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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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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
大串聯、大奪權、大武鬥，鐵路交通劫難四起，經濟命脈危如累卵。周恩來鐵腕決策，野戰軍開到了鐵路邊。
“總管家”的憂慮與心血：“多拉一些學生是有些困難，但我更擔心的是鐵路停斷和阻塞。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一旦停斷，整個國民經濟就癱瘓了。”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猶如潘多拉把打開了的魔盒投放到中國大地，瘋狂、嫉妒、窩裏鬥等人類所有的劣根性都傾巢而出，肆虐著中國內地的每一撮泥土，撩撥得人們神誌不清，上躥下跳，狂呼亂喊，胡砸亂打……
1967年3月18日，兩份報告幾乎是同時送到了周恩來的案頭。
來自齊齊哈爾的報告反映：齊齊哈爾鐵路局派別眾多，一個局就有200多個組織，經常打派仗，工作無人管；局內指揮不靈，調度員、扳道員隨便不上班，十幾台機車開不出去。按常規，每天必須運出5000多個車皮，而目前每天隻能運1700多個車皮。局樞紐站三間房有時一天竟滯留車皮1000多個，使列車無法進站。
大興安嶺林場30多萬立方米木材積壓待運。還有人強調要打破框框，砸爛規章製度，致使局內交通事故大大增加。到3月15日止，已發生行車事故326起，比去年同期增加50%，其中惡性事故29起。事故之多、損失之重，是該局曆史上所罕見。
來自江蘇省的報告反映：江蘇省委、南京市委的奪權沒有搞好大聯合、三結合。奪權之後，交通運輸部門指揮不靈，車站港口、交通要道的物資堆積如山，運不出去。有人說，奪權後革命不像革命，生產不像生產。
看罷報告，周恩來心情沉重，心底泛起陣陣說不出滋味的難受。
狂熱，使人迷失了理性，泯滅了良知。為了所謂的“革命”、“造反”，他們可以自己切斷關係到國計民生的生命線——鐵路交通。
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作為主管全國經濟建設的“總管家”，周恩來非常清楚鐵路交通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程度。別的姑且不說，單就當時我國經濟運行中的“南糧北調”和“北煤南運”這兩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北方的工業發展要靠南方省區的糧食來支撐，南方的工業建設要靠北方的煤炭來保證。南糧北調和北煤南運主要通過鐵路，僅南糧北調一項，每年就達100億斤，1965年達120億斤。
如果南北鐵路交通一旦中斷，整個國民經濟也將隨之癱瘓。
不可想象，像北京、上海這樣每天要靠從外地調運大量的生活、生產物資的大城市，中斷一天的鐵路交通會是個什麽樣子？！
正因為如此，“文化大革命”開始近一年來，周恩來在維係鐵路交通方麵沒少費心血。
1966年8月開始的“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紅衛兵大串聯，給我國運力本來就嚴重不足的鐵路交通帶來了極大的衝擊。據不完全統計，8月份僅到北京大學串聯的外地學生就達212．4萬人次。有限的交通工具無法滿足客運量的猛增，嚴重的超載使運輸設施遭到破壞。
對此，周恩來深為焦慮。一方麵，大串聯是毛澤東支持和讚成的，周恩來難以反對；另一方麵，麵對大串聯對鐵路交通的衝擊，周恩來又不能不采取一些製止措施。8月底9月初，他指示起草了對紅衛兵運動進行限製的兩個文件，強調要把鐵路交通部門和重要站段當作“要害部門”加以堅決保護。但遭到江青、康生等人的反對。
在欲以正式文件對運動進行限製、匡正的努力受挫後，周恩來找到協助他抓經濟工作的餘秋裏、穀牧，要求他們花大力氣編製鐵路運輸計劃明細表，說：“無論多麽困難，都要妥善處理好學生串聯與生產的關係。首先，必須安排好維持生產建設所必需的貨運量，然後，在客運計劃中留有一定餘力，以應付學生串聯之需。”
1966年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決定10月份再放手讓學生串聯一個月，再鬧幾個回合，要求鐵路運輸部門按進出北京的學生各150萬至170萬人的計劃安排運輸力量。鐵路部門非常為難。負責工交口的穀牧找到周恩來叫苦：“總理，上海等地都來電話告急，說交通運輸情況非常緊張，進出北京各150萬人很難安排。”
周恩來又何嚐不知道鐵路運輸部門的難處？他對穀牧說：“你可以搞上、中、下三個方案，把每個方案的安排辦法和困難都寫出來，由我報常委討論決定。”
少頃，周恩來又深為憂慮地說：“多拉一些學生是有些困難，但我更擔心的是鐵路停斷和阻塞。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一旦停斷，整個國民經濟就癱瘓了。”
為了減緩大串聯給鐵路運輸帶來的混亂和壓力，10月下旬至11月初，周恩來又接連指示起草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關於維護鐵路運輸的緊急通知》和《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的通知》兩個文件，要求鐵路部門迅速恢複正常運輸秩序，全國各地的學生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串聯，以保證必要的生產物資的運輸。
然而，就在周恩來積極采取措施製止鐵路交通的混亂勢頭時，中央文革一夥卻在背後煽風點火，把鐵路交通的混亂勢頭推向巔峰。
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操縱一部分工人以到北京“告狀”為名，在上海北郊安亭火車站強行臥軌攔車，製造了京滬線交通大動脈中斷31小時的安亭事件。
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極為憤慨。他要陳伯達電告華東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堅決頂住，絕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
代表中央文革前往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張春橋卻置周恩來的電告不顧，背著上海市委，擅自承認王洪文等人的臥軌攔車行動是革命行動，“工總司”是合法組織。
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開了全國衝擊鐵路、中斷運輸的惡例。
12月30日，張春橋、王洪文等又在上海製造了全國的第一場大武鬥——康平路事件，使上海的鐵路交通更趨混亂。從30日淩晨至31日的26小時中，上海站停開客車26列，停開貨車38列；有22列貨車阻於途中，不能進入上海站。一個星期之後，又是在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策劃下，上海造反派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所謂“一月革命”的風暴。
如果說，紅衛兵大串聯的狂潮僅僅給鐵路交通帶來影響，那麽，隨著1967年1月上海奪權而波及全國的奪權惡浪迭起，全國的鐵路交通就近於癱瘓。鐵路運輸生產出現了十年動亂期間的第一次全麵的大幅度下降。
和其他部門一樣，鐵路交通運輸部門的大批領導幹部在甚囂塵上的“奪權”聲中被揪鬥，鐵道部長呂正操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各級領導機構相繼陷於癱瘓和半癱瘓；各鐵路站段的職工或分裂成兩大派，派性武鬥不止，或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四處串聯，停產鬧革命，許多鐵路站段的工作陷於停頓；保證鐵路運輸生產正常進行的各種規章製度，被視為“修正主義的管、卡、壓”，有的被砸爛，有的無法執行，一直是集中管理、統一指揮的鐵路運輸處於無政府狀態。全國鐵路幹線不時出現中斷，待運的生產物資大量積壓，連保證國民經濟最低限度的運行都難以實現。
在這一片內亂的汪洋中，周恩來竭盡全力，進行了一般人所難以想像、難以承受的抗爭。他除了處理其他黨政大事外，每天都要親自看鐵路運輸簡報，晚上找有關同誌開會，了解全國鐵路運輸情況，研究對策。哪個地方交通中斷，他就打電話到哪個地方去追問，並頻頻找群眾組織代表談話，苦口婆心地進行批評、勸說和教育，不分晝夜……
——1月2日，上海、蚌埠發生鐵路交通中斷事故。周恩來召集全國鐵路係統20餘個單位的在京代表談話，嚴厲告誡：“鐵路交通絕不能癱瘓，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斷。中斷鐵路交通，不僅直接影響生產，也直接影響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三個五年計劃，國際影響也不好。”
有代表問：“保證鐵路暢通是不是政治掛帥？有人說，保證鐵路暢通是單純的業務觀點。”
周恩來說：“停車不隻是對市委，是對國家、對毛主席。中斷鐵路交通的行為不是革命行動，保證鐵路暢通也不能說是單純的業務觀點，業務裏頭有政治。”最後，周恩來要求鐵路係統各單位聯合起來成立一個聯絡委員會，寫個呼籲書，維護鐵路交通。
——1月6日、7日，為解決南京兩派武鬥導致的鐵路交通中斷問題，周恩來兩次接見南京群眾組織赴京代表，說：交通問題關係太大了，上海的煤也不夠了，碼頭停了十幾條船。現在的問題首先是恢複交通，這是最關緊要的。交通問題我最擔心。挑起雙方武鬥的人要法辦。
——1月10日淩晨，周恩來把來自長春、齊齊哈爾、大連、廣州、武漢等地鐵路部門的職工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禮堂，就恢複鐵路交通秩序和他們談話。周恩來說：“工人離開工作崗位到北京來，這叫丟生產，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現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丟開業務不管，這是要批判的。丟開業務鬧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嗎？現在呂正操部長被揪來揪去，我連部長都找不到了，我替呂正操當起了鐵道部長，這種情況對鐵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說服出來串聯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把自己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搞好。”
