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

十六、三峽地區磚（石）室墓建築研究

　　劉自兵

　　中國古代的喪葬經曆了一個由薄葬到厚葬的轉變。在遠古時期，人們對死者的處理是相當簡單的，甚至是隨意棄之野外，任禽獸撕咬。《孟子·滕文公》雲：蓋上世嚐有不葬其親者，則舉“其親死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食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蓋歸返欙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即使掩埋屍體，也隻是較委之於壑的天葬稍進一步，還談不上墓葬建築。如《易經·係辭傳下》所雲：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不封”“即不植樹木。這種”“即不封土堆，不樹”喪葬從簡的製度給後世相信靈魂不死的人們進行墓祭帶來極大的不便，相傳孔子要去墓祭父母就找不到他們的墳墓。同時隨著私有財產的增加，社會等級觀念的增強，人們也需要用厚葬來標榜自己的身份地位，於是厚葬之風蔚然興起。從目前已知的考古資料來看，至遲從商代開始就實行了厚葬。殷墟王墓的殉人數目少則幾人，多則數百上千人，各種珠玉玩好大量充斥其間。到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已形成了厚葬思想。“如生，如亡如存，仁智《中庸》曰：事死備矣。”《左“如事生。”人當生傳·哀公十三年》亦雲：事死禮也。把死人一樣對待，陰世與陽世略無差異，死者生前享用的衣食住行依樣學樣地搬到陰間。《荀子·禮論》曰：喪禮者，以生者飾死大“者也，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生如死，如亡如存，終始一也。”由於厚葬之風盛行，故在墓葬建築上，把歸葬之所當生者居住之室一樣營建。在戰國時，人們大興土木，在墓壙大量采用木槨墓建築形式，從漢代起，人們又用模印的花紋、銘文磚或畫像磚石建築墓室，興起了“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的奢靡之風。甚至出現了如《呂氏春秋·實死》所說的“世之為丘隴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若都邑”的建築規模。磚（石）室墓建築在厚葬之風推波助瀾下達到鼎盛。三峽地區的墓葬建築同中原地區一樣也經曆了一個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但由於受地域曆史、地理環境的影響，墓葬建築也表現出自己的特色。

　　一、磚（石）室墓建築曆史概況

　　磚（石）室墓是以磚或石為建築材料而建成的墓，它由漢代中期以前盛行的木槨墓發展而來的，石室墓流行於兩漢時期，而磚室墓大約始行於西漢中晚期，起初在中原和關中地區流行，到了東漢時，磚室墓迅速從北方擴展到長江流域。因此，我們談三峽地區的磚室墓建築是從漢代開始的。

　　東漢時期的磚（石）室墓建築考古發現材料極為豐富，有秭歸馬槽嶺與孔嶺東漢磚室墓、巴東大羅圍東漢磚室墓、巴東羅坪東漢墓、巴東雕龍包東漢墓、涪陵三堆子東漢墓、巫山麥沱漢墓群等。這些磚（石）室墓基本上都是普遍用橫穴式的洞穴作墓壙，用磚或石材料建築墓室，其特點在於模仿現實生活中的房屋建築，這是中國古代墓室建築的一次劃時代的大變化。東漢磚石室墓建築的主要特點有：平麵形狀呈刀把形、凸字形、長方形等，磚有模印紋飾磚，紋飾繁縟，與東漢重死厚葬的社會風俗吻合；砌築技術上流行順磚錯縫平砌、子母磚榫卯合扣及楔形磚券頂和平磚鋪地等做法。

　　如秭歸馬槽嶺與孔嶺東漢磚室墓，以磚砌墓室，磚縫無黏合料，依墓葬形製可分為二型：平麵呈凸字形或長方形，有後壁、券頂和磚鋪地，使用青灰子母磚砌築墓室，墓室壁為平磚錯縫順砌（即將磚平放，使其側麵朝向墓室內），地磚為橫排平鋪。子母磚有兩種，一種為長方形，另一種為楔形。前者用於砌壁和鋪地，後者用於起券。兩種磚隻有一個平麵和一個側麵飾花紋。平麵飾繩紋，砌壁時，此麵往往朝上，鋪地時，此麵往往朝下；其側麵花紋為多種幾何紋飾，砌壁時，有紋飾的側麵往往朝向墓室內。如此砌築，使墓室形成“素地花壁”的室內裝飾效果。

