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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走近文明的旅程
人們發現，快到末次冰期結束的1～2萬年前，原始人就具有了很高的狩獵技藝和智力，他們能製造裝有木柄的各類石工具，如投槍、魚鏢，弓箭一類，能隨心所欲地捕殺包括人類自身在內的任何獵物。
那時候，他們把野獸一度占據的洞穴據為己有，他們在洞中打製石器，圍著火塘燒烤砸碎的獸肉骨頭；興致高漲的時候，還在洞壁上繪製形象優美的彩色狩獵岩畫；當同伴死掉，他們就將其掩埋在洞穴裏。這一類古人類的洞穴遺址，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都有發現。有的洞穴居址還被古人類沿用到較晚的時期，有的學者就認為印度中央邦的史前岩畫隻有7500年左右。
然而，這些聰明的狩獵人並不能創造定居文明，其原因就在於這種掠奪自然的經濟，很容易造成周圍物質生活資源的暫時短缺，為了生存，狩獵采集人不得不周而複始地去尋找新的資源。非定居生活使原始人不能攜帶那些非實用的物品，也沒有精力去發展個人的特長和創造新物質，為了找到生存所需的新獵場，他們不得不疲於奔命。
直到公元前6500年，印巴次大陸的史前文化才揭開了新的一頁。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人們對南亞定居文明產生的基礎――農業和畜牧業是何時產生的還一無所知，為解開這一曆史之謎，由賈利戈為首的法國和巴基斯坦的考古學家，在印度河流域及其鄰近的河流高地展開了大規模地搜尋和發掘。
考古學家發現，在現今仍適合於人類居住的河流衝積平原，很難找到早期定居農人的聚落，這可能一是它們被掩埋在很深的淤沙下了，或可能是被後來的居民興建家園時把它們破壞掉了，再一種可能就是當時的自然環境和水域與後來不同，河流衝積平原還不是最好的農業定居處。
最早的農業定居遺址是在高地的奎達河穀發現的，那是一個叫“乞力・古爾・穆罕墨德”的地點，在遺址的最下層，人們發現了泥磚房屋的痕跡，還有綿羊、山羊、牛的骨頭，以及柄上嵌有石片鋸齒的鐮刀，在稍晚的地層中發現了手製粗糙和火候很低的籃紋陶器。
從這些文化遺跡中，考古學家推測，石鐮是收割栽培農作物的工具，綿羊、山羊等骨頭是原始人放牧家畜的證據。泥磚房屋的存在表明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居住在洞穴裏，或是在頻繁遷移的過程中搭建一些簡陋的防風寮。他們不但有較穩固的聚落，還會燒製陶器用於日常的生活。
後來，這些聚落又不斷地向山前的河穀平原推近，最終在那裏形成了永久性的定居農業聚落，博蘭河邊的梅赫爾格爾就屬於這樣的典型遺址。
人們發現梅赫爾格爾的泥磚房屋結構，很像近代仍可在伊朗、阿富汗及印巴地區見到的鄉村民居，它由泥磚砌成方塊盒子形的牆體，房子內分成四間或更多的小間，這是居屋和儲藏室融為一個單元的結構。由於少雨和防風沙的緣故，它的屋頂不必做成像東亞南部的幹欄建築那樣呈傾斜坡狀的屋頂。這種平頂房上部，是由泥磚結合木架、樹枝和草杆製成，充其量也隻是有遮日的走廊設施和通風的窗孔。這種房屋後來就發展成為印度河城市文明的主要建築形式。
在距今8500年的早期墓葬中，考古學家發現當時的居民采用側身屈肢的葬式，身邊隨葬有用作祭品的山羊軀體，還有各種器具和裝飾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居民的模樣和體征不像毗鄰西亞的史前居民，他們倒頗為接近亞洲的土著人種。
