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一個基層民警的心願
9月4日，鄉政府接到區政府正式文件通知，整體合並到雙龍鎮。撤鄉並鎮，是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整合資源，精簡機構，充分發揮集約優勢，從而促進農業經濟快速發展的舉措，其優越性是大家都清楚明了的。
依照慣例和公安部做大做強基層派出所的指示精神，鄉政府撤並了，派出所也會隨之撤並，隻是，鄉政府的撤並工作在前，派出所的撤並工作在後。
區公安局來了文件，要求各派出所務必協助所在地的鄉鎮搞好撤鄉並鎮工作，特別是妥善處置好突發性鬧事事件。
開完所務會，我徑直回自己的辦公室收拾文櫃。
羅培林進辦公室來問我：“但哥，派出所要撤了，你打算到哪兒去？”
我還沒有來得及考慮此事，因此回答他：“服從組織安排。”
我拉了一把椅子讓他坐下。他也沒有推辭。坐下後，相互點燃一支煙，便開始侃起了今後的去向。
他說：“服從組織安排是場麵上的話，誰敢說不服從組織安排呢？不過，一個人總得有自己的願望吧！”
我問他：“你的願望是啥？”
他沉思片刻，若有所思地說：“說來也許你不會相信，不少的人都想進城，都想進局機關，或者撈個一官半職。而我羅培林，天地良心，那些好事想都不想。為啥呢？因為我隻有高中文化，進局機關，我沒那能耐；做官，我沒那本事。派出所撤了，我隻想到一個大家都合得來的新單位，哪怕條件再艱苦，待遇再低，都無所謂。警察嘛，幹的就是又苦又累的活，怕苦怕累不是警察的本色。可這些年，我也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崗位呆過，說句心裏話，我看不慣個別科長所長隊長的霸王作風。案子發了，累死累活是民警的事；而榮譽和好處來了呢，又是領導們的事。無權無職的基層民警，真成了弱勢群體，誰站出來為大家說公道話呢？你是文人，多少還寫一點關心咱普通民警的文章，而那些二不掛五的爛筆杆子們，眼睛卻是盯上麵的。上麵說好，就刨根尋底地找出若幹好的理由和事實來；上麵說不好，又馬上變色龍似地找出若幹不好的事實和理由來。做文章和搞宣傳，一點也不講職業道德。時代呀，咋就轉眼間把活生生的人搞得那麽浮躁和庸俗了呢！我在西藏當過10多年的兵，複員後又一直呆在鄉下，可能是腦子轉不過彎來，不能與時俱進吧，不過，我總認為不管社會怎麽變，時代怎麽變，領導和群眾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榮辱與共，這是任何執政黨都應該提倡的從政美德。你看吧，個別科所隊長剛一上任，架子就大得不得了，公車是他一個人霸著用，辦公室是由著他一個人挑了又挑選了又選，好不容易破個大案要案，上麵給點獎金什麽的，他又總是一個人得了一大半；還有，單位不大，人不多，扯皮撩筋的事卻多，動不動窩裏鬥，領導與領導之間，領導與民警之間，民警與民警之間，鬥來鬥去非得爭一個你輸我贏不可……俗話說‘大人打架小孩子遭殃’，咱們普通民警，經受不住折騰……但哥，不患苦和累呀，就患不公道和內耗！為啥在羅圍派出所苦活累活我搶著幹？因為你們還把我羅培林當作一個能辦點實事的警察來對待。換了其他地方，我怕是沒有這個福分了……”
我打量著他，琢磨著他的每一句話。我想，作為他內心的真實表白，作為一個長期摸爬滾打在基層和公安工作最前沿陣地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警，雖然有些話過於偏激，過於主觀，但卻又不能不觸及我的靈魂，使我回過頭來仔細地反思我們這支隊伍的建設。不錯，這些年，三項教育搞過，從優待警和從嚴治警波瀾壯闊地推行過，甚至還從上至下地要求“文化育警”。上麵想盡了辦法，不能說各級公安機關的領導沒有高度重視，可是，與此同時，社會上的各種不良風氣也在侵蝕著警營，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誘惑也在迷惑著警察。如果沒有很好地理順公安隊伍的管理體製，沒有很好地完善公安隊伍的監督機製，那麽，這些措施到了基層，實施起來是非常艱難的。
