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壯誌未酬身先卒――東北軍將領朱鴻勳
朱鴻勳，字柏亭，1899年生於吉林省農安縣一殷實人家。他自幼聰慧，17歲在天津南開中學就讀時，竟以為：隻靠讀書是不能發揚其誌向的。於是他投筆從戎入東北軍，曆任哨官、排長等職。1926年他又以所學不足以應世，考入東北講武堂第六期步兵科。畢業時名列第一，依慣例張學良欲任其為侍從室副官，朱不從，故被派往黑龍江梁中甲部任上尉連長。至1930年朱先後任營長、副團長、第81團上校團長，其間曾參加過“中俄戰爭”和討伐叛軍郭鬆齡的戰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朱調任110師630團團長，駐軍張家口及口北地區防止蒙古上層分子勾結日軍犯境擾民。
1933年，又調105師任獨立旅少將旅長。同年，因朱鴻勳治軍有方，聲譽斐然，被上司、同鄉，即53軍軍長萬福麟視為國士之材，晉為該軍130師師長，駐防北京西苑。
1935年，日寇藉口援助東北義勇軍，提出種種無理要求，並由關外調集大軍侵入關內，威脅天津、北京。南京國民政府屈服於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壓力，於6月9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依此協定規定“……取消河北省、北京、天津的國民黨黨部，撤退駐河北省的憲兵、中央軍和東北軍”等。朱將軍所在的東北軍也在撤退之列，故，不久被迫移駐河北保定擔任警備。同年12月9日，北京爆發由一萬多學生舉行的抗日救國大示威遊行，喊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並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愛國救亡的基本條件。可國民黨政府不但不支持、不接受，反而派出軍警野蠻屠殺和鎮壓遊行的學生，這即著名的“一二・九”運動。此運動迅速波及保定地區，朱師長對愛國學生運動持支持態度，並堅決反對鎮壓學生運動，他沒派過一兵一卒，沒迫害過一個進步學生。其間曾參與討伐軍閥石友三、土匪劉桂堂的作戰。
1936年，日寇威逼西北軍將領宋哲元成立偽“冀察政務委員會”，西北、東北軍的軍、師長均委以委員頭銜，而朱將軍堅決予以拒絕。朱鴻勳還同情和支持進步人士，當年保護過許多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如共產黨人趙鼎在北京被捕，關於憲兵第三團，就是經朱鴻勳營救，並安插在手下任幹事。後因身份暴露，朱將軍備齊路費，送他們一行六人經河南林縣輾轉去延安。這期間，經朱將軍保護的共產黨人、進步人士還有王雨農、李劫夫（1937年去延安，《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等歌的作者，也是我國著名的音樂家）等。
