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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
用情同手足來形容周恩來與賀龍的關係並不過分。然而，這樣一位自己竭盡全力想保護的戰友加兄弟被活活地迫害致死，周恩來內心的情感痛苦誰人知曉。
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康生企圖把賀龍的“問題”在黨內公開化。周恩來說：賀龍的事不公開，不在集體會議上討論。我們政治局的同誌和常委的同誌不要在公開的場合點賀龍同誌的名，當然也不要讓紅衛兵去揪他了。
1967年1月11日淩晨，一輛轎車悄然駛出中南海西北門。
轎車在市區兜了幾圈，確認後麵沒有跟蹤的車輛後，突然拐進了萬壽路新六所，在周恩來為賀龍元帥夫婦安排的臨時住處前停了下來。
這是周恩來精心安排的行動。
新六所賀龍的住處已被造反派發現，賀龍的安全難以保證，周恩來決定在西花廳前廳騰出一塊地方，把賀龍夫婦接到西花廳來住。白天目標太大，隻能淩晨夜深人靜時行動。
用生死與共、情同手足來概括周恩來與賀龍之間的個人關係，一點也沒有誇張的成分。從八一南昌起義的血與火中鑄成的情誼，到建國後工作和生活中的密切來往，周恩來與賀龍的個人私交非同一般。建國後，周恩來常常到賀龍家去走動，並常在一起聚餐休閑。這對日理萬機的周恩來來說是很特殊的。據賀龍的夫人薛明說：每次總理來，賀總一聽見他的汽車響，就一邊大喊：“總理來了！總理來了！”一邊呼呼地穿過長長的走廊去迎接恩來同誌。隻要是我在家，賀龍就大聲喊：“薛明，薛明，來給總理倒茶。”總理是喜歡喝茶的，家裏有幾種茶葉，我總是倒兩杯，放在總理麵前，讓他嚐一嚐，哪杯好喝。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生死與共、情同手足的戰友，周恩來卻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他被林彪、江青一夥迫害，周恩來內心的痛苦誰人又知曉？！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林彪、康生等人就把黑手伸向了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元帥。
賀龍的存在，對林彪來說是一塊沉重的心病。一是賀龍知道林彪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底細，包括林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毛澤東的不滿和反對，以及對蔣介石的討好，林彪害怕賀龍會隨時揭他的老底。二是賀龍的能力和魄力。建國後賀龍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成績斐然，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讚許。林彪擔心毛澤東會不斷委以賀龍重任，威脅自己的地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爆發，林彪欲借機除掉賀龍而後快。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把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找去談空軍黨委一次全會的情況，劈頭就定調：“你們這次會議賀龍插手了。賀龍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
林彪還“提醒”吳法憲：空軍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賀龍派人要奪你的權，你要警惕和防備。
吳法憲對林彪的談話心領神會，馬上親筆寫信誣陷賀龍在空軍內部搞地下活動、罷官奪權。
與此同時，林彪又打電話給時任海軍第一政委的李作鵬，說：“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他采取種種手段，拉了一批人來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你就這個問題盡快寫個材料。”
同吳法憲一樣，李作鵬按照林彪的授意給林彪寫信，誣陷賀龍。
葉群還指使軍委辦公廳警衛處的一負責人寫信誣陷賀龍，其中寫道：“賀龍親自保管一支精製的進口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
“這支槍最近兩個月又每天放在枕頭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帶在身上。”
後來，又有人傳得更沒譜，說賀龍要用小手槍“借到懷仁堂開會之機，暗殺毛主席”。
康生、江青等人也從背後向賀龍捅了“一刀”，製造了一個聳人聽聞的“二月兵變”事件。
事情的本原是這樣的。
1966年春，經中央軍委批準，北京衛戍區組建一個團，平時擔負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等任務。衛戍區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地商借房子。後考慮到部隊住學校不合適，這個團就住到了郊區的一個靶場。不料，“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北京大學有人追求“驚心動魄”，貼出了大字報，懷疑部隊向學校借房子是要搞兵變。
這時，正值林彪在軍委常委會上誣陷賀龍“搞顛覆活動”。康生為呼應林彪，抓住這張本來是捕風捉影的大字報，不經任何調查就宣稱：“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這個善於經營誣陷勾當的造謠專家後來還說：賀龍“給體委發了槍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對準中南海”。
於是，在林彪一夥的唆使下，造反派把矛頭對準了賀龍，街上出現了“打倒賀龍”的標語，賀龍被造反派糾纏得有家難回。
對賀龍，周恩來是最了解不過了，也深知林彪極力要打擊、排除賀龍的原因。因此，周恩來對賀龍的保護更加細心、周到。
1966年12月24日，國家體委造反派批鬥體委副主任榮高棠，周恩來去“陪鬥”（實際上是以陪鬥的形式保護），賀龍也去了。
賀龍的性格也剛烈。為了使賀龍免遭造反派的糾纏，周恩來對賀龍說：“你血壓高，我看你還是暫時休息一段時間。”
賀龍從周恩來的話中猜想出自己處境的不妙，但還是說：“我幹了一輩子革命了，是不會怕群眾的，我還是想工作。”
周恩來憂慮地說：“工作我替你頂著，不要緊。你還是去休息一段時間，保重身體第一。”
鑒於賀龍的家已不安全，周恩來指示身邊工作人員把賀龍和薛明安排在軍隊控製下的釣魚台住下。
