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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2
周恩來外交生涯的“冰點”時刻。毛澤東說：1967年，我們控製不住我們的外交部，管不了。有那麽兩個月，天下大亂。周恩來陪巴基斯坦空軍司令吃飯，服務員嚴肅地念起了毛主席語錄，周恩來憤怒地批評說：“這是牛頭不對馬嘴。”
1967年的夏季，新中國外交跌入了一個嚴寒的冬季。
在這個嚴寒的“冬季”裏，極左思潮像一頭怪獸，使毛澤東、周恩來等開創的新中國外交迅猛地滑向懸崖。
毛澤東說：有一段時間，1967年，我們控製不住我們的外交部，管不了。有那麽兩個月，天下大亂。燒大使館就是在那兩個月，都是極左派當權，自己向國外發電報，都是極左啊。
短短的時間內，中國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餘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都先後發生了外交糾紛，有些甚至到了要斷絕外交關係的邊緣。這其中不乏過去一直同我們保持睦鄰友好關係的周邊國家。
在外國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著稱的新中國，突然變得那樣的蠻橫和不可理喻。
新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聲譽受到嚴重損害。
周恩來在艱難的處境中，扼住了外交領域極左思潮這頭怪獸的韁繩，把新中國外交事業的車輪擋在了毀於一旦的懸崖之上，為經曆了短暫“休克”與“冬眠”之後的新中國外交的全麵複蘇，爭得了寶貴的回旋餘地和條件。
如果當時沒有周恩來的這種努力，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迅速修複，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與西方一大批國家建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現，都是不可想像的。
周恩來對緬甸總理奈溫說：對我們兩國的關係，我們一直采取控製的措施，所以沒有走得很遠。周恩來本人的外交風采，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另一個國家的首腦對外政策的製定，這恐怕連周恩來自己也沒有料到。
緬甸，是中國的友好睦鄰。中緬兩國有著2000多公裏的共同邊界，兩國邊民自古以來就結成了親如手足的“胞波”關係。
緬甸，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1950年6月8日，緬甸就同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
1961年，經過周恩來與吳努、奈溫等緬甸領導人的多次友好磋商，中緬兩國簽訂了《中國政府和緬甸聯邦政府關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和《中國和緬甸之間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
正如周恩來在首都各界人民慶祝中緬邊界條約簽訂大會上所說：“中緬邊界條約的簽訂，全麵徹底地解決了幾十年來中緬兩國人民一直渴望解決的複雜問題，使長達2000多公裏的中緬邊界成為和平友好的邊界。……中緬邊界條約是中緬兩國友好關係進一步發展的裏程碑，是亞洲各國人民友好相處的光輝榜樣。”
中緬兩國領導人也因此結成了深厚的友誼。1960年12月，周恩來和陳毅率中國代表團赴緬甸慶祝緬甸獨立節。緬甸總統吳努授予周恩來“崇高、偉大、博愛和光榮的擁護者”最高勳章。在歡樂祥和的氣氛中，陳毅詩興大發，賦詩一首：“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彼此情無限，共飲一江水。”
然而，周恩來用心血澆灌出來的中緬兩國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誼，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被濃厚的極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極左思潮很快禍及外交領域。
中央文革一夥在一旁推波助瀾。他們要求國內有關部門向我國各駐外使館、領館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語錄、像章和“文革”宣傳品。
康生說，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宣傳毛澤東思想是對外工作的中心任務。
於是，許多駐外使館人員、援外人員、留學生，乃至有些華僑就不看對象，不考慮駐在國的法律規定，強行發放毛主席語錄、像章及“文革”宣傳品，甚至同外國人會談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語錄。
這種可笑的事情，周恩來自己就親自遇到過。一天，周恩來在釣魚台陪來我國訪問的巴基斯坦空軍司令吃飯。剛一坐下，服務員就嚴肅地念起了“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的毛主席語錄，使得周恩來和巴基斯坦空軍司令都很尷尬。事後，周恩來憤怒地批評說：“這是牛頭不對馬嘴。”
周恩來還多次批評駐外人員和留學生對外宣傳強加於人的極左做法。他說：中國專家掛毛主席像章是我們的權力。外國朋友要，我們不好不給。但是，駐在國政府不讓他們本國人員掛毛主席像章，我們就不能因此說他們反華。否則，反華的國家就多了。有些國家和政府對我們是友好的，也敢講毛澤東思想，但也還反對本國人掛毛主席像章。我們熱愛自己的領袖，也要尊重人家的領袖。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尊心，強加於人，適得其反。
周恩來還說：對外宣傳要見縫插針，見縫插針也得有縫才行，鐵板一塊就插不進去，硬插，針就斷了。見縫插針插得進去，見縫插棍子就不行，不能傾盆大雨。
盡管周恩來一再強調對外宣傳要看對象，不能強加於人，但在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猖獗中，周恩來的話被置若罔聞。
對外宣傳中的極左做法，引起許多國家對中國的懷疑、不滿和反感，嚴重的外交糾紛紛至遝來。
1967年6月，我國駐緬甸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緬方的不滿和幹涉。
過去，英國殖民者在緬甸搞了一個組織，他們向緬甸的年輕人發送一種徽章，參加該組織的成員都要佩戴這種徽章，目的是為了效忠英國女王。因此，緬甸方麵對像章的事特別敏感和忌諱。
為此，緬甸政府製定了一條法令，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國徽章。
從6月起，在緬甸的多所華僑學校裏，學校方麵要求學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學生不答應，中緬雙方民眾多次發生衝突。
6月27日、28日，緬甸首都仰光。緬甸民眾包圍並衝擊我國駐緬甸大使館。盡管緬甸政府調來了軍隊到現場勸阻，但還是有一些人衝入了大使館，我國援緬的一經濟專家被暴徒殺害。
應當說，事情發展到這等地步，我在緬人員對外宣傳的極左做法要負相當的責任。
對於中緬雙方政府來說，理智的做法是雙方同時采取克製的態度，以避免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緬甸政府一再表示，願同我國保持友好關係，不願意把關係搞得很緊張。
但在中國，極左思潮趾高氣揚。
中央文革一夥揚言：報紙的調子可以高於政府聲明，群眾的調子可以高於報紙，要逼緬甸同我們斷交。
6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對方情緒的粗黑標題《緬甸政府唆使暴徒襲擊我使館殺害我專家迫害我僑胞，我國政府向緬甸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刊登了我外交部給緬甸駐華使館的照會。
6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繼續以更醒目的粗黑標題刊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最強烈最嚴重抗議緬甸政府的反華排華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來堅決阻止了逼緬甸政府同我國斷交的極左做法。他說：不怕斷交還可以說得過去，這是被動的。如果提逼它斷交則變成我們是主動的。
從6月29日起，北京幾十萬群眾連續在緬甸駐華大使館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
在緬甸駐華使館前，一支支抗議示威的隊伍首尾相接，怒吼聲震天動地。緬甸使館外的牆上和門前馬路兩旁，貼滿了密密層層的聲討大字報和大標語。在那種極左的氛圍裏，群眾遊行示威和報紙上的高調宣傳，周恩來難以阻止。但是，絕不能讓示威群眾“以牙還牙”，去衝擊緬甸駐華使館。
為此，周恩來打電話給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群眾隻許在使館外麵示威，絕不能衝入使館，更不能傷害使館人員。
在衛戍區部隊的嚴密控製和疏導下，連續幾天的群眾示威沒有出現衝砸緬甸使館的情況。
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縱部分群眾準備衝擊緬甸駐華大使館，周恩來及時製止了這一行動。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中緬關係的事態得到控製，沒有進一步惡化。
1971年8月7日，周恩來會見來華的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主席、政府總理奈溫，回顧了1967年中緬關係的那段曲折：
周恩來：今天上午主席閣下談到1967年的事情，這件事正如閣下所說，的確是很遺憾的。……你知道1967年我們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極左思潮，你們新大使來後可能知道一些。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華僑學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糾紛，以後牽涉到我們駐緬使館，發生了數十人死亡以及華僑被捕的情況。
當時我國政府想把這件事盡量約束在政府交涉的範圍之內。開始我國使館有一份抗議照會送給了貴國外交部，我記得照會中提出了5點要求。接著我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支持抗議照會的要求。《人民日報》就這件事刊登了一些文章和消息。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上百萬群眾連續幾天在你們使館門前過來過去。我擔心會發生像在仰光對中國使館采取的那種激烈的行動，衝進去，傷害了人。我打電話給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製止了事態的發展。幸好那時我打電話還有效，把你們使館保住了，沒有發生像我們駐仰光使館所遇到的情況。還有一次，大約在7月初，受極左思潮影響的群眾在壞人的操縱下，開了一個大會，要衝外交部，同時要衝緬甸駐華使館。這件事被我擋住了。運動發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壞分子鑽進去奪了權。……
另外，那時我們駐外使館也出現過一種情況，就是對重大政治問題直接對外發照會。我們使館給你們外交部發抗議照會不經過我國外交部批準，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到現在我們也還沒有查清到底有幾個照會是未經外交部批準就送到你們外交部的，可能從你們的檔案中可以找到。大概從1967年7月起，有些重要照會就由大使館直接送出，當然上麵一定是蓋了大使館印的。你知道，那時候我們的大使回來了，原來還要回去，6月底發生事情以後，我們才決定不要他回去了。
在那個階段，極左思潮影響到我們外交部。但我國政府還是要控製這個局勢，特別是同緬甸的關係。當時我國在緬甸的專家雖然沒有事做，但還留在那裏，要看一看形勢的變化。事態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到了1967年10月，你們通知我們的專家回國，我們的專家都撤了回來。這樣關係就搞得更緊張了。去年五一節，毛主席在天安門上請你們代辦轉達對閣下的問候。閣下在這個時期也采取了主動。這樣，情況就轉過來了。
我所以要說這一段情況，是想說明我們政府的政策是明確的，這是主要方麵。在1967年，的確有極左思潮的幹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隻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發現以後，壞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當時中緬關係發展到這個程度沒有再發展下去。我們同英國的關係走得更遠一點，時間更長一些，受到的破壞更多一些。
類似這樣的事情，不僅同緬甸、英國有，同其他國家也有，我就不詳細說了。如果有功夫，另找機會談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時，我們可以說多一點。
對於我們兩國的關係，我們一直采取控製的措施，後來閣下也采取了控製的措施，所以沒有繼續發展下去，沒有走得太遠。這對於在近兩年促進和逐步恢複兩國關係有好處，比較有利。
1967年華僑學校的某些行動，我們也不讚成。年輕人、僑民有愛國心，他們學我們國內的樣子去做，當然就不合適了。
……
奈溫：關於1967年在你們這裏發生的事，我表示我的諒解。我得到了有關這裏發生的情況的報告，但消息很少。我記得你們外交部受到兩次衝擊，所以我感到當時你們政府不能完全控製局勢。
周恩來：基本上能夠控製，主要依靠解放軍和絕大部分好的群眾。奈溫：不管他們對我們說了什麽話，我們想這不是你們領導人的觀點。有一段時間，甚至我也受到了壓力，要我斷絕同中國的外交關係，我拒絕了。周恩來：我們這裏的壞人也是這樣主張的。
奈溫：關於這個問題，據外國報紙報道說，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人問總理關於中緬兩國外交關係有什麽看法，總理回答說，中國的做法取決於緬甸的行動。緬甸走到什麽程度，中國也走到什麽程度。我們看出了總理還是想繼續我們的外交關係，我們也是這樣想的。我們不願意斷絕同中國的外交關係。因為要斷絕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難了。
周恩來：對。
奈溫：我記得1959年到1962年之間有一個時候，印度使館要撤退，總理請他們留下。這個記憶對於我處理這件事有影響。
周恩來本人的外交風采，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另一個國家的首腦對外政策的製定，這恐怕連周恩來自己也沒有料到。
僅從這一點，我們真實地理解了周恩來為什麽不僅屬於中華民族，而且屬於世界；不僅屬於20世紀，而且屬於未來。
周恩來一再批評在香港問題上對英國的極左做法。外交部奪權，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燒，周恩來怒斥造反派：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和毛主席授權的國務院來管，還是你們管？
極左思潮像牛魔王的芭蕉扇，攪得一些人利令智昏，恣意妄為。
1967年8月7日晚9時，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
不久前在武漢七二0事件中被當作“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組要員王力，拖著一條打著石膏繃帶的傷腿，靠在躺椅上，接見匆匆應召趕來的外交部造反派。
剛剛在上午因揪鬥陳毅受到周恩來嚴厲批評的造反派一見到王力，就像在外頭受了氣的奴才見到了救命的主子，紛紛訴說各自的“委屈”：
“外交部運動阻力太大，我們認為這個阻力來自……”
“陳毅是三反分子，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資派。根據陳毅的言行，我們認為陳毅的問題是敵我矛盾。上午我們開批判陳毅的大會，掛出了‘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大標語。但總理不同意這樣做，還嚴厲地批評了我們。”
“我們要與陳毅血戰到底！”
