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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0
忍字心上一把刀。江青“項莊舞劍”，意在“周公”，公然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來。周恩來身邊秘書被迫隱姓改名，總理值班室被撤銷，全是江青的得意之作。周恩來忍辱負重鬥群賊，天若有情天亦老。
政治局第四號人物陶鑄突然被打倒，周恩來當著江青、陳伯達的麵說：我心裏很難過。陶鑄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來的，我沒有根據不信任他。
1967年1月4日中午，一輛蘇製吉姆轎車疾駛在長安街上。
司機老楊盡量把車開得平穩些，好讓坐在後座上批閱文件的周恩來舒服一點。
周恩來剛剛在工人體育場接見完文藝界、教育界、體育界和新聞出版界的群眾組織代表，又急匆匆趕往人民大會堂。按本日工作日程安排，下午兩點，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要召集一個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全軍文革小組成員列席的政治局會議。
在大會堂，周恩來草草地吃了點炒飯，便和陶鑄一起商談政治局會議需要議定的有關事項。
此時，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正在大會堂的另一個會議室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的造反派。
陳伯達說，陶鑄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實際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是同他有關係的。中南局是有後台老板的，一個後台老板就是陶鑄。他在北京接見你們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的許多問題，從來沒有跟我們商量過。（江青插話：他獨斷專行）他獨斷專行，不但背著文革小組，而且背著黨中央。你們揭得好，給我們很多支持，感謝你們！
康生說，你們把材料整理出來。有材料擺出來了，你們就勝利了。
周恩來和陶鑄商談完工作後，正是下午1時30分。
周恩來又給廣東省省長陳鬱打了個電話，告訴陳鬱：“我已通知蒯大富向‘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傳達主席的意見：不要把王任重同誌揪到北京來，讓王就在武漢檢查。”
政治局會議開始的時間快要到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還沒到。周恩來就親自來到陳伯達他們接見造反派的會議室，一來抓緊這十幾分鍾的時間聽一聽，二來催促陳伯達他們及時結束來開會。
周恩來進去時，接見已是尾聲。陳伯達他們誣陷陶鑄的話已經講過了，周恩來沒有聽到。
開完政治局會議後，周恩來在大會堂東會議室接見軍隊院校的群眾代表，勸說他們取消將在5日召開的矛頭指向葉劍英、陳毅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接見一直持續到深夜。
晚上8時，周恩來中斷與軍隊院校學生代表的談話，到毛澤東處開會。
會後，毛澤東突然問周恩來：“江青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是麽子回事？”
周恩來知道，江青說的是四天前的那件事。他向毛澤東匯報了事情的經過。
那天晚上10點多鍾，專程來京的“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在中央文革一夥的策劃和慫恿下，突然闖到中南海西門，揚言要陶鑄立即接見。否則，就全體絕食。
在當時“要保護革命小將”的旨意下，一些造反派動不動就以絕食來要挾中央領導人。
陶鑄也無可奈何，隻好去接見。地點在國務院小禮堂。
一進會場，陶鑄就發現氣氛不對。沒有歡迎的掌聲，沒有被接見的敬意與笑容，隻有一種批鬥“走資派”時才有的瘋狂與粗野。人群騷動著、激顫著，像被困的餓狼望見了群羊。
接見開始時，陶鑄提出：“你們要求我在許多問題上表態，我是即席講話，有些問題考慮不很周全，傳出去不好。因此我提三點建議：一是不要搞錄音，會後雙方協商搞一個談話紀要；二是讓被揪來京的中南局書記李一清參加；三是派出代表提問，集中回答問題。”
然而，有恃無恐的造反派一條也不接受，故意和陶鑄對著幹。
在亂哄哄的喧囂聲中，一造反派頭頭跳上前來，指著陶鑄叫嚷：“陶鑄，今天是我們叫你回答問題，而不是你接見我們。所以，對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你必須老老實實回答！”
陶鑄強壓著怒火，嚴正地說：“同學們今天對我采取這樣的形式是不恰當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堅持認為今天的會是接見會。”
“你有什麽資格來接見我們？我們勒令你立即回答問題！勒令！”
……
不論陶鑄怎麽說，造反派就是不答應。陶鑄還不知道，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忍耐和努力都是徒勞，因為造反派今天來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來聽陶鑄回答問題的，而是來想方設法激怒陶鑄，使他落入中央文革一夥事先設好的圈套。
衝突越來越尖銳，陶鑄終於被激怒了。他憤怒地說：“你們這樣強迫我，我們還有什麽商量的餘地？我以個人的身份，向你們這種做法提出抗議！”
造反派一觸即跳，他們有的胡呼亂喊，有的強行衝上前搶奪錄音帶，有的甚至上前要揪走陶鑄。會場秩序亂成一片。
現場警衛人員見狀，擔心出現意外，忙上前維護秩序。按照警衛製度，他們身上是帶著武器的。
擁擠之中，造反派觸摸到了警衛人員掛在身上的槍。於是，造反派借機擴大事態，當即一片尖聲鼓噪：
“槍！他們身上帶著槍！”
“陶鑄動用武力對付我們革命群眾了！”
“陶鑄拿槍對準了手無寸鐵的革命群眾！”
……
整個會場，陷入一片混亂。
此時，周恩來正在另一地方接見哈爾濱“紅色造反團”。他接到工作人員的報告後，很不放心，即以電話通知李富春，要他立即趕到會場去。
周恩來還派自己身邊工作人員趕往會場幫助做工作，說：“要保護好陶鑄同誌，千萬不能讓紅衛兵揪走。”
後來，陶鑄被迫承認自己“態度不冷靜”，給了造反派一個台階，這場長達6個多小時的“接見”才得以結束，陶鑄才得以脫身。
周恩來見毛澤東詢問這件事，心中頓時明白了江青等人在毛澤東麵前告了陶鑄的陰狀。在向毛澤東匯報完事情的經過後，周恩來平靜地回答說：“不是鎮壓群眾，是陶鑄受了脅迫，壓不住火，態度有些不好。”
“哦！是態度有些不好。”毛澤東也就沒再說什麽。
從毛澤東處出來後，周恩來邊走邊琢磨毛澤東就陶鑄之事的詢問。他心中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陶鑄是在“文革”初期從廣東省調來中央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部長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屆十一中全會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炮打司令部”後，劉少奇、鄧小平雖然還是政治局常委，但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黨和國家的重任就壓在了周恩來的身上。鑒於這樣一種局勢，在討論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時，周恩來建議讓陶鑄來協助他處理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
周恩來和陶鑄有過長期的接觸，深知陶鑄的才幹、品德和作風。他性格耿直，旗幟鮮明，辦事幹脆，敢於“放炮”。1961年10月11日，他在中南區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上疾呼：“我們老是講人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看要到此為止了。現在他們是國家的知識分子、民族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因此，我建議今後在中南地區一般不要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了，這個名詞傷感情。”周恩來對陶鑄放的這一“炮”頗為讚賞。
毛澤東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並在審閱政治局常委名單草案時，親自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勾到周恩來的名字之後、陳伯達名字之前。此後，陶鑄在搏擊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中成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
——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又稱《十六條》）時，周恩來和陶鑄堅持刪掉了原稿中“黑幫”、“黑線”一類的提法，加入了不少限製性的政策條文，如：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幹部要區別對待；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要團結95%以上的幹部和群眾；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把運動和生產對立起來；保護科技人員；等等。
——當運動開始影響整個社會秩序、打亂黨和國家工作部門的正常工作時，陶鑄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在1966年8月底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起草了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通知》把軍隊、軍事機關、公安部門、外事部門，中央和各省市廣播電台、電視台、新華社，各級黨政機關電台、機要部門，中央和各地檔案部門，航空場站、鐵路交通，大電站、大電廠、變電站，尖端企業和尖端科研部門，中央和各地的銀行、金庫，城市重要公用事業機關（如自來水公司、公共汽車公司等）等列為要害、機密部門和單位；要求：“在運動中，對於黨和國家的要害、機密部門和單位，必須堅決進行保護。”各級黨組織和有關部門負責人應當主動地對廣大群眾和師生進行教育，使他們自覺協助黨和國家對要害機密部門做好保護工作。
——當運動衝擊正常的工農業生產，影響到國計民生時，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陶鑄在1966年9月組織起草了人民日報社論《抓革命，促生產》，強調運動不能影響生產。11月，又組織起草了人民日報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再一次給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紅燈”。中央文革一夥指責這兩篇社論“是以生產來壓革命”，“是批評革命”。
還有，陶鑄性格耿直，說話不拐彎，敢於向中央文革一夥“開炮”。
為此，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對陶鑄大為不滿，多次刁難陶鑄。
他們先是唆使造反派大造揪出陶鑄的輿論，繼而又在會上明目張膽地圍攻陶鑄。
於是，一些造反派有恃無恐地包圍中南海，貼出了“把中央第四號人物揪出來”等攻擊陶鑄的標語口號。
為此，在1966年11月8日，周恩來把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的代表召集到一起，提出嚴厲批評。
周恩來說：“你們把中南海的兩個西大門都包圍了，還貼了大字標語，說陶鑄‘青雲直上’，這是封建主義思想。陶鑄同誌是很老的同誌，是中央委員，為什麽不能來中央工作？你們還說‘把中央第四號人物揪出來’，這是什麽口號？你們是怎樣看待毛主席的學生和戰友的？你們這樣寫，我不同意。”
一造反派起來大聲嚷嚷：“陶鑄說衛生部黨委不是黑幫，這是錯誤的！”周恩來說：“陶鑄講衛生部黨委不是黑幫，這句話並沒有錯誤，你們為什麽還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還要有集中。陶鑄是十一中全會新選舉出來的中央常委，難道毛主席親自領導主持的十一中全會也不對嗎？現在中央和國務院的兩個大門被圍得不好開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門都開不了，走小門，我看了很難過。”1966年12月27日，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中央文革的全部人馬都來了。會議的議題本來是給王任重提意見的。
王任重，原本是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深得毛澤東的賞識。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被調來京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但很快被中央文革一夥視為異己而遭打擊。陶鑄為了給王任重解脫困境，給毛澤東寫了個報告，建議王任重不再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職務，回中南局去工作。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王任重同誌是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
會議開始時，中央文革一夥給王任重提了點意見。但很快矛頭陡轉，把火燒向了陶鑄。先由王力、關鋒、戚本禹打頭陣，然後是張春橋、姚文元一陣橫掃，最後是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主將出馬，“重炮”轟擊。這回他們是老賬新賬一起算，批判陶鑄派工作組鎮壓群眾，保走資派；並第一次給陶鑄扣上了兩頂大帽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
參加會議的其他政治局委員一看這樣一種陣勢，都明白這是事先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預謀。
主持會議的周恩來神色嚴峻，隻是聽著。待中央文革一夥“炮轟”完後，周恩來意味深長地看了李先念、李富春一眼，說：“其他同誌呢，也說兩句吧！”
李先念、李富春等明白，周恩來是暗示他們說兩句話，為陶鑄解脫。
“老陶的問題，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問題。”李先念說了一句。這就是說，陶鑄不是路線問題。
“我看讓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李富春稍停了下，又寓意深長地說：“你寫給主席的報告，分明是保任重同誌的，你保得了他嗎？”
李富春的批評，是想給陶鑄一個台階下。
陶鑄壓不住心頭的怒火，借著李富春的話，抒發在胸中積壓多時的悶氣：“這個樣子，人家還在那裏怎麽工作嘛！身體又那麽不好。我可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人！能幫總要幫人一把嘛，這是做人最起碼的一條。”
這就是陶鑄的本色。
中央文革一夥又不依不饒，揪住陶鑄不放：“陶鑄，你說清楚，誰是落井下石的人？……”
堂堂的政治局會議被中央文革一夥鬧成了吵架會。周恩來雙眉緊蹙，隻好宣布散會。
毛澤東得知江青等人的所作所為後，親自出麵保了陶鑄，批評了江青。
那是在兩天之後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陶鑄說：“陶鑄，你為什麽不說你是犯了很不理解這一條錯誤呢？”毛澤東又對在場的其他與會人員說：“陶鑄到中央後，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忙得很，做了很多工作。陶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隨便在會議上批判，是違反組織原則的。”
在場的周恩來聽了，輕輕地長舒了一口氣。
然而，僅僅過了三天，江青狀告陶鑄“鎮壓群眾”的事為什麽又使毛澤東關注起來呢？周恩來不得不頗費思量。
應當說，彌漫在周恩來心頭的不祥預感是敏銳的。幾個小時之後，周恩來的不祥預感就成了觸目驚心的事實。
周恩來回到大會堂東會議室，繼續剛才中斷的對軍隊院校學生代表的接見。此時，在中南海西門，亂哄哄地炸開了鍋。人頭攢動，數千人的聲浪和汗臭氣一起翻卷。
傳單飛舞。造反派向過往行人散發一張張印著通欄大標題“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傳單。傳單上麵寫的是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時誣陷陶鑄的講話。
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打倒陶鑄！”“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並宣讀傳單上的講話。
