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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3
為了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周恩來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做“刹車”，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周恩來對他的老朋友斯諾說：“在身體方麵，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
周恩來曾對造反派說：我這樣的身體一年就搞得這個樣子，你們總應當讓我為黨和人民多作一點事吧！鄧穎超支持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造周恩來的“反”。
1967年，是周恩來總理生涯中最不平靜的一年，也是周恩來最苦最累的一年。
為了盡量減少洪水般的運動給黨和國家帶來的損失，為了維係國計民生最基本的運轉，周恩來夜以繼日，苦撐危局。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的忙遠不是一般的忙。哪一天的事先工作日程安排都是十幾項。以致於周恩來自己也說，過去真正打仗時也沒這麽忙。
周恩來為什麽這麽忙？忙什麽？是他閑不住喜歡忙嗎？隻要我們稍稍了解一下“文革”期間周恩來的工作狀態就很清楚了。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原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靠邊站”了，按毛澤東的意圖，黨中央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是，除了抓權的事，其他日常事務林彪一概不管，全推給了周恩來。因此，周恩來除了主持召開國務院的會議外，還要召集中央政治局的會，後來中央文革碰頭會也是周恩來召集。
——許多老幹部被打倒了，國務院的幾位副總理和大多數部長有的被打倒，有的被弄得無法工作，本來是這些人承擔的工作，都落到了周恩來身上。周恩來曾說過：現在是我替呂正操當起了鐵道部部長。
——運動中此起彼伏的社會亂子，林彪和中央文革不但不管，還到處煽風點火。這個地方武鬥打死人了，那個地方的鐵路交通中斷了，這個城市的煤支撐不了幾天了，那個城市的糧食快供應不上了，等等，這些中央文革一夥視而不見，聞而不動。周恩來哪能坐視不管呢，他不得不疲於奔命，四處“救火”。為此，中央文革一夥還攻擊周恩來是“救火隊長”。
——沒日沒夜地為各種問題找各級黨、政、軍負責人談話以及接見紅衛兵和群眾組織代表。筆者根據周恩來的工作台曆統計（還不完全）：僅在1967年1月份，周恩來與中央、地方、軍隊負責人談各類問題88次，接見紅衛兵、造反派及群眾組織代表114次。照一個月30天算，一天平均下來就是將近7次。
光這項工作就已經夠嗆，還不要說處理其他中央工作大事。尤其是接見紅衛兵和造反派代表，為了給他們講政策，說服他們不要做對黨和國家不利的事情，周恩來耐著性子，常常是通宵達旦，不知耗費了多少心血。人的嘴巴是肉長的，如果是鐵打的，恐怕也磨了個大缺口。而紅衛兵和造反派經常在有些問題上無理取鬧，無休止地糾纏，一次接見時間有時長達7、8個小時。有些造反派不接見他們還不行，不接見他們，他們就在社會上采取一些極端行動，逼周恩來接見。
——每天的各種請示、報告、文件，像小山似地堆在周恩來的麵前，各省市自治區的，中央的，國務院的，中央軍委的，中央文革的，不管是不是該不該周恩來處理，全都推到周恩來手中。一次（1967年10月11日），周恩來實在是累得難以忍受了，在一份軍委總政治部報送的文件上批道：“軍委有關日常行政、部隊調遣、幹部任免、部隊編組、武器裝備等非屬三支兩軍和國防外交範圍的請示報告和批件，應由軍委和總參直報林副主席批，不需經我手轉報。此事請軍委常委一議，報林副主席轉報主席批準。否則，壓在我處文件太多，無時處理，而且超越權限，貽誤大事。”
這些堆到周恩來麵前的文件，都是周恩來每天深夜在外頭忙完回到西花廳後處理的，有時，批著批著就實在支撐不住了，頭一低，手上拿著的毛筆就戳到了額頭上。
“文革”期間在周恩來身邊任秘書的張作文回憶說：
革命博物館中不是有總理用過的一個小炕桌嗎？這個小桌子是總理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嘔心瀝血、日夜操勞的有力見證。在“文革”最緊張的日子裏，為減少運動對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等方麵的衝擊，總理整天陷在各種會議裏，根本沒有時間批閱文件。就是那些必須限時發出的外交文件，他也隻好在開完各種會議後，已到了淩晨再批。身體已到了疲憊不堪的程度，很難再堅持坐在辦公室批閱這些文件，為了不誤事，總理隻好把這些限時發出的文件抱到床上去批。他背靠在床頭上，兩腿躬起來，把文件放在兩個腿上。這樣批不了幾份文件就堅持不下去了。後來衛士同誌就找來了一塊硬紙板，讓總理墊在腿上工作，減少點疲勞。這樣又延續了一段時間。
這樣工作久了仍然十分疲勞，後來，鄧大姐見總理用硬紙板也太累了，就讓木工同誌為總理做了一張小桌子。許多內政外交的大事，總理就是利用這張小桌子處理的。它可算是總理為國為民日夜操勞的有力見證了。
總理本來是喜歡用毛筆批閱文件的，可是由於長時間的睡眠不足，超負荷運轉，就是鐵打的人也受不了。盡管這樣，總理也不得不堅持把工作處理完才休息。所以批閱文件中，有時就是老是打盹了，文件都被毛筆點了一些墨點，或劃了一些道子。後來，總理就改用鉛筆。但太累了，用鉛筆也不管事，照樣打盹，仍然在文件上劃了些道子，連字也寫不工整，有時連寫的什麽字都很難認。我們常在他身旁等候他批文件，這一點要不是親眼所見，總理那種對國家對人民的強烈事業心、高度的責任感、刻苦的精神和一絲不苟、認真負責的態度是難以想像得到的。當時我們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麵看見總理那種疲勞的樣子希望他早點休息，但有些事情又必須立即處理，有時真是硬著頭皮提醒總理還有幾個文件必須處理。那種複雜心疼的心情就甭提了。
由於長期過度勞累，周恩來的身體自1967年起，明顯垮下來了。
周恩來的身體素質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是好得出了名的。國際輿論曾稱他為“不知疲倦的人。”
1960年，周恩來赴印度新德裏同尼赫魯就中印邊界問題進行會談。在記者招待會上，一位美國女記者問周恩來：“你作為一個已經62歲的人，看起來氣色仍然非常好。你是如何保養自己的健康的？是否經常運動？或者有特別的飲食？”
