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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
奪權狂潮如瘋似癲，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尖銳對立。一名操縱造反派打倒李先念、搶奪財政部大權的副部長被周恩來下令當場逮捕。江青當著周恩來的麵公然說：業務權不懂也要奪。周恩來說：我想到這些就心裏難過。我是不會流淚的，任何時候我都能挺下去。毛澤東的預言失靈。
奪權前的較量。陰謀家成了“勝利者”。
1967年1月6日，對周恩來來說，照例又是忙得夜以繼日、徹夜難眠的一天。
從淩晨3時至6時，周恩來先後找江蘇省有關負責人和南京的學生、工人代表談話，解決南京問題。南京武鬥，打得不可開交，鐵路斷了，市內交通也斷了，市內的生產和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周恩來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西花廳，秘書又報：以部隊在京院校為主，加上清華大學“井岡山”等20個單位組成“徹底打倒賀龍反黨篡軍集團聯絡委員會”，準備明天在工人體育場召開批判鬥爭大會，並要把賀龍揪出來示眾。周恩來又趕緊找有關人員做工作，勸阻揪鬥賀龍。
一事未完，又生一事。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為了揪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謊報王光美的女兒被汽車撞傷送進了醫院，把王光美騙出了中南海，挾持到清華大學批鬥。周恩來接到報告後，立即派秘書孫嶽等趕到清華大學要回王光美，並打電話催蒯大富放人。
下午，周恩來為解決南京問題兩次與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通電話。
晚7時半，周恩來約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謝富治幾位副總理談工作。
晚十時，再次接見南京學生、工人代表，解決南京問題。
中途，文教係統的造反派衝中南海，要揪陶鑄，周恩來被迫中斷談話，趕往中南海西門勸阻、說服。
之後，又回來繼續與南京學生、工人代表談南京問題，直到第二天淩晨。
這就是周恩來一天的工作狀態。還僅僅是根據當時秘書記下的工作台曆，不排除還有沒能記下的工作。
然而，就是在這一天，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篡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風暴。
上海，是我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也是我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它的穩定與繁榮直接關係到全國的建設。
五六十年代，在周恩來的倡導下，有過一個著名的口號，就是全國一盤棋，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恩來一直密切關注上海的局勢。
1966年9月10日，還是在紅衛兵串聯剛剛開始時，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全體“出征戰士”大會上，對即將去上海串聯的紅衛兵告誡說：上海是一個大城市，那裏的生產關係到我國的建設，關係到我們的大小三線建設和國防工業建設。全國建設的許多東西要靠上海供應，上海還有很多的尖端科學實驗，生產任務很重。你們去上海串聯，不應該做的事就不要強加於他們。
但是，江青、張春橋一夥出於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蓄意要搞垮上海市委。他們派聶元梓到上海活動。聶元梓等人一到上海就公開叫囂：“上海市委是黑幫”，“打倒上海市委”。
對此，上海有關領導給周恩來反映了這一情況。周恩來給上海市委打電話，明確表示：上海市委不是黑幫，是革命的。
1966年9月13日，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全體大會上公開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說：上海有的人問我，是不是我給上海市委打過電話，說過他們不是黑幫，是革命的？這話我確實講過。因為今天我們沒有材料證明上海市委是黑幫、不革命的。不要濫用“黑幫”這個名字，否則，容易誤傷，容易擴大。不能把人民內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敵我矛盾。
9月15日，周恩來當著江青的麵再次表明了他對上海市委的看法。
這天，周恩來與江青一起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的代表。
有代表提問：總理說過上海市委是正確的，上海市委以你的講話為盾牌，壓製革命。
周恩來回答說：我是給上海市委打過電話，說過他們不是黑幫，是革命的。革命不革命是敵我矛盾，正確不正確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兩個問題、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一定要區分開來，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講過多次了。
坐在一旁的江青不吭聲。
1966年11月6日，以王洪文、潘國平、黃金海等為首的上海造反派頭頭召集會議，策劃“集中目標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並決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9日，“工總司”成立，並宣稱：“我們要奪權！”上海市委根據《十六條》的精神和周恩來一再強調的關於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決定對“工總司”持“不讚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態度。
“工總司”以此為借口，次日淩晨煽動、裹脅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狀”為名，衝進上海火車站，強占列車。這列火車開出後不久，被鐵路局下令阻留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王洪文等人率眾鬧事，臥軌攔車，致使滬寧鐵路中斷31個多小時。
安亭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匯報。周恩來要中央文革小組（係“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簡稱——編者注。下同）組長陳伯達電告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堅決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同時，致電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
隨後，中央文革小組派張春橋赴上海解決此事。張春橋竟背著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並把這次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華東局和上海市委。
事後，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同意了張春橋的處理。
張春橋的這種處理，不僅完全把上海市委置於群眾的對立麵，而且，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燒進了工礦企業，與周恩來一再強調的中央精神截然相反。
張春橋這樣做的目的是首先要搞亂上海，然後妄加罪名，徹底搞垮上海市委，奪取上海的黨政大權。
然而，一個安亭事件還遠遠沒有達到張春橋一夥搞亂上海的目的。因此，張春橋又親自策劃、製造了上海的也是全國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康平路事件。
1966年12月28日，以上海市的老工人、黨團員、勞動生產模範為基礎組成的，擁護上海市委、對“工總司”強烈不滿的“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一萬餘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機關辦公地點要求上海市市長曹荻秋接見，要求上海市委承認擁有幾十萬人的“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
在此之前，曹荻秋迫於壓力，不得不撤銷了“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的承諾。張春橋得到“赤衛隊”到康平路的消息後，詭計爬上心頭。他連夜打電話給他老婆和王洪文，捏造“赤衛隊”要抄張春橋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莫須有罪名，由王洪文調來十幾萬造反隊員於12月30日淩晨對康平路的“赤衛隊”發起衝擊。製造了上海的第一場大武鬥。
關於這次武鬥的情況，“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編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有這樣的記載：
“30日淩晨2時左右，工人造反派隊員開始向康平路的赤衛隊員衝擊。到6點多鍾，康平路書記處院內的赤衛隊員全部投降。7點鍾，近20000名赤衛隊員排成單行，分成6路，到四周馬路上集中，袖章繳下來6大堆。這天共有91人受傷送醫院治療。”
12月31日，“工總司”發布特急令，要所屬各級造反隊把“赤衛隊”的負責人統統抓起來，把各工廠企業的“赤衛隊”的負責人也抓起來。
康平路事件後，上海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秩序陷入混亂。“赤衛隊”是一個有數十萬工人的群眾組織，其中不乏一些生產勞動模範和大量的老工人。他們不能忍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紛紛離開工作崗位，進京上訪。上海鐵路局調度所80多人中就有70幾個人是“赤衛隊”員。這樣就造成生產無人指揮、鐵路交通中斷的混亂局麵。據統計，從30日淩晨到31日的26小時中，上海站停開客車26列，5000多旅客滯留上海，5000多乘客被阻於途中；停開貨車38列，有22列貨車不能進入上海站而阻於途中，貨物積壓數萬噸。
麵對上海這種混亂的局勢，周恩來積極采取措施，盡力把局麵穩定下來。
1967年的第一天淩晨，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
電話幾經周折，追到了上海北站的鐵路公安局內，找到了正在那裏處理問題的陳丕顯。
“丕顯同誌嗎？你好嗎？”周恩來日夜找群眾組織談話，聲音有點沙啞。
“總理，我還好。你還好嗎？”陳丕顯一下子就聽出了周恩來熟悉的聲音，顯得有點激動。
“我還好，就是睡覺太少了。丕顯同誌，中央決定要你出來工作。我早就說過了上海市委不是黑幫，是革命的。”
“總理，我現在已在鐵路局，我們正在做工作，力爭明天通車。”陳丕顯深受鼓舞。
陳丕顯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並采取了一些措施，穩定上海局勢。
然而，此時的周恩來萬萬沒想到，一夥陰謀家在上海策劃更大的動作。
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擺著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架子回到上海，找徐景賢和“工總司”的幾個造反派頭頭談話，策劃奪權。
同日，上海《文匯報》奪權。
次日，上海《解放日報》奪權。
張春橋1月5日在“工總司”造反派頭頭會議上鼓動說：“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奪過來。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揪出來，打倒。”
