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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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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遙遠的回聲
印度河文明像謎一般地消失了，但考古發掘卻使它重見天日，從而使印、巴地區在古代世界文明體係中贏得了其應有的地位。
很多跡象還表明，它與西南亞地區的古代文明國家也有著密切的聯係。如它們都有磚砌的房屋，發達的城市生活，陶工旋盤的使用，還會製造青銅器，也流行有象形文字符號的印章和書板。有可能印度河文明是先受到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影響，爾後才發展出獨特的文明體係，同時它的文化影響反過來又波及到西亞地區，如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發現摩亨佐・達羅類型的印章，烏爾王室盛行使用印度河首飾就是極好的說明。
印度河文明衰亡了，取而代之的白種雅利安人在吠陀文獻中，又以輕蔑的語氣貶低次大陸的土著人，這就使得印度河文明的曆史進一步湮滅無聞。不過，由於考古發掘取得的證據，使我們意識到，即使過了無數的歲月，印度河文明還在發出它有力的回音，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可以在中國雲南著名的石寨山文化中見到。
凡是熟悉司馬遷《史記》這部偉大曆史巨著的中外學者，都知道在西漢武帝的王朝之前，中國西南的蜀布、邛竹杖等物產，已經由鮮為人知的中、緬、印古道流傳到古代的印巴和中亞地區。所以20世紀初葉，法國人伯希和就研究寫作了《交廣印度兩道考》的論文，探討次大陸與東亞南部的人民交往。此後，研究這條“西南絲綢之路”的學者日漸增多，以至它今天已成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的一個熱門話題。
那是1982年的某一天，地點是在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係的主任辦公室，係主任是華裔美國科學院院士、國際知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他正在熱情地接待來訪的中國四川大學曆史係的考古學家童恩正教授。
兩人可說是一見如故。因為在事業上他們對東亞南部的民族考古都抱有極大的興趣，也就是說，要在20世紀末葉取得科學發現的重大突破，中國西南及其鄰近的國家地區，是最有研究潛力和研究價值的地方。
中國西南與東南亞和南亞次大陸毗鄰，在生態環境上相似之處不少，民族成份及其文化自古以來就多有交流與融合，彼此都給對方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帶來許多積極的影響，發現和複原、並弘揚這些地區的古代文明，這對重新確立東亞南部在世界文明體係中的地位，促進該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中外各民族的友好合作與交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現實意義。
兩人意識到，要在該地區取得突破性的科學發現，必須要放棄傳統單一學科和閉門造車在古文獻中打轉的研究辦法，如何在地下發掘出前所未見的珍貴文物和文化遺跡，必須要結合考古學、人類學、古生物學、民族學、語言學和地質學、物理化學等學科的專家，采用協同攻關的辦法，才會取得理想的成果。
張光直和童恩正都是富於遠見卓識的實幹家，他們說幹就幹，很快就擬定了一個四川大學與哈佛大學合作研究西南地區的計劃。計劃的內容很周全，如它要計劃在四川大學設立6個一流的考古實驗室（包括地質、古生物等），分別由中美雙方一流的學者擔任主持人。在考察計劃中，屆時童恩正要與解決了西亞小麥和墨西哥玉蜀黍種植起源問題的理查德・馬克內斯教授一道，將沿著四川盆地和許多南北向的西南河穀，去尋找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跡，去設法研究解決民族植物學和造福於人類的農業栽培起源、傳播等問題。計劃約定，由張光直代表美方落實第一年的研究經費。