周恩來敏捷而含蓄地回答說：“謝謝你，我是一個東方人，我是按東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的確，文化大革命前，周恩來走路一陣風，衛士和秘書跟在後麵還要不時小跑幾步才能緊跟上。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從一個廳到另外一個廳，中途還要停下來歇一會喘口氣。
1965年3月，周恩來去羅馬尼亞參加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喬治烏·德治的葬禮。在凜冽的風雪中，周恩來沒有穿大衣，也沒有戴帽子，甚至連毛衣毛褲都沒有穿，竟然步行和站立了5個小時！引起在場許多外賓的驚奇。同年11月23日晚上，周恩來在首都機場歡送坦桑尼亞第二副總統卡瓦瓦回國時，在場的領導人都穿上了大衣，戴上了帽子，唯獨周恩來還是穿著單衣，連夾衣都沒穿。這有11月24日《人民日報》的照片為證。
然而，到1967年，周恩來的感冒增多，並開始出現心髒病。
1967年，周恩來曾對造反派說：我這樣的身體一年就搞得這個樣子，你們總應當讓我為黨和人民多作一點事吧！
對於周恩來的身體狀況，鄧穎超和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多次勸說也無大效。
1967年2月2日，周恩來身體突感異常不適，經醫生會診，發現有心髒病。周恩來還囑咐秘書，不要把他患心髒病的消息告訴別人。
次日，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在萬般無奈之中決定用當時常用的一種方式給周恩來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了他辦公室的門上，提醒他注意休息。大字報的全文如下：
恩來同誌：
我們要造你一點反，就是請求你改變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才能適應你的身體變化情況，從而你才能為黨工作得長久一些、更多一些。這是我們從黨和革命的最高的長遠的利益出發，所以強烈請求你接受我們的請求。
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的除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外，還有常去周恩來那裏的陳毅、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及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員，共20個人。
周恩來看到大字報後，在大字報上寫下了“誠懇接受，要看實踐”8個字。
鄧穎超也提出了5點補充建議：（一）力爭縮短夜間工作時間，改為白天工作。（二）開會、談話及其他活動之間，稍有間隙，不要接連工作。（三）每日工作安排應留有餘地，以備臨時急事應用。（四）從外麵開會、工作回來後，除緊急事項，恩來同誌和其他同誌不要立即接觸，得以喘息。（五）會要開短些，大家說話簡練些。
恩來同誌堅持努力實踐，凡有關同誌堅持大力幫助。
寫是這樣寫了，但要做到又幾乎是不可能的。疲憊至極的周恩來何嚐不想停下來休息一會呢！然而，麵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亂，對國家和民族的高度責任感又促使他不能休息。正像他對身邊工作人員所說的那樣：“我不能休息。你們看，這麽多的文件都等著我批，這麽多的事要等著我辦，我能休息嗎？”
造反派揚言要砸爛“廣交會”。周恩來緊急飛往廣州，連續工作長達84個小時沒有睡覺。周恩來兩次試寫“熱烈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八周年”，但都由於手抖得厲害，沒有寫成。
1967年的廣州，夏天來得異常的早。剛進入4月，天氣就有點悶熱。
來自各地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雲集羊城，摩拳擦掌，把眼睛盯在了即將舉行的春季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上，爭著要在砸爛“廣交會”上一顯身手。
在他們看來，交易會展出的具有我國民族特色的許多工藝品，如描繪山水風景、花鳥蟲魚、古裝人物、古代仕女等的雕刻、刺繡、陶瓷，都是屬於“封、資、修”的東西，是他們打著燈籠四處尋找要破的“四舊”。
1967年4月12日淩晨，廣東省軍管會一份給周恩來並中央的特急電擺在了周恩來的案頭。
電報說：廣州春季交易會開幕的日期迫近，但目前紅衛兵的行動給交易會的工作帶來許多困難。一些人把大字報貼到了外商住的賓館，有些群眾組織要求進陳列館對展品進行審查，還有些造反派揚言要對廣交會采取行動，砸爛廣交會。4月10日，中山大學的學生20多人闖入出口商品陳列館，說陳毅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強行把正門陳毅同誌題寫的橫額“中國出口商品陳列館”等字砸掉，還貼了造反聲明，說不準任何人把砸爛的字補上，否則將采取必要的行動。為了保證交易會的如期順利進行，希望中央就群眾不要進館審查、不要在陳列館及外商住的地方張貼大字報、參加交易會工作的人員不要開展“四大”等問題發一公開通知，提出若幹要求。
周恩來閱電後，立即吩咐秘書按照廣東省軍管會的來電起草一個中央關於開好春季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的幾項通知。
通知指出：今年春季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將於4月15日開幕。為保證交易會的順利進行，現對幾個有關問題作如下通知：
（一）在交易會期間，不組織交易會以外的人員進館參觀。各省市自治區要積極組織交易會出口貨源，除派往交易會的工作人員外，不要另組織人去交易會參觀。
（二）所有參加交易會的工作人員和有接待任務的賓館、旅店、劇場及參加演出的文藝單位，在交易會期間，一律暫停“四大”。
（三）在交易會期間，不要在出口商品陳列館和接待外商的賓館、旅店張貼大字報。
（四）交易會安排演出的文藝節目，是經過總理和中央文革審查批準的，不要再作變動。
以上通知，可由負責同誌向交易會的全體工作人員傳達，並向有關革命群眾組織作必要的說明。
秘書起草完後，周恩來又審看了一遍。他在第一條後麵又加了一條：不在交易會及其所屬組織內進行奪權。為了增加通知的權威性，周恩來又在原國務院、中央軍委的署名處加上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
而後，周恩來批示：特急件。請伯達、康生、富春、江青、劍英、蕭華同誌核閱後送林彪同誌審閱，再送主席批示。
4月13日，毛澤東批準了這個通知。同日，通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發往廣東省軍管會、中南局財委、各大軍區及各省、市、自治區。
天高皇帝遠。盡管有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4家聯合發出的明令通知，但雲集廣州的造反派依然我行我素。廣州的局勢依然難以控製。
