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台壇

十三、文化嬗遞綿延千年——古文化祭壇

　　€€五千年文明曙光——紅山文化祭壇

　　壇在人類早期文明中，是祭祀紀念禮儀活動的主要場所，作為早期文明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壇成為文化嬗遞的象征。人們在溯源尋根中自然十分注目於壇的發現，壇的研究。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確定就與紅山文化祭壇緊密相連。

　　@@@牛河梁驚人發現

　　紅山文化是1935年首次在遼寧赤峰紅山發現的。1951年在遼寧牛河梁又發現砌石墓葬和隨葬玉器。1979年5月，遼寧開展全省文物普查試點，在西部大淩河流域，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村再次發現了一處原始社會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壇遺址。祭壇坐落於一山梁正中緩平突起的台地上，長約60米，寬約40米；中心部分為一座大型方形基址，大方壇中有小方壇，中間有許多立石；東西兩側有相互對稱的石牆基，牆基外有大麵積的鋪石，南麵前端部分有圓形的基址。總體上看，基址在石料加工、砌築上相當講究。布局上按南北軸線分布，有中心和兩翼之分，且南北方圓對應。同時出土的還有無頭孕婦塑像、玉龍璜、玉龜等。這一發現，啟發考古人員在鄰近地方繼續尋找其他相關遺跡。幾年後，果然在相距幾十公裏的建平、淩源兩縣交界處努魯兒虎山東麓丘的牛河梁，發現了更具典型意義的祭壇和一座女神廟，其主體範圍在50平方公裏上下。

　　牛河梁祭壇為立石築起的三重圓形，三重圓的直徑分別為22米、15.6米和11米，每層台基以0.3—0.5米的高差由邊緣向中心層層高起，立石所用石料為紅色花崗岩，多五棱柱狀體，排列如石柵形。壇頂麵鋪石灰岩石塊，較為平緩，形成一個結構獨特而完整的圓形壇體。由於祭壇整體呈紅色調，與其周圍的白色積石塚相互襯托，使其在整個遺址群中的中心位置更顯突出。

　　同時，在這一遺址周圍還發現了一處女神廟遺址，或稱祭祀中心。廟內發現許多塑像殘塊，包括人的頭、肩、臂、手、乳房等部分，約屬五六個個體，小的接近真人大小。主室中心出土的大鼻右耳，為真人的三倍，它們的形體多異，年齡也有區別，有的乳房突出，肌膚圓潤，當為女神像。周圍的小山頭有積石塚群環繞。積石塚一般為方形，每邊長約18米左右，用加工過的石頭砌邊；中間有較大的石槨，墓主人隨葬玉豬龍、玉箍、支板形玉飾、玉環、玉璧等，槨外常有一排或一圈彩陶筒形器。壇、廟、塚遺址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形成一處較為完整的宗教祭祀中心，“無論是廟及其後的平台，還是附近的積石塚群並不屬於某個特定的聚落，在整個紅山文化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它無疑是一個宗教中心，而積石塚中掩埋的則應是統治氏族的成員。”有的學者甚至認為：“牛河梁祭祀遺址群以廟為主體，廟、塚、壇結合的組合布局，反映出它們的祭祀內容、性質也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即以祖先崇拜為主的祭祀性質。紅山文化祭壇是一個遠離住地、專門營建的獨立的祭祀地點，其規格遠非一個氏族或部落所能擁有，至少是紅山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對共同先祖的崇拜。”

　　由此可見，紅山文化大型祭壇和女神廟有著非同尋常的特殊意義，它涉及到中國曆史上兩大課題：中國五千年文明連綿不斷的軌跡及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是怎麽形成的。

　　€€環太湖遠古彗星——良渚文化祭壇

　　與北國的紅山文化遙相呼應，在中華大地的東南方則出現了良渚文化——這一中華古文明中耀眼的彗星。

　　良渚文化人工堆築的土塚、中心聚落址與神徽玉器一起，進一步表明我國長江下遊地區在距今7000年前後河姆渡文化豐富多彩的稻作農業、家畜飼養業以及手工業等農業文化成就的基礎上，在距今4800年前，其原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後世的神權與王權意識在這裏已經有了初步的形象的反映，堪稱中華文明之代表。

　　開多色土先風的瑤山祭壇良渚祭壇以1987年在浙江餘姚安溪鄉瑤山發現的中國第一座與墓葬複合的祭壇遺址最為重要。瑤山祭壇經過精心設計，為近方形的漫坡狀，邊長約20米，麵積約400平方米，以不同的土色分為內外三重。中心為紅色土方台，四邊長約6—8米，紅土外圍為灰色土填充的圍溝，灰土圍溝外是用黃褐色斑土築成的台，圍台麵鋪礫石，邊緣用礫石疊砌。這座祭壇由多色土構成，襯托了祭壇場所的神秘色彩，開創了後世多色土祭壇建築的先風。

　　1991年，在浙江餘杭匯觀山又發掘出了一座較為完整的良渚文化祭壇，並在祭壇的西南部發現了4座良渚文化大墓，出土有琮、璧等重要玉禮器及陶、石器。該祭壇是繼瑤山祭壇之後的又一個重要發現。

　　祭壇的形式與前者相似，整個祭壇主要是利用自然山勢修鑿而成，基本呈正南北方向，總麵積近1600平方米。在中部偏西部位，以挖溝填築的灰色土框將祭壇的平麵在土色上分割成內外三重。灰土框寬約2米，其圍成的方框內邊約為8×10米。祭壇的四邊、圍溝及墓葬均於風化層和基岩中開鑿而成。在祭壇的東西兩邊低於現存壇頂1—1.5米的平麵上，各鑿有兩條南北向的30餘厘米寬、深的溝槽，應為排水之用。雖然限於發掘麵積和後世的破壞，而不能把該平麵全部剝揭出原狀，但該祭壇存在著兩極的形式，無疑為認識同類遺跡提供了新的資料和線索。

　　而在瑤山祭壇西南麵5公裏的餘姚雉山村南側發現的反山墓地，實際上是良渚文化時期人工堆築的一座大墳山，考古學家根據某些遺跡推測，這座東西原長約100米，南北寬約30米，高在6.35—7.30米之間的大土山，最早可能也是一座祭壇。現存的反山土塚東西長90米，南北寬30米，高4米。1986年在反山土塚西半部發現的11座墓葬，規模都較大，一般長3米，寬約2米，深約1.3米左右，墓內可能原有外表塗朱的木棺。每墓都有大量的隨葬品，種類有陶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玉器等，其中成批的玉器尤為珍貴。

　　除瑤山、匯觀山與反山外，目前發現的良渚文化祭壇墓地、高台土塚，還有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蘇武進寺墩，昆山綽墩、趙陵山，吳縣張陵山，常熟羅墩，浙江海寧餘墩、大墳墩等，幾乎遍及太湖地區。所有這些祭壇、墓地及台基的發現，充分顯示了距今4800年前的良渚人的精神世界與燦爛輝煌的物質文化，良渚文化的社會在那時已經進入了高度發達的時期。然而，良渚文化又像夜空中耀眼的彗星一樣突然的消失，變成如同它的發現一樣引人矚目、發人深思的曆史疑案。太湖地區在良渚文化以後的近千年內，還沒有發現可與發達的良渚文化成就相媲美的文化遺存。良渚人創造的精美文化，在良渚人之後流向了何方？至今仍是中華文明史中的一個謎。

　　@@@具水城牆特色的寺墩祭壇

　　不管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是因為中原文化的衝擊，還是洪水泛濫，或神權大量消費耗竭資源，良渚文化的印記還是有遺跡可供搜尋。例如太湖地區的曆代古城，城河深闊，城內有河道，設有水門。這一築城特點除多水的地理環境因素外，還應有曆史和文化方麵的淵源，從良渚文化江蘇武進寺墩遺跡可見其端倪。

