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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印章書板――隱藏奧秘的信息鏈
在偌大的城堡街區內行走，你可以想象牛車的轆轆聲，摩肩接踵的人群，不絕於耳的叫買聲……城內出土的各種物品，都可證明印度河的大城市是和廣大地區有著密切聯係的大商埠。那麽，城裏進出的人們及其統治者是什麽麵目的人？人們究竟是如何安排自己日常的生活？這就是考古學家和讀者最關心的問題。
我們前麵已經提到，印度河城市出土過大量的印章，它們是用滑石、陶土等物質製作而成，上麵鐫刻有各種各樣的圖像和文字符號，這些圖像和符號當然是城市居民交流表達思想信息的介體傳媒，如果能弄清其中的具體含義，現代人同古印度河城市居民的對話自然不會成為問題。因此，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到現在，許多學者都在為解開印章的圖像文字奧秘而嘔心瀝血。遺憾的是，前人的努力可說都是無功而返。由此也證明，印度河城市文明的確是一種獨一無二的古文明。
1798年，拿破侖曾率大軍從土侖出海遠征埃及，當他站在金字塔的獅身人麵像前，用煽動性的語言向他的士兵和隨軍學者說道：
“4000年的曆史在蔑視你們！”
這話無疑極大刺激了士兵學者對古埃及文明的向往和掠奪欲。
拿破侖的埃及遠征，實際上促成了一門新學問――埃及學的誕生。誠如他所說，文明的曆史在蔑視著今人。麵對法國人擄掠到的大量古埃及文物，學者們卻一籌莫展，其原因就在於，他們不識古埃及象形文字，麵對一大堆寶藏而說不出任何名堂，這是何等的難堪！
後來，事情有了轉機，他們找到一塊所謂的“羅塞達石碑”，碑上有三種可對照的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古埃及通俗體文字；古希臘文。
希臘文，這是可以看得懂的！
後來，一個聰明絕頂的法國人商博良終於成功地解讀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人們才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來說明埃及”。
同樣的道理，當1899年中國的清朝大臣王懿榮從中藥“龍骨”中認出甲骨文以後，孫詒讓等人就可以不斷地解讀甲骨文中隱藏的奧秘，其中原因也是因為有《說文解字》這樣能溝通比照上古死文字和已識文字的橋梁。
然而，猶如人們能看到對岸的古印度河文字，人們卻無橋梁走近它。
盡管印度河文明的曆史還在蔑視今人，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去猜測它留下的謎語。
考古學家注意到，印度河文字符號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刻劃符號。其中有些符號後來還成了顯著而常見的印章文字。
這些陶器刻劃符號，也可能是製陶工匠的標誌或器主的象征物，或具有宗教巫術的象征意義，或是用於記事，但是其確切含義很難識別。
人們注意到，這種抽象的象征符號的使用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很普遍，有些學者認為它們之間沒有直接的文化聯係。
香港中文大學的饒宗頤教授比較了中國上古、西亞、古印度等地區的古陶文字符號，他認為這些地區之間的先民在遙遠的時代，或多或少都有過交流和接觸。
有學者認為，印度河銘文可能是吸收了美索不達米亞東南部的古埃及文才發展起來的。但是阿斯克・帕坡拉利用計算機對兩者作了係統的比較分析，得出的結果還是認為印度河文字同任何已知的文字係統沒有直接的聯係。
20世紀70年代以來，多數學者認為印度河文字屬於土著的達羅毗荼語，有人聲稱已破譯了100多個文字符號，達到了能讀懂某段句子的程度。
顯而易見，要達到真正完全通讀所有上古印度河文字的水平，必須要獲得一個公認的文字標準，可是這個一般標準誰也提供不了，解謎的路還相當漫長。我們今天從印章中所能感受到的卻是印度河城市居民豐富多彩的生活。
我們今天在印度的山川、河流、森林的僻靜處，仍然可以看到以瑜珈坐姿苦修道行的智者隱士，這種神靈般的人像，在古印章圖像中就有反映。神人用手俯按著彎曲的雙腿，這種坐姿和戴角冠飾的形象在較早的彩陶紋飾中就出現了。瑜珈功的姿態可能就是起源於印度河城市中的巫者祭司典型的修行坐姿，它被同文字符號一起銘刻在滑石印章上，可能是標明祭司身份的憑藉，或可能它本身就有加蓋符咒效能的功用。
