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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
周恩來一再努力，試圖將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於生產領域之外。江青指責周恩來隻要生產，不要革命。政治局會議上，林彪批評周恩來“大錯特錯”。周恩來牢牢把住國民經濟生死關，憤然反擊：生產搞亂了，我們去喝西北風嗎？
1967年2月20日淩晨，中南海西花廳。
高聳、威嚴的紅色院牆，沒能抵擋住從塞外呼嘯而來的西北風。凜冽的寒風夾裹著砂土在窗外肆虐地飛舞。
剛剛從毛澤東處談完話回來的周恩來伏在案頭，圈圈點點地在閱改著一份文件。
這是以中共中央名義致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內容是：眼下農村春耕生產即將開始，希望廣大貧下中農和農村人民公社各級幹部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動員一切力量，搞好春耕生產。信中還指出：人民公社各級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犯過錯誤的同誌也應該努力在春耕生產中將功補過。廣大群眾應該諒解和支持他們。建議你們立即召開一次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幹部會議，布置春耕生產工作。人民解放軍當地部隊和各級軍事機關要大力支持、幫助春耕工作。
周恩來圈改完最後一個字，隨即在信的空白處批示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請你將這一修正稿即送主席審批，批後重新印發，並登報。
周恩來按鈴叫來值班秘書，吩咐立即把文件送走。
周恩來直了直疲憊的身軀，布滿倦容的臉上思緒重重。
圍繞著是要“革命”還是要生產的問題，周恩來與中央文革一夥的新的一輪較量又即將開始了。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為了盡量減少運動對國民經濟的衝擊而造成的損失，維係最起碼的國計民生，周恩來費盡心血，已經與林彪、江青一夥及一切破壞經濟建設的行為進行了多個回合的較量與鬥爭。
狂飆突起，周恩來接連製定了兩個文件，試圖對運動作出某些限製，但都沒能“令出中南海”。
按照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領域和一些黨政機關進行，工礦企業和農村原則上不開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卻出現“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向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蔓延的勢頭。針對這種態勢，周恩來主持製定了兩個文件，試圖對運動作出某些限製，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對。
8月下旬，當風起雲湧的紅衛兵大串聯開始危及到工農業生產和各級領導機關的正常業務工作時，周恩來指示陶鑄起草了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鐵路樞紐和重要站段、港務局和碼頭、尖端企業和科研部門、中央和各地的銀行、大電廠、城市重要公用事業機關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部門列為“要害部門”，“必須堅決進行保護，對這些要害部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加強領導，使領導權真正掌握在政治可靠的人手中。各級黨組織和有關部門負責人應當主動地向廣大紅衛兵和群眾進行教育，勸他們不要去衝擊這些部門，對不聽勸阻者，應依法處理。”
8月26日，陶鑄將通知草稿送周恩來。
周恩來閱改後批示：提議照發，請主席、林、康、富春、江青核閱。退汪東興辦。不料，江青看後卻提出：建議中央常委討論一下，至少應請主席和林彪同誌仔細閱讀和批改。
9月1日，毛澤東批：此件不發。
顯然，這個通知的精神不對毛澤東的思路。運動剛開始，毛澤東不希望對運動有太多的限製。他怕運動又出現派工作組時的“冷冷清清”。
運動初期，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打算也不太清楚。他作為黨中央領導集體中的一員，擁護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從反修防修的良好初衷來考慮的。但他作為主管全國經濟工作的總理，還有一個基本的務實態度，那就是革命也要吃飯。命要革，修要防，國家的經濟建設也要搞上去。
到1965年底，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好不容易才完成，經濟形勢終於從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危機中擺脫出來，開始走向好轉。1966年，國家將正式執行被推遲的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因此，此時此刻，周恩來的思維觸角全部聚集於如何在國民經濟調整的基礎上，更好更平穩地把中國的經濟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以實現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
對這個宏偉目標，毛澤東也很興奮，並一直在帶領全黨全國人民為之奮鬥。然而，此時毛澤東的思維焦點是徘徊於階級鬥爭、防止修正主義等問題上，他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麵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他決意要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這種危險。其他一切工作要服從和讓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中心工作。
當然，毛澤東也沒預料到“文化大革命”會像後來那樣搞成亂得難以收拾，也沒料到林彪、江青一夥會利用“文化大革命”。
所處的位置和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對問題的想法也就不一樣。
周恩來從一開始就擔心“文化大革命”會給國家的經濟建設帶來衝擊，而且希望運動不要影響國家的經濟建設。他想，這希望也應當是毛澤東所讚成的。抓革命，促生產，革命和生產兩不誤嘛！
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雖然重提階級鬥爭，但又同時指出：切不可以因階級鬥爭妨礙經濟調整工作，請各地區、各部門務必注意。要記取1959年廬山會議的教訓。
因此，對於毛澤東不同意批發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周恩來雖然不是很理解，但也沒有想得太多。
9月1日，在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一次座談會上，周恩來對紅衛兵衝擊生產提出了批評。他說：有的地方，紅衛兵與工人對立起來，要求工人像學生一樣鬧革命才沒有意見。這怎麽行呢？我們既要革命，還要生產，否則吃什麽，用什麽？工廠總不能放假搞革命不搞生產吧？服務行業也不能停止供應吧，這個道理給你們一說就應該懂得。比如，還有熱電站，也是一秒鍾也不能停的。凡是有生產任務的地方都不要去影響，你們學生放了假鬧革命，工人還有他們的生產任務，你們要照顧他們的生產任務。
9月2日，周恩來又親自起草了《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對風起雲湧的紅衛兵運動提出了十個方麵的政策要求。
其中，在紅衛兵串聯的問題上，周恩來寫道：串聯要保障黨和國家的首腦部門、要害部門的工作不受影響，安全不遭受危害；要保證交通運輸機構照常運行，不受阻撓；要保障廠礦的生產和基本建設不受影響，科研機關的科學實驗和中間性生產不致停頓，尖端技術的廠區不被闖入，尖端技術資料不受損失，服務醫療事業不致中斷。……紅衛兵要充分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要到這些部門去串聯。
9月3日，周恩來對《意見》作修改後，立即召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碰頭會，準備討論通過《意見》，早日下發。
參加會議的有陶鑄、康生、李富春、陳毅、王任重、謝富治、楊成武、劉誌堅、吳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
會上，陶鑄、陳毅等都讚同《意見》，認為在當前形勢下對紅衛兵講清楚一些政策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但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卻對《意見》表示否定。
康生說：這十個問題，需不需要講？我看不需要講。如果這個文件發下去，就有“包辦”、“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險。
關鋒也在一旁幫腔說：把文化大革命和生產對立起來，有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危險。
結果，周恩來親自起草的這一文件又被壓下了，沒能發出去。
很快，周恩來擔心“文化大革命”會衝擊經濟建設的預感就變成了沉甸甸的現實。
農村也“炮打司令部”。周恩來指示起草了兩個試圖將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於生產領域之外的文件。中央碰頭會上，中央文革議而不決。毛澤東接到周恩來送來的文件後批示：可照發，不要討論了。
9月4日，一份電話記錄以“要事匯報”的形式擺到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
這份電話記錄寫下了黑龍江雙城縣人委辦公室的情況反映：雙城縣8月22日開了“點火”大會，提出了“炮打司令部”。縣委書記和縣長都被鬥了。到9月2日為止，全縣21個公社，已有11個公社和生產隊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隊、小隊幹部多數被鬥倒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少隊幹部出走了，生產無人負責。目前秋收生產臨近，不少公社、生產隊已陷於癱瘓，對秋收生產將會有很大影響。縣、社、生產隊的文化大革命怎麽開展？炮打司令部包不包括縣、社、隊？中央和國務院7月2日和22日通知和補充通知是否仍有效？急切要求中央給以明確答複。
這裏所說的通知和補充通知是指中共中央、國務院於7月2日、22日先後發出的《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和《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補充通知》。兩個通知都強調：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對於工業交通、基建、商業、醫院及縣以下基層生產單位，應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結合起來，分期分批進行，不能一哄而起，影響生產。
看罷這份電話記錄，周恩來雙眉緊蹙，憂心如焚。如今，不光是紅衛兵串聯對工農業生產的影響，工廠、農村內部自己也點起“火”來了，工人、農民也開始離開生產崗位，四處“鬧革命”。黑龍江雙城縣反映的情況不僅僅黑龍江存在，全國好些地方都有反映。如果聽任這種勢頭在工廠、農村蔓延，後果不堪設想。
怎麽辦？
周恩來拿起電話，找到了陶鑄。他與陶鑄商量，要盡快製定關於工廠、農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有關規定，重申工礦企業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應結合原“四清”的部署，分期分批進行，以保證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同時，要陶鑄組織起草一篇《人民日報》社論，強調一下革命不影響生產。
周恩來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裏、穀牧等商量一下，負責起草有關農村、工廠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
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社論要求所有工礦企業、人民公社、基本建設單位的領導都要適當分工，建立兩個領導班子，一個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個班子主要抓生產，做到“革命和生產兩不誤”。廣大工人、社員和科技人員及其他勞動者“應當堅守生產崗位”，學生不要到農村和工廠去幹預那裏的革命和生產。
同日，周恩來在接見外地學生大會和中國科學院辯論大會上都反複提到《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
他在中國科學院辯論大會上說：我們在進行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綱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又要推動其他兩大革命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這就是今天《人民日報》社論的精神。科學院既要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要進行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我們不能看著科學院的尖端科學研究和許多重點實驗像現在這樣放在一邊。憑我的責任來說，我不能夠看著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不能在進行文化大革命中，使我們最緊急、最需要的業務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李富春、譚震林把起草的關於農村、工廠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的兩個文件——《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報送周恩來審批。
周恩來對這兩個文件稍作了修改。
這兩個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盡可能將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於工廠、農村生產領域之外。
《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強調：縣以下各級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結合進行。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均不要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公社、生產隊去串聯。縣以下各級幹部和社員，也不要外出串聯。秋收大忙時，“四清”運動可以暫停下來。對由上級黨委和政府任命的幹部，均不應采取群眾直接“罷官”的做法。縣以下各級領導，有些陷於癱瘓的，應迅速調整幹部，恢複和加強其領導力量，把縣的各項工作全麵抓起來。
《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強調：工業、農業、交通、財貿部門，應當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指揮機構，保證生產、建設、科學研究等工作的正常進行。各生產企業、基本建設單位、科學研究、服務行業的職工，應當堅守生產崗位。學校的紅衛兵和學生不要到這些部門去串聯，以免影響生產、建設、科學研究的進行。中央各部直屬企業及各地區的工礦企業、事業和商業、服務業等單位，凡已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應當在黨委統一領導下，迅速組成兩個班子，一個班子抓革命，一個班子抓生產。職工的文化革命，放到業餘時間去搞。還未開展文化大革命、而生產任務又重的單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遲進行。
