東，有何羽翼，足以謀國？（哪裏有造反的條件？)
最後，南懷仁籲請為湯若望平反，情詞懇切：
臣等與若望俱天涯孤蹤，兔死狐悲，情難容己，今權奸（暗指鼇拜）敗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時，冒懇天恩，俯鑒覆盆，恩賜昭雪，以表忠魂，生死銜恩！
康熙帝為表示慎重，決定把這份奏折交給六部九卿詳議，最後議定：
湯若望、李祖白等人的確是蒙冤被誣，一律恢複原官，厚加撫恤。
因為奉教而被牽連的許之漸等人，一律官複原職。
因受牽連而被關押的傳教士一律開釋，允到各省公開傳教。
總之，這一次稱為“曆獄”的大冤案雖然造成了很大的損失，最後能夠得到無保留的公開平反，而且盡可能地作出一些補償，總算是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平反以後的思考
在中國近代史中，我們常把由於傳教所引起的糾紛、衝突稱為“教案”。因為所傳之教是天主教或基督教，被老百姓稱為洋教，所以這種衝突又被稱為“反洋教運動”或者“反洋教鬥爭”。在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殖民者根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享有特權，教堂、一些傳教士以及受到教堂庇護的一些教民常常倚仗特權欺壓老百姓，發生糾紛、衝突，釀成“教案”。各次教案的經過各不相同，是非曲直，不可一概而論。但是總的說來，我們同情被欺壓的老百姓，對仗勢欺人者抱有反感。但在鴉片戰爭之前，情況大不相同。那時中國並沒有和西方國家訂立不平等條約。西方傳教士大都是天主教的神父，是以個人身份來華傳教，他們沒有任何特權，一切言行必須遵守中國的法令，有時候還會受到地方官的欺壓，有冤難伸。在當時，他們並非一個強勢群體，隻是一個弱勢群體。所以有些學者（包括海內外學者）又把這一時期的“教案”稱為“教難”，因為這時如果發生糾紛、衝突，傳教士常常是倒黴的一方。
例如湯若望的冤案發生之時，法國正幫助荷蘭與英國展開大戰，爭奪海上霸權。西方殖民者稱霸世界的局麵尚未形成，西方國家對中國這個老大帝國還不敢輕易惹事，因此，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之時，既沒有特權，又沒有後台，說他們想謀反，真是荒唐透頂，他們都是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文質彬彬，全無謀反的條件。清廷下令去查他們的謀反證據，查來查去，一點證據也查不出來。天主教的神父都是不結婚的。他們跋涉幾萬裏來到中國，安下心來傳教，並靠自己的知識技能，謀求合適的職業，實現自己的事業。他們死後就葬在中國，既沒有家庭子孫，又沒有落葉歸根返回西方的打算，實在不可能存在什麽私心，謀什麽私利。正好相反，他們一定要有一種虔誠的獻身精神，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在鴉片戰爭以前的傳教士，也就是早期傳教士，大都是令人尊敬的進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文化使者。至於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殖民者利用各種不同的手段，包括“傳教”，進行侵略，從事間諜活動，那隻能說是侵略分子披上“傳教士”的外衣進行罪惡活動，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把一切傳教士都看成侵略者。總之，對傳教士應該實事求是，正確對待，如果存有成見，就不免冤枉了好人。
明末清初，由於一大批傳教士的努力，東西方文化交流工作有了很大的進展。中國許多經籍經過他們翻譯傳入西方，使西方人對神秘的中國文化有了大致的了解。
由他們所帶來以及經他們之手翻譯成為中文的西方著作，數以千計，為近代中國人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打下了基礎，立了大功。和後來的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中國、損害中國完全不同，早期傳教士所做的大量文化交流工作，的確對西方對中國都有好處，可謂惠及雙方。他們所做的有益的工作，有力地證明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間完全可以和平交往，和平交流，和平共處，不需要付出衝突和戰爭的代價。也就是說，不一定是“不打不成相識”，完全可以“不打也成相識”。過去有人認為：
