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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3
周恩來說：“有些話小平同誌不好講，我來講。”1975年春天，中國大地上一場圍剿派性、全麵整頓的戰鬥打響了。
“四人幫”冷不丁地舉起了“反經驗主義”的“砍刀”，在政治局內動員反周恩來。毛澤東嚴厲警告“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
周恩來寫信揭露張春橋。張春橋說：“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
“小平同誌，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周恩來拚盡他生命的全部氣力給戰友以最後的支持。
四屆人大的召開及其所產生的領導陣容，使飽受了9年內亂之苦的中國人民看到了希望。
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要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再一次為中國人民鼓起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風帆和鬥誌。
更來之不易的是，四屆人大產生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機構，奠定了鄧小平接替周恩來的政治格局。
難產的四屆人大，卻以它最後的、也是在當時情況下所能取得的最大成果，在共和國的曆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975年1、2月份，是周恩來住院以來精神最為愉快的一段時光。
然而，周恩來也非常清楚：事情還遠遠不到萬事大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口號尾音仍像個幽靈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上空遊蕩。
毛澤東雖然一再講要恢複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甚至也支持糾正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左”的錯誤做法，但是在總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仍然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論。
“四人幫”一夥雖然沒能實現他們的“組閣”夢，但是他們畢竟還是掌握著部分黨政軍部門的重要權力，他們不會甘於他們的失敗，還會出來鬧騰。四屆人大結束後不久，對四屆人大組閣結果感到萬分沮喪的江青把王海容、唐聞生叫去，把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罵了一通，並要王、唐二人向毛澤東報告她的看法。
進行了9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以其強烈的慣性向前衝刺。生產生活中的混亂派性、無政府主義依舊肆虐，國民經濟形勢依然危機重重。
1975年的中國政治，乍暖還寒。冷、暖兩股氣流仍在激烈地對峙著。四屆人大開幕式主席台的第一排座次的安排，可謂是1975年中國政治形勢的形象寫照：右邊，坐著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和領導人；左邊，坐著以王洪文、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勢力。
在這乍暖還寒的日子裏，周恩來燃盡他生命的最後餘輝，給予了鄧小平最後的支持和鼓勵。
周恩來說：有些話小平同誌不好講，我來講。1975年春天，中國大地上一場圍剿派性、全麵整頓的戰鬥打響了。
四屆人大產生了12位副總理，其中還有張春橋。盡管鄧小平排在了第一，但如何分工，關係重大。
為此，四屆人大結束後不久，周恩來在醫院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國務院副總理的分工問題。他囑咐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吳慶彤：請小平同誌將副總理的分工列出，有些話小平同誌不好說，我來講。
2月1日，周恩來忍著病痛，到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副總理的分工。參加會議的除了12位副總理外，還有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和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
“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誌主持。”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就開門見山。
“還是總理主持，我協助總理。”鄧小平謙遜地說。
“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了，但我還是會爭取每星期和大家見一次麵。”周恩來停頓了一下，接著提出了副總理分工的方案：“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重要文件。……”
會議還通過了其他副總理的分工：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3位副總理負責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李先念主管財政貿易，紀登奎主管勞動工資和幹部調配，華國鋒主管政法和科學，張春橋主管文化教育，陳錫聯主管國防工業和體育，吳桂賢主管衛生和輕工業，王震主管交通和供銷，餘秋裏主管計劃和工業，穀牧主管建設和工業，孫健主管工業生產。
副總理分工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又召集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會上，周恩來對與會的100多位負責人說：“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決定，我們從今天開始來完成四屆人大後的工作，把國務院組織健全起來。今天是開始。恐怕我也隻能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現在我病了，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誌主持。”
周恩來指了指坐在旁邊的鄧小平，繼續說：“主席指定副總理第一名是小平同誌，主席稱讚小平同誌有能力，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小平同誌現在是黨中央副主席，又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周恩來在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特意把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端出，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來還滿懷期望：“希望新的國務院成立以後，出現新的氣象，爭取今年第四個五年計劃能夠完成而且超額完成。”
會後，也就是2月2日，周恩來寫信將副總理分工方案報毛澤東審批。毛澤東批準了方案。
從此，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代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他沒有辜負周恩來的期望。
1974年，不少地區、部門工業生產沒有完成計劃，鋼鐵、化肥和一些軍工企業也欠賬較多，特別是煤炭生產和鐵路交通問題十分嚴重。由於生產下降，財政收支不平衡，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國家財政出現赤字。
鄧小平被委以重任後，開始大刀闊斧地對各方麵進行整頓。懷仁堂、國務院會議室、人民大會堂，軍隊、鐵路交通、冶金、農業、科技等各個領域，都激蕩著那個言簡意賅的四川口音：
—在各大軍區負責人座談會上，鄧小平說話毫不留情：軍隊要整頓，各方麵都要整頓。搞派性的軍隊非調走不行。所有鬧派性的人一律調走，一個兵都不留，一個幹部都不留。凡是有軍籍的人，團長也好，政委也好，包括省軍區司令員，陷到派性裏麵去的，不管有多少，統統調出來。
—在總參團以上幹部大會上，鄧小平的聲音擲地有聲：1959年林彪主管軍隊起，特別是在他主管的後期，軍隊被搞得相當亂。軍隊的整頓一個是要提高黨性，消除派性；一個是要加強紀律性。
—在聽取鐵道部部長萬裏的匯報時，鄧小平的回答斬釘截鐵：不行，解決鐵路問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堅決的措施，迅速扭轉形勢，改變麵貌。要起草一份解決鐵路問題的文件，寫清楚有關方針政策，文件不要長。
—在修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時鄧小平加寫的文字力透紙背：對於少數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能拖延不決，妨礙大局。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給予處分。
197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在北京召開。會前，鐵道部部長萬裏向鄧小平匯報準備在3月份召開。鄧小平斬釘截鐵：不行，要在2月25日開。
會議議程進行到一半時，鄧小平來到會場，發表了那篇可謂是全麵整頓的振聾發聵的宣言。
鄧小平進入會場時，許多負責同誌伸出手來想跟鄧小平握手。
“今天不拉手了，現在工業情況還不好。等你們把工業搞上去了再拉手。”鄧小平擺了擺手。那些原本想跟鄧小平握手的人麵麵相覷，兩眼怔怔地看著鄧小平，緊接著就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鄧小平走近座位，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把煙點著了，狠狠地抽了一口，又長長地吐出來，開門見山：“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大局是什麽？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講了”，就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這就是大局”。
“毛主席講，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聽說現在有的同誌隻敢抓革命，不敢促生產，說什麽‘抓革命保險，促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
會場靜極了，許多負責人很久沒有聽過這樣酣暢淋漓的痛快話了。
“目前生產的形勢怎麽樣？”鄧小平把煙摁滅了，端起茶杯喝了口茶，繼續說：“農業還比較好一點，但是糧食產量按全國人口平均每人隻有609斤，儲備糧也不多，農民的收入就那麽一點。工業方麵，那就確實值得引起嚴重注意。”
如何才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說：“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鐵路運輸的問題不解決，生產部署統統打亂，整個計劃都會落空。”
鐵路交通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鄧小平當年之所以選擇鐵路作為全麵整頓的突破口，除了當時鐵路交通的混亂外，還有經濟學上的道理。
接著鄧小平提出了解決鐵路問題的辦法：加強集中統一，建立必要的規章製度，增強組織紀律性，反對派性。“現在鬧派性已經嚴重地妨礙我們的大局。要把這個問題擺到全體職工麵前，要講清楚這些大是大非問題。”
“對於當前存在的問題，要有明確的政策。要從大局出發，解決問題不能拖。”鄧小平以反問的方式結束了他的講話：“拖到哪一年呢？搞社會主義怎麽能等呢？”
鄧小平的這篇講話，像陣陣春雷，使與會者思想上受到極大震動。
1975年春天，中國大地上一場圍剿派性、全麵整頓的戰鬥打響了。
“四人幫”冷不丁地舉起了“反經驗主義”的“砍刀”，在政治局內動員反周恩來。鄧小平請教毛澤東。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嚴厲警告“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
就在鄧小平進行整頓的同時，“四人幫”也不甘心他們的慘敗。他們仍在尋找各種機會，伺機反撲，3月，他們冷不丁地舉起了“反經驗主義”的“砍刀”。
3月1日，張春橋以總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會議上，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名義，提出要批判“經驗主義”。
1974年12月，周恩來和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時，臨離開長沙的前一天，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作了一次長談，除商量人事安排外，還有一個內容就是談學習理論問題。毛澤東說：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回北京後，周恩來整理了談話要點在政治局傳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75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此後，全國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
然而，張春橋在講話中卻別有用心地扯出了個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他說：1959年，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據我看，主席的話現在仍然有效。全國解放以後，也批了教條主義，對經驗主義沒有注意批過。現在要警惕經驗主義的危險，要把反經驗主義“當作綱”。張春橋在講話中還露骨地指責周恩來1972年對極左思潮的批判是“跟著劉少奇那條路線走”，影射四屆人大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也有可能“會重複斯大林的錯誤”，“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同一天，姚文元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也別有用心地引用毛澤東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的話，強調“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並謊稱“這十幾年來，主席多次重複了這個意見。”
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張春橋、姚文元這樣“步調一致”地批判“經驗主義”，是有預謀的。這把反“經驗主義”的“砍刀”，是砍向周恩來，是砍向鄧小平主持下的全麵整頓及一大批有領導經驗的老幹部。他們叫囂：這些老家夥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一套老經驗辦事，抓規章製度，抓生產，是搞修正主義，是走資派。
在40年代初期延安整風時，周恩來曾被批評為“犯經驗主義錯誤”的代表，是所謂“經驗派”。為此，周恩來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曾作過多次自我批評。
江青一夥對此是非常清楚的。他們在這個時候，翻騰出曆史舊賬，並大肆渲染毛澤東1959年講過的“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話，用心甚為險惡。
從3月到4月，“四人幫”利用他們操縱的輿論工具，接連發表宣揚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報道和文章，掀起一股反“經驗主義”的惡浪。
3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好》的社論，稱：“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助手。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人……很容易跟著修正主義路線走。”