遺憾的是，兩人不遺餘力推動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愛國熱忱還是落空了。其原因就在於，當時倆人的思想似乎是大大超越了時代的局限，深受閉關鎖國觀念影響的人們，在1982年以前尚未完全意識到改革開放和“教育要麵向世界，要麵向現代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不要讓外國人碰中國文物”的呼聲把這一計劃打入了冷宮。
事隔十餘年後，張光直先生在緬懷童恩正教授的文章中還扼腕歎惜到：“如果1982年（哈佛）與四川大學合作的計劃能夠如願實現，中國考古學今日的麵貌又當如何？”
然而，事實上童恩正並不是個輕易放棄信念追求的人。他和自己的同事、學生又製定了《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綜合考察》計劃，並於1986年獲得國家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項目資助。這項計劃決定要在川滇緬印古道上進行一係列考古發掘，重點發掘漢代永昌城故址，即今天雲南的保山一帶，也就是古代印度人最集中的移民點，以此取得豐富堅實的考古證據，最終達到探討複原古代中國西南、東南亞、南亞先民循此道而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情形的目的。
此項如此宏大而誘人的科學考察探險計劃，不但需要資金的保障，而且需要中國西南學術界以至緬甸、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國科學界的通力合作和支持。童先生為此四麵奔走，八方聯絡，積極領導課題組開展研究和野外調查發掘工作，並連續出版了《西南六江流域綜合考察報告》、《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專輯）等係列論著，不斷推出科考發現研究的新成果。直至童先生在美國威斯裏安大學客座教授任內不幸病逝的二年後，他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考古遺作還刊於《考古》權威雜誌上。
審視西南考古的豐碩成果，我們就不能不歎服考古學家的科學預見性。
1998年底至1999年6月，雲南的考古學家在昆明的羊甫頭，探尋到了500餘座古代墓葬，出土文物4000餘件，其中有青銅器、陶器、漆木器、玉石器和金銀器等等。通過對出土文物的鑒定研究表明，這是古代滇族人的墓葬，是廣布於滇池、洱海、滇中部和北部地區的石寨山文化（約公元前1200～公元100年左右）的延續和發展。由於出土文物的珍貴精美，內涵豐富，特點突出，它們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昆明羊甫頭滇人西漢墓文物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它有來自印度文明的因素。
這批文物中的漆木器造型異常精美，它們是中原內地漆器製造業在滇池地區傳播的結果，但是漆器所反映的濃厚的男性生殖器崇拜習俗，就不能不使我們聯想到古印度的“一麵濕婆林伽像”。這些漆器有人頭形漆木祖，還有兔頭形漆木祖、水鳥銜魚形漆木祖，有的青銅鏟的手柄也鑄成男祖（生殖器）的形狀。
我們在前麵說過，在世界古文明中最盛行男祖（林伽）崇拜的是印度河流域先民，其目的是出於祈祝生殖、生產的和順與豐收，這一原始宗教觀念又為後來的印度教信徒所繼承發揚。滇族文化在遠離印度河文明的近2千年後突然出現了大量的林伽崇拜藝術造型物，這隻能解釋為它是印度移住民帶來的文化影響。饒宗頤教授研究了《華陽國誌・南中誌》等文獻後認為，在東漢時代的雲南西部（永昌郡），已有不少的印度人入居，與當地土著的濮人雜處。
汪寧生先生很早就注意到雲南晉寧石寨山滇族墓（西漢中期）出土的一件“雙人舞鈸銅飾物”，其人物雕像為深目高鼻，當來自西方，舞人所跳的舞蹈名為“鈸舞”，而鈸舞在東方最早就出現於印度。因此，石寨山文化的這件銅雕像，最形象有力地證明了印度文化的東傳及其種族入居中國西南的史實。
