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輪崗下基層
我苦澀地爬行在這泥濘的山道》我渴望著有一雙溫暖的手伸到我的胸前，為我托起那蒼茫的目光……
寫在前麵
2002年初，我打起背包，告別妻子、孩子，告別蟄居了10多年的公安局機關，輪崗到邊遠偏僻、加上我僅有4個民警的山區派出所。在那兒，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線民警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樂。
作為一名警營作家，最初，我想用小說的形式來講述“派出所的故事”。寫了幾個章節，我放棄了。我總覺得小說不能真實地反映出我和其他民警的內心世界。我不是為了寫作而寫作的人，我是心裏有話要說，憋得慌了才拿起筆來。不管時代潮流和社會風尚如何變化，我始終固執地認為，一個人，應該坦誠地麵對生活，講自己想講的話，幹無愧於自己良心的事。所以，最後我把它寫成了“紀實”。
我的記憶力差，文字表達能力也不強，在寫的時候，難免個別細節會有出入，個別地方會辭不達意，但我絕對沒有故意顛三倒四，硬把黑的說成是白的，把白的說成是黑的。即便是某處“不能講”或“不宜講”，我也是盡可能地在法律、組織原則許可的範疇內，力爭把事情的本來麵目告訴給讀者，使讀者能夠清晰地透視到派出所民警所麵臨的困境、所具備的處警方法和處事能力，讓讀者跟著我的筆走進山區派出所民警的情感世界，從而，讓社會對我們基層派出所的民警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寬容、多一份支持與鼓勵！
巍巍大羅山，你是我人在旅途不朽的追憶！
#####
記得很清楚，那是2002年元月7日的晚上，我在家裏輔導孩子做家庭作業，電話鈴響了，妻子接了電話後告訴我，是政治處主任張兵和分管法製科工作的副局長朱誌全找我。我在法製科工作了整整10年，正值機構改革，民警輪崗，我想借此機會換一下工作環境，便填寫了去實戰單位的誌願……
既然領導夜裏找我，就肯定與此事有關。
我匆匆忙忙趕到局裏，張兵主任和朱誌全副局長已等候在辦公室了。
張主任開口就說：“你要有心理準備，考慮到你本人的要求和你的寫作特長，組織研究決定，長墊片（長壽縣到墊江縣的公路沿途，也是我們縣條件較好的一個片區）的派出所由你選。”
說實在的，我很想到刑警大隊，想去和刑警們一塊兒生活，一塊兒工作，感受他們餐風露宿、出生入死、充滿激情的職業生涯，然後好好寫一部警察題材的小說。然而不知為什麽，組織卻要我去鄉下派出所。與我的本來意向相去甚遠，我一時接受不了，沉默不語。
朱誌全副局長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倒了一杯水遞到我手裏：“你是大學生，又是作家，國家培養這樣一個人才不容易，讓你去鄉下，是我們再三考慮過的。不是組織不重視和愛護人才，而是你需要得到更多的鍛煉。你一進警營，就呆在局機關，派出所的工作對於你來說完全是陌生的。到鄉下去吧，去體驗我們基層派出所民警的苦衷，較全麵地認識和了解公安工作，鬧不準對你今後的工作和寫作都有好處。”
領導已經把話講到了這個份上，我還能說什麽呢？即便內心十萬個不情願，嘴上也難出半個“不”字。
我說：“好吧，讓我回去想一想，看去哪個派出所。”
回到家裏，孩子已經睡了，妻子坐在客廳裏看電視等我。我一進屋，妻子就向我打聽情況。她也知道公安局在搞民警輪崗。
我沒有回答她，隻獨自拖了一把椅子到庭院裏。
月色很好，清麗的月光如水般輕灑在山茶、白蘭、桂樹的葉片上，微風拂過，顫動出熠熠的亮光。我坐了很久，大概臨近午夜了，妻子給我拿了一件嶄新的警服來，披在我的身上，喚我進屋休息。
我說：“我睡不著！”
妻子說：“有啥睡不著的？問過你們領導了，不過就是去鄉下派出所嗎？派出所是你們公安機關的前沿陣地，你不去他不去，誰去？難道鄉下派出所的民警就該在鄉下呆一輩子嗎？再說，權力在別人手裏，去哪兒不去哪兒也不是你說了就能算數的。那麽多單位搞競爭上崗和雙向選擇，你仔細打聽打聽吧，有幾個單位的領導敢拍著自己的胸膛問心無愧地說沒搞權錢交易！讀書人呀，真呆癡。既然丟不下臉麵子去拉關係走後門，那就維護好讀書人最起碼的一點兒尊嚴吧，微笑著，高高興興地去鄉下。在哪兒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人要堂堂正正，警察，更應如此，否則，你就是做了公安局局長，我也會臉上無光的！”
妻子以前在四川省阿壩州工作，雪山草地純樸的民風在她靈魂深處根深蒂固地打上了做人要“清白”和“幹淨”的烙印。調回內地了，見著不順心的人和事，無可奈何時，總是愛拿什麽“讀書人的尊嚴”之類的話來安慰她自己和我。她不是真不知道阿Q的“精神勝利法”在如今是派不上什麽用場的，而是她希望彼此快樂，也希望我在任何的艱難困苦麵前都要“活得像個讀書人的樣子”，這是妻子對我寄予的最大厚望。按她的話說，就是不指望我能做多大的官、能掙多少的錢，她隻指望著我作為一個男人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隨時隨地都要活得有讀書人“最起碼的尊嚴”。