陶鑄此刻不在家。等他忙完工作從外頭回到中南海時，已是深夜12點了。
家中忐忑不安的夫人曾誌趕忙訴說了中南海西門所發生的一切。
望著曾誌托人要回來的那張傳單，陶鑄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擊懵了。他連忙打電話給周恩來詢問是怎麽回事。
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首都工作小組會議，同有關負責人商談做好接待紅衛兵工作和北京衛戍區看管被“打倒”的幹部問題。
盡管早已有不祥的預感，但接到陶鑄的電話，周恩來還是大吃一驚。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的事，他是知道的。但他壓根不知道他們來了這麽一手。
事情太突然了，周恩來需要先了解一下情況。他安慰陶鑄說：“別著急，我正在同有關同誌開會，會議結束後我再打電話給你。”
開完會後，周恩來迅即向有關方麵了解了情況，證實了陶鑄所反映的已是事實。
周恩來的心情像灌了鉛似的沉重。他對陶鑄的境遇深為擔憂，更為自己又要失去一位得力的助手而憂心忡忡。
淩晨5時，周恩來打電話把陶鑄召到了西花廳。
周恩來神情沉重地說：“江青他們的講話我也是剛剛了解了一下才知道的。
昨天，我們分手後，我去給陳鬱同誌打了個電話，後來見他們接見紅衛兵，我坐下來聽了一會，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經講過了，我沒有聽到。”
“主席是否知道？”陶鑄的眼中閃出最後的一絲希望。
“不知道。不過，昨天我去主席那裏，主席曾問我，江青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是怎麽回事？我向主席匯報了那天事情的經過，我說不是鎮壓群眾，是陶鑄態度有些不好。主席說：‘哦，是態度有些不好。’也就沒再講什麽了。”
陶鑄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江青他們向毛澤東告了那天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一事的狀。
周恩來關切地囑咐陶鑄：“這幾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好好休息，外麵的紅衛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煩。”
送走陶鑄，周恩來來到中南海西門接見要揪陶鑄的造反派。這時，已是淩晨5點半。
周恩來對造反派說：“天快亮了，同學們大家都沒有睡覺。我心裏很難過，因此沒法談問題。你們各單位派代表留下你們的地址，我一定在兩天內同你們見麵，這個地方實在沒法談問題。你們在這個地方也很冷，你們不走我也沒法睡覺。你們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吵得毛主席沒法睡覺，我一直不讚成在北京裝大喇叭。”
“那陶鑄的問題怎麽辦？”一個造反派頭頭說。“陶鑄的問題我還要向毛主席請示，還要經過中央討論。陶鑄同誌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們現在這樣做不合適。”周恩來嚴正地說。
當年由身邊工作人員記錄保存下來的周恩來工作台曆上，有這樣的記載：
1月5日晨五時半，見揪陶鑄的代表。
晨六時半，見揪陶鑄的工人。
1月7日晨一時半，見文教係統揪陶鑄的代表。
在陶鑄被打倒的最初日子裏，周恩來連續3次接見要揪鬥陶鑄的代表，勸阻他們的揪陶行動，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護曾與自己搏擊狂風惡浪的戰友。
周恩來反複對造反派強調：“陶鑄同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現在你們舉行批判陶鑄的大會不合適，因為中央常委對這個問題還沒有討論。”
在1月23日接見首都大中學生代表時，周恩來當著江青、陳伯達的麵說：“陶鑄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來的，我沒有根據不信任他。”
然而，周恩來在艱難的處境中心有餘而力不足。陶鑄最終還是落入了江青一夥的魔掌。1969年4月3日，周恩來從中央警衛局的報告中得知陶鑄病重，立即追問並責成有關部門寫出報告。4月5日，周恩來在中南海門診部送來的《關於陶鑄的病情報告》上批：“擬同意送入三0二醫院，進行保密治療。即呈主席批閱。我是看了4月3日警衛局的報告才知陶的病狀較重，經追問後，送來這一報告。”陶鑄的病被確診為胰腺癌後，周恩來又指示要積極治療，並指定上海第一醫學院的董芳宗主任擔任手術主刀，三0一醫院的陸準善主任為第一助手，阜外醫院的麻醉科主任負責麻醉，北京醫院的內科主任也參加醫療小組。組成這樣陣容的醫療小組，在當時國內確是第一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體現了周恩來對陶鑄的苦心關懷。——這是後話，暫不多敘。堂堂的一個政治局常委轉眼之間就這樣不可思議地突然被打倒了。陳毅、譚震林、李先念等來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詢問這是怎麽回事？李富春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常委沒有討論。這四位副總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已明白了事情的八九。他們激憤地議論說：“這些家夥把老幹部打倒，把幾個副總理和老帥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總理了。”
幾位副總理的眼光是敏銳的。
造反派頭頭讀了姚文元的一首詩後在筆記本上寫道：奪總理的權，與總理的鬥爭要公開化了。北京街頭出現了打倒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李先念說：批“二月逆流”，是整哪個？也是整總理。要搞總理，先要整一下副總理。北京一個晚上貼出反總理的大字報，那是有預謀的。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陣容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政治局委員除上述11個常委外，還有董必武、陳毅、羅榮桓、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李井泉、譚震林、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
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名義上是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已靠邊站，沒有中央決策的發言權了。朱德、董必武、羅榮桓、劉伯承等年高體弱，基本上是“賦閑”在家。彭德懷、賀龍已經被“打倒”。
林彪、陳伯達、康生是一個鼻孔出氣的。
那麽，中央決策層內能夠製約林彪、江青一夥，並與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澤東外，隻有周恩來和陶鑄。此外，還有圍繞在周恩來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和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三老四帥。
因此，在扳倒陶鑄之後，江青一夥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周恩來。此時，他們更加感到周恩來是他們實現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礙，他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來，搬掉他們篡黨奪權路上的最大“絆腳石”。
於是，江青一夥對周恩來的刁難和攻擊由暗處跳到了明處，由偷偷摸摸轉為公開化了。
他們公然叫囂：“現在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鬥爭，要打倒以國務院為首的第三個司令部。”
江青還說：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1967年1月7日，陶鑄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況反映上批道：總理，群眾要鬥爭周榮鑫和童小鵬，應隨傳隨到。
陳伯達也勁道十足地批了兩個大字：同意。
周恩來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頭是奔自己而來的。
周榮鑫是國務院秘書長，童小鵬曾是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當時剛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他們兩個人是周恩來的“救火隊”（“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夥出於亂中奪權的政治野心，處處“點火”。為此，周恩來千方百計組織人四處“救火”。江青在背後多次惡狠狠地諷刺周恩來是“滅火隊長”）的主要隊員，是協助周恩來處理文化大革命中黨中央和國務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為此，江青一夥千方百計要打倒周榮鑫、童小鵬。他們要打倒和鏟除所有協助周恩來與他們的倒行逆施作鬥爭的老幹部，使周恩來成為“光杆司令”，這是他們陰謀打倒周恩來的一大策略。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夥策動，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北京市中學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周恩來也到會參加接見。
會上，江青歇斯底裏，對周恩來搞突然襲擊。
她事先未和周恩來打招呼，當眾點名批判周榮鑫，並逼他到前台低頭認罪。
江青講話才開了個頭，就突然尖聲惡氣地說：“周榮鑫就是‘西糾’的後台！你們認不認識他？讓他站出來，大家看看！”
西城糾察隊（簡稱“西糾”）是個中學生的群眾組織。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在毛澤東接見全國紅衛兵，上千萬的紅衛兵湧進北京的情況下，需要有人維持秩序；這麽多紅衛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幫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糾察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糾”的成立實際上是周恩來支持的，周榮鑫奉命為他們提供了房屋等條件。“西糾”成立後，做了許多好事，但後來也做了一些過火的事。江青此刻公開點名批評周榮鑫“是西糾的後台”，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說著，江青扭頭對正在聽康生布置任務的周榮鑫喊道：“周榮鑫，你站到前台來，讓大家看看你！”
同時被江青點名批判並逼到前台認罪的還有國務院副秘書長雍文濤。
江青指著周榮鑫和雍文濤的鼻子訓斥說：“我希望你們對於犯了錯誤的同學們，采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態度；對於中年的、老年的，堅決死不回頭的執行資產階級路線的人，鬥倒、鬥臭、鬥垮！”
在那種年月，被江青在大會上點名批判，就等於宣布被打倒了。
據當時在會議現場的穆欣回憶說：
麵對江青的突然襲擊，周恩來異常震怒，但仍然盡力克製。人們看到，從來不抽煙的周恩來，伸手拿起一支香煙，默默地抽著，神色十分嚴峻。主持會議的同學覺察到會場上的緊張氣氛和總理的憤慨。
周榮鑫的子女周少華回憶說：
散了會，我父親扭頭看總理，隻見總理一言不發，收拾皮包抬腿就走。我父親趕緊追過去，總理上了車，我父親也上車並囑咐司機說：“跟著總理的車。”隻見總理的車朝毛家灣林彪的方向開去，猜想他準是找“林副統帥”提意見去了。我父親隻得先回家。
周少華的回憶還是比較準確的。在周恩來的工作台曆上，清清楚楚地記載著：
12月16日下午二時，出席中學生造反兵團大會（工人體育場）。
下午五時，到林總處。
晚上，周榮鑫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問周恩來他該怎麽辦。
周恩來歎了口氣，說：“工作恐怕是暫時不能幹了，看看情況再說。”
看來，周恩來下午到林彪處抗議江青打倒周榮鑫，沒有達到所希望的要求。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來知道，江青點名後，周榮鑫的處境很危險，紅衛兵一定會四處揪鬥他。
果然，江青一夥打倒周榮鑫還不滿足，還要從肉體上消滅。他們唆使紅衛兵說：“揪出西城糾察隊的後台來就槍斃！”
於是，紅衛兵立即發出了召開批鬥周榮鑫的大會的通知，準備會後就拿周榮鑫開刀。
周恩來派出的聯絡員火速將這一消息報告了周恩來。
周恩來找到會議的組織者，發出了嚴厲的警告：“不許召開批鬥周榮鑫同誌的大會，否則，一切後果你們自己負責！”
組織者心虛膽怯了，會議沒有開成。
江青一夥還不甘心，他們也知道周榮鑫被周恩來保護在中南海，於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門、西北門、北門，架起高音喇叭，鼓噪著要周榮鑫出來接受群眾的批判，交代問題。據當時的《情況反映》記載：西門有三四千人，西北門有三四千人，北門有一千多人，新華門有二百多人。
然後，江青以此為由，親自出馬，給周恩來下了一個通牒。這就是前麵提到的江青批給周恩來關於“群眾要鬥爭周榮鑫、童小鵬，應隨傳隨到”的批示。
“江青逼人太甚，豈有此理！”想想江青的醜惡表演，周恩來怒火中燒。
然而，善於克製的周恩來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靜下來。與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夥的鬥爭，需要的不僅僅是直麵是非的勇氣，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氣、壓得住火的韌性和睿智。
周恩來轉動著手裏的鉛筆，凝神沉思了一會，隨即在江青批來的材料上批道：
周榮鑫、童小鵬應該深刻檢討，但請注意不說“隨傳隨到”，改說“批判必到”，因如“隨傳隨到”，我要找他們問事辦事，將無法找到人了。
周恩來給了江青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
後來，周榮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勢基本平靜才出來。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1967年1月10日，陶鑄被打倒的第五天，陳伯達在接見造反派時，別有用心地說：“在毛主席身邊的劉、鄧路線者，除了陶鑄之外，是否還有別人呢？可能還有個把子，至少！”
陳伯達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覺並不遲鈍的造反派不難悟出：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邊的幾個常委，除了林彪、陳伯達、康生外，就隻有周恩來了。
2月，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總理和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四位軍委副主席先後在京西賓館和懷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夥。
中央文革一夥趁機在毛澤東麵前告黑狀，把“三老四帥”的抗爭誣為“資產階級複辟逆流”（後稱“二月逆流”），企圖打倒圍繞在周恩來左右一起搏擊“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與他們的倒行逆施作鬥爭的“三老四帥”，使周恩來孤掌難鳴。
在中央文革一夥看來，實施了對“三老四帥”的打擊，就等於突破了周恩來外圍的最後一道防線。
大鬧懷仁堂事件後，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來，一直由周恩來主持，有“三老四帥”及有關負責人參加，處理黨和國家大事的政治局碰頭會開不成了，周恩來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參加成員大多是中央文革一夥的中央文革碰頭會。
在對“三老四帥”的7次批鬥會上，中央文革一夥把批判矛頭同時指向周恩來。周恩來被誣為“二月逆流的總根子”，是“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複辟的總代表”。
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寫下了一首詩，題為《賀北京反逆流初步勝利》。
這首詩傳到了北航造反派頭頭韓愛晶的手中。他讀後認為：詩意，是可以反周恩來了。又在筆記本上寫道：奪總理的權，與總理的鬥爭要公開化了。
說公開就公開。
在4月到5月間，北京街頭出現了打倒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主要內容是：
“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