不同文化的接觸交流，必先付出衝突、戰爭的代價，好像沒有鴉片戰爭，中國就會永遠封閉。曆史事實並非如此，在鴉片戰爭之前的２００多年，東西方文化早已開始交流，而且卓有成效。認為戰爭會給人類帶來一些好處，那是戰爭販子的歪歪道理。
早期傳教士湯若望等人為了推動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無怨無悔默默無聞地工作了一輩子，最後埋骨於中華大地。這種獻身精神，值得後人永遠紀念。正是：
萬裏來華不計程，甘為事業獻一生；文化使者西洋客，既來不返見虔誠。
如果上溯到兩三百年前，了解一下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來華活動的情況，我們對傳教士的印象就會有所改變。因為那時候西方的一些侵略勢力尚未形成，傳教士雖受歐洲某些教會派遣，但大都是個人行動，並未承擔某種侵略任務。我們雖不能說當時的傳教士全是好人，但是絕大多數都是有學有術的知識分子，都有一技之長，除傳教外，還能夠推動東西方文化學術的交流工作。他們認真地學習中文華語，努力從事翻譯工作，把東方文化（主要是文史哲的著作）介紹到西方，把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學技術知識，特別是曆法）介紹到中國。他們中間有不少人與中國知識分子結為莫逆之交，情誼深厚；有不少人接受中國朝廷的官職，長期工作，死後就葬在中國的土地上。這些文化使者，萬裏奔波，遠適異國，為全人類的文化交流、生產發展、社會進步做出了貢獻，值得後人永久懷念。我們應該把他們和西方殖民者中間那些軍頭、政客、野心家區別開來。
不久之前，美國的亨廷頓倡“文化衝突”說，認為人類中間有許多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間必然要發生衝突，這就是世界動蕩不安與發生戰爭的根源。言下之意是，要保持世界和平，就應該讓全人類接受某一種“先進”的文化。此說一出，引起了一片反駁之聲。筆者認為：在這個世界上，不同的地理環境，不同的曆史發展，造成了不同的民族與不同的文化。有許多不同文化並不是什麽壞事。不同的文化之間可以交流，可以互補，可以和平共處，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古代的中國與古代的印度雙方進行過一兩千年的文化交流，從未發生衝突。
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頻繁，也沒有產生任何糾紛。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東來，這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開創時代。文化交流，有利無害。傳教，不過是一種形式，從效果上來說是文化交流。唐代的玄奘西遊、鑒真東渡，采用的也是傳教（佛教）的形式。鴉片戰爭的產生，是西方殖民者中的鴉片販子所故意製造的，這與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的文化交流是兩回事。不同的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補，本不會發生衝突。發生衝突、發生戰爭的真正原因是各國統治集團互相爭奪實際利益，所謂“文化衝突”不過是一種借口而已。
兩位全力支持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皇帝在中國曆史上，明、清兩個政權武裝衝突了２８年，最後明亡清興，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雙方在政治上是對立的。但是這兩代各有一位皇帝在對外政策上卻很一致，即全力支持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他們是明末的崇禎帝與清初的順治帝。