那天晚上，我在派出所裏寫了一篇5000餘字的理論研討文章，題目叫《如何提高公安民警的整體文化素養》，其中重點講到了文化育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認為公安隊伍建設的好與壞，很大程度上同民警文化素養的高與低相關。有文化素養不一定就是有什麽樣的文憑，或者什麽樣的證書，而是要具有真正內在的文化底蘊與文化修養。對於是非不明、真假不分、連起碼做人的品德都沒有的民警，應該讓他“回到”幼兒園去，學會誠實、善良、嚴於律己和寬以待人等如何“做人”的一些基本美德。就像我在《從警之始》裏講到的那樣：隻有首先學會了做人，然後才能真正學會做警察。
文章寫完的時候，天快亮了，羅培林又來和我聊了一會兒天。我問他：“咋還不睡？”
他說：“但哥，我睡不著！”
我猜測他是在為今後的去向擔憂，因此勸他：“睡吧，你有什麽想法就告訴我，機會合適的時候我替你轉告局領導，爭取去一個你認為滿意的地方。”
他想了想，說：“我家在農村，妻子是地地道道的農民，這些年，都在離家很遠的地方工作，苦了妻子和孩子，我想借這次調整，能不能離家近一點？”
羅培林的家在新市鎮，離羅圍很近，但他也隻是袁曉明調走後才到羅圍來的。眼看離家近的日子沒過上幾天，就又要調整了，心裏難免不考慮。
我說：“幹脆到新市派出所吧，派出所就在你家門前，上下班方便，又能照顧家庭！”
他搖了搖頭：“不成的，離家過分近了不好開展工作，我沒那麽自私。做警察，得講一個原則，至少應以工作為重。新市派出所我不想去。”
“那你想去哪？”我問。
“比如葛蘭和雙龍吧，離家不是很遠，又不影響我正常處警。你想，我的三親六戚都在新市鎮，我咋能回新市派出所去呀？”
一個平凡的選擇和一個平凡的心願，折射出的是一個普通民警多麽不平凡的內心世界呀！麵對羅培林小小的心願，我能說什麽呢，我隻能說：“培林，你的話我記住了，我一定轉告局領導，行嗎？”
依照慣例和公安部做大做強基層派出所的指示精神，鄉政府撤並了，派出所也會隨之撤並，隻是，鄉政府的撤並工作在前，派出所的撤並工作在後。
區公安局來了文件，要求各派出所務必協助所在地的鄉鎮搞好撤鄉並鎮工作，特別是妥善處置好突發性鬧事事件。
開完所務會，我徑直回自己的辦公室收拾文櫃。
羅培林進辦公室來問我：“但哥，派出所要撤了，你打算到哪兒去？”
我還沒有來得及考慮此事，因此回答他：“服從組織安排。”
我拉了一把椅子讓他坐下。他也沒有推辭。坐下後，相互點燃一支煙，便開始侃起了今後的去向。
他說：“服從組織安排是場麵上的話，誰敢說不服從組織安排呢？不過，一個人總得有自己的願望吧！”
我問他：“你的願望是啥？”
他沉思片刻，若有所思地說：“說來也許你不會相信，不少的人都想進城，都想進局機關，或者撈個一官半職。而我羅培林，天地良心，那些好事想都不想。為啥呢？因為我隻有高中文化，進局機關，我沒那能耐；做官，我沒那本事。派出所撤了，我隻想到一個大家都合得來的新單位，哪怕條件再艱苦，待遇再低，都無所謂。警察嘛，幹的就是又苦又累的活，怕苦怕累不是警察的本色。可這些年，我也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崗位呆過，說句心裏話，我看不慣個別科長所長隊長的霸王作風。案子發了，累死累活是民警的事；而榮譽和好處來了呢，又是領導們的事。無權無職的基層民警，真成了弱勢群體，誰站出來為大家說公道話呢？你是文人，多少還寫一點關心咱普通民警的文章，而那些二不掛五的爛筆杆子們，眼睛卻是盯上麵的。上麵說好，就刨根尋底地找出若幹好的理由和事實來；上麵說不好，又馬上變色龍似地找出若幹不好的事實和理由來。做文章和搞宣傳，一點也不講職業道德。時代呀，咋就轉眼間把活生生的人搞得那麽浮躁和庸俗了呢！