印章上鐫刻的戴角冠和臂鐲的人形，可能是當時人們所崇拜的祭司。在另一枚印章上，我們可看到他們在主持某種儀式，在菩提聖樹伸展的枝葉下，站立和跪著的戴角冠祭司身邊有一隻供宰殺祭奉神的山羊，祭司一旁，站立著一排參與儀式的市民，菩提聖樹旁還放置著依稀可辨的人頭。印章上方還有魚形、器皿之類形狀的文字符號，可能都象征祭祀儀禮中的祭品。
這種印章的文字圖像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中國殷商金文中的圖畫徽號，隻不過是後者更抽象和文字符號化一些，它們顯然都具有記事和會意的功能。
更饒有興味的是，在哈拉巴出土的一塊模印書板上，這種瑜珈坐姿的戴角冠神人，卻對一旁的狩獵者與猛獸的搏鬥熟視無睹，我們不知道畫麵是否在勸諭人們不要殺生，或是神人祭司正命人屠殺野牛和鱷魚用作祭禮的犧牲。
在原始民族當中，戴獸角者都是身份最高的人，人們認為首領作此扮像裝飾，會獲得野獸般的超凡神力。所以，我們認為印度河印章中的戴角冠者才是地位最高貴的人。
不過，在印度河城市文明中，可能還存在著母係社會的殘餘――女性崇拜，就在上述這枚書板背麵，還鐫刻一個有突出乳房的女性的正麵立像，她徒手正擒拿著兩隻側立的猛虎，頭頂上刻劃一個六等分圓盤狀的符號，下麵刻劃一隻造型生動而寫實的大象。
類似的構圖，在蘇美爾人的藝術品中也可見到。那是在烏爾城的王陵中曾出土過一件曆史上最古老而又精美的牛頭豎琴上，刻劃有蘇美爾神話中的英雄吉爾伽美什降服雙牛的畫麵，以及一係列動物奏樂的故事情節，人們認為這些藝術題材可能是反映人類馴養動物過程的場麵。
有人根據兩河流域南部和印度河城市都有共通的藝術內容，而推測印度河文化是受到了蘇美爾文化的影響。然而，這種觀點卻值得商榷。事實上，在中國殷商青銅器《父辛鼎》和《父已觶》上，也可以見到神人服獸的類似畫麵。而且，在《史記・殷本紀》和《周禮》（服不氏）中都有古先民馴猛獸的記載，這種異地古文明藝術的雷同現象隻能說是一種偶合，而藝術本身所反映的深遠曆史背景（馴化野生動物）和過程卻是共通的。
另一方麵，我們也看到，印度河文明藝術中歌頌女性的題材是異常鮮明突出的，這一點完全被後來的印度教藝術所光大發揚。在印度教複仇女神杜爾迦與水牛怪摩希沙的激戰場麵中，藝術家就把女神描繪成坐騎雄獅、彎弓引射的剛勁英武的形象。麵對女神的攻擊，潰敗退卻的是頭戴牛角冠的壯健男子摩希沙。
在印度河文明的一枚柱形印章上，還有一幅有趣的畫麵，在兩個手持兵器對打的男子中間，站立著一個長發束帶，身穿桶裙的女子，她兩手各自握住兩個男子的一隻手，這分明是在勸阻格鬥的男人，而火氣十足的男子仿佛隻有在女性的撫慰下才能平靜下來。由此可見，婦女在印度河城市的社會中的確具有崇高的地位。
印度河文明的印章和模製書板，雖然今人要完全弄清其功用和含義尚不可能，但它們所反映出的古代印度河城市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麵還是顯而易見的。
有一模印書板上刻劃了古代船隻的形象，其船身兩頭起翹，有尾舵，船上有屋形倉室，這種屋形船今天在印、巴地區的河流上仍然是十分常見的水上運輸工具。古代印度河流域十分發達的航運業由此可見一斑。
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中，有許多動物和神性化的動物形象紋飾，如犀牛、水牛、鱷魚、大象、老虎和獨角獸等。
獨角獸是印章紋飾中最常見和最為奇特的藝術造型，它猶如僅有一隻角的牡牛，在它的前麵經常擺著一個如同草料桶似的奇怪東西，有人認為這是盛放犧牲祭品的食槽，是禮神的象征。人們認為獨角獸和印度神話傳說中的羚角仙人故事，以及佛教傳說中的獨角仙人故事有關。
還有人認為獨角獸是來源於古希臘時代的藝術主題。不管怎麽說，神性化的動物，均具有某種宗教意義，而宗教信仰又是來源於人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在古印度河流域，自然環境遠比今日優越，水域更為寬闊，植被更為茂密。當時還生活著今天已經絕跡了的獨角犀牛，據說神性的獨角獸原型即來源於現實中的獨角犀。
我們注意到，不論是在史詩神話中還是在後來的佛經故事中，動物都是極富智慧和充滿人情味的人生伴侶，而人對動物都有一種崇拜憐憫的心理。佛祖釋迦牟尼的各種化身中就有大象和孔雀。而後來佛教藝術中盛行的這些神性動物主題，都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文明時期的各種動、植物的圖騰崇拜。
印度河印章書板中的大象、菩提樹等動物、植物主題不僅種類繁多，而且造型具象寫實而生動優美，顯示出作者對生活對象具有十分敏銳準確的觀察力，也具有十分嫻熟的造型能力和技巧，其所運用的刀法圓熟而利落，風格明快而洗練，它顯然是繼承了史前藝術的寫實主義傳統。