“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絕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親密戰友，絕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來絕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不僅要揪出中國的柯西金，而且要揪出中國的米高揚”
“要把矛頭直指周恩來這個大黑窩”
……
與此同時，一些造反派還公然在大小會議上振振有詞地宣稱“炮打周恩來”的所謂依據和理由：
“總理是老保，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
“不掃除來自總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陳毅。”
“17年來，總理主管外事，有很多東西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許多副總理都垮了，這個難道是偶然的嗎？與總理沒有關係嗎？”
“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
“總理的多次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相差很遠。”
……
江青是裏應外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提出：“鞍鋼亂起來了，生產受到嚴重影響，是不是請富春同誌去處理一下。”
江青當即發難：“你總是生產、生產，你隻要生產，不要革命。”
周恩來分辯道：“不搞生產，人民吃什麽，用什麽！總不能去喝西北風嘛！”
江青一觸即跳，歇斯底裏：“你一貫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周恩來平心靜氣地反駁：“你說的不是事實。除了文化大革命，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還有許多具體事務。毛主席接見一千多萬紅衛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沒管一個，都是各部、北京市、軍隊安排的嘛！”
江青啞然片刻，隨即又指責：“你這個也不讓批，那個也不讓批，你的確打擊了群眾和紅衛兵的積極性，你就是不相信群眾。”
周恩來也激動地站起：“你們敢保證嗎？已經逼死的，你們誰出來做個交代？再逼死人，誰負責？”
……
1979年7月18日，李先念在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提到“二月逆流”時講了一段話：
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最多和最辛苦的是總理。“四人幫”反總理也不僅僅是在1973年的政治局會議上，批“二月逆流”是整哪個？也是整總理。當然，要搞總理，先要把副總理搞一下子。大鬧懷仁堂嘛？多次鬧，不止一次就是了。批“二月逆流”之後，又有“五一六”，北京一個晚上貼出反總理的大字報。那是自發的？不是的，是有預謀的。
橫眉冷對“陰風”指，俯首甘為孺子牛。5月15日，周恩來在接見外事口造反派時，說：“拿我個人來說，你們搞全麵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議也行，貼大字報也行。我不怕打倒！幹了幾十年革命，還怕這個？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麵。”
江青一夥絞盡腦汁，尋找能夠給周恩來以致命一擊的機會。有了炮製61人“叛徒集團”的“大獲全勝”和“成功經驗”，江青肆無忌憚地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來。
周恩來畢竟太非同尋常了。憑他在黨內、軍內的威望，憑他與毛澤東曆史形成的關係及毛澤東本人對他的依靠和信任，要打倒周恩來，絕非易事。
就在中央文革一夥借“二月逆流”在社會上煽起打倒周恩來的黑風時，毛澤東在一份反映社會上出現一股攻擊周恩來之風的《情況簡報》上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誌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為此，江青一夥挖空心思，絞盡腦汁，尋找能夠給周恩來以致命一擊的機會。
在文化大革命那種人妖顛倒的年月中，野心家們得出的一條重要“革命”經驗是：一個人如因建國後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資產階級路線錯誤”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這個人因有“曆史問題”而被定為“叛徒”、“特務”，那將被徹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這正是林彪、江青一夥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異己，打、殺、迫害老幹部，實現篡黨奪權陰謀的一大伎倆。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從1966年8月起，各地相繼成立了“揪叛徒”組織。他們指使這些組織去查找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舊報紙，從其中尋找“叛徒”；他們還批準這些組織以“中央特許”和“中央專案組”的名義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審訊和查閱機密檔案；或把曆史上早有正確結論的事件重提出來，把水攪渾；或無中生有，隨意栽贓，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
筆者接觸到當年康生、江青倍加讚賞的南開大學造反派組織“八一八”留下來的一份原始材料，發現了其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我們派出了幾十個抓叛徒小分隊、幾百個專案調查組，調查人員出動了幾萬人次，行程約150萬公裏（其長度可繞地球37周半）。從海南島到黑龍江，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雲貴高原到福建前線，從大江南北到長城內外，除台灣、西藏外全國20多個省、幾百個城市都留下了我“八一八”戰士的足跡，共計調查了北京、太原、濟南、武漢、開封、南京、蘇州、杭州、保定等12個敵偽反省院材料……
僅窺此一斑就可以想象到當年那場禍及全國的“揪叛徒”運動的聲勢之浩大。
僅當時南開大學的“八一八”和“衛東”兩大派組織宣稱，在“揪叛徒”運動中被迫害的12級以上的各級領導幹部就達1200餘人。
在這場慘絕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劉瀾濤（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安子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等一批為新中國奮鬥幾十年的老幹部首當其衝。
曆史的鏡頭搖回到血風腥雨的革命戰爭年代。
1931年，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我黨的一批幹部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草嵐子監獄）。他們在獄中有組織地和反動派作了長期不懈的堅決鬥爭。1936年，日寇侵占我華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日益高漲。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幹部以開展工作。當時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向北方局詢問幹部情況，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回答說，北平軍人反省院關押著我黨的幾十名幹部，但他們堅持不在《反共啟事》上簽名，出不來。
劉少奇認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進北平，這批被關押的幹部必遭殺害。這些幹部經過長期考驗，是好同誌，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獲得出獄。
於是，劉少奇、柯慶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報告，建議立即采取措施，營救這些同誌出獄，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國民黨的規定履行出獄手續，在《反共啟事》上簽字後出獄。
中共中央批準了北方局的建議。
這樣，根據組織決定，當時用假自首的方式獲得出獄的幹部共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
這件事，本來早已經中共中央多次審查，一直認為是毫無問題的。這一批出獄的許多幹部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成為了領導骨幹。
然而，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康生出於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重新把這件曆史上早已有正確結論的事翻了出來。他先是要彭真專案組對此事進行所謂“調查”，而後，又別有用心地指使紅衛兵去翻查當年北平的舊報紙，說“在那裏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根據康生的指使，南開大學的紅衛兵組織“八一八”經過“調查”，“發現”了一個由61人組成的“叛徒集團”。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寫信給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誌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並隨信附上1936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
此時，毛澤東並沒有理睬康生的居心。
但康生等人並不甘心，繼續慫恿紅衛兵和造反派揪住這批老幹部不放。1966年11月，南開大學的“衛東”紅衛兵跑到西安，夥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揭發劉瀾濤同誌1936年“自首出獄”有問題。對此，中共中央西北局於23日電告中央，請示如何處理。
周恩來閱電後，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給西北局的複電：
二十三日電悉。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誌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
電報擬好後，周恩來送毛澤東批發，並附短信注明：“這一集體自首案牽連人甚多，而當時確為少奇同誌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否則，震動太大。”
周恩來還在信封上寫明：請徐業夫同誌麵陳主席閱批，特急件！
毛澤東用鉛筆在“主席”兩個字上劃了個圓圈，然後拖出一杠，再寫下兩個黑粗的大字：“照辦。”
顯然，毛澤東此時對薄一波、劉瀾濤等“自首出獄”這件事是很清醒的。
然而，陰差陽錯，三個月之後，在康生等人的一再誣陷下，毛澤東改變了他原來的看法。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外賓卡博、巴盧庫，說：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在報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麽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錯誤地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叛徒集團”。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轟動國內外的一起重大冤案，也是江青、康生一夥在其一手導演的“揪叛徒”狂潮中操縱、利用紅衛兵打擊、迫害老幹部的一次“大捷”。對此，江青一夥頗有些得意洋洋。
4月12日，江青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興高采烈地說：“要大膽地選用革命小將。你看，要是沒有他們，怎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來啊？有六十幾個人。他們都占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小將的這個功勳可大啦！”
也許是有了炮製61人“叛徒集團”的“大獲全勝”和“成功經驗”，江青一夥更加肆無忌憚，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來。
1967年5月，南開大學“揪叛徒”的紅衛兵在查閱1932年的上海舊報紙時，發現2月18日—21日的《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都相繼刊登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製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采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聲聲口口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共產黨。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啟
伍豪，是周恩來早期從事革命鬥爭時使用過的一個化名。這一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30年代由國民黨反動派和黨內叛徒顧順章合謀偽造的，其目的是想誣陷周恩來和瓦解我黨在白區的革命力量。
曆史回到驚心動魄的1931年。
這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事業生死存亡的曆史轉折關頭。
這是周恩來叱吒風雲、臨危不亂，對黨和革命事業作出特殊曆史性貢獻的時刻。
這年4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擔負中共中央情報保衛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漢口被捕，旋即叛變。由於顧順章被捕前是我黨中央情報保衛工作的具體負責人，掌握著我黨中央的大量重要機密，對隻有極少數人才知道的黨中央及其負責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我黨的各種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變，給我黨中央各機關的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極大威脅。
國民黨反動派對此如獲至寶。顧順章向國民黨當局建議：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
形勢千鈞一發，萬分危急。
如果黨中央機關被敵人一網打盡，中國革命事業的前程將不堪設想。
曆史的必然性往往就是由一些重大曆史關頭的偶然性連綴起來的。
顧順章叛變以及國民黨當局所要采取的行動這一機密又機密的重要情報，碰巧被我黨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當機要秘書的地下黨員錢壯飛截獲，並以最快的速度報告給黨中央。
問題的嚴重性足以使一般人產生可以理解的驚惶失措，而局勢的緊迫性又容不得周恩來有絲毫的遲疑和猶豫。這需要一種何等鋼鐵般的意誌和計算機樣的冷靜頭腦！
在陳雲等人的協助下，周恩來以驚人的冷靜、周密、機智、果斷和神速，搶在敵人襲擊黨中央之前，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有效的措施：
銷毀大量機密文件；
迅速將黨的主要負責人轉移，並采取嚴密的保衛措施；
盡快把一切可能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轉移到安全地方或撤離上海；
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係，廢止顧順章所熟悉的所有秘密工作方法；
……
當國民黨特務在顧順章的指引下，凶狠地撲向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的住址時，他們所看到的是一幢幢空樓和一堆堆還在冒煙的文件灰燼。
革命局勢轉危為安，我黨中央機關及許多領導人避免了一次滅頂之災。
然而，顧順章叛變後還不到兩個月，即6月21日，時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在上海不聽周恩來的勸阻，擅自外出過夜，被人認出，遭敵人逮捕後叛變。
