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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死狗烹談韓信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立了大功的人最後卻沒有好下場。漢王朝開國第一功臣韓信被誣謀反，蒙冤被殺的事千古流傳，盡人皆知。影響所及，遂使英雄氣短，壯士寒心。後來大家做事都想留一手，不敢盡心竭力，建功立業，惟恐把事業做大了，功高震主，遭到忌刻，會罹不測之禍。
《史記》的作者太史公司馬遷從來正直敢言，我們且看他對韓信這一大冤案是如何評論的。他在《史記・淮陰侯列傳》中說：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功勞之大可與周公、召公、薑太公相比），後世血食矣（可以長期享受祭祀，名垂千古）。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叛)
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也就是說：活該！)
司馬遷是文章高手，從來文筆流暢，邏輯性也很強。
但是在這一段話中，卻說得牛頭不對馬嘴，而且吞吞吐吐，有些底氣不足的味道。請問：造成韓信最後身敗名裂被夷三族的原因究竟是什麽？如果隻是因為不懂得“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那是不會做人，欠缺修養的問題，絕不可能處理得這麽重。如果是由於“謀叛”，那你就責備他不該謀叛就行了，何必提他謙讓不謙讓的問題，難道他為人謙讓，謀叛就可以不殺頭，可以從輕處理麽？司馬遷的這一段話，是出於不得已的原因在暗中更換了主題。先說韓信如果為人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可以成為漢王朝的開國功臣，名垂千古。他為什麽做不到這一點？就因為不懂謙讓，不會做人，這種說法本來是完整的。然後再去批評韓信在天下已定之時才去謀反，活該被夷三族，這就顯得十分勉強，其中顯然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言外之意是什麽？那就是：你韓信要“謀叛”，就應該早一點動手。在你手握重兵形勢十分有利的時候你不動，偏偏在兵權已失形勢對你不利的時候你才想動，你這個大傻瓜，不倒黴才怪！司馬遷的這種語氣，顯然已經表達了對韓信的無限同情。
司馬遷這樣評價韓信是有原因的。因為韓信是漢初第一大功臣，韓信的冤案是漢初第一大冤案，可以說是朝野上下，舉世矚目。漢王朝早已拍板定案，鐵板釘釘，既然冤枉你就冤枉到底，誰敢跳出來翻案！因此司馬遷評韓信，隻能采用曲筆，批評是假，同情是真。而且在《淮陰侯列傳》全文中，司馬遷用大量的篇幅說明韓信為人忠厚，知恩圖報，即使在形勢對自己十分有利之時，也從無謀叛之心。他在記事中留下這些“伏筆”，是想讓我們這些後世的讀者能夠“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從中揣摩出曆史的真相來！
韓信不是背信棄義的人
讀者諸君，請你把《史記・淮陰侯列傳》再讀一遍，留意一下其中描寫武涉與蒯通勸說韓信背叛劉邦的經過。
先是武涉奉項羽之命去勸說韓信，希望韓信與楚聯合，三分天下。他所下的說詞，很有道理，但是被韓信謝絕了。韓信說：“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背）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
武涉說不動他，齊人蒯通又來勸說，勸他在楚、漢相爭之時坐觀成敗，自取天下。蒯通說：“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而且直接提出“野獸已盡而獵狗烹”的故事，認為天下既定之時，劉邦就會對他下手。但是“韓信猶豫，不忍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他沒有想到，轉瞬之間，蒯通所說的預言就一一變成現實。與老奸巨猾的劉邦相比，韓信實在是太老實了。
司馬遷在這一段敘述中未加任何評語，因為這種評語很不好加，說得不妥，就會被指為替韓信翻案。對於這位刑餘史臣司馬遷，這種大帽子是戴不起的。但在這段敘述之中，司馬遷顯然還有一段潛台詞，希望讀者能夠領悟。這段潛台詞是：“韓信在手握重兵可以左右天下大勢的時候，能夠一再婉謝諸家說客的勸說，不願意背叛劉邦；難道在被劉邦用計擒獲之後，處於軟禁期間，全無謀反的條件之時，還會謀反麽！韓信是用兵如神的名將，又不是糊塗蟲，難道會貿然做出不顧後果的糊塗事！因此，說他在軟禁期間還想‘謀反’，實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謀反的證據不足信