印章，在文明國家社會中它是人際交往的憑信和施禮行政的道具，代表了社會的各個階層。不過，印章數量和樣式、質地的五花八門，這倒是印度河城市獨有的。
在哈拉巴、瑙沙羅等地出土的印章，可見到它們分別是由滑石、陶土、骨頭、象牙和銅製成的。有的印章圖案是純粹的幾何風格，但卻具有抽象的宗教意義，由於它的廣為流傳而被視為宇宙性的符號。
在梅赫爾格爾和哈拉巴等地都出土過十字交叉和萬字符圖案的印章。
學者們認為十字符號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西亞哈雷夫的陶器上的符號，所不同的是，哈雷夫的十字符的頂端都加一橫。此字相當於商周甲骨、金文中的“巫”字，這種十字符也見於中國西北的西周文化和月氏族文化。
十字符號是代表豐饒和吉祥的意義，所以它能從西亞經中亞流傳到南亞次大陸和中國西北各地，成為當地人民普遍信仰的符號。
萬字符號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死海東北部的泰利拉特――加蘇爾文化，那裏出土的一件石權杖頭部就有萬字符號，它同十字符號一樣，也是經中亞流傳到印巴次大陸和中國西北。有人認為萬字符號是太陽的象征，它能為世界不同宗教習俗的人民所吸收景仰，是因為它代表吉祥美好。
萬字符號在後來的印度佛教中演成了最為重要的宗教符號標誌，傳說佛陀有32相，其中一相就是胸上現有萬字。在有關佛教的古籍中，都稱萬字為吉祥相、大福德之相，如此祥瑞，自然非佛祖莫屬。
從上述兩符號，我們不難看出，印度河文明並不是完全獨立發展的，它在繁榮發展的時期，同西亞和中亞都有著密切的聯係，而且在它衰亡以後，其文化因素仍然遺留在雅利安人的社會當中。
同樣，對菩提樹、榕樹等植物的崇拜，今天仍是印度人民的自然宗教信仰之一，在這些古老的神木之下，現代人仍可見到供奉著聖者頭骨和其他祀神道具的情景。
在印度南部的科凡拉特等地，最常見的是巴尼楊樹，它根須發達，枝葉極為茂密，遠看如同巨大的綠傘，印度人就像崇拜自然界的巨石奇岩和靈山聖河一樣，也不時對巴尼楊樹這樣的巨木禮敬有加，崇奉之俗綿延不絕。
事實上，我們在印度河文明的赤陶書板、印章、陶器紋樣上，就看到了後來佛教聖樹菩提之類的植物裝飾主題。這些神樹在印度的神話故事中都是豐收、福佑和死亡的重要象征物。所以，我們在摩亨佐・達羅出土的印章上，看到地位顯赫的神人（祭司）是站在菩提樹下的。
原始的自然崇拜與中國古人的“天人合一”觀念有相通之處，它無形中起到保護環境的作用，人們求得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由此才能保證生殖、豐收、長壽和死亡的輪回。
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書板的藝術主題中，樹木的受保護及其神聖的力量受人尊崇這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戴角冠飾的朝拜者，頭冠飾實為菩提樹枝葉的變形。在哈拉巴出土的模製書板上，還可見到戴角冠的神人（祭司）站在花環式的由菩提樹枝葉變形而成的彎拱之下。這使人們聯想到2千年後佛祖在榕樹下的覺悟，教徒們簇擁在巨大的樹蔭下，聽從釋迦牟尼的教導，按照佛的旨意去實踐生活的一切。
印度河印章和模製書板中還有許多凶猛動物的主題，如有鱷魚、老虎等，甚至還有人與野牛角力的畫麵。有學者認為，既然印章書板的動物主題是時人動物圖騰崇拜的象征標誌，而且這些野生動物多出沒於衝積平原，那麽，印章書板的動物紋飾就可能代表了建立河流城市的主體居民，而公牛作為財富地位的象征，其印章可能是城市的最高管理者使用的，而大象、野牛、水牛印章可能被次一級的管理人員使用，因為這些印章隻有在大城市和市鎮上才被發現。
印章中數量最多的是獨角獸印章，在廣大的印度河流域遺址中幾乎都有出土。學者們認為它是印度河城市統一的象征，代表了貴族商人的意誌。它還通過長途的貿易渠道，流傳到西亞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手中。這一點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中國商代的青銅禮器的主要裝飾主題――獸麵紋，後者不僅是王權貴族的象征，而且這種鐫刻有獸麵紋的青銅禮器還通過各種渠道，從中央王畿流傳到長江流域等遙遠的邊區。
