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

二十五、重慶曆代旱災考略

　　唐冶澤馮慶豪

　　2006年5月中旬至9月初，重慶及其周邊地區遭到了百年不遇的高溫幹旱災害的襲擊。這是一場自1891年重慶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為嚴重的旱災。幹旱持續時間之長、強度之大、水源之枯、範圍之廣、損失之重都是曆史罕見。截至9月1日，大部分地區總旱天數超過70天，降水偏少9成，蒸發量偏多6成到1倍，日極端氣溫達44.5℃（8月15日，綦江），氣溫、降水、蒸發量等主要幹旱指標均為曆史同期極值。一時間，江河斷流，塘庫見底，山林枯黃，莊稼絕收，人畜飲水困難，企業停工停產。高溫幹旱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到91.17億元！重慶人民經受了一場嚴峻的考驗。

　　一、重慶高溫幹旱的原因

　　其實，重慶人民經常經受這樣的考驗。重慶自古以來就是旱災多發區，尤其是夏天高溫天氣多，持續時間長，地麵蒸發量大，易發生伏旱，是全國聞名的長江邊上“三大火爐”之一。旱災多發與重慶特殊的地理氣候環境密切相關。我們以為主要有以下多個方麵的原因。

　　從熱量條件看，重慶的地理緯度大致在北緯28-32度之間，過北回歸線不遠，陽光輻射較強；夏天從太平洋吹來的溫暖氣流可以經長江三峽長驅直入，從印度洋吹來的熱氣流也可越雲貴高原而來，因而熱量充沛，冬暖夏熱，夏季漫長，屬亞熱帶季風氣候。

　　從地形環境看，重慶地區屬四川盆地東南部，地形封閉，本身就散熱不易；更兼北部山高，南邊山低，既阻擋了北方冷空氣南下，又可讓南來的熱氣流順利進入；這種總體地形上的自北向南傾斜，還使得陽光直射時間較長，白天地麵增溫快，加上夜晚又散熱不易，致使溫度不斷積累；同時，這裏深丘山脈縱橫，阻擋了空氣流動，使風速減小，不利散熱。因此這一地區的年平均氣溫比其他同緯度的省份普遍為高。

　　從人居環境來看，這裏山高穀低，多東北—西南走向的平行嶺穀，這種走向有利於南風而不利於東風深入；嶺穀之間低窪的丘陵穀地和“槽穀”是主要農業區和城市分布地帶，而低地的溫度會比周圍明顯偏高，對流不強，積熱較快，地麵蒸發量也明顯偏大，因此更容易產生高溫旱情。

　　從季風影響看，冬天這裏受北方南下的高壓冷空氣團控製，幹燥少雨。到了夏天，從東麵三峽吹過來的太平洋暖濕季風帶來大量水汽，使長江河穀及其兩岸地區保持著溫暖濕潤的氣候特征，多梅雨、夏雨、秋雨、夜雨，雨量集中在夏秋兩季；而翻越大巴山、巫山山脈的低層氣流，尤其是越南邊大婁山而來的印度洋季風在山區和高原上將它們所攜帶的大量水分消耗殆盡後，下沉入盆地，成為一股股又熱又幹的“焚風”，被這些焚風影響的區域包括川東、川中廣大地區，並且可沿平行嶺穀和長江支流河穀北上很遠。這樣的暖濕和幹熱兩類氣流時強時弱，當東風壓倒南風時，這一年就多雨甚至暴雨成災，人也感覺悶熱不堪；當南風壓倒東風時，這一年就高溫幹旱久晴不雨，人也覺得酷熱難當；而當它們旗鼓相當時，你來我往，你進我退，五穀豐登。不過後“三日五日一雨風”這一年便風調雨順，麵這種情況並不多見，常見是水、旱災交替，大旱過後又是水災，同一年中經常出現先旱後澇或先澇後旱的雙重災情。

　　從大氣環流看，南北緯30度附近是副熱帶高壓帶，高空下沉氣流盛行，氣流下沉就會升溫吸水，因此世界上的沙漠大多分布在這個帶狀區域裏。而重慶正好位於這個帶狀區域的範圍之內，夏季受其控製的時間長；同時青藏高原的高壓氣團也在這裏下沉，再疊加上述“焚風”的影響，如果不是有太平洋暖濕氣流從長江三峽進入，重慶及川東地區就有可能出現成片沙漠。