崇禎帝即位之時，明王朝由於屢經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已經風雨飄搖。年輕的崇禎帝有意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發憤圖強。他一登位，就重用徐光啟這些思想開明、主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人士，命徐光啟開局修改曆法。不久之後，徐光啟等修成“崇禎新曆”，但因時局動蕩，未及頒行。為了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崇禎帝毅然決定在北京設廠鑄炮。直到清兵入關之時，還有一些傳教士奉命到明軍中傳授使用新式火器的方法。
清兵入關之時，北京天主教會的主持人是傳教士、日爾曼人湯若望。他已經進了明廷的欽天監，成為修曆的官員。他認為，將來不管誰做皇帝，對修曆工作都會重視，所以並不外逃，留京待變。１６４４年５月，清攝政王多爾 召見湯若望，詢問修曆之事。湯若望乘此機會把自己的著作、儀器一一貢獻出來。次年，他接到清廷的上諭和印信，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１６５０年多爾 死，年輕的順治帝親政。他對引進西方科學技術深感興趣，和湯若望來往密切。湯若望在自己所寫的《修曆紀事》一書中曾經說過：
在兩年中，也就是本世紀的五六年、五七年中（指１６５６、１６５７），他（指順治帝）親自到我住處來了二十四次。他在我的住處耽擱了不少時間，並且他還在我的住處吃飯、喝茶，這是他之前任何一個皇帝也沒有這樣做過的。
１６５１年，順治帝封湯若望為通儀大夫，加官銜為太仆寺卿，後改太常寺卿。１６５３年，賜號為“通玄教師”，後改通微教師。順治帝從１６５１年親政到１６６１年去世，１０年中間，對湯若望的信任一直不變。其間雖然有人一再攻擊湯若望，但是不起作用。１６５７年，欽天監官員回回人吳明 上書給順治帝，根據當年的回回曆指出湯若望曆書的謬誤。經過考察，吳明 因所言不實，受到斥責，幾乎被判罪。１６６０年，欽天監官員楊光先又上奏章，指出湯若望等傳教士有三大罪狀：一是潛謀造反，二是邪說惑眾，三是曆法荒謬。
帽子大得嚇人，卻沒有什麽具體內容，順治帝置之不理。
“曆獄”產生的經過
所謂“曆獄”，就是因曆法之爭而造成的一場冤案。
受害者主要是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的傳教士湯若望，被牽連者有一批傳教士和清廷中支持、同情湯若望的一些官員。這個冤案不是清廷官方有意為之，而是有人誣告。
誣告者是欽天監官員楊光先，也就是湯若望的下屬。誣告的目的也很明顯，那就是扳倒了湯若望，自己取而代之，當上欽天監的監正。順治帝在位的時候，他也像煞有介事地上了奏章誣告湯若望，因為順治帝對湯若望非常信任，誣告不起作用。
楊光先雖然碰了釘子，卻不肯罷手，繼續活動。他寫了《辟邪論》一文，印刷５０００份，廣為散布，大造輿論，並且拜會了許多對傳教士不滿、對西方文化仇視的權貴，爭取支持，爭取同情。他的一些說法，頗有煽動性，但是在理論上完全站不住腳，有識之士嗤之以鼻；但是卻有不少不學無術的清廷權貴對他表示讚同。
既然是曆法之爭，楊光先既指湯若望所製的曆法“有十謬”，那就應該說出錯在哪些地方，應該如何糾正。
但是他隻作些分析批判，戴了許多大帽子，卻指不出一條具體的錯誤來。在《辟邪論》卷下竟然說出“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如土，以收吾天下之人心，如抱火於積薪，而禍至之無日也”這樣無賴的話。這種盲目排外的態度，把他抱殘守缺的頑固心理暴露無遺。
他說湯若望等傳教士“潛謀造反”，但是舉不出一條真憑實據。說來說去，都是他的一些看法。例如他說：
“湯若望借曆法以藏身金門，而棋布邪教之黨羽於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為乎？”“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為常，不察伏戎於莽，萬一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以數萬裏不朝貢之人，來而勿稽其所從來，去而勿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不關防之，十三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糜不收歸圖籍，而莫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國人之政乎？”他還異想天開地說“澳門屯兵不少”，湯若望是這些“屯兵”
的“頭目”，“不可不防”。