張春橋在《紅旗》雜誌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拋出了一個頗具煽動性的口號：“打‘土圍子’”。文章把反對他們極左做法的老幹部比作民主革命時期躲在“土圍子”裏的敵人，稱：“現在資產階級的土圍子還很多，打掉一個還會長出一個”，要全部打掉，對他們實行全麵專政。張春橋還在一份文件中寫道：“這些年來，我們學習馬列的狀況，有所進步，但是，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一點並沒有改變。”
《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極盡影射之能事，矛頭直指周恩來，說：“恰恰是這些同誌，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成了王明教條主義的合作者”。抗日戰爭時期在長江局工作時，周恩來和王明曾經是同事。
江青等人還抓住一切機會，利用各種渠道，宣揚“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
4月4日，江青對遲群說：“黨現在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這個問題進城以後多次提過，在全黨沒有引起應有的警惕。現在我們應該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性，擦亮眼睛，要認識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
江青要求遲群把她的這些話向新華印刷廠傳達。新華印刷廠是她當時抓的典型單位之一。
第二天，江青又別有用心地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校大批判組（筆名“梁效”）講了她的這番話，要他們大肆宣傳。
江青、王洪文還分別找一些政治局委員談話，危言聳聽地宣傳“經驗主義是當前的大敵。我們黨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並到處送發他們授意下寫出的上海第一機床廠批經驗主義的十條表現等材料。
4月中旬，江青把反“經驗主義”的問題正式提到政治局會議，說政治局應當討論，要“交鋒”。
一時間，反“經驗主義”的惡浪甚囂塵上。
江青一夥大肆宣揚反“經驗主義”之時，正是周恩來病重之際。自從2月4日做過第二次大手術以來，周恩來的病情一直不太穩定，幾乎每天都便血。3月間，醫生在對他進行檢查時，又發現大腸內接近肝部有一個核桃大的腫瘤。3月26日，周恩來做了住院以來的第三次大手術，切除了新發現的大腸內的腫瘤。
一位當時參加治療的醫生描述了周恩來被病痛折磨的情景：“周總理當時的病情比外界猜測的要嚴重得多。值班時，看到總理因癌症的劇烈疼痛頭冒虛汗、緊皺眉頭的情形，我們心如刀絞。休息時，一閉上眼睛，周總理被疾病折磨得憔悴的麵容就浮現在腦海裏。我們醫療組的許多同誌平時都要靠安眠藥才能睡覺。”
然而，病重的折磨阻隔不斷周恩來對鄧小平領導的全麵整頓的牽掛，外麵所發生的風風雨雨他都一清二楚。據周恩來的工作台曆記載，這期間，周恩來頻頻找鄧小平單獨談話，商討對策，並鼓勵鄧小平大膽地幹。
周恩來還幾次同王海容、唐聞生談話，要他們向毛澤東反映情況。王、唐二人因為常常陪同外賓見毛澤東，毛澤東對她們比較信任。
周恩來以羸弱之軀，再次給鄧小平以鼓勵和支持。
鄧小平的心裏也非常清楚江青一夥大肆宣揚反“經驗主義”的企圖何在。在江青、王洪文分別找一些政治局委員談“經驗主義是當前的大敵”時，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在政治局內一個一個動員反總理。當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政治局要討論反“經驗主義”時，鄧小平堅決抵製。
此事應當向毛澤東報告。鄧小平在等待這樣的機會。
機會來了。4月中旬，連續9個月在外地的毛澤東回到了北京，準備同來訪的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席金日成會麵。多年來，毛澤東與金日成之間有著特殊的友誼和交往。
4月18日，鄧小平陪同金日成去見毛澤東。鄧小平是當時陪同會見的唯一的中國領導人。
毛澤東和金日成的談話內容相當廣泛，氣氛歡快而輕鬆。
談話快結束時，毛澤東告訴金日成：我們Premier（總理）有病，一年裏開過三次刀。一個是膀胱，開過兩次；然後是大腸外麵長了一個東西，又開了刀。
毛澤東晚年一直在堅持學英語。談話中，常常脫口而出一些英語單詞。
金日成說：鄧小平副主席講過這個事。
毛澤東歎了一口氣，感慨地說：董必武同誌去世了。總理生病，我也生病，康生同誌也害病，劉伯承同誌也害病。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們了。你們好一些。
金日成說：謝謝。祝你保持健康，保持好的身體！
毛澤東說：我能想，能吃飯，能睡覺，這三個好。
金日成說：這也是很重要的，因為你的存在對中國人民、朝鮮人民、亞洲人民、世界人民、第三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長壽對我們是很寶貴的事。
毛澤東擺了擺手：不行了。
金日成問：為什麽不行？
毛澤東說：上帝請我喝燒酒。
毛澤東的幽默引起一陣大笑。
金日成說：還早呢！
毛澤東大笑：還早啊？你叫我不去啊？
金日成說：我們不希望你去。
話題又轉到鄧小平身上。
毛澤東指了指鄧小平，對金日成說：我不談政治，由他來跟你談。此人叫鄧小平。
金日成說：我們早就認識了，他做過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誌了。
毛澤東說：他會打仗。
金日成接話說：不但會打仗，而且會做政治工作，進行思想鬥爭。
毛澤東補充說：還會反修正主義。
金日成說：是啊，我們很清楚他。我和鄧副主席十年沒見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金日成多次訪華，但那時鄧小平“靠邊站”了，自然沒能參加會見。
毛澤東解釋說：紅衛兵整他，現在無事了。那個時候打倒了好幾年，現在又起來了。
金日成說：很好，我們歡迎！
毛澤東說：我們要他。
毛澤東與金日成關於鄧小平的對話，再一次反映出他對鄧小平的器重。
那天，毛澤東心情愉快。會見結束送走金日成後，鄧小平向毛澤東請教。他匯報了張春橋、江青等人自3月以來片麵強調“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所作所為，並明確表示不同意“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毛澤東表示同意鄧小平的看法。
鄧小平的匯報真是太及時了。
兩天之後，姚文元把他指使新華社寫的《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送到了毛澤東的案頭。這份報告的著眼點在於強調“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自覺克服經驗主義”。
毛澤東從鄧小平的匯報中已得知“四人幫”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搞反“經驗主義”的經過和企圖。23日，毛澤東提筆在姚文元送來的請示報告上寫下了一段批語：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寫到這裏，毛澤東略有所思，稍稍停頓了一下，接下來又有針對性地寫下了這樣幾句話：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
為盼。
這幾句話明顯是批評江青等人的。而且還要求政治局開會討論。
江青一夥嚴密封鎖毛澤東的批示。當時新華社幹部聽說毛澤東有批示，要求傳達。姚文元不準，但又找不到理由，因為毛澤東的批示是寫在新華社的請示報告上的。於是他和王洪文合謀，要新華社給王洪文寫報告“請示”。王洪文批示“暫不傳達”。姚文元也跟著批：“同意暫不傳達。”
“四人幫”可以對下封鎖，但對政治局是封鎖不了的。
4月27日，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毛澤東4月23日批示。
會上，鄧小平、葉劍英等在發言中嚴辭批評江青、張春橋等人大張旗鼓反經驗主義的錯誤做法，並對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以個人名義到處送材料和進行“四人幫”宗派活動等問題提出尖銳質問。
由於有毛澤東的批示，江青在會上不得不作言不由衷的“檢討”。
周恩來雖然沒有參加這次政治局會議，但他對會議情況非常關心。4月29日、30日，他先後找鄧小平、華國鋒、吳德、陳錫聯、王洪文等談話，了解27日政治局會議的詳細情況。
周恩來深知江青的本性，雖然作了“檢討”，但事情並沒有結束。5月1日下午，周恩來與王海容、唐聞生長談，並要秘書將《人民日報》刊登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時所加按語、3月21日社論和其他刊登反經驗主義文章的報刊找出送閱。
周恩來在作與江青一夥進一步鬥爭的準備。
果不出周恩來所料，江青等人雖然表麵上在會上作了“檢討”，但會後他們就開始反攻了。
他們推王洪文出麵，借匯報政治局會議情況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誣告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總是把形勢說得漆黑一團，支持、縱容社會上最凶的謠言；說葉劍英、鄧小平想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的問題都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聯係在一起。王洪文還在信中說：“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翻前年12月會議的案。”王洪文還要求麵見毛澤東。
江青也打電話給毛澤東處，要秘書轉告毛澤東：4月27日政治局會議是在對他們搞圍攻，是1970年廬山會議的再現。江青也要求麵見毛澤東。
毛澤東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說：“不見，要見請大家一起來。”
鬥爭的複雜性和尖銳性促使毛澤東必須親自當著政治局委員的麵，表明他的態度。否則，事態難以平息。
5月3日深夜，毛澤東把十幾名政治局委員召集到中南海他的住處。周恩來抱病出席了這次會議。
會議開始前，毛澤東同到會的政治局委員一一握手問候，言談中依然保持他慣有的機智和幽默。
毛澤東問周恩來：怎麽樣？還好嗎？
周恩來回答說：開了三刀，消化還可以，前天向主席問候了。
毛澤東在同陳永貴握手時說：不要住在釣魚台，那裏沒有魚釣，你和吳桂賢都搬出來。
釣魚台是江青、王洪文等人的住地，毛澤東叫陳永貴不要住在釣魚台是叫他遠離江青他們。
在同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握手時說：管海軍靠你呀，海軍要搞好，使敵人怕。我們海軍隻有這麽大。
毛澤東一邊說，一邊伸出一個小指頭比劃著。
在同謝靜宜握手時說：你當了大官了，要謹慎呀。搞不好，就卷鋪蓋。
會議開始後，毛澤東開門見山，直奔主題，提出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他先作自我批評：
“多久不見了。有一個問題，我與你們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個別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應為姚文元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引者注），我沒有看出來。隻聽了一遍，我是沒有看，我也不能看書，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新華社的文件（指姚文元報送的新華社《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引者注），文元給我看了。還有上海機床廠的十條經驗，都說了經驗主義，一個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也沒有說教條主義。”
毛澤東強調要安定團結。他說：
“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麽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我說的是安定團結。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又要批評資產階級法權，不能過急。你們誰要過急就要摔下來。”（打手勢）
毛澤東在談話中幾次對江青等人的所作所為提出了批評：
“現在我們的一部分同誌犯了錯誤要批評。三箭齊發，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批林批孔都要這些人來幹，沒有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
“你們隻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統治了四年之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讚成的就要打。”
“不要分裂，要團結。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為什麽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曆來不好。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廬山會議反對林彪是對的。”
“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有一些，不多……不作自我批評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麽材料的。”
“這次還是三條，要馬列不要修正，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就是不要搞宗派主義。”“有的同誌不信這三條，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都講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
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政治局會議。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中，毛澤東當著政治局委員的麵，對“四人幫”的批評是非常嚴厲和尖銳的。但是，毛澤東沒有從根本上批判“四人幫”的錯誤，客觀地說，還是批中有保。在毛澤東看來，江青等人至少在開展文化大革命和批判劉少奇方麵還是有功的。因此，毛澤東也並不是想打倒“四人幫”。就像他後來所說的那樣，對鄧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評江青也是這樣。”毛澤東這次嚴厲批評江青，良苦用心是想讓大家在認同堅持馬列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進黨內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內部的安定團結。因此，在嚴厲的批評之後，毛澤東又說了這麽一段話：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可恨江青等人不領毛澤東的情，相反卻利用毛澤東對他們的這種心理，屢教不改，一次又一次地跳出來鬧騰。這也就是為什麽在毛澤東多次的嚴厲批評之後，他們還敢我行我素、頻頻挑起事端的原因。
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結束時，毛澤東與政治局委員一一握別。
與周恩來握別時，毛澤東又說：“還是三句話。”
周恩來點了點頭：“我們一定照主席的指示辦。”
與王洪文握手時，毛澤東再次告誡：“你不要……”
毛澤東一邊說，一邊用手掌做了個翻過來翻過去的手勢。
這一切，都隱含著這位83歲的偉人對中國政局“後事”的期望和擔憂。
周恩來寫信揭露張春橋。張春橋說：“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周恩來以事實反駁：“如果仍不確切，請你以同誌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寫。”
毛澤東再一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四人幫”，這對周恩來、鄧小平等遏製江青等人的囂張氣焰，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5月3日政治局會議後，重病中的周恩來為貫徹落實毛澤東5月3日講話和4月23日批示連續召開會議，起草文件，不動聲色地同“四人幫”展開鬥爭。