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導演下，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揪鬥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還把全市幾百名幹部揪到會場陪鬥。
大會發出三項通令。
《第一號通令》說：“從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
《第二號通令》說：“陳丕顯必須在7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進行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向革命造反派進行徹底坦白交代。”
《第三號通令》說：“大會認為，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
1月6日以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相繼建立了“火線指揮部”、“保衛委員會”、“造反派聯絡站”，全麵奪取了上海市黨政財文的領導權。
在對待上海市委和處理上海局勢的態度上，周恩來與張春橋一夥是截然相反的。然而，在這次較量中，張春橋一夥成了“勝利者”。
1月8日，人民大會堂118室。毛澤東在此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肯定了上海的奪權活動。
散會後，周恩來步履沉重地走出118室。他在思考著新的對策。
1月16日，毛澤東召集小範圍的常委擴大會，說：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
同日，《紅旗》雜誌發表王力、關鋒起草的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人民日報》同日轉載。文章提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文章還高度讚揚上海的奪權，號召“堅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我們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最根本的，就是奪他們的權。隻有奪了他們的權，對他們實行專政，才能把他們鬥倒、鬥臭、鬥垮。”
文章說的“奪權”包括奪黨權、政權、財權、文權。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明白無誤地號召全國全麵奪權。
此後，全國範圍的奪權狂潮如瘋似癲，席卷而來。
周恩來據理力爭：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領導權不能奪。江青當著周恩來的麵公然說：業務權不懂也要奪，業務可以慢慢學嘛！
對於這場全國自下而上的奪權運動，周恩來本來是不讚同的。這從前麵他在對待上海問題上同張春橋一夥的分歧與較量就可以看出。
無奈，毛澤東支持奪權。
對於這場奪權運動，周恩來也是缺乏思想準備的。《紅旗》雜誌號召全國奪權的評論員文章事先也沒給周恩來閱看。周恩來壓根就不知道這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多次說過：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局麵。搞全國自下而上的奪權，恐怕也要算是周恩來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然而，既然奪權運動已成為難以改變的事實，而且洶湧而來，擋是擋不住的，也不可能擋住。
周恩來說：大勢所趨，萬馬奔騰來了，你根本擋不住，要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衝垮。
因此，周恩來挺身而出，迎接這股洶湧而來的浪潮，並設法駕馭它。
周恩來很清楚：毛澤東支持奪權並不是像中央文革一夥所要求的那樣。但中央文革一夥又利用毛澤東支持奪權來實現他們打倒一大批領導幹部、奪取黨和國家更多領導權的陰謀。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一方麵表示支持奪權，但同時又強調：奪權，隻是奪各單位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生產業務權、黨委領導權不能奪。而且明確規定了有些部門不能奪權。
而中央文革一夥則主張全麵奪權，奪一切領導權。
對待在奪權中的“當權派”，周恩來認為要一分為二的分析，而且絕大多數領導幹部是好的，不能一概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加以打倒。即使有些幹部有“錯誤”，要打倒一下，也應當是“燒而不焦”。
中央文革一夥卻希望把老幹部打倒得越多越好，而且要“燒而焦”，要置於死地。
這就是在奪權狂潮中周恩來和中央文革一夥所持態度的本質區別，也是鬥爭的焦點。
還在奪權狂潮初始，周恩來在毛澤東召集的常委擴大會議上就提出：我是支持左派奪權的，但奪權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各部的奪權不要搞得青黃不接，工作不能停頓。
周恩來這是從維係國計民生的工作角度對奪權提出了某些限製。
毛澤東表示讚同周恩來的意見。
周恩來還說，對當權派，對領導幹部要有分析。絕大多數是犯個別性、一般性的錯誤。犯嚴重錯誤要撤職查辦的極少。即使是要撤職查辦的，也要讓他們工作，不要讓隻睡覺、掃大街。這樣左派隊伍才能擴大，工作才能搞得好。這並不妨礙他們抓大事，抓革命。
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意見，說：對待幹部不能隻用一種辦法，要有5種辦法。一是全部改組，二是監督留用，三是停職留用，四是撤職留用，五是撤職查辦。第五種要極少。
之後，周恩來又根據毛澤東同意奪權不能影響工作的意思，提出：對中央各部可以奪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權還是監督為好。
毛澤東也同意了。
因此，在與各群眾組織代表的日夜談話中，周恩來反複向他們闡明這些思想。
1月16日，周恩來在接見石油係統職工造反聯絡總站和北京石油學院的代表時說：奪權問題很複雜，現在多數單位的奪權是準備不足。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生產領導權還是監督為好。
周恩來不讚成奪生產業務的領導權，固然是怕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但也包含了他保護幹部的良苦用意。因為生產業務權不能奪，就意味著一大批幹部還必須在領導崗位上。
因此，周恩來特意對在場的康世恩等人說：生產還是你們管。生產任務出了問題，我還是找你們。
1月18日，周恩來與江青等參加“左派”學生、機關幹部“文化大革命”形勢座談會。
周恩來說：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業務領導權，還是監督為好。
然而，江青卻當著周恩來的麵公然說：業務權不懂也要奪，業務可以慢慢學嘛！
1月21日，周恩來接見二機部造反派代表和該部的副部長。他對副部長們說：奪部的文化大革命領導權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對生產、財政隻能行使監督權。
你們要好好工作，不能鬆懈。
周恩來又告誡造反派代表，說：對領導幹部不能揪來揪去。
1月22日，周恩來在全國各地來京群眾代表大會上明確指出：有些單位不能采取奪權的形式，如軍隊、戰備工作部門等。
1月25日，周恩來接見財貿係統的造反派代表。周恩來重申：你們奪權隻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於業務主要是監督權。不能把“長”字號的領導幹部都排斥，要留一些“長”字號的，保證業務暢通。
有代表提出：要奪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印章和牌子。
周恩來火了，批評說：你們怎麽對印這麽關心？你們以為有印我就能批準你們嗎？你們奪了牌子有什麽用？牌子可以當柴燒。你們怎麽把奪權看得這麽簡單呢？要抓政治嘛。奪權是件嚴肅的事情。你們可能說，我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口徑不一致，你們不能要求一切都一致。你們給我貼大字報沒有關係，我不會計較這一點。
外貿學院的一名學生提出《前進報》（注：當時的紅衛兵小報）出報沒有紙張，要求進口一點紙。
周恩來說：我不同意，自力更生嘛！文化大革命以來，我一點東西、一百元錢都沒批過。
周恩來還告誡說：不能自由捉人。不打招呼，隨便把那些部長揪走，這不是我們提倡的辦法。現在抓人成風，遊街，好像這樣就能把革命搞成功了。
商業部的一名代表說：部長們現在都靠邊站了。
周恩來說：你們不能都讓他們靠邊站嘛！
一同學說：政治上靠邊站。
周恩來說：政治上也要給他們改造的機會嘛！政治上也得讓他們學習嘛。我問你們，我把一切的文件交給你去搞，你行嗎？我講過多次：你們隻是把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拿過來，不能抓業務權。葉季壯的問題，你們說他是和黑幫有關係，我現在還沒有發現。
1月26日，周恩來接見工交口各單位造反派代表，說：奪權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前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總要有最高領導，總要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嘛！
周恩來又批評造反派把部長們揪來揪去，說：餘秋裏進行了6次檢討，心髒病發了，至今還沒恢複，你們總要有一點階級感情嘛！餘秋裏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大慶油田建設他有功；這兩年計劃，他把三線建設抓出來了，這些成績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們需要他，黨中央需要他。這不是為餘秋裏辯護，他是經過長期的考驗，是從“紅小鬼”上來的，他身上的傷疤就是證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種人。我說過，餘秋裏是部長級裏的標兵。主席講過幾次，餘秋裏要保。
一個造反派代表從下麵遞上一張條子問周恩來：中央保餘秋裏，還能不能奪權？
周恩來說：這是兩回事。哪一個機關都不會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現在是連鎖反應。不能把所有當權派都看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你們想一想，如果全國的黨政領導機關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哪還有一小撮？還有什麽區別對待？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講不過去嘛！
一名操縱造反派打倒李先念、搶奪財政部大權的副部長被周恩來當場下令逮捕。周恩來說：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我是不會流淚的，任何時候我都能挺下去。
自一月中旬至二月底，周恩來幾乎每天都在和群眾組織談奪權問題。盡管周恩來一再強調奪權隻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不能奪生產業務權，不能奪黨委的領導權，不能把所有領導幹部都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打倒，但是，有些單位的造反派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當時，財政部的一名副部長和造反派搞在一起，要奪財政部大權，要解散財政部黨組。
2月17日淩晨2時，國務院新禮堂，周恩來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李先念也到場。
在這次被接見的代表名單中，本來沒有那位與造反派一起奪財政部大權的×××副部長和×××副司長。但是，這兩個人卻混水摸魚，和造反派一起混入了接見會場。
周恩來叫聯絡員和先念同誌的秘書要他們兩個退出會場。
這兩個人拒絕離開會場。一些造反派還起哄，圍攻聯絡員和李先念副總理的秘書，並聲稱：如果要×××、×××離開會場，他們就全部退席。