4月13日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解決內蒙古的問題。造反派要衝內蒙古軍區，軍區在大樓上架起了機槍，局勢一觸即發。
周恩來正在宣讀《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秘書送來一份廣東省軍管會的急電。急電說：
（一）外貿學院等造反派組織對交易會的領導工作沒有以他們為主表示不滿，他們已經有3個人參加了常委，還不滿，又要求參加政治部的領導。他們與外麵的造反派組織串聯，準備搞掉現在的“工作委員會”，另外成立以他們為主的領導班子。（二）工作人員要求開展“四大”（主要是外貿學院等造反派組織鼓動起來的），參加常委的造反派組織代表支持開展“四大”。現在實際上已經搞起來了，大字報貼到了陳列館的玻璃上和櫃子上。各賓館也要求搞“四大”，有些人還責問是誰指示不讓搞“四大”的？軍區的講話和勸說，他們根本不理，而且態度還極為蠻橫。
（三）就展品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並影響到各館的領導班子。五金交電館的領導班子被搞垮了。工藝品陳列館的辯論也很激烈，外貿學院的造反派反對把拖鞋、雕刻、刺繡等展出。有個價值2萬英鎊的玉雕也不讓展出。
過度的勞累，難言的慍怒，使周恩來的心髒隱隱作痛，拿著鉛筆的右手不由得微微顫抖。
他知道，如果廣州的局勢再不立即遏止，“廣交會”非砸在造反派手裏不可。
就說搞“四大”吧，這個口子一開，可不得了。僅就大辯論一項而言，到時就可能鬧得工作沒人管。那一次，北京飯店的員工也造反了，搞大辯論，拒絕給外賓做飯吃，說是要“餓死帝修反”。最後還是周恩來親自去解決的。
怎麽辦？
關於開好廣交會的通知也已經發過了，該說的話都說到了。剩下的辦法就隻有自己去廣州一趟，親自坐鎮，以保證廣交會的如期順利開幕。
時間緊迫，離廣交會開幕的時間隻有一天了。周恩來毅然決定自己立即飛往廣州。
14日淩晨2時30分，周恩來在解決完內蒙古問題後，又找外貿部和外貿學院的造反派談話，說服他們立即派人去廣州，協助解決好問題。
而後，周恩來回到西花廳，給毛澤東、林彪寫了一封信：
主席、林彪同誌：
對廣州交易會雖有五點指示發出，但據黃永勝報告，情況較緊，而軍管會又難於控製。因此，今晨在解決內蒙古問題後，特約外貿部和外貿學院兩造反派商談，他們願派人去協助解決。考慮到目前院校和機關造反派多忙於內鬥，因而影響了廣州交易會各公司、各館的內部領導，並與各地方造反派形成派別，如不立即勸阻，對明（15）日開幕極為不利。我現定今晨7時同黃永勝同誌飛廣州，親往解決此事，如順利，今夜可飛回。
胡老（指胡誌明——作者注）今晨5時抵穗，住從化，如有空，當去看他一下。如抽不出工夫，即為他組織當地會診。因目前各醫院多難互相調動，非打一招呼，不易保密。
謹報，請轉中央文革一閱。
周恩來
四月十四，六時
周恩來還把廣東省軍管會的急電附上，交秘書以特急件送林彪和毛澤東。
14日早7時半，周恩來拖著疲憊的步子登上飛機的舷梯，氣喘籲籲。
在此之前，周恩來已經連續工作了36個小時沒有合眼了。
12日晚上，因為解決內蒙古問題開了一個通宵的會，天亮以後連軸轉。
13日，又是一個通宵。這一天周恩來工作台曆上的記載是這樣的：
上午12時約趙毅敏、孫正、黃樹則談問題。
下午1時見羅馬尼亞駐華大使。
下午3時3刻約黃永勝、鄭維山、傅崇碧談廣州交易會問題。
下午4時軍委擴大會。
下午8時到釣魚台6樓辦公。
下午9時見內蒙古代表。
晨2時半同外貿係統造反派談話。
到達廣州後，周恩來馬不停蹄，片刻都沒有休息，形勢也不容他有片刻的喘息。
上午11時1刻到達廣州，11時半就召集廣州軍區司令員兼廣東省軍管會主任黃永勝、廣州軍區第二政委兼廣東省軍管會副主任劉興元、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溫玉成、廣東省副省長林李明、國家對外貿易部副部長盧緒章、廣東省軍區第二政委兼廣東省軍管會副主任陳德等開會。
而後，周恩來分別找參加交易會領導的造反派頭頭和擔任廣交會翻譯任務的40名工作人員談話。
晚9時半，周恩來在中山堂接見在廣州的各群眾組織代表。
周恩來說：“明天，在廣州就要舉行春季商品交易會，中央很關心這件事。
今天，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給廣東省軍管會，並通過他們向你們傳達了5點通知。這個通知，中央很重視，所以就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署名簽發。我到廣州來，就是來加以說明。”
“這個交易會設在廣州，許多外國商人和僑商都要來，港澳的人也要進來。他們有一部分人不是為了來進行貿易的，而是要到廣州來看看我們中國南方最大的門戶，看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形勢，看看生產的情況。從一個廣州也就反映了中國的情形。所以，明天開幕的交易會，應該看成是一個新的戰役，希望保證把這個交易會開好。”
接著，周恩來逐條宣讀並解釋了中央關於開好交易會的5點通知。他著重強調：廣交會麵對的工作對象是外來的客人，對這些客人要一分為二，要允許互通有無、平等互利的貿易。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同我們做貿易，也要一分為二，有的完全是為了做買賣的，那就根據互通有無、平等互利的原則辦事。交易會期間，不能開展“四大”，串聯也不要進行了，交易會的陳列館、賓館、旅館、劇場，都不要貼大字報。如果開展“四大”把工作拋開了，大家觀點不同爭論起來了，那怎麽行？
這種情況北京出現過，正是吃飯的時候，工作人員觀點不一樣，就拋開工作去爭論了。把辯論暫時停一下，沒有什麽損失。
接見完群眾後，已是15日淩晨了。周恩來又前往交易會現場視察展品陳列館。
又是一夜通宵未眠。
15日白天，周恩來繼續找廣州軍區和廣東省有關負責人及交易會工作人員開會，找北京來的造反派談話。晚上11點半，周恩來在珠海賓館召集在廣州的學生、工人、農民、機關各群眾組織代表座談，旨在解決廣州各派之間的矛盾，穩定廣州局勢。
會上，各組織代表“傾盆大雨”，輪番向周恩來提出各種問題。
“華工紅旗”的代表：我們認為，我們與“八·一八”之間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周恩來：一切都歸到兩條路線鬥爭，也看得太嚴重了。不能把每一種思潮都看成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有些意見是屬於不成熟的意見，不可能都成為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對立。把每一個小問題都看成是兩條路線的鬥爭，那就惶惶不可終日了。
“華工紅旗”代表：目前廣州存在資產階級的複辟逆流，軍區不相信我們。周恩來：軍區對你們沒有懷疑嘛！對軍區說的話，不要抓住一點就上綱，不要把什麽事情都上綱，不要把鬥爭庸俗化。如果什麽都上綱，矛頭就會指錯，大方向就要受到幹擾。