從印章的實際使用情況，我們也可以了解到印度河城市貿易的盛況。有的印章屬官方印章，它專門用於加蓋在通行證、公文之類的文書證件上，具有行政管理的功能。但更多的印章是加蓋在成捆商品的標簽黏土上，用以確定商品的內容及其運輸的路線。這種印章的使用情況，同中國春秋末至秦漢盛行印章加蓋封泥的情況極為相似，所不同的是，後者是在竹木簡牘文書上封緘黏土，然後再加蓋印章顯出印文。
獨角獸印章被廣泛應用於貿易和商業活動，也可以證明城市管理的秩序化和有效性，它意味著使用獨角獸印章的管理人員已滲透到龐大的商業貿易網當中。
複合的動物圖騰形象在印章紋飾中也有鮮明的體現。在喀利班甘發現過長著公牛角的大象印紋；有的印章紋飾是獨角獸和短角牛組合成一種雙頭動物；有的女神像是人首戴山羊角冠，梳長發，身下卻是老虎的軀體。
有人認為這些圖像的宗教意義可能同動植物的增殖禮儀有關；有人則認為複合圖騰及神靈的形象，可能標誌不同圖騰信仰的幾個部族的融合。這種情況可能同中國先秦時代的肖形印章有相似之處，如有的戰國肖形印上有龍與鳳糾結為一體的圖像，即為後世“龍鳳呈祥”圖案的先聲，它實為黃河流域的東夷和華夏兩個不同圖騰信仰的集團相互聯姻融合的象征，其後便演化成了中華民族的顯著標識。
我們注意到，印度河文明的這種複合動物形的裝飾藝術手法，對古代印度藝術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吠陀時代的太陽神，他巡視天空所乘坐的太陽車，就是由七首的駿馬牽引的；具有無數化身的大神毗濕奴，有時便化成了半人半獅的英雄。他大發神威，能用利爪撕開多頭魔鬼的五髒六腑；神話中的水怪摩羯魚，形象為獸首魚身，可看出它是鱷魚和魚類的複合變體。
印章與模製書板的大量出土，反映印度河城市的主人是十分重視教育的。因為印章和書板的圖像上，往往都配置有文字符號，這些圖文是供廣大地域的人民能夠識別的一般信息符號。尤其是模製書板，與其說它是可作印鑒的工具，還不如說它更像識字板。印章書板配以生動的圖像，無疑就是最好的識字教具，而且這些印章、陶製書板也容易保存和流傳。
印度河文明最有特色的滑石印章，可能還是要數瘤牛印章。它形象寫實而又誇張，彎曲豎立的雙角下是極度下垂的須毛，其筋肉骨骼刻劃分明而有力度，配以端莊的字符，顯得神聖而莊嚴。但奇怪的是，瘤牛印章很少發現，它主要出土於哈拉巴和摩亨佐・達羅兩處大城市，考古學家推測瘤牛可能象征群獸之首，瘤牛印章可能代表最有力量的部族或城市的最高統治者。
盡管印章文字符號的通讀仍有困難，但是考古學家帕婆拉聲稱，他在一枚大瘤牛印章上發現了惟一記錄的銘文順序，認為這些符號是代表當時皇室的名稱，而且，這些符號在哈拉巴的一些銅工具和武器上也有發現。
單從印章和書板的圖像推測當時城市的政治生活，目前還是困難重重。不過，人們從當時的一塊赤陶書板上，卻可看到印度河城市居民遊行的情景片斷：其中有人手持旌旗，有的人手持宗教象征物，隊列一旁還有隨行的動物形象。這種有組織的隊列行進，學者們認為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禮儀活動，它是由宗教和政治領導人主持的。
在印度神話傳說和佛經故事中，有不少反映人與野生動物相涉的有趣內容。《百喻經》中有個“500毒藥丸”的故事，它描寫一個因禍得福的男子冒充勇士，得到了國王的寵信，結果被派去獵殺危害四方的猛獅。被迫無奈，手執利刃的男子隻好前行，可是一見到猛獸，他嚇得一個勁地逃竄到樹上，當獅子追到樹下對男子仰視怒吼之際，嚇得魂飛魄散的男子手中的利刃抖落了，正好掉入猛獸口中而把它刺死，從而又演出了一幕因禍得福的喜劇。
印度河文明的印章、書板上，既有人與猛獸搏殺和角力的畫麵，也有人與猛獸對峙的情景。雖然我們不能斷定它是否是反映了《百喻經》的故事，不過，通過寫實的畫像來達到宣敘故事傳說、勸喻、教育的目的，這不僅是古代印度人民的傳統，也是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傳統。
印度河文明的書板、印章圖像紋飾一側，往往都有裝飾性的文字符號。這些字符優美而端莊，與圖像共同組成和諧的裝飾畫麵，這一點頗似中國古典繪畫藝術。後者是在完整的構圖畫麵上，配寫相得益彰的書法藝術。兩者都有記事、指事、寫實象形等方麵的功能，共同反映出早期國家文明在信息傳遞交流方式上的相似性。
在印度河銘文的400多個不同符號中，有一部分是明顯的象形會意字，如魚、菩提樹葉、射、容器等，所以多數學者認為它們不是文字字母（如拉丁文），而是代表一個詞音節的文字係統，隻是今人還無法弄清這些符號的具體的使用功能。它的讀音、含義、排序方式及其所代表的詞意、詞組，或是有語法結構的文句意思，都是現代學者期冀攻克的難題。