石寨山文化的印度因素存在也表明，印度河城市湮滅了，但印度河文明的一些因素還在傳承。白種雅利安人在創造吠陀文明的過程中，也同時吸收了印度河傳統的文化，並經由其後裔之手帶入了古代的中國雲南。
越南的一些學者也認為，雲南石寨山文化和東山文化的銅鼓紋飾和青銅雕像，有不少印度文明影響的痕跡，如牛崇拜風俗極為盛行就是突出的現象。這兩地的青銅藝術中都有不少瘤牛的形象，其特點就是背上牛峰如駝），越南學者稱之為“印度牛”。
瘤牛在滇文化的青銅器上幾乎隨處可見，如在兵器、銅枕、酒壺、葫蘆笙、房屋模型、銅鼓上都刻劃了瘤牛的形象，總數不下幾百個。王大道先生認為，這種牛，在當時並不用於農田耕作，主要是人們的肉食來源和財富多少的標誌，在祭神、祭鬼時用作最重要的祭品犧牲。今天在滇池地區已見不到瘤牛的蹤跡了，它隻是在西雙版納傣族地區等地還有殘留。
我們認為最早盛行瘤牛崇拜的應是印度河流域先民，在印度河文明的藝術造型，如彩陶紋飾、陶塑等物中，瘤牛都很常見。在後來的印度古代王朝（如無憂王）時期，它已演變成四神之一。古印度移民不僅把瘤牛帶入了東亞南部，同時還帶來了牛崇拜的宗教習俗。
童恩正先生指出，滇文化的牛形藝術品多見於顯貴的大墓，反映牛在滇族社會生活與宗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很多青銅雕像顯示的場景都有牛祭、牛牲、剽牛等儀式活動的內容，此種原始的動物崇拜，已不見於當時的中原內地，而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上，牛作為祭祀或崇拜的對象已成為最重要的紋飾主題，後來牛崇拜又成為曆代印度人宗教生活的主要內容，所以中印兩地之間源遠流長的種族和文化的交流很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
此外，我們在滇人的精美藝術品中也看到了美麗的孔雀形象，有一件銅觚（酒器）器蓋即雕塑成誇張獨立的孔雀造型，觚身紋飾工麗典雅，這件酒器顯然是用於宗教崇拜祭祀儀式中的禮器，而不是實用器。
另一件昆明羊甫頭滇人漢墓出土的銅箭上刻劃的孔雀圖案更為精麗典雅，隻見兩隻對稱開屏的孔雀鳥正相向而行，畫麵空間則刻劃兩隻相對的飛蠅。整個構圖采用分組行列式，依次排列為孔雀、蟠蛇、虎牛相搏、蟠蛇、人捕牛四組圖案。可以說，這些圖案明顯受到了古代印度文化觀念的影響。
孔雀紋主題最早是出現在印度河文明的彩陶器上，後來這種原始動物崇拜主題在古印度的各王朝時期更為常見，如雄極一時的孔雀王朝（前321年），就是用時王母親的名字來命名的。
佛教徒中也盛傳佛祖如來曾化身為神鳥孔雀王的故事。有一次孔雀王與其追隨者路過烏仗那國，當時為熱渴煎熬，求水不得，於是孔雀王大發神力，用嘴啄開崖壁，山泉便湧流而出形成池水。據說此後，人們常來此飲水或洗浴，能祛病而且十分靈驗。
古印度的孔雀藝術造型，可能最有名的還是要數山奇大塔東門的孔雀石雕像（公元前1世紀）了，它也是刻劃兩隻回首相向顧盼的孔雀鳥，風格寫實優雅，也頗富裝飾意趣。
雲南石寨山文化青銅藝術還反映出極濃厚的蛇崇拜宗教特點，如蛇繞在廣場中央的銅柱上接受人牲，蛇盤在樹立在房屋前麵的木板和銅柱上，各種儀式、活動，如狩獵、剽牛等畫麵，都以蟠蛇作為基地。上述昆明羊甫頭滇族墓出土的銅箭，圖案中也有兩組蟠蛇，捕牛的人腳下也有蛇纏繞。
蛇崇拜的信仰在中國戰國秦漢時代的中原內地十分罕見，而它卻是古印度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中雖然未見到蛇紋主題，但是戴頭罩的眼鏡蛇、孔雀、猴子這類受到印度人崇拜的動物，在當時已被製成赤陶塑像，受到人們的膜拜。
在後來的《摩訶婆羅多》等史詩神話中，蛇是溝通人類社會與地下靈界的象征。神話還說印度教之大神之一的毗濕奴，在開天辟地以前，就是睡在神蛇阿那塔的身上。另一神靈那加斯也是一條蛇。蛇母馬那薩則是生殖的象征。
印度人對蛇的敬畏崇拜今天還有影響。如人出門有許多禁忌，若遇到蛇也被視為不祥之兆，應立即回家休息一會兒，然後才能出門。《摩訶婆羅多》的故事裏還說到，古王國的蛇祭典禮與馬祭一樣莊重神聖。據說般度族的環住王就是被毒蛇咬死的，繼承王位的鎮群王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蛇祭，在祭典中，護民仙人還為時王和他的臣民吟誦了婆羅多族可歌可泣的曲折經曆和慘烈的戰爭故事。
