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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
“文化大革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但文教科技領域在這場浩劫中卻成了名副其實的重災區。
陳伯達“指示”：《四角號碼字典》不能出，周恩來對圖書出版口連發“重炮”：“四角號碼字典為什麽不能用？不要因人廢文。”
在李政道麵前，周恩來說出了“文革”以來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一句話。
周恩來要周培源除障礙拔釘子，把北大理科辦好。姚文元說：周培源的文章是有來頭的。一篇文章的背後有著激烈的較量。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場大地震，那麽文化、教育、科技領域就處於這場大地震的震中位置。“文化大革命”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文化、教育、科技領域在這場浩劫中卻成了名副其實的重災區，因而也就自然成了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重拳出擊、大刀闊斧進行調整的領域。
1970年9月，林彪、陳伯達等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露出了他們急於搶班奪權的野心，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惕，也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借此機會，周恩來開始批判極左思潮，著手進行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的調整。1971年林彪集團覆亡後，周恩來對極左思潮全麵出擊，加大了政策調整力度。
陳伯達“指示”：《四角號碼字典》不能出。周恩來對圖書出版口連發“重炮”：“四角號碼字典為什麽不能用？不要因人廢文。”“《資治通鑒》、《天演論》還用審查嗎？四書五經還要修改嗎？”“否定一切，不一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
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界被列為“五界”之一，成了所謂的“四舊”、“藏汙納垢”、“牛鬼蛇神”的“聚集區”。在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煽起的極左思潮的肆虐下，文化大革命前17年出版的書刊，絕大多數當作“四舊”、“藏汙納垢”被掃除，全國停售、封存的圖書總值達當時的幣值兩億多元，僅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就停售圖書兩千多萬冊。一些出版界的專家、學者也被打成“牛鬼蛇神”或關押，或下放。
就連《新華字典》這樣的工具書也難逃被封存停售的厄運。
1970年春，正是中小學開學的時候，全國要求供應字典的呼聲十分強烈。中央文革宣傳組聯絡員根據有關部門的反映向中央文革寫出書麵報告，請示修訂再版《新華字典》和《四角號碼字典》。報告提出有5個方麵的問題需要修改：一是有些詞語塞進了封資修黑貨；二是有的抽掉階級內容，缺乏階級分析；三是對一些曆史人物評價不當，美化了帝王將相；四是與現實政治生活不符合或有抵觸；五是解釋不確切。
1970年5月11日，分管文化宣傳的陳伯達口頭“指示”：《新華字典》你們看一看，斟酌一下，如果沒有問題就可以出版。《四角號碼字典》不能出了，因為是王雲五搞的，待以後考慮。
王雲五，原籍廣東，1888年生於上海，他首先將四角號碼檢字法運用於字典。因為他曾當過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部長、財政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1951年又從香港去了台灣，他編的四角號碼字典也被當成了“毒草”。
陳伯達的“指示”，反映了文化出版界極左思潮盛行的冰山之一角。對此，周恩來氣憤至極。
1970年9月17日，廬山會議結束剛過10天，周恩來召集國務院文化、教育、出版等部門的負責人開會，向文化出版工作中的極左思潮打出了一串“重炮”：
“王雲五編的四角號碼字典為什麽不能用？不要因人廢文。一個人有問題，書就不能用了？它總有可取之處嘛！”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是德國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這三個來源還不是資產階級或受唯心史觀限製的學說嗎？可是它們都含有合理的因素。”
“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就不能要了？那樣做，不叫為群眾服務。青年一代著急沒有書看，他們沒有好書看，就看壞書。”
“要懂得水有源樹有根。毛澤東思想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新華字典》也是從《康熙字典》發展來的嘛！編字典可以創造，但創造也要有基礎。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新的不出來，舊的又不能用，怎麽辦？芭蕾舞是洋的，能說是我們創造的嗎？”
“《資治通鑒》、《天演論》還用審查嗎？四書五經還要修改嗎？”
“舊小說可能統統當作‘四舊’處理了吧？《紅樓夢》、《水滸》能算作毒草嗎？”
“要有點辯證法，不要一聽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就氣炸了，那叫形而上學、片麵性！”
周恩來這一係列的質問，令與會的人臉紅心跳。其實很多人怎能不明白周恩來所說的道理，隻是懾於極左思潮的壓力，對文化出版工作中極左的一套敢怒不敢言而已。
對於《新華字典》的出版，周恩來後來多次催問。
1971年2月11日，周恩來在檢查文化出版口的工作時又問：“工具書出版了嗎？《新華字典》還沒有定下來嗎？青少年沒有書看，有的學校沒有字典，沒有地圖。新書要出，舊書也可以選一點好的出版嘛！”
1971年3月23日，周恩來又口頭指示：《新華字典》還是早點定下來，了解一下到底要印多少，注音檢字方法和注釋是否恰當。
在周恩來的催問下，《新華字典》的出版工作抓緊進行，很快就印出了樣書。
當出版社把樣書送給周恩來審閱時，周恩來發現《新華字典》的封麵書名是拚集魯迅的字。為此，周恩來對有關負責人說：我不讚成這樣拚湊字作書名，拚字不是藝術。還有人把毛主席的字拚來拚去。主席題字都是完整的構思，不能隨意拆開。魯迅沒有給這本字典題過字。魯迅在世時，還沒有簡化字呢，這個“華”字還不是湊成的嗎？這是不尊重魯迅。將來一考證，說你們造假。還是老老實實的好。封麵不要用魯迅的字，不要弄虛作假。你們這樣搞，我就不批準。
在周恩來的堅持下，《新華字典》正式出版時，封麵書名改用了仿宋字。
雖然周恩來1970年9月17日的談話嚴厲批評了出版界的極左思潮，並提出了一些明確指示，但是，由於出版界不少人深諳“文革”政治鬥爭風雲的詭秘多變，對出版新書、過去已清理封存的書以及整理重印古籍仍心有餘悸，沒有見到中央批示不敢動手，因此圖書出版工作還遠遠適應不了社會各界讀者的需要。
同時，由於中斷了近三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1970年1月在波蘭華沙恢複，中國的外交格局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籌劃下正麵臨新的突破。我們的國民急需了解世界以適應這種突破。然而，“文革”中那些涉外的曆史書籍不是沒出就是被封存，以致出現像周恩來批評的“有些青年連世界地理位置、重大曆史事件都搞不清”的情況。
1971年春，國務院召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4月12日，周恩來在百忙中找座談會領導小組成員談話，又一次對圖書出版口的極左思潮打出了一串“重炮”：
“你們管出版的，要印一些曆史書。我們要講曆史，沒有一點曆史知識不行。你們的出版計劃有沒有曆史書籍？現在書店裏中國和外國的曆史書都沒有，不出曆史、地理書籍，是個大缺點。”
“同誌們說，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圖書都燒了，我看燒的結果就是後悔。應該選擇一些舊的書籍給青少年批判地讀，使他們知道曆史是怎麽來的。”
“總不能把曆史割斷吧！否定一切，不一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不是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那些把書都燒了的，還不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不一分為二，就是極左思潮。”
“《魯迅全集》封起來幹什麽？這不是滑稽得很嗎！”
“把有點問題的書都封起來，隻有少數人能看，隻相信自己不會受影響，其他人就都會受影響？群眾總是比我們個人知道得多，他們是能夠作出判斷的。”
“無怪現在沒有書讀了，這完全是思想壟斷，不是社會主義民主。”
聽著周恩來這些振聾發聵的話，作為出版界負責人的與會者連頭都不敢抬，隻是一個勁地低頭往自己的筆記本上記。
最後，周恩來指出：“我看現在要出一批書，要廣開言路。讀馬克思、列寧的書和毛主席的書是主要的，但也要讀曆史、地理，讀哲學。有些青年連世界地理位置、重大曆史事件都搞不清，知識麵越來越窄，這不行，這樣是不可能真正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
1971年7月5日，周恩來對出版曆史書籍再一次作出指示，要求盡快地出版《世界通史》，並搜集翻譯出版世界各國曆史書，每個國家出一本，以適應外交活動和教學研究之需要。
在周恩來的嚴厲督促下，國務院出版口組織有關出版社，對世界各國曆史書籍翻譯出版情況、國內研究世界曆史的研究部門和翻譯力量進行調查摸底，並召集史學工作者座談會，形成了《關於“收集、翻譯、出版世界各國曆史書籍”的情況》，提出了翻譯出版世界各國曆史書籍的工作計劃。
周恩來審閱了這一計劃，並報毛澤東批準。毛澤東閱後批示：“可以。”
1971年9月8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71）54號文件轉發《關於“收集、翻譯、出版世界各國曆史書籍”的情況》。中央在轉發批語中要求各地“督促和推動有關部門努力完成規劃中的任務”，並指出：“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是一部研究原始社會的重要著作，可以再版。海思、穆恩、威蘭合著的《世界通史》，觀點是資產階級的，但有敘事簡明、綱目清楚、地圖詳細的特點，也可供幹部批判地閱讀。”
出版界終於拿到了批準翻譯出版外國曆史書籍的最高通行證。
自1971年下半年開始，世界各國的曆史陸續翻譯出版。這對於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國曆史，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更好地迎接隨之而來的中美關係正常化帶來的中國外交格局的全方位突破，都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同時，為了翻譯國別史，調回了一大批老教授、老專家和外語翻譯人才，較早地解放了一批幹部和知識分子。
與此同時，中國曆史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在周恩來的督促下抓緊進行。
1970年9月17日，周恩來就要求抓緊中國曆史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並指出：“60年代、70年代做這件事還好辦，往後懂古文的人就不多了。”
1971年4月12日，周恩來又問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點情況。
有同誌匯報說：“文化大革命前主要由中華書局負責。到今年2月，上海也組織了40多人校點《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
周恩來說：“你們要合作，協商一下，不要重複，早點完成。”
“顧頡剛還在中華書局嗎？還有沒有人校點二十四史？”周恩來問。
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回答說：“顧頡剛現在在社科院。”
“顧頡剛在社科院能發揮什麽作用？”周恩來指示，“把他請到中華書局來好。老弱病殘圈點曆史書也能工作嘛！”