專家估計，新石器時代早期農牧業的起源很可能在世界各地是多元獨立發生的，梅赫爾格爾的發現再次提供了狩獵采集人向食物生產轉變本土起源的例證。
早期農人從高地向河穀平原推進後，他們開始在博蘭河泛濫平原的沃土上耕作小麥和大麥。不過，最初他們還是大規模獵取野生動物，他們能用殺傷力很強的武器和陷井捕殺大象、水牛和野豬等危險的動物，隻有山羊可能是最早馴化的家畜。
又過了一千年，農人飼養的家畜種類增多。其中有駝峰的瘤牛最為重要，這種牛耐熱，性情溫馴，一度生活在亞洲和非洲許多地區，但瘤牛卻是印度河流域居民最先馴養的家畜。後來，在整個史前和曆史時代，這種長角和有駝峰的公牛形象，一直成為次大陸和東亞南部部落民中最喜聞樂見的藝術主題，它是人們崇拜的圖騰對象，是財富地位的象征，由此還演化出一整套相關的禮儀和禁忌。
饒宗頤教授認為，雲南石寨山文化和越南東山文化的青銅藝術中也盛行牛崇拜的風俗，可能就是從古印度傳來的。
在曆史時期形成的印度教信仰中，主張非暴力，不殺生，即使踩死一隻螞蟻也是罪過，因此，被尊為神的使者的牛，在今天的印度街頭仍隨處可見，牛悠哉遊哉地閑蕩，還夾雜著狗、象和駱駝，行走的人們就像回到了生物的世界裏。而這一信仰又要追溯到印度河文明產生之前的新石器農人的時代。
至今，印度的男女都喜歡戴裝飾品，婦女脖上有項圈和項鏈，耳上有耳環，手和腳上有手鐲、腳鐲和腳鈴等，要是在節慶和喜慶活動中，人們不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美麗動人，誰都會感覺自己低人一等。這種裝飾風，也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
在墓中發現的裝飾品，有藍色青金石、綠鬆石和玉髓、瑪瑙、珍珠為原料製作的珠串和墜飾。此外，以後次大陸曆史時代最常見的用海貝製作的鐲子也出現了。
這些跡象表明，當時的農牧業不僅可提供人們生活的穩固基礎，而且剩餘的產品還促成了長途貿易網的形成。如他們進行長途貿易交換獲得的異地產品，就有來自遙遠的阿拉伯灣的阿曼珍珠；原始的農人使用海貝作貨幣，而海貝的產地，最近處也在幾百公裏外的卡拉奇附近的馬克蘭沿岸。
一係列經濟生活中閃光的亮點，都意味著印度河的前夜已接近了它的尾聲。
考古學家發現，大約在公元前4500所左右，在那些沿印度河平原分布的聚落中，人們已能生產精美的彩陶器，它們不僅有較寫實生動的動物紋樣，還出現抽象的圖案，有的還有刻劃符號。這些圖案和符號，有人認為是文字的萌芽，它們或可能是陶工的標記，或可能是陶器主人的宗教信仰象征物。不過，作為剩餘產品交換物，它們通過貿易網的各條路線，已被傳播到很廣的地域。盡管至今人們還弄不清彩陶器上的抽象圖案和符號的具體含義，但當時的人對此是明白易曉的，它們所代表傳遞的信息，正是秩序規範的文明社會正在崛起的標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那些位於貿易路線主要交叉口的新興聚落，後來都發展成為印度河文明的大鎮和城市。
在公元前的3千年上下，正是中國古史傳說的三皇五帝更迭的國家文明演進的時代。在這一史詩般的英雄時代，東亞大陸的黃河流域似乎正上演著群雄逐鹿中原的戰爭場麵。最初是黃帝和炎帝激戰於阪泉之野，然後，黃帝又率領諸侯聯軍，同尤大戰於涿鹿之野，最後擒殺尤，取代神農氏而為天下共主（《史記・五帝本紀》）。
然而，與此同時的印巴次大陸，由於文獻記載的缺乏，印度河城市文明起源的過程是否也是充滿劍與火的爭雄場麵，我們還不得而知。