“八一八”代表：我們認為，“華工紅旗”不是真正的左派。
周恩來：你們為什麽要這樣對立？
“八一八”代表：“北京來信”中說，除了毛主席外，誰都可以懷疑。
周恩來：這是懷疑一切的觀點。這樣就把毛主席孤立起來了。你們想一想，把廣大群眾和幹部都懷疑，毛主席的領導不就落空了嗎？
“廣醫紅旗”代表：據我們所知，“廣州的譚震林”在積極活動，到處扶植廣州的保皇勢力。
周恩來嚴肅地責問：你說扶植保皇勢力，拿出證據來！“廣州的譚震林”是誰？有什麽證據？線越摸越長，不能這樣搞嘛！
二月抗爭中，譚震林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夥，被誣為“二月逆流”。中央文革一夥借機煽動造反派四處揪鬥老幹部，什麽揪“武漢的譚震林”、“廣州的譚震林”，等等。周恩來多次批評過這種做法。
北京工業大學的另一代表說：那怎麽理解軍管會取締了一些群眾組織？周恩來說：跨行業的組織是應該取消，這也是中央的精神。反革命的組織更應該取締。如果大多數群眾是好的，隻有少數壞頭頭，可以把頭頭抓起來，對群眾還是要進行教育。
“廣醫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代表反映：“廣醫紅旗”公開提出：“思想兵是大老保，老保不投降，就叫它滅亡！”
周恩來說：對一個群眾組織這樣說是錯誤的。一個群眾組織不能用這樣的口號去壓另外一個群眾組織。把專政口號到處濫用，是很不嚴肅的。你們對自己的做法，對每一個行動，都要力求符合毛澤東思想。提口號要慎重，尤其在華南地區，口號更要提得恰當。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結果又沒倒，久了就不靈了。這是你們自己的信譽問題。
針對各派之間派性對立情緒嚴重，周恩來要求：你們有再整風的必要，各派之間的爭論，要通過大批判聯合起來。我給你們作報告，就是本著這個精神說的。不管哪一派，都要認真地做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造反派更應該有自我批評的精神，不要把事情絕對化。
這次座談會，從15日晚上11時30分開始，一直到16日早晨7時30分才結束，整整8個小時。
這樣，周恩來到廣州後又連續兩天兩夜沒有休息，加上來廣州之前兩個晚上一個白天沒休息，周恩來已經連續工作84個小時沒合過眼了。
當時跟隨在周恩來身邊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說：
就這樣，他（周恩來）上午下午連著晚上，先幹部後群眾不停地開會，倒把我們這些年輕人搞得天昏地暗，暈頭轉向。
整天在屋子裏開會，電燈總是亮著，室內溫度比較高，會場裏又沒有空調機，房頂上幾個電風扇不停地轉仍不解決問題，大家依舊覺得太熱，許多人不停地揮動著手裏的折疊紙扇。
周恩來在禮堂內開會，我們沒有時間，也不敢離開會場到戶外去散步，所以，甚至連白天和黑夜有時也搞不清楚，也記不得我們一天內吃過幾頓飯。因為睡眠太少，實在沒有胃口吃東西，接待部門特意為我們煮麵條，麵條吃得多了，大家就覺得好象每天隻是吃夜宵，沒有吃正餐。
我們擔心周恩來太疲勞，怕他累垮了，曾多次給周總理遞紙條，勸他早點散會，或是休息一會兒。我們的紙條不管用，又將紙條遞給主席台上的其他領導同誌，請他們說服總理稍稍休息一會兒，但我們的這些努力都無濟於事。
周總理吃的東西比我們少。可以看得出來，他的氣色有點不對頭，肯定是疲憊不堪。他起身去衛生間時雙手叉著腰，走得比較慢，不那麽瀟灑而有風度了。
他這是在硬撐著，沒有人能代替他的工作。
5月16日上午，結束與廣州各群眾組織的座談後，周恩來才去睡了他到廣州後的第一覺。
在周恩來的親自坐鎮下，廣交會如期開幕。
周恩來本來是專為解決廣交會問題到廣州的，解決完後就回北京。但後來毛澤東又電告周恩來：既然到了廣州，就幫助廣州軍區解決一些問題。廣州的兩派打得厲害，軍區拿他們沒辦法。
17、18日兩天，周恩來繼續召集廣州各群眾組織座談。
17日的座談從淩晨0時35分至早晨8時半，還解決不了問題。各群眾組織之間派性嚴重，互相告狀，各不相讓。周恩來不得不宣布散會。他說：今天的會就開到這裏。晚上再開。大家發言一定要節省時間。你們盡是傾盆大雨，也要下點毛毛雨嘛！我不可能在這裏呆得太久。
17日晚上11時，繼續召開各群眾組織的座談會，會議又一直開到18日上午9點才結束。
如果不了解當時的具體環境，一般人可能難以理解領導藝術如此出類拔萃的周恩來為什麽總是開這麽長的會。到時間就宣布散會嘛！這樣做可是可以，但解決不了問題，搞得不好，還會激化矛盾，非但解決不了問題，還會使事情更糟糕。你想想，周恩來麵對的是受“文化大革命”保護，被極左思潮“武裝”，蠻不講理、一味糾纏的造反派，他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什麽事都可以做得出來。為了解決問題，隻有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耐著性子跟他們磨。這也是周恩來的特殊素質和本領，換了別人，很難做到。
18日晚上10時，繼續開座談會。淩晨2時，視察交易會工藝美術館。晨4時，回到賓館。晨6時，離開廣州回北京。上午9時半，回到北京。
這樣，從周恩來的工作日程上可以看出，17日至19日，周恩來又是連著3個晚上通宵達旦。
在連續84個小時工作沒休息之後，又連著3個晚上通宵未眠。
這時，周恩來已經是一個69歲的老人了。
而這種工作狀態對周恩來來說，絕不是偶而為之，而是家常便飯。
這種長時期超負荷又超負荷的工作狀態對人的身體的損害程度，相信每一個人都很清楚。何況還是對一個年邁的老人！
1967年9月24日，周恩來對鄧穎超說：我一到早晨8時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發抖。
國慶節前夕，有關部門請周恩來題寫國慶橫幅。周恩來兩次試寫“熱烈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八周年”，但都由於手抖得厲害，沒有寫成。
除了身體上的勞累外，還有一個使周恩來身體急速下垮的重要因素是精神上的勞累與鬱悶。周恩來的心累。江青一夥對周恩來的戰術是“雙管齊下”，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經常找茬整周恩來。
周恩來自己多次談到過文化大革命對他身體的損害。
1970年10月，他在會見斯諾時說：“因為睡得少，我的健康減弱了，近4年心髒有毛病。在身體方麵，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