一向善於克製的周恩來實在忍無可忍。他聲色俱厲地說：今天，我請財貿各部造反派代表來談話，沒有請各部部長、副部長、司局長參加會議。我嚴守這次規定。因此，×××不能參加這次會議，你不能代表造反派。×××，出去！我奉主席之命來開這個會，你不執行最高指示嗎？
群眾高喊：×××出去！
但這兩個人置若罔聞，像沒聽見一樣。
周恩來離開座位，來到這兩個人麵前，憤怒的目光直逼那位副部長：×××，我再次命令你，馬上退出會場。
×××低著頭，不敢正視周恩來。
周恩來大聲說：解放軍同誌，把他逮捕起來！
在場的警衛戰士當場把這位副部長逮捕了。少數原來跟著起哄的造反派被這種氣勢鎮住了。
周恩來回到座位。說：×××他是來奪取無產階級財政大權的，受蒙蔽的同誌要覺悟過來。我二月七日就說過，財政大權不能奪。我叫先念同誌去傳達的。但×××竟說，總理的指示我懷疑，按實際情況財政部奪權應該奪，奪得對，為什麽不能奪？我一個總理代表中央作出的決定，他作為副部長竟這樣對抗，拒不執行，這樣做行嗎？我忍耐了很久。我們信任先念同誌，才把財政大權交給先念，讓他兼財政部長。而×××卻玩弄手法，欺騙黨中央，欺騙國務院，欺騙群眾，搖身一變成了造反派，宣布先念、吳波（按：吳波當時任財政部副部長）如何如何，奪財政部的財政大權。財政部的奪權中央沒有批準，不能承認！
接下來，周恩來與造反派的談話突出地強調了3點：
第一，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的業務大權不能奪。
周恩來批評財政部的造反派：我在幾次座談會上都說過財政大權不能奪。你們卻信任他（指那位副部長），認為他能夠幫你們奪權！財政部是代表中央執行財政權的，你們奪財政大權就是奪黨中央、毛主席的權。你們這樣下去，就要走上斜路了。我再次宣布：中央的黨權、政權、軍權都是大權，政權裏有財政權等，這些權不能奪。對中央各部門，隻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業務隻能是監督，不能超過這個界限。業務大權都是中央直接掌管的，中央的大權怎麽能奪呢？政府大權如外交、財政、公安、國防、經濟大權怎麽能奪？難道奪權能奪到中央？中央各部的奪權，凡是未經中央同意的，都不能算數，我們要一個一個地審查。
第二，奪權不能叫黨委靠邊站，各部取消黨組的要恢複，黨組還要行使職權。
周恩來說：各部黨組要恢複。黨組可以由群眾宣布解散嗎？財政部黨組要恢複，掌握財政部黨組大權的，還是先念，部長還是先念兼。商業部黨組也要恢複，黨組書記還是姚依林，你們的通緝令（按：指造反派發的對姚依林的通緝令）要撤銷。其實無所謂恢複黨組，我們本來就沒有取消黨組。總之，黨組還要行使職權，負責的還是部長、司長。黨組取消的必須恢複。
第三，不能打倒所有的老幹部，對老幹部不能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周恩來指出：奪權的目標就是奪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主席在《紅旗》第3期社論中加上，不是所有的當權派都靠邊站，犯了錯誤，改了就行了。主席不同意另一句話，就是把奪權目標擴大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
因為這樣一擴大，黑手就來了，所以現在不提“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了。能不能說中央各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不能。對犯了錯誤的幹部，不能一概打倒。即使是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但隻要不是堅持不改，還要允許他們改過，將功折罪。我說過：“撤職留用，限期觀察，將功折罪，以觀後效”。這是我黨的傳統的幹部政策，是毛主席的思想，怎麽能把老幹部統統撤掉呢？把老幹部一概打倒行嗎？老幹部都打倒，我們都靠邊站，把國家大事都交給你們，你們能承擔得起嗎？如果讓你們這樣做，我就要犯罪。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不能這樣無休止的搞下去了。對外經委的方毅同誌入過獄，中央審查過沒有問題，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被停止工作鬥了一個多月，對幹部一鬥就是幾十天，張霖之死了，他被捕過，煤炭部造反派、礦業學院造反派就是抓住他不放，鬥了四十多天，他是怎麽死的我都不知道。我心裏很難過。你們把段君毅（時任一機部部長）、王磊（時任商業部副部長）抓走，這樣搞怎麽行？必須把抓走的人交出來。我們感到，你們是以敵對的態度來對待領導幹部，幾十年的戰友，你們不感到我感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主席一向反對。現在這樣的鬥爭也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戴高帽、掛黑牌、搞噴氣式，並把照片登報紙、傳單，給外國記者。
我想到這些就心裏難過。我是不會流淚的，任何時候我都能挺下去。
1月18日淩晨3時到7時，周恩來又接見財貿口各部司局長以上的幹部，重申了上述三條。
他說：現在進入奪權，來勢之猛，不像我們主觀想像的那樣。不要說你們對運動有時不理解，就是我們在主席身邊緊學、緊改、緊跟、緊趕，還趕不上。我們號召造反派奪權，我們也做過一些規定，如對業務權不能奪，隻能監督。盡管這樣，奪權還是發生了偏差。我們要幫助造反派把偏向加以糾正，這是有利於奪權，不是潑冷水。因為他們奪權超過了業務監督的界限。造反派隻能監督業務，不能超過這一界限，中央的大權，如黨的領導權，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怎麽能奪？政府的大權，財經、公安、外交、國防這些大權怎麽能奪呢？
周恩來還說：國防工辦不能奪權，也不能監督。財政大權不僅不能奪，全部監督也不行。商業部我聲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幫，他身體不好，應當讓他休息。那樣鬥不符合中央精神。我要姚依林回中南海休息，他們（指造反派）跟著就下了通緝令，說誰要隱藏姚依林，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這還了得，這等於是通緝我了！中南海還是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樣奪權，走到斜路上去了。各部部長、司局長，還要轉告所有的處長、科長，都要振作精神，要敢於創立工作條件，勇於負責任。
奪權出了偏差，周恩來分批找各口的造反派代表和幹部開會，糾正奪權中的偏差。
2月18日晚，周恩來接見國防工業口造反派代表。李富春、聶榮臻等在座。
周恩來問二機部的代表：你們現在對部的業務還是監督嗎？
二機部代表說：業務監督，黨委靠邊站。
周恩來的臉色頓時沉了下來，聲音也高了：“你們沒有報告中央啊！中央沒有叫你們監督黨委的領導權。同誌們，你們簡直沒邊了！你們造反精神很好，但也不能這麽個造法啊！部黨委上麵還有中央，不能叫黨委靠邊站。革命不能革到無產階級司令部，革到毛主席頭上。”
二機部代表有點心虛：“黨委刁難我們，弄得我們很被動。”
周恩來說：你們不要頭腦發熱。我們允許你們奪權，但是有限定的範圍。中央各部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權不能奪，隻能監督。這是中央再三申明的。業務權屬於國務院，中央各部委直屬黨中央。說到這裏，周恩來舉了操縱造反派奪財政部大權而被逮捕的那位副部長為例子，警告造反派：財政、外交、國防、國防工業、宣傳等大權屬於中央，你們不能奪。今天我給你們談，明天或後天我要召集國防工業各部部長、司局長開會，除黨中央宣布停職反省的外，一個也不能扣留。先給你們打個招呼，否則，你們就要犯錯誤。總還要中央領導吧。
同日，周恩來還閱改了《紅旗》雜誌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
社論強調：對幹部隊伍，要有正確的基本的估計。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鑽進黨和國家領導崗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隻是一小撮。在奪權鬥爭中，必須從這樣一個正確的估計出發去對待幹部。必須清醒地看到，大多數幹部是好的，犯有錯誤的幹部，甚至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在黨和群眾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們絕不能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鑽進幹部隊伍裏來的階級異已分子估計得過多。如果錯誤地擴大打擊麵，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廣大的幹部，也是敵我不分，那是很危險的。半年多來，一些人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隻要是當權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依賴的，應當一律打倒。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實的。對當權派，不作階級分析，一切懷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要把幹部一概打倒的觀點，就是抹煞17年來的基本事實，就是否認17年的偉大成就。
社論還強調：革命幹部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而且他們能夠成為當前奪權鬥爭中的領導力量。現在，必須有大批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核心領導，才能完成擺在我們麵前的新的戰鬥任務。經驗證明，這些革命領導幹部參加核心領導，他們同廣大群眾結合起來，就能比較順利地進行奪權鬥爭，就能比較快地把權真正掌起來。按照黨的政策辦事。反之如果排斥革命領導幹部，就不能建立強有力的核心領導，就會形成群龍無首，各自為政。
周恩來閱改後，送毛澤東批發。並注明：主席：這篇社論很重要很及時，我看寫得不錯。提議在黨、政、軍、文革碰頭會上討論一次再發表。妥否，請予批示。
毛澤東用粗粗的鉛筆在“主席”這兩個字上重重地劃了一個圈，而後批道：退總理。同意你的意見，討論後再發表，並把三結合的思想寫進去。再則，以後重要的社論都應這樣做。
寫完後，毛澤東又在“重要”二字下麵重重地加了兩個圓點。
接毛澤東批示後，周恩來致信陳伯達、王力：現將紅旗社論和主席批語送上，閱後請退還，擬即付印，發參加懷仁堂碰頭會各同誌。定下星期一（二十）晚間討論。如何，請告。
3月1日，該社論由《紅旗》雜誌正式發表。
這篇社論的發表，對廣大幹部是一個保護。
由於周恩來的堅持和鬥爭，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的業務領導權在奪權狂潮中沒有被奪，基本上還是掌握在黨的手中；一大批領導幹部也得到了保護。這樣，就避免了奪權狂潮給黨和國家帶來的更大的損失。如果當時沒有周恩來的鬥爭，死死把住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的業務大權，後果和局麵將更加不堪設想。
毛澤東的預言失靈。周恩來實施軍管。林彪陰陽怪氣地說：軍管如果搞得不好，軍隊也會執行一條拿槍的劉、鄧路線。
號召奪權後，毛澤東曾說過：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這個時候看出結果，或者更長一點時間。
毛澤東說的“看出眉目”，就是設想在1967年2、3、4月間建立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
當時，毛澤東預計在1967年底可以結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奪權後的局麵並沒有按照毛澤東的預計和設想發展。由於造反派之間在奪權過程中爭權奪利，派性急劇發展，“大聯合”、“三結合”遲遲實現不了。實際上，到1967年底，全國才成立了9個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
奪權後，非但沒有迅速實現“大聯合”、“三結合”，而且社會秩序更加趨於混亂。對周恩來來說，他憂心的首先是國家的經濟工作怎麽辦？
一年之計在於春。對於中國這個農業國來說尤為如此。