說是韓信謀反，證據何在？司馬遷在《淮陰侯列傳》中詳記韓信與陳 的“私房話”，作為韓信“謀反”的證據，這段文字雖然寫得生動，像煞有介事，但是完全經不起推敲，一推敲，就使人疑竇叢生，不敢輕信了。
這段文字是：
陳 拜為巨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 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 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公元前１９７年），陳 果反。
請問：以這樣一席話作為韓信教唆陳 謀叛的證據，能行嗎？當然不行。當時韓信屏退左右，隻與陳 兩人攜手“步於庭”，所說的話根本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因為是邊走邊說，即使某個地方藏有竊聽器也記不下來。
除非是陳 被俘後自己交代出來，否則就不可能為別人所知。陳 是在戰場上被樊噲的部下當場擊斃的，當然無從吐露這些談話。退一萬步說，即使陳 或者韓信承認有過這樣一次談話，也隻能視為發牢騷、出怨言，算不了是“謀反”的證據。因為當時韓信已在軟禁之中，完全缺少“謀反”的起碼條件。陳 出任巨鹿守，尚未到任，八字還未見一撇，在遙遠的將來會有什麽新情況完全不知道，請問這個“反”又如何“謀”法？但是《淮陰侯列傳》中緊接著就說了一段韓信“謀反”的經過如下：
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 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後、太子。部署已定，待 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後。呂後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 已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後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這一段話，與其說是司馬遷記載韓信“謀反”的經過，倒不如說是司馬遷有意揭穿呂後的陰謀。因為這一段話說得破綻百出，實在難以令人相信。韓信以被軟禁之身能夠假傳聖旨赦免許多囚徒共同起來造反嗎？如果真有其事，不知道要牽連多少人，至少應指明哪些人參與了謀劃，怎麽會隻殺韓信一家人就把事情了結。這明明是呂後與蕭何密謀把韓信騙進宮來加以謀殺，是未經審訊就襲殺了的。蕭何對於韓信，正如成語所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如果韓信是真的謀反，何不暫時囚禁，等待劉邦回來公開審訊，明正典刑，豈不是可以對那些心懷異誌的人起到警戒作用。呂、蕭兩人設計把韓信騙進宮去立即下手，充分說明這一段記述不能說明韓信“謀反”，隻能說明是呂、蕭“謀殺”。司馬遷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們，讀他的書需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果我們讀了這一段文字，真的認為是司馬遷在記載韓信“謀反”的經過與罪狀，那就是既不好學，更不深思，也就很難懂得他老人家的真意了。
被軟禁的韓信沒有造反的條件
公元前２０２年，以項羽的敗死結束了長達５年的楚漢之爭。劉邦統一了天下。為了酬勞功臣，他在當年就封了７個異姓王國，其中最大的就是楚國，韓信被封為楚王。實力最強的楚國就成為劉邦的心腹大患。他要想消滅異己，第一個目標就是楚國。此時劉邦雖然做了皇帝，手中的兵力還是比不過韓信。《史記・陳丞相世家》中說：
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
“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
“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
“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弟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