1975年，周恩來病重住院時又對衛士喬金旺說：“老喬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文化大革命對周恩來身體和精神上的摧殘是難以想像的。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憑周恩來的身體底子，他的生命曆程絕對不止78歲。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周恩來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做“刹車”，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周恩來曾對造反派說：我這樣的身體一年就搞得這個樣子，你們總應當讓我為黨和人民多作一點事吧！鄧穎超支持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造周恩來的“反”。
1967年，是周恩來總理生涯中最不平靜的一年，也是周恩來最苦最累的一年。
為了盡量減少洪水般的運動給黨和國家帶來的損失，為了維係國計民生最基本的運轉，周恩來夜以繼日，苦撐危局。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的忙遠不是一般的忙。哪一天的事先工作日程安排都是十幾項。以致於周恩來自己也說，過去真正打仗時也沒這麽忙。
周恩來為什麽這麽忙？忙什麽？是他閑不住喜歡忙嗎？隻要我們稍稍了解一下“文革”期間周恩來的工作狀態就很清楚了。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原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靠邊站”了，按毛澤東的意圖，黨中央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是，除了抓權的事，其他日常事務林彪一概不管，全推給了周恩來。因此，周恩來除了主持召開國務院的會議外，還要召集中央政治局的會，後來中央文革碰頭會也是周恩來召集。
——許多老幹部被打倒了，國務院的幾位副總理和大多數部長有的被打倒，有的被弄得無法工作，本來是這些人承擔的工作，都落到了周恩來身上。周恩來曾說過：現在是我替呂正操當起了鐵道部部長。
——運動中此起彼伏的社會亂子，林彪和中央文革不但不管，還到處煽風點火。這個地方武鬥打死人了，那個地方的鐵路交通中斷了，這個城市的煤支撐不了幾天了，那個城市的糧食快供應不上了，等等，這些中央文革一夥視而不見，聞而不動。周恩來哪能坐視不管呢，他不得不疲於奔命，四處“救火”。為此，中央文革一夥還攻擊周恩來是“救火隊長”。
——沒日沒夜地為各種問題找各級黨、政、軍負責人談話以及接見紅衛兵和群眾組織代表。筆者根據周恩來的工作台曆統計（還不完全）：僅在1967年1月份，周恩來與中央、地方、軍隊負責人談各類問題88次，接見紅衛兵、造反派及群眾組織代表114次。照一個月30天算，一天平均下來就是將近7次。
光這項工作就已經夠嗆，還不要說處理其他中央工作大事。尤其是接見紅衛兵和造反派代表，為了給他們講政策，說服他們不要做對黨和國家不利的事情，周恩來耐著性子，常常是通宵達旦，不知耗費了多少心血。人的嘴巴是肉長的，如果是鐵打的，恐怕也磨了個大缺口。而紅衛兵和造反派經常在有些問題上無理取鬧，無休止地糾纏，一次接見時間有時長達7、8個小時。有些造反派不接見他們還不行，不接見他們，他們就在社會上采取一些極端行動，逼周恩來接見。
——每天的各種請示、報告、文件，像小山似地堆在周恩來的麵前，各省市自治區的，中央的，國務院的，中央軍委的，中央文革的，不管是不是該不該周恩來處理，全都推到周恩來手中。一次（1967年10月11日），周恩來實在是累得難以忍受了，在一份軍委總政治部報送的文件上批道：“軍委有關日常行政、部隊調遣、幹部任免、部隊編組、武器裝備等非屬三支兩軍和國防外交範圍的請示報告和批件，應由軍委和總參直報林副主席批，不需經我手轉報。此事請軍委常委一議，報林副主席轉報主席批準。否則，壓在我處文件太多，無時處理，而且超越權限，貽誤大事。”
這些堆到周恩來麵前的文件，都是周恩來每天深夜在外頭忙完回到西花廳後處理的，有時，批著批著就實在支撐不住了，頭一低，手上拿著的毛筆就戳到了額頭上。
“文革”期間在周恩來身邊任秘書的張作文回憶說：
革命博物館中不是有總理用過的一個小炕桌嗎？這個小桌子是總理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嘔心瀝血、日夜操勞的有力見證。在“文革”最緊張的日子裏，為減少運動對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等方麵的衝擊，總理整天陷在各種會議裏，根本沒有時間批閱文件。就是那些必須限時發出的外交文件，他也隻好在開完各種會議後，已到了淩晨再批。身體已到了疲憊不堪的程度，很難再堅持坐在辦公室批閱這些文件，為了不誤事，總理隻好把這些限時發出的文件抱到床上去批。他背靠在床頭上，兩腿躬起來，把文件放在兩個腿上。這樣批不了幾份文件就堅持不下去了。後來衛士同誌就找來了一塊硬紙板，讓總理墊在腿上工作，減少點疲勞。這樣又延續了一段時間。
這樣工作久了仍然十分疲勞，後來，鄧大姐見總理用硬紙板也太累了，就讓木工同誌為總理做了一張小桌子。許多內政外交的大事，總理就是利用這張小桌子處理的。它可算是總理為國為民日夜操勞的有力見證了。
總理本來是喜歡用毛筆批閱文件的，可是由於長時間的睡眠不足，超負荷運轉，就是鐵打的人也受不了。盡管這樣，總理也不得不堅持把工作處理完才休息。所以批閱文件中，有時就是老是打盹了，文件都被毛筆點了一些墨點，或劃了一些道子。後來，總理就改用鉛筆。但太累了，用鉛筆也不管事，照樣打盹，仍然在文件上劃了些道子，連字也寫不工整，有時連寫的什麽字都很難認。我們常在他身旁等候他批文件，這一點要不是親眼所見，總理那種對國家對人民的強烈事業心、高度的責任感、刻苦的精神和一絲不苟、認真負責的態度是難以想像得到的。當時我們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麵看見總理那種疲勞的樣子希望他早點休息，但有些事情又必須立即處理，有時真是硬著頭皮提醒總理還有幾個文件必須處理。那種複雜心疼的心情就甭提了。
由於長期過度勞累，周恩來的身體自1967年起，明顯垮下來了。
周恩來的身體素質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是好得出了名的。國際輿論曾稱他為“不知疲倦的人。”
1960年，周恩來赴印度新德裏同尼赫魯就中印邊界問題進行會談。在記者招待會上，一位美國女記者問周恩來：“你作為一個已經62歲的人，看起來氣色仍然非常好。你是如何保養自己的健康的？是否經常運動？或者有特別的飲食？”
周恩來敏捷而含蓄地回答說：“謝謝你，我是一個東方人，我是按東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的確，文化大革命前，周恩來走路一陣風，衛士和秘書跟在後麵還要不時小跑幾步才能緊跟上。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從一個廳到另外一個廳，中途還要停下來歇一會喘口氣。