周恩來又是一番驚心動魄的精心組織，再一次粉碎了國民黨當局企圖將我黨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的陰謀。
國民黨當局也知道，是周恩來使得他們在有利條件下的種種圖謀一再破滅。
他們對周恩來又恨又怕，於是，在9月1日下令以2萬大洋懸賞緝拿周恩來的人頭；11月，又在上海各報刊登《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凶手周恩來等緊急啟事》，企圖以金錢收買叛徒告密。
然而，要緝拿到周恩來又談何容易！在上述這些招數都未能奏效後，國民黨當局又在1931年2月間使出了更為卑鄙狠毒的一招：偽造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在上海各報連續刊登，目的是想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和工人群眾中造成思想混亂，進而使中共自行渙散解體。
此時，周恩來早已不在上海，而在中央蘇區江西瑞金。他是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於1931年12月上旬離開上海經福建進入中央蘇區的。在上海的臨時黨中央在陳雲等的組織下當即采取了種種措施，反擊國民黨當局的卑劣行徑。
2月20日，我黨在上海廣為散發了一張由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署名、題為《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的傳單。傳單指出：“最近時報、新聞報各反動報紙中所登載的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的廣告，就是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無恥造謠的一例。”
“無論這些狗東西怎樣造謠誣蔑，並不能動搖共產黨在勞苦群眾中的威信。”
鑒於當時在上海影響最大的《申報》也刊登了偽造的伍豪啟事，我黨又利用與《申報》的關係，在2月22日的《申報》上，以曲折的筆法公開刊登了一則辟謠啟事，全文如下：
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明白人一看，便知這是一條別有寓意的啟事。按一般情況，報刊如不同意刊登某一啟事，直接告訴本人就可以了，用不著也絕不會在廣告欄內這樣答複。再從時間來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啟事是2月18日送給《申報》的，而當時從2月16日開始，《時報》、《新聞報》等先後登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申報》也在2月20日、21日兩天連續刊登這一啟事，而22日《申報》又刊發了拒絕刊登另一個“伍豪啟事”的聲明。人們從這樣的前後過程中不難聯想到，這另一個“伍豪啟事”肯定是為否認“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而寫的，隻是懾於國民黨的淫威，《申報》不敢刊登罷了。
這是當時我黨在國民黨統治下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國民黨反動派偽造啟事的一種方法。
40年之後，親身經曆的陳雲同誌仍非常清晰地記得這一舉措。1972年6月13日，陳雲同誌在談到國民黨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時說：“當時臨時中央設法登了一個小廣告，用報館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間接說明伍豪有一個否認並揭穿國民黨造謠的聲明，但因為保人關係，不能登出。用這個小廣告使白區和全黨同誌知道國民黨的陰謀，不受欺騙。”
為了進一步公開揭穿敵人的造謠，澄清問題，我黨繼續在黨內黨外采取了各種明確有力的辟謠措施。
1932年3月4日，我上海臨時黨中央以周恩來的另一別名周少山的名義，用重金托在《申報》擔任常年法律顧問的法國律師巴和，在《申報》上登出了一篇《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啟事》說：
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係另有其人，所謂243人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
與此同時，在中央革命根據地，黨中央也曾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布告：
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於1932年2月20日左右連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啟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上伍豪同誌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裏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黨徒的造謠誣蔑。
至此，國民黨當局熱熱鬧鬧的一番算計，又隻不過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罷了。
據當時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任駐滬調查員的國民黨中統特務、曾因捕獲顧順章而受到蔣介石嘉獎的黃凱在1953年6月供稱：這個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他和當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情報股總幹事張衝合謀偽造的。由張衝執筆，黃凱派人送往上海各報刊載。這個偽造啟事“絲毫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好久並無人來向各機關秘密自首”。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當年偽造啟事的捉筆人張衝和被誣陷的周恩來，後來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捐棄前嫌，為抗日救亡事業，為國共第二次合作，攜手共進，風雨同舟，為世人演繹了一個從昔日的政敵對手到後來的私交密友的動人故事。1941年，當年僅38歲的張衝（字淮南）不幸染上惡性痢疾病逝後，周恩來感情激動地揮筆寫下了“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的挽聯，並在《新華日報》上撰寫了2000餘字的悼念文章《悼張淮南先生》：“我識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變後，始相往來。”“我與淮南先生初無私交，且隸兩黨，所來往者亦屬公事，然由公誼而增友誼，彼此之間輒能推誠相見，絕未以一時惡化，疏其關係，更未以勤於往還，喪及黨格。這種兩黨間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後一口氣的……”
然而，九泉之下的張衝做夢也想不到，當年他執筆偽造、沒能打倒周恩來的伍豪啟事，這樣一件曆史上早已澄清、共產黨內外許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來主政中國的時代被江青當作射向周恩來的一發毒彈。
紅衛兵知道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後，立即將這一啟事抄下來送與江青。如果說，年輕的紅衛兵不知道國民黨偽造的伍豪啟事的真相，還情有可原，那麽，作為從延安過來，又是長期在領袖身邊生活的江青是應當很清楚這一事件的真相的。1943年在延安整風審幹時和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都作過匯報和說明。
但這時的江青卻如獲至寶，以為這是打倒周恩來並置之於死地的絕好材料。在與中央文革一夥一番密謀後，江青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於5月17日突然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陰險地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恩來），要求同我麵談。”
江青此舉，實際上是逼周恩來的一個通牒：你必須就此作出交代！
江青的險惡居心，我們還可從康生的舉動中得到印證。
作為當年上海中央特科負責人的康生，對國民黨偽造伍豪啟事的前前後後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兩個提到“伍豪等脫黨啟事”的材料上批過：“這完全是造謠誣蔑……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誌早已到蘇區去了，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當時在上海的同誌都知道這件事。”
然而，此時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來於死地，竟裝聾作啞，一聲不吭。
麵對江青的居心叵測，周恩來斷然予以反駁。毛澤東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
當江青一夥在策劃陷害周恩來時，周恩來正忙於處理內蒙古問題。
自2月以來，在內蒙古自治區，軍隊與紅衛兵的矛盾持續惡化，局勢一度失控。成千上萬的群眾攔阻火車，上京告狀，甚至發展到到中南海新華門前集體靜坐，其中還有部分軍人。
5月11、12日，呼和浩特市數千名群眾（其中有數百名內蒙古軍區的機關幹部和戰士）闖入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機關並發生武鬥。周恩來緊急約集中央軍委常委和內蒙古軍區有關負責人在京西賓館開會，處理內蒙古問題。
在此前後，周恩來為處理內蒙古問題先後接見赴京的內蒙古各方代表達十幾次，常常是通宵達旦。
不分晝夜苦撐危局已是不易，還得隨時對付江青一夥的無端刁難與攻擊。可以想象，當周恩來收到江青用心險惡的信後，是怎樣的一種悲憤心情！
麵對江青的居心叵測，周恩來斷然予以反駁。他在江青的信上憤然批道：“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隻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誌均知為敵人所為，故采取了措施。詳情另報。”
然而，周恩來深知，對江青一夥，僅僅作這樣簡單的說明和反駁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夥一手製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冤案就是前車之鑒。
試想一下，既然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這樣一件中央知道並在黨的兩次代表大會上作過結論的事，在這夥別有用心的陰謀家的一再誣陷下，轉眼間就被定性為“叛徒集團”，那麽，誰又能保證“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不會演繹成第二個“叛徒集團”？江青一夥正是基於誣陷製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大獲全勝”，才敢明目張膽地以“伍豪事件”來誣陷周恩來。更為要緊的是，如果周恩來在這個時候被打倒，那就並不單是他個人的事，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在目前這種特殊的曆史環境下，周恩來負有一種別人無法替代的責任與使命。陶鑄被打倒了，幾位老帥和三位副總理也因二月抗爭失利而被迫靠邊站了，唯有他有條件爭得毛澤東的支持，同黨內正義力量一起，與林彪、江青兩個反動集團相抗衡。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將更加肆無忌憚，黨和國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設想。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周恩來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就個人來說，周恩來不怕被打倒。但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周恩來又不得不考慮自己被打倒的後果。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後的第三天，周恩來斷然放下手頭各事，親自調閱了1932年上海各種舊報，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並親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閱上海各報，江青同誌也於昨日轉來各件，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偽造啟事，它是先在《新聞報》2月28日登出的。登後，同天，上海臨時中央方麵就向申報館設法，結果，《申報》20日、21日登出偽造的啟事，22日登了廣告處給伍豪先生另一廣告啟事的拒登回答，大概這是當時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偽造啟事的辦法。我在記憶中，有通過申報館設法否認的處置，但結果不明，16日午間已向主席這樣說了。不過我原來將偽造的伍豪啟事記在通緝殺人犯周恩來、趙容（即康生）之前，現在證明是我記錯了，查遍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後的上海各報，並無另一個所謂伍豪啟事，而紅衛兵也未發現另一啟事。可見在我記憶中的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所以我隻能從電報和來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現在，把四中全會後與此有關的編為大事記送閱，同時，送上報道最詳的上海《時報》1931年11月12月合訂本一冊，《申報》1932年1月2月合訂本兩冊，請翻閱。
此事需否專寫一報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誌傳閱送上各件後，請再約談一次，好作定奪。
敬禮！
周恩來
五月十九日夜
[附件一]
大事記
1931年1月，中央開六屆四中全會。
4月，顧順章送張國燾、陳昌浩等經武漢入鄂豫皖蘇區，顧留漢口被捕，向蔣介石自首。
上海當夜得到消息，中央有關機關全部轉移。
5月，中央決定消滅顧順章家屬10人（作者注：當時，顧順章的家屬掌握和了解我黨的許多絕密和領導同誌的情況以及中央機關地址，顧順章叛變投敵後，經過我們偵察，取得了他們準備向敵人告密的可靠證據。他們還給顧順章寫信報告我黨中央機關遷移後的新址，對我黨的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為了保衛黨的安全，中央特科采取了非常措施，將顧順章的家屬秘密處決。對於顧順章的幼女，由我工作人員譚鍾玉送回顧的家鄉上海寶山縣代為撫養。）
6月，向忠發捕後叛變，處死。有兩處機關破壞。
9月，九·一八沈陽被日寇侵占。
11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顧順章家屬被消滅。
11月21日，國民黨下令發掘屍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愛棠村37號，33號，膠濟路，武定路、德坊6號，在新閘路，麥特赫斯脫路陳家巷91號，從21日至28日先後掘出男女屍身各8具，共16人。
報上登出的有：
時報（22日至25日，27日至29日7天）；
申報（23日至28日6天）；
新聞報（22日，24日至29日7天）；
時事新報（24日至30日7天）；
民國日報（24日至27日4天）。
登得最詳並附照片的為時報。（附一專訊）
11月底至12月初：
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凶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全文附）
報上登出的有：
時報（11月29日至30日，12月1至2日4天）；
申報（11月29至30日，12月1日3天）；
新聞報（11月29至30日，12月1至2日4天）；
時事新報（11月29至30日，12月1至3日5天）；
民國日報（11月29至30日，12月1至2日4天）。
12月上旬周離滬，經汕頭，從永定進入中央蘇區。在閩西得知12月14日寧都暴動五軍團起義成功。
20日左右，周抵瑞金葉坪。
1932年1月，王世德發表叛變聲明（全文附）
上海登1月11日申報，其他報未見。
據報，南京中央日報登1月2日。
1月28日，淞滬抗戰
2月，18日起至21日，上海報上先後登出敵人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
（全文附）。號稱243人，並無另一姓名，就此一點，斷然為敵偽造無疑。
上海報上登的有：
新聞報（2月18日，19日）；