　　武進寺墩為一高約20米、直徑約100米的土山，為良渚文化時期人工堆築而成。原高約25米，墩體圓形斜坡，墩頂方形直壁。寺墩有一高大的方形土台底座，高約10米，邊長約200米。南麵和西麵底座斷崖下現有已被割斷的河道，寬20多米，東麵和北麵地形顯示出也曾有相連的河道，說明寺墩底座曾有一周河道環繞。內河外側為一周台地，高約7米，因多處已被挖去，台地邊沿很不規則，麵積（包括寺墩在內）有十幾萬平方米。良渚文化大墓葬就葬在這台地上。墓地（台地）外側是平地，距墓地三四百米的外圍又有一周河道（暫稱外河），河寬20多米，長約3500米。外河內岸發現良渚文化的遺物，整個遺址當以外河為界，南北最大徑約1000米，東西最大徑約1100米，總麵積約100多萬平方米。這樣，寺墩遺址便呈現出內河和外河兩重河道。北部平地上現有河道與內河和外河相通，東部、南部、西部的地形也顯示出曾有與內河和外河相通的河道。這些河道將墓地和平地分割成數塊，使平地形成更多的自然區。估計寺墩（下稱祭壇）和墓地的土方量，幾乎需要用全部河道的土才能堆築起來。

　　開挖寺墩外城河和居住區的河道，將土石運至中部堆築祭壇和墓地，這是一項相當巨大的工程，使得築成的祭壇顯得非常神聖，顯示著先民極度虔誠的信仰，沒有城牆，使祭壇幾乎無異於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瑪雅文化的神廟，顯得無比雄偉，墓地顯得尤為宏大，能充分感受神性的偉力和民族的氣概。

　　@@@顯亞細亞標誌的祭壇玉器

　　良渚祭壇和高台土塚有一個共同的文化現象，就是不僅都出土有玉禮器，而且是大量精美絕倫的玉器，如上述反山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最是代表。這些玉器都經打磨拋光，晶瑩滑潤，並琢有優美圖案。其中最多一墓有170件（組），鋪滿墓室。在出土的3200玉器中，種類主要有琮、鉞、璧、璜、佩、冠飾等等，大都精美絕倫。其中最大的一件玉琮，高17.6厘米，重達6.5千克，是迄今發現的玉琮之冠，被譽為“琮王”。

　　發人深思的是，在琮、鉞、冠狀飾以及三叉形器等玉器上，通常雕刻有繁縟的圖案裝飾，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種繁簡不一的神像圖案。完整的神像圖案為闊嘴露齒、寬鼻，原目睜睛，滿首羽冠飄然，聳肩叉腰，腰係飾帶，鳥足蹲距，全身以獸麵紋裝飾。這種神像有的極小，需借助放大鏡方能看到，但刻紋線條流暢，細如毫發，體現了距今4800年前太湖地區的玉雕技藝已達到極高的境界。整個神像圖案似神人獸麵結合，表現了威嚴無比、氣貫長虹的氣概，充滿了良渚人的信仰與追求。將這種神像雕刻在玉琮、玉鉞等重器上，由當時的上層貴族所執，表明這種神像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神徽。

　　正如考古學家牟永抗先生所述：這些玉禮器的出現是手工業、農業分離的結果，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離的結果，也是一種類似後代城鄉分離的結果，而這三大差別的存在正是階級和國家出現的根本原因。於是提出玉器時代作為這一時代發展的標誌，進而指出玉器時代和玉禮器正是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物質表現，也就是東方文明有異於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表明玉和玉禮器正是東亞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獨立起源和發展並進入文明時代的標誌物。

　　近期，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也特別強調玉器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誌。正如玉器專家楊伯達先生所說：如果從遼西東山嘴、牛河梁開始，向南經山東臨朐，安徽含山、太湖，江蘇武進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終至浙江餘杭瑤山，這些原始文明遺址點連接起來，那麽，自北向南則形成一條線，恰好位於中國東部地區原始社會弧形玉器帶內，而這些玉器中大都有龍的形象。這就表明，雖然這些文化聚落在絕對年代上並不完全一致，分處不同地域，但從社會發展與文化形成的角度看，它們已有了大致相同的文化底蘊，並且都已進入了相對自然和圖騰崇拜更高階段的文明社會，這也為後來的社祀找到了最有意義的考古依據。

　　由此可見，良渚玉器與中華其他區係文明，尤其是東部文明應有相當的關聯，隻是，那斷缺的一段曆史有待人們找尋到必要的遺存物質，從而來把這條精美神秘的中華古文明項鏈串聯得更加完美。

　　€€數千載祀奉成定製——祭壇沿革

　　壇，在《說文解字》中釋為：祭場，即在平坦的地麵上用土堆築的高台。從上述遼西紅山文化和環太湖良渚文化祭壇中，我們看到不管是阜新胡頭溝、淩源城子山，還是喀左東山嘴和淩源、建平交界處的牛河梁，都是在露天環境下利用自然形成的土丘、高崗或山頭等較高的地形來築祭壇。這幾處遺址還應是互有聯係的整體：前者胡頭溝和城子山遺址可能是屬於一個村落或村落群的祭祀址；東山嘴遺址則是統一若幹個村落群的組織中的祭祀場所；而牛河梁遺址則是紅山文化係統相當大的部分地區居民的祭祀中心。與之相比，良渚文化祭壇總體規模就顯得更巨大，同樣，更具有自然與祖先崇拜的宗教性，更具有王神權威和各國君王的政治性及文化意味。據此，我們已能大略感受到祭壇最早的寬泛到逐步的複雜化。

　　@@@三代祭壇周成《禮》

　　至於夏商周三代的祭壇或祭祀遺址就有了很大不同。《尚書·堯典》中所載虞舜“禋於六宗”的說法，很可能就反映了夏商周時期宗教分野規範明簡的史實。河南鄭州商城遺址中，在位於宮殿區北麵和北城牆東端之間的地帶，發現了一座祭壇。祭堂平麵呈正方形，長、寬各2.35米，堂門麵向西南，四壁用夯土築成。後牆根的中部設一長方形的祭台，台上有火燒和供祭的痕跡。祭堂的左右兩側有南北兩行排列的“狗坑”，坑呈長方形，方向和祭堂的門向相同。坑內埋狗，多者23隻，少者4隻，一般10—16隻，狗是殺死後隨意扔進坑內的。在部分狗骨的下麵，還埋有完整的人軀體、成堆的人肢骨及金質夔龍飾等。鄭州商城遺址因破壞嚴重，宮殿區的布局已不甚清楚，因此，這個祭壇與整個宮殿區的關係也不甚清楚。但它位於宮殿區北麵，與宮殿區相近，在整個城市中也處於核心區。由此也可推測，祭祀活動區在整個城市中處於中心地位。

　　又如在江蘇銅山丘灣發掘的一處商代末期的祭祀遺址，是在一近山傍水的台地上。遺址中心矗立有4塊天然大石，周圍有人骨架20具，人頭骨2個，狗骨架12具。人骨架大多俯身屈肢，雙手反縛，人、狗骨架的頭皆向中心大石。在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1號宗廟遺址周圍，發現了大約五六十個個體的人骨架，他們或被置於淺坑，有的雙手被綁，有的身首異處，顯然是用於祭祀的人牲。河南安陽殷墟中也發現類似祭壇的建築，安陽小屯宗廟區所有建築基址中都有人祭遺跡，其中的乙七基址發現了人牲約600個。

　　在侯家莊王陵區的西北崗，發現了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人牲祭祀場，它東西長450米，寬250米，考古學家們共發掘出了1400多個祭祀坑，全軀者每坑1—10人，身首分離者每坑1—10人，無頭軀體者一般每坑10人，埋頭骨坑每坑3—39個不等，被殺者多是成人，但也不乏6—10歲的兒童。據卜辭所示，用於祭祀的人牲，多是羌人戰俘，也有一些奴隸。每次祭祀殺人，少者幾個，多者數百，甚至有殺人達千的驚人記錄。根據卜辭中不完全的統計，商王祭祀共用人牲14000餘人，而武丁一代就用人牲9000多。這累累白骨，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宗教狂熱，也說明了夏商時期的祭祀還較多保留史前祭祀野蠻、殘忍的特征，帶有濃重的血腥味。