經過研究，國務院出版口在5月3日向周恩來上報《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請示報告》。
周恩來將這一報告送政治局常委傳閱，並報請毛澤東批準。毛澤東閱後批：“同意。”
毛澤東還口頭指示：不能割斷曆史，要批判地繼承研究，不單是二十四史。
周恩來見到毛澤東的批示後，指示將毛澤東的批示“發給出席出版工作座談會的同誌每人一份，鼓勵鼓勵大家”。
此後，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點工作全麵展開。1972年初，《周書》、《南齊書》、《陳書》首先由中華書局出版。其他各史，也在兩三年內相繼出版發行。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出版發行，突破了極左思潮所設置的文化禁錮，成為開放封存書、整理再版古籍的帶頭羊。
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說：“二十四史是標兵，它可以出版，很多曆史書也可以出版。”
有一個故事，可以看出當時在極左思潮肆虐下中國圖書市場的凋零狀況。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為了顯示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曆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國，書店裏得有些反映這方麵的書籍。有關方麵責令新華書店要挑選出一批能夠顯示出我們曆史文化水平的、古今中外有影響的代表作擺上書架。因為尼克鬆要參觀的地方，如王府井新華書店，沒有書不行。
但是，在那個年月中，很多書當成“四舊”燒了，能找出來上架的數量很有限。怎麽辦？上級部門一方麵要求對可以出版的書組織力量加班加點，爭取在春節之前趕印出來；另一方麵隻好說，對數量實在不夠的書籍，可以擺出來，專賣給外國人。
不料，此事竟引起一場風波。
1972年2月15日，恰是中國農曆春節。這一天，王府井新華書店還沒有開門，買書的人就排成了長隊。待書店開門後，書店方麵說有些書隻賣給外國人，不賣給中國人，群眾情緒異常激憤，議論紛紛。一些敵視中國的西方記者借此發消息造謠誣蔑。
此事驚動了周恩來。2月16日深夜，周恩來召集國務院業務組和北京市委書記吳德開會，對這種售書方法提出批評。
周恩來說：“要注意一種傾向，比如說，出版方麵把幾部古典小說在王府井新華書店擺出來，不賣給中國人，隻賣給外國人。何必這樣呢？有書，中國人也要賣；沒有書，你就別擺出來，結果給人家提供了造謠的機會。不能弄虛作假，這早已批評過了。如果書已經擺出來了，外國人、中國人都可以買，賣完為止。不是早就說過，尼克鬆來了，我們要不亢不卑、不冷不熱嗎？為什麽聽說尼克鬆要來就把書擺出來呢？”
最後，周恩來要求吳德檢查一下北京市的情況，業務組動員北京市的印刷力量，爭取把幾部古典小說盡快再版，用事實駁斥敵人的造謠。
1972年春，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召開。會議要求在審查清理圖書的基礎上，再出版一批中國古籍和介紹外國曆史、地理的書籍。
4月中旬，全國20萬部古典小說印出發行。北京市新華書店各門市部開始發行《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等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讀者爭相購買，在王府井、前門等書店一度出現了群眾排長隊購書的景象。
張春橋、姚文元操縱全國教育會議炮製“兩個估計”。周恩來以他特殊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兩個估計”的意見。在李政道麵前，周恩來說出了“文革”以來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一句話：中學生畢業後可以直接上大學。
對建國後17年教育工作的不滿，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1966年3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學術界、教育界的問題，過去我們是蒙在鼓裏的。”“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於是，向教育界發起衝擊，進行所謂的“教育革命”，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內容。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出於其不可告人的野心，在一旁推波助瀾，從“左”的方麵把“教育革命”加以發揮。從打倒所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到奪取教育界的領導權，進而全麵否定黨在建國後17年經過曲折探索並取得明顯成效的教育體製、方針、政策，教育界陷入嚴重混亂的境地，正確的教學規劃和教學管理被衝垮。在“政治掛帥”、“白專道路”的禁錮下，學生不敢學，老師不敢教。教育水平嚴重下降。
1970年初，冰凍了20年的中美關係開始出現微妙變化，一度中斷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恢複。周恩來敏銳地覺察到中國外交格局將麵臨新的突破。這種突破一旦來臨，將需要大批的外事幹部和外語人才。在這樣的背景下，周恩來在批判文化出版界極左思潮和調整文化出版政策的同時，也開始了對教育界極左思潮的批判和對教育政策的調整。而突破口首先選擇在外語教學上。
外語專業人才的培養，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見效的事。即使在中國外交陷於冰點的日子裏，主管外事的周恩來一直沒有忘記將來中國對外關係發展的需要，十分關注外事幹部和外語人才的儲備、培養。
原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秘書長、曾任周恩來外事秘書的馬列回憶說：
“一九六九年，國務院的幾個辦，包括外辦被撤銷，這些機構的工作人員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我沒有被下放，受總理的委托負責幾所外語院校大學畢業生的管理工作。當時中央所屬的和重點大學的外語係共有四十多個語種的畢業生和在校生六千多人。總理當時看得很遠，想得很深。考慮到將來對外事務的發展，他指示絕對不能讓這批外語人才畢業散掉，要先將他們集中管起來等待分配。大學畢業生當時都要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我就同總參聯係，先由部隊農場接收下來，邊勞動，邊接受再教育。總理還一再關照不要荒廢這批學生的外語學習，要求安排外語天天讀的時間，最後建立了半日勞動、半日學習的製度。”
在極左思潮盛行的日子裏，外語教育的處境異常艱難。外語教育除了存在與其他課程教育相同的問題外，由於它自身的特點還存在許多問題：外語尤其是英語，往往被看成是帝國主義的東西，學外語容易與“裏通外國”、“崇洋媚外”沾邊，學外語的人積極性不高，原來有外語基礎的由於不用也就荒廢了；外語師資嚴重短缺；外語教學中左的色彩太濃，隻有政治詞匯，沒有生活詞匯；等等。
針對這種情況，1970年11月6日至9日，周恩來就外語教學問題四次找北京外國語學院負責人，提出：外語教學業務不能丟掉，目前首先要從教師進修抓起，進行短期培訓提高。要好好看看過去的外語教材，按照外語教學規律，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改進。現在對外的口頭和文字上的宣傳，同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影響，實在相差得太遠了！
10天以後，周恩來又召集國務院科教組、外交部、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單位有關人員座談，就外語教學存在的問題發表講話。
周恩來說：“你們要研究一下，外語師資短訓班的效果到底如何？學的能鞏固嗎？落實的有多少？”“如果50天效果很差，可以向主管部門提出建議，延長一些時間。要抱著對學員負責的態度，否則誤人子弟。師資培訓不好，將來學生也教不好。”
針對當時專業學習時間少，政治學習和勞動占用時間多的弊端，周恩來指出：“學外語要天天練。天天練的時間不要僅限於一個小時。如果硬性規定一小時，其他時間就不許練，這種辦法一定要脫離群眾的。”“別的活動多的時候也不要取消練外語。時間允許的話可以增到兩三個小時。”
周恩來還對外語教材中極左的東西提出批評：“現在有的中學英語課本，隻有政治詞匯，沒有生活詞匯，實在不適用，應當修改。政治語言和生活語言可以一並學，實際上也不能分。北大英語教材有一個問句：‘你出身工人家庭嗎？’這個問題局限性太大，難道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出身？”
最後，周恩來對外語教學提出了三點要求：“外語教學要造就什麽樣的人才？第一是師資，有了好的師資，中學生把外語學好了，進大學或以後自學就有了基礎。第二是培養懂外文的幹部、技術人員，要使他們能夠讀外文資料。第三是外事工作人員。這三方麵的需要都很急迫，急需量最大的是師資，最急需的是外事人員。”
周恩來的這番話，雖然是針對外語教學說的，但實際上也是對教育界極左思潮的抨擊。
因為就在周恩來講話之前，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召開理工科大學教育革命座談會，《紅旗》雜誌7月21日發表經姚文元審改、署名“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長文《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鬥》。這篇極左教育路線的綱領性文獻，提出了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的幾條方針，其中就有：工人階級必須在鬥爭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領導權，使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把批判“走資派”作為一門主課；開門辦學，廠校掛鉤；大破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編寫無產階級新教材；狠抓教師的立場、感情轉變，解決“為誰教書”和“怎樣教書”的問題；破除“以課堂為中心、以書本為中心”。
然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周恩來這些指示，作用很有限，還不能扭轉全局。
1971年4月至7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操縱下，會議通過了遲群主持起草、張春橋和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紀要》提出了所謂“兩個估計”，即：“解放後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製度、教學方針和方法幾乎全是舊的一套”，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原有的教師隊伍和解放後培養出來的高等學校學生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簡而言之，一是教育工作基本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二是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從這“兩個估計”出發，《紀要》製定了一係列極左的“教育革命”政策：“工人宣傳隊”長期領導學校；縮短大學學製；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對原有教師邊改造、邊使用，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實行開門辦學，等等。
“兩個估計”在會議期間就引起激烈爭論，也受到一些與會者的抵製。會期長達三個半月。遲群指責對“兩個估計”有不同意見的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立場、感情、態度有問題”。