相應的在印度古代藝術品中，表現蛇崇拜的形象也屢見不鮮，有的神靈雕刻即為人首蛇身；在烏達耶吉裏石窟，高浮雕的《毗濕奴的野豬化身》是表現《往世書》神話中的一幕戲劇性場麵，當大地女神被深淵的蛇力吸引沉入海底，大神毗濕奴立刻化身為長著野豬頭的巨人瓦拉哈，把女神拯救出海。隻見浮雕中的野豬頭巨人雄健偉岸，身上斜佩一條粗大的花環，他右手叉腰，左手撐膝，左腳踏在多頭蛇王盤繞的蛇身上，用獠牙把裸體的大地女神輕輕叼起。在這種充滿活力的幻想世界中，令人敬畏的蛇神都被作為一種可供觀照的神秘力量，被藝術家巧妙地利用為強調力度和動態的表現形式，這一手法與雲南石寨山文化的青銅藝術常見的表現手法也是很相似的。
總之，印度河文明的延續――婆羅門教和佛教文化，經滇、緬古道傳入中國西南的時間，當不會晚於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的年代。
我們舉證上麵的例子，旨在說明，印度河城市文明是被掩蓋在沉沙之下了，但它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甚至跨越了許多國界。而這種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又是雙邊的，印度學者根據對梵文經典的分析認為，至少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古印度人就十分熟悉古代中國了，中國的絲綢、朱砂、稻米、竹杖等物產也經由漫長的商旅路線流傳到印巴次大陸。這種雙邊的人民交往對促進當地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響，我們上麵所舉的石寨山文化藝術的印度因素，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印度河文明的遺產，不僅為白種雅利安人所繼承發展，而且它的種子在遙遠的雲貴高原的古青銅文化中還綻開出新的奇葩。
在次大陸這塊神奇的土地上，當一陣巨大的文化浪潮席卷而過又平靜下來，印度河文明本身持續發展的動能衰竭了，它需要強大的外力推動才能新生，而這一新的動力就是從次大陸西北部山口湧入印度河流域的遊牧民族――白種雅利安人。隨著雅利安人的大舉入侵，火與劍的征服洗禮，經多民族及其文化的碰撞整合，次大陸又孕育興起一種新的古代文明，那就是影響更為深遠的“吠陀文明”。
§§第五章 傳頌諸神與英雄的時代
很多跡象還表明，它與西南亞地區的古代文明國家也有著密切的聯係。如它們都有磚砌的房屋，發達的城市生活，陶工旋盤的使用，還會製造青銅器，也流行有象形文字符號的印章和書板。有可能印度河文明是先受到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影響，爾後才發展出獨特的文明體係，同時它的文化影響反過來又波及到西亞地區，如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發現摩亨佐・達羅類型的印章，烏爾王室盛行使用印度河首飾就是極好的說明。
印度河文明衰亡了，取而代之的白種雅利安人在吠陀文獻中，又以輕蔑的語氣貶低次大陸的土著人，這就使得印度河文明的曆史進一步湮滅無聞。不過，由於考古發掘取得的證據，使我們意識到，即使過了無數的歲月，印度河文明還在發出它有力的回音，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可以在中國雲南著名的石寨山文化中見到。
凡是熟悉司馬遷《史記》這部偉大曆史巨著的中外學者，都知道在西漢武帝的王朝之前，中國西南的蜀布、邛竹杖等物產，已經由鮮為人知的中、緬、印古道流傳到古代的印巴和中亞地區。所以20世紀初葉，法國人伯希和就研究寫作了《交廣印度兩道考》的論文，探討次大陸與東亞南部的人民交往。此後，研究這條“西南絲綢之路”的學者日漸增多，以至它今天已成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的一個熱門話題。
那是1982年的某一天，地點是在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係的主任辦公室，係主任是華裔美國科學院院士、國際知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他正在熱情地接待來訪的中國四川大學曆史係的考古學家童恩正教授。