梅赫爾格爾3期文化（前4800年左右）表明，當時的古先民與中國黃河流域的原始部落民一樣，已學會製造和冶煉銅金屬器物。金屬工匠很快發現了合金（銅、錫、鉀等）的硬度，分別用它製造武器、工具和裝飾品。
這些物品都需專門的工匠和采用複雜的技藝才能製成，而且隻有富裕階層人士才能享用。人們為了保護和支配這些珍貴的財產物品，除了在聚落的中心營造有封閉院落的穩固住宅區，設置便於區劃的街道，還在聚落的周圍營建幹磚砌成的厚圍牆。
這種方塊的城市都邑的雛型，在5000-4500年前之間的中國黃河、長江流域也出現了，所不同的是，中國的建築形式多夯土城牆和夯土台草泥木結構建築。而印度河流域的泥磚和後來的燒磚砌築結構的建築，倒是與西亞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建築有共通之處。
這些磚砌房屋和圍牆的不斷改建擴大，最終在河流的衝積平原中部的重要交叉口上，便形成了大規模的城市。
恩格斯曾說，在原始社會末期的英雄時代，為積累財富和進行掠奪的“戰爭成為經常的職業了，在新的設防城市的周圍屹立著高峻的牆壁並非無故；它們的壕溝深陷為氏族製度的墓穴，而它們的城樓已經聳入文明時代了。”
用這一理論來闡明印度河城市文明出現的結果似乎還無可厚非，但用它來說明這裏城市的起源過程，專家則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在公元前2600年以前的聚落遺址中，沒有發現村民們被屠殺的證據，有的村落雖然被焚燒過，但房屋很快又在舊址上重建了。在許多保護性的圍牆上，也沒有發現大量被破壞的痕跡。
相反，那些越來越抬高地基而重疊建起的房屋，再加上保護性圍牆的擴大，是得賴於洪水不斷泛濫衝擊聚落的結果。
周期性的雨季和河水泛濫，帶來了大量肥沃淤泥，使得維持聚落和不斷擴大其規模的基礎――農業增產有了保障。而且，河水的泛濫還會造成各種彎曲的小湖，更便利了農人的灌溉、用水、田間放牧和漁獵。
印度河流域的聚落能不斷走向繁榮發展的坦途，除了農牧業的進步，也要依賴手工生產技術的發展和貿易網的擴大。
在各地的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很多手工產品的原料，如銅、海貝、瑪瑙、燧石都是從遙遠的地方運來，再由本地技藝高超的工匠將它們製作成各種精美的手工藝品，產品又通過原來的貿易網回到原料地。
公元前2800～前2600年間的印度河流域工匠已能製作出許多技藝精湛的工藝品，它不僅有硬度很高的彩陶器，還有堅硬的銅矛和裝飾性的銅針。能用高溫和顏料，把硬石英加工成美觀的白色、藍綠色的珠子。在上古時代，古印度工匠能用玻璃技術生產出價值連城的器皿，遠銷到東亞的中國等地。這種用高溫等辦法處理合成物質的技術，也要追溯到前印度河文明時期。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和中國黃河流域的城市興起也存在某些巧合。
大約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河南淮陽平糧台龍山文化城址中，人們發現過圍成方形的高大城牆，城牆的大門還有門衛房，城內街區經過係統地規劃營建，陶水管道的存在也表明城內有排水係統。
在印度河流域的喀利班甘遺址，也首次出現排水管道、洗澡地點和人造廁所。雖然在同時的遺址中發現了銅矛、刀、石矛和箭鏃等武器，專家認為設防聚落和城市之間的武裝衝突還是限定在局部小規模的範疇。
不管怎麽說，印度河流域及其鄰近地區的史前文化，經曆了數千年的發展演變後，最終以財富高度積聚，以及以農牧、商貿極其繁榮為特征的一座座壯觀的城市，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相繼崛起。