7月9日，周恩來約見會議領導小組成員。針對對建國後17年教育工作估計的爭論，周恩來以他特殊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兩個估計”的意見。他指出：建國後17年，毛主席的紅線也是照耀了教育戰線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對教師隊伍和解放後培養的學生要作具體分析，要辯證地看問題。
周恩來的話間接地表明：他不同意“兩個估計”。
就在這次會議期間，周恩來還向參加會議的各省市、各部門主管教育的負責人作了一次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黨的曆史報告，其中講到我黨建立以來多次犯了“左”的錯誤，吃了“左”的大虧，教育和啟發幹部認識“左”的危害性。他特別強調：我們做教育工作，是教育人的。不要忘記過去，不僅我們這一代，而且還要教育後代。現在世界上有一股極左思潮。
張春橋卻說：17年教育戰線領導權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毛主席的路線沒有落實，名義上是共產黨領導，實際上是假的。
8月31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國教育繼續朝著極左的方向滑行。
這種勢頭直到林彪事件之後才得到遏製。林彪事件後，周恩來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從1971年秋到1972年秋，先後下發了一係列文件，召開了一係列專業工作會議，清理各個領域的極左思潮。
1972年3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普及小學教育是農村教育的重點》。
文章體現了周恩來在1971年7月29日接見教育會議代表時的講話精神。在那次接見時，周恩來提出：培養教育後代，這是百年大計，不能忽視。小學教育要求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能夠普及，主要是在農村。必須把小學經費固定下來，隻有民辦、集體辦，沒有公辦就辦不起來。小學教育經費年年還要增長一點。初中、高中在農村要因地製宜，能辦的就辦，師資不夠的也不要勉強。
林彪事件後，各地根據周恩來講話的精神，采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抓了普及農村教育的工作。
4月2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短評《堅持多種形式辦學》。
5月8日，國務院科教組轉發《北京市革委會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試辦補習班的報告》。《報告》反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學校招收的工農兵學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學員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小學程度的占20%。因此，不得不另加半年的“文化基礎知識”補習時間。
這個報告，間接地抨擊了推行了兩年的工農兵學員推薦製的大學招生製度。此後，各地高等學校對工農兵學員都加了半年的文化基礎知識補習時間。國務院還發出高等學校招生要“重視文化考察”的規定，改變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學招生不要考試的辦法。這些舉措，後來被極左思潮指責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複辟”、“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回潮”。
5月10日至6月20日，國務院科教組召開綜合大學和外語院校教育革命座談會。座談會批判了林彪從右和“左”兩方麵對教育的破壞，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提出：要抓緊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發揮教師的業務專長，鼓勵教師刻苦鑽研業務，加強基礎理論教學，保證必要的教學時間，外語院校要加強基本功訓練。會後，國務院科教組向全國印發了這次座談會的總結報告。
8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切實加強黨對教學領域革命的領導》的文章。文章介紹了天津市調動教師積極性、發揮老教師專長、加強基礎知識教學和基本技能訓練等經驗，批判了在林彪修正主義路線幹擾下出現的“抓政治保險，抓教學危險”的“左”的傾向。
10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奪取新的勝利》。社論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的建設步伐”，“繼續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在無產階級政治統帥下，為革命學業務、文化和技術”。
這篇社論體現了周恩來關於批判極左思潮和恢複黨的正確教育路線的意圖。
對教育界極左思潮的批判和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努力，使在“兩個估計”重壓下的廣大知識分子看到了希望，重新燃起獻身事業、報效國家的熱情。以北京大學的教授為例，哲學家馮友蘭先生除進行教學活動外，還表示要在幾年內完成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經濟學家陳岱孫先生不顧腿傷，拄著拐杖上課，還自報《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繼承和改造》等研究課題；朱光潛先生在落實政策後首先去尋找抄家抄走的他翻譯的黑格爾美學手稿，開始繼續翻譯。
1972年10月14日，周恩來接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博士。周恩來敏銳地把握住了時機，就教育和科學研究問題發表重要談話。就教育問題來說，周恩來的談話有兩點是對極左思潮的重拳出擊。
一是明確指出：學校學生應當“以學習為主”。
二是頂著江青集團的淫威大膽說出：“對學習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理論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中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邊學習、邊勞動。”
中學畢業生可以直接上大學，這番話在1972年說出，真可謂是空穀足音。這是對“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學招生製度的最徹底的修正。雖然周恩來的這個主張由於“四人幫”的極力阻撓沒能立即實現，但是它為1977年鄧小平恢複高考招生製度，徹底實現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提供了最有力的決策依據。
作為美籍華人理論物理學家的李政道，對周恩來提出的中學畢業生可以直接上大學，是非常讚同的，而且他對中學畢業生非得要勞動兩年才能上大學的政策也深感莫名其妙。
1974年5月，李政道又回到中國探親和訪問。他在上海聽到：芭蕾舞學校的學生不需要脫產專門勞動兩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這件事對李政道很有啟發。
於是，李政道寫信給周恩來反映說：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學科技的學生也不應脫產專門勞動幾年，而應改為每天早晨勞動半小時。難道科技發展反而不如芭蕾？另外，培養科技人才也不能每人都一樣，應選擇優秀青少年（因每人先天條件不同、環境不同，有個別差異），使之早入大學，加以培養。
李政道提出的意見，可以說是對1972年周恩來提出的中學畢業生可以直接上大學的主張的進一步解釋。雖然這一主張提出後如石沉大海，但是，周恩來沒有氣餒，還是抓住李政道來信這個機會，又一次對阻礙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極左思潮猛擊了一掌。
首先，周恩來指示將李政道的來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澤東審閱。
其次，周恩來臨時決定立即接見李政道。陪同接見的有鄧小平，還有“四人幫”及其他有關方麵的負責人。
雖說是一次外事接見，但實際上是一次會議。
周恩來的意圖很明顯，他是要“四人幫”當麵聽聽李政道的意見。
對於這次接見的情況，李政道回憶說：
周總理說，本來沒想見我，看了我的建議，認為非常重要，立即排了大字版送毛主席閱。周總理說完就把麥克風交給我，要我向大家說明我的建議。
當時空氣緊張。“四人幫”也在座，人很多，圍坐了三圈。我講完，謝靜宜就沒有禮貌，質問我，要與我辯論（看來謝是有準備的）。謝說：“選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兒？”我答：“目的是為人民服務。”
當時會上情況不正常，他們在私下議論。周總理說：“不許開小組會議。”會上沒有人能說芭蕾舞重要而科學研究不重要。結果他們表麵上被說服。少年班可以試辦。會議開了一個半小時，周總理宣布會議“到此結束”。
周總理對教育非常關心，雖然當時他自己身體不好，也知道說服他們非常困難，但還是要盡量說服他們。少年班有周總理支持，種子是下了，可還是有人控製此事。他們有陰謀，對此事進行歪曲。
5月30日，毛澤東也接見了李政道，表示讚同李政道提出的辦少年班的意見。
周恩來要周培源把北大理科辦好，有什麽障礙要掃除，有什麽釘子要拔掉。姚文元說：周培源的文章是有來頭的，有背景的，不發是得罪人。一篇文章的背後有著激烈的較量
1972年2月，中美關係正常化實現以後，中國與美國等世界科技強國的科技交流前進了一大步。世界一些知名科學家先後到中國進行參觀和訪問。
周恩來以此作為契機，加大對科技領域的政策調整。
1972年7月2日，周恩來會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
周恩來和楊振寧是浙江同鄉，對話更直接、坦率。周恩來要楊振寧給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提點意見，楊振寧認為中國的基礎科學理論貧乏，建議中國應當加強基礎科學的研究和交流。
對楊振寧的意見，周恩來深有同感。早在1956年製定《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時，當時提出以“任務帶科學”來製定規劃，初步確定了55項任務。周恩來看了後，特意提出增加一項自然科學基礎理論，這就是後來規劃的第56項“現代自然科學中若幹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他說：在大力發展應用科學研究的同時，必須加強基礎理論研究。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與革新。為了有係統地提高我國科學技術水平，必須打破近視的傾向，如果我們不及時地加強對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的注意，我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
周恩來的這些話是符合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的，而且在我國原子彈的成功研製中是得到驗證的。我國的原子彈之所以能夠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很快地研製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擁有了一批有較深造詣的理論物理學家。
因此，當楊振寧直率地說出中國的基礎科學理論研究薄弱時，周恩來感慨地說：楊先生說我們的理論太貧乏了，而且我們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這話有道理，你看到我們的毛病了。
周恩來還進一步分析說：理論不高，這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不能總結經驗，再回到實踐中去，再提高；二是對人家的經驗不那麽感興趣，不能去多聽多看。
楊振寧表示同意周恩來的分析。
周恩來誠懇地對楊振寧說：你有好的意見，我們應該聽取，我們應該能學到一些東西，不要還是自高自大，聽不進去你提的意見；或者表麵上說好，接受，你走了以後就無所謂了。你熱情指出我們一些缺點，我們要是聽了當耳邊風就很危險，我生怕我們老一代的科學工作者這樣。