　　從植被來看，這裏山高、坡陡、土薄和人為大量砍伐破壞，缺乏大片茂密的森林；再加上經常大旱連年，或者水澇成災，大量植被不是被幹死，就是被澇死，活著的也生長不旺，造成地表植被稀疏，水土流失嚴重，不能起到調節氣候、涵養水源和減少地表蒸發量的作用，所以這裏的土地抗旱能力特別弱，隻要氣溫達35℃以上的連晴天數超過5-8天，旱情就會發生。

　　最後從全球的角度來看，氣候變暖、厄爾尼諾現象等也是使重慶局部氣候變化，從而導致災害頻繁和加重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以上各因素中，“焚風”和副熱帶高氣壓是造成重慶地區高溫幹旱的兩個最基本的因素，其餘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二、重慶曆史上的旱災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重慶的高溫幹旱不是偶然的，它是重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等綜合形成的結果。因此，重慶及其周圍地區在曆史上就一直是個旱災高發區。我們目前搜集了從唐代至民國兩千多年內重慶地區的旱災史料，包括正史、地方誌和石刻資料，共涉及190個年份，但這還不是重慶旱災的全部記錄，有不少我們尚未搜到的，有待今後補充。其中最早的一條出自《新唐書·五行誌》，記貞觀十二年（638年），長江流域的吳、楚、巴、蜀等二十六州旱，從當年冬天到第二年五月未下雨。雖然我們沒查到比這條記載更早的旱災史料，但並不等於此前這裏就沒發生過旱災，而是因為早先重慶地區地處偏僻，遠離中原，信息閉塞，經濟不發展，不是重要的農業區和人口聚居區，因此史載不及，也很正常。自唐以後這種情況也並沒有大的改變，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史料中即使有所記載，也是掛一漏萬，簡略粗疏。但隨著經濟的開發，人口的增加，史籍對這一帶的關注越來越多，有關的災害記述也越來越頻繁，尤其是地方誌出現後，對本地區災情狀況的記載相對詳細一些。就我們所見，與重慶有關的旱災，唐代隻有4條史料，涉及6個年頭；兩宋增至22個年頭，明代則有44年；清代高達96年，占清朝總年數的36%；民國總共隻38年，卻有21年的旱災記錄，占了55%。這種迅速增多的旱災記載，除了人們的關注度提高外，災害發生頻率越來越高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重慶地區的旱災可能發生在一年中的任何時間。從史料記載看，有冬春旱、春夏旱、夏秋旱。冬春旱一般發生在上年十一月（農曆，下同）到下年三月，主要原因是受幹燥寒冷的冬季風控製，在農業生產上會造成蓄水減少、不利越冬作物生長以及開春後播種困難等不利影響，從而導致農業歉收。不過這還不是最嚴重的，也不是最頻繁的。危害最大的是夏秋旱（尤其是伏旱），時間集中在五至八月，這時正是農作物生長的高峰期，需水量大，因此旱災造成的損失巨大，後果嚴重。夏旱的特征是高溫、幹旱雙管齊下，地麵蒸發量大增，隻要五至八天不雨，旱像就會顯現；十天半月不雨，就會出現災情；若一月不雨，就會釀成大災；要是更長，後果會非常非常嚴重。如光緒七年（1881年），黔江“夏旱，民大饑。六月杪至七月僅四十日不雨，而禾菽焦枯，不成顆粒，穀價翔貴，民掘草根及樹皮食之，餓死頗眾，賣子女者相屬”。（引文出處參見文後附表，不另注明，下同）1935年，萬縣“夏末秋初旱月餘，滴水未下，田裂禾死”。忠縣“夏旱兩月，赤地千裏，顆粒無收。”最長為明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545-1546年），永川“七月旱，至次年六月不雨，赤地千裏”；榮昌“七月不雨，至次年夏六月旱甚，千餘裏皆赤”。都旱了整整一年！這麽長時間的幹旱，其造成的破壞性後果簡直難以想象。