我在西藏當過10多年的兵，複員後又一直呆在鄉下，可能是腦子轉不過彎來，不能與時俱進吧，不過，我總認為不管社會怎麽變，時代怎麽變，領導和群眾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榮辱與共，這是任何執政黨都應該提倡的從政美德。你看吧，個別科所隊長剛一上任，架子就大得不得了，公車是他一個人霸著用，辦公室是由著他一個人挑了又挑選了又選，好不容易破個大案要案，上麵給點獎金什麽的，他又總是一個人得了一大半；還有，單位不大，人不多，扯皮撩筋的事卻多，動不動窩裏鬥，領導與領導之間，領導與民警之間，民警與民警之間，鬥來鬥去非得爭一個你輸我贏不可……俗話說‘大人打架小孩子遭殃’，咱們普通民警，經受不住折騰……但哥，不患苦和累呀，就患不公道和內耗！為啥在羅圍派出所苦活累活我搶著幹？因為你們還把我羅培林當作一個能辦點實事的警察來對待。換了其他地方，我怕是沒有這個福分了……”
我打量著他，琢磨著他的每一句話。我想，作為他內心的真實表白，作為一個長期摸爬滾打在基層和公安工作最前沿陣地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警，雖然有些話過於偏激，過於主觀，但卻又不能不觸及我的靈魂，使我回過頭來仔細地反思我們這支隊伍的建設。不錯，這些年，三項教育搞過，從優待警和從嚴治警波瀾壯闊地推行過，甚至還從上至下地要求“文化育警”。上麵想盡了辦法，不能說各級公安機關的領導沒有高度重視，可是，與此同時，社會上的各種不良風氣也在侵蝕著警營，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誘惑也在迷惑著警察。如果沒有很好地理順公安隊伍的管理體製，沒有很好地完善公安隊伍的監督機製，那麽，這些措施到了基層，實施起來是非常艱難的。
那天晚上，我在派出所裏寫了一篇5000餘字的理論研討文章，題目叫《如何提高公安民警的整體文化素養》，其中重點講到了文化育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認為公安隊伍建設的好與壞，很大程度上同民警文化素養的高與低相關。有文化素養不一定就是有什麽樣的文憑，或者什麽樣的證書，而是要具有真正內在的文化底蘊與文化修養。對於是非不明、真假不分、連起碼做人的品德都沒有的民警，應該讓他“回到”幼兒園去，學會誠實、善良、嚴於律己和寬以待人等如何“做人”的一些基本美德。就像我在《從警之始》裏講到的那樣：隻有首先學會了做人，然後才能真正學會做警察。
文章寫完的時候，天快亮了，羅培林又來和我聊了一會兒天。我問他：“咋還不睡？”
他說：“但哥，我睡不著！”
我猜測他是在為今後的去向擔憂，因此勸他：“睡吧，你有什麽想法就告訴我，機會合適的時候我替你轉告局領導，爭取去一個你認為滿意的地方。”
他想了想，說：“我家在農村，妻子是地地道道的農民，這些年，都在離家很遠的地方工作，苦了妻子和孩子，我想借這次調整，能不能離家近一點？”
羅培林的家在新市鎮，離羅圍很近，但他也隻是袁曉明調走後才到羅圍來的。眼看離家近的日子沒過上幾天，就又要調整了，心裏難免不考慮。
我說：“幹脆到新市派出所吧，派出所就在你家門前，上下班方便，又能照顧家庭！”
他搖了搖頭：“不成的，離家過分近了不好開展工作，我沒那麽自私。做警察，得講一個原則，至少應以工作為重。新市派出所我不想去。”
“那你想去哪？”我問。
“比如葛蘭和雙龍吧，離家不是很遠，又不影響我正常處警。你想，我的三親六戚都在新市鎮，我咋能回新市派出所去呀？”
一個平凡的選擇和一個平凡的心願，折射出的是一個普通民警多麽不平凡的內心世界呀！麵對羅培林小小的心願，我能說什麽呢，我隻能說：“培林，你的話我記住了，我一定轉告局領導，行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