奪權後首先麵臨的經濟工作就是廣大農村的春耕春播。而當時全國絕大多數的省、地、縣被奪權後，處於領導幹部被打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成立不起來，工作無人抓的狀態。那些掌權後的造反派不熟悉經濟工作，也不顧經濟工作。
工業、交通等經濟領域也是如此。
怎麽辦？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下令對一些局勢混亂的部委和省、市、自治區及重要的企事業單位由軍隊來實行軍事管製。人民解放軍是當時全國唯一保持組織係統並具有強大戰鬥力的重要的力量。
1月25日，針對民航係統的混亂，周恩來囑秘書告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應以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名義起草命令，宣布由軍隊接管民航係統（包括整個民航係統所有機場、港站）。接管後，業務工作仍由原領導班子來掌管。1月2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民用航空係統由軍隊接管的命令》。
2月18日，周恩來在接見財貿口司局長以上幹部時說：如果造反派在奪權中把監督業務變成管理業務，爭論不休，中央就要考慮采取別的辦法。
這是周恩來對造反派的警告。“別的辦法”就是軍管。
2月27日，周恩來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廣東問題。
廣東省在一月份由“省革聯”奪權。廣東省委的主要負責人不負責任，自動向造反派“讓權”。廣東地處邊防，局勢堪憂。
鑒此，周恩來建議對廣東省實行軍管。
會後，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認為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向造反派“讓權”是錯誤的。目前又正當抓革命、促生產、促戰備的關鍵時刻，廣東局勢不宜久拖，建議立即對廣東實行軍管，準備籌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此外，周恩來還建議對同廣東情況類似的雲南擬亦先實行軍管。
毛澤東批示：同意這樣做。
次日，周恩來接見廣州軍區及廣東省黨、政、軍負責人，宣布由廣州軍區和廣東省軍區組織對廣東省實行軍管，下設兩個班子，一個抓文化大革命，一個抓生產。
3月10日，周恩來閱批中共中央就江蘇問題複南京軍區、江蘇省軍區及張春橋、姚文元的電報。電報指出：鑒於江蘇省的群眾組織之爭一時統一不起來，三結合條件還未成熟，中央決定由南京軍區和江蘇省軍區負責建立軍管會，對江蘇省實行軍管。軍管會下設兩個班子，一個抓革命，一個管生產，把工農業生產和財貿工作管起來。對重要工廠、輪渡、火車站、郵電等部門可派軍代表。
修改時，周恩來將原稿中“江蘇的問題由張春橋、姚文元同誌和許世友同誌商量決定”改為：“江蘇的一般問題，由許世友同誌和江蘇省軍管會同張春橋、姚文元同誌商量解決。”
同日，李富春轉來昆明鋼鐵公司要求軍管的來電。來電說：昆明鋼鐵公司在奪權鬥爭中，矛盾尖銳。昆鋼的生產、建設正麵臨癱瘓和半癱瘓狀態。
周恩來當即批示同意對昆明鋼鐵公司實行軍管，並要葉劍英電話告昆明軍區。對於軍管，林彪曾陰陽怪氣地說：軍管如果搞得不好，軍隊也會執行一條拿槍的劉、鄧路線。
一些軍隊幹部對軍管也有顧慮。擔心弄得不好，軍管又會重蹈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組的厄運。
3月13日，周恩來在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說：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的單位，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單位，邊防、沿海、交通要道、專政機構、機密要害部門、國防事業單位，都應實行軍管。文教衛生工作也得抓起來，防疫工作非常緊急。北京的衛生部還在吵，我看要派軍代表去軍管。有的同誌怕軍隊成了工作組，這要看是什麽工作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線一邊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促進三結合的實現，為什麽不可以？不要怕。各地軍管會要注意幫助當地領導幹部出來亮相。
周恩來這一句斬鐵截鐵的“不要怕”，給了軍隊幹部很大的鼓舞。
周恩來還通報了全國軍管情況，說，到3月中旬，全國軍管的單位有6900多個，大都是公安、郵電、電台、報社、銀行、倉庫等。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中，已實行軍管或批準將要實行軍管的有陝西、新疆、青海、西藏、雲南、廣東、廣西、福建、江蘇、浙江等10個。已實行“三結合”奪權，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有黑龍江、山西、貴州、上海、山東等5個省市。實行“三結合”奪權，都需要有一個籌備階段。我考慮，要成立奪權籌備小組，以解放軍為主。光靠群眾組織不行。無論如何要在3月份解決領導機構問題，以便抓革命、促生產。如果沒有省、市、自治區領導機構，工作怎麽能搞好？
與此同時，中央、國務院各部委也因兩派爭鬥，嚴重影響業務工作。周恩來開始考慮對這些部委進行軍管。
3月初，主管國防工業的聶榮臻元帥向周恩來反映：國防科研部門由於派性鬥爭，工作受到嚴重幹擾。一些造反派視國家尖端機密如兒戲，胡闖亂衝。
國防科研部門直接關係到我國的國防尖端工業。繼1964年我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後，國防科研部門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加速研製氫彈。時下，正進入氫彈研製的最後衝刺階段。因此，在奪權狂潮開始時，周恩來就明確指出：國防工業部門不能奪權，連監督業務也不行。
然而，事不遂人願。國防工業許多部門也亂成了一鍋粥，打得不可開交。許多單位陷於癱瘓和半癱瘓的局麵。
周恩來對聶榮臻說：我現在正在考慮對一些部委逐步實行軍管。你盡快向中央寫出一個報告，我來把報告轉送主席。
聶榮臻迅速向中央寫出了《關於軍事接管和調整改組國防科研機構的請示報告》。
周恩來同意這個報告，並提議對國防口所屬6個工業部：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五機部、六機部、七機部全部實行軍管。
3月18日，周恩來向毛澤東、林彪等寫了一封信，連同聶榮臻的報告一同送毛澤東。
信是這樣寫的：
主席、林彪、伯達、康生、向前、肖華、成武各同誌：
遵照主席指示精神，經與富春、榮臻、劍英三同誌商量（肖華在作報告，未參加），已向國防工辦和國防工業部門（二機、三機、四機、五機、六機、七機）宣布，準備實行軍管。其辦法擬每一部門隻派出三人的軍管代表小組，運用原有的機構領導業務，同時推動各革命群眾組織進行開門整風，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幫助需要批判的各級領導幹部檢討亮相，分別處理，以便最後實現各部門的革命三結合。
對國防工業各部研究院、所和科學院所屬承擔國防任務的各研究所，擬同意聶榮臻同誌意見（見附件），交國防科委實行軍事接管，並基本同意他所提出的調整改組原則。待方案商定後再報批。
國務院工交、財貿、農林、衛生各部門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別進行排隊，擬在工作癱瘓部，亦實行軍管，其辦法如對國防工業各部。定後將分別報批。
這些需要派出的軍管代表，擬經由軍委、總政從軍事科學院、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德才兼備的老幹部中選派。
以上各項妥否，請主席批示。
毛澤東批示：退總理照辦。
周恩來又寫信給李富春、李先念、餘秋裏、穀牧並葉劍英：主席指示，繼國防工業軍管之後可對工交財貿各部，凡癱瘓陷入無政府狀況者，也可實行軍管。請你們明日上午集體一議。
在對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委實行軍管的同時，周恩來還考慮對全國一些重要的、事關國計民生的大型廠礦企業實行軍管。
3月初，周恩來指示北京衛戍區起草了一個關於對廠礦企業實行軍事管製的布告。
布告指出：北京衛戍司令部奉國務院、中央軍委命令，對廠礦實行軍事管製，以促進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組成“三結合”的領導機構，搞好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產工作。廠礦全體人員必須堅守崗位，遵守紀律，努力工作，服從指揮。一切長期在外串聯的人員限一周內回廠。否則將予必要的紀律處分，直至開除。
這一布告本來是隻限於北京地區的廠礦企業，因為是北京衛戍司令部執行的。但周恩來把這一布告推向全國。
3月14日，周恩來在審閱此布告時，將“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命令”改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周恩來將此布告送毛澤東批閱。並注明：這一文件經北京衛戍區起草，並在今晚釣魚台碰頭會上修改通過。現送上請予審閱，並請主席批準。在批準後，並擬發全國參考。
3月16日，毛澤東批示：照辦。
同日，周恩來親自草擬了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國轉發這一布告的批語：
各級黨委，各軍區、軍分區黨委，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
現將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司令部起草並經中央批準的對需要實行軍事管製的廠礦的布告，轉發你們參照執行。
對於那些搞打、砸、搶，搞無政府主義的造反派來說，軍管無疑是對他們的一道“緊箍咒”。因此，軍管常常受到來自各方麵的衝擊，特別是當解放軍受到衝擊時更是如此。
為了維護軍管的威信，周恩來與衝擊、破壞軍管的行為作了不懈的鬥爭。4月15日，周恩來在與廣州各群眾組織代表座談時，一造反派代表公然指責軍管是“陰謀”。
周恩來當即站起來嚴厲地批評說：軍管是毛主席根據各方麵的情況親自決定的，是我經手辦的這件事。你這樣說，就是把矛頭直接指向黨中央，我不能不激動，不能不站出來維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決定。你要承認這句話是講錯了。軍管是完全正確的。
6月24日，周恩來接見參加全國生產供銷會議的各省市軍管會代表團負責人時說：我們無論如何要堅持軍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軍管規定，不能允許派別組織的權力比軍管會的權力還大。
11月28日，駐合肥市的12軍軍長李德生報告：一群人大鬧軍管會半個多月，衝砸軍部，打傷軍首長。部隊反複勸說都無效。怎麽辦？
周恩來當即指示：以電話告李軍長，先進行政治工作；不聽，宣布“九五”命令，進行分化，要他們交出禍首凶手；再不聽，待其直接行凶，當場將凶手逮捕。對脅從者曉以大義，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將當場逮捕凶手禍首。
12月10日，李德生又報告：安徽蕪湖“三籌處”所屬4個群眾組織拒絕交出武器，搞打、砸、搶、抄，12月以來三次衝擊部隊，搶走大批槍支彈藥，搶占軍管會大樓，使軍管會無法辦公。
周恩來電複李德生：以安徽省軍管會的名義向這4個組織打、砸、搶、抄的小集團提出書麵警告，要他們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這種非法行為，將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聽勸告，繼續犯法，軍管會將執行中央命令，依法處理。
12月14日，周恩來接見江蘇造反派代表時，嚴厲批評對軍管會的衝擊，說：
不能把軍管製度衝掉。兩派都要服從軍管會。軍管的威信無論如何一定要樹立起來。一定要把軍管搞好。如果軍管沒有權威，那怎麽過渡到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你們想一想，能靠你們一派領導？
說到這裏，周恩來指著一造反派頭頭責問：你來當革命委員會主任，行嗎？
到1967年下半年，全國絕大多數的省、市、自治區，中央、國務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鐵路樞紐站段、大型廠礦企業、港口碼頭、醫院、銀行、新聞宣傳部門等，都實行了軍管。