當時劉邦如果和韓信對壘，正如陳平所言，絕對不是韓信的對手。他隻好采用陳平的獻計，偽遊雲夢，叫韓信來見麵，“實欲襲信，信弗知”。等到韓信來謁，“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係信。
至洛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
可見，劉邦是用詐術逮捕了韓信，說是“人告公反”，而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結果是加以扣留，軟禁，赦信罪（赦的是什麽罪，也就說不清，道不明），從楚王貶為淮陰侯。韓信上當被捕之後，倒是一下子就明白過來了，知道這是“兔死狗烹”。這話從韓信的口中說出來，真是畫龍點睛之筆。
韓信從被軟禁直到被指為謀叛而殺頭，前後有５年之久。在這幾年中，他雖有一個淮陰侯的空名，事實上手中沒有一兵一卒，又在朝廷的嚴密監控之中，沒有行動自由，實際上已經失掉了“謀反”的能力。可笑的是，就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中，韓信還是非常自負，不肯謙讓，嘴巴還是不肯饒人。《淮陰侯列傳》中說：
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
“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這次對話，為後世留下了一條“韓信將兵，多多益善”的成語。但對韓信本人卻極為不利。韓信先是說了大話，貶了劉邦（“陛下不過能將十萬”），話已出口，悔之不及，隻好多說兩句奉承話（“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以資補救。但是老奸巨猾的劉邦聽得出來，“臣多多而益善耳”是極為自負的韓信的真心話，至於後麵的“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則是勉強說出的奉承話。做了皇帝的劉邦，對於阿諛逢迎的奉承話一天到晚聽得太多了，聽了不起什麽作用；但是韓信藐視他的真心話，他卻記恨於心。此話一出口，韓信也就“死定了”，反正早遲要把你收拾掉，看你狂妄到幾時！
不能把兔死狗烹視為曆史規律
我們遇到了一些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錯事、壞事、怪事，隻要是稍有正義感的人，往往會義憤填膺，拍案而起。這是正常現象。如果遇得太多了，就會逐漸麻木，見慣不驚，甚至於習非成是，視為當然。那就是不正常的現象。司馬遷借韓信之口說出“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天下已定，我固當烹”的話，是對忘恩負義的暴君們的譴責，屬於口誅筆伐。後來有些皇帝跟樣學樣，一再重演兔死狗烹的悲劇，就有人產生懷疑，覺得天下既定則殺功臣的事是不是難以避免，是不是已經成為曆史規律。其實曆代王朝雖然不乏大殺功臣的例子，也還是有不少不殺功臣的例子。例如東漢的劉秀、北宋的趙匡胤等就都不殺功臣。既然不殺功臣也能把國家治理好，就說明大殺功臣一事並不是必需的，不能視為理所當然。
曆史上大殺功臣的有兩個代表人物，一是劉邦，二是朱元璋。劉邦是大殺功臣的始作俑者，“兔死狗烹”
的典故就是由他冤殺韓信所產生的。對於大殺功臣，他還有一套歪歪道理。他把功臣分為兩類：一類為功人，二類為功狗。在《史記・蕭相國世家》中，司馬遷對此有明確的記載：
高祖（劉邦）以蕭何功最盛，封為 侯，所食邑多。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嚐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
“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
“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對於“功人”、“功狗”，還可以換一種方式來說明。那就是：既能打江山，又有治國本領的，才能叫作功人；隻能打江山，沒有治國本領的，隻可稱為功狗。
按照劉邦的邏輯，既然兔子打完了，獵狗沒有用了，一律烹之，好像是頗有理由、順理成章的事。因此，韓信、彭越、英布等功狗相繼烹之，蕭何等功人才得以保全。
２０００年來，受劉邦此說的影響，大家似乎已把“兔死狗烹”看成一條曆史規律，譴責之聲，反而越來越少了。
等而下之，朱元璋的大殺功臣，其惡劣程度比劉邦有過之而無不及。劉邦是不殺功人，隻殺功狗，認為留下功人，對於治國也還有一些用處。朱元璋是不論功人、功狗，一律斬盡殺絕。他自有一套獨特的思路，他認為：
