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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
周恩來派自己的保健醫生去看望身陷困境的劉少奇。劉少奇坐在沙發上平靜地說：謝謝總理的關心。請代我向總理問好，請他多保重。周恩來說：“即使是犯了路線錯誤的同誌也不能說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
張春橋向造反派密授機宜：“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造反派咄咄逼人地責問周恩來：難道劉少奇不是屬於敵我矛盾嗎？周恩來說：這是你的看法，但我不是這樣看的，你們不能把你們的看法強加於我。
1967年1月前後，在中央文革一夥的煽動下，一股揪鬥劉少奇、鄧小平的惡浪洶湧而來。
元旦剛過，一份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編印的《快報》擺在了周恩來的案頭。
《快報》反映的是，1966年12月25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率5000多人，浩浩蕩蕩開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發動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會後，這5000多人兵分5路，開向西單、王府井、北京站等繁華地段，沿途呼口號、搞演講、貼標語、撒傳單。主要口號是“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徹底打垮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猖狂反撲”等，這些口號還用大標語醒目地貼上了天安門城牆。
看罷《快報》，憤怒、不安一起交織在周恩來的心頭。他知道，這次行動，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縱容和支持下搞起來的，這等於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行動推向了全社會。而這正是周恩來自劉少奇、鄧小平“落馬”以來一直所反對的。
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因為與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上出現分歧而被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而遭批判，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的不滿，極力煽動造反派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周恩來反對林彪、江青等人的做法，他在艱難的處境中，費了很大的精力，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了力所能及的保護。
1966年10月12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發來“請帖”，要王光美去清華參加批判會，目的是想從王光美身上打開打倒劉少奇的突破口。周恩來為此批告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轉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我準備派人去錄音，帶回給王光美同誌，而不要她去參加會議。”
10月18日，在中央文革一夥的蠱惑下，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造反派在天安門貼出了“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同日下午，清華大學也出現了“打倒修正主義頭子劉少奇”的大標語。周恩來得知後，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童小鵬去勸阻。
而且，事隔一天之後，周恩來為此還在國務院會議室接見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造反派代表。
周恩來再三強調不要去天安門貼少奇同誌的大字報。他說：我勸你們不要到天安門去貼少奇同誌的大字報了，學校也最好避開這個問題。即使少奇同誌有錯誤，我現在也無權回答你們。你們把少奇同誌的大字報貼到天安門，你們要考慮考慮。少奇同誌是政治局常委，是國家元首，他不是普通黨員，也不是普通領導，就是要撤換，也不要去發動群眾。……我今天講這麽多，就是勸你們，不要到天安門去貼少奇同誌的大字報。清華的同學要把王光美同誌叫回去檢查，主席還不讚成。主要是考慮群眾大會一開，就不好收場。
有代表提出：劉少奇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沒有提毛澤東思想。
周恩來回答說：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沒提毛澤東思想，是主席的提議，是針對當時的國際局勢。主席說，不一定每一次開代表大會都提。你們青年人熱情很高，但你們把問題想得太嚴重，你們不了解實際過程。
就在周恩來接見哈爾濱工業大學造反派代表的同一天，周恩來得知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準備於21日或22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50萬至100萬人參加、矛頭指向劉少奇、鄧小平的“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大會，又要周榮鑫和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派人分頭去做勸說工作，說服他們不要舉行這樣的會。後來這個會沒有召開。
周恩來之所以反複勸阻不要把針對劉少奇的大字報張貼到公眾場合，反對公開召開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群眾性大會，實際上是他不同意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捅到社會上去。在他看來，即使劉、鄧有“錯誤”，也是“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和問題的認識而來”，屬於黨內問題。10月，當林彪在天安門講話和《紅旗》雜誌13期社論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周恩來就當麵向毛澤東提出過：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是否合適？黨內曆來提路線錯誤都是左傾或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但毛澤東沒有接受周恩來的建議。
據當時跟隨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說：
一天，周恩來從外麵回到西花廳，生氣地跟我們說：“你們都看到了，大街上那些大標語與口號上，把劉少奇的名字倒著寫，打叉叉，這像什麽話嘛！這樣做不文明啊！少奇同誌的問題還沒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們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
同年（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周恩來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吩咐道：“你去看看少奇同誌，他現在怎麽樣了？”……
我到了劉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福祿居，院子裏悄然無聲看不見什麽人，一片蕭瑟冷清的景象。……
“我叫張佐良，是總理的保健醫師。總理要我來看看少奇同誌，向少奇同誌問好。”那時，我穿著軍裝，故進門就向他行了個軍禮，向他報告道。