為了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周恩來將楊振寧的談話建議報送毛澤東。毛澤東看了後，也認為楊振寧的意見很有道理。
12天以後，即7月14日，周恩來會見在中國參觀、探親的美籍華人學者參觀團。這個團以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教授為團長，麻省理工學院天文物理學家林家翹教授為副團長，由27位美籍華裔科學家組成，其中有好幾位是國際知名物理學家。楊振寧也參加了會見。
談話中，周恩來再次肯定楊振寧提出的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和交流的建議，說：“楊振寧講話實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講話後，稱讚他。”
周恩來還對陪同接見的北京大學副校長、革委會副主任周培源說：“周博士，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麽障礙要掃除，有什麽釘子要拔掉。”
周培源也是著名理論物理學家，192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26年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後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就讀，獲博士學位。
“今天向這位周博士將一軍，請他提倡一下理論。”周恩來指著周培源對在座的客人說。
會見結束時，周培源對周恩來說：“總理，我寫了一篇關於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文章，想請總理看看。”
周恩來說：“好啊，有多少字？”
“大概五六千字吧。”
“太長了，再短一點。”
回去後，周培源迅即把周恩來對北大的指示向學校黨委常委作了傳達。同時，將他文章的主要觀點濃縮為幾條，以信的形式送給周恩來。信的全文如下：
總理：
關於我國基礎科學這樣落後，我認為有下列一些原因：
文化大革命前基礎科學研究工作，缺乏具體領導。在1956年製定的科學規劃的第五十六項任務“自然科學中的重大基本理論問題”（這是你指示我們製訂的）和“基礎科學規劃”，由於沒有具體單位去抓，基本上都沒有落實。1963年的十年科學規劃中，國家科委隻抓了32個“國重”（國家重點項目），也沒有做，更沒有抓比較全麵的規劃，經過文化大革命，這32個“國重”大致都垮了。
科學院的研究所應該注意基礎科學研究，但據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力量花在任務上，接受生產單位的試驗工作，做完就完了，沒有能夠做到預計的那樣“任務帶學科”，把學科帶動起來。這種情況在其他研究所可能也有。
學校中科研工作反複性校大，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沒有能夠堅持幾年的艱苦工作，做些成績出來。來一次運動首先受衝擊的是基礎理論研究。似乎科學院也有類似情況。
以北京大學為例，現在老中教師普遍的思想情況是不願搞也怕搞基本理論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成績，怕挨“理論脫離實際”的批評。教師中對基礎理論的重要性，還沒有建立起正確的認識。
在你7月14日晚對北大的指示向北大黨委常委傳達後，理科教師都很激動，感到黨中央對我們的關懷，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組對過去的科學研究工作曾作過一些調研，今擬進一步總結經驗。
我感到，要使我國基礎科學趕上去，關鍵在於領導。是否可以讓中國科學院統一領導全國基礎科學研究工作。
其次，要發動科學界的廣大群眾，統一對基礎科學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把大家的積極性積極調動起來。
周培源
1972年7月20日
周培源的信是經國務院科教組轉周恩來的。周恩來閱後心中很不平靜。
7月23日，周恩來寫信給中國科學院和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郭沫若、劉西堯、丁國鈺、秦力生及遲群、謝靜宜。信中說：“把周培源同誌來信和我的批件及你們批注的意見都退給你們好作根據，在科教組和科學院好好議一下，並要認真實施，不要如浮雲一樣，過了就忘了。”
周恩來的信含有對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工作的明顯不滿與批評。
這種不滿與批評，在一個多月後周恩來接見巴基斯坦總統科學顧問薩拉姆博士的談話中再次表露出來。
周恩來說：現在需要提高理論。本來理論是指導實踐的。有了經驗沒有理論還不行，在理論方麵我們做得很差。不僅在原子能方麵，就是一般科學也是如此。一句話，許多經驗，沒有理論，忽視理論，這是我最不滿意的。
周恩來還對陪見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等有關方麵負責人說：中國科學院有些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文化大革命中分散了，現在應該把他們集中起來，搞點研究。
為了加強科技工作，周恩來提議召開一次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
8月10日，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就加強科學技術研究工作、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等問題展開討論，並取得了一致意見。會議提出了加強科學研究，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口號。
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全國性的科技工作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國務院各部委代表共240多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召開這樣的會議，僅對廣大科技專家的鼓舞來說，其重要意義就可想而知。
但是，張春橋卻指責這次會議“大方向有問題”，是“右傾回潮”，並要在準備下發全國的《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紀要（草案）》中寫入“黑線專政”的內容。
對此，周恩來堅決不同意。
在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的鼓舞下，廣大科技工作者重新燃起了希望。
8月18日，第二機械工業部四○一研究所副所長張文裕等18位科學工作者聯名給周恩來寫信，反映我國高能物理研究的落後現狀，並提出了改變這種落後現狀的幾點建議。
信通過郭沫若交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劉西堯轉周恩來。周恩來看了很高興。他給張文裕寫了回信：
張文裕同誌並轉朱光亞同誌：
文裕同誌交來二機（部）四○一所一部十八位同誌一信，已由郭老、西堯同誌處轉到。看了很高興，正是月初我們同巴基斯坦那位科學家所要說的話。
現在請文裕同誌將你們今年4月送給二機部和科學院那份報告轉給我一看。西堯同誌請朱光亞同誌召集有關方麵一議事，請不要等我批，先議出辦法，供大家討論采用。
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試驗結合起來，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預製研究，應該成為科學院要抓的主要項目之一。所見可能有錯，請你們研告。
周恩來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
相對於文化教育來說，科學技術的政治色彩本來相對要淡一些，但即使如此，“四人幫”這一極左思潮的怪胎對周恩來加強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的努力也是橫加幹涉，處處刁難。
這從當年周培源一篇文章的奇特遭遇足以看出。
根據周恩來辦好理科大學的指示精神，周培源組織北京大學教育革命組撰寫了題為《搞好自然科學基礎理論課教學》的文章，發表在《紅旗》雜誌1972年第9期上。
也就在這個時候，《人民日報》約周培源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認為：理科教育既要培養當前生產所需要的自然科學工作人員，又要培養為國家今後發展生產、發展科學的理論工作人員；工和理、應用和理論都要重視，不可偏廢。文章批駁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辦工廠代替實驗課教學”、“按產品劃分、設置專業”等取消和削弱理科的傾向，指出：“既要批判理論脫離實際，又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思想”，“‘理工不分’的看法，實際上是取消理科，這是十分有害的”。
然而，當這篇文章送到《人民日報》後，被姚文元找種種借口卡住了。姚文元以為這篇文章是周恩來要周培源寫的，當時社會上也是這樣傳的。
姚文元先是指示人民日報社派出記者，分別到天津南開大學和上海複旦大學“征求意見”。名為“征求意見”，實際上是想通過複旦大學之口，把周培源的這篇文章扼殺掉。南開大學也不過隻是個陪襯而已。
“四人幫”在上海的爪牙很快領會了姚文元的意圖，在《人民日報》記者到達上海之前，就布置複旦大學教師座談討論，統一認識，製造反對周培源文章的“群眾意見”。座談的結果是早已定好了的：如果此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上海要公開組織批判。
有了“群眾意見”，姚文元就有了借口了。8月15日，他批示《人民日報》：文章是否馬上發表或過一些時間較適宜，請你們繼續研究。
姚文元的批示還算“客氣”，畢竟他以為文章是周恩來要周培源寫的。《人民日報》的同誌經過一番考慮後，再次認為這篇文章可以發表。
姚文元這回就不再遮遮掩掩了，而是明確告訴《人民日報》的同誌：“我和春橋同誌商量了，文章發表後可能引起爭論。到時，你們如何收場？”
也許姚文元覺得硬是要把周恩來指示寫的一篇文章槍斃掉，有點太過，於是又讓把周培源的文章放到《光明日報》上發表。在他看來，這就表示降了一格。
10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周培源的文章。文章發表後，上海立即派人到北京大學秘密調查這篇文章的背景。他們找到北京大學空氣動力實驗室的一位老師，問周培源的這篇文章是誰指使寫的？這位老師就按當時流傳的說了：是周總理讓寫的。
10月18日，姚文元到了上海，說出了他的心裏話：
“《紅旗》的文章不一定是我同意的。報刊上的文章並不都是對的，都對了，就沒有階級鬥爭了。”
“周培源的文章是有來頭的，有背景的，不發不好，不發是得罪人，所以發在《光明日報》上。”
於是，從1972年11月開始，上海《文匯報》連續發表《這樣提出問題是否妥當？》、《馬克思主義是最基礎的理論》、《打什麽基礎理論》等文章，對周培源的文章進行不點名的圍攻。
然而，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
從1972年到1973年上半年，在周恩來對極左思潮的重擊下，文化、教育、科技領域吹過了一股清新的春風，出現了新的氣象，給廣大文化教育科技工作者以振奮和希望。
1972年底，中國派出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批飛往西方的留學生，其中16人去英國，20人去法國。
1973年4月3日，國務院批轉國務院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意見》提出：1973年的高等學校招生要“重視文化考察，了解推薦對象掌握基礎知識的狀況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保證入學學生有相當於初中畢業以上的實際文化程度”。
1973年6月7日，國務院科教組頒發《關於北京外語學院1973年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提出可以選拔少量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直接入學，並對推薦來的工農兵學員進行文化補充考核。
……
