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管好“人”和“車”
星期六晚上，政治處主任張兵打電話通知我，要我星期一到區政法委去報道。
我問他：“幹啥？”
他說：“根據廖政委指示，臨時抽到區政法委新組建的‘公正執法樹形象’辦公室開展政法係統公正執法樹形象工作，為期4個月，公、檢、法、司4個單位各抽1人。”
我又問：“還回派出所嗎？”
他想了想，說：“不清楚，要問廖政委！”
我不喜歡這樣模棱兩可的回答，更不喜歡這樣模棱兩可的工作。不管單位多大，牌子多硬，或者條件多好，隻要是“臨時抽”或“臨時借”我都總覺得像流浪兒，沒有落腳的根。但考慮到抽我回來是組織的苦心，加上又才開了我的作品研討會，我不便“不識抬舉”，於是答應了。我說：“好吧，服從組織安排！”
去政法委報到上班前，妻子一再告誡我要“轉換思想觀念”，她說：“那兒不比羅圍派出所，和你打交道的同事差不多都可以稱為‘官’，凡事少說多幹，要順著領導的意圖，不要惹領導不高興！”
她還囑咐我最好先去公安局政治處，由政治處的領導帶我到政法委去。
我說：“不成了小孩子上幼兒園嗎？既然組織通知了，就自個兒去吧，政法委的人有幾個不認識我的！”
妻子搖搖頭，說：“你呀，終歸是書呆子，不懂政治！”
到了區委大門口，猶豫了一下，沒進去，我還是返身到了公安局。在政治處，我找到了副主任劉建莉。她比我大10歲，從山區調回長壽的時候，一進警營我就在政治處，那時她是內勤，我是宣傳員，彼此相處融洽，便習慣稱她做“劉姐”。
劉姐見了我，說：“政法委剛打了電話來，要我們帶你去！”
看來妻子的確比我有“政治頭腦”，否則，冒冒失失地獨自“闖”去，會自討沒趣的。
坐了一會兒，劉姐收拾了辦公桌，就叫我一塊兒去政法委。
在政法委辦公室，劉姐代表組織將我“交給”了工作人員。
下午開了一個會，明確了“公正執法樹形象”辦公室的職責和總體的工作思路，我的分工是“宣傳報道”並“聯係公安局”。由於辦公室是臨時找來的，條件較差，不僅辦公桌椅是湊合的，而且連一些起碼的辦公用品比如釘書機、文件夾等也還沒有備齊。
次日要開公、檢、法、司幾家的負責人動員會，來不及休整，我就開始了忙碌的工作。起草文件、擬講話稿、寫簡報……我天生不是寫公文的料，所以，麵對一大堆材料焦頭爛額。有一個“告示”是登報用的，僅幾行字，我居然寫了5次沒能交差。
開過動員會後，我和我的“聯係單位”公安局的廖政委商量了一下，看如何開展下一步的“樹形象”工作。
廖政委說：“遠軍，把你抽回來有兩個想法。一來你兩個孩子年幼，家庭需要照顧，整天坐車去坐車來，耽誤時間不說，精力也不夠使；二來希望你好好的宣傳報道我們公安機關的好人好事，見證我們是怎樣狠抓隊伍建設的。你在公安機關呆了那麽多年，都看到了，說實在的，許多感人的事跡沒有及時地宣傳報道出來，相反，出了一點差錯，大大小小的媒體又總是扭住不放。不是不該曝光，而是曝光時要做到客觀公正。警察也是人，也需要理解，需要關愛！”隨後他告訴我，局黨委決定在近期內重點抓“警車”和“警容”的整治。他說：“樹形象就從‘形象’抓起，力爭管好‘人’和‘車’，我就不相信管不下來！”
他的觀點我是比較讚同的。這些年，影響警察形象最直觀的可能就是“人”和“車”了。個別民警的內在形象好與壞姑且不論，單那外在的形象確實也難以令人恭維：身著警服，敞胸露懷，撈衣紮褲，或者嘴裏叼著香煙的同時耳朵上再夾一支香煙。有一次，那時我還在法製科，我陪市公安局法製處的辦案民警到某鄉下派出所去複查案子，大熱天，我看見派出所的某個負責人打著赤膊，隻穿了一條內褲和幾個社會青年在大街上喝酒，麵紅耳赤，滿口髒話，於是便悄悄地勸他注意一下影響。他瞪了我兩眼，說：“我在休息，你管得著嗎？”嚴格說來，不是休息時間我也管不著，論級別他絕對比我高。我勸他，純屬作為警察在替他害臊。當然，硬是認起真來，“管”他也並非毫無理由，上班時間你是警察，下班時間你至少也是“公民”吧，公民就得講一點起碼的社會公德！至於警車就更不要提了。警車絕對是權力的象征。對外是執法權力的象征，對內是等級和特權的象征。在公安機關，公事沒警車跑、私事警車跑不完的現象是屢見不鮮的。更有甚者，警車仿佛成了某些人的專用代步工具。有那麽一個派出所，想盡苦辦法，買了一輛警車，可是，民警卻幾乎不能“享用”。盡管所裏具備駕駛資格的民警有兩三個，可總是所長每天開著車回家，第二天又從家裏開著車到所裏來。執法資格培訓時，所長要到區公安局學習4天，結果警車就在公安局院壩裏“伺候”了所長4天，而派出所的民警呢，辦案查材料、捉人，翻山越嶺，竟全靠兩條腿走路……民警提及此事時毫不誇張地說是“含血憤天”的。可以設想，類似的事情不解決好，將會怎樣地傷害普通民警的感情和工作積極性！
