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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9
周恩來秘密轉移一批幹部，江青等人拍桌子追問。毛澤東說：總理做得好。好人搞壞了，壞人搞死了。造反派的通緝令發到了中南海，周恩來火了：這還了得，這等於是通緝我了！中南海還是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彭真挨鬥時，周恩來指示找一架直升飛機停在體育場外麵。
周恩來把一批高級幹部轉移到秘密地點保護起來。江青等人拍著桌子追問這些人的下落。毛澤東對傅崇碧說：總理做得好。好人搞壞了，壞人搞死了。
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也都受到林彪、江青一夥的迫害和造反派的衝擊。
一些造反派為炫耀自己的“能幹”，甚至把有些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揪到北京，遊街示眾。
周恩來曾派自己的聯絡員轉告造反派頭頭，製止這種亂揪亂鬥的行為。
毛澤東對這種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做法也有不滿。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卡博和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巴盧庫。周恩來參加陪見。
談到眼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說：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
2天之後，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江青、陳伯達等人打擊老幹部的行為提出了批評：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和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嗎？對幹部，不要不許革命。徐向前，我保。江華、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譚啟龍這些人還是要保吧！
毛澤東這麽一說，周恩來心中有底了。他根據毛澤東要保江華、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等人的意思，頂著林彪、江青一夥的壓力，把保護範圍擴大到所有受衝擊的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並把他們接至北京保護起來。
周恩來先指示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幾位副總理寫出報告，然後由他把報告送給毛澤東批準。真可謂用心良苦。
2月初，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先後兩次寫報告給周恩來，提出把一些省市委的負責人接到北京。
總理：
我們建議把葉飛、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等同誌調到北京來，一方麵可以打通思想，另方麵也可使他們身體得到休息。
震林、陳毅。
總理：
建議把下列同誌調來北京，如張平化、張體學、韋國清、霍士廉、陳丕顯、劉子厚。一方麵可以打通思想，一方麵使之休息一下。
陳毅、震林、先念、富春。
2月8日，周恩來將這兩份報告轉送毛澤東批準，並附信建議：對葉飛、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等同誌均擬先接來北京養病。
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這樣，在周恩來和造反派的直接交涉下，受衝擊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陸續被接至北京養病。名為養病，實為保護。
2月9日晚上，周恩來通過軍委一號台要通了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的電話。
“得誌同誌，你還好嗎？譚啟龍同誌現在在哪裏？”
文化大革命中，譚啟龍是遭受衝擊比較早的地方領導幹部之一。1966年11月初，紅衛兵要求參加省委為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召開的全省三級幹部會議，勸阻無效，學生衝擊會場，並押譚啟龍上北京。紅衛兵向中央提出幾點要求：（1）要求在天安門廣場召開10萬人大會批判譚啟龍；（2）要求在京遊行（即遊街）；（3）要求撥給經費和兩輛宣傳車。對此，周恩來明確答複：（1）10萬人大會不能開；（2）遊行不能搞；（3）委托陶鑄、譚震林同誌出麵處理。在周恩來、陶鑄、譚震林等的直接幹預下，公開批鬥譚啟龍的大會被取消了。譚啟龍回到山東後，在一月奪權的狂潮中，又被造反派關押起來了。
“總理，譚啟龍同誌前兩天剛從青島被押回到濟南，聽說現在被關在山東醫學院。”楊得誌回答說。
“好。得誌同誌，請你立即派人把譚啟龍同誌從造反派手中接出來，並由軍隊護送到機場。毛主席指示，讓譚啟龍到北京來休息一段時間。明天早上7點，中央派飛機到機場接譚啟龍同誌來北京。”
“總理，你放心，我一定找到譚啟龍同誌。”
晚上10點，楊得誌司令員派出的人直接把車開到了譚啟龍被關押的地方——山東醫學院教學樓。
開始，造反派拒不交人。軍區來的人斬釘截鐵地說：“中央有緊急指示，要譚政委馬上去北京。”譚啟龍那時還兼濟南軍區第一政委。
譚啟龍被接上汽車，來到軍區五所，換了一部車後，未作停留，直奔機場。譚啟龍心裏有點納悶，不知要把他帶到什麽地方去。但從那些人對他的態度上看，又不像是造反派。
到機場後，負責護送的軍人才告訴譚啟龍：“譚政委，周總理打電話給楊司令，指示把你從造反派手裏接出來，負責護送到機場。明天早上7點派飛機來接你。”
次日一早，北京派來的飛機準時降落在濟南機場。譚啟龍到北京後，被安排住進了由軍隊控製的京西賓館。
對此，譚啟龍曾回憶說：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衝擊比較早的地方領導幹部之一。從受衝擊，被打倒，到重新工作的大約10年時間裏，周總理曾3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護起來，3次與我麵談，還有5次在關鍵時刻通過各種途徑指示有關同誌對我采取保護性措施。如果沒有總理的保護及許多同誌的幫助，在無法無天的運動衝擊下我能否生存下來，能否繼續為黨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難預料的。
就在譚啟龍被接到北京的當天，浙江省軍區的電話直接打到了總理值班室，說造反派將於12日在省體育場召開10萬人參加的批鬥江華的大會，省軍區是否參加，如何表態？
江華當時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因病在上海住院治療。1966年底被造反派從上海揪回杭州，關押起來。他擔任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妻子吳仲廉也被迫害致死。
1967年1月28日，周恩來接見浙江省來京的造反派時，嚴厲批評了造反派揪鬥、關押江華的行為，說：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江華是井岡山時期的老同誌，是擁護毛主席的。他是少數民族，我們要團結少數民族幹部。毛主席再三說過，對江華要保。
總理值班室秘書周家鼎將浙江省軍區的請示寫在了《要事匯報》條上。
周恩來淩晨才回到西花廳，看到浙江省軍區的請示後，拿起軍委一號台的專線電話，要通了南京軍區政委杜平。此前，中央針對浙江的混亂形勢，委派杜平以中央駐浙江代表的身份負責處理浙江問題。
“杜平同誌嗎？我是周恩來。主席指示讓江華同誌來北京治病。中央決定，11日晚派飛機到嘉興機場，接江華同誌來北京。你們要負責保證把江華同誌安全地送到機場。為保證安全，路上要多派些人護送。”電話聲音質量不好，周恩來幾乎是對著話筒在喊話。
周恩來這一招是釜底抽薪。造反派不是要在12日召開批鬥江華的10萬人大會嗎？11日晚上就把江華接到北京，看你這個會怎麽開。
“總理，我馬上召集會議，保證完成任務。”杜平就像在戰爭年代接受戰鬥任務。11日上午，杜平召集駐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浙江省軍區政委南萍、浙江省軍區副司令員阮賢榜等和群眾組織代表開會，傳達周恩來的指示。
那時，地方領導機構大多已癱瘓，說話不靈了，隻有軍隊說話還管點用。造反派雖然不情願交出江華，但無奈有“最高指示”，不得不服從。
11日晚上，江華被安全地護送到嘉興機場，飛往北京。
江西省委的電話打了幾次，工作都沒有做通。
2月18日，周恩來再次囑秘書打電話給江西，限令江西造反派在2月19日負責將楊尚奎、劉俊秀送到北京，到時，中央派飛機到南昌接。
江西有關方麵給造反派傳達周恩來的命令後，造反派不願意放人，竟打電話到總理值班室討價還價：“我們19日準備在八一廣場召開批鬥走資派劉俊秀的大會，楊尚奎也要參加。我們要求推遲幾天送他們來北京。”