凡是有功者，不論功人也好，功狗也好，隻要是過去參加過打江山的人，多少總有一些野心，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有起來作亂的可能性。為了確保帝位的安全，最好一律殺之。朱元璋在和太子朱標對話的時候，稱呼這些人為“險人”。這個新名詞的創造，就成了他必須大殺功臣的理論根據。
其實，不殺功臣的朝代也並不少。舉例說，劉邦的後裔、東漢的開國之君劉秀就盡力保全功臣。劉秀出身於太學生，處理國事很有理性，並且富有人情味。他雖是開國之君，卻並非野心家，在反抗王莽的起義中，既不急功近利，更不搶班奪權，而是逐步發展，循序漸進。
別人掌權之時，他能安守本分；等到別人失敗，他才從容接手。他從起義到登上帝位，時間長達１６年。他用儒家思想治國，崇尚寬厚。對於功臣，他不僅不猜忌，而且盡量作出妥善安排，優待終身。開國功臣雲台２８將，人人善終；就連過去的政敵，隻要歸順過來，也能化敵為友，相安無事。
至於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盡量保全武將（也就是劉邦所說的“功狗”）的故事，則是人人熟知，人人稱道，不必多說。
因此，大殺功臣，兔死狗烹，並不是不可避免的，絕非曆史規律。這種惡劣行為，隻能由劉邦、朱元璋等等暴君個人負責。
兔死狗烹是百分之百的冤案
一個無辜的人蒙冤被關、被殺，就應該叫做冤案，應該為之平反；不僅無辜而且有功的人蒙冤被關、被殺，當然更應該叫做冤案，更應該為之平反。因此，古往今來一切兔死狗烹的事件都是百分之百的冤案，應該一起平反，以慰英魂。
已受宮刑，心有餘悸的司馬遷不敢公開提出為韓信平反的主張，但卻在記事中，在字裏行間一再向我們透露出曆史的真相，描繪出流氓皇帝劉邦的醜惡嘴臉。請看看劉邦和韓信打交道的時候一次又一次的尷尬場麵。
劉邦勉強接受了蕭何的建議，對韓信登壇拜將。劉、韓兩人見麵之時：
王曰：“丞相（蕭何）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在韓信這個行家麵前，劉邦“默然良久”，還是不敢吹牛，隻好自認任何條件都比不上項羽。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韓信，他根本沒有與項羽較量的膽子。
後來，韓信立了大功，已平齊地，乃派使者上書劉邦，希望封自己為“假王”（代理齊王），以壯聲勢。
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用腳踢他以示意），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他要自立為王，你也擋不住）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
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複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征其兵擊楚。
因為韓信的實力比劉邦強，這時的劉邦對於韓信，甚至於對韓信所派的使者都不敢發脾氣，隻能低聲下氣，表現出一副窩囊相。
到了項羽敗亡，天下已定。劉邦不得已，封第一號大功臣韓信為楚王。但是又不放心，時時想奪韓信的權，遂問計於陳平。陳平估計做了皇帝的劉邦，在實力上仍然不是韓信的對手，隻好采取詐術，偽遊雲夢，與韓信見麵時，乘機襲擊，加以逮捕。當韓信質問他為什麽這樣做？劉邦隻好吞吞吐吐地說：“人告公反。”但是又拿不出任何證據。如果韓信真的謀反，劉邦可以嚴詞審訊，為什麽卻客客氣氣地說“人言公反”，稱一個罪犯為“公”？其場麵之尷尬，可以想見。
後來劉、韓見麵，談論用兵問題，劉邦居然說：“你用兵的本領比我強，為什麽反被我所擒？”這真是強詞奪理，恬不知恥。韓信說的本領是用兵，劉邦說的本領是玩弄陰謀詭計，這完全是兩碼事，完全沒有可比性。
如果雙方在戰場上相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無論鬥智鬥勇，劉邦豈是韓信的對手！
此後，劉、韓就再也沒有見麵，劉邦自己愧對韓信，要對韓信下手，隻好假手於呂後。呂後也不敢公開傳訊韓信，隻好用蕭何之計把韓信騙進宮來，斬之於長樂宮的鍾室。這實際上是一種不光彩的暗殺行為。如果韓信真有短處，為什麽不能公開審問，明正典刑？
最妙的記載，是劉邦出征歸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之”。一個“喜”字，活畫出劉邦一副醜態。他的心腹大患已除，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一個“憐”字，也足夠說明他的問心有愧，心虛氣短。