一般認為，印度河銘文通常是從右向左書寫的，但也有從不同方向相反書寫的例子。這一點，也頗似中國商代的甲骨文、陶文等古文字的書寫習慣。它反映出印度河文字尚處於實驗性的階段，而且也僅僅是掌握在少數上層有文化知識的貴族手中。因此，隨著印度河城市文明的衰亡，這種文字符號也消聲匿跡而不為世人所知了。
我們前麵已經提到，印度河城市出土過大量的印章，它們是用滑石、陶土等物質製作而成，上麵鐫刻有各種各樣的圖像和文字符號，這些圖像和符號當然是城市居民交流表達思想信息的介體傳媒，如果能弄清其中的具體含義，現代人同古印度河城市居民的對話自然不會成為問題。因此，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到現在，許多學者都在為解開印章的圖像文字奧秘而嘔心瀝血。遺憾的是，前人的努力可說都是無功而返。由此也證明，印度河城市文明的確是一種獨一無二的古文明。
1798年，拿破侖曾率大軍從土侖出海遠征埃及，當他站在金字塔的獅身人麵像前，用煽動性的語言向他的士兵和隨軍學者說道：
“4000年的曆史在蔑視你們！”
這話無疑極大刺激了士兵學者對古埃及文明的向往和掠奪欲。
拿破侖的埃及遠征，實際上促成了一門新學問――埃及學的誕生。誠如他所說，文明的曆史在蔑視著今人。麵對法國人擄掠到的大量古埃及文物，學者們卻一籌莫展，其原因就在於，他們不識古埃及象形文字，麵對一大堆寶藏而說不出任何名堂，這是何等的難堪！
後來，事情有了轉機，他們找到一塊所謂的“羅塞達石碑”，碑上有三種可對照的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古埃及通俗體文字；古希臘文。
希臘文，這是可以看得懂的！
後來，一個聰明絕頂的法國人商博良終於成功地解讀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人們才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來說明埃及”。
同樣的道理，當1899年中國的清朝大臣王懿榮從中藥“龍骨”中認出甲骨文以後，孫詒讓等人就可以不斷地解讀甲骨文中隱藏的奧秘，其中原因也是因為有《說文解字》這樣能溝通比照上古死文字和已識文字的橋梁。
然而，猶如人們能看到對岸的古印度河文字，人們卻無橋梁走近它。
盡管印度河文明的曆史還在蔑視今人，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去猜測它留下的謎語。
考古學家注意到，印度河文字符號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刻劃符號。其中有些符號後來還成了顯著而常見的印章文字。
這些陶器刻劃符號，也可能是製陶工匠的標誌或器主的象征物，或具有宗教巫術的象征意義，或是用於記事，但是其確切含義很難識別。
人們注意到，這種抽象的象征符號的使用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很普遍，有些學者認為它們之間沒有直接的文化聯係。
香港中文大學的饒宗頤教授比較了中國上古、西亞、古印度等地區的古陶文字符號，他認為這些地區之間的先民在遙遠的時代，或多或少都有過交流和接觸。
有學者認為，印度河銘文可能是吸收了美索不達米亞東南部的古埃及文才發展起來的。但是阿斯克・帕坡拉利用計算機對兩者作了係統的比較分析，得出的結果還是認為印度河文字同任何已知的文字係統沒有直接的聯係。
20世紀70年代以來，多數學者認為印度河文字屬於土著的達羅毗荼語，有人聲稱已破譯了100多個文字符號，達到了能讀懂某段句子的程度。
顯而易見，要達到真正完全通讀所有上古印度河文字的水平，必須要獲得一個公認的文字標準，可是這個一般標準誰也提供不了，解謎的路還相當漫長。我們今天從印章中所能感受到的卻是印度河城市居民豐富多彩的生活。
我們今天在印度的山川、河流、森林的僻靜處，仍然可以看到以瑜珈坐姿苦修道行的智者隱士，這種神靈般的人像，在古印章圖像中就有反映。神人用手俯按著彎曲的雙腿，這種坐姿和戴角冠飾的形象在較早的彩陶紋飾中就出現了。瑜珈功的姿態可能就是起源於印度河城市中的巫者祭司典型的修行坐姿，它被同文字符號一起銘刻在滑石印章上，可能是標明祭司身份的憑藉，或可能它本身就有加蓋符咒效能的功用。
印章上鐫刻的戴角冠和臂鐲的人形，可能是當時人們所崇拜的祭司。在另一枚印章上，我們可看到他們在主持某種儀式，在菩提聖樹伸展的枝葉下，站立和跪著的戴角冠祭司身邊有一隻供宰殺祭奉神的山羊，祭司一旁，站立著一排參與儀式的市民，菩提聖樹旁還放置著依稀可辨的人頭。印章上方還有魚形、器皿之類形狀的文字符號，可能都象征祭祀儀禮中的祭品。