造反派一陣“訴苦”後，王力開講了：“外交部運動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這麽神秘，隻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這個外交就這麽難？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他們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那陳毅的方向路線倒對了？你們一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還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麽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麽不能動一動班子？”
造反派插話說：“整風時有人批評我們奪權奪過了頭，說業務權是中央的，不能奪。”
王力：“這話不對。革命和業務不能分開。幹部司掌握人事大權不能動，那麽照這樣說中央組織部要恢複嗎？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權嘛！選幹部不能選保守派，要選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不看這一條，隻看什麽級別，什麽長，這個統統打倒。”
說到這裏，王力激動得揮舞著手，掙紮著坐了起來：“二十幾歲可以當中央部長，為什麽不可以？二十幾歲可以出來做領導工作。我們小組戚本禹、姚文元同誌三十幾歲。我看你們現在還沒有掌權，有點權才有威風。”
造反派插話：“有人說，有些幹部不能靠邊站，不能撤職，說是還沒有定性……”
王力：“那麽文明啊，這是幹革命！有人不做工作還讓他看文件幹什麽？造反派為什麽不能看文件？反毛主席的倒可以看，這是笑話！喊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成了罪過，為什麽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
造反派插話：“整風整了三個月，我們做了三次檢查。”
王力：“你們有多少好檢查的？他們問題那麽嚴重，他們檢查了多少？你們以後有材料，寄給我們。監督小組不能成為花瓶，要真實地監督。揪陳毅的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麽不可以揪？他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去接受批判、作檢查，就是可以揪。揪他有什麽不對？是反革命？有那麽嚴重？”
接見從9時開始，一直持續到11時。
周恩來是在第二天從造反派散發的傳單上得知王力的講話內容的。
王力的講話，矛頭明顯是衝著周恩來來的。但周恩來沒想到王力竟說得這麽露骨。
自從一月奪權風暴發生以來，周恩來在各種場合對外交部群眾組織一再強調：奪權隻能奪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外交業務大權屬於中央，絕不允許奪，隻能監督。對業務的監督也是有範圍的，不是全部。
不光是外交業務大權不能奪，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業務權，如財政權、國防權、軍事權、新聞權等都不能奪。
2月份，周恩來還當場下令逮捕了操縱造反派打倒李先念、奪財政部財政大權的財政部某副部長。
對陳毅，周恩來更是一保再保，不同意造反派打倒陳毅。
這些，王力都是知道的。
也許是想要當麵問個究竟，周恩來看到王力的講話後，曾提議與康生、王力一談。但康生、王力置之不理。
康生、王力是不敢前來與周恩來談的。他們無法直麵周恩來的質問。對此，康生已經領教過一次。
在6月份，康生就向周恩來砍了“一刀”。他在接見外事口造反派的一次講話中，給建國後的外交扣上了“三降一滅”的帽子，說：“我最近看了一些文件，發現不是三和一少問題，是三降一滅，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投降，撲滅人民的革命。”
周恩來得知後，非常氣憤，曾當麵責問康生：“外交部總的政策不論是我兼外交部長的時候還是陳毅當外交部長，都經過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對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講的，我們辦具體事項。”
康生做賊心虛，推說他是指中聯部的王稼祥。
王力不敢同周恩來談，他跑到了陳伯達、江青處匯報。
陳伯達、江青表示：講得好，有點造反派精神。
康生也說：王力的講話符合主席精神。
康生純粹是在假傳“聖旨”。後來，毛澤東在談到王力的“八七講話”時說：“王力的那些談話我也不能說的，我沒有叫他管外交部。”
王力的“八七講話”，並不全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的“英雄”的光暈中，被“勝利”衝得不知東南西北的表現，而是急於搶班奪權的野心家在久攻不下的情形下一種迫不及待、孤注一擲、歇斯底裏的赤膊上陣。
在王力“八七講話”的煽動下，外交領域的極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勢一度失控。
8月19日，有恃無恐的外交部造反派衝砸外交部政治部，強行封閉所有副部長辦公室，悍然宣布奪取外交部大權。
4天之後，8月22日，狂熱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火燒英國代辦處是典型的極左思潮越演越烈的結果。
事件的導火索是一起簡單的勞資糾紛。
1967年5月6日，香港新蒲崗人造塑膠廠的工人上街罷工遊行，要求增加工資。港英當局出動警察驅趕，雙方發生毆打，多名工人被打傷，20多人被逮捕。
對英國方麵的鎮壓行動，周恩來認為，中國政府作出反應是必要的，但基於我國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和政策，又要十分注意鬥爭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要文鬥，不要搞武鬥。武鬥會遭英方鎮壓，且容易被美國利用。
周恩來還對香港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臨時的突發性的罷工，不要搞像1925年省港總罷工的形式，因為時代不同了。1925年在香港投資的主要是外商，搞總罷工可以使香港成為死港，而60年代香港的主要投資者是華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和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都是我國供應的，如果搞總罷工，日本商人就會去占領這些市場。另外，搞長期罷工，工人無工資收入，生活要靠國家救濟，這會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對我不利。
然而，在極左思潮的衝擊下，周恩來的指示並沒有得到貫徹，相反，還搞了一係列極左行動，鬥爭逐步升級，事態越鬧越大，致使我方騎虎難下，很是被動。對此，周恩來有過多次批評。
5月16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港英當局鎮壓中國同胞的暴行後，“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立，用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反英標語貼滿街頭，反英口號震耳欲聾，罷工遊行此起彼伏。
有些人還用土製手榴彈和炸彈襲擊港英警察。
為配合香港工人行動，北京100萬群眾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前舉行遊行示威。遊行前，周恩來指示外交部製定了幾條規定：遊行可以向英代辦處提抗議書，但對英代辦處不衝、不進、不砸，不阻攔英代辦處人員進出，不揪鬥，不打人。但在張春橋、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工人、紅衛兵多次到英國駐上海僑務代表的辦公處和住處舉行抗議遊行，並衝入英僑務代表的辦公室和宿舍砸家具、貼標語，還把他拖至院內進行批鬥，強迫他念毛主席語錄，甚至還有打人行為。
周恩來得知後，批評有關部門：為什麽不把北京群眾在英代辦處遊行的幾項規定告知上海執行？並責令盡快通知上海市嚴格執行中央的規定。
5月22日，在“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組織下，香港工人和各界群眾舉行了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遊行隊伍前往港督府貼大字報，同港督府門前的警察發生衝突。同日，港英當局宣布實施《緊急條例》。23日，群眾繼續遊行抗議，港英警察向群眾開槍，打死一名工人，數十人被捕。此後，港九工人紛紛舉行大罷工。
針對在香港問題上越來越左的做法，5月23日、24日，周恩來專門召集外辦、外交部、港澳工委有關負責人談香港問題，對“要打死幾個警察，以收殺一儆百之效”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說：這是無政府主義思潮。雖說我們不承認香港是國外，但它還是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我們現在既不是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國打仗，我們對英國的鬥爭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不主動出擊。香港的工作照抄內地紅衛兵的做法，行不通。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的調子不能太高，應當同內地的報紙有所區別。
周恩來還批評了新華社、《人民日報》在報道香港問題上有意誇大的做法。當時，新華社報道港英警察打死打傷遊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報》根據新華社的消息又冠以“血腥大屠殺”的標題刊登。周恩來就此事指示新華社進行核實，結果發現實際上隻死了一人，傷幾人。對此，周恩來嚴厲地批評說：這是嚴重的失信，更加激起人民的義憤，使我國在政治上很被動。發這樣大的消息報道，為什麽事先不向我請示？你們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麽？
5月26日，英國派遣航空母艦“堡壘”號開到香港，並在香港地區搞海空軍聯合演習。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措辭嚴厲的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
社論指出：
“警告英帝國主義者：這場鬥爭還剛剛開了個頭，更加威武雄壯、更加氣壯山河的戰鬥還在後邊！”
“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著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
可以想像，在當時那樣的極左氛圍中，上述言辭對置身於香港鬥爭的大多數人來說，如同是一針強烈的興奮劑。有關領導人也受到鼓舞，更加積極地組織“造反”，香港地區的鬥爭一再升級。
有的人甚至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號。
中國方麵在起草給英國方麵的抗議照會中還這樣寫道：“英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在中國大門口的挑釁性軍事演習。否則，中國政府將采取必要的措施，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英國政府承擔。”
6月6日，周恩來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談香港鬥爭問題。會上，周恩來就我方起草的在給英國的抗議照會中“中國政府將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措辭提出批評：“我們采取必要的措施是什麽？你們跟總參商量了沒有？外交不和國防聯係，照會上寫上就是放空炮，這不符合毛澤東思想。1950年我們對美國侵略朝鮮發表聲明說，中國不能置之不理。當時加這一句話時我國已經在東北調動部隊了。”周恩來在講話中再次強調：在香港的鬥爭，不要搞總同盟罷工，不要主動打仗。然而，1967年的7、8、9三個月，正是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最猖獗的時刻。周恩來的告誡沒能有效地遏止香港鬥爭的不斷升級。同時，正象周恩來在一次談話中所說的那樣，“由於鬥爭的不斷升級，已升到騎虎難下，難以控製的地步，使我們自己很被動。”
7月初，一些群眾在九龍邊界地區舉行集會遊行，聞訊趕來的英方警察和遊行群眾發生衝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傷幾名。駐守邊防的我一民兵小組衝出邊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圍。不得已，我邊防部隊隻好開槍掩護民兵和群眾撤退，打死了英方幾名警察。
港英政府緊急調集廓爾喀步兵11旅所轄部隊開進沙頭角接替警察。局勢更趨緊張。
7月10日、12日，周恩來召集總參、外交部有關負責人談香港問題，再一次批評在香港鬥爭問題上的極左做法，說：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昨天，主席又講了，還是不動武。如果我們打了過去，那就是主動出擊了。香港問題，現在是群眾運動，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如果出動正規部隊，群眾一推動，就控製不住了，你打電話也來不及。香港鬥爭是長期的，我們不能急，搞急了對我們不利。對主席這個方針，我們要取得一致的認識。
7月下旬，周恩來還派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長專程前往廣東，向負責香港工作的有關部門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糾正在香港鬥爭問題上的極左做法。
但是，受極左思潮煽動的極左情緒像一匹脫韁的野馬，狂奔不已。香港鬥爭由遊行、罷工發展到組織埋地雷、搞真假炸彈。
一些受極左思潮影響的小報甚至提出了製造武器、拿起武器、奪取武器的口號。
這樣，更加激起港英當局的公開鎮壓。
8月，港英當局逮捕了一些埋地雷、搞真假炸彈者，並強行封閉了3家左派小報社，逮捕了數十名新聞記者和報社工作人員。
中方向英方提出了限48小時之內啟封三家報紙和釋放被捕人員的抗議照會。
此時，正是王力“八七講話”出籠，外交部被奪權之時，外交大權落入造反派手中，外交部發往駐各國使領館的電報中竟赫然寫有“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的口號，外交局麵呈失控態勢。
正如毛澤東後來說的：有一段時間，1967年，我們控製不住我們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麽兩個月，天下大亂。
8月22日晚，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紅衛兵在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舉行“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的群眾示威。
水泥路麵蒸發的酷暑餘熱和人群身上的汗臭熱氣漩成一股灼人的氣浪，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示威的人群騷動著、激顫著、洶湧著。
北京衛戍區和外交部聯絡站的有關負責人打電話給總理值班室請示怎麽辦，周恩來正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不在西花廳。總理值班室秘書根據周恩來一貫強調的精神，答複說，還是按總理的指示辦，不能衝，不能砸，在外邊示威可以。衛戍區和外交部聯絡站的工作人員即向示威群眾傳達周恩來的指示，進行勸說。
然而，這一次不同了。被極左狂潮所膨脹的造反派和紅衛兵置周恩來的指示於不顧，無視工作人員的勸阻，向英代辦處發起衝擊。
22時40分，幾乎是在同時，一千多名造反派衝破衛戍區部隊的警戒線，從英代辦處圍牆的西牆、北牆、正門三個方位突入英代辦處。
一番衝砸還不過癮。院內有個車庫和汽油儲存室，裏麵停有7輛汽車。砸紅了眼的造反派取來汽油，就在東、西兩院開始點火。
頃刻之間，東院樓的地板、門窗、車庫、油庫及7輛汽車，西院樓的門窗、三個臥室、檔案室、兩輛汽車已騰起熊熊大火。