但剛住了一個晚上，周恩來又想到江青、康生也都住在釣魚台。如果讓他們知道賀龍住在釣魚台，造反派就會接踵而來，哪還有賀龍的安寧！
周恩來趕緊又把賀龍夫婦轉移到了新六所。
不料，造反派探到了消息，很快跟蹤到了新六所，鬧著要揪鬥賀龍。與此同時，造反派還占據了賀龍在東交民巷的家，在那兒鬧騰。
賀龍氣憤不過，打算回家去把事情向群眾講清楚，群眾應當是了解自己的。
1967年1月9日下午4時30分，賀龍來到西花廳，向周恩來講了造反派進駐他家的情況，說：“我要回去一趟，我不怕。難道群眾還不了解我賀龍嗎？我也了解群眾。”
在那人妖顛倒的時代，我們的元帥仍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卻不相信陰謀家可以一手遮天。
然而，事情遠不止賀龍所想像的那樣簡單。曆史並不是每一步都是踩著真理的腳印前進的。
周恩來對整個局勢的嚴峻性看得更清楚些。他擔心賀龍去跟造反派正麵接觸，矛盾可能會更加激化，弄得不好，還有被造反派揪走的危險。
就在前兩天，軍隊院校的造反派和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紅衛兵組成了“徹底打倒賀龍反黨篡軍集團聯絡委員會”，準備在7日召開批鬥大會，並要把賀龍揪出來示眾。周恩來得知後，及時勸阻了這次大會。
“你不要回去，我來頂著。”說著，周恩來轉身拿起電話打到了賀龍的家裏：“我是周恩來，你們那裏誰負責，要他接電話。”
造反派頭頭趕緊過來接過了話筒。
“你們到賀龍同誌家裏去，呆在那裏，太不像樣子嘛！你們要趕快搬出來！有什麽事，跟我說，今天晚上，我在大會堂見你們！”
在賀龍家鬧騰的造反派立馬撤走了。晚上11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他們中的6個代表。
轎車悄然從新六所開出，照樣又在市區兜了幾個圈，確認後麵沒有跟蹤的車輛後，突然拐進了中南海西北門，停在了周恩來的住處西花廳前。
警衛人員打開車門，神情憂鬱的賀龍和薛明從車上下來，步入西花廳。劫後餘生的薛明後來回憶說：
總理對賀總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淩晨，又安排我們兩人住在他家西花廳的前廳。床是我們到後臨時搭的。在西花廳住時，我和賀總親眼見到了總理日夜操勞的情景，他天天夜間出去工作。我和賀總都睡不著，每天黎明前我和賀總都趴在窗台前，盼著總理早點回來。當時正值隆冬，分外嚴寒，每天天快亮時，才看見總理的汽車緩緩地從外邊開回來。總理太疲乏了！太勞累了！我和賀總心裏難受極了。……
賀總住在西花廳，心情很不安。總覺得總理天天為國操勞，他卻躲在西花廳休息，很不是滋味。總理工作這麽緊張、勞累，有時還抽時間到我們的住處看一看，每次來後，都對賀總說：“你安心住著吧。”
有一次，總理坐著坐著，就說：“我就在這兒吃飯吧。”我便告訴服務員，把飯給總理端過來。總理的飯也很簡單，兩個菜。總理邊吃邊說：“我實在沒時間。”接著又說：“薛明，你給我念念報紙吧，我連看報紙都來不及，你給我念念報道，或當天的社論。”又問賀總：“你看過報紙了吧？”
賀總說：“看過了。”
“那我們兩人一塊再聽聽。”
我說：“我念得慢啊。”
總理說：“我喜歡聽慢的。現在年紀大了，念快了，記不住。你就慢一點念吧。”
總理一邊聽我念報紙，一邊吃飯。我邊讀著，邊想，總理啊，你吃飯都沒有清靜的時候啊！
就在周恩來把賀龍安排在西花廳住下的當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毛澤東委托林彪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富春、徐向前、陳伯達、葉劍英等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員，江青、王力、關鋒等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列席會議。賀龍沒能參加會議。
會上，康生提出賀龍的問題，企圖把賀龍的所謂“問題”在黨內公開化。
周恩來立即當著林彪、江青等人的麵，特意強調說：“主席說了，隻是要賀龍去登門拜訪，聽取大家的批評，不公開的，不在集體會上討論，也不公開點名。”
1966年9月9日，毛澤東看了林彪交來的吳法憲等人誣陷賀龍的信後，沒放在心上，曾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給賀龍說：“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誌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征求一下有關同誌的意見。”
“街上關於他的大字報已經很多了。”康生還不甘心。
“昨天我們的紅衛兵小將就去捉他這個人嘛！”江青也在旁邊呼應。
周恩來嚴肅地說：“群眾點賀龍的名，我們不負責。我們政治局的同誌，我們常委的同誌，不要在公開場合點他的名。主席說了嘛，政治局不公開點名，當然也不讓紅衛兵揪了。”
康生、江青臉紅耳熱。主持會議的林彪臉色也很難看。
周恩來不管，有毛澤東的指示在手就好辦。
秋天的希望遙遙無期。賀龍對薛明說：總理沒有派人來，說明總理已經無能為力了。我現在理解總理當時同我談話時的心情和他所說的一些話了。他也是不得已啊！
“一月奪權”的風暴，穿過中南海高厚的圍牆，也在裏麵肆虐著。
在中央文革一夥的挑唆下，中南海的工作人員也鬧起了兩派。許多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負責同誌受到了衝擊。
中南海外頭的造反派連續好幾次對中南海的幾個出入口發起衝擊，要揪鬥在裏頭的中央負責人和被周恩來保護在裏頭的國務院各部的部長。
往往是周恩來到西門來勸阻群眾不要衝擊，那邊江青等人卻跑到北門去給造反派煽風點火。
8日淩晨，幾百名農林口的造反派翻牆衝進了中南海。
對於賀龍來說，中南海西花廳也非安全之處了。
當然，賀龍住在西花廳，是瞞不過林彪和江青的。長期這樣住著，且不說林彪、江青因此攻擊周恩來，對周恩來長遠的鬥爭策略也不利。因為這就等於表明周恩來是公開和林彪、江青一夥唱對台戲。
1月19日，周恩來和李富春一起找賀龍談話。
周恩來告訴賀龍：林彪說你在背後散布他曆史上有問題，說你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百年以後他不放心。還有，關於洪湖肅反擴大化的問題，你、夏曦、關向應都有責任。
賀龍幾次起來想申辯，沒有插話的空隙。
周恩來對賀龍說：你不要說什麽了。主席不是說過要保你嗎？我也要保你。
對於你的安全我負責。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這個地方也鬧兩派，不安全，連朱老總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給你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麽東西，你告訴我。