§§第二章 “死亡之丘”的複活
那時候，他們把野獸一度占據的洞穴據為己有，他們在洞中打製石器，圍著火塘燒烤砸碎的獸肉骨頭；興致高漲的時候，還在洞壁上繪製形象優美的彩色狩獵岩畫；當同伴死掉，他們就將其掩埋在洞穴裏。這一類古人類的洞穴遺址，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都有發現。有的洞穴居址還被古人類沿用到較晚的時期，有的學者就認為印度中央邦的史前岩畫隻有7500年左右。
然而，這些聰明的狩獵人並不能創造定居文明，其原因就在於這種掠奪自然的經濟，很容易造成周圍物質生活資源的暫時短缺，為了生存，狩獵采集人不得不周而複始地去尋找新的資源。非定居生活使原始人不能攜帶那些非實用的物品，也沒有精力去發展個人的特長和創造新物質，為了找到生存所需的新獵場，他們不得不疲於奔命。
直到公元前6500年，印巴次大陸的史前文化才揭開了新的一頁。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人們對南亞定居文明產生的基礎――農業和畜牧業是何時產生的還一無所知，為解開這一曆史之謎，由賈利戈為首的法國和巴基斯坦的考古學家，在印度河流域及其鄰近的河流高地展開了大規模地搜尋和發掘。
考古學家發現，在現今仍適合於人類居住的河流衝積平原，很難找到早期定居農人的聚落，這可能一是它們被掩埋在很深的淤沙下了，或可能是被後來的居民興建家園時把它們破壞掉了，再一種可能就是當時的自然環境和水域與後來不同，河流衝積平原還不是最好的農業定居處。
最早的農業定居遺址是在高地的奎達河穀發現的，那是一個叫“乞力・古爾・穆罕墨德”的地點，在遺址的最下層，人們發現了泥磚房屋的痕跡，還有綿羊、山羊、牛的骨頭，以及柄上嵌有石片鋸齒的鐮刀，在稍晚的地層中發現了手製粗糙和火候很低的籃紋陶器。
從這些文化遺跡中，考古學家推測，石鐮是收割栽培農作物的工具，綿羊、山羊等骨頭是原始人放牧家畜的證據。泥磚房屋的存在表明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居住在洞穴裏，或是在頻繁遷移的過程中搭建一些簡陋的防風寮。他們不但有較穩固的聚落，還會燒製陶器用於日常的生活。
後來，這些聚落又不斷地向山前的河穀平原推近，最終在那裏形成了永久性的定居農業聚落，博蘭河邊的梅赫爾格爾就屬於這樣的典型遺址。
人們發現梅赫爾格爾的泥磚房屋結構，很像近代仍可在伊朗、阿富汗及印巴地區見到的鄉村民居，它由泥磚砌成方塊盒子形的牆體，房子內分成四間或更多的小間，這是居屋和儲藏室融為一個單元的結構。由於少雨和防風沙的緣故，它的屋頂不必做成像東亞南部的幹欄建築那樣呈傾斜坡狀的屋頂。這種平頂房上部，是由泥磚結合木架、樹枝和草杆製成，充其量也隻是有遮日的走廊設施和通風的窗孔。這種房屋後來就發展成為印度河城市文明的主要建築形式。
在距今8500年的早期墓葬中，考古學家發現當時的居民采用側身屈肢的葬式，身邊隨葬有用作祭品的山羊軀體，還有各種器具和裝飾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居民的模樣和體征不像毗鄰西亞的史前居民，他們倒頗為接近亞洲的土著人種。
專家估計，新石器時代早期農牧業的起源很可能在世界各地是多元獨立發生的，梅赫爾格爾的發現再次提供了狩獵采集人向食物生產轉變本土起源的例證。