周恩來接到衝砸英代辦處的報告後，立即指示衛戍區部隊勸說群眾撤出，保護好英代辦處工作人員，阻止事態進一步擴大。
周恩來後來曾說：“運動發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壞分子鑽進去奪了權。群眾包圍了英國駐華代辦處，我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知道時，已經來不及了，火燒起來了。當時我們下命令要群眾離開，那些壞人不聽。一個有趣的事情是，我們廣播命令時，英國代辦聽到了，他相信這是我們政府的意見，他就找我們解放軍保護，結果他沒有受傷。”
衛戍區部隊奮力撲救，到24時才把火撲滅。英代辦與其他15名人員一起，被部隊從火場中救出。另有7人分別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蘭駐華使館。
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見的一起涉外事件，連同此前發生的造反派衝砸印度、印度尼西亞駐華使館，把周恩來主持的新中國外交和國際聲譽降至“冰點”。
周恩來的憤怒、無奈是可想而知的。
23日淩晨3時，火燒英代辦處3個小時之後，周恩來把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召集到人民大會堂接見廳，嚴厲批評外交部奪權和火燒英代辦處的行徑。
以下是周恩來與造反派的對話：
周恩來：你們奪外交部權，要所有副部長向你們報告，出入要你們批準，有外事活動找他們還要我向你們請求。
造反派：王力同誌講話說……
周恩來：你不要從王力同誌講話裏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你們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長的辦公室都封了，也不給中央打報告，我找誰辦事？部黨委幾個人你們都點了名，說某某是三反分子，你們都有通令，完全目無中央。
造反派：封部黨委的目的是促進新的領導班子的形成。
周恩來：促進部黨委改組也要跟中央商量嘛，你們不能封了以後讓我們聽你們的意見。
造反派：我們封了以後聽總理的。
周恩來：你們也沒有打電話給我，也沒有通知我。你們發生了問題要我替你們辦事，那好，請你來做外交部長。
造反派：我當不了。
周恩來：你的做法就是這樣。四天外交大事沒有人管……
造反派：外交部左派組織可以管嘛！
周恩來：左派組織中央沒有承認嘛！它隻是監督。你們現在拿監督小組的名義發電報給國外，中央看了，認為完全是非法的，法律上不算數的。中央幾次決定不能衝外交部，外交、國防大權不能奪，你們就是不聽。事前也不和中央商量，事後也不來商量，你們頭腦發熱了。
我今天首先問你們，我們國家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和毛主席授權的國務院來管，還是你們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外交權力，那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
造反派：當然中央來管。王力同誌講話以後，我們覺得……
周恩來（氣憤地打斷）：都拿王力同誌講話，你們不能拿這個撈稻草。
造反派：我們覺得執行中央的決定要有革命者來執行，姬鵬飛、喬冠華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代表外交部。
周恩來：那為什麽不跟我商量一下？各省成立革命委員會、三結合都要跟中央請示。中央如果不同意就不合法，報紙都不能登。你們下的命令，一句中央也沒有提。你們連傳單都沒有給我們一張。你們19日進管（外交部）以後沒有任何一封信給我，一個紙條都沒有給我們。外交大權四天在你們手裏，一直到今天把英國代辦處都燒了。我跟你們講了多次，根本不聽。
造反派：因為造反派可以辦好事情，外交沒有中斷嘛！
周恩來：這是什麽話？你們那個聯絡總站給駐外使館拍電報打倒劉、鄧、陳，不符合中央精神。點名是一件大事，不能叫中央跟著你們辦事。你們自由發報，也不給中央打招呼。這樣的電報就是外交部副部長批的還得拿到我這裏，還得送給中央、毛主席看。已經4天了，控製不住局勢了。如果我們不嚴肅指出來，再不出來講話，就要犯罪了。我們沒有料到你們來這麽一手，事前也不打招呼，事後也不報告，嚴肅一點說就是目無中央。
你們兩方麵的指揮部無論如何要撤出，你們的指揮部在那裏指揮外交，成為最高權力機構不行。
（周恩來叫北京衛戍區的同誌匯報火燒英代辦處的情況。在現場的衛戍區警衛師某團的一名同誌匯報了火燒英代辦處的具體過程。）
周恩來：今天的行動是誰發起的？
外語學院一造反派：他們自發的。
周恩來：現在在北京說自發的話，我都替你們感到難過，感到臉紅。
造反派：反帝反修聯絡站發起的。晚上10點他們必須答複，否則一切後果由他們負責。
周恩來：采取任何行動要黨中央毛主席下決心。沒有答複就采取行動，這是自發的嗎？這是無政府主義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的社論、廣播都說了不少，連續廣播了幾天反對無政府主義。我們說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傾向，是對內說的，這一下給人家證明了，這還不是無政府主義呀？我們是不是向英代辦警告、提抗議，這是毛主席或我們政府所決定的，你們說能不能群眾說了算？當然不能。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嘛，我們是有組織有紀律的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怎麽就能說是自發的？
造反派：我們以前砸過印度尼西亞使館，對帝國主義不能有絲毫退縮。
周恩來（氣憤地站起）：你說不能有絲毫退縮，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請你回答。采取一個什麽行動中央決定了還得請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們隨便一個什麽戰鬥隊就定了？
外語學院造反派：你這個感情就不對。
周恩來：什麽感情？
外語學院造反派：我們負擔責任嘛！
周恩來：同誌啊，你們負得了這個責嗎？你們把事情做錯了可以回家睡覺，還是要我們來處理，最後還是要中央負責。
從以上對話中可以看到，一方麵是周恩來的嚴厲批評，另一方麵是造反派的有恃無恐。
6月底7月初，周恩來曾兩次勸阻了造反派衝砸緬甸駐華使館的企圖。那時，周恩來打電話還有效。然而，到8月份火燒英代辦處時，周恩來的指示就不管用了。
為什麽？
周恩來自己說的一段話是最恰當的解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隻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
這些挑動與操縱群眾運動的“壞分子”不是一般的壞人，而正是當時如日中天的中央文革一夥。
造反派的許多行動，都與中央文革一夥有著密切的關係，有的就是他們在背後操縱和支持的。
王力的“八七講話”，煽動奪外交部大權，就是此類操縱的赤裸裸的“充分暴露”。
正是因為這樣，造反派在周恩來麵前才如此有恃無恐。
怎麽辦？
局勢已經有點難以控製了。王力的“八七講話”、外交部奪權、火燒英代辦處，在全國各地產生了連鎖反應。如果聽任這種局勢繼續發展下去，不僅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將會毀於一旦，黨和國家本身的前途和命運也不堪設想。
周恩來心裏很清楚：中央文革一夥利用毛澤東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想法，欲圖打倒一切，搞亂一切，亂中奪權。但毛澤東的本意也絕不容許中央文革一夥這樣一種極端無政府主義的亂法。亂到什麽程度，毛澤東心裏還是有考慮的。
8月初，毛澤東對中央文革煽起的“揪軍內一小撮”，搞得軍隊人心惶惶也很不滿，提出了批評。
幾十年革命政治鬥爭的風風雨雨，練就了周恩來作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具備的堅定的鬥爭精神與靈活的鬥爭策略高度結合的才能，練就了周恩來爐火純青的鬥爭藝術。在文化大革命黨的領袖的嚴重失誤與林彪、江青一夥利用這一失誤肆意橫行相交織這樣一種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周恩來對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更多的是采取種種迂回的、韌性的鬥爭方式，但也並不是一味地遷就、退讓和忍耐。一旦時機成熟，周恩來會像閃電一樣，迅猛出手，給作惡者以致命的一擊。
物極必反，作惡者必自斃。中央文革一夥沒料到他們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陣，把他們操縱和煽動造反派奪外交權、奪軍權的陰謀來了一個充分暴露，給周恩來提供了一個出擊的機會。
周恩來看準了這一時機，決意給狂妄的中央文革當頭一棒。
8月25日淩晨1時，周恩來開完中央文革碰頭會後，單獨找跟隨毛澤東南巡，中途回京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談話，並要他直接去向在上海的毛澤東請示報告。楊成武將軍後來回憶說：
周恩來在向我講了各省的情況後，又談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談話，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權，占領外交部的事，連鎖反應到外貿部和其他部，還有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借口揪劉少奇，把中南海圍得水泄不通，並有揪軍內一小撮的味道。周恩來說：“這樣下去怎麽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周恩來還給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講話”，要我轉送給毛澤東。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我乘飛機去上海，向毛澤東轉達了周恩來委托我報告的事項。毛澤東邊聽邊抽煙，不說話，也不提問，聽罷匯報說：“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慮考慮，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澤東對我說：“你馬上準備飛機回北京，準備好了再來。”我從毛澤東那裏出來，給專機組打電話安排好飛機後，又回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嚴肅地對我說：“王力這篇講話極壞，現在叫王‘八七’膨脹起來了，會寫幾篇文章，膨脹起來了，要消腫，王（力）的錯誤大，我的看法此人書生氣大些，會寫幾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壞力大些，關（鋒）聽王的話，王力的興趣不是什麽部長、副總理，這個人愛吹。”
稍停，毛澤東喝了口茶，說：“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我準備好紙和筆後，毛澤東繼續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隻向總理一個人匯報，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毛澤東將記錄過目後，說：“就這樣，你回去馬上請總理辦。”
當我走出客廳後，毛澤東又把我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本禹）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沉思片刻後，毛澤東解釋說：“對戚本禹指出是犯了嚴重錯誤，要嚴肅批評，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來，看他改不改。”
我又將毛澤東的話記錄下來，請他過目後，直接乘車駛向機場。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趕赴釣魚台，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決定，事不宜遲，馬上開會。
當晚，在釣魚台，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參加。周恩來說：“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策。”他嚴肅地逐字逐句地宣讀毛澤東的指示。隨後，便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
4個月之後，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
王力、關鋒、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員“幹將”，江青手下名副其實的“車、馬、炮”，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他們實際上是江青、陳伯達、康生的代言人。許多江青不便說或不便做的都是由他們去說和做。由於他們有中央文革成員的特殊護身符，更仗著他們與江青、林彪的鐵關係，要拿掉他們，當時在一般人看來，那都是不可想像的。
當然，拿掉王、關、戚，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和決定，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沒有周恩來在其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也不可能有王、關、戚的迅速垮台。
有學者形象地評論說，周恩來將中央文革王、關、戚這幾個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斷地實行處置，拆去了中央文革這座“閻王殿”的一角，使江青一夥痛失“車、馬、炮”，標誌著中央文革這一“左”的曆史怪胎走“背運”的開始。
隔離審查王、關、戚，是周恩來同林彪、江青一夥較量的一次階段性的勝利，對江青一夥來說，絕不亞於8級以上的大地震，迫使他們的囂張氣焰不得不有所收斂。
王力、關鋒被抓起來後，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不得不表態說：外交部還是由總理管。
隔離審查王、關、戚，對全國急劇混亂的局勢也是一個有力的遏止。
8月31日，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黨組成員，重申外交大權屬於中央，嚴厲批評那個在外交部奪權後代理“外交部長”一職的“革命領導幹部”，給他發出了嚴正的警告：你最近到處講話、作報告，散布“打倒劉、鄧、陳”的口號，你這樣做等於站在對抗中央的地位。現在，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信譽。
12月初，周恩來接見參加港澳會議的港澳工委負責人時，再一次批評了在對港英鬥爭中的一係列極左做法，說：這些做法是脫離群眾的，要盡快糾正。
此後，中央對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得以正確貫徹。
中英雙方開始采取相應的措施，以緩和相互之間的關係。
中國方麵主動修複了英國駐華代辦處，並向他們道歉。
1971年3月2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會見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譚森。
周恩來說：英代辦處房子是被壞人燒了。中國政府是反對那件事的。那天晚上，用以我為首的幾個人的名義聯名廣播勸他們不要燒，但是那些壞人不聽。你們的代辦由解放軍保護起來了。我們祝賀你們搬回去。修複費用應由中國政府負擔。
同年，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表示：英國願意撤銷在台灣淡水的領事館，並希望就中英兩國外交關係的升格問題進行談判。1972年3月，中英兩國達成由代辦處升格為大使館的協議。
1972年11月，周恩來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霍姆，對1967年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燒一事再次表示道歉。他說：一個國家不會是永遠正確的，總會犯一些錯誤的，總要檢查嘛。我們是以這樣的態度對待你們的，錯了就承認。
談到香港問題時，周恩來說：我國政府對極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動和他們在香港采取的政策是不讚成的。但你們一鎮壓，這個問題就大了。