賀龍從周恩來的談話中覺察到了形勢的險惡。但他也知道周恩來的處境也非常困難。想到周恩來能在如此艱難的處境中悉心關照他，賀龍已經是感激不盡了。
談話結束後，周恩來握住賀龍的手，說：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裏的事我頂著。一會兒由楊德中同誌送你們，夜間再走。
1月20日淩晨，楊德中護送賀龍夫婦到了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這裏有中央警衛團的一部分部隊守衛。
賀龍離開西花廳後，林彪、江青一夥到處打探賀龍的去向，並唆使造反派多次鬧著要“揪鬥賀龍”。周恩來都嚴詞回絕。2月18日，周恩來囑咐秘書告國家體委造反派：總理不同意批鬥賀龍同誌，這是中央的決定。
2月22日，周恩來繼續囑告秘書向體委傳達：“總理不同意召開大會批鬥賀龍同誌，因為中央至今未批準此事。”
周恩來的這句話的“中央”，實際上是指毛澤東。這表明，此時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還是明確的，要保。隻要毛澤東明確保賀龍，不管林彪、江青一夥怎樣步步進逼，周恩來就有餘地可以斡旋。
薛明回憶說：
剛到象鼻子溝時，楊德中不斷代表總理去看望我們。他每次來，賀總都緊緊地握著他的手不放，問：“總理好嗎？讓總理放心吧。”楊每次都轉達總理的問候，總理說，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並囑咐賀總利用休息時間，好好學習學習，練練字，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他還說，總理估計你坐不住，不習慣這個環境，過一段會習慣的。你若有事，找總理。自此，賀總真的練起字來了，練得還很認真。
4月28日，周恩來、李富春、康生一起接見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代表。談話間，有學生問及誣陷賀龍的“二月兵變”問題，周恩來當著康生的麵，嚴肅地說：據我知道，沒有這回事。“備戰、備荒、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會議上提出的方針嘛！是執行主席的命令嘛！一旁的康生低著頭，一聲不吭。
地處山區的象鼻子溝冬天來得特別早。雖然還是金秋10月，但早晚卻有點寒意了。國慶節過後，賀龍發高燒，吃飯總吐。周恩來得知後，提出送三0一醫院治療，但遭到江青一夥的反對。
傅崇碧將軍接受采訪時回憶說：
象鼻子溝是8341部隊管。賀龍去那裏以後燒到39度了，釣魚台開辦公會議，總理說，你講一講。總理叫我講，我不能不講。開會時，我說：總理講了，賀龍燒到39度了，年齡大了，不趕快送三0一醫院治療有危險。康生、江青他們當時說，賀龍是個軍閥，是個壞人，沒有資格住三0一醫院。文革這些家夥講開了，總理沒吭氣。從釣魚台下來後，總理對我說：你想個辦法吧，把賀龍接出來治療一下。北京醫院造反了，（解放軍）總醫院造反了，三0一醫院造反了。我說，我們那個醫院（二六七醫院）沒有造反。總理說，好，你要想辦法弄到那裏去。那個我親自去，把醫院裏的院長、政委、醫生、護士長找來開了個會，他們屬衛戍區管。我說，你們要絕對保密，不準透露消息，出了問題我找你們是問。就下了這麽幾道命令，生活要搞好，要藥我會想辦法。在醫院周圍，我們暗地裏派了許多便衣警衛。穿軍衣不行，軍衣目標太大了。把賀龍交給我們接進去了以後，要藥啊，有些藥沒有。總理讓他的保健大夫卞誌強找藥，找來後交給我，我送到醫院去。賀龍10多天病就好了。好了以後，我報告總理說已經好了，是不是還休息一下。總理說，算了，久了以後怕暴露了，那個地方暴露怕出危險，就交給楊德中他們，把他送回象鼻子溝。那裏外圍都是部隊。
賀龍回到象鼻子溝後，為防止賀龍因晚上氣溫低而受涼感冒，楊德中帶著周恩來的問候還去看望了賀龍一次，周恩來囑咐說：山溝裏的溫度低，比城裏涼，要早點燒暖氣。
賀龍夫婦對周恩來如此細致周到的關懷十分感激，說：聽了這親切感人的話，就像見到了總理一樣。
曆史並不總是踩著真理的腳印前進。忍看親朋成冤魂，忍辱負重
待轉機。這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也是惟一的明智選擇。
秋天到了，天氣涼了，樹葉黃了。
周恩來曾對賀龍說，秋天我去接你。這是基於寄希望文化大革命局勢的緩解。當時，中央曾有這樣的考慮：二三月間見眉目，四五月間見分曉。
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氣候並沒有因為秋涼而緩解，相反，繼續向“左”的方向滑去。在林彪、葉群、江青、康生等人的串謀下，賀龍又被誣陷為“叛變投敵”，列為專案審查對象，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準立案審查。康生、葉群等人把持了賀龍專案組。從醫院回到象鼻子溝後不久，賀龍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一夥的魔掌，與周恩來的聯係也斷了，原來負責賀龍醫療的醫生也失蹤了，換上了他們授意的醫生。失去保護的賀龍元帥受到更為殘酷的迫害。1969年6月9日，賀龍元帥被林彪、江青一夥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絞盡腦汁，保護遭林彪、江青一夥打擊、迫害的老幹部，保下來了大多數，但由於種種複雜原因，周恩來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有些幹部努力保了，還是沒能保下來。賀龍就是其中的一個。
對於賀龍的死，周恩來心中有一種難言的悲哀。他極力想保住情同手足的戰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沒能保住。這樣一位與自己從南昌起義的戰火中走過來的老革命家就這樣被迫害致死，周恩來的表麵平靜如水，內心卻洶湧如海，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周恩來為什麽沒能保住賀龍？是周恩來明哲保身嗎？不能這麽說。筆者以為，對賀龍，周恩來從黨和國家的大局著想，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這一點，要深入到當時的具體複雜的曆史環境中才能看得清楚，不能從一般的社會人際關係去揣摩。
打倒賀龍，主要是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基於各自的目的而極力所為的。在當時，林彪是“副統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勢顯赫。江青扛著中央文革小組的大旗也權傾一時。從組織原則上講，周恩來是要服從林彪命令的，不好同林彪進行公開的對抗。更關鍵的是，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也有了變化，他開始是保賀龍的，但後來完全偏聽了林彪江青一夥，宣布對賀龍不保了。