申報（2月20日，21日）；
時事新報（2月20日，21日）；
時報未登。
民國日報未找到。
2月22日，申報在廣告欄內登出如下啟事：
“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
政治局第四號人物陶鑄突然被打倒，周恩來當著江青、陳伯達的麵說：我心裏很難過。陶鑄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來的，我沒有根據不信任他。
1967年1月4日中午，一輛蘇製吉姆轎車疾駛在長安街上。
司機老楊盡量把車開得平穩些，好讓坐在後座上批閱文件的周恩來舒服一點。
周恩來剛剛在工人體育場接見完文藝界、教育界、體育界和新聞出版界的群眾組織代表，又急匆匆趕往人民大會堂。按本日工作日程安排，下午兩點，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要召集一個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全軍文革小組成員列席的政治局會議。
在大會堂，周恩來草草地吃了點炒飯，便和陶鑄一起商談政治局會議需要議定的有關事項。
此時，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正在大會堂的另一個會議室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的造反派。
陳伯達說，陶鑄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實際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是同他有關係的。中南局是有後台老板的，一個後台老板就是陶鑄。他在北京接見你們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的許多問題，從來沒有跟我們商量過。（江青插話：他獨斷專行）他獨斷專行，不但背著文革小組，而且背著黨中央。你們揭得好，給我們很多支持，感謝你們！
康生說，你們把材料整理出來。有材料擺出來了，你們就勝利了。
周恩來和陶鑄商談完工作後，正是下午1時30分。
周恩來又給廣東省省長陳鬱打了個電話，告訴陳鬱：“我已通知蒯大富向‘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傳達主席的意見：不要把王任重同誌揪到北京來，讓王就在武漢檢查。”
政治局會議開始的時間快要到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還沒到。周恩來就親自來到陳伯達他們接見造反派的會議室，一來抓緊這十幾分鍾的時間聽一聽，二來催促陳伯達他們及時結束來開會。
周恩來進去時，接見已是尾聲。陳伯達他們誣陷陶鑄的話已經講過了，周恩來沒有聽到。
開完政治局會議後，周恩來在大會堂東會議室接見軍隊院校的群眾代表，勸說他們取消將在5日召開的矛頭指向葉劍英、陳毅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接見一直持續到深夜。
晚上8時，周恩來中斷與軍隊院校學生代表的談話，到毛澤東處開會。
會後，毛澤東突然問周恩來：“江青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是麽子回事？”
周恩來知道，江青說的是四天前的那件事。他向毛澤東匯報了事情的經過。
那天晚上10點多鍾，專程來京的“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在中央文革一夥的策劃和慫恿下，突然闖到中南海西門，揚言要陶鑄立即接見。否則，就全體絕食。
在當時“要保護革命小將”的旨意下，一些造反派動不動就以絕食來要挾中央領導人。
陶鑄也無可奈何，隻好去接見。地點在國務院小禮堂。
一進會場，陶鑄就發現氣氛不對。沒有歡迎的掌聲，沒有被接見的敬意與笑容，隻有一種批鬥“走資派”時才有的瘋狂與粗野。人群騷動著、激顫著，像被困的餓狼望見了群羊。
接見開始時，陶鑄提出：“你們要求我在許多問題上表態，我是即席講話，有些問題考慮不很周全，傳出去不好。因此我提三點建議：一是不要搞錄音，會後雙方協商搞一個談話紀要；二是讓被揪來京的中南局書記李一清參加；三是派出代表提問，集中回答問題。”
然而，有恃無恐的造反派一條也不接受，故意和陶鑄對著幹。
在亂哄哄的喧囂聲中，一造反派頭頭跳上前來，指著陶鑄叫嚷：“陶鑄，今天是我們叫你回答問題，而不是你接見我們。所以，對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你必須老老實實回答！”
陶鑄強壓著怒火，嚴正地說：“同學們今天對我采取這樣的形式是不恰當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堅持認為今天的會是接見會。”
“你有什麽資格來接見我們？我們勒令你立即回答問題！勒令！”
……
不論陶鑄怎麽說，造反派就是不答應。陶鑄還不知道，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忍耐和努力都是徒勞，因為造反派今天來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來聽陶鑄回答問題的，而是來想方設法激怒陶鑄，使他落入中央文革一夥事先設好的圈套。
衝突越來越尖銳，陶鑄終於被激怒了。他憤怒地說：“你們這樣強迫我，我們還有什麽商量的餘地？我以個人的身份，向你們這種做法提出抗議！”
造反派一觸即跳，他們有的胡呼亂喊，有的強行衝上前搶奪錄音帶，有的甚至上前要揪走陶鑄。會場秩序亂成一片。
現場警衛人員見狀，擔心出現意外，忙上前維護秩序。按照警衛製度，他們身上是帶著武器的。
擁擠之中，造反派觸摸到了警衛人員掛在身上的槍。於是，造反派借機擴大事態，當即一片尖聲鼓噪：
“槍！他們身上帶著槍！”
“陶鑄動用武力對付我們革命群眾了！”
“陶鑄拿槍對準了手無寸鐵的革命群眾！”
……
整個會場，陷入一片混亂。
此時，周恩來正在另一地方接見哈爾濱“紅色造反團”。他接到工作人員的報告後，很不放心，即以電話通知李富春，要他立即趕到會場去。
周恩來還派自己身邊工作人員趕往會場幫助做工作，說：“要保護好陶鑄同誌，千萬不能讓紅衛兵揪走。”
後來，陶鑄被迫承認自己“態度不冷靜”，給了造反派一個台階，這場長達6個多小時的“接見”才得以結束，陶鑄才得以脫身。
周恩來見毛澤東詢問這件事，心中頓時明白了江青等人在毛澤東麵前告了陶鑄的陰狀。在向毛澤東匯報完事情的經過後，周恩來平靜地回答說：“不是鎮壓群眾，是陶鑄受了脅迫，壓不住火，態度有些不好。”
“哦！是態度有些不好。”毛澤東也就沒再說什麽。
從毛澤東處出來後，周恩來邊走邊琢磨毛澤東就陶鑄之事的詢問。他心中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陶鑄是在“文革”初期從廣東省調來中央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部長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屆十一中全會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炮打司令部”後，劉少奇、鄧小平雖然還是政治局常委，但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黨和國家的重任就壓在了周恩來的身上。鑒於這樣一種局勢，在討論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時，周恩來建議讓陶鑄來協助他處理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
周恩來和陶鑄有過長期的接觸，深知陶鑄的才幹、品德和作風。他性格耿直，旗幟鮮明，辦事幹脆，敢於“放炮”。1961年10月11日，他在中南區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上疾呼：“我們老是講人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看要到此為止了。現在他們是國家的知識分子、民族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因此，我建議今後在中南地區一般不要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了，這個名詞傷感情。”周恩來對陶鑄放的這一“炮”頗為讚賞。
毛澤東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並在審閱政治局常委名單草案時，親自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勾到周恩來的名字之後、陳伯達名字之前。此後，陶鑄在搏擊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中成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
——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又稱《十六條》）時，周恩來和陶鑄堅持刪掉了原稿中“黑幫”、“黑線”一類的提法，加入了不少限製性的政策條文，如：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幹部要區別對待；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要團結95%以上的幹部和群眾；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把運動和生產對立起來；保護科技人員；等等。
——當運動開始影響整個社會秩序、打亂黨和國家工作部門的正常工作時，陶鑄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在1966年8月底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起草了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通知》把軍隊、軍事機關、公安部門、外事部門，中央和各省市廣播電台、電視台、新華社，各級黨政機關電台、機要部門，中央和各地檔案部門，航空場站、鐵路交通，大電站、大電廠、變電站，尖端企業和尖端科研部門，中央和各地的銀行、金庫，城市重要公用事業機關（如自來水公司、公共汽車公司等）等列為要害、機密部門和單位；要求：“在運動中，對於黨和國家的要害、機密部門和單位，必須堅決進行保護。”各級黨組織和有關部門負責人應當主動地對廣大群眾和師生進行教育，使他們自覺協助黨和國家對要害機密部門做好保護工作。
——當運動衝擊正常的工農業生產，影響到國計民生時，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陶鑄在1966年9月組織起草了人民日報社論《抓革命，促生產》，強調運動不能影響生產。11月，又組織起草了人民日報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再一次給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紅燈”。中央文革一夥指責這兩篇社論“是以生產來壓革命”，“是批評革命”。
還有，陶鑄性格耿直，說話不拐彎，敢於向中央文革一夥“開炮”。
為此，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對陶鑄大為不滿，多次刁難陶鑄。
他們先是唆使造反派大造揪出陶鑄的輿論，繼而又在會上明目張膽地圍攻陶鑄。
於是，一些造反派有恃無恐地包圍中南海，貼出了“把中央第四號人物揪出來”等攻擊陶鑄的標語口號。
為此，在1966年11月8日，周恩來把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的代表召集到一起，提出嚴厲批評。
周恩來說：“你們把中南海的兩個西大門都包圍了，還貼了大字標語，說陶鑄‘青雲直上’，這是封建主義思想。陶鑄同誌是很老的同誌，是中央委員，為什麽不能來中央工作？你們還說‘把中央第四號人物揪出來’，這是什麽口號？你們是怎樣看待毛主席的學生和戰友的？你們這樣寫，我不同意。”
一造反派起來大聲嚷嚷：“陶鑄說衛生部黨委不是黑幫，這是錯誤的！”周恩來說：“陶鑄講衛生部黨委不是黑幫，這句話並沒有錯誤，你們為什麽還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還要有集中。陶鑄是十一中全會新選舉出來的中央常委，難道毛主席親自領導主持的十一中全會也不對嗎？現在中央和國務院的兩個大門被圍得不好開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門都開不了，走小門，我看了很難過。”1966年12月27日，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中央文革的全部人馬都來了。會議的議題本來是給王任重提意見的。
王任重，原本是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深得毛澤東的賞識。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被調來京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但很快被中央文革一夥視為異己而遭打擊。陶鑄為了給王任重解脫困境，給毛澤東寫了個報告，建議王任重不再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職務，回中南局去工作。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王任重同誌是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
會議開始時，中央文革一夥給王任重提了點意見。但很快矛頭陡轉，把火燒向了陶鑄。先由王力、關鋒、戚本禹打頭陣，然後是張春橋、姚文元一陣橫掃，最後是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主將出馬，“重炮”轟擊。這回他們是老賬新賬一起算，批判陶鑄派工作組鎮壓群眾，保走資派；並第一次給陶鑄扣上了兩頂大帽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
參加會議的其他政治局委員一看這樣一種陣勢，都明白這是事先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預謀。
主持會議的周恩來神色嚴峻，隻是聽著。待中央文革一夥“炮轟”完後，周恩來意味深長地看了李先念、李富春一眼，說：“其他同誌呢，也說兩句吧！”
李先念、李富春等明白，周恩來是暗示他們說兩句話，為陶鑄解脫。
“老陶的問題，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問題。”李先念說了一句。這就是說，陶鑄不是路線問題。
“我看讓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李富春稍停了下，又寓意深長地說：“你寫給主席的報告，分明是保任重同誌的，你保得了他嗎？”
李富春的批評，是想給陶鑄一個台階下。
陶鑄壓不住心頭的怒火，借著李富春的話，抒發在胸中積壓多時的悶氣：“這個樣子，人家還在那裏怎麽工作嘛！身體又那麽不好。我可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人！能幫總要幫人一把嘛，這是做人最起碼的一條。”
這就是陶鑄的本色。
中央文革一夥又不依不饒，揪住陶鑄不放：“陶鑄，你說清楚，誰是落井下石的人？……”
堂堂的政治局會議被中央文革一夥鬧成了吵架會。周恩來雙眉緊蹙，隻好宣布散會。
毛澤東得知江青等人的所作所為後，親自出麵保了陶鑄，批評了江青。
那是在兩天之後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陶鑄說：“陶鑄，你為什麽不說你是犯了很不理解這一條錯誤呢？”毛澤東又對在場的其他與會人員說：“陶鑄到中央後，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忙得很，做了很多工作。陶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隨便在會議上批判，是違反組織原則的。”
在場的周恩來聽了，輕輕地長舒了一口氣。
然而，僅僅過了三天，江青狀告陶鑄“鎮壓群眾”的事為什麽又使毛澤東關注起來呢？周恩來不得不頗費思量。
應當說，彌漫在周恩來心頭的不祥預感是敏銳的。幾個小時之後，周恩來的不祥預感就成了觸目驚心的事實。
周恩來回到大會堂東會議室，繼續剛才中斷的對軍隊院校學生代表的接見。此時，在中南海西門，亂哄哄地炸開了鍋。人頭攢動，數千人的聲浪和汗臭氣一起翻卷。
傳單飛舞。造反派向過往行人散發一張張印著通欄大標題“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傳單。傳單上麵寫的是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時誣陷陶鑄的講話。
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打倒陶鑄！”“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並宣讀傳單上的講話。
陶鑄此刻不在家。等他忙完工作從外頭回到中南海時，已是深夜12點了。
家中忐忑不安的夫人曾誌趕忙訴說了中南海西門所發生的一切。
望著曾誌托人要回來的那張傳單，陶鑄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擊懵了。他連忙打電話給周恩來詢問是怎麽回事。