　　六朝時期，規模宏大、雕刻精美的畫像石室墓已經少見，當時貴族官僚的墓室一般以磚室墓為主，有時設石門，和漢代相比，墓室的平麵布局開始簡化，墓壙麵積減少。但另一方麵在墓室的細部結構和墓室內的輔助建築在漢代的基礎上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如排水設施的鋪設，用作防潮防濕的棺床建築以及用作擺放包括明器在內的各種隨葬品的台桌等為一些六朝墓所習見。在三峽地區的磚室墓建築上還出現為其他地區少見的“咬土磚”做法也是值得關注的現象。據考古發掘資料，目前三峽地區六朝時期的磚室墓已發掘超百座，這些六朝時期磚室墓資料相當豐富，是研究三峽地區墓葬建築重要資料。如巴東老屋場六朝墓M3，為刀形單室土壙豎穴券頂磚室墓。建築方法是先挖土壙，再於土壙內壘砌墓室及甬道，墓室呈長方形，甬道亦為長方形，位於墓室前部右側。墓室內甬道多由規整的長方形青磚順向錯縫平砌而成，少數橫砌一道，起加固作用（俗稱“咬土磚”）。部分青磚側麵模印有紋飾和銘文。在0.9米處開始內收成弧形券頂，為單磚券，墓室墓道分別起券，墓底亦鋪磚，為錯縫斜鋪，呈人字形排列。磚的形狀有長方形、楔形，另有少量榫卯結構，平麵有素麵和繩紋兩種，側麵有花紋、銘文兩種。

　　秭歸老墳園六朝磚室墓M5平麵呈凸字形，現存部分由墓室及甬道兩部分組成。墓道已遭破壞。墓室呈長方形，後尚存有完整券頂，為單磚起券。墓壁皆由帶紋飾的青灰磚順磚錯縫平砌而成，磚縫間抹有白灰，磚側麵紋飾多由直線、折線構成的幾何紋組合而成，少數模印有反向“泰元五年七月十日□□回昌宋”紀年銘文，中間二字未能辨清。墓底未見鋪磚，係利用山岩的自然麵略經加工平整而成。僅在墓室一側，和甬道連接處有3塊磚一線排列鋪砌。此外墓室後壁左側，距墓底0.9米處有一磚向內伸出一半，可能作為燈台之用。甬道呈長方形，居於墓室前部正中，甬道兩壁亦為順磚錯縫平砌，上部破壞嚴重，底部未見鋪磚。甬道口用10餘塊較大的石塊土封堵。

　　唐宋時期的磚室墓基本上承襲了六朝時期同類墓葬建築的一些做法，如墓室的平磚錯縫順砌、墓室的券頂等等，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建築現象，延續了六朝以來的注重墓室內的細部結構及裝飾的趨勢，券頂技術也有所創新，還發展了墓壁用石灰泥的做法，如萬縣唐時磚室墓，係一拱形券頂單室磚墓，由墓室、甬道和墓道三部分組成。磚皆用青灰色，平麵印有斜繩紋，大小不等，稍有出入。依平均尺度計算，長方形磚長38厘米、寬18厘米、厚5厘米；楔形磚長38厘米，寬端14厘米，窄端8厘米，厚5厘米，弧形子母磚長38厘米，寬18厘米，厚5厘米，長斜麵磚長38厘米，寬18厘米，厚端5厘米，薄端3厘米。長方形磚用於砌築四壁，其他三種磚用於起券。壙牆厚38厘米，墓室東西兩壁以三順一丁一組，依次向上共砌八組，再向上逐漸向內疊澀聚成券頂，拱券采用一丁二順為一組的砌法。頂部並抹一層約1厘米厚的白灰泥。後壁的砌法與東西兩壁略同，共九組三順一丁，上部順磚錯縫疊砌，與拱頂密接，隻是在距墓底2.3米處砌築一層丁磚，並留有等距離一排長方形12個凹眼，可能是象征性欞窗。內外甬道的結構和砌法與墓室完全相同，隻是內甬道券頂低48厘米，墓室底和內外甬道底在同一水平上，鋪地磚兩層，皆砌作人字形。