這兩個文件的精神深受廣大幹部群眾的歡迎。尤其對廣大基層幹部來說，猶如雪中送炭。
文件還沒有正式下發之前，陶鑄給中共中央華東局的有關領導透露了這兩個文件的精神。
華東局立即把陶鑄傳達的精神傳達到各地，要求各地、市委用最快的辦法傳達下去。
廣大幹部、群眾聽了傳達後，反映強烈。
江蘇省委文化革命小組給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來電反映：廣大工人、農民聽了傳達後反映強烈，普遍認為這是《十六條》的具體化，是一項正確的措施，說了工人、貧下中農想說的話。不少老工人反映：原來對生產的不正常情況很焦急，但又不敢講，怕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現在有了中央指示，我們可以講話了。不少貧下中農反映：隻抓文化大革命，不抓生產，田裏隻長草，人要沒飯吃。各級幹部也反映很好，說現在工農業生產問題很多，過去不敢講話，怕講了生產，就被說成是“不突出政治、反對文化大革命”；現在中央講了話，心裏有了底，可以理直氣壯地領導生產了。大、中學校的學生聽了傳達後，反應不一。有的相信，有的表示懷疑，說來得突然，不可理解，既是中央指示，為什麽不登報、不廣播？有的學生還說：早不下達遲不下達，正在大批學生下工廠、下鄉串聯時下達，這是地、市委的大陰謀。
江西上饒紅衛兵總部籌委會向中央文革小組發急電反映：華東局韓哲一打電話給省委白棟材同誌傳達中央關於農村、工礦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說要把縣以下和工廠穩住，學生不要到農村、工廠去串聯，幹部要挺起身來講道理，生產搞不好，沒有飯吃，什麽也不能搞了。還說這是主席提的，要馬上用電話下達，下達到縣委和工廠黨委。紅衛兵總部籌委會認為，文化大革命正處於高潮，突然接了這麽個文件，我們一致認為這個所謂文件是完全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是和《十六條》不相符的。望中央火速回電。
上麵兩份情況反映的來電周恩來都看過。
9月8日，周恩來召集中央碰頭會，討論《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
會議討論沒有結果。中央文革的幾個人表示反對，說會給運動潑冷水。在他們看來，既然毛澤東不同意批發周恩來指示陶鑄起草的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那麽，也肯定不會同意批發這兩個文件。
這回，他們估計錯了。
會後，周恩來將這兩個文件，連同黑龍江雙城縣人委的情況反映、江蘇文革小組的情況反映及江西上饒紅衛兵總部籌委會的來電，一並送毛澤東，並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看了江蘇文革小組9月8日來電和上饒紅衛兵總部籌委會9月7日來電，我認為有關農村和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問題，需要在政治局討論一次，然後才好批發這兩個方麵的通知。現將有關文件送上，提議印發政治局、書記處、文革小組、北京市委各同誌，妥否，請主席指示。
9月10日，周恩來出席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全體“出征戰士”大會。
周恩來告誡即將赴各地串聯的紅衛兵：你們去工廠訪問、參觀，不要妨礙他們的生產，不能硬闖入工人生產車間。《抓革命、促生產》這篇社論重點放在尊重工人階級，他們自己能夠解決問題。農村，現在正是三秋季節，是秋收、秋耕、秋種的時候，我們應該積極注意和支持三秋工作，不要妨礙他們的三秋工作。《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已經寫了，我們還打算另外再寫一篇。
周恩來提醒赴上海串聯的紅衛兵：上海是一個大城市，那裏的生產關係到全國的建設。那裏的生產任務很重，還有很多的尖端科學實驗，不應該做的事，你們不要強加於他們。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有革命和建設的秩序，否則，生產就要受影響。
周恩來還說：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十六條》講了，是文化教育機關和黨政領導機關。那些機關也還有它的日常業務工作，也並不是所有的黨政機關和它們的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一個框框不符合《十六條》。否則，毛主席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不就是漆黑一團嗎？邏輯不通嘛！
周恩來要求去串聯的紅衛兵要向廣大學生、紅衛兵、工人、農民宣傳黨的這些政策。
後來，中共中央華東局來電反映說：廣大幹部和群眾得知周恩來的這次講話後，一致認為講話解決了很多思想和政策問題，建議整理出來公開發表，或印發正式文件傳達到群眾。
毛澤東經過一番反複考慮後，此時也支持周恩來的意見，感到強調一下不能衝擊生產很有必要。
就在周恩來講話的同一天，毛澤東對周恩來送來的《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批示：印發政治局、書記處、文革小組、北京市委各同誌，近幾天討論一下。
9月14日，毛澤東又指示：可照發，不要討論了。
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時發出《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
周恩來的這番舉措，招致了中央文革江青一夥的不滿。
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調子不一樣。中央文革攻擊周恩來的講話是“大毒草”。周恩來說：這個講話是經中央研究過的，毛主席看過的。江青跳了起來：“總理，你可要說話，這是什麽態度。你現在就說，那些文件收不收？”
9月15日，即《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兩個文件發出的第二天，毛澤東第三次在天安門接見全國各地來京的師生和紅衛兵。周恩來、林彪陪同接見。
接見大會上，周恩來講話強調搞好工農業生產的重要性，革命要促進而不能影響工農業生產。他說：
“搞好工農業生產，關係很大。它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關係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關係到城鄉人民生活，關係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也關係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關係到支援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
……
廣大的工人、公社社員、科學技術人員和機關企業幹部，都應當堅守生產崗位，不失時機地掌握生產環節，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煥發起來的衝天幹勁，用到工農業生產和科學實驗中去！
同誌們，同學們！
為了有利於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現在不要到工廠、企業單位和縣以下的機關、農村人民公社去進行革命串聯。那裏的革命，要按照原來的‘四清’部署，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工廠、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搞革命。革命學生要尊重工農群眾，信賴工農群眾，相信工農群眾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秋收秋種的大忙季節已經到來。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應當有組織地到農村去參加勞動，幫助秋收，學習貧下中農的革命幹勁和勤勞的品質。”
然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在會上卻發表了另外一種基調的講話。他非但隻字不提生產之事，反而以極富煽動性的口氣對紅衛兵說：“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廣大工農群眾也堅決支持你們！
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顯然，對於那些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來說，林彪的講話更迎合和挑動了他們追求絕對自由、絕對民主的狂熱，政治嗅覺並不遲鈍的他們也不難聽出林彪與周恩來的講話是如此的不和諧。
中央文革一夥對周恩來更為惱恨。
9月16日，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討論李先念起草的《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麵若幹政策問題的報告》。會後，周恩來批送中央文革小組核閱。但江青等人借此發泄對周恩來的不滿。文件送去好幾天，沒有一點反應，就是壓著不議。
周恩來問秘書：送文革小組的《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麵若幹政策問題的報告》退回來沒有？
秘書回答說：已經打電話催問幾次了，他們說還沒有討論。
9月20日，周恩來被迫親自寫信給江青催問：
江青同誌：文化革命中有關經濟政策方麵，農業和工業方麵、科研兩個通知發出後，對生產很有利。財貿和手工業一個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組幾天，務請伯達同誌抓一下，以便議後再提請中央政治局討論。
更露骨的是，中央文革一夥在背後攻擊周恩來9月15日在陪毛澤東接見全國各地紅衛兵大會上的講話是大毒草。
對此，周恩來憤然反擊。
9月25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室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主要負責人，楊成武、劉誌堅、周榮鑫在場陪見。
周恩來說：有人說我9月15日的講話是大毒草。這是不對的。這個講話是經中央研究過的，毛主席看過的。抓革命、促生產、有人說提得太早了，我說不早。尖端項目，不抓怎麽能行？農村三秋季節到了，不抓怎麽能行？工人、農民總不能停止生產放假搞革命吧？否則，我們吃什麽，用什麽？現在運輸量因學生串聯大大超負荷，每天增加40輛客運列車，而貨運量減少了百分之十。再增加運輸量就要影響國家建設了，到外地的串聯不得不停止。
周恩來還說：在運動中要有兩個不怕，一要挺身而出，敢於和師生見麵；二是遇有違反政策的要敢於站出來說話，解釋黨的政策。我和主席說過，應該把黨內曆史全麵告訴青年，要講革命史，也要講錯誤，不能隻講好的，不講壞的。主席同意。炮打司令部，不管是資產階級司令部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先炮打一下再說，這怎麽行呢？打仗總還要選準目標嘛！
同日，周恩來在中央專委會第16次會議上指出：中央已決定工廠、企業、研究機關、農村、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一律不組織紅衛兵。已經組織了的。要協商取消，把勁頭用到科研和生產上去。
自紅衛兵大串聯狂潮席卷全國以來，周恩來抓住一切機會，耐心反複地向廣大學生和紅衛兵做勸說解釋工作，強調生產業務部門與學校不同，不能停產鬧革命，要求工人農民堅守生產崗位。
江青攻擊周恩來隻要生產，不要革命。在一次碰頭會上，江青怒氣衝衝地指著陶鑄說：“用生產壓革命，真是豈有此理。你們下文件，發社論，叫農村、工礦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來。”
陶鑄正色道：“那是中央的決定，我個人沒有這個權力。”
江青跳了起來，向周恩來大吵：“總理，你可要說話，這是什麽態度。你現在就說，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來反問江青：“生產搞亂了，我們去喝西北風嗎？”
江青大怒：“你總是生產，生產，你隻要生產，不要革命。”
周恩來分辯道：“不搞生產，不搞建設，人民吃什麽用什麽？”
江青氣得撒潑而去。
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公然指責周恩來所強調的革命不能衝擊生產是“怕字派”。周恩來說：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產就會自然而然地上去。”
文化大革命像一頭癲狂的怪獸，咆哮著在神州大地恣意肆虐。
正當周恩來竭盡全力勒住這頭怪獸的韁繩不讓它踏向農村、工礦時，林彪、中央文革一夥卻在這頭怪獸的“敏感處”狠狠地抽了“兩鞭”，使它更為癲狂、肆虐。
——10月初，林彪令全軍“文革”小組起草了一個《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要求“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
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看了《緊急指示》後，認為還不夠，又加上“取消院校黨委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一條。隨後，江青一夥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別有用心地說《緊急指示》不僅適用於軍隊院校，而且適用於一切單位。此後，“砸爛一切”、“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國。
——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操縱上海一些工廠的工人，以上北京“告狀”為名，脫離生產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臥軌攔截列車，製造了滬寧全線交通中斷31小時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張春橋竟背著中央，置周恩來有關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的電告不顧，與王洪文等造反派頭頭串通一氣，公然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承認他們的臥軌攔車行動是“革命行動”，並把這次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上海市委。張春橋與工人座談時還煽動說：“如果工廠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
《緊急指示》的下達和中央文革對安亭事件的肯定，等於在向社會宣布：工廠可以搞文化大革命，並且是踢開黨委鬧革命。這大大地削弱了中共中央9月份下發的關於農村、工礦文化大革命的兩個限製性文件的約束力。此後，“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廣大工礦和農村縱深蔓延。黨政機關及一些生產業務部門的絕大部分領導被“炮打”、被揪鬥，工人也像學生一樣，離開生產崗位，四處串聯，更多的生產單位陷於癱瘓和半癱瘓的狀態，國民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
周恩來的處境越發艱難了。他自己所發出的“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正是他當時心境的真實與照。
一方麵，為了顧全大局，周恩來必須從總體上擁護“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體問題上，他又難以表示讚同。
另一方麵，此時的林彪、江青一夥，經過從5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到10月中央工作會議這幾個月的經營，已經攫取了黨和國家的很大一部分權力。他們企圖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亂以達到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這張“底牌”也十分清楚了。周恩來要穩住國民經濟這一支柱，就必須麵對林彪、江青一夥施加的各種壓力。中央文革一夥公然指責周恩來，說“文化大革命中存在著新文革和舊政府的矛盾”。
在10月16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公然指責周恩來所強調的革命不能衝擊生產是“怕字派”。