——1月27日晚11時至次日淩晨7時，整整8個小時，周恩來在中南海會議廳接見鐵路係統造反派代表，嚴厲批評了鐵道部造反派在奪權問題上不負責任的態度，責令鐵道部造反派：“要立即成立一個業務小組，晝夜值班，保證業務不中斷，我每分鍾打電話都要有人，鐵路交通一時一刻也不能停下來。”
在周恩來的責令下，兩天後，鐵道部機關和直屬單位群眾組織代表協商推選出14人，組成了鐵道部臨時業務監督小組。
——2月1日，中南海小禮堂。周恩來和鐵道部部分造反派代表談話，對他們無休止的派性鬥爭提出嚴正批評：“為什麽不聯合起來？再這樣下去，我要對鐵道部門實行軍事管理。我給你們開過7次大會，強調全國交通大動脈一刻也不能中斷，你們就是不聽。你們想一想，是一個單位重要，還是全國重要？是一個人重要還是7億人民重要？奪權，首先要在腦子裏奪‘私’字權。”
……
據周恩來的工作台曆記載，從1967年1月奪權到2月初，短短的20多天時間裏，周恩來為解決鐵路交通問題找鐵路係統群眾組織代表談話就達7次之多。
還不包括同鐵路係統外的群眾組織代表談鐵路問題。
周恩來提出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中央文革多方刁難，鐵路軍管一拖再拖。關鍵時刻，毛澤東給了周恩來一把“尚方寶劍”。
在舉國上下全麵內亂的情況下，周恩來對造反派及群眾組織的呼籲、教育、批評、警告難免杯水車薪。
從1966年底到1967年初，周恩來費了不少心血，想把全國鐵路係統的各路代表聚攏到一起，成立一個鐵路係統的聯絡總站，來維護鐵路運輸的正常運行。
但這一願望未能實現。
“看來，要製止鐵路交通狀況的進一步惡化，扭轉混亂的局麵，必須對鐵路交通實行全麵軍管。”周恩來決心已定，當即將來自齊齊哈爾的報告送毛澤東。
毛澤東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3月19日，毛澤東在齊齊哈爾的報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該實行軍事接管，以便盡快恢複正常秩序。此外，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隻管工業，不管交通是不對的。
毛澤東批示後，周恩來立即組織有關人員擬出了一個對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及其所屬重點企業實行軍管的文件。
3月22日，中南海會議室。周恩來召集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有關負責人及群眾組織代表開會，李先念、穀牧、餘秋裏等也到會。會上，周恩來宣讀了毛澤東的批示，並指出：“經我們研究，鐵路、交通、郵電要實行全麵軍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歸軍隊管，現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擱了，無論如何要把二季度的生產搞好。鐵路、輪船、交通、碼頭、汽車、港口、運輸公司，派軍管小組或委員會先管起來，由穀牧同誌負責。”
有群眾組織代表問周恩來：“有人說，李富春、李先念、穀牧、餘秋裏是劉、鄧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們搞不清楚。”
周恩來回答說：“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帶他們來嗎！”
然而，周恩來組織擬出的這個軍管文件遭到中央文革一夥的刁難。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這個文件時，他們挑剔說：對軍管後軍管會如何執行毛主席路線、如何堅決支持左派鬧革命寫得不夠。林彪也陰陽怪氣地說：軍管如果搞得不好，軍隊也會執行一條拿槍的劉鄧路線。
由於中央文革一夥的幹擾，對鐵路、交通、郵電的軍管一拖再拖。鐵路、交通的混亂勢態繼續惡化。
5月31日，國務院聯絡員辦公室轉來的幾份鐵路運輸簡報擺到了西花廳周恩來寬大的辦公桌上。
簡報說：據鐵道部業務監督小組報告，最近幾天，各地由於兩派武鬥和糾紛，幾條主要鐵路幹線連續發生行車中斷情況。目前，京廣、津浦、隴海、浙贛四條主要幹線處於癱瘓狀態，情況如下：
（一）徐州地區兩派武鬥，至28日早6時，徐州火車站的作業處於癱瘓狀態，徐州分局管內隴海、津浦沿線滯留列車達33列，濟南分局滯留22列。30日，徐州火車站兩派武鬥，一台機車被炸毀，調度室被砸，從晚上7時起，車站完全停止作業，滯留貨車34列，客車運行也停止了。到31日，武鬥還在繼續，機務段內20多台機車被炸，一部分鐵軌被扒掉，整個徐州機務段隻剩下一個副段長和一個運轉主任，津浦、隴海兩幹線運輸中斷。截至31日早上6時，在津浦線上滯留貨車68列，客車16列。津浦線濟南至蚌埠、隴海線商丘至連雲港的鐵路交通全部癱瘓。
（二）駐浙江金華的南京軍區的某軍急電：金華地區兩派武鬥，鐵路設備被破壞，金華火車站的大批工作人員被劫往杭州，車站工作完全處於癱瘓狀態。自28日起，浙贛線交通完全中斷。到31日，浙贛沿線滯留列車100餘列，交通至今尚未恢複。
（三）鄭州兩派武鬥，鄭州北機務段被圍，鄭州火車站電源被切斷，工作停止，嚴重影響了京廣、隴海兩線的運輸。目前，事態還在發展，鐵路運輸很困難。
（四）京包線的宣化站，因地區兩派糾紛，於26日停止作業，不接發列車，使運輸陷於中斷。
（五）武漢軍區來電：漢口車站連續發生衝擊鐵路運輸的事件。27日，一些群眾組織以抓“聯動”為名，動員數千群眾衝進車站，攔截16次快車，砸壞門窗，致使16次快車在漢口滯留17個小時。29日，又有幾千名學生和不明身份的群眾闖進漢口車站，強行搜查38次快車，還將一女青年衣服剝光，進行搜身侮辱。30日，又有一千多不明身份的人闖入車站，打傷車站職工和值勤戰士，破壞鐵路設備，嚴重影響鐵路運輸……
看罷簡報，沉重、焦慮、憤怒一起交織在周恩來的心頭。“對鐵路交通的軍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來顧不上不驚擾毛澤東的午休，拿著鐵路運輸簡報，疾步來到毛澤東的住處。
看著簡報，毛澤東若有所思的臉上也顯得十分嚴峻。
“主席，鐵路交通關係到全國的經濟命脈，一旦中斷，國民經濟局勢不可收拾。對鐵路交通的軍管，應立即實施，不可再拖。”
周恩來對毛澤東力陳利害。
毛澤東當即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
嚴峻的現實不容周恩來有片刻的喘息。從毛澤東處出來後，周恩來又緊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蕭華（總政治部主任）、楊成武（代總參謀長）、穀牧、餘秋裏等開會。
會上，周恩來傳達了他中午向毛澤東匯報的情況，並和大家商定了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的具體細則：（一）盡快公開發布關於不許中斷鐵路輪船交通運輸的命令；（二）將全國18個鐵路局分給附近駐軍實行軍管包幹，將沿海沿江輪船交給海軍實行軍管包幹；（三）參加軍管的軍隊均與當地軍分區、武裝部分開；（四）責成總參謀部負責擬定調動部隊的計劃，次日拿出方案。
會後，周恩來提筆給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江青、康生寫了一封信。
伯達、康生、江青和文革各同誌：
送上鐵路中斷情況電訊八份，請閱。今午在主席處，已說明鐵路輪船關係到全國交通命脈，絕不能中斷。下午曾約集富春、先念、劍英、蕭華、成武、穀牧、秋裏各同誌會商此事。除以報請批發不許中斷鐵路輪船交通命令外，並擬將全國18個鐵路管理局分給附近駐軍實行軍管包幹，將沿海沿江輪運交海軍軍管包幹，均與當地軍分區、武裝部分開，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統一全國鐵路輪船運輸，免受幹擾。這一計劃正由總參草擬，明日當可訂出送審。
此外，擬為此事再發一告鐵路輪船職工書，定稿後再送閱。
周恩來
五月三十一日
周恩來此招可謂先斬後報。江青一夥雖然恨得咬牙切齒，無奈有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也隻好暫時作罷。
6月1日，周恩來指示：鐵道部臨時業務監督小組改為鐵道部軍管會業務協助小組。
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堅決維護鐵路交通運輸革命秩序的命令》。《命令》指出：
一、鐵路、交通部門的廣大革命職工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堅守工作崗位，努力做好工作，嚴格遵守勞動紀律，切實保證交通運輸的暢通。
二、嚴禁破壞鐵路、交通設施和國家財產，任何人都不準以任何借口無票強行乘坐車船，不準扒乘貨車和攔截列車、汽車、輪船，不準妨礙鐵路、交通部門工作人員的正常工作，不準武鬥，不準以臥軌等手段限製車輛通行。今後凡采用扒車、截車及其他不正當手段來京上訪的人員，中央概不接見。
三、煽動武鬥，破壞鐵路、交通運輸秩序和砸毀鐵路、交通設施、運輸工具的少數壞人及情節嚴重的肇事者，必須受到無產階級國家法律的製裁。各地革命委員會、軍事管製委員會和駐鐵路、交通部門的人民解放軍部隊、軍代表、公安值勤人員有權根據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條規定負責處理上述問題，有關方麵必須聽從，不得拒絕執行。
本命令自即日起生效，並可在城鄉和各車站、碼頭廣泛張貼。
隨後，對鐵路交通的全麵軍事管製立即付諸實施。
周恩來鐵腕決策，野戰軍開到了鐵路邊。毛澤東發出警告：“現在正是他們犯錯誤的時候。”
軍管之後，全國鐵路交通的混亂勢頭得到一定的扼製。鐵路交通運輸狀況有所好轉。
然而，這種局麵沒能維持多久，就被更加劇烈的社會動蕩所破壞。
1967年7月20日，武漢發生了廣大軍民抗議中央文革小組極左做法的事件。
林彪、江青一夥借機排除異己，打擊軍隊老幹部。他們把七二○事件誣為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反革命兵變”、“反革命暴亂”，並借機刮起“揪軍內一小撮”的陰風，挑動造反派揪鬥軍隊幹部。
七二○事件後，全麵內戰空前激烈，全國局勢急劇惡化。軍隊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軍管的威信被嚴重削弱。局勢已亂到了連毛澤東也難以駕馭的地步。在舉國上下的全麵內戰中，鐵路交通受害首當其衝。有些地方的造反派幹脆把火車停下來用作進行武鬥的工事掩體；有的用火車設置路障，切斷交通，以斷絕對方兵援。全國鐵路交通中斷事故幾乎天天發生。
麵對嚴重的動亂局勢，毛澤東也不得不采取措施糾正一些具體錯誤。他在7月中旬至9月的南巡中，針對各地派性林立、武鬥迭起，號召造反派實行“革命的大聯合”，並批評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說“現在正是他們犯錯誤的時候”。
周恩來抓住毛澤東糾正“文化大革命”某些具體錯誤做法的契機，奮力平抑社會動亂，繼續進行維係鐵路交通的各種努力。