雖然這股清新的春風沒過多久就被誣為“右傾回潮”，但是，它為1975年鄧小平進行的教育整頓乃至粉碎“四人幫”後文化教育科技領域的全麵撥亂反正，起了重要的鋪墊作用。
陳伯達“指示”：《四角號碼字典》不能出，周恩來對圖書出版口連發“重炮”：“四角號碼字典為什麽不能用？不要因人廢文。”
在李政道麵前，周恩來說出了“文革”以來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一句話。
周恩來要周培源除障礙拔釘子，把北大理科辦好。姚文元說：周培源的文章是有來頭的。一篇文章的背後有著激烈的較量。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場大地震，那麽文化、教育、科技領域就處於這場大地震的震中位置。“文化大革命”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文化、教育、科技領域在這場浩劫中卻成了名副其實的重災區，因而也就自然成了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重拳出擊、大刀闊斧進行調整的領域。
1970年9月，林彪、陳伯達等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露出了他們急於搶班奪權的野心，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惕，也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借此機會，周恩來開始批判極左思潮，著手進行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的調整。1971年林彪集團覆亡後，周恩來對極左思潮全麵出擊，加大了政策調整力度。
陳伯達“指示”：《四角號碼字典》不能出。周恩來對圖書出版口連發“重炮”：“四角號碼字典為什麽不能用？不要因人廢文。”“《資治通鑒》、《天演論》還用審查嗎？四書五經還要修改嗎？”“否定一切，不一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
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界被列為“五界”之一，成了所謂的“四舊”、“藏汙納垢”、“牛鬼蛇神”的“聚集區”。在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煽起的極左思潮的肆虐下，文化大革命前17年出版的書刊，絕大多數當作“四舊”、“藏汙納垢”被掃除，全國停售、封存的圖書總值達當時的幣值兩億多元，僅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就停售圖書兩千多萬冊。一些出版界的專家、學者也被打成“牛鬼蛇神”或關押，或下放。
就連《新華字典》這樣的工具書也難逃被封存停售的厄運。
1970年春，正是中小學開學的時候，全國要求供應字典的呼聲十分強烈。中央文革宣傳組聯絡員根據有關部門的反映向中央文革寫出書麵報告，請示修訂再版《新華字典》和《四角號碼字典》。報告提出有5個方麵的問題需要修改：一是有些詞語塞進了封資修黑貨；二是有的抽掉階級內容，缺乏階級分析；三是對一些曆史人物評價不當，美化了帝王將相；四是與現實政治生活不符合或有抵觸；五是解釋不確切。
1970年5月11日，分管文化宣傳的陳伯達口頭“指示”：《新華字典》你們看一看，斟酌一下，如果沒有問題就可以出版。《四角號碼字典》不能出了，因為是王雲五搞的，待以後考慮。
王雲五，原籍廣東，1888年生於上海，他首先將四角號碼檢字法運用於字典。因為他曾當過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部長、財政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1951年又從香港去了台灣，他編的四角號碼字典也被當成了“毒草”。
陳伯達的“指示”，反映了文化出版界極左思潮盛行的冰山之一角。對此，周恩來氣憤至極。
1970年9月17日，廬山會議結束剛過10天，周恩來召集國務院文化、教育、出版等部門的負責人開會，向文化出版工作中的極左思潮打出了一串“重炮”：
“王雲五編的四角號碼字典為什麽不能用？不要因人廢文。一個人有問題，書就不能用了？它總有可取之處嘛！”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是德國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這三個來源還不是資產階級或受唯心史觀限製的學說嗎？可是它們都含有合理的因素。”
“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就不能要了？那樣做，不叫為群眾服務。青年一代著急沒有書看，他們沒有好書看，就看壞書。”
“要懂得水有源樹有根。毛澤東思想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新華字典》也是從《康熙字典》發展來的嘛！編字典可以創造，但創造也要有基礎。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新的不出來，舊的又不能用，怎麽辦？芭蕾舞是洋的，能說是我們創造的嗎？”
“《資治通鑒》、《天演論》還用審查嗎？四書五經還要修改嗎？”
“舊小說可能統統當作‘四舊’處理了吧？《紅樓夢》、《水滸》能算作毒草嗎？”
“要有點辯證法，不要一聽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就氣炸了，那叫形而上學、片麵性！”
周恩來這一係列的質問，令與會的人臉紅心跳。其實很多人怎能不明白周恩來所說的道理，隻是懾於極左思潮的壓力，對文化出版工作中極左的一套敢怒不敢言而已。
對於《新華字典》的出版，周恩來後來多次催問。
1971年2月11日，周恩來在檢查文化出版口的工作時又問：“工具書出版了嗎？《新華字典》還沒有定下來嗎？青少年沒有書看，有的學校沒有字典，沒有地圖。新書要出，舊書也可以選一點好的出版嘛！”
1971年3月23日，周恩來又口頭指示：《新華字典》還是早點定下來，了解一下到底要印多少，注音檢字方法和注釋是否恰當。
在周恩來的催問下，《新華字典》的出版工作抓緊進行，很快就印出了樣書。
當出版社把樣書送給周恩來審閱時，周恩來發現《新華字典》的封麵書名是拚集魯迅的字。為此，周恩來對有關負責人說：我不讚成這樣拚湊字作書名，拚字不是藝術。還有人把毛主席的字拚來拚去。主席題字都是完整的構思，不能隨意拆開。魯迅沒有給這本字典題過字。魯迅在世時，還沒有簡化字呢，這個“華”字還不是湊成的嗎？這是不尊重魯迅。將來一考證，說你們造假。還是老老實實的好。封麵不要用魯迅的字，不要弄虛作假。你們這樣搞，我就不批準。
在周恩來的堅持下，《新華字典》正式出版時，封麵書名改用了仿宋字。
雖然周恩來1970年9月17日的談話嚴厲批評了出版界的極左思潮，並提出了一些明確指示，但是，由於出版界不少人深諳“文革”政治鬥爭風雲的詭秘多變，對出版新書、過去已清理封存的書以及整理重印古籍仍心有餘悸，沒有見到中央批示不敢動手，因此圖書出版工作還遠遠適應不了社會各界讀者的需要。
同時，由於中斷了近三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1970年1月在波蘭華沙恢複，中國的外交格局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籌劃下正麵臨新的突破。我們的國民急需了解世界以適應這種突破。然而，“文革”中那些涉外的曆史書籍不是沒出就是被封存，以致出現像周恩來批評的“有些青年連世界地理位置、重大曆史事件都搞不清”的情況。
1971年春，國務院召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4月12日，周恩來在百忙中找座談會領導小組成員談話，又一次對圖書出版口的極左思潮打出了一串“重炮”：
“你們管出版的，要印一些曆史書。我們要講曆史，沒有一點曆史知識不行。你們的出版計劃有沒有曆史書籍？現在書店裏中國和外國的曆史書都沒有，不出曆史、地理書籍，是個大缺點。”
“同誌們說，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圖書都燒了，我看燒的結果就是後悔。應該選擇一些舊的書籍給青少年批判地讀，使他們知道曆史是怎麽來的。”
“總不能把曆史割斷吧！否定一切，不一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不是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那些把書都燒了的，還不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不一分為二，就是極左思潮。”
“《魯迅全集》封起來幹什麽？這不是滑稽得很嗎！”
“把有點問題的書都封起來，隻有少數人能看，隻相信自己不會受影響，其他人就都會受影響？群眾總是比我們個人知道得多，他們是能夠作出判斷的。”
“無怪現在沒有書讀了，這完全是思想壟斷，不是社會主義民主。”
聽著周恩來這些振聾發聵的話，作為出版界負責人的與會者連頭都不敢抬，隻是一個勁地低頭往自己的筆記本上記。
最後，周恩來指出：“我看現在要出一批書，要廣開言路。讀馬克思、列寧的書和毛主席的書是主要的，但也要讀曆史、地理，讀哲學。有些青年連世界地理位置、重大曆史事件都搞不清，知識麵越來越窄，這不行，這樣是不可能真正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
1971年7月5日，周恩來對出版曆史書籍再一次作出指示，要求盡快地出版《世界通史》，並搜集翻譯出版世界各國曆史書，每個國家出一本，以適應外交活動和教學研究之需要。
在周恩來的嚴厲督促下，國務院出版口組織有關出版社，對世界各國曆史書籍翻譯出版情況、國內研究世界曆史的研究部門和翻譯力量進行調查摸底，並召集史學工作者座談會，形成了《關於“收集、翻譯、出版世界各國曆史書籍”的情況》，提出了翻譯出版世界各國曆史書籍的工作計劃。
周恩來審閱了這一計劃，並報毛澤東批準。毛澤東閱後批示：“可以。”
1971年9月8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71）54號文件轉發《關於“收集、翻譯、出版世界各國曆史書籍”的情況》。中央在轉發批語中要求各地“督促和推動有關部門努力完成規劃中的任務”，並指出：“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是一部研究原始社會的重要著作，可以再版。海思、穆恩、威蘭合著的《世界通史》，觀點是資產階級的，但有敘事簡明、綱目清楚、地圖詳細的特點，也可供幹部批判地閱讀。”
出版界終於拿到了批準翻譯出版外國曆史書籍的最高通行證。
自1971年下半年開始，世界各國的曆史陸續翻譯出版。這對於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國曆史，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更好地迎接隨之而來的中美關係正常化帶來的中國外交格局的全方位突破，都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同時，為了翻譯國別史，調回了一大批老教授、老專家和外語翻譯人才，較早地解放了一批幹部和知識分子。
與此同時，中國曆史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在周恩來的督促下抓緊進行。
1970年9月17日，周恩來就要求抓緊中國曆史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並指出：“60年代、70年代做這件事還好辦，往後懂古文的人就不多了。”
1971年4月12日，周恩來又問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點情況。
有同誌匯報說：“文化大革命前主要由中華書局負責。到今年2月，上海也組織了40多人校點《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
周恩來說：“你們要合作，協商一下，不要重複，早點完成。”
“顧頡剛還在中華書局嗎？還有沒有人校點二十四史？”周恩來問。
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回答說：“顧頡剛現在在社科院。”
“顧頡剛在社科院能發揮什麽作用？”周恩來指示，“把他請到中華書局來好。老弱病殘圈點曆史書也能工作嘛！”
經過研究，國務院出版口在5月3日向周恩來上報《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請示報告》。
周恩來將這一報告送政治局常委傳閱，並報請毛澤東批準。毛澤東閱後批：“同意。”