陳伯達說：怕字派說，文化大革命妨礙生產，一鬧文化大革命，生產就不好進行了，生產計劃就沒有保證了。這些怕字派的同誌千怕萬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眾，怕革命。對待串聯問題，也是對待群眾、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讓革命學生互相串聯，這是讓學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有人說，全國串聯妨礙生產。但活生生的事實證明：我們今年的工農業生產形勢大好。又有人說，工農業生產是上升的，但是交通運輸有問題。所以就逼著中央進一步考慮用步行來串聯。
陳伯達不同意周恩來的主張和做法倒也罷了，關鍵是身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在這樣一種場合公然與主持全國經濟工作的總理唱反調，給周恩來的工作製造了相當的困難。試想，如果陳伯達的講話傳揚到社會上，周恩來還怎麽去說服紅衛兵和學生不要去影響工人、農民的生產？周恩來幾次強調：陳伯達的講話不能傳出去，因為現在還在修改。但中央文革卻故意把陳伯達的講話擴散到社會上去。
盡管周恩來的處境是那樣的艱難，但是，周恩來抱定“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決心，緊緊扭住國民經濟這個大關，和黨內正義力量一起，頑強抗爭。
11月9日，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稿《再論抓革命、促生產》。會上，他反複強調生產建設不能停斷的重要性，嚴詞批駁了隻強調“抓革命”而根本不講生產建設的錯誤論調，憤然指出：“不搞生產，國家怎麽辦？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產就會自然而然地上去。”
次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強調：工農業生產稍有間斷，就會影響人民的經濟生活。國民經濟是一個整體，一個環節扣一個環節，隻要某一部分脫節，就可能影響全局。一切城市工礦企業、事業單位、科學研究部門和農村，都“必須毫無例外地”堅決遵守、時刻遵守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隻能在生產以外的時間進行，工人、農民不能離開生產崗位。
這篇社論，無疑是向正衝入工礦、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紅燈”。
幾天後，周恩來又找調到國務院協助他抓經濟工作的餘秋裏、穀牧談話，要餘秋裏抓緊準備召開全國計劃會議，力求把1967年的計劃安排得早些、好些；要穀牧組織一個班子，研究一下工交係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
然而，也就是這個時候，陳伯達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規定》交給了餘秋裏和穀牧。其中寫著“允許學生到工廠串聯”、“允許工廠成立派係組織”等條款。陳伯達還脅迫餘、穀二人在一個星期內提出意見，給他答複。
顯然，陳伯達此舉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來一貫強調的意見示威。
11月14日，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會上，穀牧就陳伯達起草的十二條規定向周恩來作了匯報，並提出近日召開一個全國工交座談會，研究工交係統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周恩來表示同意，並說：陳伯達的十二條拿到會上讓大家去討論。
周恩來的鬥爭方法很高明。他表麵上沒有急於否定陳伯達的十二條，但他知道這十二條在座談會上肯定會遭到強烈反對。
政治局會議上短兵相接。林彪赤膊上陣，中央文革一馬當先，大批周恩來支持召開的工交座談會“大錯特錯”、“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周恩來被迫暫時“退卻”：工交座談會，雖然有錯誤，但總還做了一些工作。
11月17日，北京京西賓館會議室，氣氛沉悶而緊張。冶金、化工、水電、鐵道、機械等五個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陽、哈爾濱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區主管工業的負責人參加的工業交通座談會正在進行。
來自地方的負責人憂心忡忡，他們委婉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已經使工交戰線出現了混亂，許多大型企業麵臨停產的危險，對工廠成立群眾組織和學生到工廠串聯表示擔心。
劉瀾波、呂東、呂正操等一些國務院的部長們則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拍案而起，對陳伯達十二條中提出的“允許學生到工廠串聯”、“允許工廠成立派係組織”等條款進行了怒斥和否定。
11月19日，周恩來親臨工交座談會。他指出：工交戰線進行文化大革命，必須充分考慮企業的特點，要在黨委領導下分期分批進行。工人要堅持八小時工作製，不能擅自脫離工作崗位，不能搞跨地區串聯。
周恩來還告誡與會幹部：現在的形勢是“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勢不可擋”。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要學會“因勢利導”。“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大家要抱定這種精神，挺身而出，為了黨和國家利益，個人被衝垮了也要毫無抱怨。
根據周恩來的講話精神，主持會議的穀牧組織對陳伯達的十二條作了修改，擬出一個《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幹規定》（又稱《十五條》）。其中明確規定：工業化大生產具有連續性和社會協作性，工廠不能停產鬧革命；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活動，隻能在業餘時間進行，八小時工作製不能侵犯；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聯。
陳伯達得知後，大為惱火。他把餘秋裏、穀牧找到他的住處，怒氣衝衝地打開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要餘、穀二人讀其中的一段文字：“仆之先，非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所輕也。”
而後，陳伯達又用他那難聽的福建腔普通話大發牢騷：“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在你們瞧不起，你們有本事啊！把我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
餘秋裏、穀牧從陳伯達處出來後，立即到西花廳，把陳伯達的指責向周恩來匯報。
周恩來說：“沒有這麽嚴重。”
11月22日，周恩來又與李富春一起到毛澤東處，把這次工交座談會及《十五條》的情況做了匯報。毛澤東基本同意了《十五條》。
11月30日，周恩來與陶鑄、李富春、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葉劍英、周榮鑫等中央負責人在工人體育場接見來自全國各地廠礦、企業、事業單位的群眾代表。
周恩來說：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廠礦、企業、事業單位，都發生了一些問題。現在中央正在研究這些問題，正在起草一個關於廠礦、企事業單位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有關決定。你們離開單位很久了，你們有生產任務，有業務，除留下少數代表外，多數可以回去。
陳毅在講話中說：千言萬語一句話，就是剛才總理的指示，也是中央精神，一方麵要鬧革命，一方麵要抓生產、促生產，不要妨礙生產。
工交座談會實際上是黨內正義力量向林彪、江青一夥企圖搞亂全國經濟的邪惡勢力發起的一個反衝鋒。
這個反衝鋒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夥的非難和攻擊。12月4日至6日，一向不關心過問生產的林彪卻一反常態，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說是要聽關於工交座談會議的匯報。
此時的林彪，實際上是中央文革請來的“尊神”，來替中央文革助威壓陣。
會議一開始，穀牧按照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寫出的《匯報提綱》，介紹工交座談會和《十五條》的情況。
穀牧說：這次座談會，中心是討論如何貫徹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問題。大家認為在具體做法上，必須考慮工礦企業的實際特點。工廠和學校不同，不能停產鬧革命。工業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一環扣一環，一個環節出毛病，就可能影響全局。有些行業，如冶金、電訊、航運、電力等部門，生產的連續性很強，一刻也不能中斷。大家還擔心工廠中的派別鬥爭，如果處理不好，發展下去，在生產建設上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南京720廠，因兩派鬥爭，已停產半個月；哈爾濱電機廠今年約有20多萬瓦的發電機完不成。還有一個領導問題，有相當多的基層企業組織癱瘓情況嚴重，各級領導講話不靈，中央精神貫徹不下去。中央關於在黨委的領導下成立兩個班子的指示，從中央工交各部到省市委，迄今大部分都不落實。建議工礦企業黨的領導不能中斷，抓生產的班子要盡快落實，抓生產的領導主要精力應放在生產上……
還未等穀牧說完，中央文革一夥就迫不急待地發難，大叫：“工交係統的問題，比文教係統還要嚴重，如果工交財貿係統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鬧一鬧，變修了，文教係統搞得再好也沒有用，國家非出修正主義不可。”
張春橋站起來惡狠狠地指著穀牧說：“你的發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情緒。”
陳伯達也氣勢洶洶地指責說：“《匯報提綱》沒有同我們商量，特別是事先沒報告主席和林彪同誌。我也是計委的一個成員，大計委、小計委都有我的名字，也沒有商量過。發這個提綱是搞突然襲擊。”
很顯然，張春橋、陳伯達對穀牧的訓斥，矛頭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來。
這時，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來嚴肅地對陳伯達說：“這個提綱是我要他們搞的，是開夜車搞出來的，來不及征求意見。我們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誌麵前把各大區、各省同誌的思想反映一下。”
6日的會上，王力赤膊上陣，滔滔不絕，更加露骨地把矛頭指向周恩來、陶鑄。王力說：“工廠的文化大革命經過了兩起兩落。第三次起來後，有些人又在那裏拚命地把它壓下去。6月，文化大革命起來了，被劉、鄧的錯誤路線鎮壓了。中央十一中全會以後，特別是紅衛兵運動起來後，工人又起來了。9月上旬，就壓，用“抓革命、促生產”這麽一個口號，又變成了不準革命，壓革命。”
王力這裏講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是指在9月上旬周恩來指示陶鑄組織起草的《人民日報》社論《抓革命、促生產》。
“到10月1號，林總講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紅旗》第13期社論（這是指1966年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的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該社論正式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筆者注），10月5日軍委緊急指示，在這樣一個號召之下，工人運動就又起來了，規模更大。這本來是很好的，形勢好得很。但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中央有的同誌就是主張要壓，產生了《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差不多所有壓製革命的人都歡迎這篇社論。為什麽在這麽一個時候發表這樣一篇社論？而且主要的方麵不是鼓勵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為的就是講生產。罵得很厲害，批評得很凶。這篇社論發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發生了許多工廠的造反派工人被趕出工廠，許多工廠就是拿著這個社論來抓人。社論的精神就是堵、壓。這個問題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組織，市委不答應。這個事件是一個信號。這個事件以後，我們明確感到工人起來了。”
王力越說越來勁，周恩來、陶鑄在一旁冷峻地沉默以對。
“關於工人串聯問題，也是一個原則的爭論。在學生運動期間，那條錯誤路線就是不準校與校之間來往。現在又拿這一套來對付工人，工廠與工廠之間不能來往。我們是個什麽樣的國家？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工人為什麽不能來往？”
王力在這裏偷換概念，故意把“串聯”說成是“來往”。
“毛主席說，學生必須與工農結合。學生不同工農結合，他就漂浮了嘛！因此，學生往工廠裏跑，這是一件好事，我們應該歡迎，應該鼓勵。但是，現在有些人一看到學生，就不得了，就是‘洪水猛獸’。過去說紅衛兵組織是非法的，現在工人組織變成非法的，不予承認。我昨天就提出來了，中央過去說工廠、農村一般不成立紅衛兵其他革命組織，這樣的指示還適不適用？中央還批了一個什麽地方的材料，說廠外不能串聯，這本身就是不對的，原來就不應該這樣說。還有什麽工業六條、農村五條（按：這是指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在9月14日發出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和《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還適用不適用？農村五條是農忙的時候，現在也不是農忙了。所以就不能說這方麵的指示和其他規定還都適用。如果都不適用，有好多地方壓製工人運動的人就很希望有這些規定，那麽，就走到壓製群眾運動、壓製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工交座談會的這個《匯報提綱》，集中反映了一套錯誤的東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王力自恃有林彪坐鎮，來勢洶洶。
為了保護幹部，也為了今後的鬥爭，周恩來在會上采取了暫時“退卻”的鬥爭策略。
這個時候，還要硬擋是擋不住的，非但擋不住，還可能把有生力量衝垮。
會上，周恩來作了“掩護”式的發言。
一方麵，他自己承擔了“責任”：“這次20多天的會，我要負責，就是光見過參加會議的同誌兩次，一次是全體，一次少數人談了一下，沒有更多的抓。”
另一方麵，他設法為主持參加工交座談會的幹部開脫：
“工交座談會《匯報提綱》，雖然有錯誤，比如沒強調三線，不應該砍的砍了，但總還做了一些工作。秋裏同誌說了嘛，今年的計劃總還完成得不壞。當然，最根本的還是毛主席的路線和廣大工人的努力，但具體的領導者總也還有點作用。”
“十一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後的幾個月時間，領導幹部絕大多數沒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極個別人。這種情緒一直影響到這次工交座談會。會上，我所接觸到的那些部長、省委來的人，沒有幾個通的，大多數還不理解。他們有一個最大的擔心，就是怕運動影響國民經濟建設，反過來再影響運動的發展。總的來說，多數同誌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發生抵觸情緒、埋怨情緒，這和那種硬是欺騙中央的人性質不同。”
周恩來此處用“沒有想通”、“不理解”是經過一番斟酌的。因為“沒有想通”、“不理解”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如果像王力所說的“《匯報提綱》集中反映了一套錯誤的東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了，那就變成敵我矛盾了。