“謝謝總理的關心，總理怎麽樣？他好嗎？”劉少奇說。
“總理還好，就是工作忙，休息太少。”
……
“請你代我向總理問好，請他保重。”劉少奇仍坐在沙發上平靜地這樣說。
我即站起身來向他行了個軍禮，便返回西花廳向周恩來複命。
就在周恩來極力勸阻造反派和紅衛兵不要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和“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行動推向社會的時候，中央文革一夥又在背後搞起了小動作。
12月18日，中南海西門傳達室的裏間，張春橋神秘地把蒯大富找來密授“旨意”：
“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仍然相當猖獗，現在還是要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他們雖然作了檢查，態度還是不好。”
“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政治嗅覺並不遲鈍的蒯大富太明白了，張春橋所講的“中央那一兩個”就是指劉少奇和鄧小平。
“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們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廢！”
蒯大富領旨而去。於是就有了12月25日蒯大富率5000多人到天安門廣場發動的“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
這次行動，蒯大富本來還準備到中南海西門揪王光美回清華檢查，並揪鬥劉少奇、鄧小平。
周恩來得知後，告訴工作人員：如果造反派來要人，必須請示我決定。又告訴童小鵬、汪東興：不能讓學生衝中南海。要說服紅衛兵對劉少奇、鄧小平不宜采取揪鬥辦法。他們揪王光美即與劉聯係起來了。
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在接見“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的代表時，公然把劉少奇稱作“赫魯曉夫”。
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來到清華大學，對蒯大富12月25日發起的“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表示滿意和支持。蒯大富洋洋自得，對他的同夥說：“江青同誌這次親自來清華看我們，說明我們打劉少奇、鄧小平對了，幹得好，幹得漂亮！”
12月31日，針對造反派對劉少奇等的一係列極端行為，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找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造反派代表談話。
周恩來：找你們來，是想談幾件事情。你們要王光美回清華檢查，我曾經兩次請示主席，主席還是不同意讓王光美回清華。你們可以背靠背讓她回答問題。
造反派：她要是不回答呢？
周恩來：這個事情我可以辦嘛！你們把要問的問題提綱交給我好不好？造反派：我們叫她揭發劉少奇的問題。
周恩來：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說了，就是命令她揭發。你們可以看她的檢查和回答的問題嘛。
周恩來：再有一個，你們不要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去。外賓問起來，我就隻好回答說是我們國家發揚大民主，可以發表不同意見。但你們這樣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矛盾的性質就變了。
造反派（咄咄逼人地）：難道劉少奇不是屬於敵我矛盾嗎？
周恩來：這是你的看法，但我不是這樣看的，你們不能把你們的看法強加於我。你們提口號要恰當，在學校提還要考慮，到外麵提更要慎重。我今天提醒你們，有的人可以用一種右的方式來反對我們，也有的人可能以極左的麵目出現，他們把一些口號提到不恰當的程度，這也要引起我們的注意。要慎重，警惕有鑽空子的敵人。
由於有毛澤東的支持，周恩來堅決頂住了造反派要揪王光美回清華批判的要求。
然而，造反派並不罷休，幾天之後，卻策劃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鬧劇。1967年1月6日晚，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打電話給王光美，謊稱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在車禍中被壓斷了腿，正在北京第二人民醫院搶救，急需家長簽字後動手術截肢，否則，生命難保。
此前，周恩來曾囑咐，要劉少奇和王光美不要輕易出中南海。但劉少奇聞訊女兒受傷後，顧不了那樣多了，和王光美雙雙驅車趕到了醫院，中了造反派的奸計。
造反派當場扣留了王光美，劉少奇在警衛人員的保衛下脫身回到中南海。
周恩來得知後，知道事情壞了，連忙派人去追趕，並親自打電話給蒯大富，要他們放人。
當時任周恩來機要秘書的孫嶽回憶說：
“文化大革命”中，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用欺騙手段，謊稱王光美的女兒被汽車撞成重傷，乘王來醫院看望時揪到清華大學。總理知道此事後，非常生氣，要我和中央警衛局一個參謀立即去清華大學把王要回。我們到清華大學與造反派頭頭費了許多口舌，磨了很長時間，才將王要回。我們乘坐的小車出了清華大學，繞到北京大學（旁邊）一個黑暗的拐角處，突然被幾個解放軍攔住。當我們定神後，才知道他們是受周總理之命來接我們的。周總理指示：要我和王光美及解放軍同誌迅速換乘麵包車，向西繞道到西郊機場，向南繞過五棵鬆再向東返回中南海。我們原乘坐的小車由警衛局參謀原路返回。周總理作這樣的指示，是為了防止王光美再被其他學校的造反派奪走。當我把王光美送回家，回到西花廳時，衛士們說，快去，總理還等著你沒有睡覺呢。我立即向周總理作了簡要的報告，他才放心地去睡覺了。
次日，周恩來嚴厲批評了清華大學造反派的行徑，說：這個動作確實是不光明磊落，是背後耍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鬥爭。他們就是想把王光美騙出中南海，到清華批判。批判王光美，方式可以多樣，如背靠背的，也可以書麵的，因為鬥王光美不僅是她一個人的問題。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要看一段時間，不要擴大這個問題。但清華8個同學說這還不過癮。當時我派車去追趕，已經趕不上了。到醫院門口，實際上他們女兒沒有壓斷腿，清華的同學把他們帶上汽車到清華去了。這是一場什麽戲呀！是惡作劇啊！現在不是揪鬥了，是騙鬥了。這是不正常的，共產黨不這樣。這種作風不能提倡。
造反派搞聯合行動，到中南海揪劉少奇。周恩來說：你們下了通令，說4點讓答複。所以，把我揪出來了。你們要送大字報，我們可以轉送。要揪不行，主席讓我來勸你們不要揪。
1月6日、7日、8日，在中央文革一夥的唆使下，造反派連續把中南海的幾處大門圍得水泄不通，高音喇叭對著中南海狂呼亂喊，要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其他中央負責同誌。
北京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井岡山”的造反派還下了最後“通牒”，要求在7日淩晨4點鍾之前給予答複，否則就要采取行動。
7日淩晨3點半，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室接見北京建工學院和清華大學的造反派代表。
那時，造反派常常采取一些極端的行動，而周恩來常常為此接見他們，雖然不能完全說服他們，但接見一下有助於緩解局勢，消解造反派的極端情緒，化解燃眉之急。
接見一開始，造反派代表就氣勢洶洶地說：劉少奇（去年）8月到我院放了毒，八一團和“井岡山”都勒令他回建工學院檢查。
周恩來說：你們下了通令，說4點讓答複，否則，要揪。所以，把我揪出來了。你們要送大字報，我們可以轉送。要揪不行，主席讓我來勸你們不要揪，你們可以送大字報。
造反派：要不揪他，起碼得讓他給我們一個書麵檢查。
周恩來：你們要他寫書麵檢查，我得報告主席。
在和造反派談了一些其他問題後，造反派又提出：我們今天下午要搞聯合行動，到中南海揪劉少奇。