周恩來明確告訴霍姆：隻要亞洲不發生大的戰爭，香港的現狀就可以維持。保留香港作為自由港，這對中英雙方都有好處。
霍姆對周恩來坦誠相見的態度非常感激。中英關係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惱怒的西哈努克親王要撤退柬埔寨駐華使館的全部人員。周恩來婉言相勸，製止了中柬關係的惡化。西哈努克說：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中國沒有周恩來，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將因此而告衰落。
柬埔寨是中國的友好近鄰。
在某種意義上，中柬兩國的友好關係是在周恩來和西哈努克親王的個人友誼的基礎上建立並發展起來的。西哈努克是通過周恩來認識了新中國。
當然，這其中也傾注了周恩來的一腔心血。
1955年4月，周恩來作為新中國政府總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國家首腦會議。西哈努克作為柬埔寨內閣首相也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
這是周恩來和西哈努克的第一次見麵。
會上，一些亞非國家的領導人受帝國主義的挑唆，對新中國存在著種種疑慮和偏見，並說了一些不友好的話，甚至攻擊“共產主義統治是一黨專政和獨裁”，是一種“顛覆性的宗教”。周恩來從亞非人民團結的大局出發，沒有計較，沒有和他們發生正麵衝突，而是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提出了符合亞非各國團結反帝、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正義主張，贏得了各國與會代表的高度讚譽。周恩來也因此被國際輿論譽為在會議“幾乎陷入僵局的時刻脫穎而出，成為會議明星，成為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
西哈努克在複雜的國際鬥爭中親身領略了周恩來麵對挑戰“驟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正義凜然、大度寬容的外交風度和外交才華，也十分讚賞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周總理高超的智慧、淵博的學識和文雅的風度，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這是西哈努克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後的追述和感歎。於是，他主動要求和周恩來來往。
周恩來對年輕英俊的西哈努克也有好感，尤其是對西哈努克所奉行堅持“獨立、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頗為讚賞。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先後同泰國、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台灣簽訂了《軍事援助協定》、《共同防禦條約》，又拚湊了《東北亞防禦聯盟》、《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對新中國形成了一個新月形包圍圈。而柬埔寨作為一個中國近鄰的小國，堅持“和平、中立”的政策，不和美國簽訂“軍事條約”，不參加美國拚湊的“防禦聯盟”。這樣一種麵對帝國主義囂張氣焰的愛國正氣，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著實難能可貴。
因此，周恩來也很願意和西哈努克交朋友。在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會見並宴請的第一位貴賓就是西哈努克。
從此，周恩來和西哈努克結下了終身的朋友之緣。在他們兩個人的努力下，中柬友好關係得到迅速發展。
1956年2月，西哈努克訪問中國。年底，周恩來訪問柬埔寨。
1958年，中國與柬埔寨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當我國駐柬埔寨第一任大使王幼平即將啟程赴任時，毛澤東囑咐：在柬埔寨不要宣傳共產主義。
周恩來叮囑：一定要交好西哈努克這個朋友。
此後，中柬友誼在1960年柬埔寨國王逝世，周恩來再次訪問柬埔寨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勝似兄弟般的黃金時期。
王幼平大使回憶1960年周恩來訪問柬埔寨時說：周總理一下飛機，西哈努克親王熱淚盈眶，對周總理說，中國政府在他和他的國家沉浸在悲哀之中時給予了最真誠、最難忘，勝似兄弟的友情。為了歡迎中國貴賓，柬政府已經決定中止悼念活動，待貴賓訪問後再繼續進行。
然而，就是這種勝似兄弟的中柬友誼，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的幹擾和破壞下，一度出現意想不到的尷尬僵局，甚至到了差一點要斷絕外交關係的地步。
事情也是我國駐柬埔寨使館的部分工作人員的一些極左做法引起的。
對我國駐外使領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恩來就明確規定駐外使領館隻學文件，不搞運動，不搞“四大”。
1966年底和1967年初，我國駐各國的大使陸續奉調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這些回國的大使幾乎都成了造反派批鬥的對象。原本計劃讓大使們分批回國參加“文革”學習四個月後再回去的打算也被打破了，使得中國駐外使館出現很長一段時間無大使的情況。一直到1969年，在周恩來的努力下，才開始重新向國外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大使。
1967年1月全國奪權風暴刮起後，在國外留守的部分使館人員受極左思潮的影響，紛紛給外交部來電，要求在國外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所謂“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甚至提出要照國內的做法，在使領館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為此，周恩來在2月7日批發了以中共中央名義發給各駐外使館、代辦處的《關於駐外使館、代辦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指示》。《指示》指出：各駐外使館、代辦處仍應堅決執行隻進行正麵教育，不搞“四大”的規定；使館工作人員，不建立戰鬥組織，使館內不能進行奪權。
周恩來在審改《指示》時還加寫了一句：已建立戰鬥組織的應“在使館黨委領導之下，轉為文革學習小組，對黨委有批評建議之權，無監督權，如對使館黨委有意見，可向外交部黨委提請審查，但不容直接幹涉使館黨委行使職權”。
駐外使領館的運動開始還能控製住，但後來在極左思潮的衝擊下，逐漸有點失控了。一些駐外使領館也紛紛“造反”、“奪權”，搞起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來了，鬧得一塌糊塗。外交紀律在無政府主義的喧囂中被拋到九霄雲外，嚴重影響到駐在國與我國的關係。
在柬埔寨，我駐柬使館的一些人員不僅在華僑學校中向廣大師生散發毛主席語錄、像章，要求華僑教師在上課時學習毛主席語錄，還向柬埔寨國內各地華僑和柬國內的左派組織散發毛主席語錄、像章和“文革”宣傳材料，號召柬埔寨人民起來反對本國的反動派。當時柬國內的柬中友協受極左思潮的影響，還把鬥爭矛頭對準了當政的西哈努克政府。
這些極左行動引起了柬埔寨政府的不滿，曾幾次與我駐柬使館交涉，均未得到滿意的答複和解決。
為此，西哈努克下令解散柬中友協，把該友協的工作合並到柬埔寨對外友協。
然而，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中國有關方麵還繼續承認柬中友協，並在柬中友協成立3周年的時候發去了賀電。柬埔寨的新聞媒介還對此作了報道。
西哈努克一怒之下，宣布要撤回柬埔寨駐華使館全部人員。
一些別有用心的外電甚至報道說，柬埔寨和中國要斷交。
周恩來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後，一方麵批評中國有關方麵的“左”的做法，強調保持中柬友好關係的重要性，另一方麵親自約見柬埔寨駐華大使，進行解釋和挽留。
屋漏偏逢連陰雨。亂哄哄的內政就已經使周恩來疲於奔命，極左思潮偏偏還要在這外交上來給周恩來添亂。
對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撐危局的周恩來來說，時間總是長日苦短。他自己曾對外賓說：“我很坦率地說，現在比三年解放戰爭時忙得多，真正打仗時也不這麽忙。每天都遇到問題，時間總是不夠用。”
1967年9月14日晚11時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老北京廳約見柬埔寨駐華大使張崗。
簡單的寒暄之後，周恩來直入正題：“這次發生的事情，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所以我約見大使談一談。從我們兩國建交以來將近10年了，從來沒有發生彼此不愉快的事件。這次事件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我們隻能表示遺憾。從我們國家和政府的願望出發，我們還是希望大使及使館人員留在中國，繼續為增進中柬兩國友誼而作出努力。”
張崗：“很好。”
周恩來：“因為從我們方麵來說，我們沒有感到兩國和兩國政府之間有什麽不愉快的事。中國政府對於貴國的關係，曆來是照我們所提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進行工作的。在中國政府方麵，我們是遵守五項原則的，我們從來沒有對王國政府進行顛覆、幹涉活動。中國政府從第一次萬隆會議認識親王以來已經12年了，我們一直對親王很尊重。我們覺得沒有任何理由使兩國關係在共同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惡化。至於我們兩國民間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隻是個別的。我代表中國政府表示：我們願意繼續維持和發展兩國友好關係，希望大使回去能把我的口信轉告西哈努克親王元首。聽說你們元首還決定留下一個工作人員不走，是否有此事？”
張崗：“到現在為止，我收到國內的指示是全撤，即迅速地、有秩序地撤回全體人員。我的意見是東西不撤，先找三四個中國朋友看守，不是現在馬上撤，而是等我回去看看，然後再分批地撤。我想試圖照閣下的意見辦事。我準備留下一個會計和一個機要員在北京。總而言之，國家元首說，這不是斷交。”
周恩來：“是的，我們從西哈努克親王的講話中知道他也是這樣說的，不是斷交。現在又從大使處得到證實。”
張崗：“元首是這樣講的。”
周恩來：“在我們看來，我們兩國的關係不是斷不斷的問題，而是繼續維持和發展的問題。我們一向欽佩西哈努克親王所領導的抵抗美帝國主義的鬥爭。請大使閣下回國把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變的想法轉告西哈努克親王。”
張崗：“我一定轉達。親王這樣做，主要是怕在北京發生反對柬埔寨使館的事，發生遊行示威的事。聽了閣下的講話，我理解北京不會發生那樣的事。親王對閣下一向是很尊敬的，閣下的講話，給了我希望。”
10月20日，毛裏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總統達達赫來我國訪問，周恩來同他舉行了幾次會談。24日，達達赫離開中國前往朝鮮等國訪問，周恩來在送達達赫去機場的路上，請達達赫幫忙給朝鮮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埃及納賽爾總統捎轉他的口信。周恩來說：自從我國文化大革命以來，有時出現一點誤會。
華僑在一些亞非國家有不少，他們向往祖國，我們不能阻止他們。我們一直是教育華僑要遵守所在國的法律，但對於他們的行動我們並不能掌握，使館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們的使館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們並不掩飾這些偏差，隨時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剛果（布）總理談話時，就說剛果（布）總統做得對，我們的使館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國主義誣蔑我們，而實際上我們對朝鮮、柬埔寨的政策沒有改變，我們一貫支持他們的反帝鬥爭。
這裏順帶交代一下，周恩來之所以請達達赫總統把這樣的口信捎給金日成，是因為極左思潮把中朝之間同誌加兄弟的關係也攪得不是那麽愉快。在極左思潮的驅使下，一些紅衛兵在街上公然貼出了攻擊金日成的大字報；一些從朝鮮回來的華僑還到朝鮮駐華使館搞遊行，散發批判朝鮮勞動黨和金日成的傳單；在中朝邊境，還發生了幾名中學生紅衛兵偷越邊境，把“朝鮮必須順著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進”、“朝鮮必須跟著中國鬧革命”的大字報貼到了朝鮮境內；我國當時駐朝鮮大使館也搞了許多極左的宣傳，引起朝鮮的不滿和防範。對這些極左做法，周恩來作過多次批評，還下令把駐朝使館中的個別極左分子調回國內。他還通過有關渠道帶信給金日成，說不管紅衛兵、造反派怎麽說，這都不是我們黨和政府的意思，請金日成諒解。
送走達達赫兩天之後，周恩來再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柬埔寨駐華大使張崗。周恩來說：“現在西方世界輿論和一些國家都在挑撥中國與柬埔寨王國的關係，特別希望我與西哈努克親王搞筆戰舌戰，他們幸災樂禍。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和政府從毛主席起都很清楚。我們不會上敵人的當。我們認為，中柬兩國之間有共同的敵人，他們是想利用我們之間的任何一點誤會來進行誇大，以便各個擊破。我們要做使敵人不高興的事，而不做任何一點使敵人高興的事。即使我們之間有一些誤會和意想不到的批評，但我們想到共同的敵人，我們是把誤會放在次要地位的。當然，這些事情不是沒有分歧的。但是，我們認為現在爭論這些事情不是時機。我們寧可把這些意見保留起來，不做公開爭論，不讓敵人利用。這點意見請大使閣下轉告西哈努克親王。”
周恩來還就中柬兩國在政策上、工作中的一些誤會作了解釋，並坦率地承認了中方在一些工作中的錯誤做法：
第一，柬埔寨取消柬中友協，成立全國統一的友協，這是你們主權國家權力內的事，我們無權過問，根本不能發生我們反對這件事的事。至於我友協給原柬中友協發賀電的問題，是民間團體的事情，是個錯誤，但我們政府和黨不知道。
第二件事，關於中國在柬埔寨的僑民問題。我們一向遵守這樣的原則：僑民應當遵守主權國家的法令，但他們的正當權益應受到保護。我們一向用這個政策來教育我們的僑民。但僑民的情況是不同的。在那樣的環境中，他們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這是他們本身的事，中國政府很難幹涉。柬埔寨王國政府對中國僑民的態度一向是寬大的，這點我是了解的。僑民有一些活動使西哈努克親王不高興，或者他們違法了，親王批評了他們，這是元首有權這樣做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對僑民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同意的。
10月27日上午，達達赫總統結束對朝鮮的訪問後前往柬埔寨，途中路過北京首都機場。周恩來特意來到首都機場迎送達達赫。
達達赫對周恩來說：金日成首相讓我捎來四點口信給總理先生，作為對總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
第二，我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有著深厚的友誼，並非常珍視這種在共同鬥爭中建立的友誼。
第三，雙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這些分歧並不嚴重。如果分歧變得更大的話，雙方可以通過見麵討論尋求解決辦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鮮遭到進攻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同過去多次所做的那樣，來幫助朝鮮。
金日成還是通情達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來的艱難處境。