至於王力指責的用“抓革命、促生產”來壓革命，周恩來不軟不硬地說了一句：“抓革命、促生產，是《十六條》上提出來的。當然，這裏頭有個主從，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產。”
周恩來的意思是說，你王力難道連《十六條》還想否定嗎？
周恩來還勉勵那些受到錯誤指責和批評的幹部說：“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是嘛！要負起責任來，不要誠惶誠恐。當年打仗的時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獄，現在還有什麽舍不得的？要下決心到實踐中去，繼續摸索經驗。”
會議結束時，林彪作總結性的發言。他字字句句地說：“這次工交會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需要來個180度的大轉彎。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單是落在生產上，如果我們完全從生產的收獲多少來論文化大革命的成敗，那就大錯特錯。”
林彪還針對周恩來一再表明的“欲罷不能，勢不可擋”的態度，說：“我們應該不是被動地而是主動地讓這場革命進入到工業、農業，進入到社會。因此，不應該是‘勢不可擋’，不是擋不擋的問題，而是迎接的問題；不是刹車的問題，而是要擴大的問題。要讓這場革命席卷每一個領域。”
有林彪的支持，陳伯達起草的在工交座談會上被駁得“體無完膚”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六條規定（草案）》在會上通過了。
這一《規定》提出工礦企業可以成立派別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聯，工人也可以到學校串聯。這一文件的下達，改變了中央關於工礦企業原則上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擴及全國工交財貿各部門的基層單位。
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將穀牧的《工礦企業文化革命座談會的匯報提綱》送給毛澤東閱。
周恩來是為了讓毛澤東了解事情真相，防止中央文革一夥惡人先告狀。
周恩來還附了一封信。
主席：
這是穀牧同誌在12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的局麵報告。它集中地代表了這次座談會的共同認識，也暴露了工交戰線上對兩條路線鬥爭的錯誤立場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幾位同誌特別是文革小組同誌的嚴厲批評，使他們開始有了覺悟。最後，林彪同誌做了結論，認為座談會是失敗的，但在政治局會議上暴露出來受到批判又是好事。問題的關鍵在於領導，要看各人回去後能否通過實踐和鬥爭得到教益，搞好革命。……關於這次會議的情況，除每日托汪東興同誌麵報外，待主席確定時間，林彪、伯達和常委少數同誌當來麵報，有關其他重大問題，如各省各部重要情況和涉外事件亦當麵報。
周恩來十二月六日
果然，中央文革一夥還不罷休。他們還要求把穀牧的《匯報提綱》及《十五條》下發到全國進行批判。
周恩來到毛澤東處請示。毛澤東不同意下發。
12月9日，周恩來在毛澤東處主持中央政治局碰頭會，研究工交座談會的精神如何傳達問題。周恩來說：批判《十五條》的事，不再擴大範圍了，由今天出席會議的各大區同誌回去後，在常委範圍內講一講就行了。
試想，如果中央文革把《匯報提綱》和《十五條》下發全國各地批判的陰謀得逞，不僅生產建設要受到更為猛烈的衝擊，而且，一大批工交戰線上的幹部又要被打倒。
參加工交座談會的各省、市負責人，被林彪的“結論”性表態搞得有氣無處撒，有冤無處申，有的難免感到有點心灰意冷。
就在他們即將離開北京回去的前一天，周恩來把參加工交座談會和被“揪”來京的各省、市負責人召集到人民大會堂河北廳。
周恩來是給他們做思想工作的，也是給他們鼓氣的。
受了不公正的批判，心裏有冤屈，但不能因此就不抓工作了。
因此，周恩來反複強調說：要想開一些，要想通。個人受點衝擊，受點委屈不要太計較。那個時候坐牢砍頭都過來了。現在各行各業紅衛兵要去衝，運動要進入工交係統，這是大勢所趨，欲罷不能，勢不可擋，你根本擋不住。要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衝垮。
周恩來的意思是要大家變被動為主動。否則，老是處於被動狀態，非但有可能被衝垮，而且對工作不利。
周恩來還說：回去要組織生產班子，把懂得生產的人、生產積極分子、老工人都吸收過來，把生產搞好。
會上，周恩來還要求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回去後要注意抓好農業生產，說：不搞好農業生產，工人農民吃什麽？穿什麽？我們的國家怎麽辦？搞亂了農村、農業這個基礎就要動搖，我們的國家怎麽辦？
然而，4天之後，林彪又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指示》提出：農村社隊可以建立紅衛兵組織，社隊之間可以串聯，學生也可以到鄉下串聯；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鳴、大放、大辯論，實行大民主。
這一文件的下發，推翻了中央在9月份下發的《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燒進了廣大農村。
林彪在會上還指責主張農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見與派工作組是同一個精神，都是不相信群眾。
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社論稱：在工礦企業裏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無，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工人群眾有建立各種革命組織的權利，工人階級應該歡迎革命學生到工廠來串聯。
周恩來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試圖阻止“文化大革命”進入工廠、農村，以減少運動對經濟建設的衝擊。但是，最終還是沒有擋住。
周恩來沒能阻止“文化大革命”進入工廠農村，但他並沒因此而停止與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相反，在“文化大革命”全麵踏向工農業生產領域後，他對國民經濟這一關係到共和國生死存亡的大關抓得更緊了。他繼續在艱難的處境中與破壞國家經濟建設的各種行徑作各種形式的鬥爭。
周恩來不止一次地對協助他抓經濟工作的餘秋裏、穀牧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國民經濟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麵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麵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麽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麽活下去？還能鬧什麽革命？”
由此，筆者不禁想到，有人說，周恩來當初為什麽不拍案而起，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如果周恩來當初這樣做，也許“文化大革命”就發動不起來呢！
這話隻能是不了解具體曆史的人的一種不負責任的猜測和假設。真正深入到當時具體曆史的複雜關係中，這種猜測和假設就很難說出口，更談不上有理由站住。
就拿工廠、農村搞不搞“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來說吧。在這件事上，周恩來一開始就態度十分明確：工廠、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搞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不主張在工廠、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並為此作了各種努力。但是最終也沒能擋住。其中原因，錯綜複雜，讀者看了上文，自然會悟出一些。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原因不是周恩來反對不反對的問題。這件事情也很客觀地表明：“文化大革命”中許多事情並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樣，隻要周恩來說一聲“不同意”就可以阻止。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事實是，在那樣一種局勢下，你反對也無濟於事，非但阻止不了，而且還有可能被林彪、江青一夥抓住“把柄”而被打倒，失去鬥爭的權力。這樣於國於民於黨有百害而無一益的結果正是林彪、江青一夥所希望看到的。
政治家偉大的層次區分，就在於他在同一曆史環境中站得多高，看得多遠，洞察得多深。
周恩來是一生經曆過無數政治鬥爭磨礪的偉大政治家。他的心態恐怕遠非我們一般人所能具備和企及的。他的一舉一措，有時考慮的不是自己個人的榮辱與安危，而更多的是考慮黨和國家的利益。有些事情，如果處理不當，不光是自己被打倒，而是關係到整個黨的生死存亡。
有學者說，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係黨和國家安危於一身。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確實如此。
周恩來提議召開全軍軍以上政治幹部會議抓春耕生產。葉群放出話來：林副主席被架空了。江青說：調一個營，都得主席批準，這麽大的事情為什麽不事先報告主席？周恩來被迫檢討。
曆史踩著蹣跚的腳步，踉蹌著撞入1967年。
國民經濟的形勢更為嚴峻。
不僅僅是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全麵進入工廠、農村，農民、工人四處串聯，停產鬧革命；更要命的是接踵而來的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又席卷全國，工廠、農村更多的領導組織陷於癱瘓和半癱瘓，群眾組織之間在奪權問題上你爭我奪，互相廝殺，好些地方的工農業生產處於無人管的無政府狀態。
真是雪上加霜，亂上加亂。
一年之計在於春。對於中國這個農業國來說，尤其如此。
眼下，春天將至，關係到7億人民一年吃穿的春耕生產迫在眉睫。但農村又是這樣一種局麵，這叫7億人民的“總管家”周恩來怎能不憂心？
三年“大躍進”之後，由於天災人禍，不少地方饑荒嚴重，很多人活活餓死，糧食問題千鈞一發，很多城市的糧食隻有幾天的庫存。各地糧食告急的電話使周恩來日夜難眠。為了渡過這一難關，周恩來不知費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個不眠之夜。事後，周恩來回想當時的緊急情況，仍不寒而栗。
多少年過去了，當年協助周恩來抓糧食工作的李先念在1988年還這樣說：糧食問題，我們是嚇怕了的！
應當說，當年親自領導全國人民共度糧食難關的周恩來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農業和糧食問題的重要性。
2月11日，周恩來把農業部、農墾部、水產部、氣象局、農辦等機關“權力接管委員會”的代表和農口紅色造反聯絡總站的代表召集到國務院會議廳。譚震林、江一真等也在場。
當時，農業部、農辦、農墾部、氣象局等機關相繼被奪權，成立了所謂的“權力接管委員會”。
周恩來逐一詢問了各單位的奪權情況後，說：當前春耕生產到了，你們要抓革命促生產。今晚找你們來談，目的是要打好春耕生產第一炮，你們要全力地抓。政府部門、業務部門，並不是每個部門問題都那麽嚴重，都非奪權不可。你們農口要準備一下，搞一個對全國的呼籲書，號召抓革命、促生產。光有青年人參加還不行，青年人有闖勁，但缺乏業務經驗，要三結合，搞個像樣的全國呼籲書。總之，中心是抓革命、促生產。農業季節性很強，一年之計在於春，過了季就完了，不像工業。你們接管委員會負責生產的班子要認真研究一下。
2月20日，周恩來征得毛澤東的同意，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國農村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發出了一封抓緊搞好春耕生產的信。但是，周恩來知道，在那種局麵下，這封信的號召力和約束力太微弱了。
沒有具體的組織領導保證，僅靠一般的號召是喚不醒早已被一種政治狂熱所湮滅了的良知的。
必須采取措施。否則，“糧荒”餓死人的曆史悲劇又將重演。
周恩來想到了軍隊。
人民解放軍在當時是全國唯一保持組織係統並具有強大戰鬥力的重要力量。
2月23日，周恩來把在京的各大軍區、各省軍區的負責人召集到京西賓館，要求各軍區立即行動起來，抓好當地的春耕生產。
周恩來說：軍隊的擔子很重，不僅要處理好軍隊自己的問題，還要把地方的擔子擔起來，抓好工農業生產。當前比較緊急的工作是春耕生產問題，季節逼人。這個問題耽誤了不得了，生產沒人搞，沒飯吃了，什麽事情都辦不成。當前的春耕生產由各大軍區、省軍區負責領導，要立即分兩條線布置春耕生產。一是打電話傳達布置，二是由省軍區負責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軍分區、縣武裝部來人參加。有的省、地、縣已經癱瘓了，也要找幾個人來。組織各級幹部參加，最好是過去管農業的。也要吸收農林部門的同誌參加，他們熟悉情況。
有人為難地提出：現在省市領導幹部大多被打倒，有的沒有“過關”，怎麽辦呢？
周恩來說：省地領導幹部有些沒有過關的，也可以先出來工作，以後再過關。每個省總可以找出幾個幹部。今天是23號，要快一點，季節逼人，南方更要快一點，三級幹部會議都要在2月底開完。會議不要開長，頂多兩天，把中央的精神講一講，就說中央委托軍區、省軍區抓生產。對地、縣都要抓，縣一級是重點。省、地、縣各級都以軍事部門為主，黨、政機關找幾個領導參加，組成生產辦公室。
會上，周恩來還和在場的葉劍英、蕭華商量，提議召開一個全軍軍以上政治幹部會議，就軍隊幫助地方搞好春耕生產和奪權等問題再強調和布置一下。
大家都同意周恩來的這一提議。葉劍英說：那就趁熱打鐵，25日就報到，26日開會。
周恩來說：可以，請示林彪同誌後即以電話告各軍。
下午，在懷仁堂的中央碰頭會上，周恩來就把召開全軍軍以上政治幹部會議的打算和目的說了。
在一旁的葉群很不高興。原因是林彪作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管軍隊，事先卻沒有得到此事的報告。
周恩來也確實沒來得及親自報告林彪。因為在京西賓館的會上，他交代了一下要請示林彪。這是由工作人員辦的事。
到晚上，周恩來將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的想法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表示同意，並說每個軍至少應該來兩個人。
這件事本來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即使是一時的疏忽，也可以理解。周恩來一天到晚忙得顧了頭，顧不上腳，飯顧不上吃，覺不能睡，這種疏忽在所難免。但葉群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她放出話來：林副主席被架空了。
江青更是借機圍攻周恩來：調一個營，都得主席批準，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這麽大的事情為什麽不事先報告主席？
話傳到周恩來耳中。周恩來被迫於7月24日寫信向林彪解釋。
林彪同誌：
昨（23）日在京西賓館邀集各軍區同誌會談，請他們回本地後負責召開省、地、縣三級以軍區為主的會議，布置春耕工作，同時以電話通知來京的省軍區照辦。當討論時，聯係到無錫31軍的要求，我與劍英、蕭華兩同誌商量，提議召開各軍政治首長會議，討論幫助地方春耕和支持參加奪權鬥爭問題，當時大家都讚成。我說了請示林副主席後就以電話通知各地，劍英說25日報到，26日開會。當日下午，我在懷仁堂碰頭會上又提出此建議，夜間報告了主席，主席還指示每軍應到兩人，我並說要請文革小組參加指導。在這些報告中，我竟疏於檢查劍英和我的秘書已否報告林副主席。下午，又未再向葉群同誌在碰頭會上打招呼，這是一大錯誤。
林彪圈閱了此信，沒寫下任何意見。
2月23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軍隊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產的指示》。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3月1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報道了北京市懷柔縣成立了由縣委書記、副縣長、縣武裝部負責人、當地駐軍代表及群眾組織代表組成的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大抓春耕生產的消息。同時，還配發