周恩來氣憤地說：我已經說了，不要揪了嘛！總要照顧黨和國家的影響。現在反正4點已經過了，4點前你們同意不揪，我要向主席匯報。
剛勸阻完建工學院的造反派，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農林口的造反派從中南海的西門、西北門、西南門、北門同時發起衝擊，要揪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國務院其他負責人。到8日淩晨，一部分造反派翻越圍牆衝進來了。淩晨1時，周恩來中斷其他工作，把衝擊中南海各門的造反派集合到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們。
周恩來嚴肅批評造反派的行為，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可以批判，但你們到中南海揪他們（指劉少奇、鄧小平），不行，毛主席、黨中央不同意你們這樣做。不光是揪他們不行，就是揪中央其他負責同誌也不行。我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告訴你們，不能這樣做。中南海是毛主席工作的地方。你們每天到中南海請願，一來就用大喇叭對著中南海，使毛主席和中央負責同誌不能很好工作，我呼籲你們不要這樣。我們有規定，不論北門、西門、西北門、西南門，我們都要堅決保衛。我要求大家無論如何要遵守這個最高紀律，並把這個事轉告北京的紅衛兵，自覺遵守這個紀律。
下午4時，周恩來在工人體育場出席“全國石油係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當周恩來講話時，場內突然有人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周恩來迅速轉過身去，背向會場，以示反對。而後說：即使是犯了路線錯誤的同誌也不能說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上，他們兩位還是黨中央常委。今天我代表黨中央講話，在我麵前喊這樣的口號，使我處於為難的境地。近來，有人幾次衝進黨中央的指揮中心中南海。他們要去幹什麽？要去把劉、鄧兩位揪出來。毛主席給我的任務就是說服同學們和戰友們不要這樣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需要用揪鬥的辦法，不需要麵對麵，可以用背靠背的辦法。鬥爭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麵的，送大字報就是書麵的嘛。
周恩來還說：今天天快亮時，我們還處理了這樣一件事。中南海的4個門——新華門、西南門、北門、西北門都被包圍了。包圍幹什麽呢？要衝進去揪人。結果在西南門有100多人爬著鐵門衝進去了。同學們，工友們，你們不是大家都說要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嗎？這麽個情況，我怎麽樣？我隻能挺身而出擋住。這樣的事我處理了5件：兩次衝北門，3次衝進了西南門。這是第5次，勸說了很久，結果我把他們引到人民大會堂。我們希望再也不要出現這樣的事，你們要向其他同學、工友宣傳這個道理。
1月12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釣魚台召集中南海的造反派開會，說：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麵轟轟烈烈。劉、鄧、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們為什麽不去鬥他們？
當天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分別衝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家，強行揪鬥、圍攻劉、鄧、陶。
1月16日，周恩來打電話給王光美說：要經得起考驗。
次日，周恩來在接見國家科委的造反派代表時，告誡說：你們的會可以開，但報紙上還沒有公開提劉、鄧，他們還是政治局常委。你們開會不能把他們拉去，否則我們不出席。
自1967年3月起，劉少奇的問題似乎明顯升級，毛澤東好像也改變了原來的態度。
1967年3月9日、10日兩天，在北京召開的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陳伯達、康生點名對劉少奇從曆史到現實進行顛倒是非的誣蔑，旨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打通全軍高級幹部的思想。10天以後，在一次有毛澤東、林彪等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正式決定將運動中揭發劉少奇的所謂“曆史問題”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指定由康生分管這件事。
此後，劉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的魔掌。謝富治是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劉少奇專案的，江青雖沒有頭銜，但卻是抓劉少奇專案的“主帥”。
應當說，對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當時的環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賀龍那樣，後來他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了。1967年3月21日，周恩來接見財貿係統的造反派，當造反派指責周恩來在對待老幹部的問題上與中央文革的口徑不一樣時，周恩來說了這麽一句話：“毛主席沒決定，當然要負責保護。”
這句話，很能反映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幹部方麵所處的艱難處境和所采取的鬥爭策略。隻要毛澤東沒有決定要打倒，周恩來就會想方設法以毛澤東的支持來擋住林彪、江青一夥射向老幹部的槍彈，保護老幹部。
對劉少奇，毛澤東本來並沒有“徹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他還肯定了劉少奇寫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幹部會議上的檢討提綱（草案）》，他在上麵批道：“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誌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獲，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
並且，毛澤東還提出過開九大時要選劉少奇、鄧小平當中央委員。後來，江青、康生一夥不斷向毛澤東提供有關劉少奇所謂“曆史問題”的假材料，毛澤東的認識和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想保劉少奇也保不住。
要指出的是，在保護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所麵臨的處境要比在保護賀龍的問題上更為嚴峻、敏感、艱難。賀龍主要還是林彪、江青一夥要打倒他，毛澤東表示默許。而劉少奇的問題，直接與毛澤東聯係在一起。如果在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拍案而起或者持反對意見，這就意味著他要直接與毛澤東發生正麵衝突，林彪、江青一夥必然在一旁趁火打劫，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劉少奇的問題上，許多學者都談及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劉少奇的決定時唯一沒有舉手的陳少敏。首先要肯定，在當時的那種曆史氛圍中，陳少敏的這種勇氣確是難能可貴。
然後，我們不妨作些冷靜的比較。