　　宋時期磚室墓建築的主要特點有“借室為墓”的現象比較突出，這一方麵說明宋時峽江地區人口增加，用於埋葬的土地受到壓縮，另一方麵也說明厚葬之風逐漸衰落。而發端於先秦時期的家族合葬墓，及夫婦合葬墓在此時比較常見，這也是厚葬之風減弱的反映。如秭歸老墳園發現宋代墓葬7座，有5座是直接利用六朝時期磚室墓的墓室的一部分進行埋葬，屬於“借室為墓”，有2座墓雖未直接利用磚室墓的墓室，但其墓穴卻直接建在早期磚室墓的券頂或甬道之上，這也並非偶然。另外在宋代墓葬建築中，墓底建棺床的做法比較流行。這與唐宋時期流行高足家具相吻合。

　　明代磚室墓如巴東故縣坪發掘的長方形券頂磚室墓。墓室及券頂部分用較規整的青灰色墓磚加生石灰錯縫砌成。墓室前半部分券頂垮塌，後半部分保存完整。室內後壁正中立有一塊墓誌。墓底用磚鋪地，橫向排列。

　　二、磚（石）室墓建築技術管窺

　　1.磚（石）室墓平麵形狀

　　三峽地區的磚室墓曆史延續時間長，從東漢早期一直到明清時期綿延不絕，是這一曆史時期的主要墓葬形製。從發現的情況來看，磚室墓多為單室，個別為磚石混築墓，另有極少量的多室磚室墓。依據墓的平麵形狀，基本上可分為四種類型：即凸字形單室磚室墓、刀形單室磚室墓、長方形單室磚室墓、多室磚室墓（磚石混築）等。這些墓葬構造的一個特點是先挖墓壙，即根據墓葬形製不同而挖成不同形狀的墓穴。坑壁較直，貼坑壁壘砌磚壁。凸字形單室磚室墓，發現的數量較多，一般由墓室、墓道、甬道組成，墓室呈長方形，長約3-4.5米，寬約1.7-2.5米。甬道居於墓室短壁一側中央，墓道一般呈長方形斜坡式，比甬道略寬。刀形單室磚室墓，是最為常見的一種類型。它最早出現於東漢。一直到隋唐仍是小型磚室墓的常見形製。刀形單室磚室墓同凸字形墓一樣，由墓室、甬道、墓道組成。墓室呈長方形，甬道位於墓室短壁一側邊緣，其一壁和墓室一壁連為一體，墓道為長方形斜坡式。長方形單室磚室墓也是磚室墓的主要形製之一，其構造方法同於前2類，即先挖一長方形土壙豎穴，然後沿四壁壘砌磚壁，頂部為圓形券頂。多室磚室墓在早期發現不多。六朝時期在雲陽楊沙墓地發掘一座大型的混築多室墓，由前室、後室、右前室、右後室、左耳室、甬道、主室等七部分組成。其中各部分之間都有很短的甬道連接。前室、後室、右前室、右後室四部分的大小完全相同，皆為長方形。在唐宋以後，夫妻合葬一處的一墓兩室的磚室墓比較常見，如秭歸下尾子遺址發掘的宋代夫妻合葬磚室墓，為一墓兩室的墓葬形式。另外在巴東官田包墓地發掘的一處明代墓M4為長方形磚砌雙室券頂墓，由左右兩個內室組成。有考古專家指出，六朝時期，目前已知上述四類型墓葬發現多寡不一，其中凸字形墓和刀把形墓最多，長方形次之，多室磚室墓最少。從分布範圍看，前三種墓在峽江內外均有分布，而後一種在峽江內鮮有發現，其主要分布在奉節以西的長江上遊地區。

　　另外在巴東孔包河發掘一處宋代船形磚室墓，為三峽地區所鮮見。該墓由甬道和墓室兩部分組成。甬道、墓室南部平麵呈方形，甬道殘長1.1米寬1.56米，殘高0.12米，單磚直條錯縫疊砌，墓室長2.7米，南寬北窄，中部外弧，南寬1.8米，中寬2米，北寬0.9米，壁用單磚直條錯縫疊砌，由甬道與墓室結合部開始，東西壁1-2塊磚逐漸外撇，3-4塊磚趨於直砌，到第5塊磚逐漸內收，到第8塊磚內收終止，墓室形似木船。