總理值班室的回答沒有商量的餘地：立即按時送到，不得推遲。
2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和書記處書記劉俊秀在兩名造反派“護送”下，乘飛機來到北京。
周恩來派出的聯絡員早在機場等候。
聯絡員對“護送”的兩名造反派說：“總理指示，把人交給我們，這裏沒有你們的事了，你們可以走了！”
聯絡員穿著軍裝。兩名造反派大眼瞪小眼，眼看聯絡員帶著楊尚奎、劉俊秀上了車。
劉俊秀後來回憶說：
聯絡員把我們送到中央辦公廳招待所住下，並對我們說：“在這裏你們安心好了，總理希望你們好好休息，保重身體，以後更好地為黨工作。”我們同聲回答：“感謝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的關懷！”
剛住下不久，招待所又不斷受到衝擊。為了安全，總理把一些同誌轉移到中南海，我和另外幾位同誌被轉移到京西賓館。在京西賓館期間，總理還經常派人來看望和慰問我們。在總理的關懷和保護下，我在京西賓館住了一年零一百天。
據一些老同誌的回憶和不完全統計，當時被周恩來以這種方式接到北京保護起來的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除譚啟龍、江華、楊尚奎、劉俊秀外，還有李井泉、宋任窮、張體學、張平化、葉飛、江渭清、歐陽欽、黃火青、黃歐東、曾希聖、程子華、廖誌高、霍士廉、楊超、高克林、朱德海等。這些老同誌開始被分別安排在中直招待所和京西賓館住下，周恩來專門指派有關人員負責他們的安全和生活。
這些老同誌當時的住處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然而，中央文革一夥故意將這些老同誌的住處透露給造反派。這樣，中直招待所和京西賓館經常受到造反派的衝擊。
一次，來自四川的“紅衛兵成都部隊”衝進中直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華、廖誌高、楊超等西南局和四川省的幾位負責人抓走。周恩來聞訊後，立即指示增派一個加強連趕來加強守衛，並與造反派交涉，限令他們立即放人，要回了李井泉等人。
7月底，北京航空學院的“北航紅旗”造反派翻越中直招待所的圍牆，把張體學、張平化、葉飛等3人揪走。周恩來親自找北航的造反派頭頭韓愛晶，要他下令放人。隨後又指示北京衛戍區派人前往“北航紅旗”要回了張體學、張平化和葉飛。當時，正是在武漢七二○事件以後，極左思潮猖獗一時。警衛森嚴的京西賓館和它那高厚的院牆也沒能擋住造反派的衝擊。
8月25日，來自東北的造反派在京西賓館門前吵嚷著要揪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
宋任窮也是被周恩來接到北京保護起來的，住在京西賓館6樓東頭的一個套間。
此前，鑒於東北三省的混亂局勢，周恩來幾次提出要“解放”宋任窮，讓他回東北局工作，但江青等人百般阻撓，說宋任窮還沒有接受群眾的批判，承認錯誤，還沒有“過關”。
警衛部隊負責人見造反派人多氣盛，一麵派人報告總理值班室，一麵令戰士在門口的警戒線前手挽手築起了人牆，並勸說造反派不要衝。
但造反派這次是有備而來、有恃而來。他們仗著人多，混亂中有些造反派從警衛戰士的頭頂越過，衝破警戒線，直奔6樓東頭宋任窮的房間。剩下的一部分繼續在和警衛部隊糾纏。
顯然，事先有人把宋任窮的住處告訴了造反派，要不，他們怎麽知道得如此準確？！
造反派衝進宋任窮的房間揪著宋任窮連拉帶推，就往陽台上拖，個別造反派還在混亂中對宋任窮施以拳腳。他們知道要想從大門口揪走宋任窮是不可能的，便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繩子，準備把宋任窮從陽台上吊下去，強行揪走。
周恩來接到報告後，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親自火速趕到京西賓館保護宋任窮。傅崇碧帶了兩個加強連急速趕到京西賓館，正趕上造反派往宋任窮的身上係繩子。
要動真的，造反派哪是部隊的對手！何況還是訓練有素的警衛部隊。三下五除二，傅崇碧就指揮部隊把宋任窮從造反派手中奪了回來。
次日淩晨，周恩來找東北造反派談話，嚴厲批評他們衝擊京西賓館揪鬥宋任窮的行為，說：你們這種做法完全不是無產階級政治，是資產階級政治，說壞一點，是國民黨特務作風。我勸你們不要學這種特務作風。你們對宋任窮同誌有意見，可以在會上提，但不能用這種辦法，把人拖走，這成什麽政治？你們看看武鬥打成什麽樣子，損失有多大！完全沒有國家的觀念，沒有整體的觀念，就是派別的利益！你們這樣怎能做接班人？你們想一想，難過不難過？你們自己這樣下去會一天一天地脫離群眾，要走到反麵。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中直招待所、京西賓館多次遭造反派的衝擊，住在這些地方的老同誌都暴露了，安全很難保證。
深夜，周恩來把傅崇碧找到西花廳。
“崇碧同誌，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同誌一定要保護好，不能讓人揪走。
現在他們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辦法把他們轉移到一個秘密、安全的地方。”周恩來滿臉倦容，望著這位跟著自己東奔西突的衛戍司令。
為了保護老幹部，周恩來可謂絞盡腦汁，同林彪、江青一夥周旋著、鬥爭著。傅崇碧稍稍想了一會，從包裏拿出了一張地圖。
“東高地有衛戍區兩個團，一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那個地方比較僻靜，也比較安全，把他們轉移到那裏，你看行嗎？”傅崇碧指著地圖上的一片營房，征詢周恩來的意見。
“我看可以，要絕對保密，不能走漏半點風聲，行動要快。”周恩來果斷地說。
“好，我先安排布置一下，盡快把他們轉移。”
幾天後一個夜深人靜的淩晨，傅崇碧親自指揮，選了幾十個精幹強壯的警衛戰士，用汽車把這些老同誌拉上，在北京市區兜了幾個大圈，確認沒有造反派的跟蹤後，隱秘地來到了東高地。
周恩來又指派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具體負責與這些老同誌聯係。
造反派見這些老同誌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找不到，就到中央文革小組去告狀。
江青一夥料定這些老同誌是周恩來讓人藏起來了，但又不好直接責問周恩來，便幾次當著周恩來的麵逼問傅崇碧把這些人藏到哪裏去了，指桑罵槐。
傅崇碧裝作不知道，不搭理他們。
一天晚上，傅崇碧被緊急召到釣魚台那座灰色的小樓，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會議室。
傅崇碧進門一看，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在，周恩來也在。
“你到底把那些人藏到哪裏去了？”傅崇碧進門還沒坐下，陳伯達就氣衝衝地發出責問。
“哪些人？”傅崇碧依然采取裝糊塗的戰術。
“啪——”江青一掌拍在桌子上，怒目而立：“傅崇碧，你不要裝糊塗，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擺老資格的老革命都到哪裏去了？”
傅崇碧這才明白今天找他來又是來審問他把這些老同誌藏到了什麽地方。
他偷偷地看了周恩來一眼，周恩來不動聲色地坐在沙發上。
“我怎麽知道到哪裏去了？你們又沒有把人交給我們。”傅崇碧頂了一句。
“你是衛戍司令，你怎麽能說不知道？”姚文元也在一旁責問。
“他們又不是我們衛戍區管的，我怎麽知道。”
“你不講，我們也知道是你把他們弄走了，我們早就掌握了情況。你現在要交代是誰讓你這麽幹的，是誰？”康生善於搞唬人的這一套，陰森森的鏡片後麵露出兩股凶光。
“傅崇碧，你必須交代，是誰叫你這麽幹的？”江青幾乎是指著傅崇碧的鼻子。
正在這時，工作人員進來說，毛主席那裏來電話，叫傅崇碧司令員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處去。
毛澤東的電話解了傅崇碧的圍，也解了周恩來的圍。對此，在周恩來誕辰100周年之際，傅崇碧將軍接受采訪時，作了詳細的回憶：
我從釣魚台來到了中南海。到主席那裏的時候，主席還在遊泳池洗澡。他的秘書告訴主席說我來了。主席從遊泳池上來了，穿那個睡衣。主席說，吃飯吧，吃包子。那時已淩晨一點多了。我就在主席那裏一塊吃飯。我拿出那個“百醜圖”（注：“文革”期間造反派畫的醜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圖畫），主要是賀龍、羅瑞卿抬轎子，抬劉少奇等。主席說，你拿著個什麽？我說：我出來以後，紅衛兵塞了一個圖給我，我還沒看。我沒講我有意識拿的。主席說，他們給你的，你為什麽不看看？我說，還沒來得及。我就把圖打開了。主席一看，這是醜化我們黨，醜化我們，馬上要秘書打電話，告訴陳伯達這個畫不能發，要沒收。我說，主席可別對人講是我給你看的，我怕跟別人講了我要倒黴。主席說，我不講。然後，主席就問北京的情況。……