妻子的牢騷帶著情緒，她還不完全了解我們局裏搞民警“雙向選擇”和領導幹部“競爭上崗”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她隻是把道聽途說的其他地方官場腐敗的醜聞和小道消息“對號入座”地移植到我們單位來。其實像我們公安機關，早就該搞民警雙向選擇和領導競爭上崗了。一個民警和一個領導，老是蹲在一個坑裏，學不到更多的公安業務知識不說，也的確容易滋生腐敗。
當然，我是沒有必要去和妻子爭執的。改革是一種陣痛，總得有人做出犧牲。如今我要下基層了，要把兩個幼小雙胞胎女兒的教育和繁重的家務壓在她一個人的肩上，她的心裏有了想法，有了委屈和牢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過，雖然她的話充滿了委屈和牢騷，但最後幾句依然給了我極大的警醒。是呀，在哪兒工作真的不重要，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工作環境，而是自己的心態，是自己對待工作的態度。不少有成就的人，他們最初的工作環境都不怎樣，有的甚至還很惡劣，可是，最終他們卻做出了令人仰慕的成績。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如果能在艱苦的環境裏得到真正的鍛煉，能像朱誌全副局長說的那樣，真的體驗到基層派出所民警的苦衷，較全麵地認識和了解公安工作，那麽，我想，我到鄉下去，確實要比繼續呆在局機關裏好得多！
如此想來，我的心情便豁然開朗了。於是，趁妻子睡覺，我連夜趕寫了一篇題目叫做《月色如水》的隨筆。文章寫完，我的主意也拿定：到邊遠、偏僻、條件艱苦的羅圍派出所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辦公室裏收拾了文櫃。我將幾大摞書籍捆好，扛到院壩裏，聯係車子替我送回家。正好政委葉和平看見了，他問我想好了去哪兒沒有，我說去羅圍派出所。估計是他沒有想到我會選擇那裏吧，竟怔了好一會兒，末了，他說：“好吧，我給羅圍派出所所長打個電話，在工作上、生活上盡可能照顧。去吧，我會來看你的！”
離開局機關到鄉下派出所去了，無意間，和平政委用樸實無華的關愛與祝福為我做了恰到好處的餞行……
寫在前麵
2002年初，我打起背包，告別妻子、孩子，告別蟄居了10多年的公安局機關，輪崗到邊遠偏僻、加上我僅有4個民警的山區派出所。在那兒，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線民警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樂。
作為一名警營作家，最初，我想用小說的形式來講述“派出所的故事”。寫了幾個章節，我放棄了。我總覺得小說不能真實地反映出我和其他民警的內心世界。我不是為了寫作而寫作的人，我是心裏有話要說，憋得慌了才拿起筆來。不管時代潮流和社會風尚如何變化，我始終固執地認為，一個人，應該坦誠地麵對生活，講自己想講的話，幹無愧於自己良心的事。所以，最後我把它寫成了“紀實”。
我的記憶力差，文字表達能力也不強，在寫的時候，難免個別細節會有出入，個別地方會辭不達意，但我絕對沒有故意顛三倒四，硬把黑的說成是白的，把白的說成是黑的。即便是某處“不能講”或“不宜講”，我也是盡可能地在法律、組織原則許可的範疇內，力爭把事情的本來麵目告訴給讀者，使讀者能夠清晰地透視到派出所民警所麵臨的困境、所具備的處警方法和處事能力，讓讀者跟著我的筆走進山區派出所民警的情感世界，從而，讓社會對我們基層派出所的民警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寬容、多一份支持與鼓勵！
巍巍大羅山，你是我人在旅途不朽的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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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很清楚，那是2002年元月7日的晚上，我在家裏輔導孩子做家庭作業，電話鈴響了，妻子接了電話後告訴我，是政治處主任張兵和分管法製科工作的副局長朱誌全找我。我在法製科工作了整整10年，正值機構改革，民警輪崗，我想借此機會換一下工作環境，便填寫了去實戰單位的誌願……
既然領導夜裏找我，就肯定與此事有關。
我匆匆忙忙趕到局裏，張兵主任和朱誌全副局長已等候在辦公室了。
張主任開口就說：“你要有心理準備，考慮到你本人的要求和你的寫作特長，組織研究決定，長墊片（長壽縣到墊江縣的公路沿途，也是我們縣條件較好的一個片區）的派出所由你選。”
說實在的，我很想到刑警大隊，想去和刑警們一塊兒生活，一塊兒工作，感受他們餐風露宿、出生入死、充滿激情的職業生涯，然後好好寫一部警察題材的小說。然而不知為什麽，組織卻要我去鄉下派出所。與我的本來意向相去甚遠，我一時接受不了，沉默不語。
