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來冤案知多少（“史式談史”叢書之二）

晁錯當了替罪羊

　　漢王朝之所以要冤殺韓信，因為他是武將，是開國第一大功臣，功高震主；因為他有本領，劉邦隻不過能指揮十萬兵馬，他卻能“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天下無敵。他被封為楚王，有了一大塊封地，也就相應地有了財權、兵權。他的這些條件，都足以構成對漢王朝皇帝寶座的威脅。為了解除威脅，漢王朝可以收回他的封地，可是無法否定他的功勞，無法消除他的聲望，更無法剝奪他用兵如神指揮若定的本領。他一天不死，劉邦就連睡覺也難以安枕，於是他就難逃被冤殺的厄運。

　　文臣與武將不同，他們手無寸鐵，根本構不成對皇帝寶座的威脅。皇帝對於他們，想用就用，想貶就貶，可以玩弄於股掌之中，似乎就沒有加以冤殺的必要。其實不然，曆史上文官中的高官被冤殺的並不少見。常常是皇帝自己決策失誤，下不了台，隻好推出一個大官來做犧牲品，當替罪羊，以求了事。漢景帝時代的禦史大夫晁錯無辜被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晁錯其實一點也不錯

　　晁錯姓晁名錯，西漢時潁川人。他是一位智囊型的人物，曆事文帝、景帝兩朝，對朝廷忠心耿耿，出謀劃策，盡心竭力；而且言必有中，深得信任。晁錯官至禦史大夫，位列三公，與丞相同為文官中之最高級別。他最後之被冤殺，純粹是代人受過――也就是代漢景帝受過。他雖然名“錯”，其實他自己一點也不錯。

　　從晁錯的一生經曆看來，他確實是一位聰明絕頂、很有才華的人物。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天下研究《尚書》的學者幾乎絕跡，傳說齊地有一位精通《尚書》的名叫伏生的老學者，年已９０多歲。朝廷無法征他出來做官，隻好選派一位青年學者到他那裏去學習。這個任務就落到了晁錯的頭上。晁錯盡得其學，圓滿完成任務，得到朝廷嘉獎，被任為太子舍人。當時的皇帝是漢文帝劉恒，太子是劉啟，也就是後來的漢景帝。晁錯對於如何啟發太子學習治國之術出了不少主意，頗見成效，深得漢文帝的讚許，於是又任他為太子家令。太子從小就很佩服他，遇事常常向他請教，把他稱為“智囊”。

　　晁錯並不隻是個文人、書呆子，他還研究兵法，研究對抗匈奴（當時最大的外患）的戰略，向朝廷上書獻策，提出“兵體三章”：一是“得地形”，即選擇決戰的地點；二是“卒服習”，即訓練士卒的方法；三是“器用利”，即發揮武器的功效，並提出以胡製胡的“萬全之術”。他的許多建議，都得到漢文帝的認可與采納。

　　惟獨對於“削弱諸侯”一事，漢文帝持慎重態度，沒有公開表態。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對晁錯更是言聽計從，先任為內史，後升禦史大夫，位列三公。晁錯得到景帝的支持，大膽更改許多法令，為當時一些大臣所不滿，連丞相申屠嘉也不以他為然，雙方多次發生爭執。後來丞相病死，對於晁錯的主張，再也沒有人公開反對，晁錯得以順利地推出“削弱諸侯”的計劃。

　　從“削弱諸侯”到“七國之亂”

　　秦滅六國，在六國的土地上設立許多郡縣，直屬中央，引起六國臣民強烈的不滿，引發了秦末的大亂。漢初為適應當時的形勢，在一部分地區恢複了封土建國的舊製，既封了一些異姓功臣、六國後裔，也封了一些劉邦的子弟，在漢王朝的疆域裏建立了一些小王國。後來劉邦大殺功臣，把異姓王國統統改封給劉氏子弟（隻有一個長沙王吳芮在傳了四代之後，因無後裔，封土收回）。