1967年2月20日淩晨，中南海西花廳。
高聳、威嚴的紅色院牆，沒能抵擋住從塞外呼嘯而來的西北風。凜冽的寒風夾裹著砂土在窗外肆虐地飛舞。
剛剛從毛澤東處談完話回來的周恩來伏在案頭，圈圈點點地在閱改著一份文件。
這是以中共中央名義致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內容是：眼下農村春耕生產即將開始，希望廣大貧下中農和農村人民公社各級幹部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動員一切力量，搞好春耕生產。信中還指出：人民公社各級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犯過錯誤的同誌也應該努力在春耕生產中將功補過。廣大群眾應該諒解和支持他們。建議你們立即召開一次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幹部會議，布置春耕生產工作。人民解放軍當地部隊和各級軍事機關要大力支持、幫助春耕工作。
周恩來圈改完最後一個字，隨即在信的空白處批示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請你將這一修正稿即送主席審批，批後重新印發，並登報。
周恩來按鈴叫來值班秘書，吩咐立即把文件送走。
周恩來直了直疲憊的身軀，布滿倦容的臉上思緒重重。
圍繞著是要“革命”還是要生產的問題，周恩來與中央文革一夥的新的一輪較量又即將開始了。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為了盡量減少運動對國民經濟的衝擊而造成的損失，維係最起碼的國計民生，周恩來費盡心血，已經與林彪、江青一夥及一切破壞經濟建設的行為進行了多個回合的較量與鬥爭。
狂飆突起，周恩來接連製定了兩個文件，試圖對運動作出某些限製，但都沒能“令出中南海”。
按照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領域和一些黨政機關進行，工礦企業和農村原則上不開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卻出現“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向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蔓延的勢頭。針對這種態勢，周恩來主持製定了兩個文件，試圖對運動作出某些限製，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對。
8月下旬，當風起雲湧的紅衛兵大串聯開始危及到工農業生產和各級領導機關的正常業務工作時，周恩來指示陶鑄起草了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鐵路樞紐和重要站段、港務局和碼頭、尖端企業和科研部門、中央和各地的銀行、大電廠、城市重要公用事業機關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部門列為“要害部門”，“必須堅決進行保護，對這些要害部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加強領導，使領導權真正掌握在政治可靠的人手中。各級黨組織和有關部門負責人應當主動地向廣大紅衛兵和群眾進行教育，勸他們不要去衝擊這些部門，對不聽勸阻者，應依法處理。”
8月26日，陶鑄將通知草稿送周恩來。
周恩來閱改後批示：提議照發，請主席、林、康、富春、江青核閱。退汪東興辦。不料，江青看後卻提出：建議中央常委討論一下，至少應請主席和林彪同誌仔細閱讀和批改。
9月1日，毛澤東批：此件不發。
顯然，這個通知的精神不對毛澤東的思路。運動剛開始，毛澤東不希望對運動有太多的限製。他怕運動又出現派工作組時的“冷冷清清”。
運動初期，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打算也不太清楚。他作為黨中央領導集體中的一員，擁護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從反修防修的良好初衷來考慮的。但他作為主管全國經濟工作的總理，還有一個基本的務實態度，那就是革命也要吃飯。命要革，修要防，國家的經濟建設也要搞上去。
到1965年底，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好不容易才完成，經濟形勢終於從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危機中擺脫出來，開始走向好轉。1966年，國家將正式執行被推遲的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因此，此時此刻，周恩來的思維觸角全部聚集於如何在國民經濟調整的基礎上，更好更平穩地把中國的經濟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以實現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
對這個宏偉目標，毛澤東也很興奮，並一直在帶領全黨全國人民為之奮鬥。然而，此時毛澤東的思維焦點是徘徊於階級鬥爭、防止修正主義等問題上，他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麵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他決意要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這種危險。其他一切工作要服從和讓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中心工作。
當然，毛澤東也沒預料到“文化大革命”會像後來那樣搞成亂得難以收拾，也沒料到林彪、江青一夥會利用“文化大革命”。
所處的位置和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對問題的想法也就不一樣。
周恩來從一開始就擔心“文化大革命”會給國家的經濟建設帶來衝擊，而且希望運動不要影響國家的經濟建設。他想，這希望也應當是毛澤東所讚成的。抓革命，促生產，革命和生產兩不誤嘛！
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雖然重提階級鬥爭，但又同時指出：切不可以因階級鬥爭妨礙經濟調整工作，請各地區、各部門務必注意。要記取1959年廬山會議的教訓。
因此，對於毛澤東不同意批發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周恩來雖然不是很理解，但也沒有想得太多。
9月1日，在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一次座談會上，周恩來對紅衛兵衝擊生產提出了批評。他說：有的地方，紅衛兵與工人對立起來，要求工人像學生一樣鬧革命才沒有意見。這怎麽行呢？我們既要革命，還要生產，否則吃什麽，用什麽？工廠總不能放假搞革命不搞生產吧？服務行業也不能停止供應吧，這個道理給你們一說就應該懂得。比如，還有熱電站，也是一秒鍾也不能停的。凡是有生產任務的地方都不要去影響，你們學生放了假鬧革命，工人還有他們的生產任務，你們要照顧他們的生產任務。
9月2日，周恩來又親自起草了《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對風起雲湧的紅衛兵運動提出了十個方麵的政策要求。
其中，在紅衛兵串聯的問題上，周恩來寫道：串聯要保障黨和國家的首腦部門、要害部門的工作不受影響，安全不遭受危害；要保證交通運輸機構照常運行，不受阻撓；要保障廠礦的生產和基本建設不受影響，科研機關的科學實驗和中間性生產不致停頓，尖端技術的廠區不被闖入，尖端技術資料不受損失，服務醫療事業不致中斷。……紅衛兵要充分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要到這些部門去串聯。
9月3日，周恩來對《意見》作修改後，立即召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碰頭會，準備討論通過《意見》，早日下發。
參加會議的有陶鑄、康生、李富春、陳毅、王任重、謝富治、楊成武、劉誌堅、吳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
會上，陶鑄、陳毅等都讚同《意見》，認為在當前形勢下對紅衛兵講清楚一些政策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但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卻對《意見》表示否定。
康生說：這十個問題，需不需要講？我看不需要講。如果這個文件發下去，就有“包辦”、“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險。
關鋒也在一旁幫腔說：把文化大革命和生產對立起來，有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危險。
結果，周恩來親自起草的這一文件又被壓下了，沒能發出去。
很快，周恩來擔心“文化大革命”會衝擊經濟建設的預感就變成了沉甸甸的現實。
農村也“炮打司令部”。周恩來指示起草了兩個試圖將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於生產領域之外的文件。中央碰頭會上，中央文革議而不決。毛澤東接到周恩來送來的文件後批示：可照發，不要討論了。
9月4日，一份電話記錄以“要事匯報”的形式擺到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
這份電話記錄寫下了黑龍江雙城縣人委辦公室的情況反映：雙城縣8月22日開了“點火”大會，提出了“炮打司令部”。縣委書記和縣長都被鬥了。到9月2日為止，全縣21個公社，已有11個公社和生產隊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隊、小隊幹部多數被鬥倒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少隊幹部出走了，生產無人負責。目前秋收生產臨近，不少公社、生產隊已陷於癱瘓，對秋收生產將會有很大影響。縣、社、生產隊的文化大革命怎麽開展？炮打司令部包不包括縣、社、隊？中央和國務院7月2日和22日通知和補充通知是否仍有效？急切要求中央給以明確答複。
這裏所說的通知和補充通知是指中共中央、國務院於7月2日、22日先後發出的《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和《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補充通知》。兩個通知都強調：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對於工業交通、基建、商業、醫院及縣以下基層生產單位，應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結合起來，分期分批進行，不能一哄而起，影響生產。
看罷這份電話記錄，周恩來雙眉緊蹙，憂心如焚。如今，不光是紅衛兵串聯對工農業生產的影響，工廠、農村內部自己也點起“火”來了，工人、農民也開始離開生產崗位，四處“鬧革命”。黑龍江雙城縣反映的情況不僅僅黑龍江存在，全國好些地方都有反映。如果聽任這種勢頭在工廠、農村蔓延，後果不堪設想。
怎麽辦？
周恩來拿起電話，找到了陶鑄。他與陶鑄商量，要盡快製定關於工廠、農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有關規定，重申工礦企業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應結合原“四清”的部署，分期分批進行，以保證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同時，要陶鑄組織起草一篇《人民日報》社論，強調一下革命不影響生產。
周恩來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裏、穀牧等商量一下，負責起草有關農村、工廠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
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社論要求所有工礦企業、人民公社、基本建設單位的領導都要適當分工，建立兩個領導班子，一個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個班子主要抓生產，做到“革命和生產兩不誤”。廣大工人、社員和科技人員及其他勞動者“應當堅守生產崗位”，學生不要到農村和工廠去幹預那裏的革命和生產。
同日，周恩來在接見外地學生大會和中國科學院辯論大會上都反複提到《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
他在中國科學院辯論大會上說：我們在進行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綱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又要推動其他兩大革命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這就是今天《人民日報》社論的精神。科學院既要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要進行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我們不能看著科學院的尖端科學研究和許多重點實驗像現在這樣放在一邊。憑我的責任來說，我不能夠看著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不能在進行文化大革命中，使我們最緊急、最需要的業務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李富春、譚震林把起草的關於農村、工廠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的兩個文件——《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報送周恩來審批。
周恩來對這兩個文件稍作了修改。
這兩個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盡可能將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於工廠、農村生產領域之外。
《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強調：縣以下各級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結合進行。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均不要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公社、生產隊去串聯。縣以下各級幹部和社員，也不要外出串聯。秋收大忙時，“四清”運動可以暫停下來。對由上級黨委和政府任命的幹部，均不應采取群眾直接“罷官”的做法。縣以下各級領導，有些陷於癱瘓的，應迅速調整幹部，恢複和加強其領導力量，把縣的各項工作全麵抓起來。
《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強調：工業、農業、交通、財貿部門，應當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指揮機構，保證生產、建設、科學研究等工作的正常進行。各生產企業、基本建設單位、科學研究、服務行業的職工，應當堅守生產崗位。學校的紅衛兵和學生不要到這些部門去串聯，以免影響生產、建設、科學研究的進行。中央各部直屬企業及各地區的工礦企業、事業和商業、服務業等單位，凡已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應當在黨委統一領導下，迅速組成兩個班子，一個班子抓革命，一個班子抓生產。職工的文化革命，放到業餘時間去搞。還未開展文化大革命、而生產任務又重的單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遲進行。
這兩個文件的精神深受廣大幹部群眾的歡迎。尤其對廣大基層幹部來說，猶如雪中送炭。
文件還沒有正式下發之前，陶鑄給中共中央華東局的有關領導透露了這兩個文件的精神。
華東局立即把陶鑄傳達的精神傳達到各地，要求各地、市委用最快的辦法傳達下去。
廣大幹部、群眾聽了傳達後，反映強烈。