兩人可說是一見如故。因為在事業上他們對東亞南部的民族考古都抱有極大的興趣，也就是說，要在20世紀末葉取得科學發現的重大突破，中國西南及其鄰近的國家地區，是最有研究潛力和研究價值的地方。
中國西南與東南亞和南亞次大陸毗鄰，在生態環境上相似之處不少，民族成份及其文化自古以來就多有交流與融合，彼此都給對方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帶來許多積極的影響，發現和複原、並弘揚這些地區的古代文明，這對重新確立東亞南部在世界文明體係中的地位，促進該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中外各民族的友好合作與交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現實意義。
兩人意識到，要在該地區取得突破性的科學發現，必須要放棄傳統單一學科和閉門造車在古文獻中打轉的研究辦法，如何在地下發掘出前所未見的珍貴文物和文化遺跡，必須要結合考古學、人類學、古生物學、民族學、語言學和地質學、物理化學等學科的專家，采用協同攻關的辦法，才會取得理想的成果。
張光直和童恩正都是富於遠見卓識的實幹家，他們說幹就幹，很快就擬定了一個四川大學與哈佛大學合作研究西南地區的計劃。計劃的內容很周全，如它要計劃在四川大學設立6個一流的考古實驗室（包括地質、古生物等），分別由中美雙方一流的學者擔任主持人。在考察計劃中，屆時童恩正要與解決了西亞小麥和墨西哥玉蜀黍種植起源問題的理查德・馬克內斯教授一道，將沿著四川盆地和許多南北向的西南河穀，去尋找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跡，去設法研究解決民族植物學和造福於人類的農業栽培起源、傳播等問題。計劃約定，由張光直代表美方落實第一年的研究經費。
遺憾的是，兩人不遺餘力推動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愛國熱忱還是落空了。其原因就在於，當時倆人的思想似乎是大大超越了時代的局限，深受閉關鎖國觀念影響的人們，在1982年以前尚未完全意識到改革開放和“教育要麵向世界，要麵向現代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不要讓外國人碰中國文物”的呼聲把這一計劃打入了冷宮。
事隔十餘年後，張光直先生在緬懷童恩正教授的文章中還扼腕歎惜到：“如果1982年（哈佛）與四川大學合作的計劃能夠如願實現，中國考古學今日的麵貌又當如何？”
然而，事實上童恩正並不是個輕易放棄信念追求的人。他和自己的同事、學生又製定了《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綜合考察》計劃，並於1986年獲得國家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項目資助。這項計劃決定要在川滇緬印古道上進行一係列考古發掘，重點發掘漢代永昌城故址，即今天雲南的保山一帶，也就是古代印度人最集中的移民點，以此取得豐富堅實的考古證據，最終達到探討複原古代中國西南、東南亞、南亞先民循此道而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情形的目的。
此項如此宏大而誘人的科學考察探險計劃，不但需要資金的保障，而且需要中國西南學術界以至緬甸、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國科學界的通力合作和支持。童先生為此四麵奔走，八方聯絡，積極領導課題組開展研究和野外調查發掘工作，並連續出版了《西南六江流域綜合考察報告》、《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專輯）等係列論著，不斷推出科考發現研究的新成果。直至童先生在美國威斯裏安大學客座教授任內不幸病逝的二年後，他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考古遺作還刊於《考古》權威雜誌上。
審視西南考古的豐碩成果，我們就不能不歎服考古學家的科學預見性。