主席問：寫朱老總的大字報街上還有沒有？我說，有。主席說，還有大字報不好嘛，朱毛不能分開，沒有朱，也就沒有毛。主席這麽講，我心裏很高興。我說，陳毅的夫人戴著個木枷，被拉到外麵遊街了。胡耀邦發燒到39度，還要跪倒，腿都跪掉皮了。主席說，這個不好，有病為什麽要遊街啊！主席問：搞噴氣式，當年紅軍鬥地主時，你們搞噴氣式嗎？我說，不搞，那時戴高帽子，敲鑼，遊行。主席問，噴氣式怎樣做的？我就給主席比劃。我說3個人，一個按著腦袋，兩個按著手。主席說，那個不好。我對主席說，這些人都搞得不行了，那些搞原子彈的，還有北京醫院看病的這些教授，人家都叫臭老九，要打倒。主席說，老九不能走。這句話就是這樣來的。我說，總理講了，現在那些省委書記、老部長被搞得沒有辦法了，造反派要抓他們。總理要我們把他們保護起來。這樣，我就把他們保護到我們的營房裏去了，在東高地，北京市南麵，那裏有我們兩個團，一個炮兵團，一個步兵團。這個我不能給主席說瞎話了。我又說，現在有人追問我兩次了，我沒講江青追問我，我也不好講，我講中央文革追我，要我交待。現在還沒怎麽，隻是追我，向我發火。剛才在釣魚台追問我，我還沒講清楚你就叫我來了。主席說：總理做得好，你們也做得好。好人搞壞了，壞人搞死了，這樣搞不好。我說：我還沒有交代清楚，他們還會追我。主席說：不要緊，再要找你追查，你就說我叫你辦的。主席這樣一講，我就有了尚方寶劍，我不怕了。……
主席講完後，快到淩晨4點了。我從主席處出來後，我就回家了。他們（注：指中央文革一夥）打電話到主席那兒問我走了沒有，主席那兒說我走了。他們又打電話到衛戍區也沒找到我，到北京市委也沒找到我，最後打了我家的紅機電話，說你要趕快來，快要天明了。這樣，我又坐著車到釣魚台去了。江青、康生他們都還在，總理也在。他們問我，主席找你談什麽？你講一講。我說：沒談什麽，主席問了北京的情況，我把北京的情況給他講了，主席講，要講團結，要講聯合。保護那些人的事，我沒有跟他們講。江青說：算了算了，你不要講了，你把那些人藏到哪裏去了，你還沒交待清楚，你趕快交待。這個時候我心裏有了底氣，我就喝我的水，拿根煙抽著。結果，康生站起來了，說：你這個不老實，你為什麽不交代，講清楚？我就火了，我說你們去問毛主席。他們說，你怎麽不早些講。我說：我說上麵讓這麽做的，你們不讓我講話。我發了火，茶杯裏的水都灑了出來。我說，你們不要我講話，我一講，你們就對我發火，我有什麽辦法？你們去問主席去，主席叫我這麽辦的。這下，他們再也不敢講了，對我態度就好了，說不要講了，這個問題搞清楚了。
開完會，從釣魚台到人民大會堂，去接見紅衛兵。一出門，總理一下子就把我拉到他車上去了，坐他的車。總理說：你剛才怎麽這樣講呢？我說，毛主席說你辦得好，我們辦得好，好人搞壞了，壞人搞死了。總理笑了。總理說，今天他們這樣查你。你吃了苦頭了。
所以，我說很多幹部如果沒有總理千方百計想盡各種辦法來保護，這些人很多都要被搞死了。包括羅瑞卿，總理要求我們對羅瑞卿同誌要保護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揪走。在北京醫院，總理幾次製止了造反派把羅瑞卿抓走。林彪親自對我講，說我不開綠燈，光開紅燈。
周恩來把國務院各部委的部長們保護在中南海，造反派跟著就發通緝令。周恩來火了：這還了得！這等於是通緝我了！中南海還是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
在“一月奪權”的狂潮中，國務院各部委的部長們，幾乎都成了造反派和紅衛兵的“活靶子”，不管三七二十一，逮著就揪。
造反派當時私下管這叫“逮大魚”。誰逮的“魚”大，誰就更有炫耀的資本。1967年1月30日中午，一架從西南方向飛來的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穀牧順著舷梯從飛機上走下。
穀牧是一個月前離開北京到四川、雲南、貴州了解“三線”建設的情況，剛回到北京。
穀牧一下飛機，迎麵就遇上早已在此等候的一群國家建委的造反派。兩個彪形大漢左右一夾，不由分說，就把穀牧推上了他們的汽車，揪到了甘家口接受批判。
穀牧被揪的消息被周恩來派出聯係各部委的聯絡員知道了。聯絡員立即將消息報告周恩來。周恩來對聯絡員說：你趕快找建委機關的造反派交涉，要他們把穀牧同誌送到中南海，就說總理要聽穀牧關於三線建設情況的匯報。
第二天，造反派開完穀牧的批鬥會後，把穀牧送到中南海北門交給了周恩來的聯絡員。為了防止穀牧再次被造反派揪走，周恩來叫他不要回家，就在中南海裏頭給他找了一間房間，住在中南海裏頭。
雖然中南海也受到造反派的衝擊，但畢竟是黨中央、毛主席辦公居住的地方，相對來說要安全多了。
中南海西門進去往北走，有一幢外形呈“工”字形的宿舍樓，俗稱“工字樓”。當年，國務院的這幢“工字樓”宿舍，成了國務院許多部長們的“臨時避難所”。當時，國務院各部委的部長們白天要挨鬥，晚上還要工作，苦不堪言，精神和體力都難以支撐。煤炭部部長張霖之被造反派關押、揪鬥致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鄒大鵬難以忍受康生和造反派的迫害，服藥自盡。
周恩來內心既悲憤又不安，於是想了一個辦法，以國務院通知開會、匯報工作、寫檢討等名義，讓這些國務院受衝擊的部長們輪流住進中南海的“工字樓”，作短暫的休息，少則幾天，多則半個月。周恩來告訴聯絡員：如果造反派要來揪這些部長們，可以說：他們的“檢討”還沒寫好，等寫好了再出去。對性格剛烈的幾位部長，周恩來還特別囑咐：不要輕易出去，要離開中南海須經過我批準。
據不完全統計，除穀牧外，當時的國家計委副主任餘秋裏，財政部副部長吳波，商業部部長姚依林、副部長王磊，八機部部長陳正人，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副部長劉建章，四機部部長王諍，農墾部部長王震，冶金部部長呂東，文化部部長蕭望東，農業部部長江一真，水電部副部長劉瀾波、錢正英，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副部長黃樹則、崔義田、張凱、賀彪，一機部部長段君毅、副部長周子健，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主任方毅，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誌，石油部副部長康世恩，紡織部副部長錢之光等近一百位部級幹部都先後在中南海避過難。
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在周恩來誕辰100周年接受采訪時，深情地回憶了她當時被周恩來保護到中南海的情景（根據談話錄音整理）：
“文革”期間最後把我解放了以後，總理是委托先念同誌和餘秋裏同誌跟我談話的，就說水電部機關在軍管會做了工作後，群眾讓我出來工作。他們受總理的委托，跟我談話。這是我被打倒以後第一次回到中南海來，先念同誌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錢正英啊，你呀該在總理麵前燒香磕頭，要不是總理做工作，那你還不知道怎麽樣呢！”那確實，在“文革”期間我這個人是親身體會到總理對幹部的保護。因為當時就是在1967年初，那個最亂的時候。那個時候，已經是把我們揪鬥了，不光是在我們機關，在北京的所屬單位，而且已經開始要把我們抓到外地去，外地的造反派來要把我帶到外地去批鬥，這個時候我在家裏接到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說總理給毛主席報告了一個名單，就是有一批部長，為了保護他們的健康，要接到中南海去休息。我接到電話後心裏是感動得不得了，因為當時馬上就要被造反派抓到外地去了。第二天我就搬到中南海去，然後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時間。……在中南海的時候，總理沒有個別見過我們，就是讓富春同誌交代我們如何在中南海裏好好學習，休息，中間就有一次總理組織召開了一次叫作工業七個部的領導幹部跟群眾組織頭頭的會議，在國務院會議廳開的，工業部門有我們水電部，也有煤炭工業部，還有幾個部，可能一機部啊什麽部，總之七個工業部。當時在會議上，幾個部的群眾組織就匯報了“文革”進行的情況，我們都沒發言權的，就坐在那裏，當時我記得就是煤炭工業部匯報的時候，總理就查問張霖之同誌死的情況，煤炭部的造反派就講張霖之是自殺的，總理就不相信。總理說張霖之同誌是國務院的部長，是中央委員，我要對他負責的，我一定要把這個事情查清楚。那個時候造反派可囂張了，遞了個條子給總理，總理拿了條子一看，條子上寫的是“周總理，你的講話跟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不一樣”，周總理當時就一拍桌子說，“我當然不一樣了，我是國務院總理，我要對他負責的嘛！”那次會議，總理對我們幹部的負責，對我們幹部的保護令我們終生難忘。
造反派揪不到這些部長們，竟然對有些部長發出了通緝令，說誰把這些“走資派”藏起來了，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
這就等於在通緝周恩來了。
在許多場合，周恩來接見造反派代表時，都嚴厲批評造反派打倒、揪鬥各部委負責人的行為：
“把三四十年的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就能接班嗎？吳波是我下命令讓他到中南海休息的，你們下通緝令通緝他，就是通緝我。”
“商業部我們聲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幫。他身體不好，應當讓他休息。那樣揪鬥不符合主席整風的精神。中央知道姚依林的情況後，要他到中南海休息。他們跟著就下了通緝令，說誰隱藏姚依林，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通緝我了！中南海還是不是無產階級的司令部？”
“商業部黨組要恢複，你們的通緝令要取消。必須把段君毅、王磊交出來。”