　　夏商周三代，王公廟在都城中居於中心位置，規模也最大，是城市聚落的核心，這與古代文獻中的記載相一致。

　　《墨子·明鬼篇》：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者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然而，周王朝借鑒殷商亡國教訓，由周公主持製定的西周王朝的祭祀禮儀和製度，在繼承商代祭祀文化的同時，更多表現出西周的特點。應該說西周祭祀禮製實際上把經曆了漫長而又曲折的祭祀禮儀製度，修改得比較完備、係統，在漢以後2000多年中，一直是國家製定禮儀製度的經典著作。

　　在尊天敬德保民思想的指導之下，西周祭祀禮儀和製度的宗教色彩大大淡化，但其維護統治的政治性明顯增強，祭祀禮儀製度被納入王權統治的體係之中，周天子和各級諸侯成為天神地祇祖先的主祭人，祭神成為統治權力的一種象征。政治地位愈高，祭祀的對象也就愈崇高，而隨著政治地位的不斷變動，祭祀權的歸屬也在不斷遊移。《禮記·王製》稱：“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周成王以後，周王直接被尊為“天子”或是天之“元子”，周王成為上帝和天的人格體現，具有了極大的神聖性。自顓頊提出“絕地天通”，至此，其真正的祭祀主持人唯有天子，隻有他能主持祭天和上帝。而由於實行宗法製度，周天子還是天下的大宗，所以，通過強化尊祖敬宗，可以極大地增強周天子的地位，於是祭祖變得繁複起來。

　　《禮記·祭統》說：“禮有五重，莫重於祭。”《左傳》中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祭祀與戰爭相提並論，說明了祭祀的極端重要性，以及極強的現實性和政治性，使其成為維護王權統治的有力工具。

　　鑒於上述祭祀對封建王權的重要意義，一些特殊的祭拜天、地、祖先的活動要求有相應的場所，於是逐漸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宗法禮製建築，如祭天地的壇廟、祭拜祖先的宗廟等。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國家的穩定強大、宗教的繁盛離不開土地，離不開五穀豐登，也離不開風調雨順。無論哪朝哪代，天地、社稷、五穀、先農都是祭拜的重要內容，所以周禮中五禮之冠為吉禮。吉禮之首就是祭天，如祭日月星辰，祭風、雨等。接下來則是祭地祇，主要包括社稷、五帝、五嶽、山川。由此，我們可以選擇祀天祭地，並追溯一下專供祭祀、舉行重大祭祀之用的重要物質載體——祭壇的類型、產生、演變、發展、嬗變、成熟的軌跡。

　　@@@奉天承運圜丘祀

　　古文獻載，虞舜、夏禹時就有祭天的典禮，稱為類。相傳軒轅皇帝在王屋山頂曾設壇求雨；周代祭天的正祭於每年冬至之日在國都南郊圜丘舉行。“圜丘祀天”與“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故也稱“郊祭”。圜丘是一座圓形的祭壇，因古人認為天圓地方，圓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圓。後代的祭天禮多依周禮製定，隻是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屍”（由活人扮飾，作為天帝化身，代表天地接受祭享）。而從有關文獻資料中可看到，圜丘祭壇自周以來一直為曆代所繼承保留。

　　秦代祭天的資料甚少，隻知道有“三年一郊之禮”。漢武帝初，行三年一郊之禮，即第一年祭天，第二年祭地，第三年祭五時（五方帝），每三年輪一遍。

　　1999年，陝西西安發掘的唐長安圜丘遺址係全國保留下來的唯一一處早於清代的圜丘遺址。遺址高出地麵8米，圜丘表土夯築而成，僅修補部分用少量磚石包砌填墊，推斷唐代圜丘外觀是潔白的壇體。每層圓壇都設有十二陛，均勻分布在圓壇四周，呈十二辰分布（中國古代天文學是依二十八宿和十二陛的分野來觀察某一天域的天象，十二陛可能反映天上十二個方位，唐代文獻以十二辰稱之）。此後，宋、金、元曆代皆有南郊圜丘祀天之記載，更修建了各種配套建築。這裏要提出的是，至明清，祭壇建築有了明確的廣義和狹義的分別。狹義的祭壇僅指祭祀的主體建築——或圓形或方形的祭壇，當然還有一類為建築內特設的祭壇；而廣義的祭壇則包括了主體建築和各種附屬建築。如北京的明清天壇：狹義的天壇即指圜丘壇，而廣義的天壇則包括了圜丘壇、齋宮、祈年殿、宰牲亭等其他所有建築物。“封禪”，實為專指在泰山的天地祭祀。《史記·封禪書》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這就是“封泰山”、“禪梁父”（梁父是泰山下一座小山）。相傳遠古在泰山舉行封禪典禮的有72家。封禪始於伏羲氏以前的無懷氏，先後有無懷氏、伏羲、神農氏、炎帝、黃帝、顓頊、堯、舜、湯、周成王受命後得封禪。曆代好大喜功的帝王多將封禪作為一代盛典，給予特別重視。史書所記封禪，可靠的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的泰山封禪。

　　其後行封禪禮的帝王有後漢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與宋真宗，其中尤以漢武帝和唐玄宗封禪甚為隆重。而以唐高宗與武則天那次封禪最為興師動眾，光儀仗隊伍及士兵就長達數百裏，包括波斯、天竺、倭國（日本）、新羅、百濟、高麗等國使者都前來參加，曆時三月，最是奢侈。現山巔有唐玄宗《登泰山銘》和唐登封碑存在。

　　漢元封五年（前106），漢武帝封天柱山，至今還有遺跡可見。武帝劉徹南巡，登祭天柱山，封為南嶽，與東岱（泰山）、西華（華山）、北恒（恒山）、中嵩（嵩山）並列為五嶽。武帝封禪時人群高呼萬歲，故得萬歲山之名。

　　祭天中從祭的顯神數以百計，較大的有《周禮》所說的司命（主老幼）、司中（主災咎）、司民（主戶口）、司祿（主賞功）。隋代定星辰之祭為中祀，祭祀中司命及諸星為小祀，在國都西北郊有祭祀司中、司命、司祿的壇位，於立冬後的亥日行祭禮。唐因隋製，並在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玄宗時又設壽星壇祭老人星等。明洪武四年（1371），為祭祀周天星辰特辟專殿，設10壇，祭儀如朝日儀。

　　在祭天的壇中，最近又有新的發現：黑龍江寶清縣炮台山古城址被認定為“北鬥七星祭壇”遺址。炮台山城址建築於漢魏時期，遺址中的北鬥七星北側還有第八顆星，表示的是極星，用天文學歲差推演核校，證明這顆極星實際上是後世所稱的“太一”或“天一”星，即當時的北極星。這是距今4500年左右的星象，顯示了漢魏時期的居民對其先人天文知識的傳承關係。

　　“北鬥七星祭壇”屬於敬天禮地的祭壇，而且據天文考古學家考察認為，七星的方位表明漢魏時期三江平原的先人重視夏季的祭祀大禮。炮台山“北鬥七星祭壇”是在我國目前已發現的同類祭壇中規模最大的，年代也是最早的。

　　太歲是古人設想的一顆與歲星逆行的星，星占術士認為它的方位與戰爭勝負、土木興建、穀物收獲豐歉有很大關係。從周秦到宋，曆代都無祭祀太歲的記載。最早祭祀太歲的史見於元朝，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即位後，在司天台將太歲星與太陽、火星、土星等同祭。明清兩代沿襲其製。明嘉靖時，別建太歲壇（在天壇之西、先農壇東北、山川壇內）。

　　@@@厚德載物宜社稷

　　中華大地，自古以農立國。遠古時已有對土地的崇拜，大地生長五穀，養育萬物，猶如慈祥的母親，因此，古代有“夫天而母地”的說法。古文獻記載土地神是“社”，祭禮叫“宜”。