1937年抗戰前夕，因“西安事變”的影響，加之蔣介石對參加事變的東北軍、西北軍耿耿於懷，對東、西北軍進行了縮編，53軍由三個師編為兩個師。因當時國民黨中央規定，師以上司令部參謀長必須是陸大畢業生，朱將軍所在的130師參謀長職缺位。朱鴻勳積極引薦原東北講武堂第六期炮兵科畢業的同學趙龍韜充任。趙係“西安事變”的骨幹之一，具有反蔣抗日思想，時任張學良將軍新成立的抗日西北聯軍委員會學生抗日先鋒總隊的參謀長，此次正在編遣之列。朱將軍請他到130師任參謀長，趙在全麵抗戰爆發前夕的7月5日到任，其後與朱共事直到朱壯烈捐軀（趙建國後，曾任遼寧省政協副主席）。“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第53軍130師在朱將軍的指揮下隨即投入抗戰。1937年7月-1938年秋，朱鴻勳帶領所屬部隊，先在河北灤水縣的曹頭河一帶構築工事，後入文安縣大李家一帶集結待命（白洋澱――文安窪）。大約月餘後奉命參加了永定河戰役，阻止敵軍南進。其後，沿霸縣沿津浦、平漢路抵抗日軍。又經十方院、任邱、河間、小辛集、灤縣輾轉到東鹿。接著在趙縣的大白蘇與日軍騎兵遭遇。未幾，轉柏鄉、邢台，從沙河附近越平漢線達涉縣，因漳河水深徒涉不易，又折回，再經峻關入河南抵林縣，擔任安陽至林縣的防務。之後，敵大舉進攻林縣，朱師長率軍與敵血戰兩天後撤至輝縣休整20天。再後，又奉命接替友軍高樹勳部的陣地守安陽。正在兩軍交接之際，日寇趁機發動突然襲擊，朱率130師抗敵一天一夜。隨後，該師經輝縣過東突峽，入山西晉城，其間也與日軍交火好幾天。隨即，部隊又向翼城、陽城轉移，接著又折返山區橫河鎮附近集結待命。由於山區人煙稀少，供給困難，加之不宜大部隊作戰，朱打算搞遊擊戰。朱鴻勳得知該地住有八路軍聯絡員朱銳、唐天際兩同誌時，即派師參謀長趙龍韜與53軍參謀長趙錫慶、116師參謀長劉德裕一同到八路軍朱、唐二同誌處，請教如何開展遊擊戰，後因多種因素導致此事未成，部隊仍駐晉城附近。其後，奉命由壺關回河南至林縣，朱將軍指揮部隊打擊從安陽來犯的日軍，經一天激戰，終將敵人打退，敵逃回安陽。部隊在林縣休整數日後，奉令渡黃河到滎陽、鄭州間待命。其後去鄭州南郭莊駐防數日，部隊又徒步行軍到許昌轉乘火車至橫店下車，並在黃岐――宋埠――麻城――黃陂一帶，一麵駐守、一麵偵察大別山的地形，作武漢外圍防守的準備，時間在1938年6月。停留數十天後，奉命渡長江至鄂城，然後，開往位於長江南岸的陽新縣迤西地區擔任武漢外圍的防守。
1938年，日本製訂了以攻占武漢為目標的“速戰速決”的作戰計劃，意在快速打垮中國軍隊的主力，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戰意誌，迫使中國政府投降。日軍先後調集了14個師團，飛機數百架、火炮數百門、坦克裝甲車數百輛、軍艦140餘艘，兵力總計30餘萬人。敵分兵三路，對武漢實行大包圍，左路在長江北岸登陸，沿麻城、黃陂進逼京漢路南段，形成對武漢左翼的大包圍；右路在長江南岸登陸，經陽新、大冶，直逼粵漢路的北段鹹寧、賀勝橋一帶，形成對武漢的右翼大包圍；加之日軍沿長江水道遊弋的戰艦配合陸上作戰。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1937年12月13日在武漢也擬定了《軍事委員會第三期作戰計劃》，即“保衛武漢作戰計劃”，決定確保武漢。1938年6月，國民政府又製訂了武漢會戰的指導方針和作戰計劃：長江以北第五戰區和長江以南第九戰區聯合作戰，保衛武漢。於是調動130多個師，計100餘萬人，迎戰日軍，企圖保住大武漢。