正如周恩來所說，軍管是在奪權中許多地區、單位的革命大聯合、三結合條件不成熟，領導機關又癱瘓的情況下派出的，是革命委員會還沒有建立起來之前一種暫時的過渡辦法。
周恩來說軍管是一種暫時的過渡辦法，這是一種客氣的說法。實際上，軍管是對錯誤的奪權行動所造成惡果的一種補救。軍管製度的實行，客觀上宣告了毛澤東支持的奪權行動的失敗。
盡管各地各單位的軍管會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不可避免地執行過一些“左”的政策，但是，從總體上說，當時的軍管對保證社會秩序，保證黨和國家各方麵工作的基本運行，特別是經濟工作的維係，如鐵路交通，還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當然，軍管也並沒有徹底解決混亂的問題，但如果當時不采取軍管的措施，全國局麵亂到什麽程度，我們今天還很難想像。
奪權前的較量。陰謀家成了“勝利者”。
1967年1月6日，對周恩來來說，照例又是忙得夜以繼日、徹夜難眠的一天。
從淩晨3時至6時，周恩來先後找江蘇省有關負責人和南京的學生、工人代表談話，解決南京問題。南京武鬥，打得不可開交，鐵路斷了，市內交通也斷了，市內的生產和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周恩來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西花廳，秘書又報：以部隊在京院校為主，加上清華大學“井岡山”等20個單位組成“徹底打倒賀龍反黨篡軍集團聯絡委員會”，準備明天在工人體育場召開批判鬥爭大會，並要把賀龍揪出來示眾。周恩來又趕緊找有關人員做工作，勸阻揪鬥賀龍。
一事未完，又生一事。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為了揪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謊報王光美的女兒被汽車撞傷送進了醫院，把王光美騙出了中南海，挾持到清華大學批鬥。周恩來接到報告後，立即派秘書孫嶽等趕到清華大學要回王光美，並打電話催蒯大富放人。
下午，周恩來為解決南京問題兩次與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通電話。
晚7時半，周恩來約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謝富治幾位副總理談工作。
晚十時，再次接見南京學生、工人代表，解決南京問題。
中途，文教係統的造反派衝中南海，要揪陶鑄，周恩來被迫中斷談話，趕往中南海西門勸阻、說服。
之後，又回來繼續與南京學生、工人代表談南京問題，直到第二天淩晨。
這就是周恩來一天的工作狀態。還僅僅是根據當時秘書記下的工作台曆，不排除還有沒能記下的工作。
然而，就是在這一天，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篡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風暴。
上海，是我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也是我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它的穩定與繁榮直接關係到全國的建設。
五六十年代，在周恩來的倡導下，有過一個著名的口號，就是全國一盤棋，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恩來一直密切關注上海的局勢。
1966年9月10日，還是在紅衛兵串聯剛剛開始時，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全體“出征戰士”大會上，對即將去上海串聯的紅衛兵告誡說：上海是一個大城市，那裏的生產關係到我國的建設，關係到我們的大小三線建設和國防工業建設。全國建設的許多東西要靠上海供應，上海還有很多的尖端科學實驗，生產任務很重。你們去上海串聯，不應該做的事就不要強加於他們。
但是，江青、張春橋一夥出於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蓄意要搞垮上海市委。他們派聶元梓到上海活動。聶元梓等人一到上海就公開叫囂：“上海市委是黑幫”，“打倒上海市委”。
對此，上海有關領導給周恩來反映了這一情況。周恩來給上海市委打電話，明確表示：上海市委不是黑幫，是革命的。
1966年9月13日，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全體大會上公開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說：上海有的人問我，是不是我給上海市委打過電話，說過他們不是黑幫，是革命的？這話我確實講過。因為今天我們沒有材料證明上海市委是黑幫、不革命的。不要濫用“黑幫”這個名字，否則，容易誤傷，容易擴大。不能把人民內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敵我矛盾。
9月15日，周恩來當著江青的麵再次表明了他對上海市委的看法。
這天，周恩來與江青一起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的代表。
有代表提問：總理說過上海市委是正確的，上海市委以你的講話為盾牌，壓製革命。
周恩來回答說：我是給上海市委打過電話，說過他們不是黑幫，是革命的。革命不革命是敵我矛盾，正確不正確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兩個問題、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一定要區分開來，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講過多次了。
坐在一旁的江青不吭聲。
1966年11月6日，以王洪文、潘國平、黃金海等為首的上海造反派頭頭召集會議，策劃“集中目標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並決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9日，“工總司”成立，並宣稱：“我們要奪權！”上海市委根據《十六條》的精神和周恩來一再強調的關於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決定對“工總司”持“不讚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態度。
“工總司”以此為借口，次日淩晨煽動、裹脅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狀”為名，衝進上海火車站，強占列車。這列火車開出後不久，被鐵路局下令阻留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王洪文等人率眾鬧事，臥軌攔車，致使滬寧鐵路中斷31個多小時。
安亭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匯報。周恩來要中央文革小組（係“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簡稱——編者注。下同）組長陳伯達電告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堅決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同時，致電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
隨後，中央文革小組派張春橋赴上海解決此事。張春橋竟背著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並把這次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華東局和上海市委。
事後，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同意了張春橋的處理。
張春橋的這種處理，不僅完全把上海市委置於群眾的對立麵，而且，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燒進了工礦企業，與周恩來一再強調的中央精神截然相反。
張春橋這樣做的目的是首先要搞亂上海，然後妄加罪名，徹底搞垮上海市委，奪取上海的黨政大權。
然而，一個安亭事件還遠遠沒有達到張春橋一夥搞亂上海的目的。因此，張春橋又親自策劃、製造了上海的也是全國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康平路事件。
1966年12月28日，以上海市的老工人、黨團員、勞動生產模範為基礎組成的，擁護上海市委、對“工總司”強烈不滿的“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一萬餘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機關辦公地點要求上海市市長曹荻秋接見，要求上海市委承認擁有幾十萬人的“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
在此之前，曹荻秋迫於壓力，不得不撤銷了“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的承諾。張春橋得到“赤衛隊”到康平路的消息後，詭計爬上心頭。他連夜打電話給他老婆和王洪文，捏造“赤衛隊”要抄張春橋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莫須有罪名，由王洪文調來十幾萬造反隊員於12月30日淩晨對康平路的“赤衛隊”發起衝擊。製造了上海的第一場大武鬥。
關於這次武鬥的情況，“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編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有這樣的記載：
“30日淩晨2時左右，工人造反派隊員開始向康平路的赤衛隊員衝擊。到6點多鍾，康平路書記處院內的赤衛隊員全部投降。7點鍾，近20000名赤衛隊員排成單行，分成6路，到四周馬路上集中，袖章繳下來6大堆。這天共有91人受傷送醫院治療。”
12月31日，“工總司”發布特急令，要所屬各級造反隊把“赤衛隊”的負責人統統抓起來，把各工廠企業的“赤衛隊”的負責人也抓起來。
康平路事件後，上海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秩序陷入混亂。“赤衛隊”是一個有數十萬工人的群眾組織，其中不乏一些生產勞動模範和大量的老工人。他們不能忍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紛紛離開工作崗位，進京上訪。上海鐵路局調度所80多人中就有70幾個人是“赤衛隊”員。這樣就造成生產無人指揮、鐵路交通中斷的混亂局麵。據統計，從30日淩晨到31日的26小時中，上海站停開客車26列，5000多旅客滯留上海，5000多乘客被阻於途中；停開貨車38列，有22列貨車不能進入上海站而阻於途中，貨物積壓數萬噸。
麵對上海這種混亂的局勢，周恩來積極采取措施，盡力把局麵穩定下來。
1967年的第一天淩晨，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
電話幾經周折，追到了上海北站的鐵路公安局內，找到了正在那裏處理問題的陳丕顯。
“丕顯同誌嗎？你好嗎？”周恩來日夜找群眾組織談話，聲音有點沙啞。
“總理，我還好。你還好嗎？”陳丕顯一下子就聽出了周恩來熟悉的聲音，顯得有點激動。
“我還好，就是睡覺太少了。丕顯同誌，中央決定要你出來工作。我早就說過了上海市委不是黑幫，是革命的。”
“總理，我現在已在鐵路局，我們正在做工作，力爭明天通車。”陳丕顯深受鼓舞。
陳丕顯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並采取了一些措施，穩定上海局勢。
然而，此時的周恩來萬萬沒想到，一夥陰謀家在上海策劃更大的動作。
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擺著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架子回到上海，找徐景賢和“工總司”的幾個造反派頭頭談話，策劃奪權。
同日，上海《文匯報》奪權。
次日，上海《解放日報》奪權。