“四機部部長王諍是我前些日子叫他住到中南海的，現在我讓他出來，你們不能再揪人了。對帶‘長’字號的，要一分為二，不要搞人人過關。搞人人過關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衛生部的幾個部長是我叫人從醫科大學要回來到國務院休息的。錢信忠、崔義田、黃樹則、張凱、賀彪等暫時在國務院寫材料。衛生係統今後要約法三章，不要再隨便抓人了。”
……
那時，周恩來把國務院的這麽多部級領導幹部接到中南海保護起來，也是頂著很大的壓力的。中央文革一夥以此攻周恩來，逼他交人。錢正英回憶說：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時間以後，富春同誌找我們談，說是總理受壓力太大，你們如果經過這一段休息以後，身體還可以堅持的，是不是出去，還是接受群眾的教育，我就首先報名，我身體可以了，我出去了，不要叫總理再什麽了。
對於休息一段時間後出去的部長，周恩來和造反派約法三章：（1）要部長們接受批判，事先要給我們打個招呼，不能隨便揪人，彼此要有個基本信任，我們也好排個隊；（2）批鬥時間不能超過兩個小時，批鬥完後立即放人，不許扣留關押；（3）不許搞變相武鬥、體罰，不能有任何侮辱人格的舉動。對於有些部長，當他們出去挨鬥時，周恩來還要派自己的聯絡員跟著。
穀牧同誌回憶說：
那時，富春同誌跟總理商量，說是不出去遭批鬥幾次恐怕不成，就規定一個禮拜兩次，最多3次出去，跟群眾見見麵。那個時候有個說法，這樣做可以“緩和一下群眾敵對情緒”。我每次被拉出去，總理都要派個聯絡員跟著，而且跟聯絡員講好，每次出去不要超過兩個小時，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讓別人搶跑，兩個小時完了送回來。哪個造反派還聽上麵的什麽安排？什麽兩個小時，一批鬥，至少都是4、5個小時，噴氣式也坐了，什麽揪頭發這些事（造反派）都幹了，就是沒下跪。
我也真受不了了。李富春同誌就向總理建議，說這樣的話，穀牧身體受不了，也耽誤工作呀，說好多事要他幹，是不是改為一星期出去一次，或者是經過批準出去兩次。總理對這個情況很清楚了，他說：“什麽一次兩次，不出去了！以後誰要穀牧出去，必須經我批準。”此後一段時間，我出去挨鬥的次數確實少了許多。
2月1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小禮堂接見工交口幾個部門的造反派，明確告訴他們：穀牧不是“黑幫”。穀牧的問題我早就講過了，他犯了錯誤，應該讓他向建委的同誌檢討。但是，到今天為止，我們掌握的材料說明穀牧的問題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他在國務院有工作，要他檢查，可以定好時間，不要揪來揪去。一個餘秋裏，一個穀牧，他們不屬於哪一派。
彭真挨鬥時，周恩來對傅崇碧說：找一架直升飛機停在體育場外麵，萬一他們要衝，你們擋不住，就把彭真同誌拉上飛機弄走。
1967年2月19日，秘書給周恩來送上一封信。
信是由“新北大公社”、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中國人民大學紅衛兵總部、中國科學院革命造反團、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等組成的“鬥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西郊籌備處”寫給周恩來的。信中提出：要求在2月26日、27日兩天召開“鬥爭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會上要進行“上揪下掃”。“上揪”就是“把矛頭直接指向劉、鄧黑司令部，直接指向劉、鄧、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下掃”就是“痛打及橫掃其黨羽嘍囉”。準備把“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主要成員揪出來示眾”。
信中還列出了兩天準備揪出示眾的近30人的名單：
第一天揪出示眾的有：彭真、劉仁、鄭天翔、萬裏、吳晗、林楓、蔣南翔、陸平、彭佩雲、張潔清，陸定一、周揚、吳冷西、林默涵、許立群、熊複、夏衍、嚴慰冰。第二天揪出示眾的：羅瑞卿、肖向榮、梁必業、蘇振華、徐子榮、郝治平，楊尚昆、安子文、曾三、李伯釗。
周恩來在這些人名的下麵粗粗地劃了橫線，雙眉緊蹙。
彭真是前不久周恩來剛剛從紅衛兵手中要回來交給北京衛戍區保護起來的。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周恩來回天無力。但是，他還是盡最大的努力去保護，隻要力所能及，能減少一點其痛苦就絕不袖手旁觀。
當造反派揪鬥領導幹部之風刮起後，周恩來囑咐傅崇碧說：你們要注意保護彭真，不要讓人給揪走了。傅崇碧就給彭真的住處增派了一個加強班的警衛力量。
1966年11月28日，陳伯達主持“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會上，江青講話大罵“舊北京市委”，公開點了彭真等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陸定一等十幾位負責人的名字，罵這些人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12月2日，陳伯達、江青等人的講話準備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中央文革小組已通過，林彪也已審閱。周恩來在審閱新聞稿時，在其中點名稱彭真、陸定一等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三處文字旁劃了雙線，不同意在新聞報道中公開點名批評。
因為如果在新聞報道中公開點明彭真等人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就等於給造反派揪鬥彭真等人開了通行證。
隨後，周恩來將新聞稿送毛澤東批示，並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這一報道，已經中央文革小組通過，並經林彪同誌審定，現送主席審批。
在第7、9、13頁中，有3處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適，請主席批示。
周恩來
十二月二日
12月3日，毛澤東審閱時，把周恩來劃出的這3處點名批判的名字全都刪掉了。並批示：退總理，已作修改，請再酌。
周恩來接毛澤東的批示後，即批：伯達、康生、江青三同誌速閱轉唐平鑄同誌辦，請即照主席的修改發表。
既然是毛澤東修改的，陳伯達、江青等人也隻好啞巴吃黃連，幹瞪眼。
但他們不甘心，對周恩來也懷恨在心。
第二天晚上，江青、戚本禹策動一些人把彭真從家裏揪走了，還把北京市和中宣部的幾位負責人劉仁、萬裏、林默涵、夏衍等也揪走了。
彭真的住處有一個加強班警衛，但警衛戰士又必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那些來揪彭真的人仗著人多勢眾，一來就把警衛戰士給圍起來，把電話線也鉸了，一些人越過圍牆，把彭真給搶走了。
傅崇碧接到報告後，立即報告周恩來。
周恩來又急又氣，指示衛戍區和公安部：不能開這個先例，不能隨便把人抓走。要立即追查，把人給帶回來。
周恩來還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深入到各高校去打探情況。經過兩天的調查，弄清了是文藝院校的一些學生所為。他們準備把彭真弄去遊街示眾。
周恩來馬上責令戚本禹召集這些學生前來開會，要他們把彭真交出來。
會上，周恩來嚴厲批評了他們的極端做法，說：你們這樣搞，我們不能同意，你們考慮過後果嗎？你們考慮過影響嗎？考慮過安全嗎？你們要立即放人，並保證安全。
彭真被要回來後，為保證安全，周恩來把他交給傅崇碧，要北京衛戍區監護，規定：彭真參加批判大會，須經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的批準。那時，監護實際上就是保護。
正因為如此，造反派這才寫信給周恩來，要求批準召開批鬥彭真等人的大會。
周恩來知道，他們肯定也已寫信給中央文革。因此，在看完“鬥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西郊籌備處”的來信後，周恩來提筆在信上批示陳伯達、康生、江青：請研究他們所提出的口號“下掃”是否合適？並請派人一詢。這個籌備處要揪出這麽多人出場，是否在鬥、批上有利？
這表明，周恩來是不同意彭真去參加批鬥大會的。
傅崇碧將軍曾回憶說：
造反派要批鬥彭真，也是一兩萬人的大會，總理不給。江青就批評我們，說為什麽對你保護的人光開紅燈不開綠燈？總理沒辦法了，對我說：給他們吧。但你們要保護。怎麽保護呢？總理說：你們找一架直升飛機，在東郊體育館外麵找一個場子，上麵用布蓋起來，什麽都準備好，駕駛員在門口坐著。萬一這一萬多人要衝，你們擋不住，就把彭真拉上飛機弄走，弄到你們西山也可以，弄到你們司令部那裏也可以，玉泉山也可以。所以，總理對彭真同誌也是想辦法保護，但保不住，結果彭真也吃了苦頭了。