在此次戰役中，東北軍53軍屬第九戰區，奉命防守長江南岸。朱師長的130師布防陽新縣西阻擊南路日軍的進攻。陽新的戰略地位特別重要，它枕武穴，控長江，是武昌、漢陽臂膂，是通往湖南、湖北、廣東的孔道，係軍事上的必爭之地。加之130師所守的三溪口，地勢峰巒疊嶂，湖泊縱橫，港汊交錯，雜木叢林荊棘橫生，兩山間有一寬闊的山穀，中間有鄉鎮土路通汽車，與山間溪流交相盤錯，東西向奔流於山穀中。南路日軍要打通鹹寧、賀勝橋一帶，必須先進攻三溪口、金牛等地。130師在陽新駐防3個多月，兩軍處於相持階段。敵人仗其武器優勢，經常是陸海空三軍配合，上有飛機轟炸，下有大炮、坦克開路，配合陸軍進攻中國守軍陣地。我軍白天躲進掩體，待敵軍進入我有效射程以後，才給予狠狠打擊，特別是用手榴彈炸敵人。到夜間，則派出部隊襲擊日寇。其間，最慘烈的戰鬥是武漢會戰後期為掩護武漢的大撤退所經曆的七天七夜的三溪口保衛戰。
1938年9月下旬，日軍攻陷長江要塞富池口，不久江北要塞田家鎮又失守，到10月，陽新一帶便成為敵人攻擊的重要目標。朱將軍所帶的130師處於腹背受敵的境地：正麵為日軍精銳部隊，即波田混合支隊，從上下水口登陸，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向朱鴻勳所帶部隊守衛的三溪口陣地，不分晝夜地輪番進攻，來勢十分凶猛；其右側背也受到日軍九師團的更大威脅。而我軍武器裝備落後，在敵人的強大火力麵前犧牲較大，一線官兵僅憑簡易工事隱蔽，待敵臨近，再以機槍、步槍、手榴彈，加白刃戰與日軍死拚。戰士負傷後，談不上有效的救護，陣地上屍橫遍地，很多傷員往往是剛脫離陣地就犧牲了。當時，陣地前沿至大後方的交通補給線上，由於我軍早先為阻止敵機械化部隊的進攻，采用了遇險挖溝、破壞橋梁等辦法，故敵我雙方的汽車都不能通行，部隊的補給運輸全靠人力背負或馬馱。再加上敵人封鎖嚴密，時間一久，前方糧、彈奇絕，軍隊供應緊張，前方將士多以幹糧、芋頭、生薯等充饑。還由於長期作戰，部隊得不到應有的休整而疲憊不堪；加之東北軍將士多出生於北方，不適應南方氣候，出現水土不服；戰士長期喝涼水，也使近三分之一的士兵得瘧疾，其時藥品奇缺，凡此因素所致，使戰鬥力大不如前，戰士們全憑一顆愛國之心與敵血戰。但朱將軍指揮英勇的130師官兵，在裝備精良的日軍麵前，毫不退讓、以死保國，並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和夜幕作掩護，最大限度地消滅敵人，頑強地抵抗日軍達七天七夜之久，使敵望而卻步，不敢上前。其戰鬥之慘烈，到部隊撤出時，全師尚能繼續作戰的部隊僅剩三分之一。正因為他們的英勇戰鬥和大量官兵的為國捐軀，才贏得了寶貴的7天時間，使武漢的國家機關及國軍主力和大部分原在武漢的物資得以順利轉移至湖南衡陽。為此，朱師長所帶的部隊受到最高統帥部的表彰和嘉獎。三溪口大戰後，朱鴻勳率部隊經賀勝橋撤至湖北崇陽――通城――湖南的平江至路口佘附近集結待命。
1938年的11月底，朱鴻勳參加了蔣介石主持的“南嶽軍事會議”。在會上他以一個愛國軍人的赤誠之心，就抗戰形勢慷慨地陳述了自己的抗戰決心和作戰思想，被與會者視為軍中棟梁之材。同年12月21日，朱鴻勳因功升為53軍副軍長（兼130師師長）。
1939年9月，朱副軍長帶領130師在長沙大火前夕通過長沙經寧鄉――益陽――常德開赴沅陵。年底，又開往湖南的縣、津市一帶，負責洞庭湖西岸的防守。
1940年6月，宜昌、沙市相繼淪陷，江防震動。朱將軍所部受命進駐湖北石首縣的藕池口設防，在朱將軍和官兵的英勇抵抗之下，敵人瘋狂進攻才得以受阻。其後，兩軍處於相持狀態。1940年夏秋間，駐湖南嶽陽一帶的日軍不斷向洞庭湖地區進攻，與朱將軍所在部隊時常發生戰鬥。朱副軍長為了更好地打擊日寇，特設指揮部於前線藕池口，並坐鎮於此。這年年末至除夕前，朱鴻勳將軍多次率部襲擊並包圍日軍，如在塔市驛將敵軍包圍，經一天一夜的血戰，全殲日軍達500餘人。其後，敵雖多次反撲，均被打退。