早期農人從高地向河穀平原推進後，他們開始在博蘭河泛濫平原的沃土上耕作小麥和大麥。不過，最初他們還是大規模獵取野生動物，他們能用殺傷力很強的武器和陷井捕殺大象、水牛和野豬等危險的動物，隻有山羊可能是最早馴化的家畜。
又過了一千年，農人飼養的家畜種類增多。其中有駝峰的瘤牛最為重要，這種牛耐熱，性情溫馴，一度生活在亞洲和非洲許多地區，但瘤牛卻是印度河流域居民最先馴養的家畜。後來，在整個史前和曆史時代，這種長角和有駝峰的公牛形象，一直成為次大陸和東亞南部部落民中最喜聞樂見的藝術主題，它是人們崇拜的圖騰對象，是財富地位的象征，由此還演化出一整套相關的禮儀和禁忌。
饒宗頤教授認為，雲南石寨山文化和越南東山文化的青銅藝術中也盛行牛崇拜的風俗，可能就是從古印度傳來的。
在曆史時期形成的印度教信仰中，主張非暴力，不殺生，即使踩死一隻螞蟻也是罪過，因此，被尊為神的使者的牛，在今天的印度街頭仍隨處可見，牛悠哉遊哉地閑蕩，還夾雜著狗、象和駱駝，行走的人們就像回到了生物的世界裏。而這一信仰又要追溯到印度河文明產生之前的新石器農人的時代。
至今，印度的男女都喜歡戴裝飾品，婦女脖上有項圈和項鏈，耳上有耳環，手和腳上有手鐲、腳鐲和腳鈴等，要是在節慶和喜慶活動中，人們不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美麗動人，誰都會感覺自己低人一等。這種裝飾風，也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
在墓中發現的裝飾品，有藍色青金石、綠鬆石和玉髓、瑪瑙、珍珠為原料製作的珠串和墜飾。此外，以後次大陸曆史時代最常見的用海貝製作的鐲子也出現了。
這些跡象表明，當時的農牧業不僅可提供人們生活的穩固基礎，而且剩餘的產品還促成了長途貿易網的形成。如他們進行長途貿易交換獲得的異地產品，就有來自遙遠的阿拉伯灣的阿曼珍珠；原始的農人使用海貝作貨幣，而海貝的產地，最近處也在幾百公裏外的卡拉奇附近的馬克蘭沿岸。
一係列經濟生活中閃光的亮點，都意味著印度河的前夜已接近了它的尾聲。
考古學家發現，大約在公元前4500所左右，在那些沿印度河平原分布的聚落中，人們已能生產精美的彩陶器，它們不僅有較寫實生動的動物紋樣，還出現抽象的圖案，有的還有刻劃符號。這些圖案和符號，有人認為是文字的萌芽，它們或可能是陶工的標記，或可能是陶器主人的宗教信仰象征物。不過，作為剩餘產品交換物，它們通過貿易網的各條路線，已被傳播到很廣的地域。盡管至今人們還弄不清彩陶器上的抽象圖案和符號的具體含義，但當時的人對此是明白易曉的，它們所代表傳遞的信息，正是秩序規範的文明社會正在崛起的標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那些位於貿易路線主要交叉口的新興聚落，後來都發展成為印度河文明的大鎮和城市。
在公元前的3千年上下，正是中國古史傳說的三皇五帝更迭的國家文明演進的時代。在這一史詩般的英雄時代，東亞大陸的黃河流域似乎正上演著群雄逐鹿中原的戰爭場麵。最初是黃帝和炎帝激戰於阪泉之野，然後，黃帝又率領諸侯聯軍，同尤大戰於涿鹿之野，最後擒殺尤，取代神農氏而為天下共主（《史記・五帝本紀》）。
然而，與此同時的印巴次大陸，由於文獻記載的缺乏，印度河城市文明起源的過程是否也是充滿劍與火的爭雄場麵，我們還不得而知。
梅赫爾格爾3期文化（前4800年左右）表明，當時的古先民與中國黃河流域的原始部落民一樣，已學會製造和冶煉銅金屬器物。金屬工匠很快發現了合金（銅、錫、鉀等）的硬度，分別用它製造武器、工具和裝飾品。