老部長段君毅深有體會地說：“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曆史條件下，周總理對幹部的保護是盡了極大力量的，可是他說的話也常常算不了數呀。有時，周總理替挨整的幹部說了話，造反派反而對他保護的人鬥得更加厲害。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周總理仍然在千方百計地保護幹部。”
周恩來把一批高級幹部轉移到秘密地點保護起來。江青等人拍著桌子追問這些人的下落。毛澤東對傅崇碧說：總理做得好。好人搞壞了，壞人搞死了。
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也都受到林彪、江青一夥的迫害和造反派的衝擊。
一些造反派為炫耀自己的“能幹”，甚至把有些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揪到北京，遊街示眾。
周恩來曾派自己的聯絡員轉告造反派頭頭，製止這種亂揪亂鬥的行為。
毛澤東對這種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做法也有不滿。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卡博和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巴盧庫。周恩來參加陪見。
談到眼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說：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
2天之後，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江青、陳伯達等人打擊老幹部的行為提出了批評：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和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嗎？對幹部，不要不許革命。徐向前，我保。江華、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譚啟龍這些人還是要保吧！
毛澤東這麽一說，周恩來心中有底了。他根據毛澤東要保江華、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等人的意思，頂著林彪、江青一夥的壓力，把保護範圍擴大到所有受衝擊的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並把他們接至北京保護起來。
周恩來先指示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幾位副總理寫出報告，然後由他把報告送給毛澤東批準。真可謂用心良苦。
2月初，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先後兩次寫報告給周恩來，提出把一些省市委的負責人接到北京。
總理：
我們建議把葉飛、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等同誌調到北京來，一方麵可以打通思想，另方麵也可使他們身體得到休息。
震林、陳毅。
總理：
建議把下列同誌調來北京，如張平化、張體學、韋國清、霍士廉、陳丕顯、劉子厚。一方麵可以打通思想，一方麵使之休息一下。
陳毅、震林、先念、富春。
2月8日，周恩來將這兩份報告轉送毛澤東批準，並附信建議：對葉飛、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等同誌均擬先接來北京養病。
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這樣，在周恩來和造反派的直接交涉下，受衝擊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陸續被接至北京養病。名為養病，實為保護。
2月9日晚上，周恩來通過軍委一號台要通了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的電話。
“得誌同誌，你還好嗎？譚啟龍同誌現在在哪裏？”
文化大革命中，譚啟龍是遭受衝擊比較早的地方領導幹部之一。1966年11月初，紅衛兵要求參加省委為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召開的全省三級幹部會議，勸阻無效，學生衝擊會場，並押譚啟龍上北京。紅衛兵向中央提出幾點要求：（1）要求在天安門廣場召開10萬人大會批判譚啟龍；（2）要求在京遊行（即遊街）；（3）要求撥給經費和兩輛宣傳車。對此，周恩來明確答複：（1）10萬人大會不能開；（2）遊行不能搞；（3）委托陶鑄、譚震林同誌出麵處理。在周恩來、陶鑄、譚震林等的直接幹預下，公開批鬥譚啟龍的大會被取消了。譚啟龍回到山東後，在一月奪權的狂潮中，又被造反派關押起來了。
“總理，譚啟龍同誌前兩天剛從青島被押回到濟南，聽說現在被關在山東醫學院。”楊得誌回答說。
“好。得誌同誌，請你立即派人把譚啟龍同誌從造反派手中接出來，並由軍隊護送到機場。毛主席指示，讓譚啟龍到北京來休息一段時間。明天早上7點，中央派飛機到機場接譚啟龍同誌來北京。”
“總理，你放心，我一定找到譚啟龍同誌。”
晚上10點，楊得誌司令員派出的人直接把車開到了譚啟龍被關押的地方——山東醫學院教學樓。
開始，造反派拒不交人。軍區來的人斬釘截鐵地說：“中央有緊急指示，要譚政委馬上去北京。”譚啟龍那時還兼濟南軍區第一政委。
譚啟龍被接上汽車，來到軍區五所，換了一部車後，未作停留，直奔機場。譚啟龍心裏有點納悶，不知要把他帶到什麽地方去。但從那些人對他的態度上看，又不像是造反派。
到機場後，負責護送的軍人才告訴譚啟龍：“譚政委，周總理打電話給楊司令，指示把你從造反派手裏接出來，負責護送到機場。明天早上7點派飛機來接你。”
次日一早，北京派來的飛機準時降落在濟南機場。譚啟龍到北京後，被安排住進了由軍隊控製的京西賓館。
對此，譚啟龍曾回憶說：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衝擊比較早的地方領導幹部之一。從受衝擊，被打倒，到重新工作的大約10年時間裏，周總理曾3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護起來，3次與我麵談，還有5次在關鍵時刻通過各種途徑指示有關同誌對我采取保護性措施。如果沒有總理的保護及許多同誌的幫助，在無法無天的運動衝擊下我能否生存下來，能否繼續為黨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難預料的。
就在譚啟龍被接到北京的當天，浙江省軍區的電話直接打到了總理值班室，說造反派將於12日在省體育場召開10萬人參加的批鬥江華的大會，省軍區是否參加，如何表態？
江華當時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因病在上海住院治療。1966年底被造反派從上海揪回杭州，關押起來。他擔任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妻子吳仲廉也被迫害致死。
1967年1月28日，周恩來接見浙江省來京的造反派時，嚴厲批評了造反派揪鬥、關押江華的行為，說：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江華是井岡山時期的老同誌，是擁護毛主席的。他是少數民族，我們要團結少數民族幹部。毛主席再三說過，對江華要保。
總理值班室秘書周家鼎將浙江省軍區的請示寫在了《要事匯報》條上。
周恩來淩晨才回到西花廳，看到浙江省軍區的請示後，拿起軍委一號台的專線電話，要通了南京軍區政委杜平。此前，中央針對浙江的混亂形勢，委派杜平以中央駐浙江代表的身份負責處理浙江問題。
“杜平同誌嗎？我是周恩來。主席指示讓江華同誌來北京治病。中央決定，11日晚派飛機到嘉興機場，接江華同誌來北京。你們要負責保證把江華同誌安全地送到機場。為保證安全，路上要多派些人護送。”電話聲音質量不好，周恩來幾乎是對著話筒在喊話。
周恩來這一招是釜底抽薪。造反派不是要在12日召開批鬥江華的10萬人大會嗎？11日晚上就把江華接到北京，看你這個會怎麽開。
“總理，我馬上召集會議，保證完成任務。”杜平就像在戰爭年代接受戰鬥任務。11日上午，杜平召集駐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浙江省軍區政委南萍、浙江省軍區副司令員阮賢榜等和群眾組織代表開會，傳達周恩來的指示。
那時，地方領導機構大多已癱瘓，說話不靈了，隻有軍隊說話還管點用。造反派雖然不情願交出江華，但無奈有“最高指示”，不得不服從。
11日晚上，江華被安全地護送到嘉興機場，飛往北京。
江西省委的電話打了幾次，工作都沒有做通。
2月18日，周恩來再次囑秘書打電話給江西，限令江西造反派在2月19日負責將楊尚奎、劉俊秀送到北京，到時，中央派飛機到南昌接。
江西有關方麵給造反派傳達周恩來的命令後，造反派不願意放人，竟打電話到總理值班室討價還價：“我們19日準備在八一廣場召開批鬥走資派劉俊秀的大會，楊尚奎也要參加。我們要求推遲幾天送他們來北京。”
總理值班室的回答沒有商量的餘地：立即按時送到，不得推遲。
2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和書記處書記劉俊秀在兩名造反派“護送”下，乘飛機來到北京。
周恩來派出的聯絡員早在機場等候。