　　2.磚牆及券頂技術

　　兩漢時期，石室墓在峽江地區流行，同時磚室墓也逐漸推廣，並有取代石室墓的趨勢。六朝時石室墓已較少見，主要以磚室墓為主，磚石混築墓也時有發現。磚室墓的出現與流行是當時社會厚葬之風盛行的結果。之所以出現磚室墓與石室墓的選擇與區別，主要原因是與墓主的家庭經濟貧富或身份高低密切相關，即磚室墓的建築材料多是精心設計燒製的花紋磚，較之天然的岩石材料美觀且昂貴，而石質材料則是在當地較易獲取的廉價或不用花錢即可獲取且美觀整齊性較差的粗材。故選用花紋磚砌築的墓主其家庭經濟情況和身份地位相對高於使用岩石砌築墓室的墓主。人們為追求死後的哀榮及來世的富貴，不惜財力，大量興建磚室墓。由於磚石建築材料的流行，墓室砌築技術亦趨成熟。

　　關於墓壁的砌築。東漢時期，出現了錯縫平鋪的技術，但似乎不是很普及。人們為使磚壁穩固，使用子母榫卯磚平砌磚牆，這表現出磚砌技術的原始性。這在東漢較早期的一些磚室墓中使用尤多。如涪陵三堆子東漢墓、巴東大羅圍東漢磚室墓、秭歸台子灣遺址磚室墓等均單磚側縫順鋪，磚與磚之間有半圓形榫卯套接。又如秭歸卜莊河東漢磚室墓，內有甬道、墓室、棺台等設施。磚為方形，一端有凹字形母榫，另一端有凸字形公榫，順磚壘砌，層層相扣。

　　到了東漢晚至六朝時期，磚石砌築以平磚錯縫平鋪為主，子母形長磚較少見。六朝時期為了使磚牆穩固，開始流行“咬土磚”做法。如巴東老屋場西晉時期墓，巴東黎家沱六朝時磚室墓都使用了“咬土磚”做法。這種技術是由規整的長方形磚順向錯縫平砌而成，少數橫砌一道，起加固作用。

　　在六朝時期的磚室墓中還發現了使用白灰泥塗抹加固墓壁的做法。如巴東西瀼口一六朝墓墓壁用長方形青灰磚錯縫平砌，以白灰泥漿作粘連加固。另在羅坪漢墓，用楔形磚疊砌券頂時也間以細泥。秭歸老墳園六朝墓葬M20中，在墓室四壁及甬道皆由青磚順向錯縫平砌，砌縫間塗抹有白灰泥。考古專家指出，蜀漢時期，在不少墓室內側有白灰泥塗抹的痕跡。這種墓壁白灰泥作粘合加固的做法在古建築技術上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先秦時期用蚌殼燒成的蜃灰及石灰主要用於塗飾牆壁，使房屋潔白光亮，主要見於王室貴族宮廷建築。石灰及木炭因有防潮吸水有作用，先秦時還用於墓室的防濕。如《左傳·成公二年》記載：“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積石積炭，以環其外。高誘注：《呂氏春秋·節葬》曰。”“石以其堅，炭以禦濕。環，繞也。”如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在白膏泥的四麵還襯有厚為44-50厘米的木炭層，共約一萬多公斤重。徐吉軍說：“從現有資料看，四川從王建墓開始，將石灰用於墓葬建築。當時僅限於帝王陵墓中使用，王公大臣及一般墓葬中則不見使用。到了宋代，石灰也開始在一般墓葬中使用了。”但從考古資料來看，平民使用石灰的曆史還可以提前。六朝時石灰的使用就進入尋常百姓家了，在較小的墓室中就有發現。