1965年3月，周恩來去羅馬尼亞參加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喬治烏·德治的葬禮。在凜冽的風雪中，周恩來沒有穿大衣，也沒有戴帽子，甚至連毛衣毛褲都沒有穿，竟然步行和站立了5個小時！引起在場許多外賓的驚奇。同年11月23日晚上，周恩來在首都機場歡送坦桑尼亞第二副總統卡瓦瓦回國時，在場的領導人都穿上了大衣，戴上了帽子，唯獨周恩來還是穿著單衣，連夾衣都沒穿。這有11月24日《人民日報》的照片為證。
然而，到1967年，周恩來的感冒增多，並開始出現心髒病。
1967年，周恩來曾對造反派說：我這樣的身體一年就搞得這個樣子，你們總應當讓我為黨和人民多作一點事吧！
對於周恩來的身體狀況，鄧穎超和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多次勸說也無大效。
1967年2月2日，周恩來身體突感異常不適，經醫生會診，發現有心髒病。周恩來還囑咐秘書，不要把他患心髒病的消息告訴別人。
次日，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在萬般無奈之中決定用當時常用的一種方式給周恩來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了他辦公室的門上，提醒他注意休息。大字報的全文如下：
恩來同誌：
我們要造你一點反，就是請求你改變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才能適應你的身體變化情況，從而你才能為黨工作得長久一些、更多一些。這是我們從黨和革命的最高的長遠的利益出發，所以強烈請求你接受我們的請求。
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的除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外，還有常去周恩來那裏的陳毅、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及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員，共20個人。
周恩來看到大字報後，在大字報上寫下了“誠懇接受，要看實踐”8個字。
鄧穎超也提出了5點補充建議：（一）力爭縮短夜間工作時間，改為白天工作。（二）開會、談話及其他活動之間，稍有間隙，不要接連工作。（三）每日工作安排應留有餘地，以備臨時急事應用。（四）從外麵開會、工作回來後，除緊急事項，恩來同誌和其他同誌不要立即接觸，得以喘息。（五）會要開短些，大家說話簡練些。
恩來同誌堅持努力實踐，凡有關同誌堅持大力幫助。
寫是這樣寫了，但要做到又幾乎是不可能的。疲憊至極的周恩來何嚐不想停下來休息一會呢！然而，麵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亂，對國家和民族的高度責任感又促使他不能休息。正像他對身邊工作人員所說的那樣：“我不能休息。你們看，這麽多的文件都等著我批，這麽多的事要等著我辦，我能休息嗎？”
造反派揚言要砸爛“廣交會”。周恩來緊急飛往廣州，連續工作長達84個小時沒有睡覺。周恩來兩次試寫“熱烈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八周年”，但都由於手抖得厲害，沒有寫成。
1967年的廣州，夏天來得異常的早。剛進入4月，天氣就有點悶熱。
來自各地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雲集羊城，摩拳擦掌，把眼睛盯在了即將舉行的春季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上，爭著要在砸爛“廣交會”上一顯身手。
在他們看來，交易會展出的具有我國民族特色的許多工藝品，如描繪山水風景、花鳥蟲魚、古裝人物、古代仕女等的雕刻、刺繡、陶瓷，都是屬於“封、資、修”的東西，是他們打著燈籠四處尋找要破的“四舊”。
1967年4月12日淩晨，廣東省軍管會一份給周恩來並中央的特急電擺在了周恩來的案頭。
電報說：廣州春季交易會開幕的日期迫近，但目前紅衛兵的行動給交易會的工作帶來許多困難。一些人把大字報貼到了外商住的賓館，有些群眾組織要求進陳列館對展品進行審查，還有些造反派揚言要對廣交會采取行動，砸爛廣交會。4月10日，中山大學的學生20多人闖入出口商品陳列館，說陳毅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強行把正門陳毅同誌題寫的橫額“中國出口商品陳列館”等字砸掉，還貼了造反聲明，說不準任何人把砸爛的字補上，否則將采取必要的行動。為了保證交易會的如期順利進行，希望中央就群眾不要進館審查、不要在陳列館及外商住的地方張貼大字報、參加交易會工作的人員不要開展“四大”等問題發一公開通知，提出若幹要求。
周恩來閱電後，立即吩咐秘書按照廣東省軍管會的來電起草一個中央關於開好春季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的幾項通知。
通知指出：今年春季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將於4月15日開幕。為保證交易會的順利進行，現對幾個有關問題作如下通知：
（一）在交易會期間，不組織交易會以外的人員進館參觀。各省市自治區要積極組織交易會出口貨源，除派往交易會的工作人員外，不要另組織人去交易會參觀。
（二）所有參加交易會的工作人員和有接待任務的賓館、旅店、劇場及參加演出的文藝單位，在交易會期間，一律暫停“四大”。
（三）在交易會期間，不要在出口商品陳列館和接待外商的賓館、旅店張貼大字報。
（四）交易會安排演出的文藝節目，是經過總理和中央文革審查批準的，不要再作變動。
以上通知，可由負責同誌向交易會的全體工作人員傳達，並向有關革命群眾組織作必要的說明。
秘書起草完後，周恩來又審看了一遍。他在第一條後麵又加了一條：不在交易會及其所屬組織內進行奪權。為了增加通知的權威性，周恩來又在原國務院、中央軍委的署名處加上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
而後，周恩來批示：特急件。請伯達、康生、富春、江青、劍英、蕭華同誌核閱後送林彪同誌審閱，再送主席批示。
4月13日，毛澤東批準了這個通知。同日，通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發往廣東省軍管會、中南局財委、各大軍區及各省、市、自治區。
天高皇帝遠。盡管有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4家聯合發出的明令通知，但雲集廣州的造反派依然我行我素。廣州的局勢依然難以控製。
4月13日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解決內蒙古的問題。造反派要衝內蒙古軍區，軍區在大樓上架起了機槍，局勢一觸即發。