江蘇省委文化革命小組給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來電反映：廣大工人、農民聽了傳達後反映強烈，普遍認為這是《十六條》的具體化，是一項正確的措施，說了工人、貧下中農想說的話。不少老工人反映：原來對生產的不正常情況很焦急，但又不敢講，怕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現在有了中央指示，我們可以講話了。不少貧下中農反映：隻抓文化大革命，不抓生產，田裏隻長草，人要沒飯吃。各級幹部也反映很好，說現在工農業生產問題很多，過去不敢講話，怕講了生產，就被說成是“不突出政治、反對文化大革命”；現在中央講了話，心裏有了底，可以理直氣壯地領導生產了。大、中學校的學生聽了傳達後，反應不一。有的相信，有的表示懷疑，說來得突然，不可理解，既是中央指示，為什麽不登報、不廣播？有的學生還說：早不下達遲不下達，正在大批學生下工廠、下鄉串聯時下達，這是地、市委的大陰謀。
江西上饒紅衛兵總部籌委會向中央文革小組發急電反映：華東局韓哲一打電話給省委白棟材同誌傳達中央關於農村、工礦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說要把縣以下和工廠穩住，學生不要到農村、工廠去串聯，幹部要挺起身來講道理，生產搞不好，沒有飯吃，什麽也不能搞了。還說這是主席提的，要馬上用電話下達，下達到縣委和工廠黨委。紅衛兵總部籌委會認為，文化大革命正處於高潮，突然接了這麽個文件，我們一致認為這個所謂文件是完全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是和《十六條》不相符的。望中央火速回電。
上麵兩份情況反映的來電周恩來都看過。
9月8日，周恩來召集中央碰頭會，討論《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
會議討論沒有結果。中央文革的幾個人表示反對，說會給運動潑冷水。在他們看來，既然毛澤東不同意批發周恩來指示陶鑄起草的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那麽，也肯定不會同意批發這兩個文件。
這回，他們估計錯了。
會後，周恩來將這兩個文件，連同黑龍江雙城縣人委的情況反映、江蘇文革小組的情況反映及江西上饒紅衛兵總部籌委會的來電，一並送毛澤東，並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看了江蘇文革小組9月8日來電和上饒紅衛兵總部籌委會9月7日來電，我認為有關農村和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問題，需要在政治局討論一次，然後才好批發這兩個方麵的通知。現將有關文件送上，提議印發政治局、書記處、文革小組、北京市委各同誌，妥否，請主席指示。
9月10日，周恩來出席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全體“出征戰士”大會。
周恩來告誡即將赴各地串聯的紅衛兵：你們去工廠訪問、參觀，不要妨礙他們的生產，不能硬闖入工人生產車間。《抓革命、促生產》這篇社論重點放在尊重工人階級，他們自己能夠解決問題。農村，現在正是三秋季節，是秋收、秋耕、秋種的時候，我們應該積極注意和支持三秋工作，不要妨礙他們的三秋工作。《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已經寫了，我們還打算另外再寫一篇。
周恩來提醒赴上海串聯的紅衛兵：上海是一個大城市，那裏的生產關係到全國的建設。那裏的生產任務很重，還有很多的尖端科學實驗，不應該做的事，你們不要強加於他們。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有革命和建設的秩序，否則，生產就要受影響。
周恩來還說：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十六條》講了，是文化教育機關和黨政領導機關。那些機關也還有它的日常業務工作，也並不是所有的黨政機關和它們的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一個框框不符合《十六條》。否則，毛主席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不就是漆黑一團嗎？邏輯不通嘛！
周恩來要求去串聯的紅衛兵要向廣大學生、紅衛兵、工人、農民宣傳黨的這些政策。
後來，中共中央華東局來電反映說：廣大幹部和群眾得知周恩來的這次講話後，一致認為講話解決了很多思想和政策問題，建議整理出來公開發表，或印發正式文件傳達到群眾。
毛澤東經過一番反複考慮後，此時也支持周恩來的意見，感到強調一下不能衝擊生產很有必要。
就在周恩來講話的同一天，毛澤東對周恩來送來的《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批示：印發政治局、書記處、文革小組、北京市委各同誌，近幾天討論一下。
9月14日，毛澤東又指示：可照發，不要討論了。
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時發出《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
周恩來的這番舉措，招致了中央文革江青一夥的不滿。
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調子不一樣。中央文革攻擊周恩來的講話是“大毒草”。周恩來說：這個講話是經中央研究過的，毛主席看過的。江青跳了起來：“總理，你可要說話，這是什麽態度。你現在就說，那些文件收不收？”
9月15日，即《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兩個文件發出的第二天，毛澤東第三次在天安門接見全國各地來京的師生和紅衛兵。周恩來、林彪陪同接見。
接見大會上，周恩來講話強調搞好工農業生產的重要性，革命要促進而不能影響工農業生產。他說：
“搞好工農業生產，關係很大。它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關係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關係到城鄉人民生活，關係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也關係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關係到支援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
……
廣大的工人、公社社員、科學技術人員和機關企業幹部，都應當堅守生產崗位，不失時機地掌握生產環節，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煥發起來的衝天幹勁，用到工農業生產和科學實驗中去！
同誌們，同學們！
為了有利於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現在不要到工廠、企業單位和縣以下的機關、農村人民公社去進行革命串聯。那裏的革命，要按照原來的‘四清’部署，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工廠、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搞革命。革命學生要尊重工農群眾，信賴工農群眾，相信工農群眾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秋收秋種的大忙季節已經到來。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應當有組織地到農村去參加勞動，幫助秋收，學習貧下中農的革命幹勁和勤勞的品質。”
然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在會上卻發表了另外一種基調的講話。他非但隻字不提生產之事，反而以極富煽動性的口氣對紅衛兵說：“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廣大工農群眾也堅決支持你們！
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顯然，對於那些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來說，林彪的講話更迎合和挑動了他們追求絕對自由、絕對民主的狂熱，政治嗅覺並不遲鈍的他們也不難聽出林彪與周恩來的講話是如此的不和諧。
中央文革一夥對周恩來更為惱恨。
9月16日，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討論李先念起草的《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麵若幹政策問題的報告》。會後，周恩來批送中央文革小組核閱。但江青等人借此發泄對周恩來的不滿。文件送去好幾天，沒有一點反應，就是壓著不議。
周恩來問秘書：送文革小組的《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麵若幹政策問題的報告》退回來沒有？
秘書回答說：已經打電話催問幾次了，他們說還沒有討論。
9月20日，周恩來被迫親自寫信給江青催問：
江青同誌：文化革命中有關經濟政策方麵，農業和工業方麵、科研兩個通知發出後，對生產很有利。財貿和手工業一個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組幾天，務請伯達同誌抓一下，以便議後再提請中央政治局討論。
更露骨的是，中央文革一夥在背後攻擊周恩來9月15日在陪毛澤東接見全國各地紅衛兵大會上的講話是大毒草。
對此，周恩來憤然反擊。
9月25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室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主要負責人，楊成武、劉誌堅、周榮鑫在場陪見。
周恩來說：有人說我9月15日的講話是大毒草。這是不對的。這個講話是經中央研究過的，毛主席看過的。抓革命、促生產、有人說提得太早了，我說不早。尖端項目，不抓怎麽能行？農村三秋季節到了，不抓怎麽能行？工人、農民總不能停止生產放假搞革命吧？否則，我們吃什麽，用什麽？現在運輸量因學生串聯大大超負荷，每天增加40輛客運列車，而貨運量減少了百分之十。再增加運輸量就要影響國家建設了，到外地的串聯不得不停止。
周恩來還說：在運動中要有兩個不怕，一要挺身而出，敢於和師生見麵；二是遇有違反政策的要敢於站出來說話，解釋黨的政策。我和主席說過，應該把黨內曆史全麵告訴青年，要講革命史，也要講錯誤，不能隻講好的，不講壞的。主席同意。炮打司令部，不管是資產階級司令部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先炮打一下再說，這怎麽行呢？打仗總還要選準目標嘛！
同日，周恩來在中央專委會第16次會議上指出：中央已決定工廠、企業、研究機關、農村、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一律不組織紅衛兵。已經組織了的。要協商取消，把勁頭用到科研和生產上去。
自紅衛兵大串聯狂潮席卷全國以來，周恩來抓住一切機會，耐心反複地向廣大學生和紅衛兵做勸說解釋工作，強調生產業務部門與學校不同，不能停產鬧革命，要求工人農民堅守生產崗位。
江青攻擊周恩來隻要生產，不要革命。在一次碰頭會上，江青怒氣衝衝地指著陶鑄說：“用生產壓革命，真是豈有此理。你們下文件，發社論，叫農村、工礦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來。”
陶鑄正色道：“那是中央的決定，我個人沒有這個權力。”
江青跳了起來，向周恩來大吵：“總理，你可要說話，這是什麽態度。你現在就說，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來反問江青：“生產搞亂了，我們去喝西北風嗎？”
江青大怒：“你總是生產，生產，你隻要生產，不要革命。”
周恩來分辯道：“不搞生產，不搞建設，人民吃什麽用什麽？”
江青氣得撒潑而去。
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公然指責周恩來所強調的革命不能衝擊生產是“怕字派”。周恩來說：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產就會自然而然地上去。”
文化大革命像一頭癲狂的怪獸，咆哮著在神州大地恣意肆虐。
正當周恩來竭盡全力勒住這頭怪獸的韁繩不讓它踏向農村、工礦時，林彪、中央文革一夥卻在這頭怪獸的“敏感處”狠狠地抽了“兩鞭”，使它更為癲狂、肆虐。
——10月初，林彪令全軍“文革”小組起草了一個《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要求“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
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看了《緊急指示》後，認為還不夠，又加上“取消院校黨委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一條。隨後，江青一夥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別有用心地說《緊急指示》不僅適用於軍隊院校，而且適用於一切單位。此後，“砸爛一切”、“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國。
——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操縱上海一些工廠的工人，以上北京“告狀”為名，脫離生產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臥軌攔截列車，製造了滬寧全線交通中斷31小時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張春橋竟背著中央，置周恩來有關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的電告不顧，與王洪文等造反派頭頭串通一氣，公然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承認他們的臥軌攔車行動是“革命行動”，並把這次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上海市委。張春橋與工人座談時還煽動說：“如果工廠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
《緊急指示》的下達和中央文革對安亭事件的肯定，等於在向社會宣布：工廠可以搞文化大革命，並且是踢開黨委鬧革命。這大大地削弱了中共中央9月份下發的關於農村、工礦文化大革命的兩個限製性文件的約束力。此後，“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廣大工礦和農村縱深蔓延。黨政機關及一些生產業務部門的絕大部分領導被“炮打”、被揪鬥，工人也像學生一樣，離開生產崗位，四處串聯，更多的生產單位陷於癱瘓和半癱瘓的狀態，國民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
周恩來的處境越發艱難了。他自己所發出的“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正是他當時心境的真實與照。
一方麵，為了顧全大局，周恩來必須從總體上擁護“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體問題上，他又難以表示讚同。
另一方麵，此時的林彪、江青一夥，經過從5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到10月中央工作會議這幾個月的經營，已經攫取了黨和國家的很大一部分權力。他們企圖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亂以達到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這張“底牌”也十分清楚了。周恩來要穩住國民經濟這一支柱，就必須麵對林彪、江青一夥施加的各種壓力。中央文革一夥公然指責周恩來，說“文化大革命中存在著新文革和舊政府的矛盾”。
在10月16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公然指責周恩來所強調的革命不能衝擊生產是“怕字派”。