5月4日上午，鄧小平第一個來到305醫院同周恩來單獨長談，就貫徹落實毛澤東5月3日講話交換意見。接著，王海容、唐聞生又來談了很久。
當天晚上，周恩來提議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在政治局範圍內討論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的問題。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恩來抱病主持，出席會議的有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由於5月3日會上有些事還沒聽得很清楚，於是常委會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核對毛澤東的講話記錄。
關於毛澤東4月23日對姚文元報送的新華社請示報告的批示要不要專門發文件下達的問題，王洪文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紅旗》第五期發表了文章，批示可以不下達。
《紅旗》第五期刊登的文章題為《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署名田春。文中指出：“我們在反對修正主義的時候，包括克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這兩種錯誤傾向。”
周恩來認為，單由《紅旗》雜誌發表文章還是不夠的，應當由中央發一文件，從正麵闡述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及在中國如何限製資產階級法權、逐步縮小三大差別等政策問題，以利於學習和實踐。會議同意周恩來的看法，並決定由周恩來起草這份文件。
會後，周恩來著手起草這份文件，題為《關於學習毛澤東理論問題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等問題的意見稿》。這份意見稿多處駁斥了江青等反對所謂“經驗主義”的言論，主要內容是：
（一）結合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內容，談了對“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認為在學習過程中需“在一定時期有針對性加以宣傳”，“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說清楚”。周恩來在意見稿中還寫道：在過去一個多月裏，有些報告、報刊社論、文章、新聞報道、內部清樣中，隻“強調反修正主義的一項經驗主義，放過另一項教條主義，有些地方甚至連反修正主義主題都不提了，這不能不是一個錯誤。報紙全國轉載，清樣有時轉至各地，軍隊報告下發至下層，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區、部隊和一部分機關、學校的爭論，弄得爭論不休，或者年老幹部又不敢負責工作。因為有文章上說，資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經驗主義包袱的。這就刺激成百萬的人，對於教育他們不利”。“在上述情況下，單由《紅旗》第五期發表田春一篇文章，有《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轉載，恐還不夠”，為此，“由中央發一個從理論到政策的文件”。
（二）對於毛澤東指出的江青等人的“錯誤”，意見稿表示“擁護主席意見”，“有錯誤的，要有自我批評”。此外，“同意小平同誌意見”，“願自我批評的就說，說多少都可以，不說也可以，不要強人所難”。
（三）關於中央政治局內部的工作程序問題，周恩來在意見稿中強調：“必須遵守九大、十大方針路線，‘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團結為好”。“凡議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談一談。各單位擬好文件的，除外交、國防事急需立即傳閱送批外，其他總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閱待議。政治局同誌有意見（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討論的，請先向主持人在兩三天前提出。個人除自己管轄的單位外，其他需下達的事，必須經過政治局常委會或主管部門同意後以機關名義下達下送文件。個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氣來信和通電”。
意見稿還指出：對經濟建設，“不能再耽誤了”。
這份意見稿，除了批評江青等人反對所謂“經驗主義”的錯誤言論和做法外，實際上還對“四人幫”常常背著中央政治局到處發號施令、搞小動作的陰謀手法提出批評。
為起草這份意見稿，周恩來查閱了許多材料，花了兩天的功夫。這對一個忍受癌症晚期劇痛折磨的老人來說，很不容易。這期間，周恩來對身邊的醫務人員說：“你們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隨時如實告訴我，因為我還有許多工作，要作個交代。”“我估計還有半年。”
5月8日，周恩來抱病再次在人大會堂主持有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會議，繼續研究中央政治局討論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事。
中央政治局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實際上就是政治局要開會批評“四人幫”。對此，“四人幫”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們便采取竭力拖延的策略。本來，5月3日會議毛澤東批評江青後，由於周恩來重病在身，決定由王洪文負責召集政治局會議討論。但王洪文卻一再推托，拖著不開。
由於“四人幫”的有意拖延，批評“四人幫”的政治局會議沒能趁熱打鐵立即召開。鄧小平5月12日又將啟程前往法國訪問。因此，5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會商定，等鄧小平訪問法國回來之後再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會議還確定由王洪文向政治局委員通知這一議定。
然而，王洪文直到5月13日才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通知這件事，中間拖延了整整5天。
5月14日，在醫院的周恩來不顧連日頭痛，打電話給王洪文詢問政治局會議通知情況，並寫信給毛澤東檢討：“對主席這樣重視的會議和指示，我們處理這樣遲緩，報告又這樣不及時，責任完全在我。”
其實，這完全不是周恩來的責任。
5月17日，完成對法國訪問的鄧小平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的鄧小平顧不上休息，就來到305醫院，同周恩來談了整整一個小時。
鄧小平還為他留法勤工儉學時的“兄長”周恩來帶回了一件“禮物”—他們當年在法國常吃的法式月牙麵包。
歲月匆匆，睹物思情。憶往昔崢嶸歲月，兩位老戰友心潮澎湃，思緒萬千。
在同鄧小平談話後，周恩來又先後同葉劍英、李先念、吳德等政治局委員談話。
批評“四人幫”的政治局會議召開在即，如何開好這次會議，周恩來費了一番心思。
周恩來和毛澤東商定，改由鄧小平來主持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同意。
還有，讓政治局委員明白真相，也是開好這次政治局會議的重要前提。
本來，周恩來曾要王洪文在召集政治局委員開會通知等鄧小平訪問法國回來之後再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等事項時，向政治局委員通報姚文元、張春橋等提出反經驗主義的經過。但周恩來不放心，擔心王洪文會大打折扣。
於是，5月21日，周恩來還強撐病體，就5月4日、8日兩次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情況寫信給全體政治局委員，就前一時期反“經驗主義”的問題提出的經過作出詳細說明。信的抬頭是“洪文同誌閱後請轉政治局同誌和參加會議同誌閱”。信中先是敘述了“5月3日政治局同誌麵聽主席指示後，我提議政治局常委5人先談一談，弄清當時沒聽清楚的問題和如何傳達主席4月23日指示的問題”和5月4日、8日兩晚政治局常委會議情況，然後著重談了要弄清楚的問題，也就是反“經驗主義”提出經過的主要事實。信中寫道：
關於弄清當時沒聽清楚的問題，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1959年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時，提到“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是在文元同誌文章中，不在春橋同誌文章中，三月份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兩篇社論，也是根據文元同誌文章引用的。小平同誌也說，他向主席請教的是指春橋同誌在總政3月1日召開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在各大軍區政治部向總政反映討論情況的三四月份電報中也可看出。當時，春橋同誌說，在批林整風時，他就認為從1959年以後批經驗主義不夠，所以與我商量又將主席批印的《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小辭典》選輯重印一批發出。我們認為當時問題已弄清楚，就不要忙於向主席反映。現在政治局既開正式會議討論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請洪文同誌在會議上說明，現在補報如上。
如大家同意，亦請將此報告轉呈主席一閱。
周恩來的這封信道出了三四月份大搞所謂反“經驗主義”，源頭就是姚文元的文章、張春橋的講話這一事實經過，同時也點明了即將召開的批評“四人幫”的政治局會議的主題。
5月22日，王洪文在周恩來的信上批道：請劍英、小平、春橋、江青、文元、先念、錫聯、登奎、國鋒、吳德、振華、誌福、桂賢、海容、靜宜、聞生同誌閱。後麵三人並非政治局委員，但參加政治局會議。
鄧小平閱後在“小平同誌也說，他向主席請教的是指的春橋同誌在總政3月1日召開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句話旁加注說明：“當時還提到江青同誌在政治局會議正式提出了這個問題。”鄧小平加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明江青也是反“經驗主義”的積極分子。
張春橋閱後寫下了這樣的批語：“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但我不反對報主席。”
江青的批語是：“許多情況不了解。”
姚文元的批語是：“常委會討論情況我不了解。如還討論了別的問題，建議也說明一下。”
傳閱完後，至於是否報毛澤東閱，王洪文又把球踢回給周恩來：“送總理閱，是否呈主席請總理定。”
很顯然，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態度很不端正，對他們的錯誤百般推托、逃避。
周恩來是25日早上收到王洪文退回的信件的。本應立即對張春橋的批語作出回應，無奈這兩天恰逢周恩來病痛難忍，執筆困難。
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要召開批評“四人幫”的會議。這天早上5點多一點，周恩來強忍劇痛，提筆給張春橋寫了一封長信，駁複張春橋在批語中所說的“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的說法。
周恩來在信中寫道：
春橋同誌：
我在5月25日晨收到洪文同誌退回我的報告，要我決定是否呈主席。
在你的注語中，說我信中有些話不確切。我因頭上皮下神經皰疹未好，腳上皮下毛血管麻痛未止，故晚了兩天才將當時認為較確切的語言寫出，請你審閱。
當時，你說，由於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時，主席建議印讀兩本書，都在半年讀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些組織和同誌還讀得多些和較好些，而《哲學小辭典》三版選輯，卻很少有人讀，幾乎沒有什麽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就說：我們過去批判了教條主義，但是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而後，劉、林反黨集團實施陰謀詭計，經驗主義者就常常上當，所以你在批林整風時就提出將主席批印《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再印一批發出。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才會防止變修正主義，如果不把資產階級法權加以闡明和限製，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的書，還要你寫文章。因此，你聯係到十多年的思想，經驗主義者由於不多讀書，難於總結經驗，易於上反黨集團的當，甚至陷進去，故你在3月1日總政召開的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片麵地強調經驗主義的危險，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總政來電反映討論情況，也可看出。
我這段回憶的文字，不知是否較為確切。如果仍不確切，請你以同誌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寫，我決不會介意，因為我們是遵守主席實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導的。
在周恩來列舉的確鑿的事實麵前，張春橋想抵賴也不行了，隻好寫上：“不改了。”
接到張春橋的退件後，周恩來立即將5月21日給政治局委員的信報送毛澤東。
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這裏見證了太多的曆史上的重大時刻，許多重要的會議、重要的活動都是在這裏發生。
5月27日，經毛澤東批準，由鄧小平在這裏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這時，距離毛澤東5月3日批評“四人幫”的講話已經24天了。
會上，鄧小平作長篇的中心發言。
鄧小平說：主席3號這篇講話很長，內容對於我們黨非常重要，主要是對政治局講的。政治局是黨的核心。主席提到很多原則，首先是告誡政治局同誌要“安定團結”，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同誌要“安定團結”、“三要三不要”。隻有這樣，才能做出榜樣，領導全黨。主席再三講“三要三不要”，聯係講到宗派主義、“四人幫”。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是告誡、幫助我們。主席問政治局討論的結果。討論，無非是讚成不讚成，理解得深一點還是淺一點。需要好好討論。
針對江青、王洪文等對4月27日政治局會議的無端指責，鄧小平進行了有力批駁。他說：主席4月23日批示，27日政治局討論。到會同誌都講了話。有同誌說，那次會上的話講過了頭；有同誌說是“突然襲擊”、“圍攻”。27日的會，百分之四十也沒有講到。有沒有百分之二十也難講。談不上“突然襲擊”，談不上“過頭”。無非是講了曆史上的路線鬥爭，有的來自經驗主義，有的來自教條主義。我沒有主席講得那麽清楚。曆來都提反對修正主義，說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是否改變九大、十大的提法？這樣提出問題，沒有什麽過。對照主席的話，看得太淺。
鄧小平繼續窮追猛打，尖銳地指出：這裏有三件事需要講清楚：批評周（恩來）、葉（劍英），當時鑽出一個十一次路線鬥爭，這不是主席的，後來主席糾正了。批林批孔，又鑽出個走後門，提到對馬列背叛的高度，當眾點很多人的名。學理論，是反修防修，又鑽出一個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來勢相當猛，別的事不那麽雷厲風行，這件事雷厲風行。主席提三個問題，鑽出三件事。倒是要問一問，為什麽？話要講清楚，不講明白，沒有好處。
鄧小平的話言簡意賅，擊中要害。在一旁的“四人幫”臉上火辣辣的。
鄧小平接著說：這次，主席要我們政治局討論“三要三不要”。主席的三條是總括曆史經驗。搞小圈子，曆來不好。學理論，安定團結，把經濟搞上去，貫徹三項指示，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幫”，值得警惕。在不在“四人幫”，都要警惕。政治局有責任把主席的優良傳統貫徹下去。