他說湯若望等傳教士“邪說惑眾”，主要是指傳教士以亞當為人類始祖。他認為這樣就把中國人變成西洋人的子孫了。
楊光先這些誣告，本來不值一談。拿現在的話來說，可以說是“證據不足”、“立不起案”。為什麽當時竟能掀起一場軒然大波，製造出一次波及全國的大冤案呢？這與當時的政局密切相關。１６６１年順治帝死，康熙帝繼位，時年８歲，由內大臣索尼、鼇拜、蘇克薩哈、遏必隆４人輔政。４位輔政大臣都是滿人，而且是滿人中間的頑固派。他們不像多爾 、順治帝那樣，能夠用懷柔的辦法籠絡、重用漢人文武大臣，而對漢人采取強硬態度，不許漢臣參與國政。４人之間又不合作，其中以鼇拜最為專橫跋扈。索尼年高體弱，事事退讓。
鼇拜拉攏遏必隆打壓蘇克薩哈，雙方嚴重對立。國家大事實際上由鼇拜一人做主。他以軍功起家，不學無術，掌權之後，竟然恢複了清兵初入關時最野蠻的圈地活動，強奪老百姓的土地。他性情暴烈，文武官員特別是漢臣稍有過錯，就被隨意貶殺，鬧得人心惶惶。他和蘇克薩哈為了爭權奪利，雖然勢不兩立，但在歧視漢人、仇視洋人、反對推行一切新政，主張恢複滿洲舊習這一點上，卻是完全一致的。楊光先的誣告，給鼇拜提供了打擊洋人的炮彈，正中下懷。１６６４年秋，由鼇拜拍板，逮捕了湯若望，下獄審問。當時湯若望已經７３歲，又患了痿痹症，說話很不方便，在審問時由傳教士、比利時人南懷仁從旁代答。一連審了１２堂。兩個月後，鼇拜等又把清廷中一些信奉天主教、與湯若望有往來的官員李祖白等收監審問，連在審訊中幫助湯若望答話的南懷仁也一起鋃鐺入獄。全國各地的傳教士也都受到株連，地方官奉命把他們押送北京受審。
前後審問了幾個月，又經過各省地方官的詳細調查，楊光先告傳教士“潛謀造反”一事查不出半點證據，隻好作罷；至於“曆法荒謬”一事，誣告者也指不出具體事實，難下結論；最後隻能按“邪說惑眾”之罪，革去湯若望欽天監監正職務，定為絞監候（秋後絞死）。內大臣蘇克薩哈和鼇拜一樣，也極力主張把湯若望處死。
案子審結以後，還需要報請太皇太後定奪。這個太皇太後就是後世所稱的“孝莊文皇後”，是順治帝之母，康熙帝之祖母。順治帝在位的時候，她以皇太後的身份聽政，決定了不少國家大事。康熙帝繼位，她成了太皇太後，不便再公開聽政，但是輔政大臣遇到大事還得聽聽她的意見，長期以來，已經成為習慣。當時她看了審結此案的奏折，勃然大怒，把奏折擲在地上，厲聲說：
“湯若望是先帝（指順治帝）最信任的人，為國家做了不少好事，一直受到尊重，你們怎麽能把他置之死地，真是太不像話了！”於是她命令立刻釋放湯若望，對此案重新審理。湯若望於釋放後回到宣武門內的天主堂養病，１６６６年，這位在中國供職、傳教４０多年的傳教士病重去世，時年７５歲。受此案牽連的漢臣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存泰５人被冤殺，許之漸等多人被革職。各省地方官奉命把當地西洋傳教士押解北京受審之時，處理情況各不相同。有的地方官對傳教士很表同情，認為他們虔誠傳教，從未為非作歹，還給地方上做了一些好事，不忍加以拘押，派兵護送進京，一路上也很優待。有的地方官拿了雞毛當令箭，奉命後對當地傳教士立即拘押，押解途中加以虐待，以致有人病死途中。有些信教的中國人也受到連累，嚴刑審訊，或死或傷。在這個大冤案所波及的地方，又發生了許許多多的小冤案。
這次冤案使得一大批人無辜受害，真正從中得到好處的隻有少數人，即誣告者楊光先和他的同黨吳明 。
這兩個人原來都是欽天監的官員，在扳倒了湯若望之後，楊光先成了欽天監監正，吳明 成了欽天監監副。可是他們的官運並不亨通，得意不久，就在一次公開表演時當場出彩，罷官垮台。
一次精彩的公開表演
在湯若望含冤係獄之時，康熙帝才十一二歲，當然弄不清其中的是非曲直。此後幾年，他漸漸長大，常聽太皇太後和兩宮皇太後說起湯若望的往事，知道湯若望所製曆法完善，從無差錯，為順治帝所信任；後來湯若望遭受誣陷，抑鬱而死，令人惋惜。他就有了查清事情真相的想法。正好遇上康熙八年曆書出現差錯，他就派人持此曆書訪問南懷仁等傳教士，征求意見。南懷仁大膽指出其中錯誤甚多。康熙帝就召禮部官員、欽天監官員、南懷仁等傳教士入朝，公開宣布要大家對兩種曆書（康熙七年以前由湯若望主持製訂的曆書與康熙八年由楊光先主持製訂的曆書）認真進行考察，評定誰是誰非。
當時由侍臣宣讀上諭：
曆法關係國家要務，爾等勿懷夙仇，各持己見，以己為是，以人為非。務必平心考察誰是誰非，是者從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引自《聖祖實錄》)