周恩來很感謝達達赫的傳話，並再次托他把口信捎給西哈努克親王。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西哈努克親王愉快地接
1967年的夏季，新中國外交跌入了一個嚴寒的冬季。
在這個嚴寒的“冬季”裏，極左思潮像一頭怪獸，使毛澤東、周恩來等開創的新中國外交迅猛地滑向懸崖。
毛澤東說：有一段時間，1967年，我們控製不住我們的外交部，管不了。有那麽兩個月，天下大亂。燒大使館就是在那兩個月，都是極左派當權，自己向國外發電報，都是極左啊。
短短的時間內，中國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餘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都先後發生了外交糾紛，有些甚至到了要斷絕外交關係的邊緣。這其中不乏過去一直同我們保持睦鄰友好關係的周邊國家。
在外國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著稱的新中國，突然變得那樣的蠻橫和不可理喻。
新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聲譽受到嚴重損害。
周恩來在艱難的處境中，扼住了外交領域極左思潮這頭怪獸的韁繩，把新中國外交事業的車輪擋在了毀於一旦的懸崖之上，為經曆了短暫“休克”與“冬眠”之後的新中國外交的全麵複蘇，爭得了寶貴的回旋餘地和條件。
如果當時沒有周恩來的這種努力，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迅速修複，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與西方一大批國家建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現，都是不可想像的。
周恩來對緬甸總理奈溫說：對我們兩國的關係，我們一直采取控製的措施，所以沒有走得很遠。周恩來本人的外交風采，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另一個國家的首腦對外政策的製定，這恐怕連周恩來自己也沒有料到。
緬甸，是中國的友好睦鄰。中緬兩國有著2000多公裏的共同邊界，兩國邊民自古以來就結成了親如手足的“胞波”關係。
緬甸，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1950年6月8日，緬甸就同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
1961年，經過周恩來與吳努、奈溫等緬甸領導人的多次友好磋商，中緬兩國簽訂了《中國政府和緬甸聯邦政府關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和《中國和緬甸之間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
正如周恩來在首都各界人民慶祝中緬邊界條約簽訂大會上所說：“中緬邊界條約的簽訂，全麵徹底地解決了幾十年來中緬兩國人民一直渴望解決的複雜問題，使長達2000多公裏的中緬邊界成為和平友好的邊界。……中緬邊界條約是中緬兩國友好關係進一步發展的裏程碑，是亞洲各國人民友好相處的光輝榜樣。”
中緬兩國領導人也因此結成了深厚的友誼。1960年12月，周恩來和陳毅率中國代表團赴緬甸慶祝緬甸獨立節。緬甸總統吳努授予周恩來“崇高、偉大、博愛和光榮的擁護者”最高勳章。在歡樂祥和的氣氛中，陳毅詩興大發，賦詩一首：“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彼此情無限，共飲一江水。”
然而，周恩來用心血澆灌出來的中緬兩國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誼，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被濃厚的極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極左思潮很快禍及外交領域。
中央文革一夥在一旁推波助瀾。他們要求國內有關部門向我國各駐外使館、領館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語錄、像章和“文革”宣傳品。
康生說，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宣傳毛澤東思想是對外工作的中心任務。
於是，許多駐外使館人員、援外人員、留學生，乃至有些華僑就不看對象，不考慮駐在國的法律規定，強行發放毛主席語錄、像章及“文革”宣傳品，甚至同外國人會談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語錄。
這種可笑的事情，周恩來自己就親自遇到過。一天，周恩來在釣魚台陪來我國訪問的巴基斯坦空軍司令吃飯。剛一坐下，服務員就嚴肅地念起了“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的毛主席語錄，使得周恩來和巴基斯坦空軍司令都很尷尬。事後，周恩來憤怒地批評說：“這是牛頭不對馬嘴。”
周恩來還多次批評駐外人員和留學生對外宣傳強加於人的極左做法。他說：中國專家掛毛主席像章是我們的權力。外國朋友要，我們不好不給。但是，駐在國政府不讓他們本國人員掛毛主席像章，我們就不能因此說他們反華。否則，反華的國家就多了。有些國家和政府對我們是友好的，也敢講毛澤東思想，但也還反對本國人掛毛主席像章。我們熱愛自己的領袖，也要尊重人家的領袖。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尊心，強加於人，適得其反。
周恩來還說：對外宣傳要見縫插針，見縫插針也得有縫才行，鐵板一塊就插不進去，硬插，針就斷了。見縫插針插得進去，見縫插棍子就不行，不能傾盆大雨。
盡管周恩來一再強調對外宣傳要看對象，不能強加於人，但在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猖獗中，周恩來的話被置若罔聞。
對外宣傳中的極左做法，引起許多國家對中國的懷疑、不滿和反感，嚴重的外交糾紛紛至遝來。
1967年6月，我國駐緬甸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緬方的不滿和幹涉。
過去，英國殖民者在緬甸搞了一個組織，他們向緬甸的年輕人發送一種徽章，參加該組織的成員都要佩戴這種徽章，目的是為了效忠英國女王。因此，緬甸方麵對像章的事特別敏感和忌諱。
為此，緬甸政府製定了一條法令，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國徽章。
從6月起，在緬甸的多所華僑學校裏，學校方麵要求學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學生不答應，中緬雙方民眾多次發生衝突。
6月27日、28日，緬甸首都仰光。緬甸民眾包圍並衝擊我國駐緬甸大使館。盡管緬甸政府調來了軍隊到現場勸阻，但還是有一些人衝入了大使館，我國援緬的一經濟專家被暴徒殺害。
應當說，事情發展到這等地步，我在緬人員對外宣傳的極左做法要負相當的責任。
對於中緬雙方政府來說，理智的做法是雙方同時采取克製的態度，以避免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緬甸政府一再表示，願同我國保持友好關係，不願意把關係搞得很緊張。
但在中國，極左思潮趾高氣揚。
中央文革一夥揚言：報紙的調子可以高於政府聲明，群眾的調子可以高於報紙，要逼緬甸同我們斷交。
6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對方情緒的粗黑標題《緬甸政府唆使暴徒襲擊我使館殺害我專家迫害我僑胞，我國政府向緬甸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刊登了我外交部給緬甸駐華使館的照會。
6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繼續以更醒目的粗黑標題刊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最強烈最嚴重抗議緬甸政府的反華排華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來堅決阻止了逼緬甸政府同我國斷交的極左做法。他說：不怕斷交還可以說得過去，這是被動的。如果提逼它斷交則變成我們是主動的。
從6月29日起，北京幾十萬群眾連續在緬甸駐華大使館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
在緬甸駐華使館前，一支支抗議示威的隊伍首尾相接，怒吼聲震天動地。緬甸使館外的牆上和門前馬路兩旁，貼滿了密密層層的聲討大字報和大標語。在那種極左的氛圍裏，群眾遊行示威和報紙上的高調宣傳，周恩來難以阻止。但是，絕不能讓示威群眾“以牙還牙”，去衝擊緬甸駐華使館。
為此，周恩來打電話給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群眾隻許在使館外麵示威，絕不能衝入使館，更不能傷害使館人員。
在衛戍區部隊的嚴密控製和疏導下，連續幾天的群眾示威沒有出現衝砸緬甸使館的情況。
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縱部分群眾準備衝擊緬甸駐華大使館，周恩來及時製止了這一行動。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中緬關係的事態得到控製，沒有進一步惡化。
1971年8月7日，周恩來會見來華的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主席、政府總理奈溫，回顧了1967年中緬關係的那段曲折：
周恩來：今天上午主席閣下談到1967年的事情，這件事正如閣下所說，的確是很遺憾的。……你知道1967年我們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極左思潮，你們新大使來後可能知道一些。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華僑學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糾紛，以後牽涉到我們駐緬使館，發生了數十人死亡以及華僑被捕的情況。
當時我國政府想把這件事盡量約束在政府交涉的範圍之內。開始我國使館有一份抗議照會送給了貴國外交部，我記得照會中提出了5點要求。接著我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支持抗議照會的要求。《人民日報》就這件事刊登了一些文章和消息。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上百萬群眾連續幾天在你們使館門前過來過去。我擔心會發生像在仰光對中國使館采取的那種激烈的行動，衝進去，傷害了人。我打電話給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製止了事態的發展。幸好那時我打電話還有效，把你們使館保住了，沒有發生像我們駐仰光使館所遇到的情況。還有一次，大約在7月初，受極左思潮影響的群眾在壞人的操縱下，開了一個大會，要衝外交部，同時要衝緬甸駐華使館。這件事被我擋住了。運動發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壞分子鑽進去奪了權。……
另外，那時我們駐外使館也出現過一種情況，就是對重大政治問題直接對外發照會。我們使館給你們外交部發抗議照會不經過我國外交部批準，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到現在我們也還沒有查清到底有幾個照會是未經外交部批準就送到你們外交部的，可能從你們的檔案中可以找到。大概從1967年7月起，有些重要照會就由大使館直接送出，當然上麵一定是蓋了大使館印的。你知道，那時候我們的大使回來了，原來還要回去，6月底發生事情以後，我們才決定不要他回去了。
在那個階段，極左思潮影響到我們外交部。但我國政府還是要控製這個局勢，特別是同緬甸的關係。當時我國在緬甸的專家雖然沒有事做，但還留在那裏，要看一看形勢的變化。事態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到了1967年10月，你們通知我們的專家回國，我們的專家都撤了回來。這樣關係就搞得更緊張了。去年五一節，毛主席在天安門上請你們代辦轉達對閣下的問候。閣下在這個時期也采取了主動。這樣，情況就轉過來了。
我所以要說這一段情況，是想說明我們政府的政策是明確的，這是主要方麵。在1967年，的確有極左思潮的幹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隻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發現以後，壞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當時中緬關係發展到這個程度沒有再發展下去。我們同英國的關係走得更遠一點，時間更長一些，受到的破壞更多一些。
類似這樣的事情，不僅同緬甸、英國有，同其他國家也有，我就不詳細說了。如果有功夫，另找機會談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時，我們可以說多一點。
對於我們兩國的關係，我們一直采取控製的措施，後來閣下也采取了控製的措施，所以沒有繼續發展下去，沒有走得太遠。這對於在近兩年促進和逐步恢複兩國關係有好處，比較有利。
1967年華僑學校的某些行動，我們也不讚成。年輕人、僑民有愛國心，他們學我們國內的樣子去做，當然就不合適了。
……
奈溫：關於1967年在你們這裏發生的事，我表示我的諒解。我得到了有關這裏發生的情況的報告，但消息很少。我記得你們外交部受到兩次衝擊，所以我感到當時你們政府不能完全控製局勢。
周恩來：基本上能夠控製，主要依靠解放軍和絕大部分好的群眾。奈溫：不管他們對我們說了什麽話，我們想這不是你們領導人的觀點。有一段時間，甚至我也受到了壓力，要我斷絕同中國的外交關係，我拒絕了。周恩來：我們這裏的壞人也是這樣主張的。
奈溫：關於這個問題，據外國報紙報道說，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人問總理關於中緬兩國外交關係有什麽看法，總理回答說，中國的做法取決於緬甸的行動。緬甸走到什麽程度，中國也走到什麽程度。我們看出了總理還是想繼續我們的外交關係，我們也是這樣想的。我們不願意斷絕同中國的外交關係。因為要斷絕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難了。
周恩來：對。
奈溫：我記得1959年到1962年之間有一個時候，印度使館要撤退，總理請他們留下。這個記憶對於我處理這件事有影響。
周恩來本人的外交風采，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另一個國家的首腦對外政策的製定，這恐怕連周恩來自己也沒有料到。
僅從這一點，我們真實地理解了周恩來為什麽不僅屬於中華民族，而且屬於世界；不僅屬於20世紀，而且屬於未來。
周恩來一再批評在香港問題上對英國的極左做法。外交部奪權，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燒，周恩來怒斥造反派：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和毛主席授權的國務院來管，還是你們管？
極左思潮像牛魔王的芭蕉扇，攪得一些人利令智昏，恣意妄為。
1967年8月7日晚9時，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
不久前在武漢七二0事件中被當作“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組要員王力，拖著一條打著石膏繃帶的傷腿，靠在躺椅上，接見匆匆應召趕來的外交部造反派。
剛剛在上午因揪鬥陳毅受到周恩來嚴厲批評的造反派一見到王力，就像在外頭受了氣的奴才見到了救命的主子，紛紛訴說各自的“委屈”：
“外交部運動阻力太大，我們認為這個阻力來自……”
“陳毅是三反分子，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資派。根據陳毅的言行，我們認為陳毅的問題是敵我矛盾。上午我們開批判陳毅的大會，掛出了‘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大標語。但總理不同意這樣做，還嚴厲地批評了我們。”
“我們要與陳毅血戰到底！”