　　他認為：這些小王國的諸王既然都是劉氏一家人，大概就不會有二心。後來的史事證明劉邦估計錯誤，異姓王國有可能發動叛亂，同姓王國也照樣能夠發動叛亂。漢景帝時代的“七國之亂”，就是由七個同姓王國所發動的。一些同姓王國逐漸發展壯大，與朝廷爭權奪利，造成尾大不掉之勢，這是當時漢王朝一個極大的隱患。對於這個問題一些有識之士早就看出來了，例如漢文帝時代的青年政治家賈誼上書暢論國事，就大膽指出諸侯坐大，朝廷指揮不動是非常危險的事。在《治安策》一文中，他比喻說：“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這當然是畸形，是變態，需要及時治療，否則危害全身。

　　漢文帝辦事穩重，他雖然對賈誼的獻策非常欣賞，但是表麵上不置可否，以免驚動諸侯，激化矛盾，引起衝突，而暗地裏卻照著賈誼的獻策辦事。如齊王劉則死，無後，他就把齊地分封給劉氏宗室七人，建立齊、城陽、濟北、濟南、　川、膠東、膠西七個小國；淮南王劉長死，他就把淮南地分封給劉長的三個兒子，建立淮南、廬江、衡山三個小國。這樣一來，諸侯越封越多，各個諸侯的實力也就越來越小，難以和朝廷抗衡，發生動亂的危險性也就逐漸減少。如果“削弱諸侯”的計劃能夠穩步進行，一場動亂本可避免，可惜計劃沒有完成，漢王朝的人事卻有了很大的變動。提出《治安策》的賈誼英年早逝，晁錯在“削弱諸侯”的政策上和賈誼完全一致，在處理的方法上卻更為激進。漢文帝去世，漢景帝繼位，在重用晁錯這一點上，他們父子的態度完全一樣，所不同的是兒子辦事沒有父親那麽老練。當身為禦史大夫的晁錯主張懲治不法諸侯，並且削減這些諸侯的封地時，漢景帝不講策略，公開批準執行。這樣一來，矛盾立刻激化，東方七國迅速聯合起來，以討伐晁錯為借口，起兵反抗朝廷，“七國之亂”爆發。

　　“七國之亂”的起因

　　當時漢王朝的疆土大致可以分為兩部分，首都長安在西部，西部的疆土由朝廷直屬；東部的疆土則分封給１７個劉姓王國。發動叛亂者雖然隻有七國（吳、楚、趙、濟南、　川、膠西、膠東），並非全部，但是其中的吳、楚等國，麵積廣大，地方富庶，實力強大，在東部疆土中號召力很強，能起決定性的作用。吳王劉濞、楚王劉戊一旦宣布起兵，幾個小國隨聲附和，漢王朝大約三分之一的疆土立刻變色。他們發動叛亂的真正原因當然是不甘心長期受製於朝廷，要想推翻漢景帝，取而代之。但是這話不能明說，總得找個借口。正好晁錯上書主張懲治諸侯，言辭激切，他們就指責晁錯離間骨肉之情（因為皇帝與諸王全都姓劉），自稱起兵的目的隻是清君側（鏟除皇帝身邊的壞人，即指晁錯）。其實這個借口是騙不了人的。“削弱諸侯”的主張雖然來自賈誼、晁錯，但懲治諸侯、削減封地的詔書卻由漢景帝所頒發，怎麽能找晁錯算賬！吳、楚叛亂，蓄謀已久，一旦起兵，進展迅速。漢景帝繼位不久，從未經曆過這樣的大事，一時手足無措。更使他神經緊張的是他和這次叛亂的實際帶頭人――吳王劉濞還有私仇。

　　吳王劉濞是劉邦之兄劉仲的兒子，年齡大，輩分高，在１７個劉氏諸侯之中，隱然成為領袖。漢文帝在位時，劉濞之子入朝，和皇太子（就是後來的漢景帝）飲酒賭博為戲，酒醉後發生衝突，竟被皇太子失手打死，從此雙方產生隔閡。漢景帝心中有數，萬一叛軍打進長安，劉濞難免要報殺子之仇。