司馬遷之批評韓信為人不懂謙讓，“自伐其功，自矜其能”，所以才招致敗亡，這並不是真話，而是一種憤慨已極的反話。其潛台詞是：“韓信！韓信！看你用兵如神，好像非常聰明，卻一點不懂得保護自己。最後被人暗算，身敗名裂，這種倒黴的事，不是你自找的嗎！”
筆者行文至此，不禁有詩歎曰：
兔死狗烹太無情，千秋冤案說淮陰；史公無奈用曲筆，卻責韓信不虛心！
《史記》的作者太史公司馬遷從來正直敢言，我們且看他對韓信這一大冤案是如何評論的。他在《史記・淮陰侯列傳》中說：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功勞之大可與周公、召公、薑太公相比），後世血食矣（可以長期享受祭祀，名垂千古）。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叛)
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也就是說：活該！)
司馬遷是文章高手，從來文筆流暢，邏輯性也很強。
但是在這一段話中，卻說得牛頭不對馬嘴，而且吞吞吐吐，有些底氣不足的味道。請問：造成韓信最後身敗名裂被夷三族的原因究竟是什麽？如果隻是因為不懂得“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那是不會做人，欠缺修養的問題，絕不可能處理得這麽重。如果是由於“謀叛”，那你就責備他不該謀叛就行了，何必提他謙讓不謙讓的問題，難道他為人謙讓，謀叛就可以不殺頭，可以從輕處理麽？司馬遷的這一段話，是出於不得已的原因在暗中更換了主題。先說韓信如果為人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可以成為漢王朝的開國功臣，名垂千古。他為什麽做不到這一點？就因為不懂謙讓，不會做人，這種說法本來是完整的。然後再去批評韓信在天下已定之時才去謀反，活該被夷三族，這就顯得十分勉強，其中顯然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言外之意是什麽？那就是：你韓信要“謀叛”，就應該早一點動手。在你手握重兵形勢十分有利的時候你不動，偏偏在兵權已失形勢對你不利的時候你才想動，你這個大傻瓜，不倒黴才怪！司馬遷的這種語氣，顯然已經表達了對韓信的無限同情。
司馬遷這樣評價韓信是有原因的。因為韓信是漢初第一大功臣，韓信的冤案是漢初第一大冤案，可以說是朝野上下，舉世矚目。漢王朝早已拍板定案，鐵板釘釘，既然冤枉你就冤枉到底，誰敢跳出來翻案！因此司馬遷評韓信，隻能采用曲筆，批評是假，同情是真。而且在《淮陰侯列傳》全文中，司馬遷用大量的篇幅說明韓信為人忠厚，知恩圖報，即使在形勢對自己十分有利之時，也從無謀叛之心。他在記事中留下這些“伏筆”，是想讓我們這些後世的讀者能夠“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從中揣摩出曆史的真相來！
韓信不是背信棄義的人
讀者諸君，請你把《史記・淮陰侯列傳》再讀一遍，留意一下其中描寫武涉與蒯通勸說韓信背叛劉邦的經過。
先是武涉奉項羽之命去勸說韓信，希望韓信與楚聯合，三分天下。他所下的說詞，很有道理，但是被韓信謝絕了。韓信說：“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背）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
武涉說不動他，齊人蒯通又來勸說，勸他在楚、漢相爭之時坐觀成敗，自取天下。蒯通說：“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而且直接提出“野獸已盡而獵狗烹”的故事，認為天下既定之時，劉邦就會對他下手。但是“韓信猶豫，不忍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他沒有想到，轉瞬之間，蒯通所說的預言就一一變成現實。與老奸巨猾的劉邦相比，韓信實在是太老實了。
司馬遷在這一段敘述中未加任何評語，因為這種評語很不好加，說得不妥，就會被指為替韓信翻案。對於這位刑餘史臣司馬遷，這種大帽子是戴不起的。但在這段敘述之中，司馬遷顯然還有一段潛台詞，希望讀者能夠領悟。這段潛台詞是：“韓信在手握重兵可以左右天下大勢的時候，能夠一再婉謝諸家說客的勸說，不願意背叛劉邦；難道在被劉邦用計擒獲之後，處於軟禁期間，全無謀反的條件之時，還會謀反麽！韓信是用兵如神的名將，又不是糊塗蟲，難道會貿然做出不顧後果的糊塗事！因此，說他在軟禁期間還想‘謀反’，實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謀反的證據不足信
說是韓信謀反，證據何在？司馬遷在《淮陰侯列傳》中詳記韓信與陳 的“私房話”，作為韓信“謀反”的證據，這段文字雖然寫得生動，像煞有介事，但是完全經不起推敲，一推敲，就使人疑竇叢生，不敢輕信了。