造反派一陣“訴苦”後，王力開講了：“外交部運動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這麽神秘，隻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這個外交就這麽難？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他們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那陳毅的方向路線倒對了？你們一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還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麽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麽不能動一動班子？”
造反派插話說：“整風時有人批評我們奪權奪過了頭，說業務權是中央的，不能奪。”
王力：“這話不對。革命和業務不能分開。幹部司掌握人事大權不能動，那麽照這樣說中央組織部要恢複嗎？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權嘛！選幹部不能選保守派，要選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不看這一條，隻看什麽級別，什麽長，這個統統打倒。”
說到這裏，王力激動得揮舞著手，掙紮著坐了起來：“二十幾歲可以當中央部長，為什麽不可以？二十幾歲可以出來做領導工作。我們小組戚本禹、姚文元同誌三十幾歲。我看你們現在還沒有掌權，有點權才有威風。”
造反派插話：“有人說，有些幹部不能靠邊站，不能撤職，說是還沒有定性……”
王力：“那麽文明啊，這是幹革命！有人不做工作還讓他看文件幹什麽？造反派為什麽不能看文件？反毛主席的倒可以看，這是笑話！喊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成了罪過，為什麽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
造反派插話：“整風整了三個月，我們做了三次檢查。”
王力：“你們有多少好檢查的？他們問題那麽嚴重，他們檢查了多少？你們以後有材料，寄給我們。監督小組不能成為花瓶，要真實地監督。揪陳毅的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麽不可以揪？他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去接受批判、作檢查，就是可以揪。揪他有什麽不對？是反革命？有那麽嚴重？”
接見從9時開始，一直持續到11時。
周恩來是在第二天從造反派散發的傳單上得知王力的講話內容的。
王力的講話，矛頭明顯是衝著周恩來來的。但周恩來沒想到王力竟說得這麽露骨。
自從一月奪權風暴發生以來，周恩來在各種場合對外交部群眾組織一再強調：奪權隻能奪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外交業務大權屬於中央，絕不允許奪，隻能監督。對業務的監督也是有範圍的，不是全部。
不光是外交業務大權不能奪，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業務權，如財政權、國防權、軍事權、新聞權等都不能奪。
2月份，周恩來還當場下令逮捕了操縱造反派打倒李先念、奪財政部財政大權的財政部某副部長。
對陳毅，周恩來更是一保再保，不同意造反派打倒陳毅。
這些，王力都是知道的。
也許是想要當麵問個究竟，周恩來看到王力的講話後，曾提議與康生、王力一談。但康生、王力置之不理。
康生、王力是不敢前來與周恩來談的。他們無法直麵周恩來的質問。對此，康生已經領教過一次。
在6月份，康生就向周恩來砍了“一刀”。他在接見外事口造反派的一次講話中，給建國後的外交扣上了“三降一滅”的帽子，說：“我最近看了一些文件，發現不是三和一少問題，是三降一滅，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投降，撲滅人民的革命。”
周恩來得知後，非常氣憤，曾當麵責問康生：“外交部總的政策不論是我兼外交部長的時候還是陳毅當外交部長，都經過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對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講的，我們辦具體事項。”
康生做賊心虛，推說他是指中聯部的王稼祥。
王力不敢同周恩來談，他跑到了陳伯達、江青處匯報。
陳伯達、江青表示：講得好，有點造反派精神。
康生也說：王力的講話符合主席精神。
康生純粹是在假傳“聖旨”。後來，毛澤東在談到王力的“八七講話”時說：“王力的那些談話我也不能說的，我沒有叫他管外交部。”
王力的“八七講話”，並不全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的“英雄”的光暈中，被“勝利”衝得不知東南西北的表現，而是急於搶班奪權的野心家在久攻不下的情形下一種迫不及待、孤注一擲、歇斯底裏的赤膊上陣。
在王力“八七講話”的煽動下，外交領域的極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勢一度失控。
8月19日，有恃無恐的外交部造反派衝砸外交部政治部，強行封閉所有副部長辦公室，悍然宣布奪取外交部大權。
4天之後，8月22日，狂熱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火燒英國代辦處是典型的極左思潮越演越烈的結果。
事件的導火索是一起簡單的勞資糾紛。
1967年5月6日，香港新蒲崗人造塑膠廠的工人上街罷工遊行，要求增加工資。港英當局出動警察驅趕，雙方發生毆打，多名工人被打傷，20多人被逮捕。
對英國方麵的鎮壓行動，周恩來認為，中國政府作出反應是必要的，但基於我國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和政策，又要十分注意鬥爭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要文鬥，不要搞武鬥。武鬥會遭英方鎮壓，且容易被美國利用。
周恩來還對香港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臨時的突發性的罷工，不要搞像1925年省港總罷工的形式，因為時代不同了。1925年在香港投資的主要是外商，搞總罷工可以使香港成為死港，而60年代香港的主要投資者是華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和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都是我國供應的，如果搞總罷工，日本商人就會去占領這些市場。另外，搞長期罷工，工人無工資收入，生活要靠國家救濟，這會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對我不利。
然而，在極左思潮的衝擊下，周恩來的指示並沒有得到貫徹，相反，還搞了一係列極左行動，鬥爭逐步升級，事態越鬧越大，致使我方騎虎難下，很是被動。對此，周恩來有過多次批評。
5月16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港英當局鎮壓中國同胞的暴行後，“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立，用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反英標語貼滿街頭，反英口號震耳欲聾，罷工遊行此起彼伏。
有些人還用土製手榴彈和炸彈襲擊港英警察。
為配合香港工人行動，北京100萬群眾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前舉行遊行示威。遊行前，周恩來指示外交部製定了幾條規定：遊行可以向英代辦處提抗議書，但對英代辦處不衝、不進、不砸，不阻攔英代辦處人員進出，不揪鬥，不打人。但在張春橋、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工人、紅衛兵多次到英國駐上海僑務代表的辦公處和住處舉行抗議遊行，並衝入英僑務代表的辦公室和宿舍砸家具、貼標語，還把他拖至院內進行批鬥，強迫他念毛主席語錄，甚至還有打人行為。
周恩來得知後，批評有關部門：為什麽不把北京群眾在英代辦處遊行的幾項規定告知上海執行？並責令盡快通知上海市嚴格執行中央的規定。
5月22日，在“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組織下，香港工人和各界群眾舉行了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遊行隊伍前往港督府貼大字報，同港督府門前的警察發生衝突。同日，港英當局宣布實施《緊急條例》。23日，群眾繼續遊行抗議，港英警察向群眾開槍，打死一名工人，數十人被捕。此後，港九工人紛紛舉行大罷工。
針對在香港問題上越來越左的做法，5月23日、24日，周恩來專門召集外辦、外交部、港澳工委有關負責人談香港問題，對“要打死幾個警察，以收殺一儆百之效”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說：這是無政府主義思潮。雖說我們不承認香港是國外，但它還是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我們現在既不是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國打仗，我們對英國的鬥爭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不主動出擊。香港的工作照抄內地紅衛兵的做法，行不通。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的調子不能太高，應當同內地的報紙有所區別。
周恩來還批評了新華社、《人民日報》在報道香港問題上有意誇大的做法。當時，新華社報道港英警察打死打傷遊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報》根據新華社的消息又冠以“血腥大屠殺”的標題刊登。周恩來就此事指示新華社進行核實，結果發現實際上隻死了一人，傷幾人。對此，周恩來嚴厲地批評說：這是嚴重的失信，更加激起人民的義憤，使我國在政治上很被動。發這樣大的消息報道，為什麽事先不向我請示？你們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麽？
5月26日，英國派遣航空母艦“堡壘”號開到香港，並在香港地區搞海空軍聯合演習。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措辭嚴厲的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
社論指出：
“警告英帝國主義者：這場鬥爭還剛剛開了個頭，更加威武雄壯、更加氣壯山河的戰鬥還在後邊！”
“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著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
可以想像，在當時那樣的極左氛圍中，上述言辭對置身於香港鬥爭的大多數人來說，如同是一針強烈的興奮劑。有關領導人也受到鼓舞，更加積極地組織“造反”，香港地區的鬥爭一再升級。
有的人甚至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號。
中國方麵在起草給英國方麵的抗議照會中還這樣寫道：“英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在中國大門口的挑釁性軍事演習。否則，中國政府將采取必要的措施，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英國政府承擔。”
6月6日，周恩來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談香港鬥爭問題。會上，周恩來就我方起草的在給英國的抗議照會中“中國政府將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措辭提出批評：“我們采取必要的措施是什麽？你們跟總參商量了沒有？外交不和國防聯係，照會上寫上就是放空炮，這不符合毛澤東思想。1950年我們對美國侵略朝鮮發表聲明說，中國不能置之不理。當時加這一句話時我國已經在東北調動部隊了。”周恩來在講話中再次強調：在香港的鬥爭，不要搞總同盟罷工，不要主動打仗。然而，1967年的7、8、9三個月，正是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最猖獗的時刻。周恩來的告誡沒能有效地遏止香港鬥爭的不斷升級。同時，正象周恩來在一次談話中所說的那樣，“由於鬥爭的不斷升級，已升到騎虎難下，難以控製的地步，使我們自己很被動。”
7月初，一些群眾在九龍邊界地區舉行集會遊行，聞訊趕來的英方警察和遊行群眾發生衝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傷幾名。駐守邊防的我一民兵小組衝出邊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圍。不得已，我邊防部隊隻好開槍掩護民兵和群眾撤退，打死了英方幾名警察。
港英政府緊急調集廓爾喀步兵11旅所轄部隊開進沙頭角接替警察。局勢更趨緊張。
7月10日、12日，周恩來召集總參、外交部有關負責人談香港問題，再一次批評在香港鬥爭問題上的極左做法，說：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昨天，主席又講了，還是不動武。如果我們打了過去，那就是主動出擊了。香港問題，現在是群眾運動，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如果出動正規部隊，群眾一推動，就控製不住了，你打電話也來不及。香港鬥爭是長期的，我們不能急，搞急了對我們不利。對主席這個方針，我們要取得一致的認識。
7月下旬，周恩來還派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長專程前往廣東，向負責香港工作的有關部門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糾正在香港鬥爭問題上的極左做法。
但是，受極左思潮煽動的極左情緒像一匹脫韁的野馬，狂奔不已。香港鬥爭由遊行、罷工發展到組織埋地雷、搞真假炸彈。
一些受極左思潮影響的小報甚至提出了製造武器、拿起武器、奪取武器的口號。
這樣，更加激起港英當局的公開鎮壓。
8月，港英當局逮捕了一些埋地雷、搞真假炸彈者，並強行封閉了3家左派小報社，逮捕了數十名新聞記者和報社工作人員。
中方向英方提出了限48小時之內啟封三家報紙和釋放被捕人員的抗議照會。
此時，正是王力“八七講話”出籠，外交部被奪權之時，外交大權落入造反派手中，外交部發往駐各國使領館的電報中竟赫然寫有“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的口號，外交局麵呈失控態勢。
正如毛澤東後來說的：有一段時間，1967年，我們控製不住我們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麽兩個月，天下大亂。
8月22日晚，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紅衛兵在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舉行“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的群眾示威。
水泥路麵蒸發的酷暑餘熱和人群身上的汗臭熱氣漩成一股灼人的氣浪，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示威的人群騷動著、激顫著、洶湧著。
北京衛戍區和外交部聯絡站的有關負責人打電話給總理值班室請示怎麽辦，周恩來正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不在西花廳。總理值班室秘書根據周恩來一貫強調的精神，答複說，還是按總理的指示辦，不能衝，不能砸，在外邊示威可以。衛戍區和外交部聯絡站的工作人員即向示威群眾傳達周恩來的指示，進行勸說。
然而，這一次不同了。被極左狂潮所膨脹的造反派和紅衛兵置周恩來的指示於不顧，無視工作人員的勸阻，向英代辦處發起衝擊。
22時40分，幾乎是在同時，一千多名造反派衝破衛戍區部隊的警戒線，從英代辦處圍牆的西牆、北牆、正門三個方位突入英代辦處。
一番衝砸還不過癮。院內有個車庫和汽油儲存室，裏麵停有7輛汽車。砸紅了眼的造反派取來汽油，就在東、西兩院開始點火。
頃刻之間，東院樓的地板、門窗、車庫、油庫及7輛汽車，西院樓的門窗、三個臥室、檔案室、兩輛汽車已騰起熊熊大火。
周恩來接到衝砸英代辦處的報告後，立即指示衛戍區部隊勸說群眾撤出，保護好英代辦處工作人員，阻止事態進一步擴大。