毛澤東還口頭指示：不能割斷曆史，要批判地繼承研究，不單是二十四史。
周恩來見到毛澤東的批示後，指示將毛澤東的批示“發給出席出版工作座談會的同誌每人一份，鼓勵鼓勵大家”。
此後，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點工作全麵展開。1972年初，《周書》、《南齊書》、《陳書》首先由中華書局出版。其他各史，也在兩三年內相繼出版發行。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出版發行，突破了極左思潮所設置的文化禁錮，成為開放封存書、整理再版古籍的帶頭羊。
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說：“二十四史是標兵，它可以出版，很多曆史書也可以出版。”
有一個故事，可以看出當時在極左思潮肆虐下中國圖書市場的凋零狀況。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為了顯示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曆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國，書店裏得有些反映這方麵的書籍。有關方麵責令新華書店要挑選出一批能夠顯示出我們曆史文化水平的、古今中外有影響的代表作擺上書架。因為尼克鬆要參觀的地方，如王府井新華書店，沒有書不行。
但是，在那個年月中，很多書當成“四舊”燒了，能找出來上架的數量很有限。怎麽辦？上級部門一方麵要求對可以出版的書組織力量加班加點，爭取在春節之前趕印出來；另一方麵隻好說，對數量實在不夠的書籍，可以擺出來，專賣給外國人。
不料，此事竟引起一場風波。
1972年2月15日，恰是中國農曆春節。這一天，王府井新華書店還沒有開門，買書的人就排成了長隊。待書店開門後，書店方麵說有些書隻賣給外國人，不賣給中國人，群眾情緒異常激憤，議論紛紛。一些敵視中國的西方記者借此發消息造謠誣蔑。
此事驚動了周恩來。2月16日深夜，周恩來召集國務院業務組和北京市委書記吳德開會，對這種售書方法提出批評。
周恩來說：“要注意一種傾向，比如說，出版方麵把幾部古典小說在王府井新華書店擺出來，不賣給中國人，隻賣給外國人。何必這樣呢？有書，中國人也要賣；沒有書，你就別擺出來，結果給人家提供了造謠的機會。不能弄虛作假，這早已批評過了。如果書已經擺出來了，外國人、中國人都可以買，賣完為止。不是早就說過，尼克鬆來了，我們要不亢不卑、不冷不熱嗎？為什麽聽說尼克鬆要來就把書擺出來呢？”
最後，周恩來要求吳德檢查一下北京市的情況，業務組動員北京市的印刷力量，爭取把幾部古典小說盡快再版，用事實駁斥敵人的造謠。
1972年春，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召開。會議要求在審查清理圖書的基礎上，再出版一批中國古籍和介紹外國曆史、地理的書籍。
4月中旬，全國20萬部古典小說印出發行。北京市新華書店各門市部開始發行《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等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讀者爭相購買，在王府井、前門等書店一度出現了群眾排長隊購書的景象。
張春橋、姚文元操縱全國教育會議炮製“兩個估計”。周恩來以他特殊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兩個估計”的意見。在李政道麵前，周恩來說出了“文革”以來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一句話：中學生畢業後可以直接上大學。
對建國後17年教育工作的不滿，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1966年3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學術界、教育界的問題，過去我們是蒙在鼓裏的。”“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於是，向教育界發起衝擊，進行所謂的“教育革命”，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內容。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出於其不可告人的野心，在一旁推波助瀾，從“左”的方麵把“教育革命”加以發揮。從打倒所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到奪取教育界的領導權，進而全麵否定黨在建國後17年經過曲折探索並取得明顯成效的教育體製、方針、政策，教育界陷入嚴重混亂的境地，正確的教學規劃和教學管理被衝垮。在“政治掛帥”、“白專道路”的禁錮下，學生不敢學，老師不敢教。教育水平嚴重下降。
1970年初，冰凍了20年的中美關係開始出現微妙變化，一度中斷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恢複。周恩來敏銳地覺察到中國外交格局將麵臨新的突破。這種突破一旦來臨，將需要大批的外事幹部和外語人才。在這樣的背景下，周恩來在批判文化出版界極左思潮和調整文化出版政策的同時，也開始了對教育界極左思潮的批判和對教育政策的調整。而突破口首先選擇在外語教學上。
外語專業人才的培養，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見效的事。即使在中國外交陷於冰點的日子裏，主管外事的周恩來一直沒有忘記將來中國對外關係發展的需要，十分關注外事幹部和外語人才的儲備、培養。
原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秘書長、曾任周恩來外事秘書的馬列回憶說：
“一九六九年，國務院的幾個辦，包括外辦被撤銷，這些機構的工作人員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我沒有被下放，受總理的委托負責幾所外語院校大學畢業生的管理工作。當時中央所屬的和重點大學的外語係共有四十多個語種的畢業生和在校生六千多人。總理當時看得很遠，想得很深。考慮到將來對外事務的發展，他指示絕對不能讓這批外語人才畢業散掉，要先將他們集中管起來等待分配。大學畢業生當時都要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我就同總參聯係，先由部隊農場接收下來，邊勞動，邊接受再教育。總理還一再關照不要荒廢這批學生的外語學習，要求安排外語天天讀的時間，最後建立了半日勞動、半日學習的製度。”
在極左思潮盛行的日子裏，外語教育的處境異常艱難。外語教育除了存在與其他課程教育相同的問題外，由於它自身的特點還存在許多問題：外語尤其是英語，往往被看成是帝國主義的東西，學外語容易與“裏通外國”、“崇洋媚外”沾邊，學外語的人積極性不高，原來有外語基礎的由於不用也就荒廢了；外語師資嚴重短缺；外語教學中左的色彩太濃，隻有政治詞匯，沒有生活詞匯；等等。
針對這種情況，1970年11月6日至9日，周恩來就外語教學問題四次找北京外國語學院負責人，提出：外語教學業務不能丟掉，目前首先要從教師進修抓起，進行短期培訓提高。要好好看看過去的外語教材，按照外語教學規律，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改進。現在對外的口頭和文字上的宣傳，同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影響，實在相差得太遠了！
10天以後，周恩來又召集國務院科教組、外交部、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單位有關人員座談，就外語教學存在的問題發表講話。
周恩來說：“你們要研究一下，外語師資短訓班的效果到底如何？學的能鞏固嗎？落實的有多少？”“如果50天效果很差，可以向主管部門提出建議，延長一些時間。要抱著對學員負責的態度，否則誤人子弟。師資培訓不好，將來學生也教不好。”
針對當時專業學習時間少，政治學習和勞動占用時間多的弊端，周恩來指出：“學外語要天天練。天天練的時間不要僅限於一個小時。如果硬性規定一小時，其他時間就不許練，這種辦法一定要脫離群眾的。”“別的活動多的時候也不要取消練外語。時間允許的話可以增到兩三個小時。”
周恩來還對外語教材中極左的東西提出批評：“現在有的中學英語課本，隻有政治詞匯，沒有生活詞匯，實在不適用，應當修改。政治語言和生活語言可以一並學，實際上也不能分。北大英語教材有一個問句：‘你出身工人家庭嗎？’這個問題局限性太大，難道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出身？”
最後，周恩來對外語教學提出了三點要求：“外語教學要造就什麽樣的人才？第一是師資，有了好的師資，中學生把外語學好了，進大學或以後自學就有了基礎。第二是培養懂外文的幹部、技術人員，要使他們能夠讀外文資料。第三是外事工作人員。這三方麵的需要都很急迫，急需量最大的是師資，最急需的是外事人員。”
周恩來的這番話，雖然是針對外語教學說的，但實際上也是對教育界極左思潮的抨擊。
因為就在周恩來講話之前，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召開理工科大學教育革命座談會，《紅旗》雜誌7月21日發表經姚文元審改、署名“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長文《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鬥》。這篇極左教育路線的綱領性文獻，提出了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的幾條方針，其中就有：工人階級必須在鬥爭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領導權，使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把批判“走資派”作為一門主課；開門辦學，廠校掛鉤；大破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編寫無產階級新教材；狠抓教師的立場、感情轉變，解決“為誰教書”和“怎樣教書”的問題；破除“以課堂為中心、以書本為中心”。
然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周恩來這些指示，作用很有限，還不能扭轉全局。
1971年4月至7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操縱下，會議通過了遲群主持起草、張春橋和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紀要》提出了所謂“兩個估計”，即：“解放後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製度、教學方針和方法幾乎全是舊的一套”，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原有的教師隊伍和解放後培養出來的高等學校學生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簡而言之，一是教育工作基本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二是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從這“兩個估計”出發，《紀要》製定了一係列極左的“教育革命”政策：“工人宣傳隊”長期領導學校；縮短大學學製；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對原有教師邊改造、邊使用，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實行開門辦學，等等。
“兩個估計”在會議期間就引起激烈爭論，也受到一些與會者的抵製。會期長達三個半月。遲群指責對“兩個估計”有不同意見的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立場、感情、態度有問題”。
7月9日，周恩來約見會議領導小組成員。針對對建國後17年教育工作估計的爭論，周恩來以他特殊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兩個估計”的意見。他指出：建國後17年，毛主席的紅線也是照耀了教育戰線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對教師隊伍和解放後培養的學生要作具體分析，要辯證地看問題。