陳伯達說：怕字派說，文化大革命妨礙生產，一鬧文化大革命，生產就不好進行了，生產計劃就沒有保證了。這些怕字派的同誌千怕萬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眾，怕革命。對待串聯問題，也是對待群眾、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讓革命學生互相串聯，這是讓學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有人說，全國串聯妨礙生產。但活生生的事實證明：我們今年的工農業生產形勢大好。又有人說，工農業生產是上升的，但是交通運輸有問題。所以就逼著中央進一步考慮用步行來串聯。
陳伯達不同意周恩來的主張和做法倒也罷了，關鍵是身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在這樣一種場合公然與主持全國經濟工作的總理唱反調，給周恩來的工作製造了相當的困難。試想，如果陳伯達的講話傳揚到社會上，周恩來還怎麽去說服紅衛兵和學生不要去影響工人、農民的生產？周恩來幾次強調：陳伯達的講話不能傳出去，因為現在還在修改。但中央文革卻故意把陳伯達的講話擴散到社會上去。
盡管周恩來的處境是那樣的艱難，但是，周恩來抱定“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決心，緊緊扭住國民經濟這個大關，和黨內正義力量一起，頑強抗爭。
11月9日，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稿《再論抓革命、促生產》。會上，他反複強調生產建設不能停斷的重要性，嚴詞批駁了隻強調“抓革命”而根本不講生產建設的錯誤論調，憤然指出：“不搞生產，國家怎麽辦？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產就會自然而然地上去。”
次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強調：工農業生產稍有間斷，就會影響人民的經濟生活。國民經濟是一個整體，一個環節扣一個環節，隻要某一部分脫節，就可能影響全局。一切城市工礦企業、事業單位、科學研究部門和農村，都“必須毫無例外地”堅決遵守、時刻遵守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隻能在生產以外的時間進行，工人、農民不能離開生產崗位。
這篇社論，無疑是向正衝入工礦、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紅燈”。
幾天後，周恩來又找調到國務院協助他抓經濟工作的餘秋裏、穀牧談話，要餘秋裏抓緊準備召開全國計劃會議，力求把1967年的計劃安排得早些、好些；要穀牧組織一個班子，研究一下工交係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
然而，也就是這個時候，陳伯達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規定》交給了餘秋裏和穀牧。其中寫著“允許學生到工廠串聯”、“允許工廠成立派係組織”等條款。陳伯達還脅迫餘、穀二人在一個星期內提出意見，給他答複。
顯然，陳伯達此舉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來一貫強調的意見示威。
11月14日，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會上，穀牧就陳伯達起草的十二條規定向周恩來作了匯報，並提出近日召開一個全國工交座談會，研究工交係統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周恩來表示同意，並說：陳伯達的十二條拿到會上讓大家去討論。
周恩來的鬥爭方法很高明。他表麵上沒有急於否定陳伯達的十二條，但他知道這十二條在座談會上肯定會遭到強烈反對。
政治局會議上短兵相接。林彪赤膊上陣，中央文革一馬當先，大批周恩來支持召開的工交座談會“大錯特錯”、“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周恩來被迫暫時“退卻”：工交座談會，雖然有錯誤，但總還做了一些工作。
11月17日，北京京西賓館會議室，氣氛沉悶而緊張。冶金、化工、水電、鐵道、機械等五個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陽、哈爾濱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區主管工業的負責人參加的工業交通座談會正在進行。
來自地方的負責人憂心忡忡，他們委婉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已經使工交戰線出現了混亂，許多大型企業麵臨停產的危險，對工廠成立群眾組織和學生到工廠串聯表示擔心。
劉瀾波、呂東、呂正操等一些國務院的部長們則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拍案而起，對陳伯達十二條中提出的“允許學生到工廠串聯”、“允許工廠成立派係組織”等條款進行了怒斥和否定。
11月19日，周恩來親臨工交座談會。他指出：工交戰線進行文化大革命，必須充分考慮企業的特點，要在黨委領導下分期分批進行。工人要堅持八小時工作製，不能擅自脫離工作崗位，不能搞跨地區串聯。
周恩來還告誡與會幹部：現在的形勢是“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勢不可擋”。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要學會“因勢利導”。“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大家要抱定這種精神，挺身而出，為了黨和國家利益，個人被衝垮了也要毫無抱怨。
根據周恩來的講話精神，主持會議的穀牧組織對陳伯達的十二條作了修改，擬出一個《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幹規定》（又稱《十五條》）。其中明確規定：工業化大生產具有連續性和社會協作性，工廠不能停產鬧革命；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活動，隻能在業餘時間進行，八小時工作製不能侵犯；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聯。
陳伯達得知後，大為惱火。他把餘秋裏、穀牧找到他的住處，怒氣衝衝地打開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要餘、穀二人讀其中的一段文字：“仆之先，非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所輕也。”
而後，陳伯達又用他那難聽的福建腔普通話大發牢騷：“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在你們瞧不起，你們有本事啊！把我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
餘秋裏、穀牧從陳伯達處出來後，立即到西花廳，把陳伯達的指責向周恩來匯報。
周恩來說：“沒有這麽嚴重。”
11月22日，周恩來又與李富春一起到毛澤東處，把這次工交座談會及《十五條》的情況做了匯報。毛澤東基本同意了《十五條》。
11月30日，周恩來與陶鑄、李富春、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葉劍英、周榮鑫等中央負責人在工人體育場接見來自全國各地廠礦、企業、事業單位的群眾代表。
周恩來說：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廠礦、企業、事業單位，都發生了一些問題。現在中央正在研究這些問題，正在起草一個關於廠礦、企事業單位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有關決定。你們離開單位很久了，你們有生產任務，有業務，除留下少數代表外，多數可以回去。
陳毅在講話中說：千言萬語一句話，就是剛才總理的指示，也是中央精神，一方麵要鬧革命，一方麵要抓生產、促生產，不要妨礙生產。
工交座談會實際上是黨內正義力量向林彪、江青一夥企圖搞亂全國經濟的邪惡勢力發起的一個反衝鋒。
這個反衝鋒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夥的非難和攻擊。12月4日至6日，一向不關心過問生產的林彪卻一反常態，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說是要聽關於工交座談會議的匯報。
此時的林彪，實際上是中央文革請來的“尊神”，來替中央文革助威壓陣。
會議一開始，穀牧按照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寫出的《匯報提綱》，介紹工交座談會和《十五條》的情況。
穀牧說：這次座談會，中心是討論如何貫徹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問題。大家認為在具體做法上，必須考慮工礦企業的實際特點。工廠和學校不同，不能停產鬧革命。工業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一環扣一環，一個環節出毛病，就可能影響全局。有些行業，如冶金、電訊、航運、電力等部門，生產的連續性很強，一刻也不能中斷。大家還擔心工廠中的派別鬥爭，如果處理不好，發展下去，在生產建設上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南京720廠，因兩派鬥爭，已停產半個月；哈爾濱電機廠今年約有20多萬瓦的發電機完不成。還有一個領導問題，有相當多的基層企業組織癱瘓情況嚴重，各級領導講話不靈，中央精神貫徹不下去。中央關於在黨委的領導下成立兩個班子的指示，從中央工交各部到省市委，迄今大部分都不落實。建議工礦企業黨的領導不能中斷，抓生產的班子要盡快落實，抓生產的領導主要精力應放在生產上……
還未等穀牧說完，中央文革一夥就迫不急待地發難，大叫：“工交係統的問題，比文教係統還要嚴重，如果工交財貿係統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鬧一鬧，變修了，文教係統搞得再好也沒有用，國家非出修正主義不可。”
張春橋站起來惡狠狠地指著穀牧說：“你的發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情緒。”
陳伯達也氣勢洶洶地指責說：“《匯報提綱》沒有同我們商量，特別是事先沒報告主席和林彪同誌。我也是計委的一個成員，大計委、小計委都有我的名字，也沒有商量過。發這個提綱是搞突然襲擊。”
很顯然，張春橋、陳伯達對穀牧的訓斥，矛頭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來。
這時，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來嚴肅地對陳伯達說：“這個提綱是我要他們搞的，是開夜車搞出來的，來不及征求意見。我們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誌麵前把各大區、各省同誌的思想反映一下。”
6日的會上，王力赤膊上陣，滔滔不絕，更加露骨地把矛頭指向周恩來、陶鑄。王力說：“工廠的文化大革命經過了兩起兩落。第三次起來後，有些人又在那裏拚命地把它壓下去。6月，文化大革命起來了，被劉、鄧的錯誤路線鎮壓了。中央十一中全會以後，特別是紅衛兵運動起來後，工人又起來了。9月上旬，就壓，用“抓革命、促生產”這麽一個口號，又變成了不準革命，壓革命。”
王力這裏講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是指在9月上旬周恩來指示陶鑄組織起草的《人民日報》社論《抓革命、促生產》。
“到10月1號，林總講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紅旗》第13期社論（這是指1966年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的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該社論正式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筆者注），10月5日軍委緊急指示，在這樣一個號召之下，工人運動就又起來了，規模更大。這本來是很好的，形勢好得很。但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中央有的同誌就是主張要壓，產生了《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差不多所有壓製革命的人都歡迎這篇社論。為什麽在這麽一個時候發表這樣一篇社論？而且主要的方麵不是鼓勵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為的就是講生產。罵得很厲害，批評得很凶。這篇社論發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發生了許多工廠的造反派工人被趕出工廠，許多工廠就是拿著這個社論來抓人。社論的精神就是堵、壓。這個問題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組織，市委不答應。這個事件是一個信號。這個事件以後，我們明確感到工人起來了。”
王力越說越來勁，周恩來、陶鑄在一旁冷峻地沉默以對。
“關於工人串聯問題，也是一個原則的爭論。在學生運動期間，那條錯誤路線就是不準校與校之間來往。現在又拿這一套來對付工人，工廠與工廠之間不能來往。我們是個什麽樣的國家？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工人為什麽不能來往？”
王力在這裏偷換概念，故意把“串聯”說成是“來往”。
“毛主席說，學生必須與工農結合。學生不同工農結合，他就漂浮了嘛！因此，學生往工廠裏跑，這是一件好事，我們應該歡迎，應該鼓勵。但是，現在有些人一看到學生，就不得了，就是‘洪水猛獸’。過去說紅衛兵組織是非法的，現在工人組織變成非法的，不予承認。我昨天就提出來了，中央過去說工廠、農村一般不成立紅衛兵其他革命組織，這樣的指示還適不適用？中央還批了一個什麽地方的材料，說廠外不能串聯，這本身就是不對的，原來就不應該這樣說。還有什麽工業六條、農村五條（按：這是指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在9月14日發出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和《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還適用不適用？農村五條是農忙的時候，現在也不是農忙了。所以就不能說這方麵的指示和其他規定還都適用。如果都不適用，有好多地方壓製工人運動的人就很希望有這些規定，那麽，就走到壓製群眾運動、壓製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工交座談會的這個《匯報提綱》，集中反映了一套錯誤的東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王力自恃有林彪坐鎮，來勢洶洶。
為了保護幹部，也為了今後的鬥爭，周恩來在會上采取了暫時“退卻”的鬥爭策略。
這個時候，還要硬擋是擋不住的，非但擋不住，還可能把有生力量衝垮。
會上，周恩來作了“掩護”式的發言。
一方麵，他自己承擔了“責任”：“這次20多天的會，我要負責，就是光見過參加會議的同誌兩次，一次是全體，一次少數人談了一下，沒有更多的抓。”
另一方麵，他設法為主持參加工交座談會的幹部開脫：
“工交座談會《匯報提綱》，雖然有錯誤，比如沒強調三線，不應該砍的砍了，但總還做了一些工作。秋裏同誌說了嘛，今年的計劃總還完成得不壞。當然，最根本的還是毛主席的路線和廣大工人的努力，但具體的領導者總也還有點作用。”
“十一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後的幾個月時間，領導幹部絕大多數沒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極個別人。這種情緒一直影響到這次工交座談會。會上，我所接觸到的那些部長、省委來的人，沒有幾個通的，大多數還不理解。他們有一個最大的擔心，就是怕運動影響國民經濟建設，反過來再影響運動的發展。總的來說，多數同誌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發生抵觸情緒、埋怨情緒，這和那種硬是欺騙中央的人性質不同。”
周恩來此處用“沒有想通”、“不理解”是經過一番斟酌的。因為“沒有想通”、“不理解”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如果像王力所說的“《匯報提綱》集中反映了一套錯誤的東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了，那就變成敵我矛盾了。
至於王力指責的用“抓革命、促生產”來壓革命，周恩來不軟不硬地說了一句：“抓革命、促生產，是《十六條》上提出來的。當然，這裏頭有個主從，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產。”