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首都工作小組會議，同有關負責人商談做好接待紅衛兵工作和北京衛戍區看管被“打倒”的幹部問題。
盡管早已有不祥的預感，但接到陶鑄的電話，周恩來還是大吃一驚。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的事，他是知道的。但他壓根不知道他們來了這麽一手。
事情太突然了，周恩來需要先了解一下情況。他安慰陶鑄說：“別著急，我正在同有關同誌開會，會議結束後我再打電話給你。”
開完會後，周恩來迅即向有關方麵了解了情況，證實了陶鑄所反映的已是事實。
周恩來的心情像灌了鉛似的沉重。他對陶鑄的境遇深為擔憂，更為自己又要失去一位得力的助手而憂心忡忡。
淩晨5時，周恩來打電話把陶鑄召到了西花廳。
周恩來神情沉重地說：“江青他們的講話我也是剛剛了解了一下才知道的。
昨天，我們分手後，我去給陳鬱同誌打了個電話，後來見他們接見紅衛兵，我坐下來聽了一會，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經講過了，我沒有聽到。”
“主席是否知道？”陶鑄的眼中閃出最後的一絲希望。
“不知道。不過，昨天我去主席那裏，主席曾問我，江青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是怎麽回事？我向主席匯報了那天事情的經過，我說不是鎮壓群眾，是陶鑄態度有些不好。主席說：‘哦，是態度有些不好。’也就沒再講什麽了。”
陶鑄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江青他們向毛澤東告了那天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一事的狀。
周恩來關切地囑咐陶鑄：“這幾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好好休息，外麵的紅衛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煩。”
送走陶鑄，周恩來來到中南海西門接見要揪陶鑄的造反派。這時，已是淩晨5點半。
周恩來對造反派說：“天快亮了，同學們大家都沒有睡覺。我心裏很難過，因此沒法談問題。你們各單位派代表留下你們的地址，我一定在兩天內同你們見麵，這個地方實在沒法談問題。你們在這個地方也很冷，你們不走我也沒法睡覺。你們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吵得毛主席沒法睡覺，我一直不讚成在北京裝大喇叭。”
“那陶鑄的問題怎麽辦？”一個造反派頭頭說。“陶鑄的問題我還要向毛主席請示，還要經過中央討論。陶鑄同誌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們現在這樣做不合適。”周恩來嚴正地說。
當年由身邊工作人員記錄保存下來的周恩來工作台曆上，有這樣的記載：
1月5日晨五時半，見揪陶鑄的代表。
晨六時半，見揪陶鑄的工人。
1月7日晨一時半，見文教係統揪陶鑄的代表。
在陶鑄被打倒的最初日子裏，周恩來連續3次接見要揪鬥陶鑄的代表，勸阻他們的揪陶行動，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護曾與自己搏擊狂風惡浪的戰友。
周恩來反複對造反派強調：“陶鑄同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現在你們舉行批判陶鑄的大會不合適，因為中央常委對這個問題還沒有討論。”
在1月23日接見首都大中學生代表時，周恩來當著江青、陳伯達的麵說：“陶鑄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來的，我沒有根據不信任他。”
然而，周恩來在艱難的處境中心有餘而力不足。陶鑄最終還是落入了江青一夥的魔掌。1969年4月3日，周恩來從中央警衛局的報告中得知陶鑄病重，立即追問並責成有關部門寫出報告。4月5日，周恩來在中南海門診部送來的《關於陶鑄的病情報告》上批：“擬同意送入三0二醫院，進行保密治療。即呈主席批閱。我是看了4月3日警衛局的報告才知陶的病狀較重，經追問後，送來這一報告。”陶鑄的病被確診為胰腺癌後，周恩來又指示要積極治療，並指定上海第一醫學院的董芳宗主任擔任手術主刀，三0一醫院的陸準善主任為第一助手，阜外醫院的麻醉科主任負責麻醉，北京醫院的內科主任也參加醫療小組。組成這樣陣容的醫療小組，在當時國內確是第一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體現了周恩來對陶鑄的苦心關懷。——這是後話，暫不多敘。堂堂的一個政治局常委轉眼之間就這樣不可思議地突然被打倒了。陳毅、譚震林、李先念等來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詢問這是怎麽回事？李富春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常委沒有討論。這四位副總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已明白了事情的八九。他們激憤地議論說：“這些家夥把老幹部打倒，把幾個副總理和老帥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總理了。”
幾位副總理的眼光是敏銳的。
造反派頭頭讀了姚文元的一首詩後在筆記本上寫道：奪總理的權，與總理的鬥爭要公開化了。北京街頭出現了打倒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李先念說：批“二月逆流”，是整哪個？也是整總理。要搞總理，先要整一下副總理。北京一個晚上貼出反總理的大字報，那是有預謀的。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陣容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政治局委員除上述11個常委外，還有董必武、陳毅、羅榮桓、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李井泉、譚震林、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
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名義上是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已靠邊站，沒有中央決策的發言權了。朱德、董必武、羅榮桓、劉伯承等年高體弱，基本上是“賦閑”在家。彭德懷、賀龍已經被“打倒”。
林彪、陳伯達、康生是一個鼻孔出氣的。
那麽，中央決策層內能夠製約林彪、江青一夥，並與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澤東外，隻有周恩來和陶鑄。此外，還有圍繞在周恩來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和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三老四帥。
因此，在扳倒陶鑄之後，江青一夥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周恩來。此時，他們更加感到周恩來是他們實現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礙，他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來，搬掉他們篡黨奪權路上的最大“絆腳石”。
於是，江青一夥對周恩來的刁難和攻擊由暗處跳到了明處，由偷偷摸摸轉為公開化了。
他們公然叫囂：“現在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鬥爭，要打倒以國務院為首的第三個司令部。”
江青還說：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1967年1月7日，陶鑄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況反映上批道：總理，群眾要鬥爭周榮鑫和童小鵬，應隨傳隨到。
陳伯達也勁道十足地批了兩個大字：同意。
周恩來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頭是奔自己而來的。
周榮鑫是國務院秘書長，童小鵬曾是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當時剛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他們兩個人是周恩來的“救火隊”（“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夥出於亂中奪權的政治野心，處處“點火”。為此，周恩來千方百計組織人四處“救火”。江青在背後多次惡狠狠地諷刺周恩來是“滅火隊長”）的主要隊員，是協助周恩來處理文化大革命中黨中央和國務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為此，江青一夥千方百計要打倒周榮鑫、童小鵬。他們要打倒和鏟除所有協助周恩來與他們的倒行逆施作鬥爭的老幹部，使周恩來成為“光杆司令”，這是他們陰謀打倒周恩來的一大策略。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夥策動，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北京市中學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周恩來也到會參加接見。
會上，江青歇斯底裏，對周恩來搞突然襲擊。
她事先未和周恩來打招呼，當眾點名批判周榮鑫，並逼他到前台低頭認罪。
江青講話才開了個頭，就突然尖聲惡氣地說：“周榮鑫就是‘西糾’的後台！你們認不認識他？讓他站出來，大家看看！”
西城糾察隊（簡稱“西糾”）是個中學生的群眾組織。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在毛澤東接見全國紅衛兵，上千萬的紅衛兵湧進北京的情況下，需要有人維持秩序；這麽多紅衛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幫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糾察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糾”的成立實際上是周恩來支持的，周榮鑫奉命為他們提供了房屋等條件。“西糾”成立後，做了許多好事，但後來也做了一些過火的事。江青此刻公開點名批評周榮鑫“是西糾的後台”，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說著，江青扭頭對正在聽康生布置任務的周榮鑫喊道：“周榮鑫，你站到前台來，讓大家看看你！”
同時被江青點名批判並逼到前台認罪的還有國務院副秘書長雍文濤。
江青指著周榮鑫和雍文濤的鼻子訓斥說：“我希望你們對於犯了錯誤的同學們，采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態度；對於中年的、老年的，堅決死不回頭的執行資產階級路線的人，鬥倒、鬥臭、鬥垮！”
在那種年月，被江青在大會上點名批判，就等於宣布被打倒了。
據當時在會議現場的穆欣回憶說：
麵對江青的突然襲擊，周恩來異常震怒，但仍然盡力克製。人們看到，從來不抽煙的周恩來，伸手拿起一支香煙，默默地抽著，神色十分嚴峻。主持會議的同學覺察到會場上的緊張氣氛和總理的憤慨。
周榮鑫的子女周少華回憶說：
散了會，我父親扭頭看總理，隻見總理一言不發，收拾皮包抬腿就走。我父親趕緊追過去，總理上了車，我父親也上車並囑咐司機說：“跟著總理的車。”隻見總理的車朝毛家灣林彪的方向開去，猜想他準是找“林副統帥”提意見去了。我父親隻得先回家。
周少華的回憶還是比較準確的。在周恩來的工作台曆上，清清楚楚地記載著：
12月16日下午二時，出席中學生造反兵團大會（工人體育場）。
下午五時，到林總處。
晚上，周榮鑫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問周恩來他該怎麽辦。
周恩來歎了口氣，說：“工作恐怕是暫時不能幹了，看看情況再說。”
看來，周恩來下午到林彪處抗議江青打倒周榮鑫，沒有達到所希望的要求。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來知道，江青點名後，周榮鑫的處境很危險，紅衛兵一定會四處揪鬥他。
果然，江青一夥打倒周榮鑫還不滿足，還要從肉體上消滅。他們唆使紅衛兵說：“揪出西城糾察隊的後台來就槍斃！”
於是，紅衛兵立即發出了召開批鬥周榮鑫的大會的通知，準備會後就拿周榮鑫開刀。
周恩來派出的聯絡員火速將這一消息報告了周恩來。
周恩來找到會議的組織者，發出了嚴厲的警告：“不許召開批鬥周榮鑫同誌的大會，否則，一切後果你們自己負責！”
組織者心虛膽怯了，會議沒有開成。
江青一夥還不甘心，他們也知道周榮鑫被周恩來保護在中南海，於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門、西北門、北門，架起高音喇叭，鼓噪著要周榮鑫出來接受群眾的批判，交代問題。據當時的《情況反映》記載：西門有三四千人，西北門有三四千人，北門有一千多人，新華門有二百多人。
然後，江青以此為由，親自出馬，給周恩來下了一個通牒。這就是前麵提到的江青批給周恩來關於“群眾要鬥爭周榮鑫、童小鵬，應隨傳隨到”的批示。
“江青逼人太甚，豈有此理！”想想江青的醜惡表演，周恩來怒火中燒。
然而，善於克製的周恩來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靜下來。與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夥的鬥爭，需要的不僅僅是直麵是非的勇氣，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氣、壓得住火的韌性和睿智。
周恩來轉動著手裏的鉛筆，凝神沉思了一會，隨即在江青批來的材料上批道：
周榮鑫、童小鵬應該深刻檢討，但請注意不說“隨傳隨到”，改說“批判必到”，因如“隨傳隨到”，我要找他們問事辦事，將無法找到人了。
周恩來給了江青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
後來，周榮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勢基本平靜才出來。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1967年1月10日，陶鑄被打倒的第五天，陳伯達在接見造反派時，別有用心地說：“在毛主席身邊的劉、鄧路線者，除了陶鑄之外，是否還有別人呢？可能還有個把子，至少！”
陳伯達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覺並不遲鈍的造反派不難悟出：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邊的幾個常委，除了林彪、陳伯達、康生外，就隻有周恩來了。
2月，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總理和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四位軍委副主席先後在京西賓館和懷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夥。
中央文革一夥趁機在毛澤東麵前告黑狀，把“三老四帥”的抗爭誣為“資產階級複辟逆流”（後稱“二月逆流”），企圖打倒圍繞在周恩來左右一起搏擊“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與他們的倒行逆施作鬥爭的“三老四帥”，使周恩來孤掌難鳴。
在中央文革一夥看來，實施了對“三老四帥”的打擊，就等於突破了周恩來外圍的最後一道防線。
大鬧懷仁堂事件後，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來，一直由周恩來主持，有“三老四帥”及有關負責人參加，處理黨和國家大事的政治局碰頭會開不成了，周恩來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參加成員大多是中央文革一夥的中央文革碰頭會。
在對“三老四帥”的7次批鬥會上，中央文革一夥把批判矛頭同時指向周恩來。周恩來被誣為“二月逆流的總根子”，是“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複辟的總代表”。
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寫下了一首詩，題為《賀北京反逆流初步勝利》。
這首詩傳到了北航造反派頭頭韓愛晶的手中。他讀後認為：詩意，是可以反周恩來了。又在筆記本上寫道：奪總理的權，與總理的鬥爭要公開化了。
說公開就公開。
在4月到5月間，北京街頭出現了打倒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主要內容是：
“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
“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絕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親密戰友，絕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來絕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不僅要揪出中國的柯西金，而且要揪出中國的米高揚”