張春橋1月5日在“工總司”造反派頭頭會議上鼓動說：“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奪過來。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揪出來，打倒。”
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導演下，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揪鬥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還把全市幾百名幹部揪到會場陪鬥。
大會發出三項通令。
《第一號通令》說：“從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
《第二號通令》說：“陳丕顯必須在7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進行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向革命造反派進行徹底坦白交代。”
《第三號通令》說：“大會認為，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
1月6日以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相繼建立了“火線指揮部”、“保衛委員會”、“造反派聯絡站”，全麵奪取了上海市黨政財文的領導權。
在對待上海市委和處理上海局勢的態度上，周恩來與張春橋一夥是截然相反的。然而，在這次較量中，張春橋一夥成了“勝利者”。
1月8日，人民大會堂118室。毛澤東在此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肯定了上海的奪權活動。
散會後，周恩來步履沉重地走出118室。他在思考著新的對策。
1月16日，毛澤東召集小範圍的常委擴大會，說：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
同日，《紅旗》雜誌發表王力、關鋒起草的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人民日報》同日轉載。文章提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文章還高度讚揚上海的奪權，號召“堅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我們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最根本的，就是奪他們的權。隻有奪了他們的權，對他們實行專政，才能把他們鬥倒、鬥臭、鬥垮。”
文章說的“奪權”包括奪黨權、政權、財權、文權。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明白無誤地號召全國全麵奪權。
此後，全國範圍的奪權狂潮如瘋似癲，席卷而來。
周恩來據理力爭：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領導權不能奪。江青當著周恩來的麵公然說：業務權不懂也要奪，業務可以慢慢學嘛！
對於這場全國自下而上的奪權運動，周恩來本來是不讚同的。這從前麵他在對待上海問題上同張春橋一夥的分歧與較量就可以看出。
無奈，毛澤東支持奪權。
對於這場奪權運動，周恩來也是缺乏思想準備的。《紅旗》雜誌號召全國奪權的評論員文章事先也沒給周恩來閱看。周恩來壓根就不知道這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多次說過：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局麵。搞全國自下而上的奪權，恐怕也要算是周恩來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然而，既然奪權運動已成為難以改變的事實，而且洶湧而來，擋是擋不住的，也不可能擋住。
周恩來說：大勢所趨，萬馬奔騰來了，你根本擋不住，要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衝垮。
因此，周恩來挺身而出，迎接這股洶湧而來的浪潮，並設法駕馭它。
周恩來很清楚：毛澤東支持奪權並不是像中央文革一夥所要求的那樣。但中央文革一夥又利用毛澤東支持奪權來實現他們打倒一大批領導幹部、奪取黨和國家更多領導權的陰謀。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一方麵表示支持奪權，但同時又強調：奪權，隻是奪各單位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生產業務權、黨委領導權不能奪。而且明確規定了有些部門不能奪權。
而中央文革一夥則主張全麵奪權，奪一切領導權。
對待在奪權中的“當權派”，周恩來認為要一分為二的分析，而且絕大多數領導幹部是好的，不能一概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加以打倒。即使有些幹部有“錯誤”，要打倒一下，也應當是“燒而不焦”。
中央文革一夥卻希望把老幹部打倒得越多越好，而且要“燒而焦”，要置於死地。
這就是在奪權狂潮中周恩來和中央文革一夥所持態度的本質區別，也是鬥爭的焦點。
還在奪權狂潮初始，周恩來在毛澤東召集的常委擴大會議上就提出：我是支持左派奪權的，但奪權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各部的奪權不要搞得青黃不接，工作不能停頓。
周恩來這是從維係國計民生的工作角度對奪權提出了某些限製。
毛澤東表示讚同周恩來的意見。
周恩來還說，對當權派，對領導幹部要有分析。絕大多數是犯個別性、一般性的錯誤。犯嚴重錯誤要撤職查辦的極少。即使是要撤職查辦的，也要讓他們工作，不要讓隻睡覺、掃大街。這樣左派隊伍才能擴大，工作才能搞得好。這並不妨礙他們抓大事，抓革命。
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意見，說：對待幹部不能隻用一種辦法，要有5種辦法。一是全部改組，二是監督留用，三是停職留用，四是撤職留用，五是撤職查辦。第五種要極少。
之後，周恩來又根據毛澤東同意奪權不能影響工作的意思，提出：對中央各部可以奪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權還是監督為好。
毛澤東也同意了。
因此，在與各群眾組織代表的日夜談話中，周恩來反複向他們闡明這些思想。
1月16日，周恩來在接見石油係統職工造反聯絡總站和北京石油學院的代表時說：奪權問題很複雜，現在多數單位的奪權是準備不足。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生產領導權還是監督為好。
周恩來不讚成奪生產業務的領導權，固然是怕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但也包含了他保護幹部的良苦用意。因為生產業務權不能奪，就意味著一大批幹部還必須在領導崗位上。
因此，周恩來特意對在場的康世恩等人說：生產還是你們管。生產任務出了問題，我還是找你們。
1月18日，周恩來與江青等參加“左派”學生、機關幹部“文化大革命”形勢座談會。
周恩來說：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業務領導權，還是監督為好。
然而，江青卻當著周恩來的麵公然說：業務權不懂也要奪，業務可以慢慢學嘛！
1月21日，周恩來接見二機部造反派代表和該部的副部長。他對副部長們說：奪部的文化大革命領導權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對生產、財政隻能行使監督權。
你們要好好工作，不能鬆懈。
周恩來又告誡造反派代表，說：對領導幹部不能揪來揪去。
1月22日，周恩來在全國各地來京群眾代表大會上明確指出：有些單位不能采取奪權的形式，如軍隊、戰備工作部門等。
1月25日，周恩來接見財貿係統的造反派代表。周恩來重申：你們奪權隻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於業務主要是監督權。不能把“長”字號的領導幹部都排斥，要留一些“長”字號的，保證業務暢通。
有代表提出：要奪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印章和牌子。
周恩來火了，批評說：你們怎麽對印這麽關心？你們以為有印我就能批準你們嗎？你們奪了牌子有什麽用？牌子可以當柴燒。你們怎麽把奪權看得這麽簡單呢？要抓政治嘛。奪權是件嚴肅的事情。你們可能說，我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口徑不一致，你們不能要求一切都一致。你們給我貼大字報沒有關係，我不會計較這一點。
外貿學院的一名學生提出《前進報》（注：當時的紅衛兵小報）出報沒有紙張，要求進口一點紙。
周恩來說：我不同意，自力更生嘛！文化大革命以來，我一點東西、一百元錢都沒批過。
周恩來還告誡說：不能自由捉人。不打招呼，隨便把那些部長揪走，這不是我們提倡的辦法。現在抓人成風，遊街，好像這樣就能把革命搞成功了。
商業部的一名代表說：部長們現在都靠邊站了。
周恩來說：你們不能都讓他們靠邊站嘛！
一同學說：政治上靠邊站。
周恩來說：政治上也要給他們改造的機會嘛！政治上也得讓他們學習嘛。我問你們，我把一切的文件交給你去搞，你行嗎？我講過多次：你們隻是把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拿過來，不能抓業務權。葉季壯的問題，你們說他是和黑幫有關係，我現在還沒有發現。
1月26日，周恩來接見工交口各單位造反派代表，說：奪權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前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總要有最高領導，總要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嘛！
周恩來又批評造反派把部長們揪來揪去，說：餘秋裏進行了6次檢討，心髒病發了，至今還沒恢複，你們總要有一點階級感情嘛！餘秋裏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大慶油田建設他有功；這兩年計劃，他把三線建設抓出來了，這些成績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們需要他，黨中央需要他。這不是為餘秋裏辯護，他是經過長期的考驗，是從“紅小鬼”上來的，他身上的傷疤就是證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種人。我說過，餘秋裏是部長級裏的標兵。主席講過幾次，餘秋裏要保。
一個造反派代表從下麵遞上一張條子問周恩來：中央保餘秋裏，還能不能奪權？
周恩來說：這是兩回事。哪一個機關都不會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現在是連鎖反應。不能把所有當權派都看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你們想一想，如果全國的黨政領導機關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哪還有一小撮？還有什麽區別對待？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講不過去嘛！
一名操縱造反派打倒李先念、搶奪財政部大權的副部長被周恩來當場下令逮捕。周恩來說：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我是不會流淚的，任何時候我都能挺下去。
自一月中旬至二月底，周恩來幾乎每天都在和群眾組織談奪權問題。盡管周恩來一再強調奪權隻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不能奪生產業務權，不能奪黨委的領導權，不能把所有領導幹部都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打倒，但是，有些單位的造反派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當時，財政部的一名副部長和造反派搞在一起，要奪財政部大權，要解散財政部黨組。
2月17日淩晨2時，國務院新禮堂，周恩來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李先念也到場。
在這次被接見的代表名單中，本來沒有那位與造反派一起奪財政部大權的×××副部長和×××副司長。但是，這兩個人卻混水摸魚，和造反派一起混入了接見會場。