　　漢景帝憂心忡忡，召見晁錯，商量對策。晁錯從大局出發，建議景帝禦駕親征，出兵討伐，由他自己留守長安。這個建議自有道理。吳王劉濞，須發皆白，在劉氏家族中年高望重，如果派一個普通將領去對付，是壓不住陣的。隻有漢景帝以天子之尊親自領兵，在兩軍對壘時才好臨機處置。可惜漢景帝體會不了晁錯的苦心，覺得晁錯要把他推上最危險的前線，心存疑慮，就背著晁錯，去和一些老臣商量。這一商量，就出了大問題。

　　一些老臣從來就反對晁錯，由於文、景兩帝對晁錯一直信任，他們無可奈何。這時發現景帝對晁錯已經產生懷疑，就乘機大進讒言，把引起衝突的罪責全都加到晁錯的頭上。特別是一個名叫爰盎的老臣，過去擔任過吳相，了解吳國的國情。晁錯責備他不把吳王謀反的信息早日報告朝廷，要追究他的責任。他對晁錯恨之入骨，這時正好找到了一個報複的機會。他要求和漢景帝單獨談話，麵獻退兵良策。他說：吳、楚等國原無叛亂之心，之所以發動叛亂，是被晁錯所逼，因為晁錯主張懲治諸侯、削減封地。他們不怨朝廷，隻恨晁錯。聽說吳、楚兩王寫了信來，信中說高皇帝（指劉邦）的子弟各有封地，互不相犯。因為晁錯要削奪他們的封地，他們不得已而起兵反抗，目的不是想推翻朝廷，隻想共誅晁錯。

　　如果朝廷能斬晁錯，並派使者到吳、楚等國赦免他們發動叛亂之罪，則一場戰禍就可以避免，“七國之亂”可以兵不血刃而定。景帝聽了這一番話，猶豫不決。因為他從未經曆戰事，心存畏懼；更怕晁錯逼他親自出征，很想早日平息戰禍。在想了很久之後，他才對爰盎說：

　　如果真能平息戰禍，“吾不愛一人謝天下”（我寧肯犧牲晁錯一個人來求得天下的安寧）。於是，景帝和一些大臣背著晁錯作出了殺晁錯以向吳、楚求和的可恥決定，毫不知情的晁錯立刻大禍臨頭。

　　忠心耿耿的晁錯血灑東市

　　《漢書・晁錯傳》中說：漢景帝決心殺晁錯求和之後，立即行動。“錯殊不知，（景帝）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按照正常程序，大臣犯罪，要經過廷尉審理，皇帝批準，才能定罪判刑。判了死刑的人，應該是早已進了監獄，換了囚衣，才會拉出去行刑。按照《漢書》的記載，晁錯之死，是受了皇帝的騙。皇帝派大臣去召晁錯，晁錯自然是穿了朝服，衣冠整齊地來見皇帝。想不到在車子路過東市時，他就被揪下車來執行死刑。事起倉卒，當然來不及換囚衣。晁錯當時的職位是禦史大夫，官居極品，位列三公，竟然穿著朝服被殺，實在是不成體統，讓漢王朝十分丟臉，威信掃地。

　　而且，這次死刑不是殺頭，是腰斬。《漢書・晁錯傳》中的記載是“錯當要（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殺頭後暴屍於市）”。這就未免太過分了。

　　對於漢景帝來說，晁錯是自己的老師，是先朝的老臣，有功於國，全無過錯。即使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要拿他當犧牲品、替罪羊，也應該盡量照顧，能賜死於家中，或服毒，或自經，讓他有一個全屍，也不必株連全家。

　　漢景帝為了討好吳、楚等國，不僅把晁錯斬於東市，而且用的是腰斬的酷刑，實在令人寒心。同樣是被殺，腰斬比殺頭要痛苦得多。一刀砍下頭顱，人很快就死了，最多不過是頭顱在地上滾幾滾，咬住一些草根。腰斬是攔腰斬斷，身體倒下之後內髒流得遍地都是，人卻很久不死。有的記載說，被腰斬的人還能用手蘸自己的血，在地上寫“慘”字或者“冤”字，真是觸目驚心，慘絕人寰。晁錯被腰斬時是否有此動作，因無記載，不得而知。不過他的死事之慘，確實令人傷感。《漢書・晁錯傳讚》曰：“錯雖不終，世哀其忠。”這評價是公允的。