1941年1月25日，敵派出飛機轟炸位於藕池口的我前線指揮部。日機臨頭時，朱將軍正帶領官兵隱蔽於彈坑之中，本來已相對安全，但他卻為了戰士的安危，起身招呼下屬，此時一顆罪惡的炸彈落地，朱鴻勳將軍頭部中彈，壯烈犧牲。英年42歲。
朱鴻勳將軍殉國後，即於當年的3月21日，被當時的最高軍事統帥蔣介石追贈為陸軍中將。並派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何應欽代其出席朱的祭祀活動。同年，國民政府將朱將軍遺體運回戰時首都重慶，暫時安葬於長江南岸的南山複興村右側。
時隔半個多世紀，直至2004年7月，偶然發現了朱將軍墓碑，才得以知曉其人、其事。其後，經努力中國三峽博物館收藏到此碑，並很快找到朱將軍墓地。
將軍碑，峽石碑。高217厘米，寬99厘米，厚12厘米。陰刻、楷體，豎列文字，計19行，主行42字，餘行文字不均，共773字。碑文由前陸軍上將、20集團軍副總司令、遼寧省主席萬福麟撰寫，前教育總長、國史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參政劉哲書丹，前農工總長、中東鐵路督辦、國民參政會參政莫英惠篆額。碑中追述了原東北軍53軍副軍長朱鴻勳在青年時代就有自己的宏圖大誌――馳騁沙場。並簡述了他怎樣從一個莘莘學子，到投筆從戎；又怎樣從一個普通士兵到將軍的過程；特別是朱將軍怎樣在中華民族處於強敵侵淩的危難時刻，以一個七尺熱血男兒應有的正義感和愛國心，憂國憂民，大義凜然，並率師數年縱橫馳騁疆場，血戰頑敵，直致舍生取義，名垂青史的史實。碑中還述及將軍光榮殉國後得到國民政府最高統帥的褒獎和安葬情況（碑文略，其主要內容在前文中已詳述）。
（馮慶豪）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朱調任110師630團團長，駐軍張家口及口北地區防止蒙古上層分子勾結日軍犯境擾民。
1933年，又調105師任獨立旅少將旅長。同年，因朱鴻勳治軍有方，聲譽斐然，被上司、同鄉，即53軍軍長萬福麟視為國士之材，晉為該軍130師師長，駐防北京西苑。
1935年，日寇藉口援助東北義勇軍，提出種種無理要求，並由關外調集大軍侵入關內，威脅天津、北京。南京國民政府屈服於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壓力，於6月9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依此協定規定“……取消河北省、北京、天津的國民黨黨部，撤退駐河北省的憲兵、中央軍和東北軍”等。朱將軍所在的東北軍也在撤退之列，故，不久被迫移駐河北保定擔任警備。同年12月9日，北京爆發由一萬多學生舉行的抗日救國大示威遊行，喊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並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愛國救亡的基本條件。可國民黨政府不但不支持、不接受，反而派出軍警野蠻屠殺和鎮壓遊行的學生，這即著名的“一二・九”運動。此運動迅速波及保定地區，朱師長對愛國學生運動持支持態度，並堅決反對鎮壓學生運動，他沒派過一兵一卒，沒迫害過一個進步學生。其間曾參與討伐軍閥石友三、土匪劉桂堂的作戰。