首先，周恩來采取了更強有力的、也是不得已的措施——派野戰軍到鐵路兩邊護路。
7月25日，周恩來在一個報告中親自擬定了詳細的部隊護路部署，京廣、隴海、京滬、津浦、滬寧、滬杭、浙贛等主要鐵路幹線分別指定具體部隊包了下來：38軍或68軍從涿州到武勝關，××軍從武勝關（不含）經衡陽到廣州、憑祥（以上為京廣線）。
68軍（202師）從連雲港到潼關（不含），21軍從潼關到星星峽（以上為隴海線）。
12軍從浦口（不含）到徐州（不含），兼及淮南蕪湖支線；27軍從南京經上海到杭州（不含）（以上為津浦、滬寧線）。
20軍從杭州到鷹潭（含），67師從鷹潭到杭州（不含）（以上為浙贛線）。
同日，周恩來將護路部署交由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轉送正在南巡中的毛澤東批準。毛澤東批準了周恩來的這一部署。
周恩來立即指示起草了《關於派國防軍維護鐵路交通的命令》。
8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派國防軍維護鐵路交通的命令》。
與此同時，周恩來繼續沒日沒夜地找各地群眾組織代表談話，批評他們熱衷派性武鬥、中斷鐵路交通的行為，說服各群眾組織搞好大聯合。
1967年8月21日，周恩來接見工交、財貿、農林口各部群眾組織代表和駐各部軍代表、負責生產業務的幹部以及有關院校的學生代表。他嚴肅地指出：衝擊軍管會是不許可的，是把群眾往錯誤的方向上引。我為什麽強調不能衝擊軍管會？就是因為全線鐵路都分配給野戰軍一段一段地護路，以保證整個鐵路線暢通。由於受地方群眾運動的影響，現在鐵路的運輸量大大下降。在座的都是管經濟的，都懂得，交通大動脈中斷了，一切都會停頓。現在許多地方煤送不到，工業用煤、工業用電都停止了。工業用電停止，整個工業生產都停止，隻能夠維持生活照明用電。甚至有些地方來告急，連生活用電都要停止了。這個樣子還搞什麽文化大革命嘛！
稍頓，周恩來又說：本來鐵路軍管以後情況要好些，但現在又受衝擊。鐵路問題是關係整個國民經濟生活的首要的要解決的問題。鐵路係統的兩派，不管是造反的還是保守的，或者兩派都是左派，都不應該在工作時間爭論，更不容許武鬥、停車、破路和奪解放軍的武器。
周恩來還要求鐵道部、交通部要派大部分人員到各鐵路幹線上去疏通、勸導。
9月28日，周恩來接見東北三省群眾組織代表，嚴厲批評衝擊軍隊、破壞鐵路交通的行為，憤然責問在場的造反派頭頭：說過多少次了，“揪軍內一小撮”是錯誤的，你們現在為什麽還要揪軍內一小撮？揪誰呢？揪沈陽軍區？為什麽要這樣勢不兩立？黃埔港有四五十條船停著，湛江港也這樣，廣州半個月沒開出火車來，你們心裏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十五個月，再搞十五個月還行啊？還要放假鬧革命、第三次大串聯，大錯特錯嘛！
四平市的代表反映：四平的鐵路交通已中斷半個月了。
周恩來說：請聯絡員與鐵道部軍管會聯係，找鐵道係統的代表開會解決。軍管會要維護交通，這是死命令。不管哪一派都不能阻礙鐵路交通，要抓頭頭。
10月2日，福州軍區電告中央文革：英國一艘“加斯”號商船10月1日到廈門。按規定我方海關應對商船進行檢查，但因海關和港務局各分兩派，無人檢查，英國商船無法靠岸。商船上有三個病號，船上補給也成問題，要求盡速靠岸。軍管會向兩派做工作無效。
中央文革小組對此未采取任何措施，就推給了周恩來。
“文化大革命”以來，在極左思潮的幹擾下，中國的國際聲譽被嚴重損害，四麵楚歌，主管外交的周恩來苦不堪言。
周恩來閱電報後當即寫下了措辭嚴厲的批示：
據說，由於廈門海關和港務局各分兩派，無人檢查，致英國商船到來後無法靠岸，而該船有三病號，吃喝均成問題。這種違犯國法、影響祖國聲譽的行動，是極端錯誤的，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望廈門軍管會、調查組接此電話後即向兩派組織號召：對外、對業務必須采取聯合行動，如果哪一派響應中央、主席號召並見於行動，中央將通報表揚，如拒不執行，中央定予揭露，並命令軍管會采取必要措施，保護海港檢查、靠岸裝卸。哪一派破壞這一行動，軍管會應按《六六通令》懲處該派的主使人和肇事頭頭。
秘書火速將周恩來的指示電告廈門軍管會。
當晚，中央派往廈門的調查組報告：接到總理的指示後，即組織軍管會和兩派群眾傳達學習，三方都表示堅決執行。上午10時半英國商船即已靠岸，下午已開始裝貨，估計4日可完成。
周恩來憤然責問：全國鐵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這個樣子，我們在座的難道心裏就這麽舒服？我就不相信！全國18個鐵路局和52個鐵路分局的群眾組織終於就實現大聯合、保證鐵路運輸暢通達成了協議。這些協議，浸透了周恩來的心血。
10月24日，國務院業務小組向中央匯報1967年第三季度主要經濟情況和第四季度工作安排。匯報數字表明：從5月份開始，鐵路運輸量大幅度下降。鐵路平均日裝車數1.91萬車，為計劃日裝車數的46%。這就是說，全國鐵路運輸任務的完成還不到一半。麵對這樣的數字，周恩來的心情沉而又沉。
在周恩來的直接過問下，全國鐵路運輸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各鐵路局軍管會的負責人及鐵路係統群眾組織代表。10月29日，周恩來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全體代表。
周恩來心情沉重地說：鐵路運輸這個問題太重要、太急迫了。眼下，除了鬥私批修以外，是如何把鐵路運輸搞上去。糧食生產、工業生產，回過頭來還是鐵路運輸問題。
周恩來劃了一條曲線，說：你們看我劃的這條曲線，你們就懂得這個形勢了。
從1月份的裝車數×萬×千車到4月份的×萬×千車，然後跌到×萬×千車，跌到了水平線以下。現在還沒有回到水平線上。從今年10個月的鐵路運輸生產曲線看，對革命、對整個生產都是不利的。今年隻剩下最後兩個月了，如果運輸指標再上不去，就會影響明年的發展。
說著，周恩來提高了聲音：空喊革命，不抓業務，革命就是空的。動不動就把機務段凍結起來，這無論如何不是革命的，是破壞革命，是不容許的。這就是私，是派性。抓革命、促生產，鐵路處於關鍵性的位置。要聯合起來把鐵路搞上去。
不管你過去是不是革命派，隻要在這個問題上做得好，就是革命派。
來自柳州的代表提出：下麵部分職工因為武鬥，死了人，對大聯合想不通。
周恩來說：你們要從大局著想。兩派武鬥，死了些人，肯定有壞人在挑動，不在群眾，要把仇恨集中到壞人身上。不要因為幾個同誌死了，就想不開，要顧全大局，要淚飛頓作傾盆雨。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氣派。
周恩來最後強調：現在鐵路上的重點是解決兩廣、南京、東北、西北，要研究一下，擺在第一位的是應該抓貨運。兩派一定要聯合起來，搞一個協議，誰不遵守，誰就不是革命派。
然而，有些地方派性組織置大聯合的號召不顧，仍沉湎於無休止的派性鬥爭。
1967年11月25日，河南鄭州兩派武鬥，造成全國最大的鐵路樞紐站鄭州交通中斷，滯留車皮3000多節。周恩來得知後，憂心如焚，指示連夜派飛機把鄭州兩派代表召集到北京，解決鄭州鐵路交通問題。
晚11時30分，剛剛接見完外賓的周恩來急匆匆地來到人民大會堂安徽廳，接見鄭州兩派代表。在場的還有東北三個鐵路局、西北三個鐵路局及南京、哈爾濱等地的代表。
周恩來滿臉倦容，聲音有點嘶啞：“鐵路與煤炭，我們最近半個月一直在注意，黨中央和毛主席都在注意。現在突然出現鄭州問題，我完全沒有料到。就在鄭州這一十字路口，停車3000多節，我心裏非常難過。我實在抽不開身，剛才還在接見外賓。如果我有功夫，我自己親自到鄭州去。為什麽不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聯合起來？全國鐵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這個樣子，我們在座的軍隊同誌也好，鐵路工友也好，難道心裏就這麽舒服？我就不相信。”
周恩來的嘴唇和手有點顫抖。一旁的代表請周恩來坐下。
“鐵路有軍管會，到現在生產指揮班子還沒有搞起來。”說到這裏，周恩來問鄭州鐵路局的軍管會主任：“軍管多久了？”
“6月22日開始軍管的。”
“5個月過去了，生產班子還沒有組織起來？”
“幹部沒有站出來，最近站出的有25%。”
“有百分之二十幾站出來就可以組織嘛！3000多輛車子壓在鄭州這條線上，全國鐵路最關鍵的地方，這是最大的問題，要立即解決。”
此時此刻，“河南造反總司令部”的一造反派代表竟然提出：“我們現在寫大字報沒有紙和筆。”
周恩來憤然指出：“大字報不要寫這麽多嘛！現在不是要紙要筆的問題，是要火車通車的問題。”
周恩來責令：“鄭州鐵路兩派要真正做到切斷與地方群眾組織的聯係，搞好大聯合。”
兩派分別表示："一定按總理指示辦，搞好大聯合，把鐵路運輸搞好。”
從11月28日至12月1日，周恩來每天都與河南省軍區負責人劉建勳、王新等及鄭州鐵路局各派代表談話，終於使鄭州鐵路局兩派達成了《關於實現鄭州鐵路局河南境內革命大聯合的協議》等7個協議。
在此影響下，西安鐵路局兩派也主動達成了大聯合的協議。
為了推動全國其他鐵路局的大聯合，周恩來決定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向全國轉發鄭州鐵路局和西安鐵路局實現大聯合的協議，並草擬了批語。批語指出：中央認為，鄭州鐵路局係統實現革命大聯合的7個協議和西安鐵路局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協議，都很好。鐵路運輸對於目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進行和國家經濟建設、國防建設以及人民生活，關係極大。中央希望，鄭州、西安兩個鐵路係統和各革命群眾組織，要堅決貫徹執行所達成的協議，保證鐵路運輸的暢通。全國其他地區鐵路係統的各革命群眾組織也應參照這些協議的精神，達成類似協議。
12月5日，周恩來將所擬批語及鄭州、西安鐵路局的協議送毛澤東批示，並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
鑒於鐵路和煤炭工業兩個係統在目前極關重要，鐵道部已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兩期，其成員多為各鐵路局、分局的革命群眾組織代表、軍管會負責幹部和業務幹部。煤炭工業部則派人到各主要煤區協助各礦軍管人員舉行分批分期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其目的均為推動各派實現革命大聯合，以利抓革命、促生產。在鐵路方麵，廣州、柳州兩局已實現初步大聯合，鄭州局這次來京開會，劉建勳、王新同誌也趕來，經過工作，已達成7個協議，西安局受鄭州局影響也主動達成大聯合協議。為了號召以推動其他14個局（全國共18個局）的大聯合，擬了批語，已經文革小碰頭會通過。現送上，請主席批示鼓勵。
1967年底，全國18個鐵路局和52個鐵路分局的群眾組織終於就實現大聯合、保證鐵路運輸暢通達成了協議。這些協議，浸透了周恩來的心血。