　　晁錯並非對皇帝盡愚忠

　　一談起曆代封建王朝中的忠臣，有人就會想到那是在對皇帝盡愚忠。當然，隻懂得一味順從皇帝，隻懂得盡愚忠的臣子雖然不少，但是要把賈誼、晁錯這些頗有遠見、居安思危的有識之士一律視為“愚忠”，那就未免是在厚誣古人。賈誼提出《治安策》的時候，諸侯發動叛亂的危機還不明顯。他一再大聲疾呼，希望朝廷采取對策，防患未然。他所關心的絕不隻是皇帝個人的寶座，而是擔心內亂一旦爆發，受害的將是廣大軍民。他在文章中說，天下事“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一，可為長太息者六”，不怕得罪皇帝，不惜用這種危言聳聽的詞語來呼籲朝廷加以注意，其憂國憂民之心，溢於言表。

　　晁錯說話、辦事的大膽，更超過了賈誼。他一旦登上了禦史大夫的高位（漢王朝地位最高的監察官），立即上書請求追查諸侯過錯，削減封地。諸侯嘩然，他一點也不在乎，我行我素。他的父親從家鄉趕來，勸他說：

　　“皇帝初即位，如此重用你，你不能這樣得罪諸侯，給他惹禍！”晁錯回答說：“我必須這樣做，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他父親氣憤地說：“你這樣做，劉氏安而晁氏危。”由於害怕大禍臨頭，受到牽連，他父親竟然服毒自殺。晁錯仍不動搖。於此可見，為了爭取國家的長治久安，他不惜把自己置於中央與地方諸侯矛盾的焦點，也就是風口浪尖上。《漢書》上說“晁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不能預見自身的危險）”。

　　其實他是有預見的。他估計漢王朝當時具有左右局勢的實力，反對遷就不法諸侯，認為長期遷就下去，就是養虎貽患。他主張對不法諸侯采取強硬態度。別的大臣顧慮重重，生怕夾在劉氏家族的利害衝突之中，費力不討好，惹火燒身。他卻橫下一條心，撞了南牆不回頭，最後是當了犧牲品，被漢景帝所出賣，血灑長街。

　　“七國之亂”的結局

　　漢景帝畢竟年輕、幼稚，沒有主見，上了吳王等人的當。吳王先是揚言，他們起兵的目的，並非爭奪天下，隻是為了共誅離間骨肉之情的奸臣晁錯，隻要晁錯伏法，立刻可以息兵。但是在晁錯被腰斬、全家被殺之後，吳、楚等國的叛軍照樣前進。當時有個將領鄧公從前線返回，景帝召見了他。雙方對話如下：

　　上問曰：“道（從）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罷兵沒有）？”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因削地而激怒），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鉗口不敢複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製，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指晁錯被腰斬），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複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悔恨）。”

　　（《漢書・晁錯傳》)

　　漢景帝原以為犧牲了晁錯就可以討好吳楚叛軍，使得戰事平息。後來發現吳楚叛軍照樣進兵，才知道自己過於天真，上了大當。有些大臣不客氣地批評了他，認為他不該冤殺晁錯，使得親痛仇快。他也接受了這些意見，深表後悔。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動用了漢王朝中央軍的主力――車騎將軍周亞夫所率領的精兵迎擊叛軍。晁錯的冤死，吳楚等國的言而無信，激怒了全軍將士。戰事進展順利，叛軍紛紛瓦解，前後不到三個月，“七國之亂”平定。景帝接受這一次慘痛的教訓，在戰事結束之後，堅決推行晁錯所製訂的政策，削減諸侯的土地和權力，不再遷就與姑息。從此以後，在朝廷的有效監督之下，諸侯隻有俯首聽命，無法形成地方割據勢力。漢王朝消除了後顧之憂，逐漸富強起來，以後在漢武帝時代，才能集中力量，連續出擊，打敗北方的強敵――匈奴，迎來了漢王朝的全盛時代。晁錯的血沒有白流，他自己雖然蒙冤慘死，但就在他死後不久，他所想做的事都一一做到了。正如他父親所估計的，晁錯所做的這一切，能夠使得劉家從此安定（也就是漢王朝能夠相對安定），而晁家卻付出了最大的代價――全家被殺，血灑長街。對於這種結果，晁錯並不是不知道，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古往今來的誌士仁人，大都如此。