如果隻是打打筆墨官司，楊光先等人還可以想辦法支吾過去；想不到康熙帝緊接著就舉行了一次現場會，要南懷仁、楊光先雙方在眾目睽睽之下當場表演。第一個節目是測算日影，辦法是立一根直木於地，預測正午日影所至之處。南懷仁的測算分毫不差，楊光先的測算一開始就出錯。後來南懷仁當場指出楊光先所製曆書上的許多錯誤，楊光先無言對答。通過這一次公開的精彩表演，是非曲直，當場就有了答案，真是大快人心。康熙帝立即拍板，革掉楊光先欽天監監正之職，下獄論罪，追究其誣陷湯若望的責任，並命南懷仁署任欽天監監正。
南懷仁再三辭謝，不願為官，隻想以一個普通老百姓的身份，終身在欽天監效勞，以繼承湯若望的遺誌。（南懷仁後來還是擔任了欽天監監正，一直工作到１６８８年，在北京去世。)
當時許多正直的知識分子對人是公平的。雖然湯若望是“非我族類”的外國人，但他致力於東西方文化交流與科學技術事業，奮鬥終身，贏得大家的同情與尊重；而投機小人如楊光先等人，則受到嚴厲譴責。王士禎《池北偶談》一書，記述了這一次冤案的經過。書中說：楊光先名為讀書人，實在是“市儈之魁”。他誣告湯若望，目的是在“奪其位”。官位是奪到了，可是他自己對曆法是個大外行，所製訂的曆書錯誤百出，鬧出了曆書已經頒行之後又不得不下詔停用的大笑話。最後是以誣告反坐論罪。他還以自己所寫的《辟邪論》比附於孟子之辟異端，真是荒唐狂妄已極，為天下人所不齒。
在現場會上表演失敗之後，楊光先自知大事不好，趕快又上奏章，說：“中國乃堯舜之曆，安可去堯舜之聖君，而采用天主教曆！中國以百刻推算，西曆以九十六刻推算，若用西曆，必至短促國祚，不利子孫。”他想用這種危言聳聽的話來嚇退年輕的康熙帝（當時才１６歲），替自己解圍。可惜他的算盤又打錯了，這種恐嚇更激起康熙帝的反感，楊光先立即被下獄論罪，按誣告罪反坐，判處斬立決，妻、子流放寧古塔為奴。他後來以年老免死，押解回籍，途中因背上生一惡疽而死。
這真正是自己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對湯若望的冤案正式平反
這次冤案能夠平反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是清王朝政局的變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順治帝死後，輔政的四大臣都是滿人中的頑固派。鼇拜掌權以後，公開提出“今當率祖製，複舊章”，要想一步步廢除多爾 、順治帝所推行的模仿漢製、重用漢人的政策，恢複滿人初建國時一些野蠻、落後的製度。清廷內部爭論很多，矛盾激化。鼇拜專權，為壓製不同意見，連年殺人以立威。１６６７年，輔政四大臣中的索尼病死，鼇拜又殺蘇克薩哈並且夷其三族，頑固派內部力量削弱。在太皇太後（孝莊）的支持之下，年僅１６歲的康熙帝於１６６９年采取斷然手段誘擒鼇拜，宣布罪狀，禁錮終身。康熙帝親政以後，清廷否定了鼇拜的複古路線，又回到順治帝的重用漢人的路線上來。湯若望的冤案是鼇拜一手造成的，為湯若望平反，正是否定鼇拜的一項重要行動。於是，康熙帝就授意南懷仁等傳教士，上書為湯若望鳴冤，以便公開為之平反。
南懷仁等上書鳴冤，對楊光先誣告湯若望的三項罪名，一一批駁，說得有理有據。誣告之一是“曆法荒謬”，南懷仁反駁說：
在故明時，即奉旨修曆。恭奉我朝鼎新，荷蒙重恩，敕修曆二十餘載，允合天行，頒行無異。不料遭棍徒楊光先倚恃權奸（暗指鼇拜），指為新法舛錯，將先帝（指順治帝）數十年成法妄行更張，幸諸王大臣秉公考察，古法件件誤舛，而新法則無不合，蒙恩命懷仁仍推新曆，此已無庸置辯。
誣告之二是“邪說惑眾”，南懷仁反駁說：
世祖章皇帝（指順治帝）數幸堂宇，賜銀修造，禦製碑文，賜若望嘉名。若係邪教，先帝聖明，豈能如此表彰？
誣告之三是“潛謀造反”，南懷仁的反駁更是說得入情入理：
臣等遠籍西洋，跋涉三年，曆程九萬裏，在中國者不過二十餘人，俱生於西而卒於東，有何羽翼，足以謀國？（哪裏有造反的條件？)
最後，南懷仁籲請為湯若望平反，情詞懇切：
臣等與若望俱天涯孤蹤，兔死狐悲，情難容己，今權奸（暗指鼇拜）敗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時，冒懇天恩，俯鑒覆盆，恩賜昭雪，以表忠魂，生死銜恩！
康熙帝為表示慎重，決定把這份奏折交給六部九卿詳議，最後議定：
湯若望、李祖白等人的確是蒙冤被誣，一律恢複原官，厚加撫恤。
因為奉教而被牽連的許之漸等人，一律官複原職。
因受牽連而被關押的傳教士一律開釋，允到各省公開傳教。
總之，這一次稱為“曆獄”的大冤案雖然造成了很大的損失，最後能夠得到無保留的公開平反，而且盡可能地作出一些補償，總算是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平反以後的思考