聯絡員對“護送”的兩名造反派說：“總理指示，把人交給我們，這裏沒有你們的事了，你們可以走了！”
聯絡員穿著軍裝。兩名造反派大眼瞪小眼，眼看聯絡員帶著楊尚奎、劉俊秀上了車。
劉俊秀後來回憶說：
聯絡員把我們送到中央辦公廳招待所住下，並對我們說：“在這裏你們安心好了，總理希望你們好好休息，保重身體，以後更好地為黨工作。”我們同聲回答：“感謝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的關懷！”
剛住下不久，招待所又不斷受到衝擊。為了安全，總理把一些同誌轉移到中南海，我和另外幾位同誌被轉移到京西賓館。在京西賓館期間，總理還經常派人來看望和慰問我們。在總理的關懷和保護下，我在京西賓館住了一年零一百天。
據一些老同誌的回憶和不完全統計，當時被周恩來以這種方式接到北京保護起來的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除譚啟龍、江華、楊尚奎、劉俊秀外，還有李井泉、宋任窮、張體學、張平化、葉飛、江渭清、歐陽欽、黃火青、黃歐東、曾希聖、程子華、廖誌高、霍士廉、楊超、高克林、朱德海等。這些老同誌開始被分別安排在中直招待所和京西賓館住下，周恩來專門指派有關人員負責他們的安全和生活。
這些老同誌當時的住處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然而，中央文革一夥故意將這些老同誌的住處透露給造反派。這樣，中直招待所和京西賓館經常受到造反派的衝擊。
一次，來自四川的“紅衛兵成都部隊”衝進中直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華、廖誌高、楊超等西南局和四川省的幾位負責人抓走。周恩來聞訊後，立即指示增派一個加強連趕來加強守衛，並與造反派交涉，限令他們立即放人，要回了李井泉等人。
7月底，北京航空學院的“北航紅旗”造反派翻越中直招待所的圍牆，把張體學、張平化、葉飛等3人揪走。周恩來親自找北航的造反派頭頭韓愛晶，要他下令放人。隨後又指示北京衛戍區派人前往“北航紅旗”要回了張體學、張平化和葉飛。當時，正是在武漢七二○事件以後，極左思潮猖獗一時。警衛森嚴的京西賓館和它那高厚的院牆也沒能擋住造反派的衝擊。
8月25日，來自東北的造反派在京西賓館門前吵嚷著要揪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
宋任窮也是被周恩來接到北京保護起來的，住在京西賓館6樓東頭的一個套間。
此前，鑒於東北三省的混亂局勢，周恩來幾次提出要“解放”宋任窮，讓他回東北局工作，但江青等人百般阻撓，說宋任窮還沒有接受群眾的批判，承認錯誤，還沒有“過關”。
警衛部隊負責人見造反派人多氣盛，一麵派人報告總理值班室，一麵令戰士在門口的警戒線前手挽手築起了人牆，並勸說造反派不要衝。
但造反派這次是有備而來、有恃而來。他們仗著人多，混亂中有些造反派從警衛戰士的頭頂越過，衝破警戒線，直奔6樓東頭宋任窮的房間。剩下的一部分繼續在和警衛部隊糾纏。
顯然，事先有人把宋任窮的住處告訴了造反派，要不，他們怎麽知道得如此準確？！
造反派衝進宋任窮的房間揪著宋任窮連拉帶推，就往陽台上拖，個別造反派還在混亂中對宋任窮施以拳腳。他們知道要想從大門口揪走宋任窮是不可能的，便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繩子，準備把宋任窮從陽台上吊下去，強行揪走。
周恩來接到報告後，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親自火速趕到京西賓館保護宋任窮。傅崇碧帶了兩個加強連急速趕到京西賓館，正趕上造反派往宋任窮的身上係繩子。
要動真的，造反派哪是部隊的對手！何況還是訓練有素的警衛部隊。三下五除二，傅崇碧就指揮部隊把宋任窮從造反派手中奪了回來。
次日淩晨，周恩來找東北造反派談話，嚴厲批評他們衝擊京西賓館揪鬥宋任窮的行為，說：你們這種做法完全不是無產階級政治，是資產階級政治，說壞一點，是國民黨特務作風。我勸你們不要學這種特務作風。你們對宋任窮同誌有意見，可以在會上提，但不能用這種辦法，把人拖走，這成什麽政治？你們看看武鬥打成什麽樣子，損失有多大！完全沒有國家的觀念，沒有整體的觀念，就是派別的利益！你們這樣怎能做接班人？你們想一想，難過不難過？你們自己這樣下去會一天一天地脫離群眾，要走到反麵。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中直招待所、京西賓館多次遭造反派的衝擊，住在這些地方的老同誌都暴露了，安全很難保證。
深夜，周恩來把傅崇碧找到西花廳。
“崇碧同誌，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同誌一定要保護好，不能讓人揪走。
現在他們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辦法把他們轉移到一個秘密、安全的地方。”周恩來滿臉倦容，望著這位跟著自己東奔西突的衛戍司令。
為了保護老幹部，周恩來可謂絞盡腦汁，同林彪、江青一夥周旋著、鬥爭著。傅崇碧稍稍想了一會，從包裏拿出了一張地圖。
“東高地有衛戍區兩個團，一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那個地方比較僻靜，也比較安全，把他們轉移到那裏，你看行嗎？”傅崇碧指著地圖上的一片營房，征詢周恩來的意見。
“我看可以，要絕對保密，不能走漏半點風聲，行動要快。”周恩來果斷地說。
“好，我先安排布置一下，盡快把他們轉移。”
幾天後一個夜深人靜的淩晨，傅崇碧親自指揮，選了幾十個精幹強壯的警衛戰士，用汽車把這些老同誌拉上，在北京市區兜了幾個大圈，確認沒有造反派的跟蹤後，隱秘地來到了東高地。
周恩來又指派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具體負責與這些老同誌聯係。
造反派見這些老同誌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找不到，就到中央文革小組去告狀。
江青一夥料定這些老同誌是周恩來讓人藏起來了，但又不好直接責問周恩來，便幾次當著周恩來的麵逼問傅崇碧把這些人藏到哪裏去了，指桑罵槐。
傅崇碧裝作不知道，不搭理他們。
一天晚上，傅崇碧被緊急召到釣魚台那座灰色的小樓，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會議室。
傅崇碧進門一看，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在，周恩來也在。
“你到底把那些人藏到哪裏去了？”傅崇碧進門還沒坐下，陳伯達就氣衝衝地發出責問。
“哪些人？”傅崇碧依然采取裝糊塗的戰術。
“啪——”江青一掌拍在桌子上，怒目而立：“傅崇碧，你不要裝糊塗，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擺老資格的老革命都到哪裏去了？”
傅崇碧這才明白今天找他來又是來審問他把這些老同誌藏到了什麽地方。
他偷偷地看了周恩來一眼，周恩來不動聲色地坐在沙發上。
“我怎麽知道到哪裏去了？你們又沒有把人交給我們。”傅崇碧頂了一句。
“你是衛戍司令，你怎麽能說不知道？”姚文元也在一旁責問。
“他們又不是我們衛戍區管的，我怎麽知道。”
“你不講，我們也知道是你把他們弄走了，我們早就掌握了情況。你現在要交代是誰讓你這麽幹的，是誰？”康生善於搞唬人的這一套，陰森森的鏡片後麵露出兩股凶光。
“傅崇碧，你必須交代，是誰叫你這麽幹的？”江青幾乎是指著傅崇碧的鼻子。
正在這時，工作人員進來說，毛主席那裏來電話，叫傅崇碧司令員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處去。
毛澤東的電話解了傅崇碧的圍，也解了周恩來的圍。對此，在周恩來誕辰100周年之際，傅崇碧將軍接受采訪時，作了詳細的回憶：
我從釣魚台來到了中南海。到主席那裏的時候，主席還在遊泳池洗澡。他的秘書告訴主席說我來了。主席從遊泳池上來了，穿那個睡衣。主席說，吃飯吧，吃包子。那時已淩晨一點多了。我就在主席那裏一塊吃飯。我拿出那個“百醜圖”（注：“文革”期間造反派畫的醜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圖畫），主要是賀龍、羅瑞卿抬轎子，抬劉少奇等。主席說，你拿著個什麽？我說：我出來以後，紅衛兵塞了一個圖給我，我還沒看。我沒講我有意識拿的。主席說，他們給你的，你為什麽不看看？我說，還沒來得及。我就把圖打開了。主席一看，這是醜化我們黨，醜化我們，馬上要秘書打電話，告訴陳伯達這個畫不能發，要沒收。我說，主席可別對人講是我給你看的，我怕跟別人講了我要倒黴。主席說，我不講。然後，主席就問北京的情況。……
主席問：寫朱老總的大字報街上還有沒有？我說，有。主席說，還有大字報不好嘛，朱毛不能分開，沒有朱，也就沒有毛。主席這麽講，我心裏很高興。我說，陳毅的夫人戴著個木枷，被拉到外麵遊街了。胡耀邦發燒到39度，還要跪倒，腿都跪掉皮了。主席說，這個不好，有病為什麽要遊街啊！主席問：搞噴氣式，當年紅軍鬥地主時，你們搞噴氣式嗎？我說，不搞，那時戴高帽子，敲鑼，遊行。主席問，噴氣式怎樣做的？我就給主席比劃。我說3個人，一個按著腦袋，兩個按著手。主席說，那個不好。我對主席說，這些人都搞得不行了，那些搞原子彈的，還有北京醫院看病的這些教授，人家都叫臭老九，要打倒。主席說，老九不能走。這句話就是這樣來的。我說，總理講了，現在那些省委書記、老部長被搞得沒有辦法了，造反派要抓他們。總理要我們把他們保護起來。這樣，我就把他們保護到我們的營房裏去了，在東高地，北京市南麵，那裏有我們兩個團，一個炮兵團，一個步兵團。這個我不能給主席說瞎話了。我又說，現在有人追問我兩次了，我沒講江青追問我，我也不好講，我講中央文革追我，要我交待。現在還沒怎麽，隻是追我，向我發火。剛才在釣魚台追問我，我還沒講清楚你就叫我來了。主席說：總理做得好，你們也做得好。好人搞壞了，壞人搞死了，這樣搞不好。我說：我還沒有交代清楚，他們還會追我。主席說：不要緊，再要找你追查，你就說我叫你辦的。主席這樣一講，我就有了尚方寶劍，我不怕了。……