1998年底至1999年6月，雲南的考古學家在昆明的羊甫頭，探尋到了500餘座古代墓葬，出土文物4000餘件，其中有青銅器、陶器、漆木器、玉石器和金銀器等等。通過對出土文物的鑒定研究表明，這是古代滇族人的墓葬，是廣布於滇池、洱海、滇中部和北部地區的石寨山文化（約公元前1200～公元100年左右）的延續和發展。由於出土文物的珍貴精美，內涵豐富，特點突出，它們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昆明羊甫頭滇人西漢墓文物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它有來自印度文明的因素。
這批文物中的漆木器造型異常精美，它們是中原內地漆器製造業在滇池地區傳播的結果，但是漆器所反映的濃厚的男性生殖器崇拜習俗，就不能不使我們聯想到古印度的“一麵濕婆林伽像”。這些漆器有人頭形漆木祖，還有兔頭形漆木祖、水鳥銜魚形漆木祖，有的青銅鏟的手柄也鑄成男祖（生殖器）的形狀。
我們在前麵說過，在世界古文明中最盛行男祖（林伽）崇拜的是印度河流域先民，其目的是出於祈祝生殖、生產的和順與豐收，這一原始宗教觀念又為後來的印度教信徒所繼承發揚。滇族文化在遠離印度河文明的近2千年後突然出現了大量的林伽崇拜藝術造型物，這隻能解釋為它是印度移住民帶來的文化影響。饒宗頤教授研究了《華陽國誌・南中誌》等文獻後認為，在東漢時代的雲南西部（永昌郡），已有不少的印度人入居，與當地土著的濮人雜處。
汪寧生先生很早就注意到雲南晉寧石寨山滇族墓（西漢中期）出土的一件“雙人舞鈸銅飾物”，其人物雕像為深目高鼻，當來自西方，舞人所跳的舞蹈名為“鈸舞”，而鈸舞在東方最早就出現於印度。因此，石寨山文化的這件銅雕像，最形象有力地證明了印度文化的東傳及其種族入居中國西南的史實。
石寨山文化的印度因素存在也表明，印度河城市湮滅了，但印度河文明的一些因素還在傳承。白種雅利安人在創造吠陀文明的過程中，也同時吸收了印度河傳統的文化，並經由其後裔之手帶入了古代的中國雲南。
越南的一些學者也認為，雲南石寨山文化和東山文化的銅鼓紋飾和青銅雕像，有不少印度文明影響的痕跡，如牛崇拜風俗極為盛行就是突出的現象。這兩地的青銅藝術中都有不少瘤牛的形象，其特點就是背上牛峰如駝），越南學者稱之為“印度牛”。
瘤牛在滇文化的青銅器上幾乎隨處可見，如在兵器、銅枕、酒壺、葫蘆笙、房屋模型、銅鼓上都刻劃了瘤牛的形象，總數不下幾百個。王大道先生認為，這種牛，在當時並不用於農田耕作，主要是人們的肉食來源和財富多少的標誌，在祭神、祭鬼時用作最重要的祭品犧牲。今天在滇池地區已見不到瘤牛的蹤跡了，它隻是在西雙版納傣族地區等地還有殘留。
我們認為最早盛行瘤牛崇拜的應是印度河流域先民，在印度河文明的藝術造型，如彩陶紋飾、陶塑等物中，瘤牛都很常見。在後來的印度古代王朝（如無憂王）時期，它已演變成四神之一。古印度移民不僅把瘤牛帶入了東亞南部，同時還帶來了牛崇拜的宗教習俗。
童恩正先生指出，滇文化的牛形藝術品多見於顯貴的大墓，反映牛在滇族社會生活與宗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很多青銅雕像顯示的場景都有牛祭、牛牲、剽牛等儀式活動的內容，此種原始的動物崇拜，已不見於當時的中原內地，而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上，牛作為祭祀或崇拜的對象已成為最重要的紋飾主題，後來牛崇拜又成為曆代印度人宗教生活的主要內容，所以中印兩地之間源遠流長的種族和文化的交流很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
此外，我們在滇人的精美藝術品中也看到了美麗的孔雀形象，有一件銅觚（酒器）器蓋即雕塑成誇張獨立的孔雀造型，觚身紋飾工麗典雅，這件酒器顯然是用於宗教崇拜祭祀儀式中的禮器，而不是實用器。
另一件昆明羊甫頭滇人漢墓出土的銅箭上刻劃的孔雀圖案更為精麗典雅，隻見兩隻對稱開屏的孔雀鳥正相向而行，畫麵空間則刻劃兩隻相對的飛蠅。整個構圖采用分組行列式，依次排列為孔雀、蟠蛇、虎牛相搏、蟠蛇、人捕牛四組圖案。可以說，這些圖案明顯受到了古代印度文化觀念的影響。
孔雀紋主題最早是出現在印度河文明的彩陶器上，後來這種原始動物崇拜主題在古印度的各王朝時期更為常見，如雄極一時的孔雀王朝（前321年），就是用時王母親的名字來命名的。