周恩來上書毛澤東：現在這些破路、破橋行動，已超過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為，必須實行專政措施。毛澤東向造反派發出嚴厲的警告：如果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實行殲滅。
全國鐵路係統實現了大聯合，為全國鐵路交通狀況日趨好轉奠定了一個基礎，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運動繼續堅持進行的條件下，並不意味由此而萬事大吉。林彪、江青一夥對周恩來1967年下半年批極左、糾極左的言行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反應極為驚恐。1968年初，林彪、江青策劃在全國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並製造了楊、餘、傅事件。在此煽動下，前一時期有所收斂的無政府主義狂潮再度泛起，若幹地區的鐵路交通局勢再度惡化。
1968年2月4日，鐵道部軍管會生產指揮部整理的一份《關於徐州地區鐵路運輸中斷的情況反映》送到了國務院總理值班室。《反映》說：
1月26日，津浦線徐州以南桃山集站中斷運輸一天，經濟南軍區采取措施，27日恢複通車。2月2日，跨蘇、魯、皖、豫、鄂五省的一群眾組織500多人在徐州以南的曹村車站把停靠在站的846次列車的乘務員打傷、架走，又攔截21次旅客列車，打傷、架走乘務員，搶走列車值勤部隊槍支7枝。桃山集至三鋪站之間的鐵路被炸壞一處，徐州至桃山集、曹村、大栗園的調度電話被切斷。這樣，徐州至蚌埠間的客貨運輸全部中斷。
又據濟南局報告：2月3日21時左右，徐州以西的徐州北站至夾河寨站間的老黃河橋被炸壞，徐州以北的毛村至不老河站間的一座兩孔橋也被炸。4日零時，桃山集站附近又有爆炸聲。與此同時，徐州以西、以北的3座公路橋也被炸。這樣，徐州往東南西北4個方向的客貨運輸全部中斷。津浦、隴海線中斷，對華東煤、油運輸和春節客運影響甚大。
另據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報告：2月4日晚，54次列車全體旅客急電反映，54次列車因鄭州以南橋梁被炸，已在開封停車27個小時，要求中央火速解決。看著《情況反映》，周恩來心如刀絞。他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已超出了一般的派性鬥爭，而類似這樣的情況其他地方也存在。如果這樣的行為再不及時製止，而任其向全國蔓延，後果不堪設想。
周恩來立即召集碰頭會，研究對策和措施。
會後，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附上《關於徐州地區鐵路運輸中斷的情況反映》。
主席：
像另紙（作者注：指《關於徐州地區鐵路運輸中斷的情況反映》）所報破壞鐵路情況，在徐州、蚌埠、鄭州、連雲港十字線上為最甚，次之為衡陽、柳州、廣州三角線上，再次為西南昆明、成都一線。現在這些破路、破橋行動，已超過派性，而為反革命特務分子混入一派或兩派中進行的。因此，目前必須責成濟南軍區調集機動兵力（從濟南、蚌埠、開封各調一個團交68軍統一指揮），沿線夾擊。一經發現這股反革命集團，便需進行圍攻和追擊，務須做到政治進攻、軍事包圍兩結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後區別對待，將壞頭頭反革命分子與被脅從的群眾分開處理，並須就地發布公告，宣布這一破壞鐵路、炸毀橋梁的行動完全是反革命行為，必須實行專政措施。
這一措施擬不待全國統一軍事部署護路、護橋的命令下達前，在今晚提前實行。碰頭會各同誌同意這一意見。妥否，請予批示，以便立即下達命令。
周恩來
二月四日
同日，毛澤東批示：完全同意，退總理辦。
周恩來立即組織具體實施。
2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命令。命令指出：煽動、操縱和指揮破壞鐵路、炸毀橋梁、襲擊列車的極少數壞頭頭是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鎮壓法辦。此命令又簡稱“二六”命令。
周恩來抓鐵路運輸的艱辛，他自己有過多次自述。就在中央“二六”命令發布後不久，即2月17日，周恩來會見越南駐華大使吳明鸞、越南外貿部副部長李班。李班請求周恩來協助解決援越物資的鐵路運輸問題，並說：國內講，這個問題隻有上呈總理才能解決。周恩來說：一年了，我都在管鐵路運輸工作，每星期都過問。
運輸上發生問題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兩派爭吵。最近，我們下了個嚴厲的命令（按：指“二六”命令）。前天，廣西發生了鐵路交通的問題。昨天，我要韋國清開會解決廣西問題，要他今天報來處理結果。如果解決不了，我自己跑一趟。今天，國務院要召開業務小組會議，研究這個問題。剛才，我同有關同誌商量，打算在內部下一個更嚴厲的命令。
周恩來這裏所說的更嚴厲的命令就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維護鐵路交通運輸的緊急補充命令。2月18日，周恩來逐字逐句地閱改了命令。命令指出：為保障援越物資的運輸暢通，特緊急補充命令如下：
（一）煽動和指揮對行駛列車鳴槍威脅，到車站、港口無理取鬧，挑動鐵路交通部門群眾搞武鬥，毆打和綁架鐵路、港口軍管人員等破壞鐵路交通運輸的行為，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為，必須采取專政措施，堅決按“二六”命令辦理。
（二）鐵路港口廣大職工要堅決克服無政府主義，堅守工作崗位，決不允許遲到早退。對無故不上班而逾期不歸者，應扣其工資。
（三）軍管人員和護路部隊、當地駐軍要積極製止鐵路港口內外串聯，製止武鬥。如製止無效，造成運輸、裝卸中斷，則堅決按“二六”命令辦理。
（四）中央立即派出監督小組，分赴重要站段和港口，監督“二六”命令和緊急補充命令的執行。
應當說，這些命令和措施已經相當嚴厲了。然而，在那無政府主義猖獗的喧囂中，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視中央命令如兒戲，頂風作亂，越來越猖狂。5、6、7三個月，在廣西、陝西等地都相繼發生炸毀鐵路橋梁、搶劫火車輪船、中斷鐵路交通和郵電通訊、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惡性事件。在廣西，開往越南的援越軍用專列被搶，大批槍支彈藥被哄搶一空；桂林、柳州、南寧等地的鐵路交通長時間不能恢複通車……
對此，經毛澤東批準，周恩來與有關負責人商定，對大搞打砸搶、破壞鐵路交通的一小撮壞分子采取更為堅決果斷的措施。7月份，中央連續頒發“七·三”、“七·二四”兩個布告，要求造反派立即停止武鬥，無條件恢複鐵路交通，對不聽勸告、拒不放下武器的壞分子進行堅決打擊。
就在“七·二四”布告發布的同一天，周恩來接見來京學習的柳州、桂林、南寧、梧州兩派群眾組織代表和軍隊部分幹部，嚴厲批評包圍監獄、中斷鐵路交通、搶奪援越物資和解放軍武器等行為，憤怒地責問：你們包圍第三監獄、勞改工廠，那裏是勞改犯，你們知道不知道？你們占領監獄是造誰的反？你們把軍隊的槍都搶了，你們已經走到邊緣了，快掉下去了！馬上打電話回去，一定要從第三監獄撤出去，由軍隊接管。你們把殺人的、放火的、搶援越物資的、中斷鐵路交通的，都說成是受壓的，還說別人是右傾翻案。這些是反革命罪行，對這些人就是要實行專政嘛！要停止武鬥，恢複交通，這是馬上要辦的。要馬上打電話叫沒到的20幾個代表在兩天內趕到北京解決問題。不能聽任“七三”布告在廣西不能實現。我給你們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
周恩來又責問柳州的代表：柳州鐵路不通，是關鍵問題，你們還打算停車停多久？你叫王反修？你是真反修還是假反修？你不是王反修，是忘反修。你要承認，我給你們那麽多電話電報，“七三”布告下達又有20多天了，鐵路還不通，柳州這個關還是過不去。
最後，周恩來警告說：廣西各派如果再聯合不起來，廣西這個局麵就要推遲，再推遲就要犯罪。廣西打成什麽樣子了嘛！哪個省也沒鬧到像你們那樣，快兩個月沒通車了。再不通車還行啊！今天下午就要達成協議，非把鐵路打通不可。哪個違犯就要犯錯誤。
同日，周恩來還致信毛澤東，提出：“停止武鬥、縱火，恢複鐵路交通，將是目前政治動員中在廣西首先要實現的任務。”
1968年7月28日淩晨，毛澤東與周恩來及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一起接見了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等北京高校5個造反派頭頭。毛澤東向他們發出了嚴厲的警告：“今天找你們來商量製止大學的武鬥問題。怎麽辦？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少數大專院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們那一派的人也有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我說你們脫離群眾，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有人講廣西布告（按：指七·三布告）隻適用於廣西，陝西布告（按：指七·二四布告）隻適用於陝西，在我們這裏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毛澤東的批評和警告是很有分量的。
兩天之後，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林彪，認為毛澤東7月28日接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等五人的談話“極為重要”，提議將這次談話的書麵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會正式傳達的《毛主席關於製止武鬥問題的指示要點》發到全國。
毛澤東的談話迅速地傳達下去，有力地保證了“七·三”、“七·二四”布告的貫徹執行，製止了對鐵路交通更大規模的破壞性行為。此後，全國局勢日趨平穩，鐵路交通運輸日漸恢複正常，運輸生產逐漸回升。到1969年，鐵路運輸產量全麵回升。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鐵路交通是重災區。在文化大革命最為混亂的前三年，為了維係鐵路交通，周恩來可以說是曆經千辛萬苦，費盡了心血。盡管在那種無政府主義行徑極端猖獗的特殊曆史氛圍中，再加上林彪、江青一夥在一旁的刁難和幹擾，周恩來的某些努力和措施一時難以奏效，但他從未氣餒，從未停止過努力。這種韌性、持久而又痛苦的努力，正是一般人所難以企及的。許多經曆過那段曆史的老同誌回想起來都感慨萬千：如果當時沒有周恩來韌性、艱苦的努力和百般抗爭，全國鐵路交通混亂甚至癱瘓到何種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整個國民經濟的嚴重後果，我們今天是很難想像的。