陳少敏不舉手，表示不同意中央關於劉少奇的決定，從直接效果上來說，她這一票也改變不了劉少奇當時的命運，事實也確是如此。周恩來當時要這樣做（不僅僅是投票時，包括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變劉少奇的命運。試想，在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如日中天之時，加上毛澤東的偏聽，從組織原則上來說周恩來的反對票也是處於絕對的少數。但是，由不舉手這一舉動所引起的政治後果就大不一樣了。以陳少敏當時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劉少奇，所帶來的後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嚴酷的政治打擊和迫害，對當時的中國政壇產生不了什麽大的影響。如果周恩來也這樣做，由於他所處的位置，其政治後果就不僅僅是導致他自己下台的問題，更關鍵的是將會對當時的中國政壇產生一係列的舉足輕重的連鎖反應，整個中國的政治和權力格局將發生於黨、於國、於民十分不利的大裂變：那就是周恩來被徹底打倒失去合法的鬥爭權力，中國政壇將會淪為林彪、江青一夥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對劉少奇的錯誤處理上，周恩來的內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公布了這樣兩條材料：
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開前夕，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九大的政治報告。毛澤東說：報告中可以不提鄧小平，但要提劉少奇。
第二天，鄧穎超給周恩來寫了一張紙條，上麵寫道：“你要緊跟毛主席，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對事對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動，力爭保持你的身體情況能堅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為周恩來看病的著名老中醫蒲輔周）告我，望你應戒著急和激動，以免影響心髒波動。”
細心琢磨這兩條材料，不難看出它們的內在聯係。周恩來為什麽恰恰在這個時候情緒激動？恐怕是與對劉少奇的處理有點關係。
對劉少奇的處理，在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已經通過了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憑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宣布“把劉少奇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但那畢竟還是在黨的中央會議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公開提劉少奇的所謂“罪行”，那就等於將黨中央對劉少奇的錯誤處理公之於世了。因為九大的政治報告要向全國、全世界發布。這一做法，周恩來是有看法的。
後來，在張春橋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報告中，一開始就點出：文化大革命“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讚同打倒劉少奇，對周恩來個人來說，無疑又是一次痛苦的違心之舉，但對黨和國家的江山社稷來說，確又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英藉華裔作家韓素英在她的《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這樣寫道：
在1977年，我問鄧穎超說：“我也寫過一些反對劉少奇的東西。但他目前已恢複名譽。當時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確實的材料。現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開道歉？”
鄧穎超回答說：“有什麽必要？你沒有反對過他。你是聽信了我們。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文件是由周恩來簽署的……我們為此而道歉就成了嗎？這件事對周恩來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這樣做……這樣做是為了顧全大局。”
……
所有人——我說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層領導，包括周的妻子鄧穎超在內——都同意這一看法，周恩來“有些行動是違背他自己心意的”。譴責劉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這樣做，他24小時之內就會被攆下台。中國就會成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周的一名助手、後來任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的大使錢嘉棟對我說：“否則，整個棋局將由林彪來控製，由以毛的妻子為核心的‘四人幫’來控製。”這一看法黃華以及許多曾經和周一起工作過的人也和我談過。
韓素英的評論是經過了一番調查研究之後的客觀沉澱，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的言論也不是“各為其主”的情感偏向。根據毛澤東的性格和個性，根據林彪、江青一夥當時的權勢，根據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的處境，周恩來如果公然反對把劉少奇開除出黨，他會被立即“攆下台，中國將成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這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主觀臆測和推理，而是一種發生概率相當高的現實存在。
毛澤東的性格是，對他自以為是正確的重大決斷，他是絕不讓步和妥協的，他會不惜一切代價，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努力實現它。劉少奇、鄧小平曾經先後被當作“接班人”重用，卻因為上述原因而被打倒。周恩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也是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在黨內高層，他也不斷地受到嚴厲的批評，不得不常常檢討，更不要說由於他的存在成了林彪、江青一夥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林彪、江青一夥隨時都在尋找時機欲圖除之而後快。
周恩來自己也清醒地認識到了自己的處境，他對自己隨時都可能遭到不測的心態也不時流露。
1968年6月28日，周恩來會見阿爾巴尼亞外賓。當外賓談到沒去過長江大橋和黃河三門峽時，周恩來說了一句掏心話：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還沒有死，還沒有被打倒、被免職，我一定會陪科列加同誌去參觀。我們是最親密的朋友，什麽話都可以說。1975年7月1日，周恩來同泰國總理克立·巴莫簽署完中泰建交公報後同部分工作人員合影留念時，又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照可以照，但將來可不要在我的臉上劃××。”包括後來周恩來在最後一次進手術室之前，簽署伍豪事件的文件，都是這種心態的流露。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為了把周恩來打倒，不排除可能重新來一次像1966、1967年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由此我們可以真切地看到，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特殊的曆史環境中，由於周恩來所處的位置，他的一進一退，不光是他個人的榮辱安危問題，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江山社稷。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舉一動（包括他的違心之舉），就不能從單一的人類情感層麵和一般的社會道德評判來衡量，而必須深入到當時具體的曆史環境中去考辨、去鑒別。否則，任何武斷的結論都隻能是一種情感的宣泄，而不是理性的、對曆史和人物負責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把握。