1936年，日寇威逼西北軍將領宋哲元成立偽“冀察政務委員會”，西北、東北軍的軍、師長均委以委員頭銜，而朱將軍堅決予以拒絕。朱鴻勳還同情和支持進步人士，當年保護過許多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如共產黨人趙鼎在北京被捕，關於憲兵第三團，就是經朱鴻勳營救，並安插在手下任幹事。後因身份暴露，朱將軍備齊路費，送他們一行六人經河南林縣輾轉去延安。這期間，經朱將軍保護的共產黨人、進步人士還有王雨農、李劫夫（1937年去延安，《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等歌的作者，也是我國著名的音樂家）等。
1937年抗戰前夕，因“西安事變”的影響，加之蔣介石對參加事變的東北軍、西北軍耿耿於懷，對東、西北軍進行了縮編，53軍由三個師編為兩個師。因當時國民黨中央規定，師以上司令部參謀長必須是陸大畢業生，朱將軍所在的130師參謀長職缺位。朱鴻勳積極引薦原東北講武堂第六期炮兵科畢業的同學趙龍韜充任。趙係“西安事變”的骨幹之一，具有反蔣抗日思想，時任張學良將軍新成立的抗日西北聯軍委員會學生抗日先鋒總隊的參謀長，此次正在編遣之列。朱將軍請他到130師任參謀長，趙在全麵抗戰爆發前夕的7月5日到任，其後與朱共事直到朱壯烈捐軀（趙建國後，曾任遼寧省政協副主席）。“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第53軍130師在朱將軍的指揮下隨即投入抗戰。1937年7月-1938年秋，朱鴻勳帶領所屬部隊，先在河北灤水縣的曹頭河一帶構築工事，後入文安縣大李家一帶集結待命（白洋澱――文安窪）。大約月餘後奉命參加了永定河戰役，阻止敵軍南進。其後，沿霸縣沿津浦、平漢路抵抗日軍。又經十方院、任邱、河間、小辛集、灤縣輾轉到東鹿。接著在趙縣的大白蘇與日軍騎兵遭遇。未幾，轉柏鄉、邢台，從沙河附近越平漢線達涉縣，因漳河水深徒涉不易，又折回，再經峻關入河南抵林縣，擔任安陽至林縣的防務。之後，敵大舉進攻林縣，朱師長率軍與敵血戰兩天後撤至輝縣休整20天。再後，又奉命接替友軍高樹勳部的陣地守安陽。正在兩軍交接之際，日寇趁機發動突然襲擊，朱率130師抗敵一天一夜。隨後，該師經輝縣過東突峽，入山西晉城，其間也與日軍交火好幾天。隨即，部隊又向翼城、陽城轉移，接著又折返山區橫河鎮附近集結待命。由於山區人煙稀少，供給困難，加之不宜大部隊作戰，朱打算搞遊擊戰。朱鴻勳得知該地住有八路軍聯絡員朱銳、唐天際兩同誌時，即派師參謀長趙龍韜與53軍參謀長趙錫慶、116師參謀長劉德裕一同到八路軍朱、唐二同誌處，請教如何開展遊擊戰，後因多種因素導致此事未成，部隊仍駐晉城附近。其後，奉命由壺關回河南至林縣，朱將軍指揮部隊打擊從安陽來犯的日軍，經一天激戰，終將敵人打退，敵逃回安陽。部隊在林縣休整數日後，奉令渡黃河到滎陽、鄭州間待命。其後去鄭州南郭莊駐防數日，部隊又徒步行軍到許昌轉乘火車至橫店下車，並在黃岐――宋埠――麻城――黃陂一帶，一麵駐守、一麵偵察大別山的地形，作武漢外圍防守的準備，時間在1938年6月。停留數十天後，奉命渡長江至鄂城，然後，開往位於長江南岸的陽新縣迤西地區擔任武漢外圍的防守。