周恩來叫聯絡員和先念同誌的秘書要他們兩個退出會場。
這兩個人拒絕離開會場。一些造反派還起哄，圍攻聯絡員和李先念副總理的秘書，並聲稱：如果要×××、×××離開會場，他們就全部退席。
一向善於克製的周恩來實在忍無可忍。他聲色俱厲地說：今天，我請財貿各部造反派代表來談話，沒有請各部部長、副部長、司局長參加會議。我嚴守這次規定。因此，×××不能參加這次會議，你不能代表造反派。×××，出去！我奉主席之命來開這個會，你不執行最高指示嗎？
群眾高喊：×××出去！
但這兩個人置若罔聞，像沒聽見一樣。
周恩來離開座位，來到這兩個人麵前，憤怒的目光直逼那位副部長：×××，我再次命令你，馬上退出會場。
×××低著頭，不敢正視周恩來。
周恩來大聲說：解放軍同誌，把他逮捕起來！
在場的警衛戰士當場把這位副部長逮捕了。少數原來跟著起哄的造反派被這種氣勢鎮住了。
周恩來回到座位。說：×××他是來奪取無產階級財政大權的，受蒙蔽的同誌要覺悟過來。我二月七日就說過，財政大權不能奪。我叫先念同誌去傳達的。但×××竟說，總理的指示我懷疑，按實際情況財政部奪權應該奪，奪得對，為什麽不能奪？我一個總理代表中央作出的決定，他作為副部長竟這樣對抗，拒不執行，這樣做行嗎？我忍耐了很久。我們信任先念同誌，才把財政大權交給先念，讓他兼財政部長。而×××卻玩弄手法，欺騙黨中央，欺騙國務院，欺騙群眾，搖身一變成了造反派，宣布先念、吳波（按：吳波當時任財政部副部長）如何如何，奪財政部的財政大權。財政部的奪權中央沒有批準，不能承認！
接下來，周恩來與造反派的談話突出地強調了3點：
第一，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的業務大權不能奪。
周恩來批評財政部的造反派：我在幾次座談會上都說過財政大權不能奪。你們卻信任他（指那位副部長），認為他能夠幫你們奪權！財政部是代表中央執行財政權的，你們奪財政大權就是奪黨中央、毛主席的權。你們這樣下去，就要走上斜路了。我再次宣布：中央的黨權、政權、軍權都是大權，政權裏有財政權等，這些權不能奪。對中央各部門，隻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業務隻能是監督，不能超過這個界限。業務大權都是中央直接掌管的，中央的大權怎麽能奪呢？政府大權如外交、財政、公安、國防、經濟大權怎麽能奪？難道奪權能奪到中央？中央各部的奪權，凡是未經中央同意的，都不能算數，我們要一個一個地審查。
第二，奪權不能叫黨委靠邊站，各部取消黨組的要恢複，黨組還要行使職權。
周恩來說：各部黨組要恢複。黨組可以由群眾宣布解散嗎？財政部黨組要恢複，掌握財政部黨組大權的，還是先念，部長還是先念兼。商業部黨組也要恢複，黨組書記還是姚依林，你們的通緝令（按：指造反派發的對姚依林的通緝令）要撤銷。其實無所謂恢複黨組，我們本來就沒有取消黨組。總之，黨組還要行使職權，負責的還是部長、司長。黨組取消的必須恢複。
第三，不能打倒所有的老幹部，對老幹部不能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周恩來指出：奪權的目標就是奪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主席在《紅旗》第3期社論中加上，不是所有的當權派都靠邊站，犯了錯誤，改了就行了。主席不同意另一句話，就是把奪權目標擴大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
因為這樣一擴大，黑手就來了，所以現在不提“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了。能不能說中央各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不能。對犯了錯誤的幹部，不能一概打倒。即使是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但隻要不是堅持不改，還要允許他們改過，將功折罪。我說過：“撤職留用，限期觀察，將功折罪，以觀後效”。這是我黨的傳統的幹部政策，是毛主席的思想，怎麽能把老幹部統統撤掉呢？把老幹部一概打倒行嗎？老幹部都打倒，我們都靠邊站，把國家大事都交給你們，你們能承擔得起嗎？如果讓你們這樣做，我就要犯罪。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不能這樣無休止的搞下去了。對外經委的方毅同誌入過獄，中央審查過沒有問題，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被停止工作鬥了一個多月，對幹部一鬥就是幾十天，張霖之死了，他被捕過，煤炭部造反派、礦業學院造反派就是抓住他不放，鬥了四十多天，他是怎麽死的我都不知道。我心裏很難過。你們把段君毅（時任一機部部長）、王磊（時任商業部副部長）抓走，這樣搞怎麽行？必須把抓走的人交出來。我們感到，你們是以敵對的態度來對待領導幹部，幾十年的戰友，你們不感到我感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主席一向反對。現在這樣的鬥爭也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戴高帽、掛黑牌、搞噴氣式，並把照片登報紙、傳單，給外國記者。
我想到這些就心裏難過。我是不會流淚的，任何時候我都能挺下去。
1月18日淩晨3時到7時，周恩來又接見財貿口各部司局長以上的幹部，重申了上述三條。
他說：現在進入奪權，來勢之猛，不像我們主觀想像的那樣。不要說你們對運動有時不理解，就是我們在主席身邊緊學、緊改、緊跟、緊趕，還趕不上。我們號召造反派奪權，我們也做過一些規定，如對業務權不能奪，隻能監督。盡管這樣，奪權還是發生了偏差。我們要幫助造反派把偏向加以糾正，這是有利於奪權，不是潑冷水。因為他們奪權超過了業務監督的界限。造反派隻能監督業務，不能超過這一界限，中央的大權，如黨的領導權，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怎麽能奪？政府的大權，財經、公安、外交、國防這些大權怎麽能奪呢？
周恩來還說：國防工辦不能奪權，也不能監督。財政大權不僅不能奪，全部監督也不行。商業部我聲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幫，他身體不好，應當讓他休息。那樣鬥不符合中央精神。我要姚依林回中南海休息，他們（指造反派）跟著就下了通緝令，說誰要隱藏姚依林，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這還了得，這等於是通緝我了！中南海還是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樣奪權，走到斜路上去了。各部部長、司局長，還要轉告所有的處長、科長，都要振作精神，要敢於創立工作條件，勇於負責任。
奪權出了偏差，周恩來分批找各口的造反派代表和幹部開會，糾正奪權中的偏差。
2月18日晚，周恩來接見國防工業口造反派代表。李富春、聶榮臻等在座。
周恩來問二機部的代表：你們現在對部的業務還是監督嗎？
二機部代表說：業務監督，黨委靠邊站。
周恩來的臉色頓時沉了下來，聲音也高了：“你們沒有報告中央啊！中央沒有叫你們監督黨委的領導權。同誌們，你們簡直沒邊了！你們造反精神很好，但也不能這麽個造法啊！部黨委上麵還有中央，不能叫黨委靠邊站。革命不能革到無產階級司令部，革到毛主席頭上。”
二機部代表有點心虛：“黨委刁難我們，弄得我們很被動。”
周恩來說：你們不要頭腦發熱。我們允許你們奪權，但是有限定的範圍。中央各部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權不能奪，隻能監督。這是中央再三申明的。業務權屬於國務院，中央各部委直屬黨中央。說到這裏，周恩來舉了操縱造反派奪財政部大權而被逮捕的那位副部長為例子，警告造反派：財政、外交、國防、國防工業、宣傳等大權屬於中央，你們不能奪。今天我給你們談，明天或後天我要召集國防工業各部部長、司局長開會，除黨中央宣布停職反省的外，一個也不能扣留。先給你們打個招呼，否則，你們就要犯錯誤。總還要中央領導吧。
同日，周恩來還閱改了《紅旗》雜誌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
社論強調：對幹部隊伍，要有正確的基本的估計。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鑽進黨和國家領導崗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隻是一小撮。在奪權鬥爭中，必須從這樣一個正確的估計出發去對待幹部。必須清醒地看到，大多數幹部是好的，犯有錯誤的幹部，甚至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在黨和群眾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們絕不能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鑽進幹部隊伍裏來的階級異已分子估計得過多。如果錯誤地擴大打擊麵，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廣大的幹部，也是敵我不分，那是很危險的。半年多來，一些人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隻要是當權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依賴的，應當一律打倒。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實的。對當權派，不作階級分析，一切懷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要把幹部一概打倒的觀點，就是抹煞17年來的基本事實，就是否認17年的偉大成就。
社論還強調：革命幹部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而且他們能夠成為當前奪權鬥爭中的領導力量。現在，必須有大批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核心領導，才能完成擺在我們麵前的新的戰鬥任務。經驗證明，這些革命領導幹部參加核心領導，他們同廣大群眾結合起來，就能比較順利地進行奪權鬥爭，就能比較快地把權真正掌起來。按照黨的政策辦事。反之如果排斥革命領導幹部，就不能建立強有力的核心領導，就會形成群龍無首，各自為政。
周恩來閱改後，送毛澤東批發。並注明：主席：這篇社論很重要很及時，我看寫得不錯。提議在黨、政、軍、文革碰頭會上討論一次再發表。妥否，請予批示。
毛澤東用粗粗的鉛筆在“主席”這兩個字上重重地劃了一個圈，而後批道：退總理。同意你的意見，討論後再發表，並把三結合的思想寫進去。再則，以後重要的社論都應這樣做。
寫完後，毛澤東又在“重要”二字下麵重重地加了兩個圓點。
接毛澤東批示後，周恩來致信陳伯達、王力：現將紅旗社論和主席批語送上，閱後請退還，擬即付印，發參加懷仁堂碰頭會各同誌。定下星期一（二十）晚間討論。如何，請告。
3月1日，該社論由《紅旗》雜誌正式發表。
這篇社論的發表，對廣大幹部是一個保護。
由於周恩來的堅持和鬥爭，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的業務領導權在奪權狂潮中沒有被奪，基本上還是掌握在黨的手中；一大批領導幹部也得到了保護。這樣，就避免了奪權狂潮給黨和國家帶來的更大的損失。如果當時沒有周恩來的鬥爭，死死把住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的業務大權，後果和局麵將更加不堪設想。
毛澤東的預言失靈。周恩來實施軍管。林彪陰陽怪氣地說：軍管如果搞得不好，軍隊也會執行一條拿槍的劉、鄧路線。
號召奪權後，毛澤東曾說過：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這個時候看出結果，或者更長一點時間。
毛澤東說的“看出眉目”，就是設想在1967年2、3、4月間建立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
當時，毛澤東預計在1967年底可以結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奪權後的局麵並沒有按照毛澤東的預計和設想發展。由於造反派之間在奪權過程中爭權奪利，派性急劇發展，“大聯合”、“三結合”遲遲實現不了。實際上，到1967年底，全國才成立了9個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