張春橋向造反派密授機宜：“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造反派咄咄逼人地責問周恩來：難道劉少奇不是屬於敵我矛盾嗎？周恩來說：這是你的看法，但我不是這樣看的，你們不能把你們的看法強加於我。
1967年1月前後，在中央文革一夥的煽動下，一股揪鬥劉少奇、鄧小平的惡浪洶湧而來。
元旦剛過，一份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編印的《快報》擺在了周恩來的案頭。
《快報》反映的是，1966年12月25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率5000多人，浩浩蕩蕩開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發動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會後，這5000多人兵分5路，開向西單、王府井、北京站等繁華地段，沿途呼口號、搞演講、貼標語、撒傳單。主要口號是“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徹底打垮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猖狂反撲”等，這些口號還用大標語醒目地貼上了天安門城牆。
看罷《快報》，憤怒、不安一起交織在周恩來的心頭。他知道，這次行動，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縱容和支持下搞起來的，這等於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行動推向了全社會。而這正是周恩來自劉少奇、鄧小平“落馬”以來一直所反對的。
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因為與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上出現分歧而被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而遭批判，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的不滿，極力煽動造反派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周恩來反對林彪、江青等人的做法，他在艱難的處境中，費了很大的精力，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了力所能及的保護。
1966年10月12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發來“請帖”，要王光美去清華參加批判會，目的是想從王光美身上打開打倒劉少奇的突破口。周恩來為此批告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轉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我準備派人去錄音，帶回給王光美同誌，而不要她去參加會議。”
10月18日，在中央文革一夥的蠱惑下，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造反派在天安門貼出了“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同日下午，清華大學也出現了“打倒修正主義頭子劉少奇”的大標語。周恩來得知後，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童小鵬去勸阻。
而且，事隔一天之後，周恩來為此還在國務院會議室接見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造反派代表。
周恩來再三強調不要去天安門貼少奇同誌的大字報。他說：我勸你們不要到天安門去貼少奇同誌的大字報了，學校也最好避開這個問題。即使少奇同誌有錯誤，我現在也無權回答你們。你們把少奇同誌的大字報貼到天安門，你們要考慮考慮。少奇同誌是政治局常委，是國家元首，他不是普通黨員，也不是普通領導，就是要撤換，也不要去發動群眾。……我今天講這麽多，就是勸你們，不要到天安門去貼少奇同誌的大字報。清華的同學要把王光美同誌叫回去檢查，主席還不讚成。主要是考慮群眾大會一開，就不好收場。
有代表提出：劉少奇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沒有提毛澤東思想。
周恩來回答說：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沒提毛澤東思想，是主席的提議，是針對當時的國際局勢。主席說，不一定每一次開代表大會都提。你們青年人熱情很高，但你們把問題想得太嚴重，你們不了解實際過程。
就在周恩來接見哈爾濱工業大學造反派代表的同一天，周恩來得知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準備於21日或22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50萬至100萬人參加、矛頭指向劉少奇、鄧小平的“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大會，又要周榮鑫和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派人分頭去做勸說工作，說服他們不要舉行這樣的會。後來這個會沒有召開。
周恩來之所以反複勸阻不要把針對劉少奇的大字報張貼到公眾場合，反對公開召開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群眾性大會，實際上是他不同意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捅到社會上去。在他看來，即使劉、鄧有“錯誤”，也是“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和問題的認識而來”，屬於黨內問題。10月，當林彪在天安門講話和《紅旗》雜誌13期社論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周恩來就當麵向毛澤東提出過：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是否合適？黨內曆來提路線錯誤都是左傾或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但毛澤東沒有接受周恩來的建議。
據當時跟隨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說：
一天，周恩來從外麵回到西花廳，生氣地跟我們說：“你們都看到了，大街上那些大標語與口號上，把劉少奇的名字倒著寫，打叉叉，這像什麽話嘛！這樣做不文明啊！少奇同誌的問題還沒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們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
同年（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周恩來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吩咐道：“你去看看少奇同誌，他現在怎麽樣了？”……
我到了劉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福祿居，院子裏悄然無聲看不見什麽人，一片蕭瑟冷清的景象。……
“我叫張佐良，是總理的保健醫師。總理要我來看看少奇同誌，向少奇同誌問好。”那時，我穿著軍裝，故進門就向他行了個軍禮，向他報告道。
“謝謝總理的關心，總理怎麽樣？他好嗎？”劉少奇說。
“總理還好，就是工作忙，休息太少。”
……
“請你代我向總理問好，請他保重。”劉少奇仍坐在沙發上平靜地這樣說。
我即站起身來向他行了個軍禮，便返回西花廳向周恩來複命。