因此，我對廖政委說：“政委，到時候我來好好報道，我相信隻要下了決心，一定會抓出成效的！”
我問他：“幹啥？”
他說：“根據廖政委指示，臨時抽到區政法委新組建的‘公正執法樹形象’辦公室開展政法係統公正執法樹形象工作，為期4個月，公、檢、法、司4個單位各抽1人。”
我又問：“還回派出所嗎？”
他想了想，說：“不清楚，要問廖政委！”
我不喜歡這樣模棱兩可的回答，更不喜歡這樣模棱兩可的工作。不管單位多大，牌子多硬，或者條件多好，隻要是“臨時抽”或“臨時借”我都總覺得像流浪兒，沒有落腳的根。但考慮到抽我回來是組織的苦心，加上又才開了我的作品研討會，我不便“不識抬舉”，於是答應了。我說：“好吧，服從組織安排！”
去政法委報到上班前，妻子一再告誡我要“轉換思想觀念”，她說：“那兒不比羅圍派出所，和你打交道的同事差不多都可以稱為‘官’，凡事少說多幹，要順著領導的意圖，不要惹領導不高興！”
她還囑咐我最好先去公安局政治處，由政治處的領導帶我到政法委去。
我說：“不成了小孩子上幼兒園嗎？既然組織通知了，就自個兒去吧，政法委的人有幾個不認識我的！”
妻子搖搖頭，說：“你呀，終歸是書呆子，不懂政治！”
到了區委大門口，猶豫了一下，沒進去，我還是返身到了公安局。在政治處，我找到了副主任劉建莉。她比我大10歲，從山區調回長壽的時候，一進警營我就在政治處，那時她是內勤，我是宣傳員，彼此相處融洽，便習慣稱她做“劉姐”。
劉姐見了我，說：“政法委剛打了電話來，要我們帶你去！”
看來妻子的確比我有“政治頭腦”，否則，冒冒失失地獨自“闖”去，會自討沒趣的。
坐了一會兒，劉姐收拾了辦公桌，就叫我一塊兒去政法委。
在政法委辦公室，劉姐代表組織將我“交給”了工作人員。
下午開了一個會，明確了“公正執法樹形象”辦公室的職責和總體的工作思路，我的分工是“宣傳報道”並“聯係公安局”。由於辦公室是臨時找來的，條件較差，不僅辦公桌椅是湊合的，而且連一些起碼的辦公用品比如釘書機、文件夾等也還沒有備齊。
次日要開公、檢、法、司幾家的負責人動員會，來不及休整，我就開始了忙碌的工作。起草文件、擬講話稿、寫簡報……我天生不是寫公文的料，所以，麵對一大堆材料焦頭爛額。有一個“告示”是登報用的，僅幾行字，我居然寫了5次沒能交差。
開過動員會後，我和我的“聯係單位”公安局的廖政委商量了一下，看如何開展下一步的“樹形象”工作。
廖政委說：“遠軍，把你抽回來有兩個想法。一來你兩個孩子年幼，家庭需要照顧，整天坐車去坐車來，耽誤時間不說，精力也不夠使；二來希望你好好的宣傳報道我們公安機關的好人好事，見證我們是怎樣狠抓隊伍建設的。你在公安機關呆了那麽多年，都看到了，說實在的，許多感人的事跡沒有及時地宣傳報道出來，相反，出了一點差錯，大大小小的媒體又總是扭住不放。不是不該曝光，而是曝光時要做到客觀公正。警察也是人，也需要理解，需要關愛！”隨後他告訴我，局黨委決定在近期內重點抓“警車”和“警容”的整治。他說：“樹形象就從‘形象’抓起，力爭管好‘人’和‘車’，我就不相信管不下來！”
他的觀點我是比較讚同的。這些年，影響警察形象最直觀的可能就是“人”和“車”了。個別民警的內在形象好與壞姑且不論，單那外在的形象確實也難以令人恭維：身著警服，敞胸露懷，撈衣紮褲，或者嘴裏叼著香煙的同時耳朵上再夾一支香煙。有一次，那時我還在法製科，我陪市公安局法製處的辦案民警到某鄉下派出所去複查案子，大熱天，我看見派出所的某個負責人打著赤膊，隻穿了一條內褲和幾個社會青年在大街上喝酒，麵紅耳赤，滿口髒話，於是便悄悄地勸他注意一下影響。他瞪了我兩眼，說：“我在休息，你管得著嗎？”嚴格說來，不是休息時間我也管不著，論級別他絕對比我高。我勸他，純屬作為警察在替他害臊。當然，硬是認起真來，“管”他也並非毫無理由，上班時間你是警察，下班時間你至少也是“公民”吧，公民就得講一點起碼的社會公德！至於警車就更不要提了。警車絕對是權力的象征。對外是執法權力的象征，對內是等級和特權的象征。在公安機關，公事沒警車跑、私事警車跑不完的現象是屢見不鮮的。更有甚者，警車仿佛成了某些人的專用代步工具。有那麽一個派出所，想盡苦辦法，買了一輛警車，可是，民警卻幾乎不能“享用”。盡管所裏具備駕駛資格的民警有兩三個，可總是所長每天開著車回家，第二天又從家裏開著車到所裏來。執法資格培訓時，所長要到區公安局學習4天，結果警車就在公安局院壩裏“伺候”了所長4天，而派出所的民警呢，辦案查材料、捉人，翻山越嶺，竟全靠兩條腿走路……民警提及此事時毫不誇張地說是“含血憤天”的。可以設想，類似的事情不解決好，將會怎樣地傷害普通民警的感情和工作積極性！
因此，我對廖政委說：“政委，到時候我來好好報道，我相信隻要下了決心，一定會抓出成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