周恩來的意思是說，你王力難道連《十六條》還想否定嗎？
周恩來還勉勵那些受到錯誤指責和批評的幹部說：“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是嘛！要負起責任來，不要誠惶誠恐。當年打仗的時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獄，現在還有什麽舍不得的？要下決心到實踐中去，繼續摸索經驗。”
會議結束時，林彪作總結性的發言。他字字句句地說：“這次工交會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需要來個180度的大轉彎。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單是落在生產上，如果我們完全從生產的收獲多少來論文化大革命的成敗，那就大錯特錯。”
林彪還針對周恩來一再表明的“欲罷不能，勢不可擋”的態度，說：“我們應該不是被動地而是主動地讓這場革命進入到工業、農業，進入到社會。因此，不應該是‘勢不可擋’，不是擋不擋的問題，而是迎接的問題；不是刹車的問題，而是要擴大的問題。要讓這場革命席卷每一個領域。”
有林彪的支持，陳伯達起草的在工交座談會上被駁得“體無完膚”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六條規定（草案）》在會上通過了。
這一《規定》提出工礦企業可以成立派別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聯，工人也可以到學校串聯。這一文件的下達，改變了中央關於工礦企業原則上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擴及全國工交財貿各部門的基層單位。
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將穀牧的《工礦企業文化革命座談會的匯報提綱》送給毛澤東閱。
周恩來是為了讓毛澤東了解事情真相，防止中央文革一夥惡人先告狀。
周恩來還附了一封信。
主席：
這是穀牧同誌在12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的局麵報告。它集中地代表了這次座談會的共同認識，也暴露了工交戰線上對兩條路線鬥爭的錯誤立場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幾位同誌特別是文革小組同誌的嚴厲批評，使他們開始有了覺悟。最後，林彪同誌做了結論，認為座談會是失敗的，但在政治局會議上暴露出來受到批判又是好事。問題的關鍵在於領導，要看各人回去後能否通過實踐和鬥爭得到教益，搞好革命。……關於這次會議的情況，除每日托汪東興同誌麵報外，待主席確定時間，林彪、伯達和常委少數同誌當來麵報，有關其他重大問題，如各省各部重要情況和涉外事件亦當麵報。
周恩來十二月六日
果然，中央文革一夥還不罷休。他們還要求把穀牧的《匯報提綱》及《十五條》下發到全國進行批判。
周恩來到毛澤東處請示。毛澤東不同意下發。
12月9日，周恩來在毛澤東處主持中央政治局碰頭會，研究工交座談會的精神如何傳達問題。周恩來說：批判《十五條》的事，不再擴大範圍了，由今天出席會議的各大區同誌回去後，在常委範圍內講一講就行了。
試想，如果中央文革把《匯報提綱》和《十五條》下發全國各地批判的陰謀得逞，不僅生產建設要受到更為猛烈的衝擊，而且，一大批工交戰線上的幹部又要被打倒。
參加工交座談會的各省、市負責人，被林彪的“結論”性表態搞得有氣無處撒，有冤無處申，有的難免感到有點心灰意冷。
就在他們即將離開北京回去的前一天，周恩來把參加工交座談會和被“揪”來京的各省、市負責人召集到人民大會堂河北廳。
周恩來是給他們做思想工作的，也是給他們鼓氣的。
受了不公正的批判，心裏有冤屈，但不能因此就不抓工作了。
因此，周恩來反複強調說：要想開一些，要想通。個人受點衝擊，受點委屈不要太計較。那個時候坐牢砍頭都過來了。現在各行各業紅衛兵要去衝，運動要進入工交係統，這是大勢所趨，欲罷不能，勢不可擋，你根本擋不住。要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衝垮。
周恩來的意思是要大家變被動為主動。否則，老是處於被動狀態，非但有可能被衝垮，而且對工作不利。
周恩來還說：回去要組織生產班子，把懂得生產的人、生產積極分子、老工人都吸收過來，把生產搞好。
會上，周恩來還要求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回去後要注意抓好農業生產，說：不搞好農業生產，工人農民吃什麽？穿什麽？我們的國家怎麽辦？搞亂了農村、農業這個基礎就要動搖，我們的國家怎麽辦？
然而，4天之後，林彪又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指示》提出：農村社隊可以建立紅衛兵組織，社隊之間可以串聯，學生也可以到鄉下串聯；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鳴、大放、大辯論，實行大民主。
這一文件的下發，推翻了中央在9月份下發的《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燒進了廣大農村。
林彪在會上還指責主張農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見與派工作組是同一個精神，都是不相信群眾。
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社論稱：在工礦企業裏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無，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工人群眾有建立各種革命組織的權利，工人階級應該歡迎革命學生到工廠來串聯。
周恩來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試圖阻止“文化大革命”進入工廠、農村，以減少運動對經濟建設的衝擊。但是，最終還是沒有擋住。
周恩來沒能阻止“文化大革命”進入工廠農村，但他並沒因此而停止與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相反，在“文化大革命”全麵踏向工農業生產領域後，他對國民經濟這一關係到共和國生死存亡的大關抓得更緊了。他繼續在艱難的處境中與破壞國家經濟建設的各種行徑作各種形式的鬥爭。
周恩來不止一次地對協助他抓經濟工作的餘秋裏、穀牧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國民經濟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麵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麵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麽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麽活下去？還能鬧什麽革命？”
由此，筆者不禁想到，有人說，周恩來當初為什麽不拍案而起，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如果周恩來當初這樣做，也許“文化大革命”就發動不起來呢！
這話隻能是不了解具體曆史的人的一種不負責任的猜測和假設。真正深入到當時具體曆史的複雜關係中，這種猜測和假設就很難說出口，更談不上有理由站住。
就拿工廠、農村搞不搞“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來說吧。在這件事上，周恩來一開始就態度十分明確：工廠、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搞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不主張在工廠、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並為此作了各種努力。但是最終也沒能擋住。其中原因，錯綜複雜，讀者看了上文，自然會悟出一些。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原因不是周恩來反對不反對的問題。這件事情也很客觀地表明：“文化大革命”中許多事情並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樣，隻要周恩來說一聲“不同意”就可以阻止。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事實是，在那樣一種局勢下，你反對也無濟於事，非但阻止不了，而且還有可能被林彪、江青一夥抓住“把柄”而被打倒，失去鬥爭的權力。這樣於國於民於黨有百害而無一益的結果正是林彪、江青一夥所希望看到的。
政治家偉大的層次區分，就在於他在同一曆史環境中站得多高，看得多遠，洞察得多深。
周恩來是一生經曆過無數政治鬥爭磨礪的偉大政治家。他的心態恐怕遠非我們一般人所能具備和企及的。他的一舉一措，有時考慮的不是自己個人的榮辱與安危，而更多的是考慮黨和國家的利益。有些事情，如果處理不當，不光是自己被打倒，而是關係到整個黨的生死存亡。
有學者說，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係黨和國家安危於一身。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確實如此。
周恩來提議召開全軍軍以上政治幹部會議抓春耕生產。葉群放出話來：林副主席被架空了。江青說：調一個營，都得主席批準，這麽大的事情為什麽不事先報告主席？周恩來被迫檢討。
曆史踩著蹣跚的腳步，踉蹌著撞入1967年。
國民經濟的形勢更為嚴峻。
不僅僅是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全麵進入工廠、農村，農民、工人四處串聯，停產鬧革命；更要命的是接踵而來的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又席卷全國，工廠、農村更多的領導組織陷於癱瘓和半癱瘓，群眾組織之間在奪權問題上你爭我奪，互相廝殺，好些地方的工農業生產處於無人管的無政府狀態。
真是雪上加霜，亂上加亂。
一年之計在於春。對於中國這個農業國來說，尤其如此。
眼下，春天將至，關係到7億人民一年吃穿的春耕生產迫在眉睫。但農村又是這樣一種局麵，這叫7億人民的“總管家”周恩來怎能不憂心？
三年“大躍進”之後，由於天災人禍，不少地方饑荒嚴重，很多人活活餓死，糧食問題千鈞一發，很多城市的糧食隻有幾天的庫存。各地糧食告急的電話使周恩來日夜難眠。為了渡過這一難關，周恩來不知費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個不眠之夜。事後，周恩來回想當時的緊急情況，仍不寒而栗。
多少年過去了，當年協助周恩來抓糧食工作的李先念在1988年還這樣說：糧食問題，我們是嚇怕了的！
應當說，當年親自領導全國人民共度糧食難關的周恩來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農業和糧食問題的重要性。
2月11日，周恩來把農業部、農墾部、水產部、氣象局、農辦等機關“權力接管委員會”的代表和農口紅色造反聯絡總站的代表召集到國務院會議廳。譚震林、江一真等也在場。
當時，農業部、農辦、農墾部、氣象局等機關相繼被奪權，成立了所謂的“權力接管委員會”。
周恩來逐一詢問了各單位的奪權情況後，說：當前春耕生產到了，你們要抓革命促生產。今晚找你們來談，目的是要打好春耕生產第一炮，你們要全力地抓。政府部門、業務部門，並不是每個部門問題都那麽嚴重，都非奪權不可。你們農口要準備一下，搞一個對全國的呼籲書，號召抓革命、促生產。光有青年人參加還不行，青年人有闖勁，但缺乏業務經驗，要三結合，搞個像樣的全國呼籲書。總之，中心是抓革命、促生產。農業季節性很強，一年之計在於春，過了季就完了，不像工業。你們接管委員會負責生產的班子要認真研究一下。
2月20日，周恩來征得毛澤東的同意，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國農村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發出了一封抓緊搞好春耕生產的信。但是，周恩來知道，在那種局麵下，這封信的號召力和約束力太微弱了。
沒有具體的組織領導保證，僅靠一般的號召是喚不醒早已被一種政治狂熱所湮滅了的良知的。
必須采取措施。否則，“糧荒”餓死人的曆史悲劇又將重演。
周恩來想到了軍隊。
人民解放軍在當時是全國唯一保持組織係統並具有強大戰鬥力的重要力量。
2月23日，周恩來把在京的各大軍區、各省軍區的負責人召集到京西賓館，要求各軍區立即行動起來，抓好當地的春耕生產。
周恩來說：軍隊的擔子很重，不僅要處理好軍隊自己的問題，還要把地方的擔子擔起來，抓好工農業生產。當前比較緊急的工作是春耕生產問題，季節逼人。這個問題耽誤了不得了，生產沒人搞，沒飯吃了，什麽事情都辦不成。當前的春耕生產由各大軍區、省軍區負責領導，要立即分兩條線布置春耕生產。一是打電話傳達布置，二是由省軍區負責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軍分區、縣武裝部來人參加。有的省、地、縣已經癱瘓了，也要找幾個人來。組織各級幹部參加，最好是過去管農業的。也要吸收農林部門的同誌參加，他們熟悉情況。
有人為難地提出：現在省市領導幹部大多被打倒，有的沒有“過關”，怎麽辦呢？
周恩來說：省地領導幹部有些沒有過關的，也可以先出來工作，以後再過關。每個省總可以找出幾個幹部。今天是23號，要快一點，季節逼人，南方更要快一點，三級幹部會議都要在2月底開完。會議不要開長，頂多兩天，把中央的精神講一講，就說中央委托軍區、省軍區抓生產。對地、縣都要抓，縣一級是重點。省、地、縣各級都以軍事部門為主，黨、政機關找幾個領導參加，組成生產辦公室。
會上，周恩來還和在場的葉劍英、蕭華商量，提議召開一個全軍軍以上政治幹部會議，就軍隊幫助地方搞好春耕生產和奪權等問題再強調和布置一下。
大家都同意周恩來的這一提議。葉劍英說：那就趁熱打鐵，25日就報到，26日開會。
周恩來說：可以，請示林彪同誌後即以電話告各軍。
下午，在懷仁堂的中央碰頭會上，周恩來就把召開全軍軍以上政治幹部會議的打算和目的說了。
在一旁的葉群很不高興。原因是林彪作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管軍隊，事先卻沒有得到此事的報告。
周恩來也確實沒來得及親自報告林彪。因為在京西賓館的會上，他交代了一下要請示林彪。這是由工作人員辦的事。
到晚上，周恩來將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的想法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表示同意，並說每個軍至少應該來兩個人。
這件事本來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即使是一時的疏忽，也可以理解。周恩來一天到晚忙得顧了頭，顧不上腳，飯顧不上吃，覺不能睡，這種疏忽在所難免。但葉群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她放出話來：林副主席被架空了。
江青更是借機圍攻周恩來：調一個營，都得主席批準，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這麽大的事情為什麽不事先報告主席？
話傳到周恩來耳中。周恩來被迫於7月24日寫信向林彪解釋。
林彪同誌：
昨（23）日在京西賓館邀集各軍區同誌會談，請他們回本地後負責召開省、地、縣三級以軍區為主的會議，布置春耕工作，同時以電話通知來京的省軍區照辦。當討論時，聯係到無錫31軍的要求，我與劍英、蕭華兩同誌商量，提議召開各軍政治首長會議，討論幫助地方春耕和支持參加奪權鬥爭問題，當時大家都讚成。我說了請示林副主席後就以電話通知各地，劍英說25日報到，26日開會。當日下午，我在懷仁堂碰頭會上又提出此建議，夜間報告了主席，主席還指示每軍應到兩人，我並說要請文革小組參加指導。在這些報告中，我竟疏於檢查劍英和我的秘書已否報告林副主席。下午，又未再向葉群同誌在碰頭會上打招呼，這是一大錯誤。
林彪圈閱了此信，沒寫下任何意見。
2月23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軍隊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產的指示》。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3月1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報道了北京市懷柔縣成立了由縣委書記、副縣長、縣武裝部負責人、當地駐軍代表及群眾組織代表組成的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大抓春耕生產的消息。同時，還配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