在中國近代史中，我們常把由於傳教所引起的糾紛、衝突稱為“教案”。因為所傳之教是天主教或基督教，被老百姓稱為洋教，所以這種衝突又被稱為“反洋教運動”或者“反洋教鬥爭”。在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殖民者根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享有特權，教堂、一些傳教士以及受到教堂庇護的一些教民常常倚仗特權欺壓老百姓，發生糾紛、衝突，釀成“教案”。各次教案的經過各不相同，是非曲直，不可一概而論。但是總的說來，我們同情被欺壓的老百姓，對仗勢欺人者抱有反感。但在鴉片戰爭之前，情況大不相同。那時中國並沒有和西方國家訂立不平等條約。西方傳教士大都是天主教的神父，是以個人身份來華傳教，他們沒有任何特權，一切言行必須遵守中國的法令，有時候還會受到地方官的欺壓，有冤難伸。在當時，他們並非一個強勢群體，隻是一個弱勢群體。所以有些學者（包括海內外學者）又把這一時期的“教案”稱為“教難”，因為這時如果發生糾紛、衝突，傳教士常常是倒黴的一方。
例如湯若望的冤案發生之時，法國正幫助荷蘭與英國展開大戰，爭奪海上霸權。西方殖民者稱霸世界的局麵尚未形成，西方國家對中國這個老大帝國還不敢輕易惹事，因此，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之時，既沒有特權，又沒有後台，說他們想謀反，真是荒唐透頂，他們都是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文質彬彬，全無謀反的條件。清廷下令去查他們的謀反證據，查來查去，一點證據也查不出來。天主教的神父都是不結婚的。他們跋涉幾萬裏來到中國，安下心來傳教，並靠自己的知識技能，謀求合適的職業，實現自己的事業。他們死後就葬在中國，既沒有家庭子孫，又沒有落葉歸根返回西方的打算，實在不可能存在什麽私心，謀什麽私利。正好相反，他們一定要有一種虔誠的獻身精神，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在鴉片戰爭以前的傳教士，也就是早期傳教士，大都是令人尊敬的進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文化使者。至於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殖民者利用各種不同的手段，包括“傳教”，進行侵略，從事間諜活動，那隻能說是侵略分子披上“傳教士”的外衣進行罪惡活動，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把一切傳教士都看成侵略者。總之，對傳教士應該實事求是，正確對待，如果存有成見，就不免冤枉了好人。
明末清初，由於一大批傳教士的努力，東西方文化交流工作有了很大的進展。中國許多經籍經過他們翻譯傳入西方，使西方人對神秘的中國文化有了大致的了解。
由他們所帶來以及經他們之手翻譯成為中文的西方著作，數以千計，為近代中國人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打下了基礎，立了大功。和後來的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中國、損害中國完全不同，早期傳教士所做的大量文化交流工作，的確對西方對中國都有好處，可謂惠及雙方。他們所做的有益的工作，有力地證明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間完全可以和平交往，和平交流，和平共處，不需要付出衝突和戰爭的代價。也就是說，不一定是“不打不成相識”，完全可以“不打也成相識”。過去有人認為：
不同文化的接觸交流，必先付出衝突、戰爭的代價，好像沒有鴉片戰爭，中國就會永遠封閉。曆史事實並非如此，在鴉片戰爭之前的２００多年，東西方文化早已開始交流，而且卓有成效。認為戰爭會給人類帶來一些好處，那是戰爭販子的歪歪道理。
早期傳教士湯若望等人為了推動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無怨無悔默默無聞地工作了一輩子，最後埋骨於中華大地。這種獻身精神，值得後人永遠紀念。正是：
萬裏來華不計程，甘為事業獻一生；文化使者西洋客，既來不返見虔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