　　在商甲骨文裏已有對社土的祭祀，還有大量的祭祀山嶽河流的記錄，主要目的是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收、國泰民安。周《禮記·王製》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的說法。祭地儀式與祭天儀式大致相近，但不用燔燎而用瘞埋，即祭後挖坎穴將犧牲等祭品埋入土中。秦始皇祭的地主是泰山梁父。漢高祖有專祠祀地。武帝祭祀後土。平帝時，王莽改為孟春正月合祭天地於南郊，夏至北郊祭地。後漢沿用此製。魏晉時，方丘祭地與北郊祀地先分後合。南北朝時，南朝多在北郊祭地，而北朝多在方澤祭地。隋開皇初於宮城之北建方丘，夏至祭地。唐初沿用隋製。武後則於南郊合祀天地，《開之禮》後又分開。由於天地祭祀分合之爭激烈，祀典因而常動，直至明嘉靖時，在北京安定門外建方丘，改地壇。清沿用明製。

　　1999年，南京紫金山最高峰向南延伸的一座山梁頂部發現一處石構建築物，初步確認這處遺存是六朝時代的大型祭壇，可能為全國首次發現的六朝都城的禮儀性建築。

　　祭壇所在的山梁背依鍾山主峰，兩側坡降明顯，形成兩道山穀，穀水環抱山梁，流入紫霞湖（古代稱落叉池）。祭壇位於山梁的尖部，這說明祭壇在建築定位時，對地理形勢做過精心的選擇。祭壇分上下兩部分，其間高差約在10—20米。祭壇平麵呈方形，邊長最上層71米，最下層約80米，正南北方向。壇東、南、西三麵原用巨石壘牆，上下共有5道牆，形成5層台階。祭壇上築有4座近於方形的祭台，最大的一座邊長約20米，高約1米多，位於祭壇的中心。其他三座分布在祭壇的中部偏北，呈東西一線排列。祭壇南麵正中有一條登壇的石階道路，長約20米，寬約5米，石階也呈正南北方向。在清理和調查中，發現大量六朝時代的繩紋磚和少量的蓮花紋瓦當、瓦唇、筒瓦和板瓦片，經考證，這些磚、瓦都具有六朝時代的特點。

　　南京為六朝首都，文獻記載當時建有南、北郊（即天、地壇）。地壇至劉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移北郊於鍾山北原。宋人張敦頤所著《六朝事跡編類》言“今鍾山定林寺山巔有平基兩所，闊數十丈，即其地。”可見直到宋代，還有人知道六朝劉宋年間所建地壇就在紫金山定林寺的上方，而定林寺恰巧位於現在發現的祭壇遺存的右側下方山穀中。另據《隋書·禮儀誌》記載，地壇四周有多道矮牆，與現在發現的祭壇建製相合。

　　按中國古代禮儀製度，凡是都城必建有祭祀天地的禮儀性建築，並為皇帝專用，祭天者稱天壇（又稱南郊），祭地者稱地壇（又稱北郊）。按中國古代“天圓地方”之宇宙觀，天壇平麵為圓形，地壇平麵為方形。現紫金山發現的祭壇平麵為方形，符合古代都城的“地壇”建製。

　　根據出土的磚瓦、現存的形製和有關的文獻資料等可以判斷此祭壇是一座遺存，或者說是屬於六朝時代建康都城的“地壇”，具有國家最高級別的禮儀性建築的地位，為國內迄今首次發現的六朝時代都城禮儀性建築遺存。

　　@@@即位拜將設壇場

　　史載中另有一種壇是專為帝王開國即位和禪位時所特設的。漢五年（前202），劉邦在汜水之陽皇帝建即位壇。後漢光武帝即位，建壇場，燔燎告天，祀於六宗（水、火、雷、風、山、澤），望於群神，祝辭而祭。其後，開國之主多舉行燔燎告天之禮。明太祖朱元璋即位時，於南京鍾山之陽設壇，祭祀天地，禱告上帝。至於北周靜帝禪位於隋，則在南郊設壇。

　　所有這些用於帝王即位慶賀的壇，至今還未有遺址發現，恐怕與其本來即為臨時專設而非永久性建築有關。

　　唯有後漢光武帝劉秀的即位壇——千秋台算是個例外，一直流傳至今。千秋台在河北高邑縣城南1公裏處，是一個高約2米，廣10餘平方米的土台，傳為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登基之處，是河北有名的古跡。據史書記載，西漢末王莽篡權稱帝後，劉秀加入了綠林軍，借助農民起義軍的力量，推翻了王莽政權。劉秀以河北為根據地，釋放囚徒，整頓紀律，血腥鎮壓各路義軍。公元25年6月，劉秀率部行至高地（今河北高邑一帶），命有司“為壇營於高之陽”。劉秀戴皇冠、穿龍袍、乘法駕，建立了東漢政權。後來，東漢王朝定都洛陽。劉秀登壇稱帝處被人稱作千秋台，曆代遊者甚眾，並有許多名人吟詩作賦。明嘉靖（1522—1565）年間，高邑知縣訪遊此壇，建碑一通。崇禎年間（1628—1644）進士董國祥遊台時，曾寫《登高邑千秋台作》一首，感歎“千秋台上千秋事，千秋石碣生苔漬。洛陽宮殿委灰塵，巋然之台至今峙。”

　　在此，還有一個壇需要提一下，那就是“漢大將軍韓信拜將壇”。拜將壇在四川漢中市城南，為南北列置的兩座方形高台，各高丈許。南台上豎“漢大將軍韓信拜將壇”碑，北台上建有台亭閣。兩台周長百餘步，麵積7840平方米。史稱：韓信足智多謀善用兵，為漢丞相蕭何所賞識，竭力向漢王劉邦推薦，拜信為大將軍。劉邦采納了韓信還定三秦東向以爭天下之策，終於亡秦滅楚，完成西漢統一大業。相傳漢王劉邦十分禮遇韓信，“擇良日，齋戒設壇具禮”，拜韓信為將，昔日拜將壇即是此台。它印證了在2000多年前壇確實還曾用於誓師、會盟、拜相、拜帥等重大儀式。

　　釋道儒和而不同——宗教神壇

　　除了皇權，壇主要與宗教信仰相關，各種宗教自然也都離不開壇。而且，壇似乎就是伴隨宗教的流傳而弘揚，逐漸成為宗教精神的重要物質載體，甚至被作為宗教權威的象征，越發顯示其神秘的色彩。

　　@@@佛教戒壇

　　佛祖釋加牟尼在菩提樹下悟道後，首次布道就是在一個高約1米、直徑約25米的圓形講壇上。至於佛教傳入中國後，各個寺院中的佛壇就數不勝數了，除了佛座壇位外，如經壇（外八廟普樂寺）、辯論壇（甘肅拉卜楞寺）在各門各派中均有。北京現存最古老的法源寺中就專設大悲壇等，比較特殊的還有內蒙古包頭五當召（巴達嘎爾廟）中蘇古沁獨宮三樓內供奉有兩座銅城——曼佗羅。它的底部為圓形，直徑約1.5米，高約1米，上部為重簷歇山頂的宮殿，下部為城牆，城牆的下部有須彌山，出沒於雲水之中。

　　“戒”指佛教為出家僧人和在俗的信徒所製定的一切戒規，分為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等。五戒是俗人信徒必須遵守的戒條，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八戒是在五戒之上再加三條：不用華麗床座，不塗飾香料和歌舞觀聽，不食非時食；十戒是對一般的沙彌和沙彌尼製定的戒條（沙彌和沙彌尼是指已出家受十戒，但還未受具足戒的男女修行者）。具足戒是大戒，被認為完備足夠，所以叫“具足戒”。佛教信徒受戒，要通過規定的儀式，戒的種類不同，受戒儀式也不同。戒台就是受戒的地方。

　　中國的戒壇始創於唐代，僧人道宣把從東晉以來傳入中國的各種戒律加以融會貫通，在終南山豐德寺創立戒壇，製定佛教受戒儀式，形成了佛教宗派中的一派——律宗，又稱南山宗。唐代就有三大戒壇，即西都長安靈感壇、東都洛陽會善壇和山西交城玄中寺甘露壇。