“要把矛頭直指周恩來這個大黑窩”
……
與此同時，一些造反派還公然在大小會議上振振有詞地宣稱“炮打周恩來”的所謂依據和理由：
“總理是老保，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
“不掃除來自總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陳毅。”
“17年來，總理主管外事，有很多東西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許多副總理都垮了，這個難道是偶然的嗎？與總理沒有關係嗎？”
“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
“總理的多次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相差很遠。”
……
江青是裏應外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提出：“鞍鋼亂起來了，生產受到嚴重影響，是不是請富春同誌去處理一下。”
江青當即發難：“你總是生產、生產，你隻要生產，不要革命。”
周恩來分辯道：“不搞生產，人民吃什麽，用什麽！總不能去喝西北風嘛！”
江青一觸即跳，歇斯底裏：“你一貫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周恩來平心靜氣地反駁：“你說的不是事實。除了文化大革命，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還有許多具體事務。毛主席接見一千多萬紅衛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沒管一個，都是各部、北京市、軍隊安排的嘛！”
江青啞然片刻，隨即又指責：“你這個也不讓批，那個也不讓批，你的確打擊了群眾和紅衛兵的積極性，你就是不相信群眾。”
周恩來也激動地站起：“你們敢保證嗎？已經逼死的，你們誰出來做個交代？再逼死人，誰負責？”
……
1979年7月18日，李先念在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提到“二月逆流”時講了一段話：
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最多和最辛苦的是總理。“四人幫”反總理也不僅僅是在1973年的政治局會議上，批“二月逆流”是整哪個？也是整總理。當然，要搞總理，先要把副總理搞一下子。大鬧懷仁堂嘛？多次鬧，不止一次就是了。批“二月逆流”之後，又有“五一六”，北京一個晚上貼出反總理的大字報。那是自發的？不是的，是有預謀的。
橫眉冷對“陰風”指，俯首甘為孺子牛。5月15日，周恩來在接見外事口造反派時，說：“拿我個人來說，你們搞全麵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議也行，貼大字報也行。我不怕打倒！幹了幾十年革命，還怕這個？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麵。”
江青一夥絞盡腦汁，尋找能夠給周恩來以致命一擊的機會。有了炮製61人“叛徒集團”的“大獲全勝”和“成功經驗”，江青肆無忌憚地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來。
周恩來畢竟太非同尋常了。憑他在黨內、軍內的威望，憑他與毛澤東曆史形成的關係及毛澤東本人對他的依靠和信任，要打倒周恩來，絕非易事。
就在中央文革一夥借“二月逆流”在社會上煽起打倒周恩來的黑風時，毛澤東在一份反映社會上出現一股攻擊周恩來之風的《情況簡報》上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誌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為此，江青一夥挖空心思，絞盡腦汁，尋找能夠給周恩來以致命一擊的機會。
在文化大革命那種人妖顛倒的年月中，野心家們得出的一條重要“革命”經驗是：一個人如因建國後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資產階級路線錯誤”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這個人因有“曆史問題”而被定為“叛徒”、“特務”，那將被徹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這正是林彪、江青一夥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異己，打、殺、迫害老幹部，實現篡黨奪權陰謀的一大伎倆。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從1966年8月起，各地相繼成立了“揪叛徒”組織。他們指使這些組織去查找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舊報紙，從其中尋找“叛徒”；他們還批準這些組織以“中央特許”和“中央專案組”的名義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審訊和查閱機密檔案；或把曆史上早有正確結論的事件重提出來，把水攪渾；或無中生有，隨意栽贓，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
筆者接觸到當年康生、江青倍加讚賞的南開大學造反派組織“八一八”留下來的一份原始材料，發現了其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我們派出了幾十個抓叛徒小分隊、幾百個專案調查組，調查人員出動了幾萬人次，行程約150萬公裏（其長度可繞地球37周半）。從海南島到黑龍江，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雲貴高原到福建前線，從大江南北到長城內外，除台灣、西藏外全國20多個省、幾百個城市都留下了我“八一八”戰士的足跡，共計調查了北京、太原、濟南、武漢、開封、南京、蘇州、杭州、保定等12個敵偽反省院材料……
僅窺此一斑就可以想象到當年那場禍及全國的“揪叛徒”運動的聲勢之浩大。
僅當時南開大學的“八一八”和“衛東”兩大派組織宣稱，在“揪叛徒”運動中被迫害的12級以上的各級領導幹部就達1200餘人。
在這場慘絕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劉瀾濤（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安子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等一批為新中國奮鬥幾十年的老幹部首當其衝。
曆史的鏡頭搖回到血風腥雨的革命戰爭年代。
1931年，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我黨的一批幹部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草嵐子監獄）。他們在獄中有組織地和反動派作了長期不懈的堅決鬥爭。1936年，日寇侵占我華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日益高漲。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幹部以開展工作。當時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向北方局詢問幹部情況，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回答說，北平軍人反省院關押著我黨的幾十名幹部，但他們堅持不在《反共啟事》上簽名，出不來。
劉少奇認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進北平，這批被關押的幹部必遭殺害。這些幹部經過長期考驗，是好同誌，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獲得出獄。
於是，劉少奇、柯慶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報告，建議立即采取措施，營救這些同誌出獄，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國民黨的規定履行出獄手續，在《反共啟事》上簽字後出獄。
中共中央批準了北方局的建議。
這樣，根據組織決定，當時用假自首的方式獲得出獄的幹部共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
這件事，本來早已經中共中央多次審查，一直認為是毫無問題的。這一批出獄的許多幹部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成為了領導骨幹。
然而，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康生出於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重新把這件曆史上早已有正確結論的事翻了出來。他先是要彭真專案組對此事進行所謂“調查”，而後，又別有用心地指使紅衛兵去翻查當年北平的舊報紙，說“在那裏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根據康生的指使，南開大學的紅衛兵組織“八一八”經過“調查”，“發現”了一個由61人組成的“叛徒集團”。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寫信給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誌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並隨信附上1936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
此時，毛澤東並沒有理睬康生的居心。
但康生等人並不甘心，繼續慫恿紅衛兵和造反派揪住這批老幹部不放。1966年11月，南開大學的“衛東”紅衛兵跑到西安，夥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揭發劉瀾濤同誌1936年“自首出獄”有問題。對此，中共中央西北局於23日電告中央，請示如何處理。
周恩來閱電後，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給西北局的複電：
二十三日電悉。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誌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
電報擬好後，周恩來送毛澤東批發，並附短信注明：“這一集體自首案牽連人甚多，而當時確為少奇同誌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否則，震動太大。”
周恩來還在信封上寫明：請徐業夫同誌麵陳主席閱批，特急件！
毛澤東用鉛筆在“主席”兩個字上劃了個圓圈，然後拖出一杠，再寫下兩個黑粗的大字：“照辦。”
顯然，毛澤東此時對薄一波、劉瀾濤等“自首出獄”這件事是很清醒的。
然而，陰差陽錯，三個月之後，在康生等人的一再誣陷下，毛澤東改變了他原來的看法。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外賓卡博、巴盧庫，說：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在報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麽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錯誤地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叛徒集團”。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轟動國內外的一起重大冤案，也是江青、康生一夥在其一手導演的“揪叛徒”狂潮中操縱、利用紅衛兵打擊、迫害老幹部的一次“大捷”。對此，江青一夥頗有些得意洋洋。
4月12日，江青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興高采烈地說：“要大膽地選用革命小將。你看，要是沒有他們，怎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來啊？有六十幾個人。他們都占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小將的這個功勳可大啦！”
也許是有了炮製61人“叛徒集團”的“大獲全勝”和“成功經驗”，江青一夥更加肆無忌憚，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來。
1967年5月，南開大學“揪叛徒”的紅衛兵在查閱1932年的上海舊報紙時，發現2月18日—21日的《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都相繼刊登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製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采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聲聲口口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共產黨。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啟
伍豪，是周恩來早期從事革命鬥爭時使用過的一個化名。這一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30年代由國民黨反動派和黨內叛徒顧順章合謀偽造的，其目的是想誣陷周恩來和瓦解我黨在白區的革命力量。
曆史回到驚心動魄的1931年。
這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事業生死存亡的曆史轉折關頭。
這是周恩來叱吒風雲、臨危不亂，對黨和革命事業作出特殊曆史性貢獻的時刻。
這年4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擔負中共中央情報保衛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漢口被捕，旋即叛變。由於顧順章被捕前是我黨中央情報保衛工作的具體負責人，掌握著我黨中央的大量重要機密，對隻有極少數人才知道的黨中央及其負責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我黨的各種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變，給我黨中央各機關的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極大威脅。
國民黨反動派對此如獲至寶。顧順章向國民黨當局建議：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
形勢千鈞一發，萬分危急。
如果黨中央機關被敵人一網打盡，中國革命事業的前程將不堪設想。
曆史的必然性往往就是由一些重大曆史關頭的偶然性連綴起來的。
顧順章叛變以及國民黨當局所要采取的行動這一機密又機密的重要情報，碰巧被我黨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當機要秘書的地下黨員錢壯飛截獲，並以最快的速度報告給黨中央。
問題的嚴重性足以使一般人產生可以理解的驚惶失措，而局勢的緊迫性又容不得周恩來有絲毫的遲疑和猶豫。這需要一種何等鋼鐵般的意誌和計算機樣的冷靜頭腦！
在陳雲等人的協助下，周恩來以驚人的冷靜、周密、機智、果斷和神速，搶在敵人襲擊黨中央之前，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有效的措施：
銷毀大量機密文件；
迅速將黨的主要負責人轉移，並采取嚴密的保衛措施；
盡快把一切可能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轉移到安全地方或撤離上海；
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係，廢止顧順章所熟悉的所有秘密工作方法；
……
當國民黨特務在顧順章的指引下，凶狠地撲向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的住址時，他們所看到的是一幢幢空樓和一堆堆還在冒煙的文件灰燼。
革命局勢轉危為安，我黨中央機關及許多領導人避免了一次滅頂之災。
然而，顧順章叛變後還不到兩個月，即6月21日，時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在上海不聽周恩來的勸阻，擅自外出過夜，被人認出，遭敵人逮捕後叛變。
周恩來又是一番驚心動魄的精心組織，再一次粉碎了國民黨當局企圖將我黨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的陰謀。