朱誌全副局長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倒了一杯水遞到我手裏：“你是大學生，又是作家，國家培養這樣一個人才不容易，讓你去鄉下，是我們再三考慮過的。不是組織不重視和愛護人才，而是你需要得到更多的鍛煉。你一進警營，就呆在局機關，派出所的工作對於你來說完全是陌生的。到鄉下去吧，去體驗我們基層派出所民警的苦衷，較全麵地認識和了解公安工作，鬧不準對你今後的工作和寫作都有好處。”
領導已經把話講到了這個份上，我還能說什麽呢？即便內心十萬個不情願，嘴上也難出半個“不”字。
我說：“好吧，讓我回去想一想，看去哪個派出所。”
回到家裏，孩子已經睡了，妻子坐在客廳裏看電視等我。我一進屋，妻子就向我打聽情況。她也知道公安局在搞民警輪崗。
我沒有回答她，隻獨自拖了一把椅子到庭院裏。
月色很好，清麗的月光如水般輕灑在山茶、白蘭、桂樹的葉片上，微風拂過，顫動出熠熠的亮光。我坐了很久，大概臨近午夜了，妻子給我拿了一件嶄新的警服來，披在我的身上，喚我進屋休息。
我說：“我睡不著！”
妻子說：“有啥睡不著的？問過你們領導了，不過就是去鄉下派出所嗎？派出所是你們公安機關的前沿陣地，你不去他不去，誰去？難道鄉下派出所的民警就該在鄉下呆一輩子嗎？再說，權力在別人手裏，去哪兒不去哪兒也不是你說了就能算數的。那麽多單位搞競爭上崗和雙向選擇，你仔細打聽打聽吧，有幾個單位的領導敢拍著自己的胸膛問心無愧地說沒搞權錢交易！讀書人呀，真呆癡。既然丟不下臉麵子去拉關係走後門，那就維護好讀書人最起碼的一點兒尊嚴吧，微笑著，高高興興地去鄉下。在哪兒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人要堂堂正正，警察，更應如此，否則，你就是做了公安局局長，我也會臉上無光的！”
妻子以前在四川省阿壩州工作，雪山草地純樸的民風在她靈魂深處根深蒂固地打上了做人要“清白”和“幹淨”的烙印。調回內地了，見著不順心的人和事，無可奈何時，總是愛拿什麽“讀書人的尊嚴”之類的話來安慰她自己和我。她不是真不知道阿Q的“精神勝利法”在如今是派不上什麽用場的，而是她希望彼此快樂，也希望我在任何的艱難困苦麵前都要“活得像個讀書人的樣子”，這是妻子對我寄予的最大厚望。按她的話說，就是不指望我能做多大的官、能掙多少的錢，她隻指望著我作為一個男人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隨時隨地都要活得有讀書人“最起碼的尊嚴”。
妻子的牢騷帶著情緒，她還不完全了解我們局裏搞民警“雙向選擇”和領導幹部“競爭上崗”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她隻是把道聽途說的其他地方官場腐敗的醜聞和小道消息“對號入座”地移植到我們單位來。其實像我們公安機關，早就該搞民警雙向選擇和領導競爭上崗了。一個民警和一個領導，老是蹲在一個坑裏，學不到更多的公安業務知識不說，也的確容易滋生腐敗。
當然，我是沒有必要去和妻子爭執的。改革是一種陣痛，總得有人做出犧牲。如今我要下基層了，要把兩個幼小雙胞胎女兒的教育和繁重的家務壓在她一個人的肩上，她的心裏有了想法，有了委屈和牢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過，雖然她的話充滿了委屈和牢騷，但最後幾句依然給了我極大的警醒。是呀，在哪兒工作真的不重要，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工作環境，而是自己的心態，是自己對待工作的態度。不少有成就的人，他們最初的工作環境都不怎樣，有的甚至還很惡劣，可是，最終他們卻做出了令人仰慕的成績。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如果能在艱苦的環境裏得到真正的鍛煉，能像朱誌全副局長說的那樣，真的體驗到基層派出所民警的苦衷，較全麵地認識和了解公安工作，那麽，我想，我到鄉下去，確實要比繼續呆在局機關裏好得多！
如此想來，我的心情便豁然開朗了。於是，趁妻子睡覺，我連夜趕寫了一篇題目叫做《月色如水》的隨筆。文章寫完，我的主意也拿定：到邊遠、偏僻、條件艱苦的羅圍派出所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辦公室裏收拾了文櫃。我將幾大摞書籍捆好，扛到院壩裏，聯係車子替我送回家。正好政委葉和平看見了，他問我想好了去哪兒沒有，我說去羅圍派出所。估計是他沒有想到我會選擇那裏吧，竟怔了好一會兒，末了，他說：“好吧，我給羅圍派出所所長打個電話，在工作上、生活上盡可能照顧。去吧，我會來看你的！”
離開局機關到鄉下派出所去了，無意間，和平政委用樸實無華的關愛與祝福為我做了恰到好處的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