周恩來正在宣讀《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秘書送來一份廣東省軍管會的急電。急電說：
（一）外貿學院等造反派組織對交易會的領導工作沒有以他們為主表示不滿，他們已經有3個人參加了常委，還不滿，又要求參加政治部的領導。他們與外麵的造反派組織串聯，準備搞掉現在的“工作委員會”，另外成立以他們為主的領導班子。（二）工作人員要求開展“四大”（主要是外貿學院等造反派組織鼓動起來的），參加常委的造反派組織代表支持開展“四大”。現在實際上已經搞起來了，大字報貼到了陳列館的玻璃上和櫃子上。各賓館也要求搞“四大”，有些人還責問是誰指示不讓搞“四大”的？軍區的講話和勸說，他們根本不理，而且態度還極為蠻橫。
（三）就展品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並影響到各館的領導班子。五金交電館的領導班子被搞垮了。工藝品陳列館的辯論也很激烈，外貿學院的造反派反對把拖鞋、雕刻、刺繡等展出。有個價值2萬英鎊的玉雕也不讓展出。
過度的勞累，難言的慍怒，使周恩來的心髒隱隱作痛，拿著鉛筆的右手不由得微微顫抖。
他知道，如果廣州的局勢再不立即遏止，“廣交會”非砸在造反派手裏不可。
就說搞“四大”吧，這個口子一開，可不得了。僅就大辯論一項而言，到時就可能鬧得工作沒人管。那一次，北京飯店的員工也造反了，搞大辯論，拒絕給外賓做飯吃，說是要“餓死帝修反”。最後還是周恩來親自去解決的。
怎麽辦？
關於開好廣交會的通知也已經發過了，該說的話都說到了。剩下的辦法就隻有自己去廣州一趟，親自坐鎮，以保證廣交會的如期順利開幕。
時間緊迫，離廣交會開幕的時間隻有一天了。周恩來毅然決定自己立即飛往廣州。
14日淩晨2時30分，周恩來在解決完內蒙古問題後，又找外貿部和外貿學院的造反派談話，說服他們立即派人去廣州，協助解決好問題。
而後，周恩來回到西花廳，給毛澤東、林彪寫了一封信：
主席、林彪同誌：
對廣州交易會雖有五點指示發出，但據黃永勝報告，情況較緊，而軍管會又難於控製。因此，今晨在解決內蒙古問題後，特約外貿部和外貿學院兩造反派商談，他們願派人去協助解決。考慮到目前院校和機關造反派多忙於內鬥，因而影響了廣州交易會各公司、各館的內部領導，並與各地方造反派形成派別，如不立即勸阻，對明（15）日開幕極為不利。我現定今晨7時同黃永勝同誌飛廣州，親往解決此事，如順利，今夜可飛回。
胡老（指胡誌明——作者注）今晨5時抵穗，住從化，如有空，當去看他一下。如抽不出工夫，即為他組織當地會診。因目前各醫院多難互相調動，非打一招呼，不易保密。
謹報，請轉中央文革一閱。
周恩來
四月十四，六時
周恩來還把廣東省軍管會的急電附上，交秘書以特急件送林彪和毛澤東。
14日早7時半，周恩來拖著疲憊的步子登上飛機的舷梯，氣喘籲籲。
在此之前，周恩來已經連續工作了36個小時沒有合眼了。
12日晚上，因為解決內蒙古問題開了一個通宵的會，天亮以後連軸轉。
13日，又是一個通宵。這一天周恩來工作台曆上的記載是這樣的：
上午12時約趙毅敏、孫正、黃樹則談問題。
下午1時見羅馬尼亞駐華大使。
下午3時3刻約黃永勝、鄭維山、傅崇碧談廣州交易會問題。
下午4時軍委擴大會。
下午8時到釣魚台6樓辦公。
下午9時見內蒙古代表。
晨2時半同外貿係統造反派談話。
到達廣州後，周恩來馬不停蹄，片刻都沒有休息，形勢也不容他有片刻的喘息。
上午11時1刻到達廣州，11時半就召集廣州軍區司令員兼廣東省軍管會主任黃永勝、廣州軍區第二政委兼廣東省軍管會副主任劉興元、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溫玉成、廣東省副省長林李明、國家對外貿易部副部長盧緒章、廣東省軍區第二政委兼廣東省軍管會副主任陳德等開會。
而後，周恩來分別找參加交易會領導的造反派頭頭和擔任廣交會翻譯任務的40名工作人員談話。
晚9時半，周恩來在中山堂接見在廣州的各群眾組織代表。
周恩來說：“明天，在廣州就要舉行春季商品交易會，中央很關心這件事。
今天，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給廣東省軍管會，並通過他們向你們傳達了5點通知。這個通知，中央很重視，所以就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署名簽發。我到廣州來，就是來加以說明。”
“這個交易會設在廣州，許多外國商人和僑商都要來，港澳的人也要進來。他們有一部分人不是為了來進行貿易的，而是要到廣州來看看我們中國南方最大的門戶，看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形勢，看看生產的情況。從一個廣州也就反映了中國的情形。所以，明天開幕的交易會，應該看成是一個新的戰役，希望保證把這個交易會開好。”
接著，周恩來逐條宣讀並解釋了中央關於開好交易會的5點通知。他著重強調：廣交會麵對的工作對象是外來的客人，對這些客人要一分為二，要允許互通有無、平等互利的貿易。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同我們做貿易，也要一分為二，有的完全是為了做買賣的，那就根據互通有無、平等互利的原則辦事。交易會期間，不能開展“四大”，串聯也不要進行了，交易會的陳列館、賓館、旅館、劇場，都不要貼大字報。如果開展“四大”把工作拋開了，大家觀點不同爭論起來了，那怎麽行？
這種情況北京出現過，正是吃飯的時候，工作人員觀點不一樣，就拋開工作去爭論了。把辯論暫時停一下，沒有什麽損失。
接見完群眾後，已是15日淩晨了。周恩來又前往交易會現場視察展品陳列館。
又是一夜通宵未眠。
15日白天，周恩來繼續找廣州軍區和廣東省有關負責人及交易會工作人員開會，找北京來的造反派談話。晚上11點半，周恩來在珠海賓館召集在廣州的學生、工人、農民、機關各群眾組織代表座談，旨在解決廣州各派之間的矛盾，穩定廣州局勢。
會上，各組織代表“傾盆大雨”，輪番向周恩來提出各種問題。
“華工紅旗”的代表：我們認為，我們與“八·一八”之間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周恩來：一切都歸到兩條路線鬥爭，也看得太嚴重了。不能把每一種思潮都看成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有些意見是屬於不成熟的意見，不可能都成為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對立。把每一個小問題都看成是兩條路線的鬥爭，那就惶惶不可終日了。
“華工紅旗”代表：目前廣州存在資產階級的複辟逆流，軍區不相信我們。周恩來：軍區對你們沒有懷疑嘛！對軍區說的話，不要抓住一點就上綱，不要把什麽事情都上綱，不要把鬥爭庸俗化。如果什麽都上綱，矛頭就會指錯，大方向就要受到幹擾。
“八一八”代表：我們認為，“華工紅旗”不是真正的左派。
周恩來：你們為什麽要這樣對立？
“八一八”代表：“北京來信”中說，除了毛主席外，誰都可以懷疑。
周恩來：這是懷疑一切的觀點。這樣就把毛主席孤立起來了。你們想一想，把廣大群眾和幹部都懷疑，毛主席的領導不就落空了嗎？