就在周恩來極力勸阻造反派和紅衛兵不要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和“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行動推向社會的時候，中央文革一夥又在背後搞起了小動作。
12月18日，中南海西門傳達室的裏間，張春橋神秘地把蒯大富找來密授“旨意”：
“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仍然相當猖獗，現在還是要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他們雖然作了檢查，態度還是不好。”
“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政治嗅覺並不遲鈍的蒯大富太明白了，張春橋所講的“中央那一兩個”就是指劉少奇和鄧小平。
“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們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廢！”
蒯大富領旨而去。於是就有了12月25日蒯大富率5000多人到天安門廣場發動的“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
這次行動，蒯大富本來還準備到中南海西門揪王光美回清華檢查，並揪鬥劉少奇、鄧小平。
周恩來得知後，告訴工作人員：如果造反派來要人，必須請示我決定。又告訴童小鵬、汪東興：不能讓學生衝中南海。要說服紅衛兵對劉少奇、鄧小平不宜采取揪鬥辦法。他們揪王光美即與劉聯係起來了。
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在接見“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的代表時，公然把劉少奇稱作“赫魯曉夫”。
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來到清華大學，對蒯大富12月25日發起的“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表示滿意和支持。蒯大富洋洋自得，對他的同夥說：“江青同誌這次親自來清華看我們，說明我們打劉少奇、鄧小平對了，幹得好，幹得漂亮！”
12月31日，針對造反派對劉少奇等的一係列極端行為，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找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造反派代表談話。
周恩來：找你們來，是想談幾件事情。你們要王光美回清華檢查，我曾經兩次請示主席，主席還是不同意讓王光美回清華。你們可以背靠背讓她回答問題。
造反派：她要是不回答呢？
周恩來：這個事情我可以辦嘛！你們把要問的問題提綱交給我好不好？造反派：我們叫她揭發劉少奇的問題。
周恩來：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說了，就是命令她揭發。你們可以看她的檢查和回答的問題嘛。
周恩來：再有一個，你們不要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去。外賓問起來，我就隻好回答說是我們國家發揚大民主，可以發表不同意見。但你們這樣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矛盾的性質就變了。
造反派（咄咄逼人地）：難道劉少奇不是屬於敵我矛盾嗎？
周恩來：這是你的看法，但我不是這樣看的，你們不能把你們的看法強加於我。你們提口號要恰當，在學校提還要考慮，到外麵提更要慎重。我今天提醒你們，有的人可以用一種右的方式來反對我們，也有的人可能以極左的麵目出現，他們把一些口號提到不恰當的程度，這也要引起我們的注意。要慎重，警惕有鑽空子的敵人。
由於有毛澤東的支持，周恩來堅決頂住了造反派要揪王光美回清華批判的要求。
然而，造反派並不罷休，幾天之後，卻策劃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鬧劇。1967年1月6日晚，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打電話給王光美，謊稱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在車禍中被壓斷了腿，正在北京第二人民醫院搶救，急需家長簽字後動手術截肢，否則，生命難保。
此前，周恩來曾囑咐，要劉少奇和王光美不要輕易出中南海。但劉少奇聞訊女兒受傷後，顧不了那樣多了，和王光美雙雙驅車趕到了醫院，中了造反派的奸計。
造反派當場扣留了王光美，劉少奇在警衛人員的保衛下脫身回到中南海。
周恩來得知後，知道事情壞了，連忙派人去追趕，並親自打電話給蒯大富，要他們放人。
當時任周恩來機要秘書的孫嶽回憶說：
“文化大革命”中，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用欺騙手段，謊稱王光美的女兒被汽車撞成重傷，乘王來醫院看望時揪到清華大學。總理知道此事後，非常生氣，要我和中央警衛局一個參謀立即去清華大學把王要回。我們到清華大學與造反派頭頭費了許多口舌，磨了很長時間，才將王要回。我們乘坐的小車出了清華大學，繞到北京大學（旁邊）一個黑暗的拐角處，突然被幾個解放軍攔住。當我們定神後，才知道他們是受周總理之命來接我們的。周總理指示：要我和王光美及解放軍同誌迅速換乘麵包車，向西繞道到西郊機場，向南繞過五棵鬆再向東返回中南海。我們原乘坐的小車由警衛局參謀原路返回。周總理作這樣的指示，是為了防止王光美再被其他學校的造反派奪走。當我把王光美送回家，回到西花廳時，衛士們說，快去，總理還等著你沒有睡覺呢。我立即向周總理作了簡要的報告，他才放心地去睡覺了。
次日，周恩來嚴厲批評了清華大學造反派的行徑，說：這個動作確實是不光明磊落，是背後耍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鬥爭。他們就是想把王光美騙出中南海，到清華批判。批判王光美，方式可以多樣，如背靠背的，也可以書麵的，因為鬥王光美不僅是她一個人的問題。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要看一段時間，不要擴大這個問題。但清華8個同學說這還不過癮。當時我派車去追趕，已經趕不上了。到醫院門口，實際上他們女兒沒有壓斷腿，清華的同學把他們帶上汽車到清華去了。這是一場什麽戲呀！是惡作劇啊！現在不是揪鬥了，是騙鬥了。這是不正常的，共產黨不這樣。這種作風不能提倡。
造反派搞聯合行動，到中南海揪劉少奇。周恩來說：你們下了通令，說4點讓答複。所以，把我揪出來了。你們要送大字報，我們可以轉送。要揪不行，主席讓我來勸你們不要揪。
1月6日、7日、8日，在中央文革一夥的唆使下，造反派連續把中南海的幾處大門圍得水泄不通，高音喇叭對著中南海狂呼亂喊，要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其他中央負責同誌。
北京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井岡山”的造反派還下了最後“通牒”，要求在7日淩晨4點鍾之前給予答複，否則就要采取行動。
7日淩晨3點半，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室接見北京建工學院和清華大學的造反派代表。
那時，造反派常常采取一些極端的行動，而周恩來常常為此接見他們，雖然不能完全說服他們，但接見一下有助於緩解局勢，消解造反派的極端情緒，化解燃眉之急。
接見一開始，造反派代表就氣勢洶洶地說：劉少奇（去年）8月到我院放了毒，八一團和“井岡山”都勒令他回建工學院檢查。
周恩來說：你們下了通令，說4點讓答複，否則，要揪。所以，把我揪出來了。你們要送大字報，我們可以轉送。要揪不行，主席讓我來勸你們不要揪，你們可以送大字報。
造反派：要不揪他，起碼得讓他給我們一個書麵檢查。
周恩來：你們要他寫書麵檢查，我得報告主席。
在和造反派談了一些其他問題後，造反派又提出：我們今天下午要搞聯合行動，到中南海揪劉少奇。
周恩來氣憤地說：我已經說了，不要揪了嘛！總要照顧黨和國家的影響。現在反正4點已經過了，4點前你們同意不揪，我要向主席匯報。