“沒有周恩來同誌，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深諳經濟的陳雲同誌的這句話，正是從這樣的意義層麵準確而恰當地揭示出了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定位。
“總管家”的憂慮與心血：“多拉一些學生是有些困難，但我更擔心的是鐵路停斷和阻塞。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一旦停斷，整個國民經濟就癱瘓了。”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猶如潘多拉把打開了的魔盒投放到中國大地，瘋狂、嫉妒、窩裏鬥等人類所有的劣根性都傾巢而出，肆虐著中國內地的每一撮泥土，撩撥得人們神誌不清，上躥下跳，狂呼亂喊，胡砸亂打……
1967年3月18日，兩份報告幾乎是同時送到了周恩來的案頭。
來自齊齊哈爾的報告反映：齊齊哈爾鐵路局派別眾多，一個局就有200多個組織，經常打派仗，工作無人管；局內指揮不靈，調度員、扳道員隨便不上班，十幾台機車開不出去。按常規，每天必須運出5000多個車皮，而目前每天隻能運1700多個車皮。局樞紐站三間房有時一天竟滯留車皮1000多個，使列車無法進站。
大興安嶺林場30多萬立方米木材積壓待運。還有人強調要打破框框，砸爛規章製度，致使局內交通事故大大增加。到3月15日止，已發生行車事故326起，比去年同期增加50%，其中惡性事故29起。事故之多、損失之重，是該局曆史上所罕見。
來自江蘇省的報告反映：江蘇省委、南京市委的奪權沒有搞好大聯合、三結合。奪權之後，交通運輸部門指揮不靈，車站港口、交通要道的物資堆積如山，運不出去。有人說，奪權後革命不像革命，生產不像生產。
看罷報告，周恩來心情沉重，心底泛起陣陣說不出滋味的難受。
狂熱，使人迷失了理性，泯滅了良知。為了所謂的“革命”、“造反”，他們可以自己切斷關係到國計民生的生命線——鐵路交通。
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作為主管全國經濟建設的“總管家”，周恩來非常清楚鐵路交通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程度。別的姑且不說，單就當時我國經濟運行中的“南糧北調”和“北煤南運”這兩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北方的工業發展要靠南方省區的糧食來支撐，南方的工業建設要靠北方的煤炭來保證。南糧北調和北煤南運主要通過鐵路，僅南糧北調一項，每年就達100億斤，1965年達120億斤。
如果南北鐵路交通一旦中斷，整個國民經濟也將隨之癱瘓。
不可想象，像北京、上海這樣每天要靠從外地調運大量的生活、生產物資的大城市，中斷一天的鐵路交通會是個什麽樣子？！
正因為如此，“文化大革命”開始近一年來，周恩來在維係鐵路交通方麵沒少費心血。
1966年8月開始的“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紅衛兵大串聯，給我國運力本來就嚴重不足的鐵路交通帶來了極大的衝擊。據不完全統計，8月份僅到北京大學串聯的外地學生就達212．4萬人次。有限的交通工具無法滿足客運量的猛增，嚴重的超載使運輸設施遭到破壞。
對此，周恩來深為焦慮。一方麵，大串聯是毛澤東支持和讚成的，周恩來難以反對；另一方麵，麵對大串聯對鐵路交通的衝擊，周恩來又不能不采取一些製止措施。8月底9月初，他指示起草了對紅衛兵運動進行限製的兩個文件，強調要把鐵路交通部門和重要站段當作“要害部門”加以堅決保護。但遭到江青、康生等人的反對。
在欲以正式文件對運動進行限製、匡正的努力受挫後，周恩來找到協助他抓經濟工作的餘秋裏、穀牧，要求他們花大力氣編製鐵路運輸計劃明細表，說：“無論多麽困難，都要妥善處理好學生串聯與生產的關係。首先，必須安排好維持生產建設所必需的貨運量，然後，在客運計劃中留有一定餘力，以應付學生串聯之需。”
1966年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決定10月份再放手讓學生串聯一個月，再鬧幾個回合，要求鐵路運輸部門按進出北京的學生各150萬至170萬人的計劃安排運輸力量。鐵路部門非常為難。負責工交口的穀牧找到周恩來叫苦：“總理，上海等地都來電話告急，說交通運輸情況非常緊張，進出北京各150萬人很難安排。”
周恩來又何嚐不知道鐵路運輸部門的難處？他對穀牧說：“你可以搞上、中、下三個方案，把每個方案的安排辦法和困難都寫出來，由我報常委討論決定。”
少頃，周恩來又深為憂慮地說：“多拉一些學生是有些困難，但我更擔心的是鐵路停斷和阻塞。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一旦停斷，整個國民經濟就癱瘓了。”
為了減緩大串聯給鐵路運輸帶來的混亂和壓力，10月下旬至11月初，周恩來又接連指示起草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關於維護鐵路運輸的緊急通知》和《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的通知》兩個文件，要求鐵路部門迅速恢複正常運輸秩序，全國各地的學生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串聯，以保證必要的生產物資的運輸。
然而，就在周恩來積極采取措施製止鐵路交通的混亂勢頭時，中央文革一夥卻在背後煽風點火，把鐵路交通的混亂勢頭推向巔峰。
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操縱一部分工人以到北京“告狀”為名，在上海北郊安亭火車站強行臥軌攔車，製造了京滬線交通大動脈中斷31小時的安亭事件。
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極為憤慨。他要陳伯達電告華東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堅決頂住，絕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
代表中央文革前往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張春橋卻置周恩來的電告不顧，背著上海市委，擅自承認王洪文等人的臥軌攔車行動是革命行動，“工總司”是合法組織。
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開了全國衝擊鐵路、中斷運輸的惡例。
12月30日，張春橋、王洪文等又在上海製造了全國的第一場大武鬥——康平路事件，使上海的鐵路交通更趨混亂。從30日淩晨至31日的26小時中，上海站停開客車26列，停開貨車38列；有22列貨車阻於途中，不能進入上海站。一個星期之後，又是在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策劃下，上海造反派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所謂“一月革命”的風暴。
如果說，紅衛兵大串聯的狂潮僅僅給鐵路交通帶來影響，那麽，隨著1967年1月上海奪權而波及全國的奪權惡浪迭起，全國的鐵路交通就近於癱瘓。鐵路運輸生產出現了十年動亂期間的第一次全麵的大幅度下降。
和其他部門一樣，鐵路交通運輸部門的大批領導幹部在甚囂塵上的“奪權”聲中被揪鬥，鐵道部長呂正操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各級領導機構相繼陷於癱瘓和半癱瘓；各鐵路站段的職工或分裂成兩大派，派性武鬥不止，或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四處串聯，停產鬧革命，許多鐵路站段的工作陷於停頓；保證鐵路運輸生產正常進行的各種規章製度，被視為“修正主義的管、卡、壓”，有的被砸爛，有的無法執行，一直是集中管理、統一指揮的鐵路運輸處於無政府狀態。全國鐵路幹線不時出現中斷，待運的生產物資大量積壓，連保證國民經濟最低限度的運行都難以實現。
在這一片內亂的汪洋中，周恩來竭盡全力，進行了一般人所難以想像、難以承受的抗爭。他除了處理其他黨政大事外，每天都要親自看鐵路運輸簡報，晚上找有關同誌開會，了解全國鐵路運輸情況，研究對策。哪個地方交通中斷，他就打電話到哪個地方去追問，並頻頻找群眾組織代表談話，苦口婆心地進行批評、勸說和教育，不分晝夜……
——1月2日，上海、蚌埠發生鐵路交通中斷事故。周恩來召集全國鐵路係統20餘個單位的在京代表談話，嚴厲告誡：“鐵路交通絕不能癱瘓，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斷。中斷鐵路交通，不僅直接影響生產，也直接影響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三個五年計劃，國際影響也不好。”
有代表問：“保證鐵路暢通是不是政治掛帥？有人說，保證鐵路暢通是單純的業務觀點。”
周恩來說：“停車不隻是對市委，是對國家、對毛主席。中斷鐵路交通的行為不是革命行動，保證鐵路暢通也不能說是單純的業務觀點，業務裏頭有政治。”最後，周恩來要求鐵路係統各單位聯合起來成立一個聯絡委員會，寫個呼籲書，維護鐵路交通。
——1月6日、7日，為解決南京兩派武鬥導致的鐵路交通中斷問題，周恩來兩次接見南京群眾組織赴京代表，說：交通問題關係太大了，上海的煤也不夠了，碼頭停了十幾條船。現在的問題首先是恢複交通，這是最關緊要的。交通問題我最擔心。挑起雙方武鬥的人要法辦。
——1月10日淩晨，周恩來把來自長春、齊齊哈爾、大連、廣州、武漢等地鐵路部門的職工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禮堂，就恢複鐵路交通秩序和他們談話。周恩來說：“工人離開工作崗位到北京來，這叫丟生產，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現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丟開業務不管，這是要批判的。丟開業務鬧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嗎？現在呂正操部長被揪來揪去，我連部長都找不到了，我替呂正操當起了鐵道部長，這種情況對鐵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說服出來串聯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把自己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搞好。”
——1月27日晚11時至次日淩晨7時，整整8個小時，周恩來在中南海會議廳接見鐵路係統造反派代表，嚴厲批評了鐵道部造反派在奪權問題上不負責任的態度，責令鐵道部造反派：“要立即成立一個業務小組，晝夜值班，保證業務不中斷，我每分鍾打電話都要有人，鐵路交通一時一刻也不能停下來。”