1938年，日本製訂了以攻占武漢為目標的“速戰速決”的作戰計劃，意在快速打垮中國軍隊的主力，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戰意誌，迫使中國政府投降。日軍先後調集了14個師團，飛機數百架、火炮數百門、坦克裝甲車數百輛、軍艦140餘艘，兵力總計30餘萬人。敵分兵三路，對武漢實行大包圍，左路在長江北岸登陸，沿麻城、黃陂進逼京漢路南段，形成對武漢左翼的大包圍；右路在長江南岸登陸，經陽新、大冶，直逼粵漢路的北段鹹寧、賀勝橋一帶，形成對武漢的右翼大包圍；加之日軍沿長江水道遊弋的戰艦配合陸上作戰。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1937年12月13日在武漢也擬定了《軍事委員會第三期作戰計劃》，即“保衛武漢作戰計劃”，決定確保武漢。1938年6月，國民政府又製訂了武漢會戰的指導方針和作戰計劃：長江以北第五戰區和長江以南第九戰區聯合作戰，保衛武漢。於是調動130多個師，計100餘萬人，迎戰日軍，企圖保住大武漢。
在此次戰役中，東北軍53軍屬第九戰區，奉命防守長江南岸。朱師長的130師布防陽新縣西阻擊南路日軍的進攻。陽新的戰略地位特別重要，它枕武穴，控長江，是武昌、漢陽臂膂，是通往湖南、湖北、廣東的孔道，係軍事上的必爭之地。加之130師所守的三溪口，地勢峰巒疊嶂，湖泊縱橫，港汊交錯，雜木叢林荊棘橫生，兩山間有一寬闊的山穀，中間有鄉鎮土路通汽車，與山間溪流交相盤錯，東西向奔流於山穀中。南路日軍要打通鹹寧、賀勝橋一帶，必須先進攻三溪口、金牛等地。130師在陽新駐防3個多月，兩軍處於相持階段。敵人仗其武器優勢，經常是陸海空三軍配合，上有飛機轟炸，下有大炮、坦克開路，配合陸軍進攻中國守軍陣地。我軍白天躲進掩體，待敵軍進入我有效射程以後，才給予狠狠打擊，特別是用手榴彈炸敵人。到夜間，則派出部隊襲擊日寇。其間，最慘烈的戰鬥是武漢會戰後期為掩護武漢的大撤退所經曆的七天七夜的三溪口保衛戰。
1938年9月下旬，日軍攻陷長江要塞富池口，不久江北要塞田家鎮又失守，到10月，陽新一帶便成為敵人攻擊的重要目標。朱將軍所帶的130師處於腹背受敵的境地：正麵為日軍精銳部隊，即波田混合支隊，從上下水口登陸，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向朱鴻勳所帶部隊守衛的三溪口陣地，不分晝夜地輪番進攻，來勢十分凶猛；其右側背也受到日軍九師團的更大威脅。而我軍武器裝備落後，在敵人的強大火力麵前犧牲較大，一線官兵僅憑簡易工事隱蔽，待敵臨近，再以機槍、步槍、手榴彈，加白刃戰與日軍死拚。戰士負傷後，談不上有效的救護，陣地上屍橫遍地，很多傷員往往是剛脫離陣地就犧牲了。當時，陣地前沿至大後方的交通補給線上，由於我軍早先為阻止敵機械化部隊的進攻，采用了遇險挖溝、破壞橋梁等辦法，故敵我雙方的汽車都不能通行，部隊的補給運輸全靠人力背負或馬馱。再加上敵人封鎖嚴密，時間一久，前方糧、彈奇絕，軍隊供應緊張，前方將士多以幹糧、芋頭、生薯等充饑。還由於長期作戰，部隊得不到應有的休整而疲憊不堪；加之東北軍將士多出生於北方，不適應南方氣候，出現水土不服；戰士長期喝涼水，也使近三分之一的士兵得瘧疾，其時藥品奇缺，凡此因素所致，使戰鬥力大不如前，戰士們全憑一顆愛國之心與敵血戰。