鄧小平發言後，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等相繼發言，批評“四人幫”的宗派活動。
李先念說：4月27日會議，我認為沒有過分，沒有越軌。主席幾次批評不要搞“四人幫”，他們還要搞。
6月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再次主持政治局會議，繼續批評“四人幫”。
會上，葉劍英就鄧小平5月27日講話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長篇發言。他強調政治局要嚴守紀律，批評江青等人幾乎所有重大問題都不請示報告。他說：提出十一次路線鬥爭，事先未請示；批走後門，也是事先未請示；批經驗主義，又是主席糾正。都是事先不請示，事後來糾正。為什麽不請示？使主席有感覺？你們這樣做，是對主席的最大幹擾。
政治局多數同誌對“四人幫”都提出了批評。在這種情況下，江青等人雖然不承認有“四人幫”，但不得不作自我批評。據會後王洪文寫給毛澤東的報告說：“會上，春橋、文元同誌對於在講話、文章中提出反對經驗主義有片麵性問題，作了自我批評。江青同誌除了在4月27日會議上對批判經驗主義問題上承擔了責任、作了些自我批評外，這次會議上也談了一下‘四人幫’的曆史關係和工作上的關係。會後電話告訴我，她還要給主席寫書麵的自我批評。我在這次會議上對於在批林批孔、讚成批‘走後門’、兩次大會沒有向主席報告，對讚成‘批判經驗主義’問題、‘四人幫’、‘不抓大事’問題上作了些自我批評。這次會議總的來說，開得一般。就我個人看，會議上對於四位同誌（包括我）的自我批評是不滿意的。”
從王洪文的這份報告中可見，他們的許多事情並沒有向毛澤東報告，政治局多數人對他們的“自我批評”並不滿意。
周恩來在醫院沒有參加這兩次政治局會議，但他非常關注這場鬥爭。5月27日政治局會議開過後，他同第一個來醫院看他的鄧小平長談了三個小時，了解會議情況。此後，他又先後同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王洪文、蘇振華等談話，了解會議情況。
6月7日晚上，周恩來會見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和他的夫人一行。談話中，周恩來說：現在會談、宴會，都由鄧小平副總理負責了，給我提供了休息的機會。請你們原諒，我是在病中。我本應該舉行一個家宴，請你們全家，請我們的老朋友羅慕洛（菲律賓外交部長）先生吃頓飯的。但現在沒有可能了。
在同馬科斯一行談話後，周恩來不顧疲勞，和鄧小平一起把王海容、唐聞生留下來長談。周恩來要王、唐二人向毛澤東報告江青、王洪文等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情況。
同一天，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馬科斯後，也當麵向毛澤東匯報了政治局會議的情況。
毛澤東稱讚說：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
鄧小平說：最後他們否認有“四人幫”。
毛澤東說：他們幾個過去有功勞，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你、反葉帥。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轉了。
毛澤東還勉勵鄧小平：沒有問題，把工作幹起來。
鄧小平表示：這方麵我還有決心就是了。
6月28日，迫於壓力的江青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寫了一份書麵檢討。江青在檢討中檢查了自己一年多來“所犯的錯誤”，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齊發”、“個人自作主張送材料”、講“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等，說：“我對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誌們，更對不起小平同誌。”“我在4月27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經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誌們的批評、幫助，思想觸動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時轉不過來。”江青在檢討中還承認了“四人幫”的問題：“當我認識四人幫是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什麽主席從去年講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負主要責任，連累了他們三位同誌受批評，是很對不起他們。以上的錯誤是嚴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團結和三要三不要方針的。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個人主義、主觀主義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謹慎、不謙虛。”
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江青第一次向黨中央寫出書麵檢討，承認錯誤。
兩天後，周恩來將江青的書麵檢討批給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傳閱，表示歡迎這一檢討，並指出：“今後政治局同誌凡遇大事都要經過組織討論，事先請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執行，認真深入學習，聯係中國實際，在實踐中多聽同誌們的意見，堅決改正常犯的錯誤，政治局的團結就會搞得更好。”
周恩來還建議將江青的檢討送毛澤東閱。
鄧小平、葉劍英看了江青的檢討後都表示：“同意總理的建議。”
圍繞反“經驗主義”的這場鬥爭，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取得了重大勝利。“四人幫”的驕橫氣焰暫時有所收斂，異常沮喪的江青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露麵，王洪文被下派到浙江、上海幫助工作，從此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了。
從7月初開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持。
“四人幫”借評《水滸》誣陷周恩來、鄧小平是“投降派”，把一批土豪劣紳弄進了國務院，架空毛主席。周恩來憤然反擊：他們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過分了！“小平同誌，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周恩來拚盡他生命的全部氣力給戰友以最後的支持。
1975年的夏季，是文化大革命中廣大幹部和群眾揚眉吐氣的季節。
中央開會批評“四人幫”的消息不脛而走，群情振奮。
掌握重權的鄧小平抓住時機，雷厲風行，領導整頓向全麵和縱深發展。
共和國這艘巨輪開始駛離淺灘，揚帆遠航。
這段時間，周恩來同鄧小平的見麵談話更加頻繁，每隔幾天就要見一次麵。據周恩來衛士記錄的《首長活動日記》記載，單在1975年7、8、9這三個月裏，他們在一起的談話就有12次，幾乎每周一次。鄧小平是周恩來在醫院裏會見次數最多的中央領導人。
對於鄧小平全麵整頓所取得的成效，周恩來從心底裏感到由衷的欣慰。這種欣慰，時不時地在他同外賓的談話中毫不掩飾地流露出來。
在同西哈努克親王和賓努親王的會見中，周恩來熱情地讚揚鄧小平給在場的人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當時參加會見的柬埔寨團結政府大臣秀蒲拉西後來回憶說：周恩來總理稱讚鄧小平副總理，並說有鄧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
在會見維爾德茨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自知已經收到馬克思的“請帖”的周恩來充滿信心地對客人說：我現在病中，已經不能再工作了。鄧小平同誌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同誌很有才能，你們完全可以相信。他將會繼續執行我黨的內外方針。
然而，1975年的中國政治形勢就像夏季的天，極不穩定，說變就變，太讓人難以把握了。
政治經驗豐富的周恩來此時恐怕也想不到幾個月後鄧小平會再一次被打倒。
8月14日，酷愛讀書、把讀書當作工作之餘的一種調節的毛澤東，在聽北京大學古典文學教員蘆荻給他讀中國古典小說《水滸》時，應蘆荻的提問，發表了對《水滸》的一段評論。他說：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麵。
這是毛澤東對《水滸》的一貫看法，是他對《水滸》思想內容的一種發掘。1973年12月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也表示過這樣的看法。
蘆荻將毛澤東的談話整理後送毛澤東審定。機要秘書當天便將毛澤東的談話下發給了宣傳口。分管宣傳的姚文元最先得到了毛澤東的談話。
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而沉寂了幾個月的“四人幫”得知毛澤東的這番談話後，大為振奮。他們對政治局的批評和鄧小平的全麵整頓始終懷恨在心，隻是懾於毛澤東的批評不敢太張狂。但不時放出點冷言冷語，說鄧小平的兩次講話是“複辟”，說是劉少奇的班底又起來了。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使他們發現這是一次“借題”向周恩來、鄧小平等發起攻擊的好機會。
8月14日，在看到毛澤東的談話不到三小時的姚文元迫不及待地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它“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麵教材’的作用”。“從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評論的需要看，開展對《水滸》的討論和評論，批判《水滸》研究中的階級鬥爭調和論的觀點，也是很需要的，對於反修防修，是有積極意義的。”姚文元還采用偷換概念的卑劣手法，把毛澤東談話中的“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篡改成“宋江排斥晁蓋是為了投降的需要”，並提出：把毛澤東的談話連同自己的這封信印發政治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大批判組謝靜宜和上海市委寫作組，由《紅旗》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就此事訂一個規劃。
姚文元的目的就是要把毛澤東本來是關於文藝問題的談話，引導到全國範圍內的一場政治鬥爭。
8月15日，姚文元把毛澤東的談話和他自己的信送給《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和上海市委寫作組、北京大批判組的親信，要他們加緊炮製黑文。
按照“四人幫”的部署，《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相繼發表評《水滸》批投降主義的文章。
8月23日，《光明日報》發表《&；lt；水滸&；gt；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麵教材》；
8月28日，《紅旗》雜誌刊登經姚文元修改的短評《重視對&；lt；水滸&；gt；的評論》；
8月31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短評，並發表“四人幫”控製下的寫作班子炮製的長篇文章《評&；lt；水滸&；gt；》；
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對&；lt；水滸&；gt；的評論》；
9月12日，《文匯報》發表文章《看宋江投降派的卑劣嘴臉》。
這些文章指桑罵槐，牽強比附，極盡影射之能事，強調評論《水滸》要聯係現實，批現代投降派，鼓吹《水滸》的要害就是“宋江架空晁蓋”，目的就是要把周恩來、鄧小平等一批老一輩革命家打成“現代投降派”，誣陷周恩來、鄧小平架空毛主席。
這樣的用心，從江青等人的談話中也毫不掩飾地露骨地流露出來。
江青在召集文化部的親信於會泳等人開會時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
9月中旬，國務院在山西昔陽縣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討論農業問題，參加會議的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國務院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以及各方麵的代表共3000多人。
9月4日，看了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談話顯得格外地興奮和活躍的江青帶著隨從50多人，還有馬匹和汽車，興衝衝地跑到山西大寨，準備利用這次會議借機發難。
一到大寨，江青就對大寨黨支部書記郭鳳蓮說：“你知道我這次幹什麽來了嗎？我是和鄧小平鬥來了，鄧小平是反對我的。”
9月12日，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前夕，江青在大寨幹部群眾大會上作長篇講話，大談同會議主題毫不相幹的評《水滸》和“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她別有用心地說：
“不要以為評《水滸》隻是一個文藝評論，同誌們，不能那樣講。不是，不單純是文藝評論，也不單純是對曆史，對當代也有現實意義。因為我們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後還會有的，敵人會改頭換麵藏在我們黨內。”
“宋江上了梁山，篡奪了領導權。他怎麽篡奪的領導權呢？同誌們，他是上山以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怎樣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的大地主盧俊義—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計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將軍、武官、文吏，統統弄到梁山去，都占據了領導的崗位。這是他的組織路線。”
“現在我們批《水滸》，就是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蓋、架空晁蓋。他把那些土豪劣紳、武將文吏請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領導崗位統統占領了。”
江青的這些話，其矛頭所指是非常清楚的。林彪事件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使他們重新回到了領導崗位；四屆人大，經過周恩來的全力爭取，一些過去被打倒的老幹部重新進入了國務院的一些重要部門。對此，江青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場合誣蔑國務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紳進了政府”。
9月15日，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到會祝賀，並發表講話。
鄧小平講話的主題是闡述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重申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和全麵整頓。他說：
“這是一次重要性僅次於或相當於1962年七千人大會的會議。為了完成周總理在四屆人大上重申的‘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正視目前落後的現狀，並下大力氣解決農業現代化的問題。”
“現在全國存在各方麵要整頓的問題。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地方整頓又有好多方麵，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是整頓。”
江青對鄧小平的講話很不滿，多次插話打斷鄧小平。
即使這樣，江青還嫌不到位，怕別人不明白。9月17日，她在大寨又召集一百多名新聞界、文藝界的同誌作輔導講話。江青說：
“為什麽主席批示《水滸》？大家考慮考慮。水滸的要害是排斥晁蓋，架空晁蓋，搞投降。批《水滸》，就是要讓大家知道，我們黨內就有投降派。”