在周恩來的責令下，兩天後，鐵道部機關和直屬單位群眾組織代表協商推選出14人，組成了鐵道部臨時業務監督小組。
——2月1日，中南海小禮堂。周恩來和鐵道部部分造反派代表談話，對他們無休止的派性鬥爭提出嚴正批評：“為什麽不聯合起來？再這樣下去，我要對鐵道部門實行軍事管理。我給你們開過7次大會，強調全國交通大動脈一刻也不能中斷，你們就是不聽。你們想一想，是一個單位重要，還是全國重要？是一個人重要還是7億人民重要？奪權，首先要在腦子裏奪‘私’字權。”
……
據周恩來的工作台曆記載，從1967年1月奪權到2月初，短短的20多天時間裏，周恩來為解決鐵路交通問題找鐵路係統群眾組織代表談話就達7次之多。
還不包括同鐵路係統外的群眾組織代表談鐵路問題。
周恩來提出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中央文革多方刁難，鐵路軍管一拖再拖。關鍵時刻，毛澤東給了周恩來一把“尚方寶劍”。
在舉國上下全麵內亂的情況下，周恩來對造反派及群眾組織的呼籲、教育、批評、警告難免杯水車薪。
從1966年底到1967年初，周恩來費了不少心血，想把全國鐵路係統的各路代表聚攏到一起，成立一個鐵路係統的聯絡總站，來維護鐵路運輸的正常運行。
但這一願望未能實現。
“看來，要製止鐵路交通狀況的進一步惡化，扭轉混亂的局麵，必須對鐵路交通實行全麵軍管。”周恩來決心已定，當即將來自齊齊哈爾的報告送毛澤東。
毛澤東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3月19日，毛澤東在齊齊哈爾的報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該實行軍事接管，以便盡快恢複正常秩序。此外，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隻管工業，不管交通是不對的。
毛澤東批示後，周恩來立即組織有關人員擬出了一個對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及其所屬重點企業實行軍管的文件。
3月22日，中南海會議室。周恩來召集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有關負責人及群眾組織代表開會，李先念、穀牧、餘秋裏等也到會。會上，周恩來宣讀了毛澤東的批示，並指出：“經我們研究，鐵路、交通、郵電要實行全麵軍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歸軍隊管，現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擱了，無論如何要把二季度的生產搞好。鐵路、輪船、交通、碼頭、汽車、港口、運輸公司，派軍管小組或委員會先管起來，由穀牧同誌負責。”
有群眾組織代表問周恩來：“有人說，李富春、李先念、穀牧、餘秋裏是劉、鄧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們搞不清楚。”
周恩來回答說：“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帶他們來嗎！”
然而，周恩來組織擬出的這個軍管文件遭到中央文革一夥的刁難。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這個文件時，他們挑剔說：對軍管後軍管會如何執行毛主席路線、如何堅決支持左派鬧革命寫得不夠。林彪也陰陽怪氣地說：軍管如果搞得不好，軍隊也會執行一條拿槍的劉鄧路線。
由於中央文革一夥的幹擾，對鐵路、交通、郵電的軍管一拖再拖。鐵路、交通的混亂勢態繼續惡化。
5月31日，國務院聯絡員辦公室轉來的幾份鐵路運輸簡報擺到了西花廳周恩來寬大的辦公桌上。
簡報說：據鐵道部業務監督小組報告，最近幾天，各地由於兩派武鬥和糾紛，幾條主要鐵路幹線連續發生行車中斷情況。目前，京廣、津浦、隴海、浙贛四條主要幹線處於癱瘓狀態，情況如下：
（一）徐州地區兩派武鬥，至28日早6時，徐州火車站的作業處於癱瘓狀態，徐州分局管內隴海、津浦沿線滯留列車達33列，濟南分局滯留22列。30日，徐州火車站兩派武鬥，一台機車被炸毀，調度室被砸，從晚上7時起，車站完全停止作業，滯留貨車34列，客車運行也停止了。到31日，武鬥還在繼續，機務段內20多台機車被炸，一部分鐵軌被扒掉，整個徐州機務段隻剩下一個副段長和一個運轉主任，津浦、隴海兩幹線運輸中斷。截至31日早上6時，在津浦線上滯留貨車68列，客車16列。津浦線濟南至蚌埠、隴海線商丘至連雲港的鐵路交通全部癱瘓。
（二）駐浙江金華的南京軍區的某軍急電：金華地區兩派武鬥，鐵路設備被破壞，金華火車站的大批工作人員被劫往杭州，車站工作完全處於癱瘓狀態。自28日起，浙贛線交通完全中斷。到31日，浙贛沿線滯留列車100餘列，交通至今尚未恢複。
（三）鄭州兩派武鬥，鄭州北機務段被圍，鄭州火車站電源被切斷，工作停止，嚴重影響了京廣、隴海兩線的運輸。目前，事態還在發展，鐵路運輸很困難。
（四）京包線的宣化站，因地區兩派糾紛，於26日停止作業，不接發列車，使運輸陷於中斷。
（五）武漢軍區來電：漢口車站連續發生衝擊鐵路運輸的事件。27日，一些群眾組織以抓“聯動”為名，動員數千群眾衝進車站，攔截16次快車，砸壞門窗，致使16次快車在漢口滯留17個小時。29日，又有幾千名學生和不明身份的群眾闖進漢口車站，強行搜查38次快車，還將一女青年衣服剝光，進行搜身侮辱。30日，又有一千多不明身份的人闖入車站，打傷車站職工和值勤戰士，破壞鐵路設備，嚴重影響鐵路運輸……
看罷簡報，沉重、焦慮、憤怒一起交織在周恩來的心頭。“對鐵路交通的軍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來顧不上不驚擾毛澤東的午休，拿著鐵路運輸簡報，疾步來到毛澤東的住處。
看著簡報，毛澤東若有所思的臉上也顯得十分嚴峻。
“主席，鐵路交通關係到全國的經濟命脈，一旦中斷，國民經濟局勢不可收拾。對鐵路交通的軍管，應立即實施，不可再拖。”
周恩來對毛澤東力陳利害。
毛澤東當即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
嚴峻的現實不容周恩來有片刻的喘息。從毛澤東處出來後，周恩來又緊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蕭華（總政治部主任）、楊成武（代總參謀長）、穀牧、餘秋裏等開會。
會上，周恩來傳達了他中午向毛澤東匯報的情況，並和大家商定了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的具體細則：（一）盡快公開發布關於不許中斷鐵路輪船交通運輸的命令；（二）將全國18個鐵路局分給附近駐軍實行軍管包幹，將沿海沿江輪船交給海軍實行軍管包幹；（三）參加軍管的軍隊均與當地軍分區、武裝部分開；（四）責成總參謀部負責擬定調動部隊的計劃，次日拿出方案。
會後，周恩來提筆給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江青、康生寫了一封信。
伯達、康生、江青和文革各同誌：
送上鐵路中斷情況電訊八份，請閱。今午在主席處，已說明鐵路輪船關係到全國交通命脈，絕不能中斷。下午曾約集富春、先念、劍英、蕭華、成武、穀牧、秋裏各同誌會商此事。除以報請批發不許中斷鐵路輪船交通命令外，並擬將全國18個鐵路管理局分給附近駐軍實行軍管包幹，將沿海沿江輪運交海軍軍管包幹，均與當地軍分區、武裝部分開，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統一全國鐵路輪船運輸，免受幹擾。這一計劃正由總參草擬，明日當可訂出送審。
此外，擬為此事再發一告鐵路輪船職工書，定稿後再送閱。
周恩來
五月三十一日
周恩來此招可謂先斬後報。江青一夥雖然恨得咬牙切齒，無奈有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也隻好暫時作罷。
6月1日，周恩來指示：鐵道部臨時業務監督小組改為鐵道部軍管會業務協助小組。
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堅決維護鐵路交通運輸革命秩序的命令》。《命令》指出：
一、鐵路、交通部門的廣大革命職工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堅守工作崗位，努力做好工作，嚴格遵守勞動紀律，切實保證交通運輸的暢通。
二、嚴禁破壞鐵路、交通設施和國家財產，任何人都不準以任何借口無票強行乘坐車船，不準扒乘貨車和攔截列車、汽車、輪船，不準妨礙鐵路、交通部門工作人員的正常工作，不準武鬥，不準以臥軌等手段限製車輛通行。今後凡采用扒車、截車及其他不正當手段來京上訪的人員，中央概不接見。
三、煽動武鬥，破壞鐵路、交通運輸秩序和砸毀鐵路、交通設施、運輸工具的少數壞人及情節嚴重的肇事者，必須受到無產階級國家法律的製裁。各地革命委員會、軍事管製委員會和駐鐵路、交通部門的人民解放軍部隊、軍代表、公安值勤人員有權根據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條規定負責處理上述問題，有關方麵必須聽從，不得拒絕執行。
本命令自即日起生效，並可在城鄉和各車站、碼頭廣泛張貼。
隨後，對鐵路交通的全麵軍事管製立即付諸實施。
周恩來鐵腕決策，野戰軍開到了鐵路邊。毛澤東發出警告：“現在正是他們犯錯誤的時候。”
軍管之後，全國鐵路交通的混亂勢頭得到一定的扼製。鐵路交通運輸狀況有所好轉。
然而，這種局麵沒能維持多久，就被更加劇烈的社會動蕩所破壞。
1967年7月20日，武漢發生了廣大軍民抗議中央文革小組極左做法的事件。
林彪、江青一夥借機排除異己，打擊軍隊老幹部。他們把七二○事件誣為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反革命兵變”、“反革命暴亂”，並借機刮起“揪軍內一小撮”的陰風，挑動造反派揪鬥軍隊幹部。
七二○事件後，全麵內戰空前激烈，全國局勢急劇惡化。軍隊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軍管的威信被嚴重削弱。局勢已亂到了連毛澤東也難以駕馭的地步。在舉國上下的全麵內戰中，鐵路交通受害首當其衝。有些地方的造反派幹脆把火車停下來用作進行武鬥的工事掩體；有的用火車設置路障，切斷交通，以斷絕對方兵援。全國鐵路交通中斷事故幾乎天天發生。
麵對嚴重的動亂局勢，毛澤東也不得不采取措施糾正一些具體錯誤。他在7月中旬至9月的南巡中，針對各地派性林立、武鬥迭起，號召造反派實行“革命的大聯合”，並批評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說“現在正是他們犯錯誤的時候”。
周恩來抓住毛澤東糾正“文化大革命”某些具體錯誤做法的契機，奮力平抑社會動亂，繼續進行維係鐵路交通的各種努力。
首先，周恩來采取了更強有力的、也是不得已的措施——派野戰軍到鐵路兩邊護路。
7月25日，周恩來在一個報告中親自擬定了詳細的部隊護路部署，京廣、隴海、京滬、津浦、滬寧、滬杭、浙贛等主要鐵路幹線分別指定具體部隊包了下來：38軍或68軍從涿州到武勝關，××軍從武勝關（不含）經衡陽到廣州、憑祥（以上為京廣線）。