這種印章的文字圖像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中國殷商金文中的圖畫徽號，隻不過是後者更抽象和文字符號化一些，它們顯然都具有記事和會意的功能。
更饒有興味的是，在哈拉巴出土的一塊模印書板上，這種瑜珈坐姿的戴角冠神人，卻對一旁的狩獵者與猛獸的搏鬥熟視無睹，我們不知道畫麵是否在勸諭人們不要殺生，或是神人祭司正命人屠殺野牛和鱷魚用作祭禮的犧牲。
在原始民族當中，戴獸角者都是身份最高的人，人們認為首領作此扮像裝飾，會獲得野獸般的超凡神力。所以，我們認為印度河印章中的戴角冠者才是地位最高貴的人。
不過，在印度河城市文明中，可能還存在著母係社會的殘餘――女性崇拜，就在上述這枚書板背麵，還鐫刻一個有突出乳房的女性的正麵立像，她徒手正擒拿著兩隻側立的猛虎，頭頂上刻劃一個六等分圓盤狀的符號，下麵刻劃一隻造型生動而寫實的大象。
類似的構圖，在蘇美爾人的藝術品中也可見到。那是在烏爾城的王陵中曾出土過一件曆史上最古老而又精美的牛頭豎琴上，刻劃有蘇美爾神話中的英雄吉爾伽美什降服雙牛的畫麵，以及一係列動物奏樂的故事情節，人們認為這些藝術題材可能是反映人類馴養動物過程的場麵。
有人根據兩河流域南部和印度河城市都有共通的藝術內容，而推測印度河文化是受到了蘇美爾文化的影響。然而，這種觀點卻值得商榷。事實上，在中國殷商青銅器《父辛鼎》和《父已觶》上，也可以見到神人服獸的類似畫麵。而且，在《史記・殷本紀》和《周禮》（服不氏）中都有古先民馴猛獸的記載，這種異地古文明藝術的雷同現象隻能說是一種偶合，而藝術本身所反映的深遠曆史背景（馴化野生動物）和過程卻是共通的。
另一方麵，我們也看到，印度河文明藝術中歌頌女性的題材是異常鮮明突出的，這一點完全被後來的印度教藝術所光大發揚。在印度教複仇女神杜爾迦與水牛怪摩希沙的激戰場麵中，藝術家就把女神描繪成坐騎雄獅、彎弓引射的剛勁英武的形象。麵對女神的攻擊，潰敗退卻的是頭戴牛角冠的壯健男子摩希沙。
在印度河文明的一枚柱形印章上，還有一幅有趣的畫麵，在兩個手持兵器對打的男子中間，站立著一個長發束帶，身穿桶裙的女子，她兩手各自握住兩個男子的一隻手，這分明是在勸阻格鬥的男人，而火氣十足的男子仿佛隻有在女性的撫慰下才能平靜下來。由此可見，婦女在印度河城市的社會中的確具有崇高的地位。
印度河文明的印章和模製書板，雖然今人要完全弄清其功用和含義尚不可能，但它們所反映出的古代印度河城市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麵還是顯而易見的。
有一模印書板上刻劃了古代船隻的形象，其船身兩頭起翹，有尾舵，船上有屋形倉室，這種屋形船今天在印、巴地區的河流上仍然是十分常見的水上運輸工具。古代印度河流域十分發達的航運業由此可見一斑。
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中，有許多動物和神性化的動物形象紋飾，如犀牛、水牛、鱷魚、大象、老虎和獨角獸等。
獨角獸是印章紋飾中最常見和最為奇特的藝術造型，它猶如僅有一隻角的牡牛，在它的前麵經常擺著一個如同草料桶似的奇怪東西，有人認為這是盛放犧牲祭品的食槽，是禮神的象征。人們認為獨角獸和印度神話傳說中的羚角仙人故事，以及佛教傳說中的獨角仙人故事有關。
還有人認為獨角獸是來源於古希臘時代的藝術主題。不管怎麽說，神性化的動物，均具有某種宗教意義，而宗教信仰又是來源於人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在古印度河流域，自然環境遠比今日優越，水域更為寬闊，植被更為茂密。當時還生活著今天已經絕跡了的獨角犀牛，據說神性的獨角獸原型即來源於現實中的獨角犀。
我們注意到，不論是在史詩神話中還是在後來的佛經故事中，動物都是極富智慧和充滿人情味的人生伴侶，而人對動物都有一種崇拜憐憫的心理。佛祖釋迦牟尼的各種化身中就有大象和孔雀。而後來佛教藝術中盛行的這些神性動物主題，都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文明時期的各種動、植物的圖騰崇拜。
印度河印章書板中的大象、菩提樹等動物、植物主題不僅種類繁多，而且造型具象寫實而生動優美，顯示出作者對生活對象具有十分敏銳準確的觀察力，也具有十分嫻熟的造型能力和技巧，其所運用的刀法圓熟而利落，風格明快而洗練，它顯然是繼承了史前藝術的寫實主義傳統。
印章，在文明國家社會中它是人際交往的憑信和施禮行政的道具，代表了社會的各個階層。不過，印章數量和樣式、質地的五花八門，這倒是印度河城市獨有的。