在林彪、江青一夥要極力整倒賀龍、毛澤東又偏聽了他們的誣陷的情況下，不論周恩來作出何種選擇，采取何種態度，他對賀龍的保護都力不從心而難以為繼。就算是當時周恩來拍案而起，極力反對林彪、江青一夥對賀龍的誣陷，也不可能保住賀龍。因為以林彪、江青一夥當時的權勢，加上毛澤東的偏聽，周恩來的拍案而起根本無力改變和挽救賀龍的悲慘命運，就像一個人站在懸崖上，眼看著自己的親人正往深淵中墜落而無能為力一樣。
據薛明回憶，在失去了與周恩來的聯係之後，賀龍曾對她說：“總理沒有派人來，說明總理已經無能為力了。黨內鬥爭這麽複雜，可能總理也相當困難了。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全國都搞成這個樣子，難道他不知道？我現在理解總理當時同我談話時的心情和他所說的一些話了。他也是不得已啊！我們當時住在他家裏，林彪、江青那些人會不攻他？”
而且，周恩來拍案而起非但不能保住賀龍，還有可能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從而讓一直想排除周恩來的林彪、江青一夥乘隙而入，打倒周恩來。這樣，對個人來說，自己被排擠出權力中心、哪怕是被打倒落得賀龍的悲慘結局，周恩來都可以坦然以對，但是，從黨和國家的利害考慮，周恩來手中掌握的、能夠在許多方麵爭得毛澤東的支持來製約林彪、江青一夥的為所欲為的合法權力，將落到林彪、江青一夥手中，他們就可以更加肆虐，黨和國家就要遭受更大的損失。有可能就像尼克鬆在其《領袖們》中所說的那樣，沒有周恩來，中國革命“就會燒光，隻剩下灰燼”。畢竟周恩來不是一般的領導幹部，他所處的地位，他的一進一退，都與黨和國家的安危有著舉足輕重的關聯。
從對黨和國家的利害權衡，當時的曆史環境留給周恩來的選擇隻有一個，那就是：淚看親朋成冤魂，忍辱負重待轉機。含悲忍痛，繼續鬥爭，在鬥爭中等待曆史的轉機。這對周恩來來說，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也是唯一的明智選擇。
對賀龍之死的悲憤之情，一直回蕩在周恩來的心間。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後，等待周恩來做的工作可以說是千頭萬緒，但周恩來立即想到的就是賀龍的死。10月份，周恩來就派人四處尋找賀龍的家屬。
薛明回憶說：
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來了兩個人（注：當時薛明被看押在貴州的一個某空軍幹校中）。其中一個人說：“你是老薛吧？”怕我沒聽清楚，又稍抬高聲音說：“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著來人，沒吭聲。另外一個人說話了：“你別緊張，我們不是他們那夥的。林彪和葉群叛國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們完蛋了。”聽到這裏，我趕緊拉著他們的手說：“你們不是一夥的？”他們親切地說：“是周總理讓我們來找你，我們四處查訪，幾乎跑遍了整個中國。”一聽是周總理派他們來找我的，熱淚頓時流下來了。
1973年2月底，毛澤東在與張春橋談話時說：我看賀龍沒有問題，策反的人，賀把他殺了。我有缺點，聽一麵之詞。同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軍委常委擴大會上提出要給賀龍平反。他說：我看把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呢。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
但是，由於“四人幫”的幹擾，賀龍的徹底平反仍遇到這樣那樣的阻力。即使在毛澤東明確表示要給賀龍平反的情況下，賀龍的徹底平反的步履也還這樣艱難遲緩，由此可從另一個側麵看出當時鬥爭的複雜性和艱巨性。
1974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了為賀龍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這個通知雖然給賀龍平反了，但還留有“中央當時認為，把賀龍同誌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賀龍是“病故”的等不實之詞。
1975年6月9日，賀龍逝世6周年之際，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的“賀龍同誌骨灰安放儀式”上，周恩來在滾滾淚水中，發出了憋壓在心中6年之久的悲愴：“薛明，我沒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總的骨灰沒能移到八寶山公墓，我很難過啊！”
天若有情天亦老。整個休息室裏一片哭聲。
在賀龍的遺像前，周恩來深深地一連鞠了7個躬。然後，嚴肅地說：“賀龍同誌是一個好同誌。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曾作出重大的貢獻。在他的一生中，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全國解放以後，他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賀龍同誌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老同誌老戰友，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
然而，就是這次中共中央批準的賀龍骨灰安放儀式，還被江青誣為“右傾翻案風的典型”，是“用死人壓活人”，並妄圖再次製造冤案。
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通過有關部門作了大量的調查，於1980年對賀龍同誌的死因作了結案報告，指出：“賀龍同誌，完全是被林彪、江青、康生一夥殘酷迫害致死的。”1982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為賀龍同誌徹底平反的決定》。至此，賀龍元帥的冤案得以徹底平反。
之所以還要對賀龍冤案平反的曲折曆程作一簡要敘述，目的是說明在林彪、“四人幫”肆虐橫行的十年浩劫中，鬥爭是多麽的艱難和複雜，絕不是周恩來拍案而起幾句話就能解決的那樣簡單。試想一下，在林彪集團徹底覆滅、擁有絕對權威的毛澤東幾次明確表示了要給賀龍平反的要求後，賀龍冤案的平反還這樣一波三折，那麽，在林彪、江青兩個陰謀集團肆虐橫行、毛澤東又偏聽了他們的一麵之詞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拍案而起為賀龍鳴冤叫屈會是一個什麽樣的結局呢？