這段文字是：
陳 拜為巨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 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 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公元前１９７年），陳 果反。
請問：以這樣一席話作為韓信教唆陳 謀叛的證據，能行嗎？當然不行。當時韓信屏退左右，隻與陳 兩人攜手“步於庭”，所說的話根本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因為是邊走邊說，即使某個地方藏有竊聽器也記不下來。
除非是陳 被俘後自己交代出來，否則就不可能為別人所知。陳 是在戰場上被樊噲的部下當場擊斃的，當然無從吐露這些談話。退一萬步說，即使陳 或者韓信承認有過這樣一次談話，也隻能視為發牢騷、出怨言，算不了是“謀反”的證據。因為當時韓信已在軟禁之中，完全缺少“謀反”的起碼條件。陳 出任巨鹿守，尚未到任，八字還未見一撇，在遙遠的將來會有什麽新情況完全不知道，請問這個“反”又如何“謀”法？但是《淮陰侯列傳》中緊接著就說了一段韓信“謀反”的經過如下：
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 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後、太子。部署已定，待 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後。呂後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 已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後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這一段話，與其說是司馬遷記載韓信“謀反”的經過，倒不如說是司馬遷有意揭穿呂後的陰謀。因為這一段話說得破綻百出，實在難以令人相信。韓信以被軟禁之身能夠假傳聖旨赦免許多囚徒共同起來造反嗎？如果真有其事，不知道要牽連多少人，至少應指明哪些人參與了謀劃，怎麽會隻殺韓信一家人就把事情了結。這明明是呂後與蕭何密謀把韓信騙進宮來加以謀殺，是未經審訊就襲殺了的。蕭何對於韓信，正如成語所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如果韓信是真的謀反，何不暫時囚禁，等待劉邦回來公開審訊，明正典刑，豈不是可以對那些心懷異誌的人起到警戒作用。呂、蕭兩人設計把韓信騙進宮去立即下手，充分說明這一段記述不能說明韓信“謀反”，隻能說明是呂、蕭“謀殺”。司馬遷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們，讀他的書需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果我們讀了這一段文字，真的認為是司馬遷在記載韓信“謀反”的經過與罪狀，那就是既不好學，更不深思，也就很難懂得他老人家的真意了。
被軟禁的韓信沒有造反的條件
公元前２０２年，以項羽的敗死結束了長達５年的楚漢之爭。劉邦統一了天下。為了酬勞功臣，他在當年就封了７個異姓王國，其中最大的就是楚國，韓信被封為楚王。實力最強的楚國就成為劉邦的心腹大患。他要想消滅異己，第一個目標就是楚國。此時劉邦雖然做了皇帝，手中的兵力還是比不過韓信。《史記・陳丞相世家》中說：
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
“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
“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
“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弟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
當時劉邦如果和韓信對壘，正如陳平所言，絕對不是韓信的對手。他隻好采用陳平的獻計，偽遊雲夢，叫韓信來見麵，“實欲襲信，信弗知”。等到韓信來謁，“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係信。
至洛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