“評《水滸》要聯係實際，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啊，我看是有的。”
“四人幫”冷不丁地舉起了“反經驗主義”的“砍刀”，在政治局內動員反周恩來。毛澤東嚴厲警告“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
周恩來寫信揭露張春橋。張春橋說：“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
“小平同誌，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周恩來拚盡他生命的全部氣力給戰友以最後的支持。
四屆人大的召開及其所產生的領導陣容，使飽受了9年內亂之苦的中國人民看到了希望。
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要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再一次為中國人民鼓起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風帆和鬥誌。
更來之不易的是，四屆人大產生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機構，奠定了鄧小平接替周恩來的政治格局。
難產的四屆人大，卻以它最後的、也是在當時情況下所能取得的最大成果，在共和國的曆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975年1、2月份，是周恩來住院以來精神最為愉快的一段時光。
然而，周恩來也非常清楚：事情還遠遠不到萬事大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口號尾音仍像個幽靈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上空遊蕩。
毛澤東雖然一再講要恢複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甚至也支持糾正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左”的錯誤做法，但是在總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仍然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論。
“四人幫”一夥雖然沒能實現他們的“組閣”夢，但是他們畢竟還是掌握著部分黨政軍部門的重要權力，他們不會甘於他們的失敗，還會出來鬧騰。四屆人大結束後不久，對四屆人大組閣結果感到萬分沮喪的江青把王海容、唐聞生叫去，把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罵了一通，並要王、唐二人向毛澤東報告她的看法。
進行了9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以其強烈的慣性向前衝刺。生產生活中的混亂派性、無政府主義依舊肆虐，國民經濟形勢依然危機重重。
1975年的中國政治，乍暖還寒。冷、暖兩股氣流仍在激烈地對峙著。四屆人大開幕式主席台的第一排座次的安排，可謂是1975年中國政治形勢的形象寫照：右邊，坐著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和領導人；左邊，坐著以王洪文、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勢力。
在這乍暖還寒的日子裏，周恩來燃盡他生命的最後餘輝，給予了鄧小平最後的支持和鼓勵。
周恩來說：有些話小平同誌不好講，我來講。1975年春天，中國大地上一場圍剿派性、全麵整頓的戰鬥打響了。
四屆人大產生了12位副總理，其中還有張春橋。盡管鄧小平排在了第一，但如何分工，關係重大。
為此，四屆人大結束後不久，周恩來在醫院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國務院副總理的分工問題。他囑咐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吳慶彤：請小平同誌將副總理的分工列出，有些話小平同誌不好說，我來講。
2月1日，周恩來忍著病痛，到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副總理的分工。參加會議的除了12位副總理外，還有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和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
“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誌主持。”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就開門見山。
“還是總理主持，我協助總理。”鄧小平謙遜地說。
“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了，但我還是會爭取每星期和大家見一次麵。”周恩來停頓了一下，接著提出了副總理分工的方案：“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重要文件。……”
會議還通過了其他副總理的分工：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3位副總理負責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李先念主管財政貿易，紀登奎主管勞動工資和幹部調配，華國鋒主管政法和科學，張春橋主管文化教育，陳錫聯主管國防工業和體育，吳桂賢主管衛生和輕工業，王震主管交通和供銷，餘秋裏主管計劃和工業，穀牧主管建設和工業，孫健主管工業生產。
副總理分工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又召集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會上，周恩來對與會的100多位負責人說：“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決定，我們從今天開始來完成四屆人大後的工作，把國務院組織健全起來。今天是開始。恐怕我也隻能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現在我病了，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誌主持。”
周恩來指了指坐在旁邊的鄧小平，繼續說：“主席指定副總理第一名是小平同誌，主席稱讚小平同誌有能力，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小平同誌現在是黨中央副主席，又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周恩來在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特意把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端出，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來還滿懷期望：“希望新的國務院成立以後，出現新的氣象，爭取今年第四個五年計劃能夠完成而且超額完成。”
會後，也就是2月2日，周恩來寫信將副總理分工方案報毛澤東審批。毛澤東批準了方案。
從此，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代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他沒有辜負周恩來的期望。
1974年，不少地區、部門工業生產沒有完成計劃，鋼鐵、化肥和一些軍工企業也欠賬較多，特別是煤炭生產和鐵路交通問題十分嚴重。由於生產下降，財政收支不平衡，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國家財政出現赤字。
鄧小平被委以重任後，開始大刀闊斧地對各方麵進行整頓。懷仁堂、國務院會議室、人民大會堂，軍隊、鐵路交通、冶金、農業、科技等各個領域，都激蕩著那個言簡意賅的四川口音：
—在各大軍區負責人座談會上，鄧小平說話毫不留情：軍隊要整頓，各方麵都要整頓。搞派性的軍隊非調走不行。所有鬧派性的人一律調走，一個兵都不留，一個幹部都不留。凡是有軍籍的人，團長也好，政委也好，包括省軍區司令員，陷到派性裏麵去的，不管有多少，統統調出來。
—在總參團以上幹部大會上，鄧小平的聲音擲地有聲：1959年林彪主管軍隊起，特別是在他主管的後期，軍隊被搞得相當亂。軍隊的整頓一個是要提高黨性，消除派性；一個是要加強紀律性。
—在聽取鐵道部部長萬裏的匯報時，鄧小平的回答斬釘截鐵：不行，解決鐵路問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堅決的措施，迅速扭轉形勢，改變麵貌。要起草一份解決鐵路問題的文件，寫清楚有關方針政策，文件不要長。
—在修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時鄧小平加寫的文字力透紙背：對於少數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能拖延不決，妨礙大局。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給予處分。
197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在北京召開。會前，鐵道部部長萬裏向鄧小平匯報準備在3月份召開。鄧小平斬釘截鐵：不行，要在2月25日開。
會議議程進行到一半時，鄧小平來到會場，發表了那篇可謂是全麵整頓的振聾發聵的宣言。
鄧小平進入會場時，許多負責同誌伸出手來想跟鄧小平握手。
“今天不拉手了，現在工業情況還不好。等你們把工業搞上去了再拉手。”鄧小平擺了擺手。那些原本想跟鄧小平握手的人麵麵相覷，兩眼怔怔地看著鄧小平，緊接著就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鄧小平走近座位，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把煙點著了，狠狠地抽了一口，又長長地吐出來，開門見山：“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大局是什麽？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講了”，就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這就是大局”。
“毛主席講，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聽說現在有的同誌隻敢抓革命，不敢促生產，說什麽‘抓革命保險，促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
會場靜極了，許多負責人很久沒有聽過這樣酣暢淋漓的痛快話了。
“目前生產的形勢怎麽樣？”鄧小平把煙摁滅了，端起茶杯喝了口茶，繼續說：“農業還比較好一點，但是糧食產量按全國人口平均每人隻有609斤，儲備糧也不多，農民的收入就那麽一點。工業方麵，那就確實值得引起嚴重注意。”
如何才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說：“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鐵路運輸的問題不解決，生產部署統統打亂，整個計劃都會落空。”
鐵路交通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鄧小平當年之所以選擇鐵路作為全麵整頓的突破口，除了當時鐵路交通的混亂外，還有經濟學上的道理。
接著鄧小平提出了解決鐵路問題的辦法：加強集中統一，建立必要的規章製度，增強組織紀律性，反對派性。“現在鬧派性已經嚴重地妨礙我們的大局。要把這個問題擺到全體職工麵前，要講清楚這些大是大非問題。”
“對於當前存在的問題，要有明確的政策。要從大局出發，解決問題不能拖。”鄧小平以反問的方式結束了他的講話：“拖到哪一年呢？搞社會主義怎麽能等呢？”
鄧小平的這篇講話，像陣陣春雷，使與會者思想上受到極大震動。
1975年春天，中國大地上一場圍剿派性、全麵整頓的戰鬥打響了。
“四人幫”冷不丁地舉起了“反經驗主義”的“砍刀”，在政治局內動員反周恩來。鄧小平請教毛澤東。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嚴厲警告“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
就在鄧小平進行整頓的同時，“四人幫”也不甘心他們的慘敗。他們仍在尋找各種機會，伺機反撲，3月，他們冷不丁地舉起了“反經驗主義”的“砍刀”。
3月1日，張春橋以總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會議上，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名義，提出要批判“經驗主義”。
1974年12月，周恩來和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時，臨離開長沙的前一天，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作了一次長談，除商量人事安排外，還有一個內容就是談學習理論問題。毛澤東說：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回北京後，周恩來整理了談話要點在政治局傳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75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此後，全國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
然而，張春橋在講話中卻別有用心地扯出了個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他說：1959年，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據我看，主席的話現在仍然有效。全國解放以後，也批了教條主義，對經驗主義沒有注意批過。現在要警惕經驗主義的危險，要把反經驗主義“當作綱”。張春橋在講話中還露骨地指責周恩來1972年對極左思潮的批判是“跟著劉少奇那條路線走”，影射四屆人大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也有可能“會重複斯大林的錯誤”，“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同一天，姚文元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也別有用心地引用毛澤東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的話，強調“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並謊稱“這十幾年來，主席多次重複了這個意見。”
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張春橋、姚文元這樣“步調一致”地批判“經驗主義”，是有預謀的。這把反“經驗主義”的“砍刀”，是砍向周恩來，是砍向鄧小平主持下的全麵整頓及一大批有領導經驗的老幹部。他們叫囂：這些老家夥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一套老經驗辦事，抓規章製度，抓生產，是搞修正主義，是走資派。
在40年代初期延安整風時，周恩來曾被批評為“犯經驗主義錯誤”的代表，是所謂“經驗派”。為此，周恩來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曾作過多次自我批評。
江青一夥對此是非常清楚的。他們在這個時候，翻騰出曆史舊賬，並大肆渲染毛澤東1959年講過的“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話，用心甚為險惡。
從3月到4月，“四人幫”利用他們操縱的輿論工具，接連發表宣揚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報道和文章，掀起一股反“經驗主義”的惡浪。
3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好》的社論，稱：“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助手。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人……很容易跟著修正主義路線走。”