還是那句話，曆史並不總是踩著真理的腳印前進的。
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康生企圖把賀龍的“問題”在黨內公開化。周恩來說：賀龍的事不公開，不在集體會議上討論。我們政治局的同誌和常委的同誌不要在公開的場合點賀龍同誌的名，當然也不要讓紅衛兵去揪他了。
1967年1月11日淩晨，一輛轎車悄然駛出中南海西北門。
轎車在市區兜了幾圈，確認後麵沒有跟蹤的車輛後，突然拐進了萬壽路新六所，在周恩來為賀龍元帥夫婦安排的臨時住處前停了下來。
這是周恩來精心安排的行動。
新六所賀龍的住處已被造反派發現，賀龍的安全難以保證，周恩來決定在西花廳前廳騰出一塊地方，把賀龍夫婦接到西花廳來住。白天目標太大，隻能淩晨夜深人靜時行動。
用生死與共、情同手足來概括周恩來與賀龍之間的個人關係，一點也沒有誇張的成分。從八一南昌起義的血與火中鑄成的情誼，到建國後工作和生活中的密切來往，周恩來與賀龍的個人私交非同一般。建國後，周恩來常常到賀龍家去走動，並常在一起聚餐休閑。這對日理萬機的周恩來來說是很特殊的。據賀龍的夫人薛明說：每次總理來，賀總一聽見他的汽車響，就一邊大喊：“總理來了！總理來了！”一邊呼呼地穿過長長的走廊去迎接恩來同誌。隻要是我在家，賀龍就大聲喊：“薛明，薛明，來給總理倒茶。”總理是喜歡喝茶的，家裏有幾種茶葉，我總是倒兩杯，放在總理麵前，讓他嚐一嚐，哪杯好喝。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生死與共、情同手足的戰友，周恩來卻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他被林彪、江青一夥迫害，周恩來內心的痛苦誰人又知曉？！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林彪、康生等人就把黑手伸向了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元帥。
賀龍的存在，對林彪來說是一塊沉重的心病。一是賀龍知道林彪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底細，包括林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毛澤東的不滿和反對，以及對蔣介石的討好，林彪害怕賀龍會隨時揭他的老底。二是賀龍的能力和魄力。建國後賀龍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成績斐然，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讚許。林彪擔心毛澤東會不斷委以賀龍重任，威脅自己的地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爆發，林彪欲借機除掉賀龍而後快。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把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找去談空軍黨委一次全會的情況，劈頭就定調：“你們這次會議賀龍插手了。賀龍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
林彪還“提醒”吳法憲：空軍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賀龍派人要奪你的權，你要警惕和防備。
吳法憲對林彪的談話心領神會，馬上親筆寫信誣陷賀龍在空軍內部搞地下活動、罷官奪權。
與此同時，林彪又打電話給時任海軍第一政委的李作鵬，說：“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他采取種種手段，拉了一批人來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你就這個問題盡快寫個材料。”
同吳法憲一樣，李作鵬按照林彪的授意給林彪寫信，誣陷賀龍。
葉群還指使軍委辦公廳警衛處的一負責人寫信誣陷賀龍，其中寫道：“賀龍親自保管一支精製的進口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
“這支槍最近兩個月又每天放在枕頭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帶在身上。”
後來，又有人傳得更沒譜，說賀龍要用小手槍“借到懷仁堂開會之機，暗殺毛主席”。
康生、江青等人也從背後向賀龍捅了“一刀”，製造了一個聳人聽聞的“二月兵變”事件。
事情的本原是這樣的。
1966年春，經中央軍委批準，北京衛戍區組建一個團，平時擔負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等任務。衛戍區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地商借房子。後考慮到部隊住學校不合適，這個團就住到了郊區的一個靶場。不料，“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北京大學有人追求“驚心動魄”，貼出了大字報，懷疑部隊向學校借房子是要搞兵變。
這時，正值林彪在軍委常委會上誣陷賀龍“搞顛覆活動”。康生為呼應林彪，抓住這張本來是捕風捉影的大字報，不經任何調查就宣稱：“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這個善於經營誣陷勾當的造謠專家後來還說：賀龍“給體委發了槍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對準中南海”。
於是，在林彪一夥的唆使下，造反派把矛頭對準了賀龍，街上出現了“打倒賀龍”的標語，賀龍被造反派糾纏得有家難回。
對賀龍，周恩來是最了解不過了，也深知林彪極力要打擊、排除賀龍的原因。因此，周恩來對賀龍的保護更加細心、周到。
1966年12月24日，國家體委造反派批鬥體委副主任榮高棠，周恩來去“陪鬥”（實際上是以陪鬥的形式保護），賀龍也去了。
賀龍的性格也剛烈。為了使賀龍免遭造反派的糾纏，周恩來對賀龍說：“你血壓高，我看你還是暫時休息一段時間。”
賀龍從周恩來的話中猜想出自己處境的不妙，但還是說：“我幹了一輩子革命了，是不會怕群眾的，我還是想工作。”
周恩來憂慮地說：“工作我替你頂著，不要緊。你還是去休息一段時間，保重身體第一。”
鑒於賀龍的家已不安全，周恩來指示身邊工作人員把賀龍和薛明安排在軍隊控製下的釣魚台住下。
但剛住了一個晚上，周恩來又想到江青、康生也都住在釣魚台。如果讓他們知道賀龍住在釣魚台，造反派就會接踵而來，哪還有賀龍的安寧！
周恩來趕緊又把賀龍夫婦轉移到了新六所。