　　關於券頂的砌築。兩漢時期，磚室墓在峽江地區流行，但多無券頂。券頂石室墓大致在王莽時期出現。東漢時期券頂形式趨於完善，流行很廣。券頂磚室墓在峽江地區東漢時已是常見的墓葬形製。券頂技術在三峽地區的傳入及成熟有一個曆史過程，這種券頂結構變化是判斷磚室墓時代的因素之一。在東漢早期，券頂結構用子母磚券築，此種結構承重力較差。到了東漢中期，券頂結構改用楔形磚。東漢晚期，有的券頂不用楔形磚而改用一般小磚，表明券頂技術日益成熟。這三個時期的券頂在峽江地區的券頂磚室墓中都可以找到實例。如東漢豐都地區出土的磚室墓及武隆縣江口鎮墳院子漢墓都出土了楔形子母榫磚，主要用於砌築券頂。如武隆縣江口鎮墳院子漢墓，墓壁砌在地磚之上，左右兩壁用單磚平鋪錯縫直砌而上，至起券處加兩頭有子母榫的梯形磚縱砌，相互間以榫卯扣合而成弧形券頂，近後壁處逐漸內收，後用單磚平鋪錯縫直砌至頂。發掘者認為屬於東漢中晚期墓。到了東漢晚期，如秭歸小幺姑沱遺址中的M3，其甬道、墓壁及券頂均用經過加工的石塊錯縫壘砌，每一排石塊大小、厚薄接近。鄧輝認為用石塊壘砌券拱頂，如同修建石橋一樣，說明那時的人們較熟悉掌握券拱技術，並應用於生活習俗之中。東漢後期，券拱技術趨於成熟，又出現了穹窿頂技術。它從建築原理上看，要比券頂式堅固，特別是四隅券進式墓頂，由於它可以將墓頂上的封土重量均勻地傳向四壁，因此可以有效地提高抗壓能力。大型單室跨度較大的墓室都采用這種結構。因此可以說穹窿頂技術是中國墓葬建築技術史上的重大進步。在三峽周邊地區如江安縣黃花鄉發現過魏晉時期穹窿頂石室墓，墓室平麵為長方形，四周用石條作平鋪順砌，兩側向上逐漸內收，成穹窿頂。

　　]18[

　　三

　　峽地區漢至六朝時期的考古資料對穹窿頂磚石室墓的報道較少，這一方麵大概由於墓頂破壞較多，無法確認，故歸為石券頂一類。巴東孔包河遺址發掘出一處明清時期的小型券頂墓，為單室結構，有長方形墓道，位於墓室南麵，墓室為楕圓形，壁用磚單層平砌而成，頂部以疊砌法向內收縮成穹窿形拱頂。

　　花紋磚石的砌築。在三峽地區的磚室墓中大量磚建築材料都模印有花紋和銘文，一些石材還雕刻有仿木建築構件及各種紋飾。這些磚石既是墓室的建築材料，同時又起建築裝飾作用。在砌築時，有紋飾一麵都朝向墓內，這對砌築技術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如豐都槽房溝東漢凸字形墓葬，由主室、耳室和甬道三部分組成，墓底鋪成人字形的鋪地磚，墓室均用菱形花邊磚平砌而成，絕大多數墓磚花紋朝向墓室內側。

　　3.排水、防潮設施建築

　　為防止墓室內積水，古人往往在墓室內開挖排水溝，這種做法在東漢磚（石）室墓中比較常見。如湖北巴東黃家梁子一座東漢早期磚室墓，重慶武隆縣江口鎮漢代券頂石室墓都可見到。重慶武隆縣江口鎮漢代券頂石室墓墓底正中部位用不規則的石料砌排水溝一條直接通往墓室中部，長11.92米，寬0.16米，深0.20米，溝麵用石板覆蓋。有的墓室雖沒有開挖排水溝，但把墓底處理成便於排水的地勢，如墳院子漢墓墓底部平鋪地磚，中間高，兩側低，利於排水。有的墓室排水係統還比較複雜，如巫山麥沱墓地一漢代石室墓中，在墓室前端橫挖一條排水溝，右側墓壁底部留置一小孔向墓外排水。而另一處在巴東羅坪的漢代磚室墓則更為複雜，墓底排水設施構成了一個排水網。建墓者首先在墓室底部開挖排水溝於生土層中，為一條縱向主溝與三條橫向支溝縱橫交匯相通所構成的排水係統。主溝在墓室中軸線上，北端緊靠墓室後壁，南端穿過甬道伸出墓外。三條支溝橫向直抵東西兩側壁。主溝、支溝排水方向由淺而深，以便墓內滲水暢流坑外。主溝內用青石片並列側立砌築於溝內兩邊，形成通道，再用青石片蓋上。青石蓋板與墓底相平。六朝時期，這種墓內修排水溝的做法更為流行，而砌築技術也更為複雜。這在帝王陵墓中最為常見。徐吉軍說：從考古資料看，六朝帝王陵墓前均有長長的排水溝，一端起自墓內室底部，為陰溝，在墓室鋪地磚上砌陰井以泄墓內積水，一端直達低窪之地或水]24[。內塘而一般在三峽地區小型墓中，雖不像帝王陵墓的排水係統那樣縱橫交錯，但也頗費心思與工夫的。如忠縣井發掘漢崖墓多座，大多數墓室在底部鑽鑿或鋪砌排水溝。如M13，墓正中用兩排花邊磚直行平鋪作排水溝，寬21厘米，其上蓋磚和石板，前室後室中部有縱向排水溝，與左側橫向排水溝相交，再經通道與墓道相通，溝深6-12厘米，寬16厘米。

