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人到中年
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我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都進行了一次較為徹底的梳理。40歲是一道門坎，人過了40，就不再年輕了。從鄉下的放牛娃，從一個“勞改犯”的兒子，靠著不懈的努力，同命運不屈不撓地抗爭，17歲進了高等學府，然後到雪山腳下教書育人，然後又進警營，做警察，人生的道路給了我太多的艱辛和坎坷，也給了我不少的回報。假如說災難是個偽君子的話，至少我用自己的雙手撕碎了它的畫皮，我用事實證明了人完全可以憑著自己頑強的毅力和對美好生活追求與向往的品質，征服艱難險阻，把苦難變成豐收在望的果實。
因此，雖然情緒極度低落，而內心深處，仍昂揚著不服輸的傲氣。政治處張主任來醫院看我，叫我好好養病，並說：“假如不適應鄉下工作的話，組織考慮將你調回城裏來。”聽了張主任的話，我的倔勁來了。我說：“此時此刻千萬不要提那話，雖然到鄉下派出所，我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突如其來地做出的無奈選擇，但是，現在我安心於那兒的工作，我熱愛自己平凡的崗位，那兒的同事、老百姓給了我太多的關懷與關愛，我不能就此遠離他們……”
可能讀者會認為我是在講假話，講道貌岸然的大話，有機會回局機關，回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都豐富得多的城裏，誰不願意？可是，我要告訴讀者的是，我平淡的生活迫切需要的不是豐富多彩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而是人情味。人情味是我精神大餐不可或缺的調味品，有了它，我就可能給喜愛我的讀者烹飪出美味佳肴。
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散文《人民的事業》，《重慶晚報》在編發的時候配了意味深遠的插圖。那篇文章引起了讀者的強烈反響，我不得不到報社去和熱心的讀者見麵，後來還專門寫了《談（人民的事業）和（姐姐）》的隨筆，那是我若幹散文中惟一的一篇創作談。在《人民的事業》裏我引用了前輩的詩句：春天的後麵不是秋/何必為年齡發愁/隻要在秋霜裏結好你的果子/又何必在春花麵前害羞/有時候我也憂愁/那是因為我們的人民還很貧窮/有時候我也痛苦/那是因為我的祖國還很落後/我曾踏遍人生的領土/最後才知道這是我惟一正確的路/人民的事業與世長久/誰的生命與她結合/白發就上不了他的頭……那詩句曾澎湃過我的熱血，激蕩過我的青春年華，雖然位卑，僅是一個普通的鄉下民警，但我依然深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我把能為身邊的老百姓幹一些力所能及的、實實在在的事當作自己人生不變的心願。而在鄉下派出所，如此的心願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果子成熟的時候，老百姓捧來幾枚果子，紅薯收獲的季節，老百姓請去家裏吃頓紅薯煲的米粥，我異常快樂，因為那果子、那米粥裏融進了樸實善良的鄉下老農的情誼，融進了父老鄉親對警察的尊敬與愛戴。在城裏，人與人之間仿佛感染上了功利世俗的傳染病，同事、朋友，不經意間便行同路人。準確地說，我感到厭倦。因此，在鄉下呆了一段時間，逐漸適應了，就沒有走的打算。
基於此觀點，我在病床上寫了《人到中年》和《善待農民》。羅培林讀了《人到中年》後對我說：“但哥，我文化不高，欣賞能力有限，但你這篇文章真是講到我的心坎上。人到中年了啊，升官無望，發財也不大可能，咱做警察的，整天想著的到底是什麽呢？是轄區的老百姓能安居樂業，社會也罷，家庭也罷，多一份安定咱就多了一份心底的坦然和踏實！”
看來，他和我的想法是差不多的，隻是他的心聲未能用文字表達出來罷了。
病愈出院後，我打電話給張主任，我說：“讓我再呆一段時間吧，我還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心願未了，一是派出所沒有交通工具，二是我的《萍水相逢》三部曲還沒寫完。”誠然，還有一個原因我無法說出口：我喜歡羅圍這片民風古樸的土地，喜歡這兒的一山一水和一草一木！
因此，雖然情緒極度低落，而內心深處，仍昂揚著不服輸的傲氣。政治處張主任來醫院看我，叫我好好養病，並說：“假如不適應鄉下工作的話，組織考慮將你調回城裏來。”聽了張主任的話，我的倔勁來了。我說：“此時此刻千萬不要提那話，雖然到鄉下派出所，我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突如其來地做出的無奈選擇，但是，現在我安心於那兒的工作，我熱愛自己平凡的崗位，那兒的同事、老百姓給了我太多的關懷與關愛，我不能就此遠離他們……”
可能讀者會認為我是在講假話，講道貌岸然的大話，有機會回局機關，回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都豐富得多的城裏，誰不願意？可是，我要告訴讀者的是，我平淡的生活迫切需要的不是豐富多彩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而是人情味。人情味是我精神大餐不可或缺的調味品，有了它，我就可能給喜愛我的讀者烹飪出美味佳肴。
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散文《人民的事業》，《重慶晚報》在編發的時候配了意味深遠的插圖。那篇文章引起了讀者的強烈反響，我不得不到報社去和熱心的讀者見麵，後來還專門寫了《談（人民的事業）和（姐姐）》的隨筆，那是我若幹散文中惟一的一篇創作談。在《人民的事業》裏我引用了前輩的詩句：春天的後麵不是秋/何必為年齡發愁/隻要在秋霜裏結好你的果子/又何必在春花麵前害羞/有時候我也憂愁/那是因為我們的人民還很貧窮/有時候我也痛苦/那是因為我的祖國還很落後/我曾踏遍人生的領土/最後才知道這是我惟一正確的路/人民的事業與世長久/誰的生命與她結合/白發就上不了他的頭……那詩句曾澎湃過我的熱血，激蕩過我的青春年華，雖然位卑，僅是一個普通的鄉下民警，但我依然深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我把能為身邊的老百姓幹一些力所能及的、實實在在的事當作自己人生不變的心願。而在鄉下派出所，如此的心願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果子成熟的時候，老百姓捧來幾枚果子，紅薯收獲的季節，老百姓請去家裏吃頓紅薯煲的米粥，我異常快樂，因為那果子、那米粥裏融進了樸實善良的鄉下老農的情誼，融進了父老鄉親對警察的尊敬與愛戴。在城裏，人與人之間仿佛感染上了功利世俗的傳染病，同事、朋友，不經意間便行同路人。準確地說，我感到厭倦。因此，在鄉下呆了一段時間，逐漸適應了，就沒有走的打算。
基於此觀點，我在病床上寫了《人到中年》和《善待農民》。羅培林讀了《人到中年》後對我說：“但哥，我文化不高，欣賞能力有限，但你這篇文章真是講到我的心坎上。人到中年了啊，升官無望，發財也不大可能，咱做警察的，整天想著的到底是什麽呢？是轄區的老百姓能安居樂業，社會也罷，家庭也罷，多一份安定咱就多了一份心底的坦然和踏實！”
看來，他和我的想法是差不多的，隻是他的心聲未能用文字表達出來罷了。
病愈出院後，我打電話給張主任，我說：“讓我再呆一段時間吧，我還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心願未了，一是派出所沒有交通工具，二是我的《萍水相逢》三部曲還沒寫完。”誠然，還有一個原因我無法說出口：我喜歡羅圍這片民風古樸的土地，喜歡這兒的一山一水和一草一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