可見，劉邦是用詐術逮捕了韓信，說是“人告公反”，而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結果是加以扣留，軟禁，赦信罪（赦的是什麽罪，也就說不清，道不明），從楚王貶為淮陰侯。韓信上當被捕之後，倒是一下子就明白過來了，知道這是“兔死狗烹”。這話從韓信的口中說出來，真是畫龍點睛之筆。
韓信從被軟禁直到被指為謀叛而殺頭，前後有５年之久。在這幾年中，他雖有一個淮陰侯的空名，事實上手中沒有一兵一卒，又在朝廷的嚴密監控之中，沒有行動自由，實際上已經失掉了“謀反”的能力。可笑的是，就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中，韓信還是非常自負，不肯謙讓，嘴巴還是不肯饒人。《淮陰侯列傳》中說：
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
“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這次對話，為後世留下了一條“韓信將兵，多多益善”的成語。但對韓信本人卻極為不利。韓信先是說了大話，貶了劉邦（“陛下不過能將十萬”），話已出口，悔之不及，隻好多說兩句奉承話（“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以資補救。但是老奸巨猾的劉邦聽得出來，“臣多多而益善耳”是極為自負的韓信的真心話，至於後麵的“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則是勉強說出的奉承話。做了皇帝的劉邦，對於阿諛逢迎的奉承話一天到晚聽得太多了，聽了不起什麽作用；但是韓信藐視他的真心話，他卻記恨於心。此話一出口，韓信也就“死定了”，反正早遲要把你收拾掉，看你狂妄到幾時！
不能把兔死狗烹視為曆史規律
我們遇到了一些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錯事、壞事、怪事，隻要是稍有正義感的人，往往會義憤填膺，拍案而起。這是正常現象。如果遇得太多了，就會逐漸麻木，見慣不驚，甚至於習非成是，視為當然。那就是不正常的現象。司馬遷借韓信之口說出“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天下已定，我固當烹”的話，是對忘恩負義的暴君們的譴責，屬於口誅筆伐。後來有些皇帝跟樣學樣，一再重演兔死狗烹的悲劇，就有人產生懷疑，覺得天下既定則殺功臣的事是不是難以避免，是不是已經成為曆史規律。其實曆代王朝雖然不乏大殺功臣的例子，也還是有不少不殺功臣的例子。例如東漢的劉秀、北宋的趙匡胤等就都不殺功臣。既然不殺功臣也能把國家治理好，就說明大殺功臣一事並不是必需的，不能視為理所當然。
曆史上大殺功臣的有兩個代表人物，一是劉邦，二是朱元璋。劉邦是大殺功臣的始作俑者，“兔死狗烹”
的典故就是由他冤殺韓信所產生的。對於大殺功臣，他還有一套歪歪道理。他把功臣分為兩類：一類為功人，二類為功狗。在《史記・蕭相國世家》中，司馬遷對此有明確的記載：
高祖（劉邦）以蕭何功最盛，封為 侯，所食邑多。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嚐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
“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
“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對於“功人”、“功狗”，還可以換一種方式來說明。那就是：既能打江山，又有治國本領的，才能叫作功人；隻能打江山，沒有治國本領的，隻可稱為功狗。
按照劉邦的邏輯，既然兔子打完了，獵狗沒有用了，一律烹之，好像是頗有理由、順理成章的事。因此，韓信、彭越、英布等功狗相繼烹之，蕭何等功人才得以保全。
２０００年來，受劉邦此說的影響，大家似乎已把“兔死狗烹”看成一條曆史規律，譴責之聲，反而越來越少了。
等而下之，朱元璋的大殺功臣，其惡劣程度比劉邦有過之而無不及。劉邦是不殺功人，隻殺功狗，認為留下功人，對於治國也還有一些用處。朱元璋是不論功人、功狗，一律斬盡殺絕。他自有一套獨特的思路，他認為：
凡是有功者，不論功人也好，功狗也好，隻要是過去參加過打江山的人，多少總有一些野心，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有起來作亂的可能性。為了確保帝位的安全，最好一律殺之。朱元璋在和太子朱標對話的時候，稱呼這些人為“險人”。這個新名詞的創造，就成了他必須大殺功臣的理論根據。