周恩來的話間接地表明：他不同意“兩個估計”。
就在這次會議期間，周恩來還向參加會議的各省市、各部門主管教育的負責人作了一次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黨的曆史報告，其中講到我黨建立以來多次犯了“左”的錯誤，吃了“左”的大虧，教育和啟發幹部認識“左”的危害性。他特別強調：我們做教育工作，是教育人的。不要忘記過去，不僅我們這一代，而且還要教育後代。現在世界上有一股極左思潮。
張春橋卻說：17年教育戰線領導權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毛主席的路線沒有落實，名義上是共產黨領導，實際上是假的。
8月31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國教育繼續朝著極左的方向滑行。
這種勢頭直到林彪事件之後才得到遏製。林彪事件後，周恩來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從1971年秋到1972年秋，先後下發了一係列文件，召開了一係列專業工作會議，清理各個領域的極左思潮。
1972年3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普及小學教育是農村教育的重點》。
文章體現了周恩來在1971年7月29日接見教育會議代表時的講話精神。在那次接見時，周恩來提出：培養教育後代，這是百年大計，不能忽視。小學教育要求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能夠普及，主要是在農村。必須把小學經費固定下來，隻有民辦、集體辦，沒有公辦就辦不起來。小學教育經費年年還要增長一點。初中、高中在農村要因地製宜，能辦的就辦，師資不夠的也不要勉強。
林彪事件後，各地根據周恩來講話的精神，采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抓了普及農村教育的工作。
4月2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短評《堅持多種形式辦學》。
5月8日，國務院科教組轉發《北京市革委會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試辦補習班的報告》。《報告》反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學校招收的工農兵學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學員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小學程度的占20%。因此，不得不另加半年的“文化基礎知識”補習時間。
這個報告，間接地抨擊了推行了兩年的工農兵學員推薦製的大學招生製度。此後，各地高等學校對工農兵學員都加了半年的文化基礎知識補習時間。國務院還發出高等學校招生要“重視文化考察”的規定，改變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學招生不要考試的辦法。這些舉措，後來被極左思潮指責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複辟”、“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回潮”。
5月10日至6月20日，國務院科教組召開綜合大學和外語院校教育革命座談會。座談會批判了林彪從右和“左”兩方麵對教育的破壞，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提出：要抓緊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發揮教師的業務專長，鼓勵教師刻苦鑽研業務，加強基礎理論教學，保證必要的教學時間，外語院校要加強基本功訓練。會後，國務院科教組向全國印發了這次座談會的總結報告。
8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切實加強黨對教學領域革命的領導》的文章。文章介紹了天津市調動教師積極性、發揮老教師專長、加強基礎知識教學和基本技能訓練等經驗，批判了在林彪修正主義路線幹擾下出現的“抓政治保險，抓教學危險”的“左”的傾向。
10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奪取新的勝利》。社論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的建設步伐”，“繼續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在無產階級政治統帥下，為革命學業務、文化和技術”。
這篇社論體現了周恩來關於批判極左思潮和恢複黨的正確教育路線的意圖。
對教育界極左思潮的批判和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努力，使在“兩個估計”重壓下的廣大知識分子看到了希望，重新燃起獻身事業、報效國家的熱情。以北京大學的教授為例，哲學家馮友蘭先生除進行教學活動外，還表示要在幾年內完成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經濟學家陳岱孫先生不顧腿傷，拄著拐杖上課，還自報《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繼承和改造》等研究課題；朱光潛先生在落實政策後首先去尋找抄家抄走的他翻譯的黑格爾美學手稿，開始繼續翻譯。
1972年10月14日，周恩來接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博士。周恩來敏銳地把握住了時機，就教育和科學研究問題發表重要談話。就教育問題來說，周恩來的談話有兩點是對極左思潮的重拳出擊。
一是明確指出：學校學生應當“以學習為主”。
二是頂著江青集團的淫威大膽說出：“對學習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理論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中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邊學習、邊勞動。”
中學畢業生可以直接上大學，這番話在1972年說出，真可謂是空穀足音。這是對“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學招生製度的最徹底的修正。雖然周恩來的這個主張由於“四人幫”的極力阻撓沒能立即實現，但是它為1977年鄧小平恢複高考招生製度，徹底實現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提供了最有力的決策依據。
作為美籍華人理論物理學家的李政道，對周恩來提出的中學畢業生可以直接上大學，是非常讚同的，而且他對中學畢業生非得要勞動兩年才能上大學的政策也深感莫名其妙。
1974年5月，李政道又回到中國探親和訪問。他在上海聽到：芭蕾舞學校的學生不需要脫產專門勞動兩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這件事對李政道很有啟發。
於是，李政道寫信給周恩來反映說：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學科技的學生也不應脫產專門勞動幾年，而應改為每天早晨勞動半小時。難道科技發展反而不如芭蕾？另外，培養科技人才也不能每人都一樣，應選擇優秀青少年（因每人先天條件不同、環境不同，有個別差異），使之早入大學，加以培養。
李政道提出的意見，可以說是對1972年周恩來提出的中學畢業生可以直接上大學的主張的進一步解釋。雖然這一主張提出後如石沉大海，但是，周恩來沒有氣餒，還是抓住李政道來信這個機會，又一次對阻礙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極左思潮猛擊了一掌。
首先，周恩來指示將李政道的來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澤東審閱。
其次，周恩來臨時決定立即接見李政道。陪同接見的有鄧小平，還有“四人幫”及其他有關方麵的負責人。
雖說是一次外事接見，但實際上是一次會議。
周恩來的意圖很明顯，他是要“四人幫”當麵聽聽李政道的意見。
對於這次接見的情況，李政道回憶說：
周總理說，本來沒想見我，看了我的建議，認為非常重要，立即排了大字版送毛主席閱。周總理說完就把麥克風交給我，要我向大家說明我的建議。
當時空氣緊張。“四人幫”也在座，人很多，圍坐了三圈。我講完，謝靜宜就沒有禮貌，質問我，要與我辯論（看來謝是有準備的）。謝說：“選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兒？”我答：“目的是為人民服務。”
當時會上情況不正常，他們在私下議論。周總理說：“不許開小組會議。”會上沒有人能說芭蕾舞重要而科學研究不重要。結果他們表麵上被說服。少年班可以試辦。會議開了一個半小時，周總理宣布會議“到此結束”。
周總理對教育非常關心，雖然當時他自己身體不好，也知道說服他們非常困難，但還是要盡量說服他們。少年班有周總理支持，種子是下了，可還是有人控製此事。他們有陰謀，對此事進行歪曲。
5月30日，毛澤東也接見了李政道，表示讚同李政道提出的辦少年班的意見。
周恩來要周培源把北大理科辦好，有什麽障礙要掃除，有什麽釘子要拔掉。姚文元說：周培源的文章是有來頭的，有背景的，不發是得罪人。一篇文章的背後有著激烈的較量
1972年2月，中美關係正常化實現以後，中國與美國等世界科技強國的科技交流前進了一大步。世界一些知名科學家先後到中國進行參觀和訪問。
周恩來以此作為契機，加大對科技領域的政策調整。
1972年7月2日，周恩來會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
周恩來和楊振寧是浙江同鄉，對話更直接、坦率。周恩來要楊振寧給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提點意見，楊振寧認為中國的基礎科學理論貧乏，建議中國應當加強基礎科學的研究和交流。
對楊振寧的意見，周恩來深有同感。早在1956年製定《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時，當時提出以“任務帶科學”來製定規劃，初步確定了55項任務。周恩來看了後，特意提出增加一項自然科學基礎理論，這就是後來規劃的第56項“現代自然科學中若幹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他說：在大力發展應用科學研究的同時，必須加強基礎理論研究。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與革新。為了有係統地提高我國科學技術水平，必須打破近視的傾向，如果我們不及時地加強對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的注意，我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
周恩來的這些話是符合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的，而且在我國原子彈的成功研製中是得到驗證的。我國的原子彈之所以能夠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很快地研製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擁有了一批有較深造詣的理論物理學家。
因此，當楊振寧直率地說出中國的基礎科學理論研究薄弱時，周恩來感慨地說：楊先生說我們的理論太貧乏了，而且我們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這話有道理，你看到我們的毛病了。
周恩來還進一步分析說：理論不高，這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不能總結經驗，再回到實踐中去，再提高；二是對人家的經驗不那麽感興趣，不能去多聽多看。
楊振寧表示同意周恩來的分析。
周恩來誠懇地對楊振寧說：你有好的意見，我們應該聽取，我們應該能學到一些東西，不要還是自高自大，聽不進去你提的意見；或者表麵上說好，接受，你走了以後就無所謂了。你熱情指出我們一些缺點，我們要是聽了當耳邊風就很危險，我生怕我們老一代的科學工作者這樣。
為了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周恩來將楊振寧的談話建議報送毛澤東。毛澤東看了後，也認為楊振寧的意見很有道理。