　　現存最早的戒壇遺址在河南登封市區西北6公裏會善寺山門西半山坡上。據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陸長源撰《會善寺戒壇紀》載，該壇是高僧元同禪師、一行禪師所建。

　　一行（673—727），俗姓張，名遂，巨鹿（今屬河北）人，天文學家，學識淵博。武則天侄子武三思沽名釣譽，欲與張結交，張不願同流合汙，到嵩山出家為僧，創琉璃戒壇。據文獻記載，此壇平麵為一方形，四角鏤裸天王像，棟柱磴石，各雕鬼怪山水，異常精美，並以旃壇為香材，琉璃為寶地。壇內置五佛塑像，故名“五佛正思唯”戒壇，亦稱“琉璃戒壇”。戒壇曾是會善寺的宗教活動中心，每天都有數百人來此供佛，每年於此受戒者達千人之多，“鍾梵相聞，幡蓋交蔭”，叢林之盛，甲於東都。寺院的規模很大，山門建在南嶺，諸殿沿山坡層層升高，壇居其中。五代時戒壇所在的會善寺被毀，戒壇石檻亦遭厄運。今殘存石柱一根，柱正麵雕金剛像，右手仗劍足踏二鬼，手足及胸部皆裸露，頭部已毀。金剛像背刻作八角柱，柱身兩側及背麵留有梁枋榫眼數處，並鏤刻精細的陰文卷草，似為盛唐作品。

　　現江蘇句容縣西北寶華山隆昌寺中仍存律宗戒壇。寶華山屬中國東南佛教聖地之一，山中隆昌寺距今已有1400多年曆史。寺廟殿宇宏敞，伽藍千間，曲廊逶迤，大雄寶殿琉璃覆頂，氣勢森嚴，用大理石砌成的廣場可容千人。清代乾隆帝六下江南，曾六度登臨寶華山，參拜隆昌寺。寺中辟有乾隆下榻的行宮，乾隆曾為大雄寶殿題寫了“光明法界”的匾額。隆昌寺因戒律嚴明，曆代高僧輩出，皇帝又屢次禦駕登臨，加之寺院住持曾參與放皇戒（即授禦戒），故隆昌寺為全國授戒名寺，“為金陵480梵刹之最上者”，被佛教譽為“律宗第一山”。它是國內現存最大的一座律宗道場和影響最大的傳戒道場，被公認為“律宗首刹”。寺內戒台舉世聞名，明清時期，全國70%以上的僧尼均要到此來受戒，就連東南亞一帶的佛教徒亦前來受戒，“得戒學徒遍於天下，以數十萬計”，因而有“國際佛教學院”之稱。

　　山西交城玄中寺為淨土宗祖庭，始建於北魏，寺中設有甘露戒壇，因唐太宗曾親赴禮謁，故玄中寺成為唐代三大戒壇之一，9世紀又經善導法師在長安轉傳入日本。12世紀日本名僧源空（號法然）依善導教義開創日本淨土宗，從此玄中寺成為淨土宗的開山祖庭。玄中寺毀於元末兵火，以後雖多次修建，可甘露戒壇唯存唐貞觀元年所立“甘露文壇碑”以為證。然此處作為淨土宗祖庭，仍為中日佛教文化交往的紐帶和橋梁。

　　北京戒台寺（也稱戒壇寺），正式名稱應為萬壽禪寺，因寺內有一座全國佛教建築中最大的戒台，故一般人都稱它為戒台寺或戒壇寺，寺廟本名反鮮為人知。該寺為明代遺物，與杭州昭慶寺、泉州開元寺戒壇並稱中國三大戒壇。

　　戒台寺位於北京西郊35公裏處的馬鞍山，創建於唐武德五年（622），當時叫慧聚寺。後遼代道宗清寧年間（1055—1065）一位高僧法均和尚來到此山，於寺左創建了一座菩薩戒壇，廣度四眾，日度數千人。戒台寺戒壇設於西北院戒殿內，殿內高懸的巨匾“樹精進幢”，是乾隆禦筆。戒台為高3.5米的漢白玉方台，平麵正方形，底層23米見方，是明代遺物，有重簷琉璃瓦頂的方殿遮蓋。台共三層，各層台四麵均刻佛龕，每龕中置一戒佛像。底層每麵12個龕，中層每麵9個，上層每麵7個。據記載，戒神高1米，共24位，“胄牟戒服或具器械，高一尺者甚眾，妖鬼男女還焉，其部也。”

　　@@@道教神壇

　　作為純粹中國本土宗教的道教，既在全國各地有多處發源地，也有眾多洞天福地，每處道教聖地幾乎都有作法傳道的壇，其中有的壇與道教的創立有關，如漢天師道發祥地，四川鶴鳴山迎仙閣前的戒鬼壇，相傳就是張道陵作法的地方。

　　現在道教聖地也不乏傳篆壇和萬法宗壇這種著名道場內的神壇。

　　傳篆壇，又稱授篆壇，位於江西貴溪上清鎮東端，是曆代張天師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也是祀奉道教教祖太上老君之地，故又名上清宮。傳篆壇始建於東漢，原為張道陵修道之所，名曰“天師草堂”。晉永嘉年間（307—312），道教創始人張道陵第四代孫張盛自漢中遷還龍虎山，改天師草堂為傳篆壇。經唐、宋、元、明、清的修建，形成規模巨大的上清宮，號稱“先靈都會”、“百神受職之所”。現存有福地門、午朝門、玉門殿、東隱院及元、明石刻等珍品。

　　同在貴溪上清鎮，有天師府位於鎮中部，為曆代天師起居之地，原來建於龍虎山腳下。唐天寶七年（748），封張道陵第十五代孫張高為祖天師，並賜田敕免租稅。宋、元、明、清尊其道，官其子孫，修其府第。“嗣漢天師府”曆經各朝維修、重建，房舍達500餘間，占地5萬多平方米，建築布局成“八卦”形，是道教的獨有建築風格。層層疊疊，甬道貫通，重簷朱漆，雕梁畫棟，樓房亭閣，形似皇宮。院內古樟成林，環境清幽，素有“南國第一家”之稱，敢與曲阜“孔府”媲美。天師府中設有萬法宗壇，坐落在府中私第門以西，建殿三座：正殿為“三清殿”，殿內祀奉諸神138尊；院中十字甬道，珍花異木，鬆柏常青，千齡羅漢鬆二棵，盤根錯節，稀貴罕見，使萬法宗壇的四合院顯得格外肅穆威嚴。每年10月3日至9日，龍虎山道教文化節舉行，屆時海內外道教信徒雲集天師府，參加道教法會表演，更能一睹萬法宗壇之盛況。

　　與傳篆壇和萬法宗壇這樣規範的道教教壇有所不同，有些道教神壇，如茅山萬寧宮後“潛神庵”有上清宗壇，俗稱九層台，壇額由宋理宗禦書，但主要是侍奉曆代宗師。至於各座名山中也有一些壇，那就隻是與道教長生成仙的主旨相關。如三清山上就有方士羽化壇，南嶽衡山祝融峰北麵則有著名的青玉壇。壇墓是突兀崢嶸的一片大岩石，岩石上麵平坦無奇，可容數千人。俯瞰岩下，深不可測。岩下有大小兩石，小石的麵積僅有大石的一半，中有石橋可通，極險窄，僅可容步。據道家言：青玉壇是烏青公所創，為第二十四福地，仙人常在夜間到這裏聚會，來去都要經過這座橋，所以叫作會仙橋。

　　道教崇奉的“神”和“仙”很多，不但有天神、地祇，還有屬於人鬼一類的神，如各姓的祖先，曆史上被譽為聖哲賢才和忠孝義烈之士，如關羽、嶽飛，都為道教所奉祀。於是，就有了大至神農氏祭壇，甚至浙江金華黃大仙祖宮祭壇，安徽亳州華祖庵內有五禽戲壇等，在此不一一列舉。唯選擇天津義和團呂祖堂壇口遺址，因其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故作一介紹。