其實，不殺功臣的朝代也並不少。舉例說，劉邦的後裔、東漢的開國之君劉秀就盡力保全功臣。劉秀出身於太學生，處理國事很有理性，並且富有人情味。他雖是開國之君，卻並非野心家，在反抗王莽的起義中，既不急功近利，更不搶班奪權，而是逐步發展，循序漸進。
別人掌權之時，他能安守本分；等到別人失敗，他才從容接手。他從起義到登上帝位，時間長達１６年。他用儒家思想治國，崇尚寬厚。對於功臣，他不僅不猜忌，而且盡量作出妥善安排，優待終身。開國功臣雲台２８將，人人善終；就連過去的政敵，隻要歸順過來，也能化敵為友，相安無事。
至於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盡量保全武將（也就是劉邦所說的“功狗”）的故事，則是人人熟知，人人稱道，不必多說。
因此，大殺功臣，兔死狗烹，並不是不可避免的，絕非曆史規律。這種惡劣行為，隻能由劉邦、朱元璋等等暴君個人負責。
兔死狗烹是百分之百的冤案
一個無辜的人蒙冤被關、被殺，就應該叫做冤案，應該為之平反；不僅無辜而且有功的人蒙冤被關、被殺，當然更應該叫做冤案，更應該為之平反。因此，古往今來一切兔死狗烹的事件都是百分之百的冤案，應該一起平反，以慰英魂。
已受宮刑，心有餘悸的司馬遷不敢公開提出為韓信平反的主張，但卻在記事中，在字裏行間一再向我們透露出曆史的真相，描繪出流氓皇帝劉邦的醜惡嘴臉。請看看劉邦和韓信打交道的時候一次又一次的尷尬場麵。
劉邦勉強接受了蕭何的建議，對韓信登壇拜將。劉、韓兩人見麵之時：
王曰：“丞相（蕭何）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在韓信這個行家麵前，劉邦“默然良久”，還是不敢吹牛，隻好自認任何條件都比不上項羽。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韓信，他根本沒有與項羽較量的膽子。
後來，韓信立了大功，已平齊地，乃派使者上書劉邦，希望封自己為“假王”（代理齊王），以壯聲勢。
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用腳踢他以示意），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他要自立為王，你也擋不住）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
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複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征其兵擊楚。
因為韓信的實力比劉邦強，這時的劉邦對於韓信，甚至於對韓信所派的使者都不敢發脾氣，隻能低聲下氣，表現出一副窩囊相。
到了項羽敗亡，天下已定。劉邦不得已，封第一號大功臣韓信為楚王。但是又不放心，時時想奪韓信的權，遂問計於陳平。陳平估計做了皇帝的劉邦，在實力上仍然不是韓信的對手，隻好采取詐術，偽遊雲夢，與韓信見麵時，乘機襲擊，加以逮捕。當韓信質問他為什麽這樣做？劉邦隻好吞吞吐吐地說：“人告公反。”但是又拿不出任何證據。如果韓信真的謀反，劉邦可以嚴詞審訊，為什麽卻客客氣氣地說“人言公反”，稱一個罪犯為“公”？其場麵之尷尬，可以想見。
後來劉、韓見麵，談論用兵問題，劉邦居然說：“你用兵的本領比我強，為什麽反被我所擒？”這真是強詞奪理，恬不知恥。韓信說的本領是用兵，劉邦說的本領是玩弄陰謀詭計，這完全是兩碼事，完全沒有可比性。
如果雙方在戰場上相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無論鬥智鬥勇，劉邦豈是韓信的對手！
此後，劉、韓就再也沒有見麵，劉邦自己愧對韓信，要對韓信下手，隻好假手於呂後。呂後也不敢公開傳訊韓信，隻好用蕭何之計把韓信騙進宮來，斬之於長樂宮的鍾室。這實際上是一種不光彩的暗殺行為。如果韓信真有短處，為什麽不能公開審問，明正典刑？
最妙的記載，是劉邦出征歸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之”。一個“喜”字，活畫出劉邦一副醜態。他的心腹大患已除，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一個“憐”字，也足夠說明他的問心有愧，心虛氣短。
司馬遷之批評韓信為人不懂謙讓，“自伐其功，自矜其能”，所以才招致敗亡，這並不是真話，而是一種憤慨已極的反話。其潛台詞是：“韓信！韓信！看你用兵如神，好像非常聰明，卻一點不懂得保護自己。最後被人暗算，身敗名裂，這種倒黴的事，不是你自找的嗎！”
筆者行文至此，不禁有詩歎曰：
兔死狗烹太無情，千秋冤案說淮陰；史公無奈用曲筆，卻責韓信不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