12天以後，即7月14日，周恩來會見在中國參觀、探親的美籍華人學者參觀團。這個團以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教授為團長，麻省理工學院天文物理學家林家翹教授為副團長，由27位美籍華裔科學家組成，其中有好幾位是國際知名物理學家。楊振寧也參加了會見。
談話中，周恩來再次肯定楊振寧提出的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和交流的建議，說：“楊振寧講話實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講話後，稱讚他。”
周恩來還對陪同接見的北京大學副校長、革委會副主任周培源說：“周博士，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麽障礙要掃除，有什麽釘子要拔掉。”
周培源也是著名理論物理學家，192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26年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後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就讀，獲博士學位。
“今天向這位周博士將一軍，請他提倡一下理論。”周恩來指著周培源對在座的客人說。
會見結束時，周培源對周恩來說：“總理，我寫了一篇關於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文章，想請總理看看。”
周恩來說：“好啊，有多少字？”
“大概五六千字吧。”
“太長了，再短一點。”
回去後，周培源迅即把周恩來對北大的指示向學校黨委常委作了傳達。同時，將他文章的主要觀點濃縮為幾條，以信的形式送給周恩來。信的全文如下：
總理：
關於我國基礎科學這樣落後，我認為有下列一些原因：
文化大革命前基礎科學研究工作，缺乏具體領導。在1956年製定的科學規劃的第五十六項任務“自然科學中的重大基本理論問題”（這是你指示我們製訂的）和“基礎科學規劃”，由於沒有具體單位去抓，基本上都沒有落實。1963年的十年科學規劃中，國家科委隻抓了32個“國重”（國家重點項目），也沒有做，更沒有抓比較全麵的規劃，經過文化大革命，這32個“國重”大致都垮了。
科學院的研究所應該注意基礎科學研究，但據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力量花在任務上，接受生產單位的試驗工作，做完就完了，沒有能夠做到預計的那樣“任務帶學科”，把學科帶動起來。這種情況在其他研究所可能也有。
學校中科研工作反複性校大，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沒有能夠堅持幾年的艱苦工作，做些成績出來。來一次運動首先受衝擊的是基礎理論研究。似乎科學院也有類似情況。
以北京大學為例，現在老中教師普遍的思想情況是不願搞也怕搞基本理論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成績，怕挨“理論脫離實際”的批評。教師中對基礎理論的重要性，還沒有建立起正確的認識。
在你7月14日晚對北大的指示向北大黨委常委傳達後，理科教師都很激動，感到黨中央對我們的關懷，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組對過去的科學研究工作曾作過一些調研，今擬進一步總結經驗。
我感到，要使我國基礎科學趕上去，關鍵在於領導。是否可以讓中國科學院統一領導全國基礎科學研究工作。
其次，要發動科學界的廣大群眾，統一對基礎科學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把大家的積極性積極調動起來。
周培源
1972年7月20日
周培源的信是經國務院科教組轉周恩來的。周恩來閱後心中很不平靜。
7月23日，周恩來寫信給中國科學院和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郭沫若、劉西堯、丁國鈺、秦力生及遲群、謝靜宜。信中說：“把周培源同誌來信和我的批件及你們批注的意見都退給你們好作根據，在科教組和科學院好好議一下，並要認真實施，不要如浮雲一樣，過了就忘了。”
周恩來的信含有對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工作的明顯不滿與批評。
這種不滿與批評，在一個多月後周恩來接見巴基斯坦總統科學顧問薩拉姆博士的談話中再次表露出來。
周恩來說：現在需要提高理論。本來理論是指導實踐的。有了經驗沒有理論還不行，在理論方麵我們做得很差。不僅在原子能方麵，就是一般科學也是如此。一句話，許多經驗，沒有理論，忽視理論，這是我最不滿意的。
周恩來還對陪見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等有關方麵負責人說：中國科學院有些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文化大革命中分散了，現在應該把他們集中起來，搞點研究。
為了加強科技工作，周恩來提議召開一次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
8月10日，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就加強科學技術研究工作、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等問題展開討論，並取得了一致意見。會議提出了加強科學研究，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口號。
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全國性的科技工作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國務院各部委代表共240多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召開這樣的會議，僅對廣大科技專家的鼓舞來說，其重要意義就可想而知。
但是，張春橋卻指責這次會議“大方向有問題”，是“右傾回潮”，並要在準備下發全國的《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紀要（草案）》中寫入“黑線專政”的內容。
對此，周恩來堅決不同意。
在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的鼓舞下，廣大科技工作者重新燃起了希望。
8月18日，第二機械工業部四○一研究所副所長張文裕等18位科學工作者聯名給周恩來寫信，反映我國高能物理研究的落後現狀，並提出了改變這種落後現狀的幾點建議。
信通過郭沫若交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劉西堯轉周恩來。周恩來看了很高興。他給張文裕寫了回信：
張文裕同誌並轉朱光亞同誌：
文裕同誌交來二機（部）四○一所一部十八位同誌一信，已由郭老、西堯同誌處轉到。看了很高興，正是月初我們同巴基斯坦那位科學家所要說的話。
現在請文裕同誌將你們今年4月送給二機部和科學院那份報告轉給我一看。西堯同誌請朱光亞同誌召集有關方麵一議事，請不要等我批，先議出辦法，供大家討論采用。
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試驗結合起來，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預製研究，應該成為科學院要抓的主要項目之一。所見可能有錯，請你們研告。
周恩來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
相對於文化教育來說，科學技術的政治色彩本來相對要淡一些，但即使如此，“四人幫”這一極左思潮的怪胎對周恩來加強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的努力也是橫加幹涉，處處刁難。
這從當年周培源一篇文章的奇特遭遇足以看出。
根據周恩來辦好理科大學的指示精神，周培源組織北京大學教育革命組撰寫了題為《搞好自然科學基礎理論課教學》的文章，發表在《紅旗》雜誌1972年第9期上。
也就在這個時候，《人民日報》約周培源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認為：理科教育既要培養當前生產所需要的自然科學工作人員，又要培養為國家今後發展生產、發展科學的理論工作人員；工和理、應用和理論都要重視，不可偏廢。文章批駁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辦工廠代替實驗課教學”、“按產品劃分、設置專業”等取消和削弱理科的傾向，指出：“既要批判理論脫離實際，又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思想”，“‘理工不分’的看法，實際上是取消理科，這是十分有害的”。
然而，當這篇文章送到《人民日報》後，被姚文元找種種借口卡住了。姚文元以為這篇文章是周恩來要周培源寫的，當時社會上也是這樣傳的。
姚文元先是指示人民日報社派出記者，分別到天津南開大學和上海複旦大學“征求意見”。名為“征求意見”，實際上是想通過複旦大學之口，把周培源的這篇文章扼殺掉。南開大學也不過隻是個陪襯而已。
“四人幫”在上海的爪牙很快領會了姚文元的意圖，在《人民日報》記者到達上海之前，就布置複旦大學教師座談討論，統一認識，製造反對周培源文章的“群眾意見”。座談的結果是早已定好了的：如果此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上海要公開組織批判。
有了“群眾意見”，姚文元就有了借口了。8月15日，他批示《人民日報》：文章是否馬上發表或過一些時間較適宜，請你們繼續研究。
姚文元的批示還算“客氣”，畢竟他以為文章是周恩來要周培源寫的。《人民日報》的同誌經過一番考慮後，再次認為這篇文章可以發表。
姚文元這回就不再遮遮掩掩了，而是明確告訴《人民日報》的同誌：“我和春橋同誌商量了，文章發表後可能引起爭論。到時，你們如何收場？”
也許姚文元覺得硬是要把周恩來指示寫的一篇文章槍斃掉，有點太過，於是又讓把周培源的文章放到《光明日報》上發表。在他看來，這就表示降了一格。
10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周培源的文章。文章發表後，上海立即派人到北京大學秘密調查這篇文章的背景。他們找到北京大學空氣動力實驗室的一位老師，問周培源的這篇文章是誰指使寫的？這位老師就按當時流傳的說了：是周總理讓寫的。
10月18日，姚文元到了上海，說出了他的心裏話：
“《紅旗》的文章不一定是我同意的。報刊上的文章並不都是對的，都對了，就沒有階級鬥爭了。”
“周培源的文章是有來頭的，有背景的，不發不好，不發是得罪人，所以發在《光明日報》上。”
於是，從1972年11月開始，上海《文匯報》連續發表《這樣提出問題是否妥當？》、《馬克思主義是最基礎的理論》、《打什麽基礎理論》等文章，對周培源的文章進行不點名的圍攻。
然而，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
從1972年到1973年上半年，在周恩來對極左思潮的重擊下，文化、教育、科技領域吹過了一股清新的春風，出現了新的氣象，給廣大文化教育科技工作者以振奮和希望。
1972年底，中國派出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批飛往西方的留學生，其中16人去英國，20人去法國。
1973年4月3日，國務院批轉國務院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意見》提出：1973年的高等學校招生要“重視文化考察，了解推薦對象掌握基礎知識的狀況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保證入學學生有相當於初中畢業以上的實際文化程度”。
1973年6月7日，國務院科教組頒發《關於北京外語學院1973年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提出可以選拔少量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直接入學，並對推薦來的工農兵學員進行文化補充考核。
……
雖然這股清新的春風沒過多久就被誣為“右傾回潮”，但是，它為1975年鄧小平進行的教育整頓乃至粉碎“四人幫”後文化教育科技領域的全麵撥亂反正，起了重要的鋪墊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