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東印度公司的工程師威廉兄弟把鐵路線修到哈拉巴之前,這裏的古城廢磚早已被人取走而建成了近代的哈拉巴村。威廉說:“我深信這裏就是大石場,有我需要的道碴。”工程隊不需什麽費用,就用古城磚鋪設了93英裏的鐵軌地基。地下珍貴的文物就這樣一天天地從哈拉巴這樣的古印度河城址中被破壞消失。
1853年至1856年,姍姍來遲的印度考古局勘察隊造訪了哈拉巴及其鄰近地區。為首者是亞曆山大・坎寧安爵士,他既是一位將軍,也是考古學家,時任考古局局長。
在發掘工地上,看到到處是堆積如山的碎磚和方塊條地基,考古學家和過路的官方人士都感到索然無味,他們期望能在此找到宏偉的佛教寺院遺址和那些莊嚴優美的佛像,他們認為這裏是著名的佛教朝聖者、中國的唐三藏法師到過並記述過的聖地,他們試圖使古代的佛教遺跡重放光華,如果能再從佛塔中找到佛祖的真身舍利子,那才是轟動世界的大發現呢。
從哈拉巴遺址的早期發掘,我們也可以看出19世紀中葉考古學及其技術方法的幼稚和粗疏。那時的西方世界正形成一支考古大軍,他們多是由一些略有怪癖的、富有獻身精神的專家和業餘愛好者組成。在粗疏的挖掘中,他們非常樂意及時展示和宣傳自己的發現,但這種狂熱往往會把有價值的考古遺跡現象弄得一團糟。早期的考古拓荒者,如發現偉大的愛琴邁錫尼文明的德國人施裏曼就犯了不少這樣的錯誤。
就像施裏曼迷醉荷馬史詩《伊裏亞特》而拚命挖掘尋找特洛伊古城一樣,坎寧安爵士的考古隊是從玄法師的《大唐西域記》一類的文獻記載出發的。他們最初當然沒有意識到自己挖掘到的古城的重大價值。何況,建築和工程的需要,人們仍在繼續從這仿佛取之不竭的古城中盜走磚塊。
不過,坎寧安也並不像後人所說的那樣是個“有眼無珠”的考古局長。他悉心收集到的小古物玩意兒也真不少,比如說,那些繪有花紋的破碎陶片,有著美麗色澤的燧石工具,加工過的貝鐲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枚破損了的印章,在後來的一係列重要發現中,它都仍不失為最為經典的印度河文明象征物。
坎寧安發現印章上刻有一隻公牛和一種前所未見的符號文字,他意識到這是個重要的發現。由於缺乏對比的同類材料,他推遲了近20年才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還錯誤地認為這枚印章是從文明程度更高的外國傳入的,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公元前2600年的遺物。
曆史的機遇就這樣與坎寧安爵士交錯而過,“哈拉巴文化”遺物還是“養在深閨人未識”。
坎寧安誤認為哈拉巴的印章象形符號是公元前四世紀早期婆羅迷字母(梵文)的前身,這是受到古代雅利安人《梨俱吠陀》文獻的誤導,因為這些口頭傳說都把當地的土著民說成是未開化的野蠻人。
然而,考德威爾主教卻從吠陀文獻的蛛絲馬跡中,意識到古印度存在過早於雅利安人的城市文明,因為《梨俱吠陀》中談到那些黑皮膚、無鼻、言談粗魯的土著民時說,他們是居住在堅固的城堡和要塞中,而且他們通曉各種技藝,他們應當是具有金屬工具和書寫文字的國家文明社會的居民。
然而,在坎寧安之後,古印度的考古發掘還是沉寂了數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