68軍（202師）從連雲港到潼關（不含），21軍從潼關到星星峽（以上為隴海線）。
12軍從浦口（不含）到徐州（不含），兼及淮南蕪湖支線；27軍從南京經上海到杭州（不含）（以上為津浦、滬寧線）。
20軍從杭州到鷹潭（含），67師從鷹潭到杭州（不含）（以上為浙贛線）。
同日，周恩來將護路部署交由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轉送正在南巡中的毛澤東批準。毛澤東批準了周恩來的這一部署。
周恩來立即指示起草了《關於派國防軍維護鐵路交通的命令》。
8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派國防軍維護鐵路交通的命令》。
與此同時，周恩來繼續沒日沒夜地找各地群眾組織代表談話，批評他們熱衷派性武鬥、中斷鐵路交通的行為，說服各群眾組織搞好大聯合。
1967年8月21日，周恩來接見工交、財貿、農林口各部群眾組織代表和駐各部軍代表、負責生產業務的幹部以及有關院校的學生代表。他嚴肅地指出：衝擊軍管會是不許可的，是把群眾往錯誤的方向上引。我為什麽強調不能衝擊軍管會？就是因為全線鐵路都分配給野戰軍一段一段地護路，以保證整個鐵路線暢通。由於受地方群眾運動的影響，現在鐵路的運輸量大大下降。在座的都是管經濟的，都懂得，交通大動脈中斷了，一切都會停頓。現在許多地方煤送不到，工業用煤、工業用電都停止了。工業用電停止，整個工業生產都停止，隻能夠維持生活照明用電。甚至有些地方來告急，連生活用電都要停止了。這個樣子還搞什麽文化大革命嘛！
稍頓，周恩來又說：本來鐵路軍管以後情況要好些，但現在又受衝擊。鐵路問題是關係整個國民經濟生活的首要的要解決的問題。鐵路係統的兩派，不管是造反的還是保守的，或者兩派都是左派，都不應該在工作時間爭論，更不容許武鬥、停車、破路和奪解放軍的武器。
周恩來還要求鐵道部、交通部要派大部分人員到各鐵路幹線上去疏通、勸導。
9月28日，周恩來接見東北三省群眾組織代表，嚴厲批評衝擊軍隊、破壞鐵路交通的行為，憤然責問在場的造反派頭頭：說過多少次了，“揪軍內一小撮”是錯誤的，你們現在為什麽還要揪軍內一小撮？揪誰呢？揪沈陽軍區？為什麽要這樣勢不兩立？黃埔港有四五十條船停著，湛江港也這樣，廣州半個月沒開出火車來，你們心裏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十五個月，再搞十五個月還行啊？還要放假鬧革命、第三次大串聯，大錯特錯嘛！
四平市的代表反映：四平的鐵路交通已中斷半個月了。
周恩來說：請聯絡員與鐵道部軍管會聯係，找鐵道係統的代表開會解決。軍管會要維護交通，這是死命令。不管哪一派都不能阻礙鐵路交通，要抓頭頭。
10月2日，福州軍區電告中央文革：英國一艘“加斯”號商船10月1日到廈門。按規定我方海關應對商船進行檢查，但因海關和港務局各分兩派，無人檢查，英國商船無法靠岸。商船上有三個病號，船上補給也成問題，要求盡速靠岸。軍管會向兩派做工作無效。
中央文革小組對此未采取任何措施，就推給了周恩來。
“文化大革命”以來，在極左思潮的幹擾下，中國的國際聲譽被嚴重損害，四麵楚歌，主管外交的周恩來苦不堪言。
周恩來閱電報後當即寫下了措辭嚴厲的批示：
據說，由於廈門海關和港務局各分兩派，無人檢查，致英國商船到來後無法靠岸，而該船有三病號，吃喝均成問題。這種違犯國法、影響祖國聲譽的行動，是極端錯誤的，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望廈門軍管會、調查組接此電話後即向兩派組織號召：對外、對業務必須采取聯合行動，如果哪一派響應中央、主席號召並見於行動，中央將通報表揚，如拒不執行，中央定予揭露，並命令軍管會采取必要措施，保護海港檢查、靠岸裝卸。哪一派破壞這一行動，軍管會應按《六六通令》懲處該派的主使人和肇事頭頭。
秘書火速將周恩來的指示電告廈門軍管會。
當晚，中央派往廈門的調查組報告：接到總理的指示後，即組織軍管會和兩派群眾傳達學習，三方都表示堅決執行。上午10時半英國商船即已靠岸，下午已開始裝貨，估計4日可完成。
周恩來憤然責問：全國鐵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這個樣子，我們在座的難道心裏就這麽舒服？我就不相信！全國18個鐵路局和52個鐵路分局的群眾組織終於就實現大聯合、保證鐵路運輸暢通達成了協議。這些協議，浸透了周恩來的心血。
10月24日，國務院業務小組向中央匯報1967年第三季度主要經濟情況和第四季度工作安排。匯報數字表明：從5月份開始，鐵路運輸量大幅度下降。鐵路平均日裝車數1.91萬車，為計劃日裝車數的46%。這就是說，全國鐵路運輸任務的完成還不到一半。麵對這樣的數字，周恩來的心情沉而又沉。
在周恩來的直接過問下，全國鐵路運輸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各鐵路局軍管會的負責人及鐵路係統群眾組織代表。10月29日，周恩來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全體代表。
周恩來心情沉重地說：鐵路運輸這個問題太重要、太急迫了。眼下，除了鬥私批修以外，是如何把鐵路運輸搞上去。糧食生產、工業生產，回過頭來還是鐵路運輸問題。
周恩來劃了一條曲線，說：你們看我劃的這條曲線，你們就懂得這個形勢了。
從1月份的裝車數×萬×千車到4月份的×萬×千車，然後跌到×萬×千車，跌到了水平線以下。現在還沒有回到水平線上。從今年10個月的鐵路運輸生產曲線看，對革命、對整個生產都是不利的。今年隻剩下最後兩個月了，如果運輸指標再上不去，就會影響明年的發展。
說著，周恩來提高了聲音：空喊革命，不抓業務，革命就是空的。動不動就把機務段凍結起來，這無論如何不是革命的，是破壞革命，是不容許的。這就是私，是派性。抓革命、促生產，鐵路處於關鍵性的位置。要聯合起來把鐵路搞上去。
不管你過去是不是革命派，隻要在這個問題上做得好，就是革命派。
來自柳州的代表提出：下麵部分職工因為武鬥，死了人，對大聯合想不通。
周恩來說：你們要從大局著想。兩派武鬥，死了些人，肯定有壞人在挑動，不在群眾，要把仇恨集中到壞人身上。不要因為幾個同誌死了，就想不開，要顧全大局，要淚飛頓作傾盆雨。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氣派。
周恩來最後強調：現在鐵路上的重點是解決兩廣、南京、東北、西北，要研究一下，擺在第一位的是應該抓貨運。兩派一定要聯合起來，搞一個協議，誰不遵守，誰就不是革命派。
然而，有些地方派性組織置大聯合的號召不顧，仍沉湎於無休止的派性鬥爭。
1967年11月25日，河南鄭州兩派武鬥，造成全國最大的鐵路樞紐站鄭州交通中斷，滯留車皮3000多節。周恩來得知後，憂心如焚，指示連夜派飛機把鄭州兩派代表召集到北京，解決鄭州鐵路交通問題。
晚11時30分，剛剛接見完外賓的周恩來急匆匆地來到人民大會堂安徽廳，接見鄭州兩派代表。在場的還有東北三個鐵路局、西北三個鐵路局及南京、哈爾濱等地的代表。
周恩來滿臉倦容，聲音有點嘶啞：“鐵路與煤炭，我們最近半個月一直在注意，黨中央和毛主席都在注意。現在突然出現鄭州問題，我完全沒有料到。就在鄭州這一十字路口，停車3000多節，我心裏非常難過。我實在抽不開身，剛才還在接見外賓。如果我有功夫，我自己親自到鄭州去。為什麽不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聯合起來？全國鐵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這個樣子，我們在座的軍隊同誌也好，鐵路工友也好，難道心裏就這麽舒服？我就不相信。”
周恩來的嘴唇和手有點顫抖。一旁的代表請周恩來坐下。
“鐵路有軍管會，到現在生產指揮班子還沒有搞起來。”說到這裏，周恩來問鄭州鐵路局的軍管會主任：“軍管多久了？”
“6月22日開始軍管的。”
“5個月過去了，生產班子還沒有組織起來？”
“幹部沒有站出來，最近站出的有25%。”
“有百分之二十幾站出來就可以組織嘛！3000多輛車子壓在鄭州這條線上，全國鐵路最關鍵的地方，這是最大的問題，要立即解決。”
此時此刻，“河南造反總司令部”的一造反派代表竟然提出：“我們現在寫大字報沒有紙和筆。”
周恩來憤然指出：“大字報不要寫這麽多嘛！現在不是要紙要筆的問題，是要火車通車的問題。”
周恩來責令：“鄭州鐵路兩派要真正做到切斷與地方群眾組織的聯係，搞好大聯合。”
兩派分別表示："一定按總理指示辦，搞好大聯合，把鐵路運輸搞好。”
從11月28日至12月1日，周恩來每天都與河南省軍區負責人劉建勳、王新等及鄭州鐵路局各派代表談話，終於使鄭州鐵路局兩派達成了《關於實現鄭州鐵路局河南境內革命大聯合的協議》等7個協議。
在此影響下，西安鐵路局兩派也主動達成了大聯合的協議。
為了推動全國其他鐵路局的大聯合，周恩來決定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向全國轉發鄭州鐵路局和西安鐵路局實現大聯合的協議，並草擬了批語。批語指出：中央認為，鄭州鐵路局係統實現革命大聯合的7個協議和西安鐵路局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協議，都很好。鐵路運輸對於目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進行和國家經濟建設、國防建設以及人民生活，關係極大。中央希望，鄭州、西安兩個鐵路係統和各革命群眾組織，要堅決貫徹執行所達成的協議，保證鐵路運輸的暢通。全國其他地區鐵路係統的各革命群眾組織也應參照這些協議的精神，達成類似協議。
12月5日，周恩來將所擬批語及鄭州、西安鐵路局的協議送毛澤東批示，並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
鑒於鐵路和煤炭工業兩個係統在目前極關重要，鐵道部已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兩期，其成員多為各鐵路局、分局的革命群眾組織代表、軍管會負責幹部和業務幹部。煤炭工業部則派人到各主要煤區協助各礦軍管人員舉行分批分期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其目的均為推動各派實現革命大聯合，以利抓革命、促生產。在鐵路方麵，廣州、柳州兩局已實現初步大聯合，鄭州局這次來京開會，劉建勳、王新同誌也趕來，經過工作，已達成7個協議，西安局受鄭州局影響也主動達成大聯合協議。為了號召以推動其他14個局（全國共18個局）的大聯合，擬了批語，已經文革小碰頭會通過。現送上，請主席批示鼓勵。
1967年底，全國18個鐵路局和52個鐵路分局的群眾組織終於就實現大聯合、保證鐵路運輸暢通達成了協議。這些協議，浸透了周恩來的心血。
周恩來上書毛澤東：現在這些破路、破橋行動，已超過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為，必須實行專政措施。毛澤東向造反派發出嚴厲的警告：如果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實行殲滅。