　　後人從中汲取的教訓

　　晁錯的冤案，給後人留下了不少教訓。

　　本來這個悲劇是可以避免的。漢景帝當時如果堅決聽從晁錯的主張，接受晁錯的建議，親自領兵，禦駕親征，而由晁錯留守長安，就像漢初的劉邦出征、蕭何留守長安一樣。這樣的聲勢就足以震懾叛軍，戰爭的時間還可以縮短，甚至不戰而勝。當然，打仗的事自有周亞夫這些名將出馬，不會要漢景帝操心，所謂禦駕親征，不過起到鼓舞士氣的作用而已。

　　無能的漢景帝，沉不住氣，竟然屈從於敵人的意誌，冤殺晁錯。這是一種亂了套的做法，對內對外，都極為不利。對內而言，冤殺晁錯，隻能使忠臣氣短，壯士寒心，大大降低皇帝的威信。對外而言，徒然被吳楚等國嘲笑，長了他人的誌氣，滅了自己的威風，貽笑外邦，貽笑後世。幸虧周亞夫等人治軍有方，不辱君命，最後打了勝仗。這一勝仗，多少還含有一點僥幸的成分在內，絕對沒有晁錯所設計的方案那麽萬全。

　　晁錯冤案的形成，包括了多種原因，例如吳王劉濞等人的訛詐，例如爰盎等人的向景帝大進讒言等等。但是應該負主要責任的還是漢景帝。他既軟弱無能，又背信棄義。“削弱諸侯”的策略雖然是晁錯提出來的，但他做不了主。你是漢王朝的法定代表人，有拍板定案的大權，事情經過你的批準，你就應該承擔全部責任，否則，要你這個皇帝幹什麽？不過，在中國的曆史上，漢景帝還不算是個壞皇帝，既不老奸巨猾，也不窮凶極惡，隻不過太幼稚，太無能，沒有經曆過大風大浪，被吳楚叛軍的聲勢嚇破了膽，妄想以遷就的辦法把事情擺平，所以做出了冤殺功臣的大蠢事。事後他還算能夠接受批評，深表悔恨。當時還沒有出現對冤假錯案進行平反的辦法，如果有這樣的事例，估計他也可能對晁錯進行平反。

　　晁錯的冤案也告訴我們：從政，是一種風險很大的事業。盡管你博學多才，見識超人，你所提出來的主張絕對是正確的，但是也要考慮提出的時間是否合適。如果提得太超前了，就會被人懷疑，受到反對，甚至遭到打擊，付出犧牲。譚嗣同等六君子因為致力於推行新政而被殺頭，但是轉眼之間，清王朝自己也在推行新政了。

　　既然如此，他會給你平反麽？不會。曆史現象就是如此可笑，明明是正確的主張，最早提出來的人往往會粉身碎骨，等到大家都讚成你的主張，你已人死不能複生。

　　這樣的悲劇已經一再重演，我們不可不知。

　　這種曆史現象，教乖了一些投機分子。他們雖然從政，卻並不急於提出自己的主張，而是耐心觀察火候，時機不到，絕不出頭，讓別人去當被槍打的出頭鳥；時機到了，隨聲附和，去爭撿落地桃子，做到穩贏不輸。

　　但是曆代也還是有一批誌士仁人，為了救國救民，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犧牲精神，不避風險，正直敢言，永遠戰鬥在最前線，也就常常會犧牲在大功告成之前。

　　２０００年前的晁大夫就是這樣的人物。正是：

　　大夫明知山有虎，連年偏向虎山行；全家熱血灑東市，為保蒼生享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