　　重慶旱災還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多連年大旱。如南宋紹熙元年至四年（1193-1190年），重慶境內連續四年遭受旱災襲擊；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932-1937年），更是連續6年大旱。據史料記載，自唐至民國，在重慶範圍內一個地區（縣以上）連續兩年以上發生旱災的，計唐代2次，宋代3次，明代11次，清代21次，民國4次，這還不包括隔年一災的。其中連續6年的1次（民國），連續5年的1次（清代），連續4年的有3次（南宋、清代、民國各1次），其餘為連續2-3年的。如果以重慶地區整體情況來看，連續旱災的年份就更多了，再算上隻相隔一兩年的旱災，那真可謂是“十年九旱”，可見重慶旱災的頻率要比其他自然災害高得多。重慶地區的旱災往往受災麵廣大，災情凶猛。旱災一來，常是整個川東州縣都難幸免。史籍常記載為“川東旱”、“重慶（府）旱”、“夔路十五郡旱”、“有涪陵等四十五縣”旱、“受災六十七縣”，等等，而且災情往往非常嚴重。如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榮昌“自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大旱頻仍，田無收獲，赤地千裏”。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津“六月大旱，至次年春夏。是歲之秋，邑旱甚，稻禾之在田畝者，不旬日而槁爍殆盡，用是饑饉相仍，賣妻鬻子，流離瑣尾之況，輾轉道途”。1924-1925年，四川各地連續發生大旱災，受災麵積廣大，災情奇重，又加水、蝗、疫並出，導致嚴重的饑荒，其災民遍野，餓殍遍地之狀，為百年間所僅見。

　　重慶的夏天又是多雨季節，所以大旱之後，常常跟著又來水災，甚至數災齊至。如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綦江“五月以前多雨，六月極亢陽，七至九月淫雨不止”。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墊江“夏旱秋淫，次年大荒”，這是水旱夾擊；乾隆二年（1737），涪陵“水衝石壓田地，並連年久旱”，這是旱災加泥石流。旱災之年，因飲水衛生、人畜屍體未及時掩埋等原因，很容易出現疾病流行。如清順治四年（1647年），綦江“五月大旱，難民無所得食，兼瘟疫盛行，死者無人掩葬”。嘉慶十六年（1811年），綦江“大旱，民食草根，連旱三載，加之疫症，死於疫者不可數計”；光緒十八年（1892年），黔江“夏旱，入伏彌月不雨，亢陽異常，人多得霍亂疾者”。還有旱、澇、蟲災或者旱、蟲、風災一起來的，如1930年，巴縣“自五月雨後，田禾大受蟲災。春澇夏旱，秋收僅半”。道光七年（1827年），綦江“旱，秋生害禾稼蟲；大風拔禾，稻多損”。更有水、旱、蟲、疫、虎患、兵燹六災並至的，清順治三年（1646年），重慶“大旱大疫，複有虎患”；巴縣“大旱”；綦江“大旱”；彭水“夏旱，秋潦，禾生蟲，民食蕨根，人相食，大疫”；榮昌“大旱、大疫，相殘殺，幾無遺民”。這簡直太可怕了！

　　三、重慶曆代旱災慘狀

　　“大旱給重慶老百姓帶來深重的災難。首先是農業歉收。大旱之年，主要表現就是水源涸竭，草木枯死，如康熙二十三年，遂寧、井涸”。

　　（1684年）“豐都、巫山旱”。當年潼南也旱得“深井盡涸”。道光十五年（1835年），綦江“六月十四立秋又大晴，至八月朔，小河皆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綦江“秋旱，八月內樹木盡枯”。缺水的後果是農民無法播種栽插，種下的莊稼也大片枯死，導致收成減產甚至絕收，人畜也飲水困難。如鹹豐五年（1855年），綦江“大旱。二月種不可播，六月苗槁甚”。同治十年（1871年），合川“遞六月中旬，日光過烈，下蒸田水如炊，而秧變矣，由青而黃而紅，剛十日，良苗盡槁，如燀湯濾過，滿田成黑水，無一苗成”。1935年，長壽“入夏以後，驕陽肆虐，稻多白穗，秋收欠薄，民食為艱。複患冬幹，田土龜裂，飲水缺乏”。1937年全川“連月不雨亢陽，無法播種，竟至飲水亦成問題，饑殍載道”。這類記載在史籍中不勝枚舉。2006年的重慶大旱，從公布的電視、照片和親眼所見，也是河流斷絕，山林盡枯，田地龜裂，莊稼枯死。什麽叫“赤地千裏”，即此之謂也！

　　農業歉收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饑饉。這是最慘不忍睹的一幕。重慶及川東地形崎嶇，坡陡土薄，土地並不肥沃，平常年份的收成也僅夠糊口，多數人家無存糧，一遇災害，幾乎立即就有斷炊之虞。如清鹹豐五年（1855年），合川“五月不雨四十餘日，禾苗盡枯，人有饑死者”，以及前文所引光緒七年（1881年）黔江夏旱的史料，都是僅四十來天不雨，就釀成餓死人的嚴重後果，可見當時人們的抗災能力是如何脆弱！