不料，造反派探到了消息，很快跟蹤到了新六所，鬧著要揪鬥賀龍。與此同時，造反派還占據了賀龍在東交民巷的家，在那兒鬧騰。
賀龍氣憤不過，打算回家去把事情向群眾講清楚，群眾應當是了解自己的。
1967年1月9日下午4時30分，賀龍來到西花廳，向周恩來講了造反派進駐他家的情況，說：“我要回去一趟，我不怕。難道群眾還不了解我賀龍嗎？我也了解群眾。”
在那人妖顛倒的時代，我們的元帥仍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卻不相信陰謀家可以一手遮天。
然而，事情遠不止賀龍所想像的那樣簡單。曆史並不是每一步都是踩著真理的腳印前進的。
周恩來對整個局勢的嚴峻性看得更清楚些。他擔心賀龍去跟造反派正麵接觸，矛盾可能會更加激化，弄得不好，還有被造反派揪走的危險。
就在前兩天，軍隊院校的造反派和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紅衛兵組成了“徹底打倒賀龍反黨篡軍集團聯絡委員會”，準備在7日召開批鬥大會，並要把賀龍揪出來示眾。周恩來得知後，及時勸阻了這次大會。
“你不要回去，我來頂著。”說著，周恩來轉身拿起電話打到了賀龍的家裏：“我是周恩來，你們那裏誰負責，要他接電話。”
造反派頭頭趕緊過來接過了話筒。
“你們到賀龍同誌家裏去，呆在那裏，太不像樣子嘛！你們要趕快搬出來！有什麽事，跟我說，今天晚上，我在大會堂見你們！”
在賀龍家鬧騰的造反派立馬撤走了。晚上11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他們中的6個代表。
轎車悄然從新六所開出，照樣又在市區兜了幾個圈，確認後麵沒有跟蹤的車輛後，突然拐進了中南海西北門，停在了周恩來的住處西花廳前。
警衛人員打開車門，神情憂鬱的賀龍和薛明從車上下來，步入西花廳。劫後餘生的薛明後來回憶說：
總理對賀總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淩晨，又安排我們兩人住在他家西花廳的前廳。床是我們到後臨時搭的。在西花廳住時，我和賀總親眼見到了總理日夜操勞的情景，他天天夜間出去工作。我和賀總都睡不著，每天黎明前我和賀總都趴在窗台前，盼著總理早點回來。當時正值隆冬，分外嚴寒，每天天快亮時，才看見總理的汽車緩緩地從外邊開回來。總理太疲乏了！太勞累了！我和賀總心裏難受極了。……
賀總住在西花廳，心情很不安。總覺得總理天天為國操勞，他卻躲在西花廳休息，很不是滋味。總理工作這麽緊張、勞累，有時還抽時間到我們的住處看一看，每次來後，都對賀總說：“你安心住著吧。”
有一次，總理坐著坐著，就說：“我就在這兒吃飯吧。”我便告訴服務員，把飯給總理端過來。總理的飯也很簡單，兩個菜。總理邊吃邊說：“我實在沒時間。”接著又說：“薛明，你給我念念報紙吧，我連看報紙都來不及，你給我念念報道，或當天的社論。”又問賀總：“你看過報紙了吧？”
賀總說：“看過了。”
“那我們兩人一塊再聽聽。”
我說：“我念得慢啊。”
總理說：“我喜歡聽慢的。現在年紀大了，念快了，記不住。你就慢一點念吧。”
總理一邊聽我念報紙，一邊吃飯。我邊讀著，邊想，總理啊，你吃飯都沒有清靜的時候啊！
就在周恩來把賀龍安排在西花廳住下的當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毛澤東委托林彪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富春、徐向前、陳伯達、葉劍英等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員，江青、王力、關鋒等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列席會議。賀龍沒能參加會議。
會上，康生提出賀龍的問題，企圖把賀龍的所謂“問題”在黨內公開化。
周恩來立即當著林彪、江青等人的麵，特意強調說：“主席說了，隻是要賀龍去登門拜訪，聽取大家的批評，不公開的，不在集體會上討論，也不公開點名。”
1966年9月9日，毛澤東看了林彪交來的吳法憲等人誣陷賀龍的信後，沒放在心上，曾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給賀龍說：“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誌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征求一下有關同誌的意見。”
“街上關於他的大字報已經很多了。”康生還不甘心。
“昨天我們的紅衛兵小將就去捉他這個人嘛！”江青也在旁邊呼應。
周恩來嚴肅地說：“群眾點賀龍的名，我們不負責。我們政治局的同誌，我們常委的同誌，不要在公開場合點他的名。主席說了嘛，政治局不公開點名，當然也不讓紅衛兵揪了。”
康生、江青臉紅耳熱。主持會議的林彪臉色也很難看。
周恩來不管，有毛澤東的指示在手就好辦。
秋天的希望遙遙無期。賀龍對薛明說：總理沒有派人來，說明總理已經無能為力了。我現在理解總理當時同我談話時的心情和他所說的一些話了。他也是不得已啊！
“一月奪權”的風暴，穿過中南海高厚的圍牆，也在裏麵肆虐著。
在中央文革一夥的挑唆下，中南海的工作人員也鬧起了兩派。許多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負責同誌受到了衝擊。
中南海外頭的造反派連續好幾次對中南海的幾個出入口發起衝擊，要揪鬥在裏頭的中央負責人和被周恩來保護在裏頭的國務院各部的部長。
往往是周恩來到西門來勸阻群眾不要衝擊，那邊江青等人卻跑到北門去給造反派煽風點火。
8日淩晨，幾百名農林口的造反派翻牆衝進了中南海。
對於賀龍來說，中南海西花廳也非安全之處了。
當然，賀龍住在西花廳，是瞞不過林彪和江青的。長期這樣住著，且不說林彪、江青因此攻擊周恩來，對周恩來長遠的鬥爭策略也不利。因為這就等於表明周恩來是公開和林彪、江青一夥唱對台戲。
1月19日，周恩來和李富春一起找賀龍談話。
周恩來告訴賀龍：林彪說你在背後散布他曆史上有問題，說你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百年以後他不放心。還有，關於洪湖肅反擴大化的問題，你、夏曦、關向應都有責任。
賀龍幾次起來想申辯，沒有插話的空隙。
周恩來對賀龍說：你不要說什麽了。主席不是說過要保你嗎？我也要保你。
對於你的安全我負責。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這個地方也鬧兩派，不安全，連朱老總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給你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麽東西，你告訴我。
賀龍從周恩來的談話中覺察到了形勢的險惡。但他也知道周恩來的處境也非常困難。想到周恩來能在如此艱難的處境中悉心關照他，賀龍已經是感激不盡了。