國民黨當局也知道，是周恩來使得他們在有利條件下的種種圖謀一再破滅。
他們對周恩來又恨又怕，於是，在9月1日下令以2萬大洋懸賞緝拿周恩來的人頭；11月，又在上海各報刊登《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凶手周恩來等緊急啟事》，企圖以金錢收買叛徒告密。
然而，要緝拿到周恩來又談何容易！在上述這些招數都未能奏效後，國民黨當局又在1931年2月間使出了更為卑鄙狠毒的一招：偽造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在上海各報連續刊登，目的是想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和工人群眾中造成思想混亂，進而使中共自行渙散解體。
此時，周恩來早已不在上海，而在中央蘇區江西瑞金。他是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於1931年12月上旬離開上海經福建進入中央蘇區的。在上海的臨時黨中央在陳雲等的組織下當即采取了種種措施，反擊國民黨當局的卑劣行徑。
2月20日，我黨在上海廣為散發了一張由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署名、題為《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的傳單。傳單指出：“最近時報、新聞報各反動報紙中所登載的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的廣告，就是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無恥造謠的一例。”
“無論這些狗東西怎樣造謠誣蔑，並不能動搖共產黨在勞苦群眾中的威信。”
鑒於當時在上海影響最大的《申報》也刊登了偽造的伍豪啟事，我黨又利用與《申報》的關係，在2月22日的《申報》上，以曲折的筆法公開刊登了一則辟謠啟事，全文如下：
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明白人一看，便知這是一條別有寓意的啟事。按一般情況，報刊如不同意刊登某一啟事，直接告訴本人就可以了，用不著也絕不會在廣告欄內這樣答複。再從時間來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啟事是2月18日送給《申報》的，而當時從2月16日開始，《時報》、《新聞報》等先後登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申報》也在2月20日、21日兩天連續刊登這一啟事，而22日《申報》又刊發了拒絕刊登另一個“伍豪啟事”的聲明。人們從這樣的前後過程中不難聯想到，這另一個“伍豪啟事”肯定是為否認“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而寫的，隻是懾於國民黨的淫威，《申報》不敢刊登罷了。
這是當時我黨在國民黨統治下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國民黨反動派偽造啟事的一種方法。
40年之後，親身經曆的陳雲同誌仍非常清晰地記得這一舉措。1972年6月13日，陳雲同誌在談到國民黨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時說：“當時臨時中央設法登了一個小廣告，用報館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間接說明伍豪有一個否認並揭穿國民黨造謠的聲明，但因為保人關係，不能登出。用這個小廣告使白區和全黨同誌知道國民黨的陰謀，不受欺騙。”
為了進一步公開揭穿敵人的造謠，澄清問題，我黨繼續在黨內黨外采取了各種明確有力的辟謠措施。
1932年3月4日，我上海臨時黨中央以周恩來的另一別名周少山的名義，用重金托在《申報》擔任常年法律顧問的法國律師巴和，在《申報》上登出了一篇《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啟事》說：
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係另有其人，所謂243人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
與此同時，在中央革命根據地，黨中央也曾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布告：
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於1932年2月20日左右連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啟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上伍豪同誌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裏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黨徒的造謠誣蔑。
至此，國民黨當局熱熱鬧鬧的一番算計，又隻不過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罷了。
據當時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任駐滬調查員的國民黨中統特務、曾因捕獲顧順章而受到蔣介石嘉獎的黃凱在1953年6月供稱：這個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他和當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情報股總幹事張衝合謀偽造的。由張衝執筆，黃凱派人送往上海各報刊載。這個偽造啟事“絲毫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好久並無人來向各機關秘密自首”。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當年偽造啟事的捉筆人張衝和被誣陷的周恩來，後來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捐棄前嫌，為抗日救亡事業，為國共第二次合作，攜手共進，風雨同舟，為世人演繹了一個從昔日的政敵對手到後來的私交密友的動人故事。1941年，當年僅38歲的張衝（字淮南）不幸染上惡性痢疾病逝後，周恩來感情激動地揮筆寫下了“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的挽聯，並在《新華日報》上撰寫了2000餘字的悼念文章《悼張淮南先生》：“我識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變後，始相往來。”“我與淮南先生初無私交，且隸兩黨，所來往者亦屬公事，然由公誼而增友誼，彼此之間輒能推誠相見，絕未以一時惡化，疏其關係，更未以勤於往還，喪及黨格。這種兩黨間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後一口氣的……”
然而，九泉之下的張衝做夢也想不到，當年他執筆偽造、沒能打倒周恩來的伍豪啟事，這樣一件曆史上早已澄清、共產黨內外許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來主政中國的時代被江青當作射向周恩來的一發毒彈。
紅衛兵知道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後，立即將這一啟事抄下來送與江青。如果說，年輕的紅衛兵不知道國民黨偽造的伍豪啟事的真相，還情有可原，那麽，作為從延安過來，又是長期在領袖身邊生活的江青是應當很清楚這一事件的真相的。1943年在延安整風審幹時和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都作過匯報和說明。
但這時的江青卻如獲至寶，以為這是打倒周恩來並置之於死地的絕好材料。在與中央文革一夥一番密謀後，江青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於5月17日突然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陰險地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恩來），要求同我麵談。”
江青此舉，實際上是逼周恩來的一個通牒：你必須就此作出交代！
江青的險惡居心，我們還可從康生的舉動中得到印證。
作為當年上海中央特科負責人的康生，對國民黨偽造伍豪啟事的前前後後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兩個提到“伍豪等脫黨啟事”的材料上批過：“這完全是造謠誣蔑……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誌早已到蘇區去了，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當時在上海的同誌都知道這件事。”
然而，此時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來於死地，竟裝聾作啞，一聲不吭。
麵對江青的居心叵測，周恩來斷然予以反駁。毛澤東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
當江青一夥在策劃陷害周恩來時，周恩來正忙於處理內蒙古問題。
自2月以來，在內蒙古自治區，軍隊與紅衛兵的矛盾持續惡化，局勢一度失控。成千上萬的群眾攔阻火車，上京告狀，甚至發展到到中南海新華門前集體靜坐，其中還有部分軍人。
5月11、12日，呼和浩特市數千名群眾（其中有數百名內蒙古軍區的機關幹部和戰士）闖入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機關並發生武鬥。周恩來緊急約集中央軍委常委和內蒙古軍區有關負責人在京西賓館開會，處理內蒙古問題。
在此前後，周恩來為處理內蒙古問題先後接見赴京的內蒙古各方代表達十幾次，常常是通宵達旦。
不分晝夜苦撐危局已是不易，還得隨時對付江青一夥的無端刁難與攻擊。可以想象，當周恩來收到江青用心險惡的信後，是怎樣的一種悲憤心情！
麵對江青的居心叵測，周恩來斷然予以反駁。他在江青的信上憤然批道：“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隻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誌均知為敵人所為，故采取了措施。詳情另報。”
然而，周恩來深知，對江青一夥，僅僅作這樣簡單的說明和反駁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夥一手製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冤案就是前車之鑒。
試想一下，既然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這樣一件中央知道並在黨的兩次代表大會上作過結論的事，在這夥別有用心的陰謀家的一再誣陷下，轉眼間就被定性為“叛徒集團”，那麽，誰又能保證“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不會演繹成第二個“叛徒集團”？江青一夥正是基於誣陷製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大獲全勝”，才敢明目張膽地以“伍豪事件”來誣陷周恩來。更為要緊的是，如果周恩來在這個時候被打倒，那就並不單是他個人的事，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在目前這種特殊的曆史環境下，周恩來負有一種別人無法替代的責任與使命。陶鑄被打倒了，幾位老帥和三位副總理也因二月抗爭失利而被迫靠邊站了，唯有他有條件爭得毛澤東的支持，同黨內正義力量一起，與林彪、江青兩個反動集團相抗衡。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將更加肆無忌憚，黨和國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設想。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周恩來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就個人來說，周恩來不怕被打倒。但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周恩來又不得不考慮自己被打倒的後果。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後的第三天，周恩來斷然放下手頭各事，親自調閱了1932年上海各種舊報，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並親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閱上海各報，江青同誌也於昨日轉來各件，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偽造啟事，它是先在《新聞報》2月28日登出的。登後，同天，上海臨時中央方麵就向申報館設法，結果，《申報》20日、21日登出偽造的啟事，22日登了廣告處給伍豪先生另一廣告啟事的拒登回答，大概這是當時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偽造啟事的辦法。我在記憶中，有通過申報館設法否認的處置，但結果不明，16日午間已向主席這樣說了。不過我原來將偽造的伍豪啟事記在通緝殺人犯周恩來、趙容（即康生）之前，現在證明是我記錯了，查遍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後的上海各報，並無另一個所謂伍豪啟事，而紅衛兵也未發現另一啟事。可見在我記憶中的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所以我隻能從電報和來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現在，把四中全會後與此有關的編為大事記送閱，同時，送上報道最詳的上海《時報》1931年11月12月合訂本一冊，《申報》1932年1月2月合訂本兩冊，請翻閱。
此事需否專寫一報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誌傳閱送上各件後，請再約談一次，好作定奪。
敬禮！
周恩來
五月十九日夜
[附件一]
大事記
1931年1月，中央開六屆四中全會。
4月，顧順章送張國燾、陳昌浩等經武漢入鄂豫皖蘇區，顧留漢口被捕，向蔣介石自首。
上海當夜得到消息，中央有關機關全部轉移。
5月，中央決定消滅顧順章家屬10人（作者注：當時，顧順章的家屬掌握和了解我黨的許多絕密和領導同誌的情況以及中央機關地址，顧順章叛變投敵後，經過我們偵察，取得了他們準備向敵人告密的可靠證據。他們還給顧順章寫信報告我黨中央機關遷移後的新址，對我黨的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為了保衛黨的安全，中央特科采取了非常措施，將顧順章的家屬秘密處決。對於顧順章的幼女，由我工作人員譚鍾玉送回顧的家鄉上海寶山縣代為撫養。）
6月，向忠發捕後叛變，處死。有兩處機關破壞。
9月，九·一八沈陽被日寇侵占。
11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顧順章家屬被消滅。
11月21日，國民黨下令發掘屍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愛棠村37號，33號，膠濟路，武定路、德坊6號，在新閘路，麥特赫斯脫路陳家巷91號，從21日至28日先後掘出男女屍身各8具，共16人。
報上登出的有：
時報（22日至25日，27日至29日7天）；
申報（23日至28日6天）；
新聞報（22日，24日至29日7天）；
時事新報（24日至30日7天）；
民國日報（24日至27日4天）。
登得最詳並附照片的為時報。（附一專訊）
11月底至12月初：
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凶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全文附）
報上登出的有：
時報（11月29日至30日，12月1至2日4天）；
申報（11月29至30日，12月1日3天）；
新聞報（11月29至30日，12月1至2日4天）；
時事新報（11月29至30日，12月1至3日5天）；
民國日報（11月29至30日，12月1至2日4天）。
12月上旬周離滬，經汕頭，從永定進入中央蘇區。在閩西得知12月14日寧都暴動五軍團起義成功。
20日左右，周抵瑞金葉坪。
1932年1月，王世德發表叛變聲明（全文附）
上海登1月11日申報，其他報未見。
據報，南京中央日報登1月2日。
1月28日，淞滬抗戰
2月，18日起至21日，上海報上先後登出敵人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
（全文附）。號稱243人，並無另一姓名，就此一點，斷然為敵偽造無疑。
上海報上登的有：
新聞報（2月18日，19日）；
申報（2月20日，21日）；
時事新報（2月20日，21日）；
時報未登。
民國日報未找到。
2月22日，申報在廣告欄內登出如下啟事：
“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