　　呂祖堂為明清兩代供奉八仙之一呂洞賓的道觀，位於天津紅橋區如意庵大街何家胡同18號。明宣德八年（1433）開始建立，清康熙、乾隆、道光、鹹豐年間數次重修。占地1000平方米，主要建築有山門、前殿、後殿和五仙堂。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運動在山東興起，很快傳到天津，五月底，城廂一帶已有壇口近300處，團民4萬多人。乾字團著名首領曹福田統帶靜海、鹽山、南慶、慶雲、青縣等地民團數千人，經南運河抵津後，於西門外永豐屯呂祖堂內設立總壇口，從此這裏就成為天津義和團活動的中心和大本營。“壇中圍桌椅靠，概用黃緞為之”，義和團坎字團著名首領張德成、劉呈祥及“紅燈照”首領黃蓮聖母（林黑兒）多次來此“拜壇”聚會，共商戰略之策。曹福田在這裏向八國聯軍發出了義正辭嚴的戰書，著名的紫竹林戰鬥、老龍頭戰鬥和整個天津保衛戰的戰鬥計劃都是在呂祖堂擬定的，院內月台及空地是團民練拳習武的地方，呂祖堂成為組織、指揮義和團抗擊八國聯軍的重要基地。現呂祖堂保存完好，是義和團有代表性的壇口遺址，內存義和團總壇口乩語聯：“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固人心，忠孝節廉於今精神不泯。為一時少留佳話，亦驚亦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從此怨恨全消。”

　　發人深省。

　　@@@儒教杏壇

　　春秋戰國時代，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重血親人倫、重現世事功、重實用理性、重道德修養的淳厚之風，獨樹一幟，然而，終究不過是諸子百家諸學派之一。而經漢武帝、董仲舒尊儒興學，製度教化，從而成為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政治文化、禮文化，成為一種“準宗教”。又經曆代眾多封建統治者對異質文化宗教的兼容並包，於是，西來的浮屠、本土的道教和獨尊的儒學在中國農業宗法社會達到了較高程度的協調和統一。清雍正帝還專門發布上諭，就應同時尊崇儒、佛、道三教宣示天下：“朕唯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同出於一原，……而知三教初無異旨，無非欲人同歸於善。”這把中華文化特有的圓通性、和融性表達得相當透徹。由此，我們看到在一些石窟中，如四川的天篆山就把釋迦牟尼、老子和孔子同塑一個石洞中，同坐一座神壇上，真正的三教合一也就比較自然地感到當在情理之中了。又如中嶽嵩山為宗教第六小洞天，而嵩山少林寺又是佛教禪宗祖庭，山中嵩陽書院又為儒學名院，真可謂三教薈萃之地。而通過觀賞三大古建築群之一的孔廟中的杏壇，孔子從人逐漸被尊為神的情狀，也由此可見一斑。

　　杏壇位於孔廟大成門通向大成殿前甬道正中，相傳是孔子講學的地方。《莊子·漁夫》：“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宋代以前，孔廟正殿基址改於此，宋天聖二年（1024），大成殿北移重建，孔子第四十五代孫孔道輔以正殿舊址“除地為壇，環植以杏，名曰杏壇”，以紀念孔子杏壇講學。金代於址上建亭，大學士黨懷英篆書“杏壇”二字石碑立其上。明隆慶三年（1569）重建時擴充為重簷。亭子三間見方，四麵歇山。八角木簷柱，石頭中柱及圓木金柱，以三道枋子交圈貫穿，穩定牢固。十字結脊，黃瓦飛簷，鬥拱雙重。藻井飾以細小鬥拱，纖巧可愛，彩繪金色盤龍，色彩絢爛。中間有清乾隆帝《杏壇讚》禦碑：“重來又值璨花開，幾樹東風簇絳枝。豈是人間凡卉比，文明終古共春熙。”壇基兩層，上層有石欄。亭前石香爐為金代遺物，高1米多，形製古樸。再前，有檜樹一棵，傳說為孔子手植，樹側立明代楊光訓題書“先師手植檜”石碑，現存者乃清雍正十年（1732）所萌新枝。《莊子·漁夫》中孔子周遊列國，從政治國，所遇之處，對學生講學，發表見解，回答問題；體坐杏壇，教學質疑，學生讀書，孔子弦歌，並隨時準備答疑和講授，表現了2500年前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的真實的教學實踐，和現實社會緊密結合的教學內容及自由開放的教學形式，呈現出的是一派生動活潑的教學景象。但是在封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的推崇中終於被抬上“氣備四時，與天地日月鬼神合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乾隆大成殿聯）的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

　　@@@其他教壇

　　還有一種曆史久遠的壇，那就是儺壇。“儺”是驅除疾疫之禮，《禮記》雲：“儺人，所以逐厲鬼也。”《周禮·夏官》有“方相氏”，蒙熊皮，以黃金為四目，著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率百隸而於季春、仲秋、季冬三時為儺禮，索室驅疫。顯然這是遠古巫覡的延續，這種原始宗教活動至今仍在民間保留著它的遺跡。自東漢以來，儺禮在臘月前一天舉行，也稱為逐疫。

　　現在湖南桃源縣內桃花源秦人村景區還存有儺壇，是為奉祀儺王而建。壇前有鍾樓、鼓樓，每當秦人按巫教要求進行祭祀活動時，就會來到儺壇。

　　此外，在福建曆史名城泉州還有一座伊斯蘭教的古壇——奉天壇。奉天壇位於泉州市內塗門街清淨寺內，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古代伊斯蘭教寺之一。奉天壇始建於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今寺門和奉天壇依然保存著原來的規製。奉天壇是教徒禮拜之處，壇屋蓋早塌，僅存四周石牆。東牆辟一尖拱形正門，西牆中部向外牆凸出，形成一壇，稱講經壇。壇中有一尖拱形的大壁龕，左右辟二門，南北對峙。壇左右相間並列小壁龕六，長方形門四。南牆開大窗八，北牆開門一，均呈長方形。南牆外壁及壇內大小壁龕都嵌有古阿拉伯文的《古蘭經》石刻經句，至今保存完好。

　　€€封建祭壇集大成——京都諸壇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尤其是元、明、清三代在北京修建的各式祭壇，無疑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體現著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從而成為十分重要的曆史建築。滄海桑田，顯赫一時的壇現今所存無幾，幾乎都失卻了它原先的祭祀功能，差不多要成為曆史教科書裏的名詞了，甚至已為人們所陌生。不過，壇，因為其特殊的理念要求，且又為封建君主服務，幾乎都體現了當時的最高建築水平，更在各方麵代表著封建社會的文化內涵，因而，目前在北京保留下來的祭壇仍不失為相當重要的中華文化遺存。

　　現今分布在北京城內外的壇有圜丘壇（天壇）、方澤壇（地壇）、朝日壇（日壇）、夕月壇（月壇）、祈穀壇（天壇祈年殿）、社稷壇、先農壇、先蠶壇、天神壇、地祇壇、太歲壇。其中，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分別位於都城的南北東西四郊。

　　而其中天壇由於其地位和價值更顯得格外的重要。

　　@@@祈禱豐年固江山——社稷壇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對於一個數千年曆史的農業大國，土地和糧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曆代帝王把社稷視為國家存亡的標誌，甚至把社稷看作國家的同義詞。

　　北京社稷壇是明清兩代帝王祭祀社（土地神）稷（五穀神）、祈禱豐年的場所，占地達24公頃，位於天安門至午門之禦道西側，現中山公園內，與東邊的太廟隔街對稱，構成了“左祖右社”的帝王都城規製。社稷壇建於明永樂十九年（1421），南北長267米，東西寬203米，總麵積為54201平方。呈方形，由三層漢白玉石築成，高1.6米，上層每邊長16米，中層16.8米，下層17.6米，各層長度相差僅為0.8米。壇四周的矮圍牆頂分別覆以四色琉璃磚，矮圍牆四周各有白石欞星門一座。上層台麵上按5個方位各鋪不同顏色的土：東方青土，南方紅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間鋪有黃土，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思。壇上的五個方位又象征著中國古代的五行學說，即金、木、水、火、土五行，表示人們生活中離不開的五種物質，反映了我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自古以來，我國把黃河稱為中華民族的搖籃，中國人自稱為黃帝的子孫。“稷”指的是五穀，五穀也是黃色的。金黃的土和五穀是皇權的物質基礎，因此，“黃色”便成了帝王的專用色，故置黃土於壇中而尊之。祭祀土地神和五穀神，以禱祝五穀豐登。