剛勸阻完建工學院的造反派，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農林口的造反派從中南海的西門、西北門、西南門、北門同時發起衝擊，要揪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國務院其他負責人。到8日淩晨，一部分造反派翻越圍牆衝進來了。淩晨1時，周恩來中斷其他工作，把衝擊中南海各門的造反派集合到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們。
周恩來嚴肅批評造反派的行為，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可以批判，但你們到中南海揪他們（指劉少奇、鄧小平），不行，毛主席、黨中央不同意你們這樣做。不光是揪他們不行，就是揪中央其他負責同誌也不行。我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告訴你們，不能這樣做。中南海是毛主席工作的地方。你們每天到中南海請願，一來就用大喇叭對著中南海，使毛主席和中央負責同誌不能很好工作，我呼籲你們不要這樣。我們有規定，不論北門、西門、西北門、西南門，我們都要堅決保衛。我要求大家無論如何要遵守這個最高紀律，並把這個事轉告北京的紅衛兵，自覺遵守這個紀律。
下午4時，周恩來在工人體育場出席“全國石油係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當周恩來講話時，場內突然有人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周恩來迅速轉過身去，背向會場，以示反對。而後說：即使是犯了路線錯誤的同誌也不能說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上，他們兩位還是黨中央常委。今天我代表黨中央講話，在我麵前喊這樣的口號，使我處於為難的境地。近來，有人幾次衝進黨中央的指揮中心中南海。他們要去幹什麽？要去把劉、鄧兩位揪出來。毛主席給我的任務就是說服同學們和戰友們不要這樣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需要用揪鬥的辦法，不需要麵對麵，可以用背靠背的辦法。鬥爭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麵的，送大字報就是書麵的嘛。
周恩來還說：今天天快亮時，我們還處理了這樣一件事。中南海的4個門——新華門、西南門、北門、西北門都被包圍了。包圍幹什麽呢？要衝進去揪人。結果在西南門有100多人爬著鐵門衝進去了。同學們，工友們，你們不是大家都說要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嗎？這麽個情況，我怎麽樣？我隻能挺身而出擋住。這樣的事我處理了5件：兩次衝北門，3次衝進了西南門。這是第5次，勸說了很久，結果我把他們引到人民大會堂。我們希望再也不要出現這樣的事，你們要向其他同學、工友宣傳這個道理。
1月12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釣魚台召集中南海的造反派開會，說：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麵轟轟烈烈。劉、鄧、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們為什麽不去鬥他們？
當天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分別衝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家，強行揪鬥、圍攻劉、鄧、陶。
1月16日，周恩來打電話給王光美說：要經得起考驗。
次日，周恩來在接見國家科委的造反派代表時，告誡說：你們的會可以開，但報紙上還沒有公開提劉、鄧，他們還是政治局常委。你們開會不能把他們拉去，否則我們不出席。
自1967年3月起，劉少奇的問題似乎明顯升級，毛澤東好像也改變了原來的態度。
1967年3月9日、10日兩天，在北京召開的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陳伯達、康生點名對劉少奇從曆史到現實進行顛倒是非的誣蔑，旨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打通全軍高級幹部的思想。10天以後，在一次有毛澤東、林彪等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正式決定將運動中揭發劉少奇的所謂“曆史問題”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指定由康生分管這件事。
此後，劉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的魔掌。謝富治是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劉少奇專案的，江青雖沒有頭銜，但卻是抓劉少奇專案的“主帥”。
應當說，對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當時的環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賀龍那樣，後來他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了。1967年3月21日，周恩來接見財貿係統的造反派，當造反派指責周恩來在對待老幹部的問題上與中央文革的口徑不一樣時，周恩來說了這麽一句話：“毛主席沒決定，當然要負責保護。”
這句話，很能反映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幹部方麵所處的艱難處境和所采取的鬥爭策略。隻要毛澤東沒有決定要打倒，周恩來就會想方設法以毛澤東的支持來擋住林彪、江青一夥射向老幹部的槍彈，保護老幹部。
對劉少奇，毛澤東本來並沒有“徹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他還肯定了劉少奇寫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幹部會議上的檢討提綱（草案）》，他在上麵批道：“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誌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獲，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
並且，毛澤東還提出過開九大時要選劉少奇、鄧小平當中央委員。後來，江青、康生一夥不斷向毛澤東提供有關劉少奇所謂“曆史問題”的假材料，毛澤東的認識和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想保劉少奇也保不住。
要指出的是，在保護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所麵臨的處境要比在保護賀龍的問題上更為嚴峻、敏感、艱難。賀龍主要還是林彪、江青一夥要打倒他，毛澤東表示默許。而劉少奇的問題，直接與毛澤東聯係在一起。如果在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拍案而起或者持反對意見，這就意味著他要直接與毛澤東發生正麵衝突，林彪、江青一夥必然在一旁趁火打劫，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劉少奇的問題上，許多學者都談及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劉少奇的決定時唯一沒有舉手的陳少敏。首先要肯定，在當時的那種曆史氛圍中，陳少敏的這種勇氣確是難能可貴。
然後，我們不妨作些冷靜的比較。