張春橋在《紅旗》雜誌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拋出了一個頗具煽動性的口號：“打‘土圍子’”。文章把反對他們極左做法的老幹部比作民主革命時期躲在“土圍子”裏的敵人，稱：“現在資產階級的土圍子還很多，打掉一個還會長出一個”，要全部打掉，對他們實行全麵專政。張春橋還在一份文件中寫道：“這些年來，我們學習馬列的狀況，有所進步，但是，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一點並沒有改變。”
《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極盡影射之能事，矛頭直指周恩來，說：“恰恰是這些同誌，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成了王明教條主義的合作者”。抗日戰爭時期在長江局工作時，周恩來和王明曾經是同事。
江青等人還抓住一切機會，利用各種渠道，宣揚“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
4月4日，江青對遲群說：“黨現在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這個問題進城以後多次提過，在全黨沒有引起應有的警惕。現在我們應該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性，擦亮眼睛，要認識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
江青要求遲群把她的這些話向新華印刷廠傳達。新華印刷廠是她當時抓的典型單位之一。
第二天，江青又別有用心地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校大批判組（筆名“梁效”）講了她的這番話，要他們大肆宣傳。
江青、王洪文還分別找一些政治局委員談話，危言聳聽地宣傳“經驗主義是當前的大敵。我們黨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並到處送發他們授意下寫出的上海第一機床廠批經驗主義的十條表現等材料。
4月中旬，江青把反“經驗主義”的問題正式提到政治局會議，說政治局應當討論，要“交鋒”。
一時間，反“經驗主義”的惡浪甚囂塵上。
江青一夥大肆宣揚反“經驗主義”之時，正是周恩來病重之際。自從2月4日做過第二次大手術以來，周恩來的病情一直不太穩定，幾乎每天都便血。3月間，醫生在對他進行檢查時，又發現大腸內接近肝部有一個核桃大的腫瘤。3月26日，周恩來做了住院以來的第三次大手術，切除了新發現的大腸內的腫瘤。
一位當時參加治療的醫生描述了周恩來被病痛折磨的情景：“周總理當時的病情比外界猜測的要嚴重得多。值班時，看到總理因癌症的劇烈疼痛頭冒虛汗、緊皺眉頭的情形，我們心如刀絞。休息時，一閉上眼睛，周總理被疾病折磨得憔悴的麵容就浮現在腦海裏。我們醫療組的許多同誌平時都要靠安眠藥才能睡覺。”
然而，病重的折磨阻隔不斷周恩來對鄧小平領導的全麵整頓的牽掛，外麵所發生的風風雨雨他都一清二楚。據周恩來的工作台曆記載，這期間，周恩來頻頻找鄧小平單獨談話，商討對策，並鼓勵鄧小平大膽地幹。
周恩來還幾次同王海容、唐聞生談話，要他們向毛澤東反映情況。王、唐二人因為常常陪同外賓見毛澤東，毛澤東對她們比較信任。
周恩來以羸弱之軀，再次給鄧小平以鼓勵和支持。
鄧小平的心裏也非常清楚江青一夥大肆宣揚反“經驗主義”的企圖何在。在江青、王洪文分別找一些政治局委員談“經驗主義是當前的大敵”時，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在政治局內一個一個動員反總理。當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政治局要討論反“經驗主義”時，鄧小平堅決抵製。
此事應當向毛澤東報告。鄧小平在等待這樣的機會。
機會來了。4月中旬，連續9個月在外地的毛澤東回到了北京，準備同來訪的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席金日成會麵。多年來，毛澤東與金日成之間有著特殊的友誼和交往。
4月18日，鄧小平陪同金日成去見毛澤東。鄧小平是當時陪同會見的唯一的中國領導人。
毛澤東和金日成的談話內容相當廣泛，氣氛歡快而輕鬆。
談話快結束時，毛澤東告訴金日成：我們Premier（總理）有病，一年裏開過三次刀。一個是膀胱，開過兩次；然後是大腸外麵長了一個東西，又開了刀。
毛澤東晚年一直在堅持學英語。談話中，常常脫口而出一些英語單詞。
金日成說：鄧小平副主席講過這個事。
毛澤東歎了一口氣，感慨地說：董必武同誌去世了。總理生病，我也生病，康生同誌也害病，劉伯承同誌也害病。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們了。你們好一些。
金日成說：謝謝。祝你保持健康，保持好的身體！
毛澤東說：我能想，能吃飯，能睡覺，這三個好。
金日成說：這也是很重要的，因為你的存在對中國人民、朝鮮人民、亞洲人民、世界人民、第三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長壽對我們是很寶貴的事。
毛澤東擺了擺手：不行了。
金日成問：為什麽不行？
毛澤東說：上帝請我喝燒酒。
毛澤東的幽默引起一陣大笑。
金日成說：還早呢！
毛澤東大笑：還早啊？你叫我不去啊？
金日成說：我們不希望你去。
話題又轉到鄧小平身上。
毛澤東指了指鄧小平，對金日成說：我不談政治，由他來跟你談。此人叫鄧小平。
金日成說：我們早就認識了，他做過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誌了。
毛澤東說：他會打仗。
金日成接話說：不但會打仗，而且會做政治工作，進行思想鬥爭。
毛澤東補充說：還會反修正主義。
金日成說：是啊，我們很清楚他。我和鄧副主席十年沒見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金日成多次訪華，但那時鄧小平“靠邊站”了，自然沒能參加會見。
毛澤東解釋說：紅衛兵整他，現在無事了。那個時候打倒了好幾年，現在又起來了。
金日成說：很好，我們歡迎！
毛澤東說：我們要他。
毛澤東與金日成關於鄧小平的對話，再一次反映出他對鄧小平的器重。
那天，毛澤東心情愉快。會見結束送走金日成後，鄧小平向毛澤東請教。他匯報了張春橋、江青等人自3月以來片麵強調“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所作所為，並明確表示不同意“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毛澤東表示同意鄧小平的看法。
鄧小平的匯報真是太及時了。
兩天之後，姚文元把他指使新華社寫的《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送到了毛澤東的案頭。這份報告的著眼點在於強調“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自覺克服經驗主義”。
毛澤東從鄧小平的匯報中已得知“四人幫”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搞反“經驗主義”的經過和企圖。23日，毛澤東提筆在姚文元送來的請示報告上寫下了一段批語：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寫到這裏，毛澤東略有所思，稍稍停頓了一下，接下來又有針對性地寫下了這樣幾句話：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
為盼。
這幾句話明顯是批評江青等人的。而且還要求政治局開會討論。
江青一夥嚴密封鎖毛澤東的批示。當時新華社幹部聽說毛澤東有批示，要求傳達。姚文元不準，但又找不到理由，因為毛澤東的批示是寫在新華社的請示報告上的。於是他和王洪文合謀，要新華社給王洪文寫報告“請示”。王洪文批示“暫不傳達”。姚文元也跟著批：“同意暫不傳達。”
“四人幫”可以對下封鎖，但對政治局是封鎖不了的。
4月27日，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毛澤東4月23日批示。
會上，鄧小平、葉劍英等在發言中嚴辭批評江青、張春橋等人大張旗鼓反經驗主義的錯誤做法，並對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以個人名義到處送材料和進行“四人幫”宗派活動等問題提出尖銳質問。
由於有毛澤東的批示，江青在會上不得不作言不由衷的“檢討”。
周恩來雖然沒有參加這次政治局會議，但他對會議情況非常關心。4月29日、30日，他先後找鄧小平、華國鋒、吳德、陳錫聯、王洪文等談話，了解27日政治局會議的詳細情況。
周恩來深知江青的本性，雖然作了“檢討”，但事情並沒有結束。5月1日下午，周恩來與王海容、唐聞生長談，並要秘書將《人民日報》刊登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時所加按語、3月21日社論和其他刊登反經驗主義文章的報刊找出送閱。
周恩來在作與江青一夥進一步鬥爭的準備。
果不出周恩來所料，江青等人雖然表麵上在會上作了“檢討”，但會後他們就開始反攻了。
他們推王洪文出麵，借匯報政治局會議情況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誣告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總是把形勢說得漆黑一團，支持、縱容社會上最凶的謠言；說葉劍英、鄧小平想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的問題都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聯係在一起。王洪文還在信中說：“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翻前年12月會議的案。”王洪文還要求麵見毛澤東。
江青也打電話給毛澤東處，要秘書轉告毛澤東：4月27日政治局會議是在對他們搞圍攻，是1970年廬山會議的再現。江青也要求麵見毛澤東。
毛澤東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說：“不見，要見請大家一起來。”
鬥爭的複雜性和尖銳性促使毛澤東必須親自當著政治局委員的麵，表明他的態度。否則，事態難以平息。
5月3日深夜，毛澤東把十幾名政治局委員召集到中南海他的住處。周恩來抱病出席了這次會議。
會議開始前，毛澤東同到會的政治局委員一一握手問候，言談中依然保持他慣有的機智和幽默。
毛澤東問周恩來：怎麽樣？還好嗎？
周恩來回答說：開了三刀，消化還可以，前天向主席問候了。
毛澤東在同陳永貴握手時說：不要住在釣魚台，那裏沒有魚釣，你和吳桂賢都搬出來。
釣魚台是江青、王洪文等人的住地，毛澤東叫陳永貴不要住在釣魚台是叫他遠離江青他們。
在同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握手時說：管海軍靠你呀，海軍要搞好，使敵人怕。我們海軍隻有這麽大。
毛澤東一邊說，一邊伸出一個小指頭比劃著。
在同謝靜宜握手時說：你當了大官了，要謹慎呀。搞不好，就卷鋪蓋。
會議開始後，毛澤東開門見山，直奔主題，提出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他先作自我批評：
“多久不見了。有一個問題，我與你們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個別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應為姚文元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引者注），我沒有看出來。隻聽了一遍，我是沒有看，我也不能看書，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新華社的文件（指姚文元報送的新華社《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引者注），文元給我看了。還有上海機床廠的十條經驗，都說了經驗主義，一個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也沒有說教條主義。”
毛澤東強調要安定團結。他說：
“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麽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我說的是安定團結。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又要批評資產階級法權，不能過急。你們誰要過急就要摔下來。”（打手勢）
毛澤東在談話中幾次對江青等人的所作所為提出了批評：
“現在我們的一部分同誌犯了錯誤要批評。三箭齊發，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批林批孔都要這些人來幹，沒有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
“你們隻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統治了四年之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讚成的就要打。”
“不要分裂，要團結。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為什麽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曆來不好。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廬山會議反對林彪是對的。”
“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有一些，不多……不作自我批評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麽材料的。”
“這次還是三條，要馬列不要修正，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就是不要搞宗派主義。”“有的同誌不信這三條，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都講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
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政治局會議。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中，毛澤東當著政治局委員的麵，對“四人幫”的批評是非常嚴厲和尖銳的。但是，毛澤東沒有從根本上批判“四人幫”的錯誤，客觀地說，還是批中有保。在毛澤東看來，江青等人至少在開展文化大革命和批判劉少奇方麵還是有功的。因此，毛澤東也並不是想打倒“四人幫”。就像他後來所說的那樣，對鄧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評江青也是這樣。”毛澤東這次嚴厲批評江青，良苦用心是想讓大家在認同堅持馬列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進黨內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內部的安定團結。因此，在嚴厲的批評之後，毛澤東又說了這麽一段話：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可恨江青等人不領毛澤東的情，相反卻利用毛澤東對他們的這種心理，屢教不改，一次又一次地跳出來鬧騰。這也就是為什麽在毛澤東多次的嚴厲批評之後，他們還敢我行我素、頻頻挑起事端的原因。
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結束時，毛澤東與政治局委員一一握別。
與周恩來握別時，毛澤東又說：“還是三句話。”
周恩來點了點頭：“我們一定照主席的指示辦。”
與王洪文握手時，毛澤東再次告誡：“你不要……”
毛澤東一邊說，一邊用手掌做了個翻過來翻過去的手勢。
這一切，都隱含著這位83歲的偉人對中國政局“後事”的期望和擔憂。
周恩來寫信揭露張春橋。張春橋說：“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周恩來以事實反駁：“如果仍不確切，請你以同誌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寫。”
毛澤東再一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四人幫”，這對周恩來、鄧小平等遏製江青等人的囂張氣焰，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5月3日政治局會議後，重病中的周恩來為貫徹落實毛澤東5月3日講話和4月23日批示連續召開會議，起草文件，不動聲色地同“四人幫”展開鬥爭。
5月4日上午，鄧小平第一個來到305醫院同周恩來單獨長談，就貫徹落實毛澤東5月3日講話交換意見。接著，王海容、唐聞生又來談了很久。