周恩來後來曾說：“運動發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壞分子鑽進去奪了權。群眾包圍了英國駐華代辦處，我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知道時，已經來不及了，火燒起來了。當時我們下命令要群眾離開，那些壞人不聽。一個有趣的事情是，我們廣播命令時，英國代辦聽到了，他相信這是我們政府的意見，他就找我們解放軍保護，結果他沒有受傷。”
衛戍區部隊奮力撲救，到24時才把火撲滅。英代辦與其他15名人員一起，被部隊從火場中救出。另有7人分別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蘭駐華使館。
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見的一起涉外事件，連同此前發生的造反派衝砸印度、印度尼西亞駐華使館，把周恩來主持的新中國外交和國際聲譽降至“冰點”。
周恩來的憤怒、無奈是可想而知的。
23日淩晨3時，火燒英代辦處3個小時之後，周恩來把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召集到人民大會堂接見廳，嚴厲批評外交部奪權和火燒英代辦處的行徑。
以下是周恩來與造反派的對話：
周恩來：你們奪外交部權，要所有副部長向你們報告，出入要你們批準，有外事活動找他們還要我向你們請求。
造反派：王力同誌講話說……
周恩來：你不要從王力同誌講話裏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你們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長的辦公室都封了，也不給中央打報告，我找誰辦事？部黨委幾個人你們都點了名，說某某是三反分子，你們都有通令，完全目無中央。
造反派：封部黨委的目的是促進新的領導班子的形成。
周恩來：促進部黨委改組也要跟中央商量嘛，你們不能封了以後讓我們聽你們的意見。
造反派：我們封了以後聽總理的。
周恩來：你們也沒有打電話給我，也沒有通知我。你們發生了問題要我替你們辦事，那好，請你來做外交部長。
造反派：我當不了。
周恩來：你的做法就是這樣。四天外交大事沒有人管……
造反派：外交部左派組織可以管嘛！
周恩來：左派組織中央沒有承認嘛！它隻是監督。你們現在拿監督小組的名義發電報給國外，中央看了，認為完全是非法的，法律上不算數的。中央幾次決定不能衝外交部，外交、國防大權不能奪，你們就是不聽。事前也不和中央商量，事後也不來商量，你們頭腦發熱了。
我今天首先問你們，我們國家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和毛主席授權的國務院來管，還是你們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外交權力，那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
造反派：當然中央來管。王力同誌講話以後，我們覺得……
周恩來（氣憤地打斷）：都拿王力同誌講話，你們不能拿這個撈稻草。
造反派：我們覺得執行中央的決定要有革命者來執行，姬鵬飛、喬冠華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代表外交部。
周恩來：那為什麽不跟我商量一下？各省成立革命委員會、三結合都要跟中央請示。中央如果不同意就不合法，報紙都不能登。你們下的命令，一句中央也沒有提。你們連傳單都沒有給我們一張。你們19日進管（外交部）以後沒有任何一封信給我，一個紙條都沒有給我們。外交大權四天在你們手裏，一直到今天把英國代辦處都燒了。我跟你們講了多次，根本不聽。
造反派：因為造反派可以辦好事情，外交沒有中斷嘛！
周恩來：這是什麽話？你們那個聯絡總站給駐外使館拍電報打倒劉、鄧、陳，不符合中央精神。點名是一件大事，不能叫中央跟著你們辦事。你們自由發報，也不給中央打招呼。這樣的電報就是外交部副部長批的還得拿到我這裏，還得送給中央、毛主席看。已經4天了，控製不住局勢了。如果我們不嚴肅指出來，再不出來講話，就要犯罪了。我們沒有料到你們來這麽一手，事前也不打招呼，事後也不報告，嚴肅一點說就是目無中央。
你們兩方麵的指揮部無論如何要撤出，你們的指揮部在那裏指揮外交，成為最高權力機構不行。
（周恩來叫北京衛戍區的同誌匯報火燒英代辦處的情況。在現場的衛戍區警衛師某團的一名同誌匯報了火燒英代辦處的具體過程。）
周恩來：今天的行動是誰發起的？
外語學院一造反派：他們自發的。
周恩來：現在在北京說自發的話，我都替你們感到難過，感到臉紅。
造反派：反帝反修聯絡站發起的。晚上10點他們必須答複，否則一切後果由他們負責。
周恩來：采取任何行動要黨中央毛主席下決心。沒有答複就采取行動，這是自發的嗎？這是無政府主義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的社論、廣播都說了不少，連續廣播了幾天反對無政府主義。我們說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傾向，是對內說的，這一下給人家證明了，這還不是無政府主義呀？我們是不是向英代辦警告、提抗議，這是毛主席或我們政府所決定的，你們說能不能群眾說了算？當然不能。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嘛，我們是有組織有紀律的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怎麽就能說是自發的？
造反派：我們以前砸過印度尼西亞使館，對帝國主義不能有絲毫退縮。
周恩來（氣憤地站起）：你說不能有絲毫退縮，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請你回答。采取一個什麽行動中央決定了還得請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們隨便一個什麽戰鬥隊就定了？
外語學院造反派：你這個感情就不對。
周恩來：什麽感情？
外語學院造反派：我們負擔責任嘛！
周恩來：同誌啊，你們負得了這個責嗎？你們把事情做錯了可以回家睡覺，還是要我們來處理，最後還是要中央負責。
從以上對話中可以看到，一方麵是周恩來的嚴厲批評，另一方麵是造反派的有恃無恐。
6月底7月初，周恩來曾兩次勸阻了造反派衝砸緬甸駐華使館的企圖。那時，周恩來打電話還有效。然而，到8月份火燒英代辦處時，周恩來的指示就不管用了。
為什麽？
周恩來自己說的一段話是最恰當的解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隻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
這些挑動與操縱群眾運動的“壞分子”不是一般的壞人，而正是當時如日中天的中央文革一夥。
造反派的許多行動，都與中央文革一夥有著密切的關係，有的就是他們在背後操縱和支持的。
王力的“八七講話”，煽動奪外交部大權，就是此類操縱的赤裸裸的“充分暴露”。
正是因為這樣，造反派在周恩來麵前才如此有恃無恐。
怎麽辦？
局勢已經有點難以控製了。王力的“八七講話”、外交部奪權、火燒英代辦處，在全國各地產生了連鎖反應。如果聽任這種局勢繼續發展下去，不僅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將會毀於一旦，黨和國家本身的前途和命運也不堪設想。
周恩來心裏很清楚：中央文革一夥利用毛澤東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想法，欲圖打倒一切，搞亂一切，亂中奪權。但毛澤東的本意也絕不容許中央文革一夥這樣一種極端無政府主義的亂法。亂到什麽程度，毛澤東心裏還是有考慮的。
8月初，毛澤東對中央文革煽起的“揪軍內一小撮”，搞得軍隊人心惶惶也很不滿，提出了批評。
幾十年革命政治鬥爭的風風雨雨，練就了周恩來作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具備的堅定的鬥爭精神與靈活的鬥爭策略高度結合的才能，練就了周恩來爐火純青的鬥爭藝術。在文化大革命黨的領袖的嚴重失誤與林彪、江青一夥利用這一失誤肆意橫行相交織這樣一種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周恩來對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更多的是采取種種迂回的、韌性的鬥爭方式，但也並不是一味地遷就、退讓和忍耐。一旦時機成熟，周恩來會像閃電一樣，迅猛出手，給作惡者以致命的一擊。
物極必反，作惡者必自斃。中央文革一夥沒料到他們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陣，把他們操縱和煽動造反派奪外交權、奪軍權的陰謀來了一個充分暴露，給周恩來提供了一個出擊的機會。
周恩來看準了這一時機，決意給狂妄的中央文革當頭一棒。
8月25日淩晨1時，周恩來開完中央文革碰頭會後，單獨找跟隨毛澤東南巡，中途回京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談話，並要他直接去向在上海的毛澤東請示報告。楊成武將軍後來回憶說：
周恩來在向我講了各省的情況後，又談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談話，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權，占領外交部的事，連鎖反應到外貿部和其他部，還有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借口揪劉少奇，把中南海圍得水泄不通，並有揪軍內一小撮的味道。周恩來說：“這樣下去怎麽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周恩來還給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講話”，要我轉送給毛澤東。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我乘飛機去上海，向毛澤東轉達了周恩來委托我報告的事項。毛澤東邊聽邊抽煙，不說話，也不提問，聽罷匯報說：“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慮考慮，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澤東對我說：“你馬上準備飛機回北京，準備好了再來。”我從毛澤東那裏出來，給專機組打電話安排好飛機後，又回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嚴肅地對我說：“王力這篇講話極壞，現在叫王‘八七’膨脹起來了，會寫幾篇文章，膨脹起來了，要消腫，王（力）的錯誤大，我的看法此人書生氣大些，會寫幾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壞力大些，關（鋒）聽王的話，王力的興趣不是什麽部長、副總理，這個人愛吹。”
稍停，毛澤東喝了口茶，說：“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我準備好紙和筆後，毛澤東繼續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隻向總理一個人匯報，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毛澤東將記錄過目後，說：“就這樣，你回去馬上請總理辦。”
當我走出客廳後，毛澤東又把我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本禹）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沉思片刻後，毛澤東解釋說：“對戚本禹指出是犯了嚴重錯誤，要嚴肅批評，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來，看他改不改。”
我又將毛澤東的話記錄下來，請他過目後，直接乘車駛向機場。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趕赴釣魚台，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決定，事不宜遲，馬上開會。
當晚，在釣魚台，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參加。周恩來說：“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策。”他嚴肅地逐字逐句地宣讀毛澤東的指示。隨後，便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
4個月之後，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
王力、關鋒、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員“幹將”，江青手下名副其實的“車、馬、炮”，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他們實際上是江青、陳伯達、康生的代言人。許多江青不便說或不便做的都是由他們去說和做。由於他們有中央文革成員的特殊護身符，更仗著他們與江青、林彪的鐵關係，要拿掉他們，當時在一般人看來，那都是不可想像的。
當然，拿掉王、關、戚，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和決定，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沒有周恩來在其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也不可能有王、關、戚的迅速垮台。
有學者形象地評論說，周恩來將中央文革王、關、戚這幾個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斷地實行處置，拆去了中央文革這座“閻王殿”的一角，使江青一夥痛失“車、馬、炮”，標誌著中央文革這一“左”的曆史怪胎走“背運”的開始。
隔離審查王、關、戚，是周恩來同林彪、江青一夥較量的一次階段性的勝利，對江青一夥來說，絕不亞於8級以上的大地震，迫使他們的囂張氣焰不得不有所收斂。
王力、關鋒被抓起來後，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不得不表態說：外交部還是由總理管。
隔離審查王、關、戚，對全國急劇混亂的局勢也是一個有力的遏止。
8月31日，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黨組成員，重申外交大權屬於中央，嚴厲批評那個在外交部奪權後代理“外交部長”一職的“革命領導幹部”，給他發出了嚴正的警告：你最近到處講話、作報告，散布“打倒劉、鄧、陳”的口號，你這樣做等於站在對抗中央的地位。現在，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信譽。
12月初，周恩來接見參加港澳會議的港澳工委負責人時，再一次批評了在對港英鬥爭中的一係列極左做法，說：這些做法是脫離群眾的，要盡快糾正。
此後，中央對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得以正確貫徹。
中英雙方開始采取相應的措施，以緩和相互之間的關係。
中國方麵主動修複了英國駐華代辦處，並向他們道歉。
1971年3月2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會見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譚森。
周恩來說：英代辦處房子是被壞人燒了。中國政府是反對那件事的。那天晚上，用以我為首的幾個人的名義聯名廣播勸他們不要燒，但是那些壞人不聽。你們的代辦由解放軍保護起來了。我們祝賀你們搬回去。修複費用應由中國政府負擔。
同年，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表示：英國願意撤銷在台灣淡水的領事館，並希望就中英兩國外交關係的升格問題進行談判。1972年3月，中英兩國達成由代辦處升格為大使館的協議。
1972年11月，周恩來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霍姆，對1967年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燒一事再次表示道歉。他說：一個國家不會是永遠正確的，總會犯一些錯誤的，總要檢查嘛。我們是以這樣的態度對待你們的，錯了就承認。
談到香港問題時，周恩來說：我國政府對極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動和他們在香港采取的政策是不讚成的。但你們一鎮壓，這個問題就大了。
周恩來明確告訴霍姆：隻要亞洲不發生大的戰爭，香港的現狀就可以維持。保留香港作為自由港，這對中英雙方都有好處。