佛教徒中也盛傳佛祖如來曾化身為神鳥孔雀王的故事。有一次孔雀王與其追隨者路過烏仗那國，當時為熱渴煎熬，求水不得，於是孔雀王大發神力，用嘴啄開崖壁，山泉便湧流而出形成池水。據說此後，人們常來此飲水或洗浴，能祛病而且十分靈驗。
古印度的孔雀藝術造型，可能最有名的還是要數山奇大塔東門的孔雀石雕像（公元前1世紀）了，它也是刻劃兩隻回首相向顧盼的孔雀鳥，風格寫實優雅，也頗富裝飾意趣。
雲南石寨山文化青銅藝術還反映出極濃厚的蛇崇拜宗教特點，如蛇繞在廣場中央的銅柱上接受人牲，蛇盤在樹立在房屋前麵的木板和銅柱上，各種儀式、活動，如狩獵、剽牛等畫麵，都以蟠蛇作為基地。上述昆明羊甫頭滇族墓出土的銅箭，圖案中也有兩組蟠蛇，捕牛的人腳下也有蛇纏繞。
蛇崇拜的信仰在中國戰國秦漢時代的中原內地十分罕見，而它卻是古印度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中雖然未見到蛇紋主題，但是戴頭罩的眼鏡蛇、孔雀、猴子這類受到印度人崇拜的動物，在當時已被製成赤陶塑像，受到人們的膜拜。
在後來的《摩訶婆羅多》等史詩神話中，蛇是溝通人類社會與地下靈界的象征。神話還說印度教之大神之一的毗濕奴，在開天辟地以前，就是睡在神蛇阿那塔的身上。另一神靈那加斯也是一條蛇。蛇母馬那薩則是生殖的象征。
印度人對蛇的敬畏崇拜今天還有影響。如人出門有許多禁忌，若遇到蛇也被視為不祥之兆，應立即回家休息一會兒，然後才能出門。《摩訶婆羅多》的故事裏還說到，古王國的蛇祭典禮與馬祭一樣莊重神聖。據說般度族的環住王就是被毒蛇咬死的，繼承王位的鎮群王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蛇祭，在祭典中，護民仙人還為時王和他的臣民吟誦了婆羅多族可歌可泣的曲折經曆和慘烈的戰爭故事。
相應的在印度古代藝術品中，表現蛇崇拜的形象也屢見不鮮，有的神靈雕刻即為人首蛇身；在烏達耶吉裏石窟，高浮雕的《毗濕奴的野豬化身》是表現《往世書》神話中的一幕戲劇性場麵，當大地女神被深淵的蛇力吸引沉入海底，大神毗濕奴立刻化身為長著野豬頭的巨人瓦拉哈，把女神拯救出海。隻見浮雕中的野豬頭巨人雄健偉岸，身上斜佩一條粗大的花環，他右手叉腰，左手撐膝，左腳踏在多頭蛇王盤繞的蛇身上，用獠牙把裸體的大地女神輕輕叼起。在這種充滿活力的幻想世界中，令人敬畏的蛇神都被作為一種可供觀照的神秘力量，被藝術家巧妙地利用為強調力度和動態的表現形式，這一手法與雲南石寨山文化的青銅藝術常見的表現手法也是很相似的。
總之，印度河文明的延續――婆羅門教和佛教文化，經滇、緬古道傳入中國西南的時間，當不會晚於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的年代。
我們舉證上麵的例子，旨在說明，印度河城市文明是被掩蓋在沉沙之下了，但它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甚至跨越了許多國界。而這種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又是雙邊的，印度學者根據對梵文經典的分析認為，至少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古印度人就十分熟悉古代中國了，中國的絲綢、朱砂、稻米、竹杖等物產也經由漫長的商旅路線流傳到印巴次大陸。這種雙邊的人民交往對促進當地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響，我們上麵所舉的石寨山文化藝術的印度因素，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印度河文明的遺產，不僅為白種雅利安人所繼承發展，而且它的種子在遙遠的雲貴高原的古青銅文化中還綻開出新的奇葩。
在次大陸這塊神奇的土地上，當一陣巨大的文化浪潮席卷而過又平靜下來，印度河文明本身持續發展的動能衰竭了，它需要強大的外力推動才能新生，而這一新的動力就是從次大陸西北部山口湧入印度河流域的遊牧民族――白種雅利安人。隨著雅利安人的大舉入侵，火與劍的征服洗禮，經多民族及其文化的碰撞整合，次大陸又孕育興起一種新的古代文明，那就是影響更為深遠的“吠陀文明”。
§§第五章 傳頌諸神與英雄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