在哈拉巴、瑙沙羅等地出土的印章，可見到它們分別是由滑石、陶土、骨頭、象牙和銅製成的。有的印章圖案是純粹的幾何風格，但卻具有抽象的宗教意義，由於它的廣為流傳而被視為宇宙性的符號。
在梅赫爾格爾和哈拉巴等地都出土過十字交叉和萬字符圖案的印章。
學者們認為十字符號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西亞哈雷夫的陶器上的符號，所不同的是，哈雷夫的十字符的頂端都加一橫。此字相當於商周甲骨、金文中的“巫”字，這種十字符也見於中國西北的西周文化和月氏族文化。
十字符號是代表豐饒和吉祥的意義，所以它能從西亞經中亞流傳到南亞次大陸和中國西北各地，成為當地人民普遍信仰的符號。
萬字符號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死海東北部的泰利拉特――加蘇爾文化，那裏出土的一件石權杖頭部就有萬字符號，它同十字符號一樣，也是經中亞流傳到印巴次大陸和中國西北。有人認為萬字符號是太陽的象征，它能為世界不同宗教習俗的人民所吸收景仰，是因為它代表吉祥美好。
萬字符號在後來的印度佛教中演成了最為重要的宗教符號標誌，傳說佛陀有32相，其中一相就是胸上現有萬字。在有關佛教的古籍中，都稱萬字為吉祥相、大福德之相，如此祥瑞，自然非佛祖莫屬。
從上述兩符號，我們不難看出，印度河文明並不是完全獨立發展的，它在繁榮發展的時期，同西亞和中亞都有著密切的聯係，而且在它衰亡以後，其文化因素仍然遺留在雅利安人的社會當中。
同樣，對菩提樹、榕樹等植物的崇拜，今天仍是印度人民的自然宗教信仰之一，在這些古老的神木之下，現代人仍可見到供奉著聖者頭骨和其他祀神道具的情景。
在印度南部的科凡拉特等地，最常見的是巴尼楊樹，它根須發達，枝葉極為茂密，遠看如同巨大的綠傘，印度人就像崇拜自然界的巨石奇岩和靈山聖河一樣，也不時對巴尼楊樹這樣的巨木禮敬有加，崇奉之俗綿延不絕。
事實上，我們在印度河文明的赤陶書板、印章、陶器紋樣上，就看到了後來佛教聖樹菩提之類的植物裝飾主題。這些神樹在印度的神話故事中都是豐收、福佑和死亡的重要象征物。所以，我們在摩亨佐・達羅出土的印章上，看到地位顯赫的神人（祭司）是站在菩提樹下的。
原始的自然崇拜與中國古人的“天人合一”觀念有相通之處，它無形中起到保護環境的作用，人們求得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由此才能保證生殖、豐收、長壽和死亡的輪回。
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書板的藝術主題中，樹木的受保護及其神聖的力量受人尊崇這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戴角冠飾的朝拜者，頭冠飾實為菩提樹枝葉的變形。在哈拉巴出土的模製書板上，還可見到戴角冠的神人（祭司）站在花環式的由菩提樹枝葉變形而成的彎拱之下。這使人們聯想到2千年後佛祖在榕樹下的覺悟，教徒們簇擁在巨大的樹蔭下，聽從釋迦牟尼的教導，按照佛的旨意去實踐生活的一切。
印度河印章和模製書板中還有許多凶猛動物的主題，如有鱷魚、老虎等，甚至還有人與野牛角力的畫麵。有學者認為，既然印章書板的動物主題是時人動物圖騰崇拜的象征標誌，而且這些野生動物多出沒於衝積平原，那麽，印章書板的動物紋飾就可能代表了建立河流城市的主體居民，而公牛作為財富地位的象征，其印章可能是城市的最高管理者使用的，而大象、野牛、水牛印章可能被次一級的管理人員使用，因為這些印章隻有在大城市和市鎮上才被發現。
印章中數量最多的是獨角獸印章，在廣大的印度河流域遺址中幾乎都有出土。學者們認為它是印度河城市統一的象征，代表了貴族商人的意誌。它還通過長途的貿易渠道，流傳到西亞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手中。這一點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中國商代的青銅禮器的主要裝飾主題――獸麵紋，後者不僅是王權貴族的象征，而且這種鐫刻有獸麵紋的青銅禮器還通過各種渠道，從中央王畿流傳到長江流域等遙遠的邊區。
從印章的實際使用情況，我們也可以了解到印度河城市貿易的盛況。有的印章屬官方印章，它專門用於加蓋在通行證、公文之類的文書證件上，具有行政管理的功能。但更多的印章是加蓋在成捆商品的標簽黏土上，用以確定商品的內容及其運輸的路線。這種印章的使用情況，同中國春秋末至秦漢盛行印章加蓋封泥的情況極為相似，所不同的是，後者是在竹木簡牘文書上封緘黏土，然後再加蓋印章顯出印文。