　　另外三峽地區墓葬中還常見棺床的現象，這也是為防止棺材和隨葬品受潮而采取的保護措施。這種風俗在宋代尤為流行。墓室築棺床與中國古代高腳家具的曆史與垂足而坐的生活史相符合。東漢時期北方胡床不斷傳入南方，使得中原席居文化受到強烈衝擊。胡床傳入中原後立即受到上層貴族的青睞與喜好。《後漢書·五行誌》記載東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魏晉時期，胡床作為坐具在我國各地普遍使用，風靡一時。奉行“事死如生”，對現實生活進行模仿的厚葬必然有所反映。如秭歸蟒蛇寨一座東漢墓，墓室中部有一凸起處，長3.6米，寬2米，高出周圍0.3-0.4米，經過火烤，考古專家推測為棺床。發掘出的六朝時期雷家坪南朝墓有棺床，墓室的後半部是一生土棺床，棺床是在挖生土時留的生土台基，台基南北寬2.5米，長2.84米，高0.25米。宋朝墓室使用棺床是比較常見的習俗，在秭歸下尾子遺址、老故園遺址、巴東孔包河遺址等地宋代墓葬中都發現有宋代棺床。如秭歸下尾子遺址一座宋代夫婦合葬墓室中發現2處棺床，一棺床長2.55米，寬1.04米，用方磚鋪底，另一棺床已殘。

　　4.鋪地技術

　　墓室中磚鋪地做法與磚用於墓葬建築材料的曆史幾乎一致。東漢時期的巫山麥沱漢墓就把鋪地磚鋪成人字紋。赤溪漢墓群墓底鋪磚有兩種形式，一種為人字形鋪磚，另一種為自北向南一豎一橫平鋪，但在墓室與甬道交接處，與甬道的一部分，出現連續橫鋪與豎鋪現象。六朝時期鋪地磚主要為人字形、一字形，也偶爾見到橫豎相間的形式。如秭歸望江六朝磚室墓M9為斜鋪地磚，而M10為直鋪地磚。槽房溝六朝時期磚室墓墓底鋪有橫豎相間的鋪地磚。

　　三、磚（石）室墓裝飾

　　三峽地區磚（石）室墓的裝飾主要有花紋磚、銘文磚、石材料的仿木構件及壁畫等形式。

　　關於磚室墓的花紋磚，三峽地區東漢及以後的磚室墓所在多有，而尤以東漢、六朝時為多見，有長方形砌壁磚和用於券頂的楔形磚、及鋪地磚，它們隻有一個平麵和一個側麵飾花紋，平麵飾繩紋，砌壁時，此麵往往朝上，鋪地時，此麵往往朝下。其側麵花紋為模印的多種幾何紋，砌壁時此側麵往往朝向墓室內。如此砌築，使墓室形成“素地花壁”的室內裝飾效果。關於花紋形式，東漢以各種花紋、幾何紋飾為主，形式較繁縟。如巫山麥沱漢墓群磚、瓦崗槽墓地都有數量多、形式繁複的幾何紋花草紋，巴東黃家梁子東漢墓、雕樓包漢晉墓葬等也有類似的紋飾。在巴東雕樓包漢晉墓磚一側麵模印花紋二組，作“S”狀卷草紋，楔形磚一側花紋為二組對折式口紋或變形雲紋，子母磚一側麵向墓內的紋飾為三組柿蒂紋外套四重或五重菱形紋。又如巴東官田包墓地東漢墓M2墓磚，磚的上下兩麵均施有繩紋，側麵飾花紋，有的在兩側麵均施有花紋，也有的一頭一側施花紋，紋飾大致分為：幾何紋、葵花紋、雲雷紋及動物圖案。