“廣醫紅旗”代表：據我們所知，“廣州的譚震林”在積極活動，到處扶植廣州的保皇勢力。
周恩來嚴肅地責問：你說扶植保皇勢力，拿出證據來！“廣州的譚震林”是誰？有什麽證據？線越摸越長，不能這樣搞嘛！
二月抗爭中，譚震林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夥，被誣為“二月逆流”。中央文革一夥借機煽動造反派四處揪鬥老幹部，什麽揪“武漢的譚震林”、“廣州的譚震林”，等等。周恩來多次批評過這種做法。
北京工業大學的另一代表說：那怎麽理解軍管會取締了一些群眾組織？周恩來說：跨行業的組織是應該取消，這也是中央的精神。反革命的組織更應該取締。如果大多數群眾是好的，隻有少數壞頭頭，可以把頭頭抓起來，對群眾還是要進行教育。
“廣醫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代表反映：“廣醫紅旗”公開提出：“思想兵是大老保，老保不投降，就叫它滅亡！”
周恩來說：對一個群眾組織這樣說是錯誤的。一個群眾組織不能用這樣的口號去壓另外一個群眾組織。把專政口號到處濫用，是很不嚴肅的。你們對自己的做法，對每一個行動，都要力求符合毛澤東思想。提口號要慎重，尤其在華南地區，口號更要提得恰當。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結果又沒倒，久了就不靈了。這是你們自己的信譽問題。
針對各派之間派性對立情緒嚴重，周恩來要求：你們有再整風的必要，各派之間的爭論，要通過大批判聯合起來。我給你們作報告，就是本著這個精神說的。不管哪一派，都要認真地做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造反派更應該有自我批評的精神，不要把事情絕對化。
這次座談會，從15日晚上11時30分開始，一直到16日早晨7時30分才結束，整整8個小時。
這樣，周恩來到廣州後又連續兩天兩夜沒有休息，加上來廣州之前兩個晚上一個白天沒休息，周恩來已經連續工作84個小時沒合過眼了。
當時跟隨在周恩來身邊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說：
就這樣，他（周恩來）上午下午連著晚上，先幹部後群眾不停地開會，倒把我們這些年輕人搞得天昏地暗，暈頭轉向。
整天在屋子裏開會，電燈總是亮著，室內溫度比較高，會場裏又沒有空調機，房頂上幾個電風扇不停地轉仍不解決問題，大家依舊覺得太熱，許多人不停地揮動著手裏的折疊紙扇。
周恩來在禮堂內開會，我們沒有時間，也不敢離開會場到戶外去散步，所以，甚至連白天和黑夜有時也搞不清楚，也記不得我們一天內吃過幾頓飯。因為睡眠太少，實在沒有胃口吃東西，接待部門特意為我們煮麵條，麵條吃得多了，大家就覺得好象每天隻是吃夜宵，沒有吃正餐。
我們擔心周恩來太疲勞，怕他累垮了，曾多次給周總理遞紙條，勸他早點散會，或是休息一會兒。我們的紙條不管用，又將紙條遞給主席台上的其他領導同誌，請他們說服總理稍稍休息一會兒，但我們的這些努力都無濟於事。
周總理吃的東西比我們少。可以看得出來，他的氣色有點不對頭，肯定是疲憊不堪。他起身去衛生間時雙手叉著腰，走得比較慢，不那麽瀟灑而有風度了。
他這是在硬撐著，沒有人能代替他的工作。
5月16日上午，結束與廣州各群眾組織的座談後，周恩來才去睡了他到廣州後的第一覺。
在周恩來的親自坐鎮下，廣交會如期開幕。
周恩來本來是專為解決廣交會問題到廣州的，解決完後就回北京。但後來毛澤東又電告周恩來：既然到了廣州，就幫助廣州軍區解決一些問題。廣州的兩派打得厲害，軍區拿他們沒辦法。
17、18日兩天，周恩來繼續召集廣州各群眾組織座談。
17日的座談從淩晨0時35分至早晨8時半，還解決不了問題。各群眾組織之間派性嚴重，互相告狀，各不相讓。周恩來不得不宣布散會。他說：今天的會就開到這裏。晚上再開。大家發言一定要節省時間。你們盡是傾盆大雨，也要下點毛毛雨嘛！我不可能在這裏呆得太久。
17日晚上11時，繼續召開各群眾組織的座談會，會議又一直開到18日上午9點才結束。
如果不了解當時的具體環境，一般人可能難以理解領導藝術如此出類拔萃的周恩來為什麽總是開這麽長的會。到時間就宣布散會嘛！這樣做可是可以，但解決不了問題，搞得不好，還會激化矛盾，非但解決不了問題，還會使事情更糟糕。你想想，周恩來麵對的是受“文化大革命”保護，被極左思潮“武裝”，蠻不講理、一味糾纏的造反派，他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什麽事都可以做得出來。為了解決問題，隻有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耐著性子跟他們磨。這也是周恩來的特殊素質和本領，換了別人，很難做到。
18日晚上10時，繼續開座談會。淩晨2時，視察交易會工藝美術館。晨4時，回到賓館。晨6時，離開廣州回北京。上午9時半，回到北京。
這樣，從周恩來的工作日程上可以看出，17日至19日，周恩來又是連著3個晚上通宵達旦。
在連續84個小時工作沒休息之後，又連著3個晚上通宵未眠。
這時，周恩來已經是一個69歲的老人了。
而這種工作狀態對周恩來來說，絕不是偶而為之，而是家常便飯。
這種長時期超負荷又超負荷的工作狀態對人的身體的損害程度，相信每一個人都很清楚。何況還是對一個年邁的老人！
1967年9月24日，周恩來對鄧穎超說：我一到早晨8時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發抖。
國慶節前夕，有關部門請周恩來題寫國慶橫幅。周恩來兩次試寫“熱烈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八周年”，但都由於手抖得厲害，沒有寫成。
除了身體上的勞累外，還有一個使周恩來身體急速下垮的重要因素是精神上的勞累與鬱悶。周恩來的心累。江青一夥對周恩來的戰術是“雙管齊下”，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經常找茬整周恩來。
周恩來自己多次談到過文化大革命對他身體的損害。
1970年10月，他在會見斯諾時說：“因為睡得少，我的健康減弱了，近4年心髒有毛病。在身體方麵，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
1975年，周恩來病重住院時又對衛士喬金旺說：“老喬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文化大革命對周恩來身體和精神上的摧殘是難以想像的。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憑周恩來的身體底子，他的生命曆程絕對不止78歲。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周恩來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做“刹車”，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