這些物品都需專門的工匠和采用複雜的技藝才能製成，而且隻有富裕階層人士才能享用。人們為了保護和支配這些珍貴的財產物品，除了在聚落的中心營造有封閉院落的穩固住宅區，設置便於區劃的街道，還在聚落的周圍營建幹磚砌成的厚圍牆。
這種方塊的城市都邑的雛型，在5000-4500年前之間的中國黃河、長江流域也出現了，所不同的是，中國的建築形式多夯土城牆和夯土台草泥木結構建築。而印度河流域的泥磚和後來的燒磚砌築結構的建築，倒是與西亞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建築有共通之處。
這些磚砌房屋和圍牆的不斷改建擴大，最終在河流的衝積平原中部的重要交叉口上，便形成了大規模的城市。
恩格斯曾說，在原始社會末期的英雄時代，為積累財富和進行掠奪的“戰爭成為經常的職業了，在新的設防城市的周圍屹立著高峻的牆壁並非無故；它們的壕溝深陷為氏族製度的墓穴，而它們的城樓已經聳入文明時代了。”
用這一理論來闡明印度河城市文明出現的結果似乎還無可厚非，但用它來說明這裏城市的起源過程，專家則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在公元前2600年以前的聚落遺址中，沒有發現村民們被屠殺的證據，有的村落雖然被焚燒過，但房屋很快又在舊址上重建了。在許多保護性的圍牆上，也沒有發現大量被破壞的痕跡。
相反，那些越來越抬高地基而重疊建起的房屋，再加上保護性圍牆的擴大，是得賴於洪水不斷泛濫衝擊聚落的結果。
周期性的雨季和河水泛濫，帶來了大量肥沃淤泥，使得維持聚落和不斷擴大其規模的基礎――農業增產有了保障。而且，河水的泛濫還會造成各種彎曲的小湖，更便利了農人的灌溉、用水、田間放牧和漁獵。
印度河流域的聚落能不斷走向繁榮發展的坦途，除了農牧業的進步，也要依賴手工生產技術的發展和貿易網的擴大。
在各地的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很多手工產品的原料，如銅、海貝、瑪瑙、燧石都是從遙遠的地方運來，再由本地技藝高超的工匠將它們製作成各種精美的手工藝品，產品又通過原來的貿易網回到原料地。
公元前2800～前2600年間的印度河流域工匠已能製作出許多技藝精湛的工藝品，它不僅有硬度很高的彩陶器，還有堅硬的銅矛和裝飾性的銅針。能用高溫和顏料，把硬石英加工成美觀的白色、藍綠色的珠子。在上古時代，古印度工匠能用玻璃技術生產出價值連城的器皿，遠銷到東亞的中國等地。這種用高溫等辦法處理合成物質的技術，也要追溯到前印度河文明時期。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和中國黃河流域的城市興起也存在某些巧合。
大約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河南淮陽平糧台龍山文化城址中，人們發現過圍成方形的高大城牆，城牆的大門還有門衛房，城內街區經過係統地規劃營建，陶水管道的存在也表明城內有排水係統。
在印度河流域的喀利班甘遺址，也首次出現排水管道、洗澡地點和人造廁所。雖然在同時的遺址中發現了銅矛、刀、石矛和箭鏃等武器，專家認為設防聚落和城市之間的武裝衝突還是限定在局部小規模的範疇。
不管怎麽說，印度河流域及其鄰近地區的史前文化，經曆了數千年的發展演變後，最終以財富高度積聚，以及以農牧、商貿極其繁榮為特征的一座座壯觀的城市，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相繼崛起。
§§第二章 “死亡之丘”的複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