　　社稷壇北有拜殿，是皇帝祭祀時休息的地方，如祭日遇雨，便在這裏行祭禮。殿內沒有天花板，所有梁柱、鬥拱全部外露，是北京現存最古老的明初建築物之一，已有500多年的曆史。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曾在這裏停放靈柩，所以改名為中山堂。

　　社稷之神是中華文明的產物，它的出現既有政治上的作用，又有經濟上的意義，故官民都普遍祭祀社稷神，如山東曲阜至晚清民國初年，仍設有社稷壇。又如桂林明代靖江王府殿廟中也設有社壇，而民間的“社戲”、“戲火”等這些充滿生活氣息的歡慶活動皆與社稷祭祀活動有關。

　　@@@藉田親耕奉神農——先農壇

　　先農壇是北京著名的五壇之一，位於宣武區永定門大街西側，與天壇隔路相對，是明清兩代帝王祭祀先農、山川、神祇、太歲諸神的處所。

　　先農壇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明嘉靖初年（約1524），立京師四郊分祀之製，重建先農壇。壇周圍六裏，築雙重壇牆環繞。先農神壇，位於先農壇內壇牆西，始建於明嘉靖年間，清乾隆十九年（1754）重修。壇南向，是一座長寬各約15米，高約1.5米的方形平台，磚石壘砌，四麵出階，各八級。壇北有正殿5間，供奉先農神牌。正殿東有神庫，西為神廚，各5間，其南有東西相對的六角綠頂井亭兩座。民國初年，先農壇辟為公園。今壇中古柏參天，蒼鬆偃地。主要建築先農壇、慶成宮、具服殿、太歲殿、觀耕台等仍存。

　　先農壇東南有一座觀耕台。台方約16米，高1.5米，南向。台四周砌黃綠琉璃瓦磚，台周繞以白石護欄。觀耕台的西麵是皇帝的親耕田，共一畝三分，人稱“一畝三分地”。明清兩代每年仲春，皇帝來此扶犁親耕，三公九卿從耕。台北麵有具服殿5間，為皇帝親耕和祭祀先農時的更衣處。1927年改為誦豳堂。台東北是神倉，圓形，為收藏親耕田穀物之處，倉前有收穀亭，後為祭器庫。

　　先農神壇的東北是太歲壇，又叫太歲殿，祭祀太歲神。明嘉靖八年（1529）曾設壇露祭，三年後，建太歲殿，麵闊7間，坐北朝南，黑琉璃筒瓦綠剪邊歇山頂。東西配廡各11間，東廡祀春秋兩季的神6位，西廡祀夏冬兩季的神6位。

　　前有拜殿7間，殿旁有蟄龍井，為明代山川壇舊井。每逢祭祀太歲，逢水、旱或出征、凱旋等重大事件時，皇帝都要派官員來這裏行祭禮。

　　太歲殿的正南是神祇壇，包括天神壇和地祇壇兩座，建於明嘉靖十一年（1532）。天神壇又名神祇壇，是皇帝祀風雲雷雨的地方。壇坐北向南，方形磚石結構，麵積17平方米，壇高1.5米，四麵有4個台階，每階有9級。壇北設立4個白石龕，各高3米多，都有雲龍雕刻；地祇壇在西邊，是皇帝祀山嶽海瀆的地方，奉祀五嶽、五鎮、五山、四海、四瀆之神，祈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壇坐南向北，也是方形磚石結構，麵積33平方米，高1.43米，四麵各有一石階，每階6級，壇南麵5個青白石龕，其中3個刻山勢，以祀五嶽、五鎮、五山；兩個刻水紋分祀四海四瀆。龕下四周鑿池，舉行祭禮時才放水。壇東麵兩個石龕，上刻山水，用以祀京畿的名山大川，西麵兩個石龕，也刻有山水，則是祭天下名山大川的。

　　先農壇建築群被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基金委員會列為2000年“世界100個瀕危古跡”之一。美國運通公司於1998及1999年捐贈3萬美元及5萬美元，用於修複具服殿及神廚的工作。運通公司近日又向國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捐贈10萬美元，用於修複北京先農壇古建築群中的慶成宮。慶成宮位於先農壇內東側，是明代的齋宮，乾隆時稱慶成宮，由大殿、後殿及東西配殿等建築組成，現殿宇均存，但年久失修。

　　@@@躬行桑禮感嫘祖——先蠶壇

　　“古者帝親耕後親蠶，以權天下。”古代皇帝多詔令皇後養蠶，謂之親蠶，是表示對農業的重視，也是中國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封建經濟的縮影。

　　明清築建先蠶壇，為“九壇”之一，是為皇後祭蠶神的場所。黃帝之妃嫘祖，是中國傳說中第一個教民育蠶識絲的人，被後人尊為蠶神。

　　在黃河之濱的晉南夏縣西蔭村東二裏的一片桑林中，有一塊高地，當地人叫“丘台”，傳說這就是教民育蠶識絲的先祖嫘祖的葬身之地。在這裏發掘出的新石器時代的遺物中就發現過半隻蠶繭的化石，說明夏縣西蔭村當是蠶絲的故鄉，也說明嫘祖很可能確與我國最早的養蠶有關。

　　關於“蠶女”的傳說，始見於《山海經·海外北經》。在幹寶的《授神記》中已經比較完整：“相傳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惟有一女，牡馬一匹，女思念其父，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悲鳴不已，父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父怪問女，女具以告，父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於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馬皮蹷然而起，卷女以行。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因名取樹曰桑……”據說那就是馬皮裹走化為蠶的姑娘，就是“蠶神”。黃帝平定蚩尤之亂後，“蠶神”獻上蠶種和蠶絲慶賀勝利。黃帝妃子嫘祖從此開始飼蠶織絲，並把技藝傳授給當地的百姓。以後養蠶業便由黃河流域傳向中華大地，人們也就把嫘祖當作“蠶神”、“蠶祖”了。

　　後世人感念嫘祖養蠶織絲帶給人們的好處，就把她尊為先蠶（蠶神），年年祭祀她。曆代後妃也願意把自己比作嫘祖，每年春季第二個月的巳日，皇後都要親自來到先蠶壇祭祀，躬行桑禮。

　　這座先蠶壇，始建於明嘉靖十年（1531），是清代皇後祭祀祖先蠶（蠶神）嫘祖的場所。壇門三間，謂之親蠶門，內有祀蠶壇、采桑坊、親蠶門、親蠶殿、織殿、浴蠶池、浴蠶河、蠶神殿、神廚、神庫、井亭、牲亭、蠶署、蠶室等，全部建築除27間蠶室外，全為綠琉璃瓦屋麵，謂通蠶桑。院內遍植桑柘，周圍以綠琉璃瓦頂的紅色高牆環繞。祀蠶壇為方形，麵積13.1平方米，高1.3米，四麵各有一台階，每階10級，壇口東西北三麵都栽桑樹，壇後是親蠶殿，殿後為浴蠶池。

　　在京都九壇中，先蠶壇的規模最小，形製也簡單，而且自嘉靖後就建在宮旁，祀奉儀式也較為隨便，皇後去蠶壇祭祀、采桑、繅絲，大多出皇宮神武門，經景山，進北海陟山門，往北船塢，就是蠶壇了。並多結合閑遊活動，可見與九壇中其他各壇的祭祀相比，確實是最方便隨和的。

