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氏族部落製時代的雅利安人進入印度河流域之後,他們雖然沒有文字,但這個民族卻極富文學藝術創作和歌舞表演的天賦,既善思辯,也喜歡冥思苦想。
吠陀時期(前1700-前700年)的歌者都喜歡彈唱人生的種種悲歡離合,他們歌頌神靈和英雄,用藝術誇張浪漫的手法,把包羅萬象的人世間以及婆羅門祭司對人生和宇宙的理解,通過聖歌和史詩、神話故事傳說一一宣敘出來。
《梨俱吠陀本集》,它是頌神的聖歌,也是言簡意賅的吠陀經典,同時其中也不乏抒情詩的優秀典範。它與中國先秦時代的《詩經》相比,兩者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既有豐富的哲理奧義,也有高度的史料價值,同時兼具優美的文筆。如“創世之歌”,它就是用一種深沉空靈的筆調去描寫詩人想象中的混沌初期的宇宙洪荒:
……那時沒有死,也沒有永生不死;
也沒有劃分晝夜。
隻有獨一之體,靜靜呼吸,自養其生,
此處並無他物,在它之上也是空虛。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梨俱吠陀》等四部吠陀經中,了解到早期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部族相互間的戰鬥、社會與經濟活動、節慶和宗教信仰的有關內容。
隨著時間的流逝,當雅利安人由次大陸西北部向東南方向的恒河-朱木拿河流域滲透之後,《吠陀經》在婆羅門祭司的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整理注釋。這些集中注釋是用一般大眾比較熟悉的梵文散文體編寫成集,所以被稱為《梵書》,其內容可說是《吠陀經》的引申和拓展。在現存的十多部梵書中,有一部分又被稱為“森林書”,它是因年老而隱居的婆羅門祭司在森林習授此類經典而得名。
梵書出現之後,又產生了所謂講授神秘教義的《奧義書》。這樣吠陀經和梵書、奧義書便最終構成了吠陀文獻經典的體係,也標誌著婆羅門教的完全形成。
事實上,吠陀文獻是雅利安婆羅門教的各個學派口耳世代相傳下來的經典,它們涉及到的內容豐富而龐雜,堪稱古代思想智慧的寶庫。其中涉及到神話傳說、靈魂學、數學、占兆學、辯證論、倫理學、解釋神名的語源學、軍事學、天文學、蛇學、舞蹈音樂學、儀禮學、文法學等,真是不一而足。吠陀文獻反映的是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700年間印度先民的生活、思想和社會實踐的情況,這有些類似中國先秦的諸子百家學說,它成了後來印度人民進行再創造的思想源泉。
在婆羅門教形成發展的過程中,婆羅門祭司乃王族顯貴之師,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古印度社會承認國王享有相應權利的加冕禮,又叫“灌頂禮”。在儀式盛典中,是由婆羅門祭司主持向神靈獻祭,由他為國王行正式的灑水禮。國王要走下王位來向婆羅門致敬,他還得宣誓真誠不二地對待祭司,他被特別賦予保護婆羅門和王國法律的責任。
然而,婆羅門教既然是積極入世的,祭司階層也必然要經受世事沉浮的考驗。後期吠陀時代(前10世紀――前7世紀)的許多記述表明,國王與婆羅門之間的衝突已屢有發生。婆羅門依靠宗教、倫理和種姓製的束縛,已難以抑製握有強大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的王族和商人階級的崛起,他們難以像過去那樣對國王、刹帝利頤指氣使,隻好局限於主持祭祀典禮,整天沉湎於各種虛無飄渺的神學探究和對世事的苦思當中。
有一則《奧義書》的故事頗能說明當時婆羅門無可奈何的境地。據說有一個少年,他一直從婆羅門的父親那裏接受各種知識教誨,後來國王就向少年質疑了若幹個問題,其中如是說:
“人一死,會上哪兒去?他會如何生活,能否轉世如今?”
少年一個問題也回答不了,弄得很尷尬。他隻好返回父親那裏,問他為什麽沒有教自己理解諸如此類的問題。他父親卻回答:
“不不,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毫無保留地教給你了,國王的疑問連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讓我們一塊去向國王請教吧。”
國王厚待了年老的婆羅門,問他希望得到什麽捐贈。婆羅門說,黃金、牛馬、奴隸、服飾這些世上的珍物都不是我想要的,我隻希望王上能解答向我兒子提出的質疑。開始,國王謙遜地拒絕了,但婆羅門一再懇求,於是國王就說:
“這些問題,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刹帝利,那是任何人也不能回答的……”
最古老的《奧義書》,其成書年代大約也是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而那時候,刹帝利王族的思想舉止和言行已明顯淩駕於婆羅門之上了。這就為後來新興的佛教、耆那教打破婆羅門教的權威學說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