陳少敏不舉手，表示不同意中央關於劉少奇的決定，從直接效果上來說，她這一票也改變不了劉少奇當時的命運，事實也確是如此。周恩來當時要這樣做（不僅僅是投票時，包括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變劉少奇的命運。試想，在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如日中天之時，加上毛澤東的偏聽，從組織原則上來說周恩來的反對票也是處於絕對的少數。但是，由不舉手這一舉動所引起的政治後果就大不一樣了。以陳少敏當時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劉少奇，所帶來的後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嚴酷的政治打擊和迫害，對當時的中國政壇產生不了什麽大的影響。如果周恩來也這樣做，由於他所處的位置，其政治後果就不僅僅是導致他自己下台的問題，更關鍵的是將會對當時的中國政壇產生一係列的舉足輕重的連鎖反應，整個中國的政治和權力格局將發生於黨、於國、於民十分不利的大裂變：那就是周恩來被徹底打倒失去合法的鬥爭權力，中國政壇將會淪為林彪、江青一夥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對劉少奇的錯誤處理上，周恩來的內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公布了這樣兩條材料：
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開前夕，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九大的政治報告。毛澤東說：報告中可以不提鄧小平，但要提劉少奇。
第二天，鄧穎超給周恩來寫了一張紙條，上麵寫道：“你要緊跟毛主席，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對事對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動，力爭保持你的身體情況能堅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為周恩來看病的著名老中醫蒲輔周）告我，望你應戒著急和激動，以免影響心髒波動。”
細心琢磨這兩條材料，不難看出它們的內在聯係。周恩來為什麽恰恰在這個時候情緒激動？恐怕是與對劉少奇的處理有點關係。
對劉少奇的處理，在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已經通過了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憑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宣布“把劉少奇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但那畢竟還是在黨的中央會議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公開提劉少奇的所謂“罪行”，那就等於將黨中央對劉少奇的錯誤處理公之於世了。因為九大的政治報告要向全國、全世界發布。這一做法，周恩來是有看法的。
後來，在張春橋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報告中，一開始就點出：文化大革命“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讚同打倒劉少奇，對周恩來個人來說，無疑又是一次痛苦的違心之舉，但對黨和國家的江山社稷來說，確又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英藉華裔作家韓素英在她的《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這樣寫道：
在1977年，我問鄧穎超說：“我也寫過一些反對劉少奇的東西。但他目前已恢複名譽。當時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確實的材料。現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開道歉？”
鄧穎超回答說：“有什麽必要？你沒有反對過他。你是聽信了我們。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文件是由周恩來簽署的……我們為此而道歉就成了嗎？這件事對周恩來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這樣做……這樣做是為了顧全大局。”
……
所有人——我說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層領導，包括周的妻子鄧穎超在內——都同意這一看法，周恩來“有些行動是違背他自己心意的”。譴責劉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這樣做，他24小時之內就會被攆下台。中國就會成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周的一名助手、後來任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的大使錢嘉棟對我說：“否則，整個棋局將由林彪來控製，由以毛的妻子為核心的‘四人幫’來控製。”這一看法黃華以及許多曾經和周一起工作過的人也和我談過。
韓素英的評論是經過了一番調查研究之後的客觀沉澱，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的言論也不是“各為其主”的情感偏向。根據毛澤東的性格和個性，根據林彪、江青一夥當時的權勢，根據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的處境，周恩來如果公然反對把劉少奇開除出黨，他會被立即“攆下台，中國將成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這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主觀臆測和推理，而是一種發生概率相當高的現實存在。
毛澤東的性格是，對他自以為是正確的重大決斷，他是絕不讓步和妥協的，他會不惜一切代價，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努力實現它。劉少奇、鄧小平曾經先後被當作“接班人”重用，卻因為上述原因而被打倒。周恩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也是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在黨內高層，他也不斷地受到嚴厲的批評，不得不常常檢討，更不要說由於他的存在成了林彪、江青一夥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林彪、江青一夥隨時都在尋找時機欲圖除之而後快。
周恩來自己也清醒地認識到了自己的處境，他對自己隨時都可能遭到不測的心態也不時流露。
1968年6月28日，周恩來會見阿爾巴尼亞外賓。當外賓談到沒去過長江大橋和黃河三門峽時，周恩來說了一句掏心話：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還沒有死，還沒有被打倒、被免職，我一定會陪科列加同誌去參觀。我們是最親密的朋友，什麽話都可以說。1975年7月1日，周恩來同泰國總理克立·巴莫簽署完中泰建交公報後同部分工作人員合影留念時，又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照可以照，但將來可不要在我的臉上劃××。”包括後來周恩來在最後一次進手術室之前，簽署伍豪事件的文件，都是這種心態的流露。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為了把周恩來打倒，不排除可能重新來一次像1966、1967年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由此我們可以真切地看到，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特殊的曆史環境中，由於周恩來所處的位置，他的一進一退，不光是他個人的榮辱安危問題，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江山社稷。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舉一動（包括他的違心之舉），就不能從單一的人類情感層麵和一般的社會道德評判來衡量，而必須深入到當時具體的曆史環境中去考辨、去鑒別。否則，任何武斷的結論都隻能是一種情感的宣泄，而不是理性的、對曆史和人物負責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