　　@@@頂禮膜拜大明神——朝日壇

　　萬物生長靠太陽，人們對太陽的感情是非常強烈的，而太陽對人類的產生、分類、生存、發展等幾乎都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所以，人們對太陽的崇拜自然地產生，對太陽顯得格外的虔誠。可以說太陽神不僅起源很早，而且崇拜太陽神的也相當普遍，開始是對太陽的頂禮膜拜，希望得到太陽神的庇護，並進而形成原始的、自由的，包括叩頭、跪拜等禮儀。隨著封建禮製的日趨完善，逐漸便有了固定地點和時間舉行祭日儀式。如專門設立日壇為祭日的固定場所。大多朝代相對固定地把春分作為祭日的時間，尤其是明清兩代，都規定在春分日出寅時進行祭日。

　　祭日雖然比不上祭天與祭地典禮，但儀式也頗為隆重。明代皇帝祭日時，用大牢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行三跪九拜大禮。當然，皇帝並不是年年都來親祭的，每逢甲、丙、戊、庚、壬年皇帝親祭，其他年份由大臣們代祭。

　　日壇建於明代，又名朝日壇。朝日壇坐東朝西，這是由於太陽從東方升起，人要站在西邊向東方行禮的緣故。朝日壇一層，圓形，直徑33.3米，周圍有圓形矮牆，東、南、北各有欞星門一座；西邊為正門，有三座欞星門；牆內正中為拜神壇，方形，邊長16米，高1.89米，朝西，由白石砌成。明代建成時，壇麵用紅色琉牆磚砌成，以象征大明神太陽，是一種很富浪漫色彩的布置。但清代改成方磚鋪墁，致使日壇遜色不少。

　　以朝日壇為中心，周圍還建有神庫、神廚、鍾樓、燎爐、瘞坎和宰牲亭等為祭日服務的附屬性建築。壇內也密植鬆柏，以烘托氣氛。現已辟為公園，是北京著名的壇廟公園。

　　@@@白石築台祭夜明——夕月壇

　　北京月壇本名夕月壇，是明、清兩代帝王秋分亥時祭夜明月亮之神的處所，在西城區阜成門西南月壇北路之南，明嘉靖九年（1530）建。壇一層方壇，高1.5米，周長56米，麵上鋪白色琉璃磚，清代改為方磚，土遺牆（矮圍牆）環護四周，西、北、南各有欞星門一座，東邊為正門，有三座欞星門；東門外為瘞地，東北為具服殿，南門外為神庫，西南為宰牲亭、神廚、祭器庫，北門外為鍾樓。每年秋分亥時行祭禮，凡醜、辰、未、戌年份，皇帝都要親自參加祭禮，其他年份由大臣代祭。祭月典禮在等級上較祭日之禮降一層次，規模也小。祭祀用牲、獻舞和祭日一樣，而樂由七奏改為六奏，行三跪六拜之禮，不如祭日隆重。

　　老百姓雖然不會像帝侯那樣專門設壇拜月，但對月亮，應該說人們總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月光似乎充滿著親情，與人們十分貼近，“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每年的中秋佳節就是專為月亮而設的，人們團聚歡飲總和月亮在一起。古代人們焚香拜月，現仍有中秋賞月、共度良宵的習俗。月壇現為月壇公園，是著名的壇廟公園。

　　@@@點石成金韻無窮——地壇

　　中國北京的天壇可以說是名揚天下，人人皆知的建築藝術珍品，可不少人是從這幾年北京地壇廟會才得以初識此地，與天壇相比，其知名度懸殊實在太大了。然而，當我們步入這其貌不揚、平平淡淡的地壇之中，就會慢慢地感受到它以小見大、低中顯高的整體藝術效果，就會在地壇中體會到多種藝術手法的巧妙運用，從而不得不最終承認地壇作為天壇的姐妹壇確實當之無愧，它是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一大瑰寶。

　　地壇原名方澤壇，位於北京安定門外路東，占地37.3公頃，僅為天壇麵積的八分之一。它建於明嘉靖九年（1530），嘉靖十三年（1534）始稱地壇。1531—1911年先後有明清兩代的15位皇帝連續祭地長達381年。地壇有壇牆兩重，形成內外壇。方澤壇、皇祇室、齋宮、神庫、宰牲亭、鍾樓、神子圈等建築都集中在內壇。主體方澤壇位於中軸線上，是皇帝行祭地禮的地方。壇四周為方澤，祭祀時由暗溝引水。

　　古代祭地的大典都在方澤壇上舉行。方澤壇分兩層，每層8級台階，上層高1.28米，邊長20.35米；下層高1.25米，邊長35米。由於古代中國“天圓地方”之觀念根深蒂固，所以壇平麵取正方形，從壇麵到牆圈、拜台一係列大小平立麵上，方向不同的方形重複出現。這些重複的方形，不僅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而且創造了構圖上平穩、協調、安定的建築形象，與大地平實的本色非常一致。

　　按照古代天陽地陰的說法，方澤壇壇麵的石塊均為陰數即雙數：中心是36塊較大的方石，縱橫各6塊；圍繞著中心點，上台砌有8圈石塊，最內者36塊，最外者92塊，每圈遞增8塊；下台同樣砌有8圈石塊，最內者100塊，最外者156塊，亦是每圈遞增8塊；上層共有548個石塊，下層共有1024塊，兩層平台用8級台階相連。凡此種種，皆是“地方”學說的象征。

　　地壇內除了方形的院子、圍牆、平台、門之外，幾乎是一無所有。可地壇就是憑借門、地麵、台階這些最基本的建築元素組合，實現了一係列的藝術構思，不僅完滿地達到了祭祀地祇的功能要求，還營造出了宗教建築特有的氣氛和作用——感染人、啟發人，使人感到靜謐、神秘和超脫，從而產生深思、虔誠、敬仰之情。可見為了形成一個高度淨化的環境，最大限度地去掉建築上一切多餘的東西，精練到極致，體現出其高超的藝術構思與建築設計技巧。

　　方澤壇巧妙的空間節奏處理手法堪稱佳絕：兩層壇牆被有意壘砌出不同的高度，外層牆封頂下為1.7米，內牆則隻有0.9米，外層比內層高出了將近一倍；外門高2.9米，內門高2.5米。兩層平台的高度相近，但台階寬度卻不同：上層台階寬3.2米，下層台階寬3.8米。這樣加大遠景、縮小近景尺寸的手法顯然加強了透視深遠的效果。當然，更為巧妙的是，祭拜人員在這樣的空間視覺環境中，易於造成一種特殊的心理效果：就是當參拜者越向祭壇走近，建築物就越覺矮小，而祭拜者本人就相對顯得愈發高大起來。當最終登上祭壇中央時，很自然地產生一種藍天白雲之中俯視人間塵世的居高臨下、超越脫凡的感覺。而且，方澤壇也重視人的觸覺，首先是腳的感覺。中國建築曆來重視地麵的鋪作和道路、台階距離的遠近曲直（在園林、宗教建築中尤甚），從而著力渲染出一種特定的意境或氣氛。營建地壇的古代建築師煞費苦心的構思應該說達到了相當的效果，君王在祭地之時，在大地的平實和寬廣中，自會增強威嚴和誌高氣大、君臨大地、統治萬民的神聖感和自豪感。

　　另外，地壇建築在色彩運用上也非常出色，方澤壇全部建築隻用了黃、紅、灰、白四色，便成功地完成了象征、對比、過渡，從而形成協調藝術整體和恰如其分創造氣氛的雙重作用，真可謂“點石成金”。祭壇側麵貼黃色琉璃麵磚，即標明其皇家建築規格，又是地祇的象征。在黃瓦和紅牆之間以灰色起過渡作用，這是我國宮廷建築常見的手法。給人感受最強烈的是，整個建築物以白色為主，並有強烈的紅白對比，給人以深刻印象。紅牆莊重、濃烈，漢白玉高雅、潔淨；紅色粗重有力，白色如輕紗浮雲，富有變幻豐富的光形和宜人的質感；紅色象征塵寰，白色寓意九天。紅與白的強烈對比加強了全壇環境透視深遠的感覺，四周蒼鬆翠柏的映襯，又把紅、白、黃三色的建築物輪廓勾勒得更加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