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十五,是我的生日,經曆了若幹的風雨,我邁著蹣跚的步履跨進了40歲的大門。
正好是周末,輪上我值班。十四那天,大清早,姐姐就打電話來,問我回城不,我說沒準。中午吃飯的時候,我找到所長,想調換一下,話沒說出口,所長的手機就響了,他妻子從城裏打電話告訴他:4歲的小孩玩耍時走失了。我把哽在喉嚨的話咽了回去。傍晚下班時,我又找到民警羅培林,我問他這個周末家裏是否有事,他說:有啊,廚房和客廳的暗線壞了,年三十都是黑燈瞎火的,終於可以休息兩天了,要把燈弄好……說什麽呢,幹警察這行的,誰不欠著“家”的“債務”!我說:是呀,回去幫一幫家裏吧!
送走他們,我給幾個可能要到家裏來祝賀的親友打了電話,我告訴他們,我不能回家,我的生日將在派出所裏度過了。
姐姐接電話時的語氣我聽得出來,她應該是眼裏噙滿了淚花。父母死得早,是姐姐一手把我拉扯大。她一直盼著能體體麵麵地替我做一次“生”,然而,這個小小的願望她沒能實現。
夜裏,草草吃了晚飯,就坐在燈下整理案卷,隨後及趕寫了一點文章。我有個不好的習慣,隻要坐在書桌旁,隻要攤開紙和筆,煙頭就會沒完沒了的燃。深夜入睡,渾身乏力。次日醒來,毯子、被子沾了不少血。我忙叫來聯防隊員,說:“不對,我的痔瘡發了,得去醫院,你把電話守著,有事叫我。”
到醫院,醫生說很嚴重,必須做手術。痔瘡是長期折磨我的頑疾,一日不除,心頭之恨就一日不解。我說:行!
聯防隊員問我是不是通知所長和羅培林來替我值班,我說不要通知他們,切除痔瘡不是什麽大手術,我不想因為這點小事影響他們休息。甚至,當妻子和孩子打電話來祝我“生日快樂”的時候,我也沒有告訴他們我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畢竟不是小孩,哪能隨隨便便讓家人擔憂呢!
手術前先要輸液控製炎症。輸液輸到一半,手機響了,聯防隊員告訴我:鄉場發生了一樁盜案,需馬上出現場。
我叫醫生給我把針頭拔掉了。我說:“有事,一會兒回來。”
急急忙忙趕到現場,還好,現場保存完好,嫌疑人員也明確。我回到辦公室,帶上法律文書,叫上聯防隊員,去將嫌疑人員“傳喚”回所。
嫌疑人員最初矢口否認,後來聽說我正在住院,並且病情不輕,出人意料地給予了極大的配合:他不但交待了作案的詳細過程,而且還帶著我們去取回了贓物……
我實在不能再堅持了。出現場、捉人、取贓物,不歇氣地徒步奔走,鮮血浸透絨褲。下午4點,我破例第一次在我值班的時候要求所長和其他民警回所來頂替。我對所長說:我真的不行了,我要休息,今天是元宵節,也是我40歲的生日,我想和家人在一起!
是的,我想和家人在一起。當政治處派車來將我接回城裏,當我臉色蒼白,疲憊不堪地出現在妻子和孩子麵前的時候,我的眼淚止不住淌了出來。人到中年,許許多多的渴望、期待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努力,都淡漠了,惟有這份親情還牢牢地攥在手心,不肯舍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