全國鐵路係統實現了大聯合，為全國鐵路交通狀況日趨好轉奠定了一個基礎，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運動繼續堅持進行的條件下，並不意味由此而萬事大吉。林彪、江青一夥對周恩來1967年下半年批極左、糾極左的言行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反應極為驚恐。1968年初，林彪、江青策劃在全國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並製造了楊、餘、傅事件。在此煽動下，前一時期有所收斂的無政府主義狂潮再度泛起，若幹地區的鐵路交通局勢再度惡化。
1968年2月4日，鐵道部軍管會生產指揮部整理的一份《關於徐州地區鐵路運輸中斷的情況反映》送到了國務院總理值班室。《反映》說：
1月26日，津浦線徐州以南桃山集站中斷運輸一天，經濟南軍區采取措施，27日恢複通車。2月2日，跨蘇、魯、皖、豫、鄂五省的一群眾組織500多人在徐州以南的曹村車站把停靠在站的846次列車的乘務員打傷、架走，又攔截21次旅客列車，打傷、架走乘務員，搶走列車值勤部隊槍支7枝。桃山集至三鋪站之間的鐵路被炸壞一處，徐州至桃山集、曹村、大栗園的調度電話被切斷。這樣，徐州至蚌埠間的客貨運輸全部中斷。
又據濟南局報告：2月3日21時左右，徐州以西的徐州北站至夾河寨站間的老黃河橋被炸壞，徐州以北的毛村至不老河站間的一座兩孔橋也被炸。4日零時，桃山集站附近又有爆炸聲。與此同時，徐州以西、以北的3座公路橋也被炸。這樣，徐州往東南西北4個方向的客貨運輸全部中斷。津浦、隴海線中斷，對華東煤、油運輸和春節客運影響甚大。
另據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報告：2月4日晚，54次列車全體旅客急電反映，54次列車因鄭州以南橋梁被炸，已在開封停車27個小時，要求中央火速解決。看著《情況反映》，周恩來心如刀絞。他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已超出了一般的派性鬥爭，而類似這樣的情況其他地方也存在。如果這樣的行為再不及時製止，而任其向全國蔓延，後果不堪設想。
周恩來立即召集碰頭會，研究對策和措施。
會後，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附上《關於徐州地區鐵路運輸中斷的情況反映》。
主席：
像另紙（作者注：指《關於徐州地區鐵路運輸中斷的情況反映》）所報破壞鐵路情況，在徐州、蚌埠、鄭州、連雲港十字線上為最甚，次之為衡陽、柳州、廣州三角線上，再次為西南昆明、成都一線。現在這些破路、破橋行動，已超過派性，而為反革命特務分子混入一派或兩派中進行的。因此，目前必須責成濟南軍區調集機動兵力（從濟南、蚌埠、開封各調一個團交68軍統一指揮），沿線夾擊。一經發現這股反革命集團，便需進行圍攻和追擊，務須做到政治進攻、軍事包圍兩結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後區別對待，將壞頭頭反革命分子與被脅從的群眾分開處理，並須就地發布公告，宣布這一破壞鐵路、炸毀橋梁的行動完全是反革命行為，必須實行專政措施。
這一措施擬不待全國統一軍事部署護路、護橋的命令下達前，在今晚提前實行。碰頭會各同誌同意這一意見。妥否，請予批示，以便立即下達命令。
周恩來
二月四日
同日，毛澤東批示：完全同意，退總理辦。
周恩來立即組織具體實施。
2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命令。命令指出：煽動、操縱和指揮破壞鐵路、炸毀橋梁、襲擊列車的極少數壞頭頭是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鎮壓法辦。此命令又簡稱“二六”命令。
周恩來抓鐵路運輸的艱辛，他自己有過多次自述。就在中央“二六”命令發布後不久，即2月17日，周恩來會見越南駐華大使吳明鸞、越南外貿部副部長李班。李班請求周恩來協助解決援越物資的鐵路運輸問題，並說：國內講，這個問題隻有上呈總理才能解決。周恩來說：一年了，我都在管鐵路運輸工作，每星期都過問。
運輸上發生問題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兩派爭吵。最近，我們下了個嚴厲的命令（按：指“二六”命令）。前天，廣西發生了鐵路交通的問題。昨天，我要韋國清開會解決廣西問題，要他今天報來處理結果。如果解決不了，我自己跑一趟。今天，國務院要召開業務小組會議，研究這個問題。剛才，我同有關同誌商量，打算在內部下一個更嚴厲的命令。
周恩來這裏所說的更嚴厲的命令就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維護鐵路交通運輸的緊急補充命令。2月18日，周恩來逐字逐句地閱改了命令。命令指出：為保障援越物資的運輸暢通，特緊急補充命令如下：
（一）煽動和指揮對行駛列車鳴槍威脅，到車站、港口無理取鬧，挑動鐵路交通部門群眾搞武鬥，毆打和綁架鐵路、港口軍管人員等破壞鐵路交通運輸的行為，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為，必須采取專政措施，堅決按“二六”命令辦理。
（二）鐵路港口廣大職工要堅決克服無政府主義，堅守工作崗位，決不允許遲到早退。對無故不上班而逾期不歸者，應扣其工資。
（三）軍管人員和護路部隊、當地駐軍要積極製止鐵路港口內外串聯，製止武鬥。如製止無效，造成運輸、裝卸中斷，則堅決按“二六”命令辦理。
（四）中央立即派出監督小組，分赴重要站段和港口，監督“二六”命令和緊急補充命令的執行。
應當說，這些命令和措施已經相當嚴厲了。然而，在那無政府主義猖獗的喧囂中，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視中央命令如兒戲，頂風作亂，越來越猖狂。5、6、7三個月，在廣西、陝西等地都相繼發生炸毀鐵路橋梁、搶劫火車輪船、中斷鐵路交通和郵電通訊、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惡性事件。在廣西，開往越南的援越軍用專列被搶，大批槍支彈藥被哄搶一空；桂林、柳州、南寧等地的鐵路交通長時間不能恢複通車……
對此，經毛澤東批準，周恩來與有關負責人商定，對大搞打砸搶、破壞鐵路交通的一小撮壞分子采取更為堅決果斷的措施。7月份，中央連續頒發“七·三”、“七·二四”兩個布告，要求造反派立即停止武鬥，無條件恢複鐵路交通，對不聽勸告、拒不放下武器的壞分子進行堅決打擊。
就在“七·二四”布告發布的同一天，周恩來接見來京學習的柳州、桂林、南寧、梧州兩派群眾組織代表和軍隊部分幹部，嚴厲批評包圍監獄、中斷鐵路交通、搶奪援越物資和解放軍武器等行為，憤怒地責問：你們包圍第三監獄、勞改工廠，那裏是勞改犯，你們知道不知道？你們占領監獄是造誰的反？你們把軍隊的槍都搶了，你們已經走到邊緣了，快掉下去了！馬上打電話回去，一定要從第三監獄撤出去，由軍隊接管。你們把殺人的、放火的、搶援越物資的、中斷鐵路交通的，都說成是受壓的，還說別人是右傾翻案。這些是反革命罪行，對這些人就是要實行專政嘛！要停止武鬥，恢複交通，這是馬上要辦的。要馬上打電話叫沒到的20幾個代表在兩天內趕到北京解決問題。不能聽任“七三”布告在廣西不能實現。我給你們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
周恩來又責問柳州的代表：柳州鐵路不通，是關鍵問題，你們還打算停車停多久？你叫王反修？你是真反修還是假反修？你不是王反修，是忘反修。你要承認，我給你們那麽多電話電報，“七三”布告下達又有20多天了，鐵路還不通，柳州這個關還是過不去。
最後，周恩來警告說：廣西各派如果再聯合不起來，廣西這個局麵就要推遲，再推遲就要犯罪。廣西打成什麽樣子了嘛！哪個省也沒鬧到像你們那樣，快兩個月沒通車了。再不通車還行啊！今天下午就要達成協議，非把鐵路打通不可。哪個違犯就要犯錯誤。
同日，周恩來還致信毛澤東，提出：“停止武鬥、縱火，恢複鐵路交通，將是目前政治動員中在廣西首先要實現的任務。”
1968年7月28日淩晨，毛澤東與周恩來及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一起接見了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等北京高校5個造反派頭頭。毛澤東向他們發出了嚴厲的警告：“今天找你們來商量製止大學的武鬥問題。怎麽辦？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少數大專院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們那一派的人也有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我說你們脫離群眾，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有人講廣西布告（按：指七·三布告）隻適用於廣西，陝西布告（按：指七·二四布告）隻適用於陝西，在我們這裏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毛澤東的批評和警告是很有分量的。
兩天之後，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林彪，認為毛澤東7月28日接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等五人的談話“極為重要”，提議將這次談話的書麵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會正式傳達的《毛主席關於製止武鬥問題的指示要點》發到全國。
毛澤東的談話迅速地傳達下去，有力地保證了“七·三”、“七·二四”布告的貫徹執行，製止了對鐵路交通更大規模的破壞性行為。此後，全國局勢日趨平穩，鐵路交通運輸日漸恢複正常，運輸生產逐漸回升。到1969年，鐵路運輸產量全麵回升。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鐵路交通是重災區。在文化大革命最為混亂的前三年，為了維係鐵路交通，周恩來可以說是曆經千辛萬苦，費盡了心血。盡管在那種無政府主義行徑極端猖獗的特殊曆史氛圍中，再加上林彪、江青一夥在一旁的刁難和幹擾，周恩來的某些努力和措施一時難以奏效，但他從未氣餒，從未停止過努力。這種韌性、持久而又痛苦的努力，正是一般人所難以企及的。許多經曆過那段曆史的老同誌回想起來都感慨萬千：如果當時沒有周恩來韌性、艱苦的努力和百般抗爭，全國鐵路交通混亂甚至癱瘓到何種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整個國民經濟的嚴重後果，我們今天是很難想像的。
“沒有周恩來同誌，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深諳經濟的陳雲同誌的這句話，正是從這樣的意義層麵準確而恰當地揭示出了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