主席講完後，快到淩晨4點了。我從主席處出來後，我就回家了。他們（注：指中央文革一夥）打電話到主席那兒問我走了沒有，主席那兒說我走了。他們又打電話到衛戍區也沒找到我，到北京市委也沒找到我，最後打了我家的紅機電話，說你要趕快來，快要天明了。這樣，我又坐著車到釣魚台去了。江青、康生他們都還在，總理也在。他們問我，主席找你談什麽？你講一講。我說：沒談什麽，主席問了北京的情況，我把北京的情況給他講了，主席講，要講團結，要講聯合。保護那些人的事，我沒有跟他們講。江青說：算了算了，你不要講了，你把那些人藏到哪裏去了，你還沒交待清楚，你趕快交待。這個時候我心裏有了底氣，我就喝我的水，拿根煙抽著。結果，康生站起來了，說：你這個不老實，你為什麽不交代，講清楚？我就火了，我說你們去問毛主席。他們說，你怎麽不早些講。我說：我說上麵讓這麽做的，你們不讓我講話。我發了火，茶杯裏的水都灑了出來。我說，你們不要我講話，我一講，你們就對我發火，我有什麽辦法？你們去問主席去，主席叫我這麽辦的。這下，他們再也不敢講了，對我態度就好了，說不要講了，這個問題搞清楚了。
開完會，從釣魚台到人民大會堂，去接見紅衛兵。一出門，總理一下子就把我拉到他車上去了，坐他的車。總理說：你剛才怎麽這樣講呢？我說，毛主席說你辦得好，我們辦得好，好人搞壞了，壞人搞死了。總理笑了。總理說，今天他們這樣查你。你吃了苦頭了。
所以，我說很多幹部如果沒有總理千方百計想盡各種辦法來保護，這些人很多都要被搞死了。包括羅瑞卿，總理要求我們對羅瑞卿同誌要保護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揪走。在北京醫院，總理幾次製止了造反派把羅瑞卿抓走。林彪親自對我講，說我不開綠燈，光開紅燈。
周恩來把國務院各部委的部長們保護在中南海，造反派跟著就發通緝令。周恩來火了：這還了得！這等於是通緝我了！中南海還是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
在“一月奪權”的狂潮中，國務院各部委的部長們，幾乎都成了造反派和紅衛兵的“活靶子”，不管三七二十一，逮著就揪。
造反派當時私下管這叫“逮大魚”。誰逮的“魚”大，誰就更有炫耀的資本。1967年1月30日中午，一架從西南方向飛來的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穀牧順著舷梯從飛機上走下。
穀牧是一個月前離開北京到四川、雲南、貴州了解“三線”建設的情況，剛回到北京。
穀牧一下飛機，迎麵就遇上早已在此等候的一群國家建委的造反派。兩個彪形大漢左右一夾，不由分說，就把穀牧推上了他們的汽車，揪到了甘家口接受批判。
穀牧被揪的消息被周恩來派出聯係各部委的聯絡員知道了。聯絡員立即將消息報告周恩來。周恩來對聯絡員說：你趕快找建委機關的造反派交涉，要他們把穀牧同誌送到中南海，就說總理要聽穀牧關於三線建設情況的匯報。
第二天，造反派開完穀牧的批鬥會後，把穀牧送到中南海北門交給了周恩來的聯絡員。為了防止穀牧再次被造反派揪走，周恩來叫他不要回家，就在中南海裏頭給他找了一間房間，住在中南海裏頭。
雖然中南海也受到造反派的衝擊，但畢竟是黨中央、毛主席辦公居住的地方，相對來說要安全多了。
中南海西門進去往北走，有一幢外形呈“工”字形的宿舍樓，俗稱“工字樓”。當年，國務院的這幢“工字樓”宿舍，成了國務院許多部長們的“臨時避難所”。當時，國務院各部委的部長們白天要挨鬥，晚上還要工作，苦不堪言，精神和體力都難以支撐。煤炭部部長張霖之被造反派關押、揪鬥致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鄒大鵬難以忍受康生和造反派的迫害，服藥自盡。
周恩來內心既悲憤又不安，於是想了一個辦法，以國務院通知開會、匯報工作、寫檢討等名義，讓這些國務院受衝擊的部長們輪流住進中南海的“工字樓”，作短暫的休息，少則幾天，多則半個月。周恩來告訴聯絡員：如果造反派要來揪這些部長們，可以說：他們的“檢討”還沒寫好，等寫好了再出去。對性格剛烈的幾位部長，周恩來還特別囑咐：不要輕易出去，要離開中南海須經過我批準。
據不完全統計，除穀牧外，當時的國家計委副主任餘秋裏，財政部副部長吳波，商業部部長姚依林、副部長王磊，八機部部長陳正人，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副部長劉建章，四機部部長王諍，農墾部部長王震，冶金部部長呂東，文化部部長蕭望東，農業部部長江一真，水電部副部長劉瀾波、錢正英，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副部長黃樹則、崔義田、張凱、賀彪，一機部部長段君毅、副部長周子健，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主任方毅，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誌，石油部副部長康世恩，紡織部副部長錢之光等近一百位部級幹部都先後在中南海避過難。
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在周恩來誕辰100周年接受采訪時，深情地回憶了她當時被周恩來保護到中南海的情景（根據談話錄音整理）：
“文革”期間最後把我解放了以後，總理是委托先念同誌和餘秋裏同誌跟我談話的，就說水電部機關在軍管會做了工作後，群眾讓我出來工作。他們受總理的委托，跟我談話。這是我被打倒以後第一次回到中南海來，先念同誌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錢正英啊，你呀該在總理麵前燒香磕頭，要不是總理做工作，那你還不知道怎麽樣呢！”那確實，在“文革”期間我這個人是親身體會到總理對幹部的保護。因為當時就是在1967年初，那個最亂的時候。那個時候，已經是把我們揪鬥了，不光是在我們機關，在北京的所屬單位，而且已經開始要把我們抓到外地去，外地的造反派來要把我帶到外地去批鬥，這個時候我在家裏接到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說總理給毛主席報告了一個名單，就是有一批部長，為了保護他們的健康，要接到中南海去休息。我接到電話後心裏是感動得不得了，因為當時馬上就要被造反派抓到外地去了。第二天我就搬到中南海去，然後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時間。……在中南海的時候，總理沒有個別見過我們，就是讓富春同誌交代我們如何在中南海裏好好學習，休息，中間就有一次總理組織召開了一次叫作工業七個部的領導幹部跟群眾組織頭頭的會議，在國務院會議廳開的，工業部門有我們水電部，也有煤炭工業部，還有幾個部，可能一機部啊什麽部，總之七個工業部。當時在會議上，幾個部的群眾組織就匯報了“文革”進行的情況，我們都沒發言權的，就坐在那裏，當時我記得就是煤炭工業部匯報的時候，總理就查問張霖之同誌死的情況，煤炭部的造反派就講張霖之是自殺的，總理就不相信。總理說張霖之同誌是國務院的部長，是中央委員，我要對他負責的，我一定要把這個事情查清楚。那個時候造反派可囂張了，遞了個條子給總理，總理拿了條子一看，條子上寫的是“周總理，你的講話跟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不一樣”，周總理當時就一拍桌子說，“我當然不一樣了，我是國務院總理，我要對他負責的嘛！”那次會議，總理對我們幹部的負責，對我們幹部的保護令我們終生難忘。
造反派揪不到這些部長們，竟然對有些部長發出了通緝令，說誰把這些“走資派”藏起來了，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
這就等於在通緝周恩來了。
在許多場合，周恩來接見造反派代表時，都嚴厲批評造反派打倒、揪鬥各部委負責人的行為：
“把三四十年的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就能接班嗎？吳波是我下命令讓他到中南海休息的，你們下通緝令通緝他，就是通緝我。”
“商業部我們聲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幫。他身體不好，應當讓他休息。那樣揪鬥不符合主席整風的精神。中央知道姚依林的情況後，要他到中南海休息。他們跟著就下了通緝令，說誰隱藏姚依林，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通緝我了！中南海還是不是無產階級的司令部？”
“商業部黨組要恢複，你們的通緝令要取消。必須把段君毅、王磊交出來。”
“四機部部長王諍是我前些日子叫他住到中南海的，現在我讓他出來，你們不能再揪人了。對帶‘長’字號的，要一分為二，不要搞人人過關。搞人人過關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衛生部的幾個部長是我叫人從醫科大學要回來到國務院休息的。錢信忠、崔義田、黃樹則、張凱、賀彪等暫時在國務院寫材料。衛生係統今後要約法三章，不要再隨便抓人了。”