當天晚上，周恩來提議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在政治局範圍內討論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的問題。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恩來抱病主持，出席會議的有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由於5月3日會上有些事還沒聽得很清楚，於是常委會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核對毛澤東的講話記錄。
關於毛澤東4月23日對姚文元報送的新華社請示報告的批示要不要專門發文件下達的問題，王洪文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紅旗》第五期發表了文章，批示可以不下達。
《紅旗》第五期刊登的文章題為《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署名田春。文中指出：“我們在反對修正主義的時候，包括克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這兩種錯誤傾向。”
周恩來認為，單由《紅旗》雜誌發表文章還是不夠的，應當由中央發一文件，從正麵闡述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及在中國如何限製資產階級法權、逐步縮小三大差別等政策問題，以利於學習和實踐。會議同意周恩來的看法，並決定由周恩來起草這份文件。
會後，周恩來著手起草這份文件，題為《關於學習毛澤東理論問題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等問題的意見稿》。這份意見稿多處駁斥了江青等反對所謂“經驗主義”的言論，主要內容是：
（一）結合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內容，談了對“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認為在學習過程中需“在一定時期有針對性加以宣傳”，“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說清楚”。周恩來在意見稿中還寫道：在過去一個多月裏，有些報告、報刊社論、文章、新聞報道、內部清樣中，隻“強調反修正主義的一項經驗主義，放過另一項教條主義，有些地方甚至連反修正主義主題都不提了，這不能不是一個錯誤。報紙全國轉載，清樣有時轉至各地，軍隊報告下發至下層，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區、部隊和一部分機關、學校的爭論，弄得爭論不休，或者年老幹部又不敢負責工作。因為有文章上說，資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經驗主義包袱的。這就刺激成百萬的人，對於教育他們不利”。“在上述情況下，單由《紅旗》第五期發表田春一篇文章，有《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轉載，恐還不夠”，為此，“由中央發一個從理論到政策的文件”。
（二）對於毛澤東指出的江青等人的“錯誤”，意見稿表示“擁護主席意見”，“有錯誤的，要有自我批評”。此外，“同意小平同誌意見”，“願自我批評的就說，說多少都可以，不說也可以，不要強人所難”。
（三）關於中央政治局內部的工作程序問題，周恩來在意見稿中強調：“必須遵守九大、十大方針路線，‘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團結為好”。“凡議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談一談。各單位擬好文件的，除外交、國防事急需立即傳閱送批外，其他總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閱待議。政治局同誌有意見（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討論的，請先向主持人在兩三天前提出。個人除自己管轄的單位外，其他需下達的事，必須經過政治局常委會或主管部門同意後以機關名義下達下送文件。個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氣來信和通電”。
意見稿還指出：對經濟建設，“不能再耽誤了”。
這份意見稿，除了批評江青等人反對所謂“經驗主義”的錯誤言論和做法外，實際上還對“四人幫”常常背著中央政治局到處發號施令、搞小動作的陰謀手法提出批評。
為起草這份意見稿，周恩來查閱了許多材料，花了兩天的功夫。這對一個忍受癌症晚期劇痛折磨的老人來說，很不容易。這期間，周恩來對身邊的醫務人員說：“你們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隨時如實告訴我，因為我還有許多工作，要作個交代。”“我估計還有半年。”
5月8日，周恩來抱病再次在人大會堂主持有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會議，繼續研究中央政治局討論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事。
中央政治局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實際上就是政治局要開會批評“四人幫”。對此，“四人幫”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們便采取竭力拖延的策略。本來，5月3日會議毛澤東批評江青後，由於周恩來重病在身，決定由王洪文負責召集政治局會議討論。但王洪文卻一再推托，拖著不開。
由於“四人幫”的有意拖延，批評“四人幫”的政治局會議沒能趁熱打鐵立即召開。鄧小平5月12日又將啟程前往法國訪問。因此，5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會商定，等鄧小平訪問法國回來之後再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會議還確定由王洪文向政治局委員通知這一議定。
然而，王洪文直到5月13日才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通知這件事，中間拖延了整整5天。
5月14日，在醫院的周恩來不顧連日頭痛，打電話給王洪文詢問政治局會議通知情況，並寫信給毛澤東檢討：“對主席這樣重視的會議和指示，我們處理這樣遲緩，報告又這樣不及時，責任完全在我。”
其實，這完全不是周恩來的責任。
5月17日，完成對法國訪問的鄧小平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的鄧小平顧不上休息，就來到305醫院，同周恩來談了整整一個小時。
鄧小平還為他留法勤工儉學時的“兄長”周恩來帶回了一件“禮物”—他們當年在法國常吃的法式月牙麵包。
歲月匆匆，睹物思情。憶往昔崢嶸歲月，兩位老戰友心潮澎湃，思緒萬千。
在同鄧小平談話後，周恩來又先後同葉劍英、李先念、吳德等政治局委員談話。
批評“四人幫”的政治局會議召開在即，如何開好這次會議，周恩來費了一番心思。
周恩來和毛澤東商定，改由鄧小平來主持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同意。
還有，讓政治局委員明白真相，也是開好這次政治局會議的重要前提。
本來，周恩來曾要王洪文在召集政治局委員開會通知等鄧小平訪問法國回來之後再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等事項時，向政治局委員通報姚文元、張春橋等提出反經驗主義的經過。但周恩來不放心，擔心王洪文會大打折扣。
於是，5月21日，周恩來還強撐病體，就5月4日、8日兩次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情況寫信給全體政治局委員，就前一時期反“經驗主義”的問題提出的經過作出詳細說明。信的抬頭是“洪文同誌閱後請轉政治局同誌和參加會議同誌閱”。信中先是敘述了“5月3日政治局同誌麵聽主席指示後，我提議政治局常委5人先談一談，弄清當時沒聽清楚的問題和如何傳達主席4月23日指示的問題”和5月4日、8日兩晚政治局常委會議情況，然後著重談了要弄清楚的問題，也就是反“經驗主義”提出經過的主要事實。信中寫道：
關於弄清當時沒聽清楚的問題，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1959年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時，提到“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是在文元同誌文章中，不在春橋同誌文章中，三月份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兩篇社論，也是根據文元同誌文章引用的。小平同誌也說，他向主席請教的是指春橋同誌在總政3月1日召開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在各大軍區政治部向總政反映討論情況的三四月份電報中也可看出。當時，春橋同誌說，在批林整風時，他就認為從1959年以後批經驗主義不夠，所以與我商量又將主席批印的《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小辭典》選輯重印一批發出。我們認為當時問題已弄清楚，就不要忙於向主席反映。現在政治局既開正式會議討論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請洪文同誌在會議上說明，現在補報如上。
如大家同意，亦請將此報告轉呈主席一閱。
周恩來的這封信道出了三四月份大搞所謂反“經驗主義”，源頭就是姚文元的文章、張春橋的講話這一事實經過，同時也點明了即將召開的批評“四人幫”的政治局會議的主題。
5月22日，王洪文在周恩來的信上批道：請劍英、小平、春橋、江青、文元、先念、錫聯、登奎、國鋒、吳德、振華、誌福、桂賢、海容、靜宜、聞生同誌閱。後麵三人並非政治局委員，但參加政治局會議。
鄧小平閱後在“小平同誌也說，他向主席請教的是指的春橋同誌在總政3月1日召開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句話旁加注說明：“當時還提到江青同誌在政治局會議正式提出了這個問題。”鄧小平加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明江青也是反“經驗主義”的積極分子。
張春橋閱後寫下了這樣的批語：“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但我不反對報主席。”
江青的批語是：“許多情況不了解。”
姚文元的批語是：“常委會討論情況我不了解。如還討論了別的問題，建議也說明一下。”
傳閱完後，至於是否報毛澤東閱，王洪文又把球踢回給周恩來：“送總理閱，是否呈主席請總理定。”
很顯然，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態度很不端正，對他們的錯誤百般推托、逃避。
周恩來是25日早上收到王洪文退回的信件的。本應立即對張春橋的批語作出回應，無奈這兩天恰逢周恩來病痛難忍，執筆困難。
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要召開批評“四人幫”的會議。這天早上5點多一點，周恩來強忍劇痛，提筆給張春橋寫了一封長信，駁複張春橋在批語中所說的“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的說法。
周恩來在信中寫道：
春橋同誌：
我在5月25日晨收到洪文同誌退回我的報告，要我決定是否呈主席。
在你的注語中，說我信中有些話不確切。我因頭上皮下神經皰疹未好，腳上皮下毛血管麻痛未止，故晚了兩天才將當時認為較確切的語言寫出，請你審閱。
當時，你說，由於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時，主席建議印讀兩本書，都在半年讀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些組織和同誌還讀得多些和較好些，而《哲學小辭典》三版選輯，卻很少有人讀，幾乎沒有什麽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就說：我們過去批判了教條主義，但是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而後，劉、林反黨集團實施陰謀詭計，經驗主義者就常常上當，所以你在批林整風時就提出將主席批印《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再印一批發出。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才會防止變修正主義，如果不把資產階級法權加以闡明和限製，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的書，還要你寫文章。因此，你聯係到十多年的思想，經驗主義者由於不多讀書，難於總結經驗，易於上反黨集團的當，甚至陷進去，故你在3月1日總政召開的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片麵地強調經驗主義的危險，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總政來電反映討論情況，也可看出。
我這段回憶的文字，不知是否較為確切。如果仍不確切，請你以同誌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寫，我決不會介意，因為我們是遵守主席實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導的。
在周恩來列舉的確鑿的事實麵前，張春橋想抵賴也不行了，隻好寫上：“不改了。”
接到張春橋的退件後，周恩來立即將5月21日給政治局委員的信報送毛澤東。
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這裏見證了太多的曆史上的重大時刻，許多重要的會議、重要的活動都是在這裏發生。
5月27日，經毛澤東批準，由鄧小平在這裏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這時，距離毛澤東5月3日批評“四人幫”的講話已經24天了。
會上，鄧小平作長篇的中心發言。
鄧小平說：主席3號這篇講話很長，內容對於我們黨非常重要，主要是對政治局講的。政治局是黨的核心。主席提到很多原則，首先是告誡政治局同誌要“安定團結”，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同誌要“安定團結”、“三要三不要”。隻有這樣，才能做出榜樣，領導全黨。主席再三講“三要三不要”，聯係講到宗派主義、“四人幫”。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是告誡、幫助我們。主席問政治局討論的結果。討論，無非是讚成不讚成，理解得深一點還是淺一點。需要好好討論。
針對江青、王洪文等對4月27日政治局會議的無端指責，鄧小平進行了有力批駁。他說：主席4月23日批示，27日政治局討論。到會同誌都講了話。有同誌說，那次會上的話講過了頭；有同誌說是“突然襲擊”、“圍攻”。27日的會，百分之四十也沒有講到。有沒有百分之二十也難講。談不上“突然襲擊”，談不上“過頭”。無非是講了曆史上的路線鬥爭，有的來自經驗主義，有的來自教條主義。我沒有主席講得那麽清楚。曆來都提反對修正主義，說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是否改變九大、十大的提法？這樣提出問題，沒有什麽過。對照主席的話，看得太淺。
鄧小平繼續窮追猛打，尖銳地指出：這裏有三件事需要講清楚：批評周（恩來）、葉（劍英），當時鑽出一個十一次路線鬥爭，這不是主席的，後來主席糾正了。批林批孔，又鑽出個走後門，提到對馬列背叛的高度，當眾點很多人的名。學理論，是反修防修，又鑽出一個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來勢相當猛，別的事不那麽雷厲風行，這件事雷厲風行。主席提三個問題，鑽出三件事。倒是要問一問，為什麽？話要講清楚，不講明白，沒有好處。
鄧小平的話言簡意賅，擊中要害。在一旁的“四人幫”臉上火辣辣的。
鄧小平接著說：這次，主席要我們政治局討論“三要三不要”。主席的三條是總括曆史經驗。搞小圈子，曆來不好。學理論，安定團結，把經濟搞上去，貫徹三項指示，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幫”，值得警惕。在不在“四人幫”，都要警惕。政治局有責任把主席的優良傳統貫徹下去。
鄧小平發言後，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等相繼發言，批評“四人幫”的宗派活動。
李先念說：4月27日會議，我認為沒有過分，沒有越軌。主席幾次批評不要搞“四人幫”，他們還要搞。