談話結束後，周恩來握住賀龍的手，說：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裏的事我頂著。一會兒由楊德中同誌送你們，夜間再走。
1月20日淩晨，楊德中護送賀龍夫婦到了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這裏有中央警衛團的一部分部隊守衛。
賀龍離開西花廳後，林彪、江青一夥到處打探賀龍的去向，並唆使造反派多次鬧著要“揪鬥賀龍”。周恩來都嚴詞回絕。2月18日，周恩來囑咐秘書告國家體委造反派：總理不同意批鬥賀龍同誌，這是中央的決定。
2月22日，周恩來繼續囑告秘書向體委傳達：“總理不同意召開大會批鬥賀龍同誌，因為中央至今未批準此事。”
周恩來的這句話的“中央”，實際上是指毛澤東。這表明，此時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還是明確的，要保。隻要毛澤東明確保賀龍，不管林彪、江青一夥怎樣步步進逼，周恩來就有餘地可以斡旋。
薛明回憶說：
剛到象鼻子溝時，楊德中不斷代表總理去看望我們。他每次來，賀總都緊緊地握著他的手不放，問：“總理好嗎？讓總理放心吧。”楊每次都轉達總理的問候，總理說，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並囑咐賀總利用休息時間，好好學習學習，練練字，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他還說，總理估計你坐不住，不習慣這個環境，過一段會習慣的。你若有事，找總理。自此，賀總真的練起字來了，練得還很認真。
4月28日，周恩來、李富春、康生一起接見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代表。談話間，有學生問及誣陷賀龍的“二月兵變”問題，周恩來當著康生的麵，嚴肅地說：據我知道，沒有這回事。“備戰、備荒、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會議上提出的方針嘛！是執行主席的命令嘛！一旁的康生低著頭，一聲不吭。
地處山區的象鼻子溝冬天來得特別早。雖然還是金秋10月，但早晚卻有點寒意了。國慶節過後，賀龍發高燒，吃飯總吐。周恩來得知後，提出送三0一醫院治療，但遭到江青一夥的反對。
傅崇碧將軍接受采訪時回憶說：
象鼻子溝是8341部隊管。賀龍去那裏以後燒到39度了，釣魚台開辦公會議，總理說，你講一講。總理叫我講，我不能不講。開會時，我說：總理講了，賀龍燒到39度了，年齡大了，不趕快送三0一醫院治療有危險。康生、江青他們當時說，賀龍是個軍閥，是個壞人，沒有資格住三0一醫院。文革這些家夥講開了，總理沒吭氣。從釣魚台下來後，總理對我說：你想個辦法吧，把賀龍接出來治療一下。北京醫院造反了，（解放軍）總醫院造反了，三0一醫院造反了。我說，我們那個醫院（二六七醫院）沒有造反。總理說，好，你要想辦法弄到那裏去。那個我親自去，把醫院裏的院長、政委、醫生、護士長找來開了個會，他們屬衛戍區管。我說，你們要絕對保密，不準透露消息，出了問題我找你們是問。就下了這麽幾道命令，生活要搞好，要藥我會想辦法。在醫院周圍，我們暗地裏派了許多便衣警衛。穿軍衣不行，軍衣目標太大了。把賀龍交給我們接進去了以後，要藥啊，有些藥沒有。總理讓他的保健大夫卞誌強找藥，找來後交給我，我送到醫院去。賀龍10多天病就好了。好了以後，我報告總理說已經好了，是不是還休息一下。總理說，算了，久了以後怕暴露了，那個地方暴露怕出危險，就交給楊德中他們，把他送回象鼻子溝。那裏外圍都是部隊。
賀龍回到象鼻子溝後，為防止賀龍因晚上氣溫低而受涼感冒，楊德中帶著周恩來的問候還去看望了賀龍一次，周恩來囑咐說：山溝裏的溫度低，比城裏涼，要早點燒暖氣。
賀龍夫婦對周恩來如此細致周到的關懷十分感激，說：聽了這親切感人的話，就像見到了總理一樣。
曆史並不總是踩著真理的腳印前進。忍看親朋成冤魂，忍辱負重
待轉機。這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也是惟一的明智選擇。
秋天到了，天氣涼了，樹葉黃了。
周恩來曾對賀龍說，秋天我去接你。這是基於寄希望文化大革命局勢的緩解。當時，中央曾有這樣的考慮：二三月間見眉目，四五月間見分曉。
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氣候並沒有因為秋涼而緩解，相反，繼續向“左”的方向滑去。在林彪、葉群、江青、康生等人的串謀下，賀龍又被誣陷為“叛變投敵”，列為專案審查對象，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準立案審查。康生、葉群等人把持了賀龍專案組。從醫院回到象鼻子溝後不久，賀龍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一夥的魔掌，與周恩來的聯係也斷了，原來負責賀龍醫療的醫生也失蹤了，換上了他們授意的醫生。失去保護的賀龍元帥受到更為殘酷的迫害。1969年6月9日，賀龍元帥被林彪、江青一夥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絞盡腦汁，保護遭林彪、江青一夥打擊、迫害的老幹部，保下來了大多數，但由於種種複雜原因，周恩來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有些幹部努力保了，還是沒能保下來。賀龍就是其中的一個。
對於賀龍的死，周恩來心中有一種難言的悲哀。他極力想保住情同手足的戰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沒能保住。這樣一位與自己從南昌起義的戰火中走過來的老革命家就這樣被迫害致死，周恩來的表麵平靜如水，內心卻洶湧如海，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周恩來為什麽沒能保住賀龍？是周恩來明哲保身嗎？不能這麽說。筆者以為，對賀龍，周恩來從黨和國家的大局著想，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這一點，要深入到當時的具體複雜的曆史環境中才能看得清楚，不能從一般的社會人際關係去揣摩。
打倒賀龍，主要是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基於各自的目的而極力所為的。在當時，林彪是“副統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勢顯赫。江青扛著中央文革小組的大旗也權傾一時。從組織原則上講，周恩來是要服從林彪命令的，不好同林彪進行公開的對抗。更關鍵的是，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也有了變化，他開始是保賀龍的，但後來完全偏聽了林彪江青一夥，宣布對賀龍不保了。