　　蜀漢時麵向墓內側麵大多有成組雙平行線交叉紋飾，有少數磚為素麵，紋飾多為幾何形線條，長側麵多為三組方格紋，內填雙平行線或單線交叉紋飾，個別長方形磚和楔形磚短側麵飾兩組單線構成交叉紋飾，且每組又填一圓形車輪紋飾。六朝時期東晉墓磚的花紋已全部是幾何紋圖案，主要為菱形方格紋、交叉斜線紋、人字紋等圖案，線條簡潔明快，在南朝中期墓中，墓磚側麵的花紋仍以幾何形圖案為主，還出現了菱形紋內添加乳丁紋圖案，及簡潔勾畫出的車馬圖案等。

　　六朝以後的磚紋基本沿襲著固有的傳統，如秭歸台子灣宋元時期墓磚的花紋有三種：一種墓磚模印紋飾為四出菱形紋與半圓形紋相間，第二種墓磚模印紋飾為騎馬、持弓、動物紋，以直檔和麥子紋相間，第三種墓磚模印紋飾為連續單格狀紋飾。三種紋飾以第一種和第三種為多見，飾第三種紋飾的墓磚均為楔形磚，用於券頂。

　　關於銘文磚，三峽地區發現非常多，一是紀年銘文，二是吉祥語銘文。關於紀年銘文，它主要用於記載建墓的時間，但對今人的斷代無疑大有裨益，是考證墓葬年代的直接證據。而主要用於裝飾的吉祥語銘文磚，同各種裝飾花紋一樣，還承載有希望墓主在另一個世界生活富足、吉祥幸福的多種寓意。如萬州曾家溪漢至六朝墓磚的模印花紋除菱形紋外，還有線紋和車輪紋，寓意錢財滾滾而來。特別是該墓在左右壁上豎起一排“富貴”文字磚，左壁富貴“正砌，而右壁”“富貴”倒砌，易使人聯想“富貴到了”。這種倒貼“富貴”的裝飾應是今天民間春節倒貼“福”字風俗的源頭。

　　關於石的仿木構件在東漢石室墓中就已出現，一直到宋代仍有發現。1959年清理的重慶井口宋墓，全部用石建材構造，全係堅硬的沙岩，2號墓的正中有一高浮雕的鎮墓獸頭置於門牆上，並向外伸出0.3米。此墓雖用石材建造，但在內部結構上大部分采用仿木建築形式，如有柱、梁、鬥拱、藻井的構造。但由於受木材料的限製，仿木結構的部件，多為室內裝飾，不起實際的結構作用。

　　關於墓室壁畫。三峽地區發現的材料不多。據考古材料，在萬縣唐墓發現有壁畫的痕跡，墓內壁原抹有一層平整的白灰泥，上繪彩色壁畫，可惜大多已脫落，僅有幾幅尚能依稀識其形體。在內甬道兩壁繪有青龍和白虎，以土朱為主，重墨勾畫，上方繪有星辰。

　　在秭歸楊家沱遺址發現一處宋代壁畫墓，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極大關注，該墓為磚券頂墓，一墓三室東中西並列。在西室後壁有3個長方形小龕，後壁上刷有石灰，石灰上繪有壁畫。其內容為一幅供奉用的神龕圖，一男一女居於一鬥拱結構的房屋之中，二人之間還有一朵盛開的蓮花，一隻展翅的小鳥。男者紅衣白裙，女者白衣紅裙，二人皆為站立姿勢，腳下為一腳踏，上有三朵白色花紋。二人發式清晰可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峽墓葬中出現了一些與佛教文化有關的裝飾物，如須彌座、蓮花等。在奉節魚腹明代遺址發掘一座墓葬，為長方形磚室墓，墓壁單磚壘砌，兩側及南壁的部分磚牆已被破壞。北壁設有須彌座，座上有兩個小龕。座高0.4米，龕長0.34米，進深0.3米。這種須彌座在五代時的三峽周邊地區的前後蜀墓中就有發現。如五代前蜀王建的永陵石室墓，棺床為須彌座式，高0.84米，長7.45米，寬3.35米。四周浮雕極為精美。