……
那時，周恩來把國務院的這麽多部級領導幹部接到中南海保護起來，也是頂著很大的壓力的。中央文革一夥以此攻周恩來，逼他交人。錢正英回憶說：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時間以後，富春同誌找我們談，說是總理受壓力太大，你們如果經過這一段休息以後，身體還可以堅持的，是不是出去，還是接受群眾的教育，我就首先報名，我身體可以了，我出去了，不要叫總理再什麽了。
對於休息一段時間後出去的部長，周恩來和造反派約法三章：（1）要部長們接受批判，事先要給我們打個招呼，不能隨便揪人，彼此要有個基本信任，我們也好排個隊；（2）批鬥時間不能超過兩個小時，批鬥完後立即放人，不許扣留關押；（3）不許搞變相武鬥、體罰，不能有任何侮辱人格的舉動。對於有些部長，當他們出去挨鬥時，周恩來還要派自己的聯絡員跟著。
穀牧同誌回憶說：
那時，富春同誌跟總理商量，說是不出去遭批鬥幾次恐怕不成，就規定一個禮拜兩次，最多3次出去，跟群眾見見麵。那個時候有個說法，這樣做可以“緩和一下群眾敵對情緒”。我每次被拉出去，總理都要派個聯絡員跟著，而且跟聯絡員講好，每次出去不要超過兩個小時，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讓別人搶跑，兩個小時完了送回來。哪個造反派還聽上麵的什麽安排？什麽兩個小時，一批鬥，至少都是4、5個小時，噴氣式也坐了，什麽揪頭發這些事（造反派）都幹了，就是沒下跪。
我也真受不了了。李富春同誌就向總理建議，說這樣的話，穀牧身體受不了，也耽誤工作呀，說好多事要他幹，是不是改為一星期出去一次，或者是經過批準出去兩次。總理對這個情況很清楚了，他說：“什麽一次兩次，不出去了！以後誰要穀牧出去，必須經我批準。”此後一段時間，我出去挨鬥的次數確實少了許多。
2月1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小禮堂接見工交口幾個部門的造反派，明確告訴他們：穀牧不是“黑幫”。穀牧的問題我早就講過了，他犯了錯誤，應該讓他向建委的同誌檢討。但是，到今天為止，我們掌握的材料說明穀牧的問題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他在國務院有工作，要他檢查，可以定好時間，不要揪來揪去。一個餘秋裏，一個穀牧，他們不屬於哪一派。
彭真挨鬥時，周恩來對傅崇碧說：找一架直升飛機停在體育場外麵，萬一他們要衝，你們擋不住，就把彭真同誌拉上飛機弄走。
1967年2月19日，秘書給周恩來送上一封信。
信是由“新北大公社”、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中國人民大學紅衛兵總部、中國科學院革命造反團、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等組成的“鬥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西郊籌備處”寫給周恩來的。信中提出：要求在2月26日、27日兩天召開“鬥爭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會上要進行“上揪下掃”。“上揪”就是“把矛頭直接指向劉、鄧黑司令部，直接指向劉、鄧、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下掃”就是“痛打及橫掃其黨羽嘍囉”。準備把“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主要成員揪出來示眾”。
信中還列出了兩天準備揪出示眾的近30人的名單：
第一天揪出示眾的有：彭真、劉仁、鄭天翔、萬裏、吳晗、林楓、蔣南翔、陸平、彭佩雲、張潔清，陸定一、周揚、吳冷西、林默涵、許立群、熊複、夏衍、嚴慰冰。第二天揪出示眾的：羅瑞卿、肖向榮、梁必業、蘇振華、徐子榮、郝治平，楊尚昆、安子文、曾三、李伯釗。
周恩來在這些人名的下麵粗粗地劃了橫線，雙眉緊蹙。
彭真是前不久周恩來剛剛從紅衛兵手中要回來交給北京衛戍區保護起來的。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周恩來回天無力。但是，他還是盡最大的努力去保護，隻要力所能及，能減少一點其痛苦就絕不袖手旁觀。
當造反派揪鬥領導幹部之風刮起後，周恩來囑咐傅崇碧說：你們要注意保護彭真，不要讓人給揪走了。傅崇碧就給彭真的住處增派了一個加強班的警衛力量。
1966年11月28日，陳伯達主持“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會上，江青講話大罵“舊北京市委”，公開點了彭真等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陸定一等十幾位負責人的名字，罵這些人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12月2日，陳伯達、江青等人的講話準備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中央文革小組已通過，林彪也已審閱。周恩來在審閱新聞稿時，在其中點名稱彭真、陸定一等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三處文字旁劃了雙線，不同意在新聞報道中公開點名批評。
因為如果在新聞報道中公開點明彭真等人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就等於給造反派揪鬥彭真等人開了通行證。
隨後，周恩來將新聞稿送毛澤東批示，並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這一報道，已經中央文革小組通過，並經林彪同誌審定，現送主席審批。
在第7、9、13頁中，有3處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適，請主席批示。
周恩來
十二月二日
12月3日，毛澤東審閱時，把周恩來劃出的這3處點名批判的名字全都刪掉了。並批示：退總理，已作修改，請再酌。
周恩來接毛澤東的批示後，即批：伯達、康生、江青三同誌速閱轉唐平鑄同誌辦，請即照主席的修改發表。
既然是毛澤東修改的，陳伯達、江青等人也隻好啞巴吃黃連，幹瞪眼。
但他們不甘心，對周恩來也懷恨在心。
第二天晚上，江青、戚本禹策動一些人把彭真從家裏揪走了，還把北京市和中宣部的幾位負責人劉仁、萬裏、林默涵、夏衍等也揪走了。
彭真的住處有一個加強班警衛，但警衛戰士又必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那些來揪彭真的人仗著人多勢眾，一來就把警衛戰士給圍起來，把電話線也鉸了，一些人越過圍牆，把彭真給搶走了。
傅崇碧接到報告後，立即報告周恩來。
周恩來又急又氣，指示衛戍區和公安部：不能開這個先例，不能隨便把人抓走。要立即追查，把人給帶回來。
周恩來還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深入到各高校去打探情況。經過兩天的調查，弄清了是文藝院校的一些學生所為。他們準備把彭真弄去遊街示眾。
周恩來馬上責令戚本禹召集這些學生前來開會，要他們把彭真交出來。
會上，周恩來嚴厲批評了他們的極端做法，說：你們這樣搞，我們不能同意，你們考慮過後果嗎？你們考慮過影響嗎？考慮過安全嗎？你們要立即放人，並保證安全。
彭真被要回來後，為保證安全，周恩來把他交給傅崇碧，要北京衛戍區監護，規定：彭真參加批判大會，須經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的批準。那時，監護實際上就是保護。
正因為如此，造反派這才寫信給周恩來，要求批準召開批鬥彭真等人的大會。
周恩來知道，他們肯定也已寫信給中央文革。因此，在看完“鬥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西郊籌備處”的來信後，周恩來提筆在信上批示陳伯達、康生、江青：請研究他們所提出的口號“下掃”是否合適？並請派人一詢。這個籌備處要揪出這麽多人出場，是否在鬥、批上有利？
這表明，周恩來是不同意彭真去參加批鬥大會的。
傅崇碧將軍曾回憶說：
造反派要批鬥彭真，也是一兩萬人的大會，總理不給。江青就批評我們，說為什麽對你保護的人光開紅燈不開綠燈？總理沒辦法了，對我說：給他們吧。但你們要保護。怎麽保護呢？總理說：你們找一架直升飛機，在東郊體育館外麵找一個場子，上麵用布蓋起來，什麽都準備好，駕駛員在門口坐著。萬一這一萬多人要衝，你們擋不住，就把彭真拉上飛機弄走，弄到你們西山也可以，弄到你們司令部那裏也可以，玉泉山也可以。所以，總理對彭真同誌也是想辦法保護，但保不住，結果彭真也吃了苦頭了。
老部長段君毅深有體會地說：“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曆史條件下，周總理對幹部的保護是盡了極大力量的，可是他說的話也常常算不了數呀。有時，周總理替挨整的幹部說了話，造反派反而對他保護的人鬥得更加厲害。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周總理仍然在千方百計地保護幹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