獨角獸印章被廣泛應用於貿易和商業活動，也可以證明城市管理的秩序化和有效性，它意味著使用獨角獸印章的管理人員已滲透到龐大的商業貿易網當中。
複合的動物圖騰形象在印章紋飾中也有鮮明的體現。在喀利班甘發現過長著公牛角的大象印紋；有的印章紋飾是獨角獸和短角牛組合成一種雙頭動物；有的女神像是人首戴山羊角冠，梳長發，身下卻是老虎的軀體。
有人認為這些圖像的宗教意義可能同動植物的增殖禮儀有關；有人則認為複合圖騰及神靈的形象，可能標誌不同圖騰信仰的幾個部族的融合。這種情況可能同中國先秦時代的肖形印章有相似之處，如有的戰國肖形印上有龍與鳳糾結為一體的圖像，即為後世“龍鳳呈祥”圖案的先聲，它實為黃河流域的東夷和華夏兩個不同圖騰信仰的集團相互聯姻融合的象征，其後便演化成了中華民族的顯著標識。
我們注意到，印度河文明的這種複合動物形的裝飾藝術手法，對古代印度藝術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吠陀時代的太陽神，他巡視天空所乘坐的太陽車，就是由七首的駿馬牽引的；具有無數化身的大神毗濕奴，有時便化成了半人半獅的英雄。他大發神威，能用利爪撕開多頭魔鬼的五髒六腑；神話中的水怪摩羯魚，形象為獸首魚身，可看出它是鱷魚和魚類的複合變體。
印章與模製書板的大量出土，反映印度河城市的主人是十分重視教育的。因為印章和書板的圖像上，往往都配置有文字符號，這些圖文是供廣大地域的人民能夠識別的一般信息符號。尤其是模製書板，與其說它是可作印鑒的工具，還不如說它更像識字板。印章書板配以生動的圖像，無疑就是最好的識字教具，而且這些印章、陶製書板也容易保存和流傳。
印度河文明最有特色的滑石印章，可能還是要數瘤牛印章。它形象寫實而又誇張，彎曲豎立的雙角下是極度下垂的須毛，其筋肉骨骼刻劃分明而有力度，配以端莊的字符，顯得神聖而莊嚴。但奇怪的是，瘤牛印章很少發現，它主要出土於哈拉巴和摩亨佐・達羅兩處大城市，考古學家推測瘤牛可能象征群獸之首，瘤牛印章可能代表最有力量的部族或城市的最高統治者。
盡管印章文字符號的通讀仍有困難，但是考古學家帕婆拉聲稱，他在一枚大瘤牛印章上發現了惟一記錄的銘文順序，認為這些符號是代表當時皇室的名稱，而且，這些符號在哈拉巴的一些銅工具和武器上也有發現。
單從印章和書板的圖像推測當時城市的政治生活，目前還是困難重重。不過，人們從當時的一塊赤陶書板上，卻可看到印度河城市居民遊行的情景片斷：其中有人手持旌旗，有的人手持宗教象征物，隊列一旁還有隨行的動物形象。這種有組織的隊列行進，學者們認為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禮儀活動，它是由宗教和政治領導人主持的。
在印度神話傳說和佛經故事中，有不少反映人與野生動物相涉的有趣內容。《百喻經》中有個“500毒藥丸”的故事，它描寫一個因禍得福的男子冒充勇士，得到了國王的寵信，結果被派去獵殺危害四方的猛獅。被迫無奈，手執利刃的男子隻好前行，可是一見到猛獸，他嚇得一個勁地逃竄到樹上，當獅子追到樹下對男子仰視怒吼之際，嚇得魂飛魄散的男子手中的利刃抖落了，正好掉入猛獸口中而把它刺死，從而又演出了一幕因禍得福的喜劇。
印度河文明的印章、書板上，既有人與猛獸搏殺和角力的畫麵，也有人與猛獸對峙的情景。雖然我們不能斷定它是否是反映了《百喻經》的故事，不過，通過寫實的畫像來達到宣敘故事傳說、勸喻、教育的目的，這不僅是古代印度人民的傳統，也是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傳統。
印度河文明的書板、印章圖像紋飾一側，往往都有裝飾性的文字符號。這些字符優美而端莊，與圖像共同組成和諧的裝飾畫麵，這一點頗似中國古典繪畫藝術。後者是在完整的構圖畫麵上，配寫相得益彰的書法藝術。兩者都有記事、指事、寫實象形等方麵的功能，共同反映出早期國家文明在信息傳遞交流方式上的相似性。
在印度河銘文的400多個不同符號中，有一部分是明顯的象形會意字，如魚、菩提樹葉、射、容器等，所以多數學者認為它們不是文字字母（如拉丁文），而是代表一個詞音節的文字係統，隻是今人還無法弄清這些符號的具體的使用功能。它的讀音、含義、排序方式及其所代表的詞意、詞組，或是有語法結構的文句意思，都是現代學者期冀攻克的難題。
一般認為，印度河銘文通常是從右向左書寫的，但也有從不同方向相反書寫的例子。這一點，也頗似中國商代的甲骨文、陶文等古文字的書寫習慣。它反映出印度河文字尚處於實驗性的階段，而且也僅僅是掌握在少數上層有文化知識的貴族手中。因此，隨著印度河城市文明的衰亡，這種文字符號也消聲匿跡而不為世人所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