霍姆對周恩來坦誠相見的態度非常感激。中英關係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惱怒的西哈努克親王要撤退柬埔寨駐華使館的全部人員。周恩來婉言相勸，製止了中柬關係的惡化。西哈努克說：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中國沒有周恩來，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將因此而告衰落。
柬埔寨是中國的友好近鄰。
在某種意義上，中柬兩國的友好關係是在周恩來和西哈努克親王的個人友誼的基礎上建立並發展起來的。西哈努克是通過周恩來認識了新中國。
當然，這其中也傾注了周恩來的一腔心血。
1955年4月，周恩來作為新中國政府總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國家首腦會議。西哈努克作為柬埔寨內閣首相也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
這是周恩來和西哈努克的第一次見麵。
會上，一些亞非國家的領導人受帝國主義的挑唆，對新中國存在著種種疑慮和偏見，並說了一些不友好的話，甚至攻擊“共產主義統治是一黨專政和獨裁”，是一種“顛覆性的宗教”。周恩來從亞非人民團結的大局出發，沒有計較，沒有和他們發生正麵衝突，而是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提出了符合亞非各國團結反帝、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正義主張，贏得了各國與會代表的高度讚譽。周恩來也因此被國際輿論譽為在會議“幾乎陷入僵局的時刻脫穎而出，成為會議明星，成為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
西哈努克在複雜的國際鬥爭中親身領略了周恩來麵對挑戰“驟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正義凜然、大度寬容的外交風度和外交才華，也十分讚賞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周總理高超的智慧、淵博的學識和文雅的風度，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這是西哈努克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後的追述和感歎。於是，他主動要求和周恩來來往。
周恩來對年輕英俊的西哈努克也有好感，尤其是對西哈努克所奉行堅持“獨立、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頗為讚賞。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先後同泰國、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台灣簽訂了《軍事援助協定》、《共同防禦條約》，又拚湊了《東北亞防禦聯盟》、《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對新中國形成了一個新月形包圍圈。而柬埔寨作為一個中國近鄰的小國，堅持“和平、中立”的政策，不和美國簽訂“軍事條約”，不參加美國拚湊的“防禦聯盟”。這樣一種麵對帝國主義囂張氣焰的愛國正氣，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著實難能可貴。
因此，周恩來也很願意和西哈努克交朋友。在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會見並宴請的第一位貴賓就是西哈努克。
從此，周恩來和西哈努克結下了終身的朋友之緣。在他們兩個人的努力下，中柬友好關係得到迅速發展。
1956年2月，西哈努克訪問中國。年底，周恩來訪問柬埔寨。
1958年，中國與柬埔寨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當我國駐柬埔寨第一任大使王幼平即將啟程赴任時，毛澤東囑咐：在柬埔寨不要宣傳共產主義。
周恩來叮囑：一定要交好西哈努克這個朋友。
此後，中柬友誼在1960年柬埔寨國王逝世，周恩來再次訪問柬埔寨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勝似兄弟般的黃金時期。
王幼平大使回憶1960年周恩來訪問柬埔寨時說：周總理一下飛機，西哈努克親王熱淚盈眶，對周總理說，中國政府在他和他的國家沉浸在悲哀之中時給予了最真誠、最難忘，勝似兄弟的友情。為了歡迎中國貴賓，柬政府已經決定中止悼念活動，待貴賓訪問後再繼續進行。
然而，就是這種勝似兄弟的中柬友誼，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的幹擾和破壞下，一度出現意想不到的尷尬僵局，甚至到了差一點要斷絕外交關係的地步。
事情也是我國駐柬埔寨使館的部分工作人員的一些極左做法引起的。
對我國駐外使領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恩來就明確規定駐外使領館隻學文件，不搞運動，不搞“四大”。
1966年底和1967年初，我國駐各國的大使陸續奉調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這些回國的大使幾乎都成了造反派批鬥的對象。原本計劃讓大使們分批回國參加“文革”學習四個月後再回去的打算也被打破了，使得中國駐外使館出現很長一段時間無大使的情況。一直到1969年，在周恩來的努力下，才開始重新向國外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大使。
1967年1月全國奪權風暴刮起後，在國外留守的部分使館人員受極左思潮的影響，紛紛給外交部來電，要求在國外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所謂“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甚至提出要照國內的做法，在使領館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為此，周恩來在2月7日批發了以中共中央名義發給各駐外使館、代辦處的《關於駐外使館、代辦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指示》。《指示》指出：各駐外使館、代辦處仍應堅決執行隻進行正麵教育，不搞“四大”的規定；使館工作人員，不建立戰鬥組織，使館內不能進行奪權。
周恩來在審改《指示》時還加寫了一句：已建立戰鬥組織的應“在使館黨委領導之下，轉為文革學習小組，對黨委有批評建議之權，無監督權，如對使館黨委有意見，可向外交部黨委提請審查，但不容直接幹涉使館黨委行使職權”。
駐外使領館的運動開始還能控製住，但後來在極左思潮的衝擊下，逐漸有點失控了。一些駐外使領館也紛紛“造反”、“奪權”，搞起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來了，鬧得一塌糊塗。外交紀律在無政府主義的喧囂中被拋到九霄雲外，嚴重影響到駐在國與我國的關係。
在柬埔寨，我駐柬使館的一些人員不僅在華僑學校中向廣大師生散發毛主席語錄、像章，要求華僑教師在上課時學習毛主席語錄，還向柬埔寨國內各地華僑和柬國內的左派組織散發毛主席語錄、像章和“文革”宣傳材料，號召柬埔寨人民起來反對本國的反動派。當時柬國內的柬中友協受極左思潮的影響，還把鬥爭矛頭對準了當政的西哈努克政府。
這些極左行動引起了柬埔寨政府的不滿，曾幾次與我駐柬使館交涉，均未得到滿意的答複和解決。
為此，西哈努克下令解散柬中友協，把該友協的工作合並到柬埔寨對外友協。
然而，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中國有關方麵還繼續承認柬中友協，並在柬中友協成立3周年的時候發去了賀電。柬埔寨的新聞媒介還對此作了報道。
西哈努克一怒之下，宣布要撤回柬埔寨駐華使館全部人員。
一些別有用心的外電甚至報道說，柬埔寨和中國要斷交。
周恩來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後，一方麵批評中國有關方麵的“左”的做法，強調保持中柬友好關係的重要性，另一方麵親自約見柬埔寨駐華大使，進行解釋和挽留。
屋漏偏逢連陰雨。亂哄哄的內政就已經使周恩來疲於奔命，極左思潮偏偏還要在這外交上來給周恩來添亂。
對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撐危局的周恩來來說，時間總是長日苦短。他自己曾對外賓說：“我很坦率地說，現在比三年解放戰爭時忙得多，真正打仗時也不這麽忙。每天都遇到問題，時間總是不夠用。”
1967年9月14日晚11時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老北京廳約見柬埔寨駐華大使張崗。
簡單的寒暄之後，周恩來直入正題：“這次發生的事情，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所以我約見大使談一談。從我們兩國建交以來將近10年了，從來沒有發生彼此不愉快的事件。這次事件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我們隻能表示遺憾。從我們國家和政府的願望出發，我們還是希望大使及使館人員留在中國，繼續為增進中柬兩國友誼而作出努力。”
張崗：“很好。”
周恩來：“因為從我們方麵來說，我們沒有感到兩國和兩國政府之間有什麽不愉快的事。中國政府對於貴國的關係，曆來是照我們所提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進行工作的。在中國政府方麵，我們是遵守五項原則的，我們從來沒有對王國政府進行顛覆、幹涉活動。中國政府從第一次萬隆會議認識親王以來已經12年了，我們一直對親王很尊重。我們覺得沒有任何理由使兩國關係在共同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惡化。至於我們兩國民間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隻是個別的。我代表中國政府表示：我們願意繼續維持和發展兩國友好關係，希望大使回去能把我的口信轉告西哈努克親王元首。聽說你們元首還決定留下一個工作人員不走，是否有此事？”
張崗：“到現在為止，我收到國內的指示是全撤，即迅速地、有秩序地撤回全體人員。我的意見是東西不撤，先找三四個中國朋友看守，不是現在馬上撤，而是等我回去看看，然後再分批地撤。我想試圖照閣下的意見辦事。我準備留下一個會計和一個機要員在北京。總而言之，國家元首說，這不是斷交。”
周恩來：“是的，我們從西哈努克親王的講話中知道他也是這樣說的，不是斷交。現在又從大使處得到證實。”
張崗：“元首是這樣講的。”
周恩來：“在我們看來，我們兩國的關係不是斷不斷的問題，而是繼續維持和發展的問題。我們一向欽佩西哈努克親王所領導的抵抗美帝國主義的鬥爭。請大使閣下回國把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變的想法轉告西哈努克親王。”
張崗：“我一定轉達。親王這樣做，主要是怕在北京發生反對柬埔寨使館的事，發生遊行示威的事。聽了閣下的講話，我理解北京不會發生那樣的事。親王對閣下一向是很尊敬的，閣下的講話，給了我希望。”
10月20日，毛裏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總統達達赫來我國訪問，周恩來同他舉行了幾次會談。24日，達達赫離開中國前往朝鮮等國訪問，周恩來在送達達赫去機場的路上，請達達赫幫忙給朝鮮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埃及納賽爾總統捎轉他的口信。周恩來說：自從我國文化大革命以來，有時出現一點誤會。
華僑在一些亞非國家有不少，他們向往祖國，我們不能阻止他們。我們一直是教育華僑要遵守所在國的法律，但對於他們的行動我們並不能掌握，使館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們的使館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們並不掩飾這些偏差，隨時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剛果（布）總理談話時，就說剛果（布）總統做得對，我們的使館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國主義誣蔑我們，而實際上我們對朝鮮、柬埔寨的政策沒有改變，我們一貫支持他們的反帝鬥爭。
這裏順帶交代一下，周恩來之所以請達達赫總統把這樣的口信捎給金日成，是因為極左思潮把中朝之間同誌加兄弟的關係也攪得不是那麽愉快。在極左思潮的驅使下，一些紅衛兵在街上公然貼出了攻擊金日成的大字報；一些從朝鮮回來的華僑還到朝鮮駐華使館搞遊行，散發批判朝鮮勞動黨和金日成的傳單；在中朝邊境，還發生了幾名中學生紅衛兵偷越邊境，把“朝鮮必須順著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進”、“朝鮮必須跟著中國鬧革命”的大字報貼到了朝鮮境內；我國當時駐朝鮮大使館也搞了許多極左的宣傳，引起朝鮮的不滿和防範。對這些極左做法，周恩來作過多次批評，還下令把駐朝使館中的個別極左分子調回國內。他還通過有關渠道帶信給金日成，說不管紅衛兵、造反派怎麽說，這都不是我們黨和政府的意思，請金日成諒解。
送走達達赫兩天之後，周恩來再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柬埔寨駐華大使張崗。周恩來說：“現在西方世界輿論和一些國家都在挑撥中國與柬埔寨王國的關係，特別希望我與西哈努克親王搞筆戰舌戰，他們幸災樂禍。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和政府從毛主席起都很清楚。我們不會上敵人的當。我們認為，中柬兩國之間有共同的敵人，他們是想利用我們之間的任何一點誤會來進行誇大，以便各個擊破。我們要做使敵人不高興的事，而不做任何一點使敵人高興的事。即使我們之間有一些誤會和意想不到的批評，但我們想到共同的敵人，我們是把誤會放在次要地位的。當然，這些事情不是沒有分歧的。但是，我們認為現在爭論這些事情不是時機。我們寧可把這些意見保留起來，不做公開爭論，不讓敵人利用。這點意見請大使閣下轉告西哈努克親王。”
周恩來還就中柬兩國在政策上、工作中的一些誤會作了解釋，並坦率地承認了中方在一些工作中的錯誤做法：
第一，柬埔寨取消柬中友協，成立全國統一的友協，這是你們主權國家權力內的事，我們無權過問，根本不能發生我們反對這件事的事。至於我友協給原柬中友協發賀電的問題，是民間團體的事情，是個錯誤，但我們政府和黨不知道。
第二件事，關於中國在柬埔寨的僑民問題。我們一向遵守這樣的原則：僑民應當遵守主權國家的法令，但他們的正當權益應受到保護。我們一向用這個政策來教育我們的僑民。但僑民的情況是不同的。在那樣的環境中，他們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這是他們本身的事，中國政府很難幹涉。柬埔寨王國政府對中國僑民的態度一向是寬大的，這點我是了解的。僑民有一些活動使西哈努克親王不高興，或者他們違法了，親王批評了他們，這是元首有權這樣做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對僑民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同意的。
10月27日上午，達達赫總統結束對朝鮮的訪問後前往柬埔寨，途中路過北京首都機場。周恩來特意來到首都機場迎送達達赫。
達達赫對周恩來說：金日成首相讓我捎來四點口信給總理先生，作為對總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
第二，我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有著深厚的友誼，並非常珍視這種在共同鬥爭中建立的友誼。
第三，雙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這些分歧並不嚴重。如果分歧變得更大的話，雙方可以通過見麵討論尋求解決辦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鮮遭到進攻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同過去多次所做的那樣，來幫助朝鮮。
金日成還是通情達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來的艱難處境。
周恩來很感謝達達赫的傳話，並再次托他把口信捎給西哈努克親王。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西哈努克親王愉快地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