在林彪、江青一夥要極力整倒賀龍、毛澤東又偏聽了他們的誣陷的情況下，不論周恩來作出何種選擇，采取何種態度，他對賀龍的保護都力不從心而難以為繼。就算是當時周恩來拍案而起，極力反對林彪、江青一夥對賀龍的誣陷，也不可能保住賀龍。因為以林彪、江青一夥當時的權勢，加上毛澤東的偏聽，周恩來的拍案而起根本無力改變和挽救賀龍的悲慘命運，就像一個人站在懸崖上，眼看著自己的親人正往深淵中墜落而無能為力一樣。
據薛明回憶，在失去了與周恩來的聯係之後，賀龍曾對她說：“總理沒有派人來，說明總理已經無能為力了。黨內鬥爭這麽複雜，可能總理也相當困難了。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全國都搞成這個樣子，難道他不知道？我現在理解總理當時同我談話時的心情和他所說的一些話了。他也是不得已啊！我們當時住在他家裏，林彪、江青那些人會不攻他？”
而且，周恩來拍案而起非但不能保住賀龍，還有可能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從而讓一直想排除周恩來的林彪、江青一夥乘隙而入，打倒周恩來。這樣，對個人來說，自己被排擠出權力中心、哪怕是被打倒落得賀龍的悲慘結局，周恩來都可以坦然以對，但是，從黨和國家的利害考慮，周恩來手中掌握的、能夠在許多方麵爭得毛澤東的支持來製約林彪、江青一夥的為所欲為的合法權力，將落到林彪、江青一夥手中，他們就可以更加肆虐，黨和國家就要遭受更大的損失。有可能就像尼克鬆在其《領袖們》中所說的那樣，沒有周恩來，中國革命“就會燒光，隻剩下灰燼”。畢竟周恩來不是一般的領導幹部，他所處的地位，他的一進一退，都與黨和國家的安危有著舉足輕重的關聯。
從對黨和國家的利害權衡，當時的曆史環境留給周恩來的選擇隻有一個，那就是：淚看親朋成冤魂，忍辱負重待轉機。含悲忍痛，繼續鬥爭，在鬥爭中等待曆史的轉機。這對周恩來來說，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也是唯一的明智選擇。
對賀龍之死的悲憤之情，一直回蕩在周恩來的心間。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後，等待周恩來做的工作可以說是千頭萬緒，但周恩來立即想到的就是賀龍的死。10月份，周恩來就派人四處尋找賀龍的家屬。
薛明回憶說：
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來了兩個人（注：當時薛明被看押在貴州的一個某空軍幹校中）。其中一個人說：“你是老薛吧？”怕我沒聽清楚，又稍抬高聲音說：“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著來人，沒吭聲。另外一個人說話了：“你別緊張，我們不是他們那夥的。林彪和葉群叛國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們完蛋了。”聽到這裏，我趕緊拉著他們的手說：“你們不是一夥的？”他們親切地說：“是周總理讓我們來找你，我們四處查訪，幾乎跑遍了整個中國。”一聽是周總理派他們來找我的，熱淚頓時流下來了。
1973年2月底，毛澤東在與張春橋談話時說：我看賀龍沒有問題，策反的人，賀把他殺了。我有缺點，聽一麵之詞。同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軍委常委擴大會上提出要給賀龍平反。他說：我看把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呢。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
但是，由於“四人幫”的幹擾，賀龍的徹底平反仍遇到這樣那樣的阻力。即使在毛澤東明確表示要給賀龍平反的情況下，賀龍的徹底平反的步履也還這樣艱難遲緩，由此可從另一個側麵看出當時鬥爭的複雜性和艱巨性。
1974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了為賀龍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這個通知雖然給賀龍平反了，但還留有“中央當時認為，把賀龍同誌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賀龍是“病故”的等不實之詞。
1975年6月9日，賀龍逝世6周年之際，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的“賀龍同誌骨灰安放儀式”上，周恩來在滾滾淚水中，發出了憋壓在心中6年之久的悲愴：“薛明，我沒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總的骨灰沒能移到八寶山公墓，我很難過啊！”
天若有情天亦老。整個休息室裏一片哭聲。
在賀龍的遺像前，周恩來深深地一連鞠了7個躬。然後，嚴肅地說：“賀龍同誌是一個好同誌。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曾作出重大的貢獻。在他的一生中，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全國解放以後，他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賀龍同誌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老同誌老戰友，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
然而，就是這次中共中央批準的賀龍骨灰安放儀式，還被江青誣為“右傾翻案風的典型”，是“用死人壓活人”，並妄圖再次製造冤案。
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通過有關部門作了大量的調查，於1980年對賀龍同誌的死因作了結案報告，指出：“賀龍同誌，完全是被林彪、江青、康生一夥殘酷迫害致死的。”1982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為賀龍同誌徹底平反的決定》。至此，賀龍元帥的冤案得以徹底平反。
之所以還要對賀龍冤案平反的曲折曆程作一簡要敘述，目的是說明在林彪、“四人幫”肆虐橫行的十年浩劫中，鬥爭是多麽的艱難和複雜，絕不是周恩來拍案而起幾句話就能解決的那樣簡單。試想一下，在林彪集團徹底覆滅、擁有絕對權威的毛澤東幾次明確表示了要給賀龍平反的要求後，賀龍冤案的平反還這樣一波三折，那麽，在林彪、江青兩個陰謀集團肆虐橫行、毛澤東又偏聽了他們的一麵之詞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拍案而起為賀龍鳴冤叫屈會是一個什麽樣的結局呢？
還是那句話，曆史並不總是踩著真理的腳印前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