　　四、墓上石建築

　　由於曆史久遠，三峽地區墓上木構建築大多已蕩然無存，現隻留下少數石建築及石質構件，主要有石闕、石柱及石象生等。

　　三峽地區石闕大多為漢代墓闕。東漢時期，在二千石以上官吏墓上立闕較為普遍，甚至被稱為“末技遊食之民”的手工業者、商人也加入到建墓闕者的行列。人們之所以熱衷於建築墓闕，一是通過墓闕來顯示自己的身份地位，這種在先秦時代隻有天子才能享用的闕建築對於崇尚奢靡之風的漢人具有標誌身份的作用。二是在人們的頭腦中闕也是一種仙界建築物，有引度靈魂升天的作用。目前所知重慶地區有五處闕建築，即忠縣烏陽闕、丁房闕、無銘闕，萬州武陵闕，盤溪無銘闕。孫華說：今忠縣一帶的“從東漢到蜀漢時，大姓望族很流行在家族墓地前樹立石闕。”其中在烏陽鎮的花燈墓地發掘的烏陽闕，鄒後羲考證可能為三國時蜀漢大將嚴顏墓地上的建築。

　　另外在重慶地區發現兩件墓前神道柱，即一件為2003年在忠縣烏陽鎮將軍村的長江邊上發現的泰始五年石柱，現存於忠縣的白公寺內，是重慶唯一現存的南朝石柱，也是發現銘文字數最多的一件。另一件是重慶巴縣出土的東晉隆安三年石柱。墓前立柱之風先秦就有，而用石材雕成的石柱多出現於東漢。如《水經·清水注》說：北有碑，石牛“縣故城西有桂陽太守趙起墓塚……碑北有石柱，羊虎俱碎，淪毀莫記。”三峽地區從東漢到蜀漢立闕盛行，孫華考證西晉滅蜀後，晉王朝曾有遷徙蜀國豪強大族到京畿之舉，四川地區大肆營建家族墓地之風陡然停息。四川目前發現的24處石闕幾乎都屬於東漢至三國時期。直到東晉時期，皇室墓葬在神道立石柱之風興起，影響到四川盆地，豪強大姓家族墓地才開始在神道兩側設立石柱。重慶巴縣出土的東晉隆安三年石柱和忠縣出土的劉宋泰始五年石柱，就是這種曆史背景下的遺物。

　　墓前石像生在三峽地區曆史上也有發現，如在秭歸小幺姑沱遺址發掘一座六朝早期的墓葬，整體寬12.8米，進深12米以上，占地麵積150平方米，由墓室、甬道、墓門組成，甬道前端有牌牆，台階、護牆等。除護牆外均用加工規整的大型條石砌成，牌牆頂部雕有大型石瓦，東端置有一小型石棺。甬道前端兩側的台階上有一尊石人和石羊。唐封演“秦漢以來，《封氏聞見記》曰：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儀衛耳。”這表明該墓主地位較高。據考古資料，三峽地區已發現幾處明代墓葬有石刻，如在興山縣高嵐鎮黃家祠村一明墓，有石人、石馬、石象、石獅、石狗、石雞、石鴨等25種石象生，相傳為明代簡氏夫婦合葬墓。在宜昌市東山明墓中，發掘出明代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墓，墓前有明天啟六年（1621年）禮部追諡劉一儒的巨碑，以及該墓神道兩旁的石人、石馬等文物10餘件。另外在明人曹學佺“郡學蓮《蜀中名勝記》中記載：（今忠縣）花壩，有石麟、石虎，相傳為古時巴郡塚。”所謂巴郡塚據稱為巴蔓子墓。現今仍保存完好的建於清順治五年（1648年）的秦良玉墓，在石柱縣城東7公裏處，墓上有一石碑，碑兩側各一麒麟，左右有華表、青獅、白象、石俑、石馬各一，高近2米，每像間隔近2米。如列陳一般，分立兩旁。據史料記載，明清時期，官僚墓前石刻群組合有一些細致的等級規定，隻有五品以上官吏墓上雕石刻。三峽地區一些明代墓前的石刻建築說明墓主的政治地位比較高。這些石刻雕像為研究明代的社會經濟等提供了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