　　大旱之年，米珠薪桂，物價騰貴。宋紹興六年“夏，（1136年）蜀亦大饑，鬥米二千，利路倍之”；嘉慶十九年（1814），城口“春夏之間，穀米價昂較常三倍，民多以草根樹皮為食，間有餓殍”。光緒三十年（1904年），開縣“五月初不雨至六月中旬，田禾半槁，米價騰湧，較常年幾倍”。甚至賣到不可思議的天價：（1648）

　　清順治五年“重慶大旱，鬥米三十金”！沒有糧食，人們隻好以樹皮草根甚至泥土為食。明萬曆十六至十七年（1588-1589年），綦江民掘草根、“大旱頻仍，削木為食”。清光緒十一年（1833），奉節“旱，自秋徂冬不雨，民饑，食樹皮及芭蕉根”。乾隆四十三年（1778），墊江“大旱，貧民采野蒿，掘白泥為丸以食”。這種“白泥”又叫“觀音土”，是一種青白色（也有黃赤色）黏土，泥質細膩，入口較少泥沙感，民間常在災荒年間以野菜雜糅食之，史籍中多有記載，作者早年也曾親口嚐過。但這種泥土僅能療饑而已，並無一點營養，而且多食會堵塞腸胃，不能拉出，嚴重者會因腹痛墜脹而死。

　　最恐怖的事是由饑餓導致的“人相食”。這類記載不少，僅清代與旱災有關“食人”記載就有六次（順治三年、五年、六年、乾隆四十四年、道光十三年、同治十一年）。如道光十三年（1833年）巫溪“大旱，絕種糧，人相食”。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足“連遭旱，赤地千裏，人相食，遍市鬻子女”。民國報刊對1935的旱災也有此類報道：石牆鎮災民劫“南川慘劇多，穀，冷水鄉災民吃死屍肉。”這已是進入文明社會很久了，“食人”。

　　對一個正常人而言，是想起來都會毛骨悚然的事。食人者要麵對巨大的心理障礙、道德壓力和輿論譴責甚至法律處罰，所以隻要不是精神變態，隻有在絕望無助餓極瀕死的時候，才會同類相食。

　　缺水缺食的後果就是大批老百姓“非正常死亡”。一是因病死亡者大批增加。這裏麵有中暑而死的，高溫是主要殺手；有飲水不衛生致病而死的，旱情嚴重時人畜飲水困難，不論什麽水都喝下去，容易導致疾病流行。同時因食物不足使身體素質下降，對疾病的抵抗能力減弱，人就容易生病，生病後也容易死亡。而死亡的人、畜、禽類屍體因無人掩埋腐敗發臭而病菌滋生，也是導致疫病流行的一大原因。前麵已引了一些大旱加大疫的史料記載，這裏就不再重複。二是直接餓死的，常發生在大旱之後的當年下半年或第二年青（1549年）“全蜀荒旱，黃不接之時。如明嘉靖二十八年，殍死無數”。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秀山“夏旱，大饑。民多流離，多取石粉為食，死者道路相望”。其餘像“道殣枕籍”、“民多殍亡”之類的記載，史不絕書。

　　為了求生，老百姓隻有賣兒賣女甚至賣妻，如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足“連遭旱，赤地千裏，人相食，遍市鬻子女”。1934年，重慶“旱，到處賣妻鬻子，吃草根、樹皮和白泥土”。或者流浪他鄉，到處乞食，以至災區十室九空，生民百無餘一。如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大旱，利、流徙者數千人。光緒十“蜀潼、夔三路郡國十八皆饑，”年（1884年），綦江“夏秋連月皆旱，百穀無收，饑民多殍亡”。

　　年南川石牆鎮民投書政府說：“我鎮連年慘遭天旱，收成銳減，加以催科頻繁，更是民不聊生，十家之中，已達十家全空，生計斷絕，業已臨頭。”1936年，石柱、豐都“旱，災民群赴利川乞食”；1937年雲陽“春夏旱，饑民二萬五千人”。饑民不甘坐以待斃，常發生搶米搶糧事件，如1935年，銅梁“旱，播種無著，饑民結隊搶米”。南川同年也發生了搶米事件。而中國曆史上多次農民起義，就是因連年災害之後無以為生才揭竿而起的。

　　曆史上旱災造成人民流離失所、餓殍遍地的狀況，在今年的大旱災中是不會出現的了。因為我們有優越的社會主義製度和強大的科技與經濟力量，有從中央到各級黨政府以及全社會的全麵動員、全國支援、全力救災，也有災後的生產自救和扶貧幫困，因此大災無大難，社會穩定，人心安定。這與過去形成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