但朱將軍指揮英勇的130師官兵，在裝備精良的日軍麵前，毫不退讓、以死保國，並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和夜幕作掩護，最大限度地消滅敵人，頑強地抵抗日軍達七天七夜之久，使敵望而卻步，不敢上前。其戰鬥之慘烈，到部隊撤出時，全師尚能繼續作戰的部隊僅剩三分之一。正因為他們的英勇戰鬥和大量官兵的為國捐軀，才贏得了寶貴的7天時間，使武漢的國家機關及國軍主力和大部分原在武漢的物資得以順利轉移至湖南衡陽。為此，朱師長所帶的部隊受到最高統帥部的表彰和嘉獎。三溪口大戰後，朱鴻勳率部隊經賀勝橋撤至湖北崇陽――通城――湖南的平江至路口佘附近集結待命。
1938年的11月底，朱鴻勳參加了蔣介石主持的“南嶽軍事會議”。在會上他以一個愛國軍人的赤誠之心，就抗戰形勢慷慨地陳述了自己的抗戰決心和作戰思想，被與會者視為軍中棟梁之材。同年12月21日，朱鴻勳因功升為53軍副軍長（兼130師師長）。
1939年9月，朱副軍長帶領130師在長沙大火前夕通過長沙經寧鄉――益陽――常德開赴沅陵。年底，又開往湖南的縣、津市一帶，負責洞庭湖西岸的防守。
1940年6月，宜昌、沙市相繼淪陷，江防震動。朱將軍所部受命進駐湖北石首縣的藕池口設防，在朱將軍和官兵的英勇抵抗之下，敵人瘋狂進攻才得以受阻。其後，兩軍處於相持狀態。1940年夏秋間，駐湖南嶽陽一帶的日軍不斷向洞庭湖地區進攻，與朱將軍所在部隊時常發生戰鬥。朱副軍長為了更好地打擊日寇，特設指揮部於前線藕池口，並坐鎮於此。這年年末至除夕前，朱鴻勳將軍多次率部襲擊並包圍日軍，如在塔市驛將敵軍包圍，經一天一夜的血戰，全殲日軍達500餘人。其後，敵雖多次反撲，均被打退。
1941年1月25日，敵派出飛機轟炸位於藕池口的我前線指揮部。日機臨頭時，朱將軍正帶領官兵隱蔽於彈坑之中，本來已相對安全，但他卻為了戰士的安危，起身招呼下屬，此時一顆罪惡的炸彈落地，朱鴻勳將軍頭部中彈，壯烈犧牲。英年42歲。
朱鴻勳將軍殉國後，即於當年的3月21日，被當時的最高軍事統帥蔣介石追贈為陸軍中將。並派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何應欽代其出席朱的祭祀活動。同年，國民政府將朱將軍遺體運回戰時首都重慶，暫時安葬於長江南岸的南山複興村右側。
時隔半個多世紀，直至2004年7月，偶然發現了朱將軍墓碑，才得以知曉其人、其事。其後，經努力中國三峽博物館收藏到此碑，並很快找到朱將軍墓地。
將軍碑，峽石碑。高217厘米，寬99厘米，厚12厘米。陰刻、楷體，豎列文字，計19行，主行42字，餘行文字不均，共773字。碑文由前陸軍上將、20集團軍副總司令、遼寧省主席萬福麟撰寫，前教育總長、國史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參政劉哲書丹，前農工總長、中東鐵路督辦、國民參政會參政莫英惠篆額。碑中追述了原東北軍53軍副軍長朱鴻勳在青年時代就有自己的宏圖大誌――馳騁沙場。並簡述了他怎樣從一個莘莘學子，到投筆從戎；又怎樣從一個普通士兵到將軍的過程；特別是朱將軍怎樣在中華民族處於強敵侵淩的危難時刻，以一個七尺熱血男兒應有的正義感和愛國心，憂國憂民，大義凜然，並率師數年縱橫馳騁疆場，血戰頑敵，直致舍生取義，名垂青史的史實。碑中還述及將軍光榮殉國後得到國民政府最高統帥的褒獎和安葬情況（碑文略，其主要內容在前文中已詳述）。
（馮慶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