6月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再次主持政治局會議，繼續批評“四人幫”。
會上，葉劍英就鄧小平5月27日講話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長篇發言。他強調政治局要嚴守紀律，批評江青等人幾乎所有重大問題都不請示報告。他說：提出十一次路線鬥爭，事先未請示；批走後門，也是事先未請示；批經驗主義，又是主席糾正。都是事先不請示，事後來糾正。為什麽不請示？使主席有感覺？你們這樣做，是對主席的最大幹擾。
政治局多數同誌對“四人幫”都提出了批評。在這種情況下，江青等人雖然不承認有“四人幫”，但不得不作自我批評。據會後王洪文寫給毛澤東的報告說：“會上，春橋、文元同誌對於在講話、文章中提出反對經驗主義有片麵性問題，作了自我批評。江青同誌除了在4月27日會議上對批判經驗主義問題上承擔了責任、作了些自我批評外，這次會議上也談了一下‘四人幫’的曆史關係和工作上的關係。會後電話告訴我，她還要給主席寫書麵的自我批評。我在這次會議上對於在批林批孔、讚成批‘走後門’、兩次大會沒有向主席報告，對讚成‘批判經驗主義’問題、‘四人幫’、‘不抓大事’問題上作了些自我批評。這次會議總的來說，開得一般。就我個人看，會議上對於四位同誌（包括我）的自我批評是不滿意的。”
從王洪文的這份報告中可見，他們的許多事情並沒有向毛澤東報告，政治局多數人對他們的“自我批評”並不滿意。
周恩來在醫院沒有參加這兩次政治局會議，但他非常關注這場鬥爭。5月27日政治局會議開過後，他同第一個來醫院看他的鄧小平長談了三個小時，了解會議情況。此後，他又先後同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王洪文、蘇振華等談話，了解會議情況。
6月7日晚上，周恩來會見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和他的夫人一行。談話中，周恩來說：現在會談、宴會，都由鄧小平副總理負責了，給我提供了休息的機會。請你們原諒，我是在病中。我本應該舉行一個家宴，請你們全家，請我們的老朋友羅慕洛（菲律賓外交部長）先生吃頓飯的。但現在沒有可能了。
在同馬科斯一行談話後，周恩來不顧疲勞，和鄧小平一起把王海容、唐聞生留下來長談。周恩來要王、唐二人向毛澤東報告江青、王洪文等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情況。
同一天，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馬科斯後，也當麵向毛澤東匯報了政治局會議的情況。
毛澤東稱讚說：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
鄧小平說：最後他們否認有“四人幫”。
毛澤東說：他們幾個過去有功勞，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你、反葉帥。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轉了。
毛澤東還勉勵鄧小平：沒有問題，把工作幹起來。
鄧小平表示：這方麵我還有決心就是了。
6月28日，迫於壓力的江青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寫了一份書麵檢討。江青在檢討中檢查了自己一年多來“所犯的錯誤”，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齊發”、“個人自作主張送材料”、講“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等，說：“我對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誌們，更對不起小平同誌。”“我在4月27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經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誌們的批評、幫助，思想觸動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時轉不過來。”江青在檢討中還承認了“四人幫”的問題：“當我認識四人幫是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什麽主席從去年講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負主要責任，連累了他們三位同誌受批評，是很對不起他們。以上的錯誤是嚴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團結和三要三不要方針的。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個人主義、主觀主義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謹慎、不謙虛。”
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江青第一次向黨中央寫出書麵檢討，承認錯誤。
兩天後，周恩來將江青的書麵檢討批給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傳閱，表示歡迎這一檢討，並指出：“今後政治局同誌凡遇大事都要經過組織討論，事先請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執行，認真深入學習，聯係中國實際，在實踐中多聽同誌們的意見，堅決改正常犯的錯誤，政治局的團結就會搞得更好。”
周恩來還建議將江青的檢討送毛澤東閱。
鄧小平、葉劍英看了江青的檢討後都表示：“同意總理的建議。”
圍繞反“經驗主義”的這場鬥爭，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取得了重大勝利。“四人幫”的驕橫氣焰暫時有所收斂，異常沮喪的江青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露麵，王洪文被下派到浙江、上海幫助工作，從此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了。
從7月初開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持。
“四人幫”借評《水滸》誣陷周恩來、鄧小平是“投降派”，把一批土豪劣紳弄進了國務院，架空毛主席。周恩來憤然反擊：他們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過分了！“小平同誌，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周恩來拚盡他生命的全部氣力給戰友以最後的支持。
1975年的夏季，是文化大革命中廣大幹部和群眾揚眉吐氣的季節。
中央開會批評“四人幫”的消息不脛而走，群情振奮。
掌握重權的鄧小平抓住時機，雷厲風行，領導整頓向全麵和縱深發展。
共和國這艘巨輪開始駛離淺灘，揚帆遠航。
這段時間，周恩來同鄧小平的見麵談話更加頻繁，每隔幾天就要見一次麵。據周恩來衛士記錄的《首長活動日記》記載，單在1975年7、8、9這三個月裏，他們在一起的談話就有12次，幾乎每周一次。鄧小平是周恩來在醫院裏會見次數最多的中央領導人。
對於鄧小平全麵整頓所取得的成效，周恩來從心底裏感到由衷的欣慰。這種欣慰，時不時地在他同外賓的談話中毫不掩飾地流露出來。
在同西哈努克親王和賓努親王的會見中，周恩來熱情地讚揚鄧小平給在場的人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當時參加會見的柬埔寨團結政府大臣秀蒲拉西後來回憶說：周恩來總理稱讚鄧小平副總理，並說有鄧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
在會見維爾德茨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自知已經收到馬克思的“請帖”的周恩來充滿信心地對客人說：我現在病中，已經不能再工作了。鄧小平同誌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同誌很有才能，你們完全可以相信。他將會繼續執行我黨的內外方針。
然而，1975年的中國政治形勢就像夏季的天，極不穩定，說變就變，太讓人難以把握了。
政治經驗豐富的周恩來此時恐怕也想不到幾個月後鄧小平會再一次被打倒。
8月14日，酷愛讀書、把讀書當作工作之餘的一種調節的毛澤東，在聽北京大學古典文學教員蘆荻給他讀中國古典小說《水滸》時，應蘆荻的提問，發表了對《水滸》的一段評論。他說：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麵。
這是毛澤東對《水滸》的一貫看法，是他對《水滸》思想內容的一種發掘。1973年12月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也表示過這樣的看法。
蘆荻將毛澤東的談話整理後送毛澤東審定。機要秘書當天便將毛澤東的談話下發給了宣傳口。分管宣傳的姚文元最先得到了毛澤東的談話。
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而沉寂了幾個月的“四人幫”得知毛澤東的這番談話後，大為振奮。他們對政治局的批評和鄧小平的全麵整頓始終懷恨在心，隻是懾於毛澤東的批評不敢太張狂。但不時放出點冷言冷語，說鄧小平的兩次講話是“複辟”，說是劉少奇的班底又起來了。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使他們發現這是一次“借題”向周恩來、鄧小平等發起攻擊的好機會。
8月14日，在看到毛澤東的談話不到三小時的姚文元迫不及待地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它“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麵教材’的作用”。“從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評論的需要看，開展對《水滸》的討論和評論，批判《水滸》研究中的階級鬥爭調和論的觀點，也是很需要的，對於反修防修，是有積極意義的。”姚文元還采用偷換概念的卑劣手法，把毛澤東談話中的“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篡改成“宋江排斥晁蓋是為了投降的需要”，並提出：把毛澤東的談話連同自己的這封信印發政治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大批判組謝靜宜和上海市委寫作組，由《紅旗》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就此事訂一個規劃。
姚文元的目的就是要把毛澤東本來是關於文藝問題的談話，引導到全國範圍內的一場政治鬥爭。
8月15日，姚文元把毛澤東的談話和他自己的信送給《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和上海市委寫作組、北京大批判組的親信，要他們加緊炮製黑文。
按照“四人幫”的部署，《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相繼發表評《水滸》批投降主義的文章。
8月23日，《光明日報》發表《&；lt；水滸&；gt；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麵教材》；
8月28日，《紅旗》雜誌刊登經姚文元修改的短評《重視對&；lt；水滸&；gt；的評論》；
8月31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短評，並發表“四人幫”控製下的寫作班子炮製的長篇文章《評&；lt；水滸&；gt；》；
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對&；lt；水滸&；gt；的評論》；
9月12日，《文匯報》發表文章《看宋江投降派的卑劣嘴臉》。
這些文章指桑罵槐，牽強比附，極盡影射之能事，強調評論《水滸》要聯係現實，批現代投降派，鼓吹《水滸》的要害就是“宋江架空晁蓋”，目的就是要把周恩來、鄧小平等一批老一輩革命家打成“現代投降派”，誣陷周恩來、鄧小平架空毛主席。
這樣的用心，從江青等人的談話中也毫不掩飾地露骨地流露出來。
江青在召集文化部的親信於會泳等人開會時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
9月中旬，國務院在山西昔陽縣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討論農業問題，參加會議的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國務院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以及各方麵的代表共3000多人。
9月4日，看了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談話顯得格外地興奮和活躍的江青帶著隨從50多人，還有馬匹和汽車，興衝衝地跑到山西大寨，準備利用這次會議借機發難。
一到大寨，江青就對大寨黨支部書記郭鳳蓮說：“你知道我這次幹什麽來了嗎？我是和鄧小平鬥來了，鄧小平是反對我的。”
9月12日，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前夕，江青在大寨幹部群眾大會上作長篇講話，大談同會議主題毫不相幹的評《水滸》和“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她別有用心地說：
“不要以為評《水滸》隻是一個文藝評論，同誌們，不能那樣講。不是，不單純是文藝評論，也不單純是對曆史，對當代也有現實意義。因為我們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後還會有的，敵人會改頭換麵藏在我們黨內。”
“宋江上了梁山，篡奪了領導權。他怎麽篡奪的領導權呢？同誌們，他是上山以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怎樣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的大地主盧俊義—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計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將軍、武官、文吏，統統弄到梁山去，都占據了領導的崗位。這是他的組織路線。”
“現在我們批《水滸》，就是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蓋、架空晁蓋。他把那些土豪劣紳、武將文吏請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領導崗位統統占領了。”
江青的這些話，其矛頭所指是非常清楚的。林彪事件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使他們重新回到了領導崗位；四屆人大，經過周恩來的全力爭取，一些過去被打倒的老幹部重新進入了國務院的一些重要部門。對此，江青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場合誣蔑國務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紳進了政府”。
9月15日，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到會祝賀，並發表講話。
鄧小平講話的主題是闡述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重申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和全麵整頓。他說：
“這是一次重要性僅次於或相當於1962年七千人大會的會議。為了完成周總理在四屆人大上重申的‘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正視目前落後的現狀，並下大力氣解決農業現代化的問題。”
“現在全國存在各方麵要整頓的問題。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地方整頓又有好多方麵，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是整頓。”
江青對鄧小平的講話很不滿，多次插話打斷鄧小平。
即使這樣，江青還嫌不到位，怕別人不明白。9月17日，她在大寨又召集一百多名新聞界、文藝界的同誌作輔導講話。江青說：
“為什麽主席批示《水滸》？大家考慮考慮。水滸的要害是排斥晁蓋，架空晁蓋，搞投降。批《水滸》，就是要讓大家知道，我們黨內就有投降派。”
“評《水滸》要聯係實際，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啊，我看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