奪權後，非但沒有迅速實現“大聯合”、“三結合”，而且社會秩序更加趨於混亂。對周恩來來說，他憂心的首先是國家的經濟工作怎麽辦？
一年之計在於春。對於中國這個農業國來說尤為如此。
奪權後首先麵臨的經濟工作就是廣大農村的春耕春播。而當時全國絕大多數的省、地、縣被奪權後，處於領導幹部被打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成立不起來，工作無人抓的狀態。那些掌權後的造反派不熟悉經濟工作，也不顧經濟工作。
工業、交通等經濟領域也是如此。
怎麽辦？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下令對一些局勢混亂的部委和省、市、自治區及重要的企事業單位由軍隊來實行軍事管製。人民解放軍是當時全國唯一保持組織係統並具有強大戰鬥力的重要的力量。
1月25日，針對民航係統的混亂，周恩來囑秘書告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應以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名義起草命令，宣布由軍隊接管民航係統（包括整個民航係統所有機場、港站）。接管後，業務工作仍由原領導班子來掌管。1月2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民用航空係統由軍隊接管的命令》。
2月18日，周恩來在接見財貿口司局長以上幹部時說：如果造反派在奪權中把監督業務變成管理業務，爭論不休，中央就要考慮采取別的辦法。
這是周恩來對造反派的警告。“別的辦法”就是軍管。
2月27日，周恩來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廣東問題。
廣東省在一月份由“省革聯”奪權。廣東省委的主要負責人不負責任，自動向造反派“讓權”。廣東地處邊防，局勢堪憂。
鑒此，周恩來建議對廣東省實行軍管。
會後，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認為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向造反派“讓權”是錯誤的。目前又正當抓革命、促生產、促戰備的關鍵時刻，廣東局勢不宜久拖，建議立即對廣東實行軍管，準備籌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此外，周恩來還建議對同廣東情況類似的雲南擬亦先實行軍管。
毛澤東批示：同意這樣做。
次日，周恩來接見廣州軍區及廣東省黨、政、軍負責人，宣布由廣州軍區和廣東省軍區組織對廣東省實行軍管，下設兩個班子，一個抓文化大革命，一個抓生產。
3月10日，周恩來閱批中共中央就江蘇問題複南京軍區、江蘇省軍區及張春橋、姚文元的電報。電報指出：鑒於江蘇省的群眾組織之爭一時統一不起來，三結合條件還未成熟，中央決定由南京軍區和江蘇省軍區負責建立軍管會，對江蘇省實行軍管。軍管會下設兩個班子，一個抓革命，一個管生產，把工農業生產和財貿工作管起來。對重要工廠、輪渡、火車站、郵電等部門可派軍代表。
修改時，周恩來將原稿中“江蘇的問題由張春橋、姚文元同誌和許世友同誌商量決定”改為：“江蘇的一般問題，由許世友同誌和江蘇省軍管會同張春橋、姚文元同誌商量解決。”
同日，李富春轉來昆明鋼鐵公司要求軍管的來電。來電說：昆明鋼鐵公司在奪權鬥爭中，矛盾尖銳。昆鋼的生產、建設正麵臨癱瘓和半癱瘓狀態。
周恩來當即批示同意對昆明鋼鐵公司實行軍管，並要葉劍英電話告昆明軍區。對於軍管，林彪曾陰陽怪氣地說：軍管如果搞得不好，軍隊也會執行一條拿槍的劉、鄧路線。
一些軍隊幹部對軍管也有顧慮。擔心弄得不好，軍管又會重蹈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組的厄運。
3月13日，周恩來在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說：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的單位，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單位，邊防、沿海、交通要道、專政機構、機密要害部門、國防事業單位，都應實行軍管。文教衛生工作也得抓起來，防疫工作非常緊急。北京的衛生部還在吵，我看要派軍代表去軍管。有的同誌怕軍隊成了工作組，這要看是什麽工作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線一邊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促進三結合的實現，為什麽不可以？不要怕。各地軍管會要注意幫助當地領導幹部出來亮相。
周恩來這一句斬鐵截鐵的“不要怕”，給了軍隊幹部很大的鼓舞。
周恩來還通報了全國軍管情況，說，到3月中旬，全國軍管的單位有6900多個，大都是公安、郵電、電台、報社、銀行、倉庫等。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中，已實行軍管或批準將要實行軍管的有陝西、新疆、青海、西藏、雲南、廣東、廣西、福建、江蘇、浙江等10個。已實行“三結合”奪權，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有黑龍江、山西、貴州、上海、山東等5個省市。實行“三結合”奪權，都需要有一個籌備階段。我考慮，要成立奪權籌備小組，以解放軍為主。光靠群眾組織不行。無論如何要在3月份解決領導機構問題，以便抓革命、促生產。如果沒有省、市、自治區領導機構，工作怎麽能搞好？
與此同時，中央、國務院各部委也因兩派爭鬥，嚴重影響業務工作。周恩來開始考慮對這些部委進行軍管。
3月初，主管國防工業的聶榮臻元帥向周恩來反映：國防科研部門由於派性鬥爭，工作受到嚴重幹擾。一些造反派視國家尖端機密如兒戲，胡闖亂衝。
國防科研部門直接關係到我國的國防尖端工業。繼1964年我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後，國防科研部門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加速研製氫彈。時下，正進入氫彈研製的最後衝刺階段。因此，在奪權狂潮開始時，周恩來就明確指出：國防工業部門不能奪權，連監督業務也不行。
然而，事不遂人願。國防工業許多部門也亂成了一鍋粥，打得不可開交。許多單位陷於癱瘓和半癱瘓的局麵。
周恩來對聶榮臻說：我現在正在考慮對一些部委逐步實行軍管。你盡快向中央寫出一個報告，我來把報告轉送主席。
聶榮臻迅速向中央寫出了《關於軍事接管和調整改組國防科研機構的請示報告》。
周恩來同意這個報告，並提議對國防口所屬6個工業部：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五機部、六機部、七機部全部實行軍管。
3月18日，周恩來向毛澤東、林彪等寫了一封信，連同聶榮臻的報告一同送毛澤東。
信是這樣寫的：
主席、林彪、伯達、康生、向前、肖華、成武各同誌：
遵照主席指示精神，經與富春、榮臻、劍英三同誌商量（肖華在作報告，未參加），已向國防工辦和國防工業部門（二機、三機、四機、五機、六機、七機）宣布，準備實行軍管。其辦法擬每一部門隻派出三人的軍管代表小組，運用原有的機構領導業務，同時推動各革命群眾組織進行開門整風，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幫助需要批判的各級領導幹部檢討亮相，分別處理，以便最後實現各部門的革命三結合。
對國防工業各部研究院、所和科學院所屬承擔國防任務的各研究所，擬同意聶榮臻同誌意見（見附件），交國防科委實行軍事接管，並基本同意他所提出的調整改組原則。待方案商定後再報批。
國務院工交、財貿、農林、衛生各部門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別進行排隊，擬在工作癱瘓部，亦實行軍管，其辦法如對國防工業各部。定後將分別報批。
這些需要派出的軍管代表，擬經由軍委、總政從軍事科學院、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德才兼備的老幹部中選派。
以上各項妥否，請主席批示。
毛澤東批示：退總理照辦。
周恩來又寫信給李富春、李先念、餘秋裏、穀牧並葉劍英：主席指示，繼國防工業軍管之後可對工交財貿各部，凡癱瘓陷入無政府狀況者，也可實行軍管。請你們明日上午集體一議。
在對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委實行軍管的同時，周恩來還考慮對全國一些重要的、事關國計民生的大型廠礦企業實行軍管。
3月初，周恩來指示北京衛戍區起草了一個關於對廠礦企業實行軍事管製的布告。
布告指出：北京衛戍司令部奉國務院、中央軍委命令，對廠礦實行軍事管製，以促進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組成“三結合”的領導機構，搞好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產工作。廠礦全體人員必須堅守崗位，遵守紀律，努力工作，服從指揮。一切長期在外串聯的人員限一周內回廠。否則將予必要的紀律處分，直至開除。
這一布告本來是隻限於北京地區的廠礦企業，因為是北京衛戍司令部執行的。但周恩來把這一布告推向全國。
3月14日，周恩來在審閱此布告時，將“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命令”改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周恩來將此布告送毛澤東批閱。並注明：這一文件經北京衛戍區起草，並在今晚釣魚台碰頭會上修改通過。現送上請予審閱，並請主席批準。在批準後，並擬發全國參考。
3月16日，毛澤東批示：照辦。
同日，周恩來親自草擬了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國轉發這一布告的批語：
各級黨委，各軍區、軍分區黨委，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
現將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司令部起草並經中央批準的對需要實行軍事管製的廠礦的布告，轉發你們參照執行。
對於那些搞打、砸、搶，搞無政府主義的造反派來說，軍管無疑是對他們的一道“緊箍咒”。因此，軍管常常受到來自各方麵的衝擊，特別是當解放軍受到衝擊時更是如此。
為了維護軍管的威信，周恩來與衝擊、破壞軍管的行為作了不懈的鬥爭。4月15日，周恩來在與廣州各群眾組織代表座談時，一造反派代表公然指責軍管是“陰謀”。
周恩來當即站起來嚴厲地批評說：軍管是毛主席根據各方麵的情況親自決定的，是我經手辦的這件事。你這樣說，就是把矛頭直接指向黨中央，我不能不激動，不能不站出來維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決定。你要承認這句話是講錯了。軍管是完全正確的。
6月24日，周恩來接見參加全國生產供銷會議的各省市軍管會代表團負責人時說：我們無論如何要堅持軍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軍管規定，不能允許派別組織的權力比軍管會的權力還大。
11月28日，駐合肥市的12軍軍長李德生報告：一群人大鬧軍管會半個多月，衝砸軍部，打傷軍首長。部隊反複勸說都無效。怎麽辦？
周恩來當即指示：以電話告李軍長，先進行政治工作；不聽，宣布“九五”命令，進行分化，要他們交出禍首凶手；再不聽，待其直接行凶，當場將凶手逮捕。對脅從者曉以大義，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將當場逮捕凶手禍首。
12月10日，李德生又報告：安徽蕪湖“三籌處”所屬4個群眾組織拒絕交出武器，搞打、砸、搶、抄，12月以來三次衝擊部隊，搶走大批槍支彈藥，搶占軍管會大樓，使軍管會無法辦公。
周恩來電複李德生：以安徽省軍管會的名義向這4個組織打、砸、搶、抄的小集團提出書麵警告，要他們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這種非法行為，將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聽勸告，繼續犯法，軍管會將執行中央命令，依法處理。
12月14日，周恩來接見江蘇造反派代表時，嚴厲批評對軍管會的衝擊，說：
不能把軍管製度衝掉。兩派都要服從軍管會。軍管的威信無論如何一定要樹立起來。一定要把軍管搞好。如果軍管沒有權威，那怎麽過渡到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你們想一想，能靠你們一派領導？
說到這裏，周恩來指著一造反派頭頭責問：你來當革命委員會主任，行嗎？
到1967年下半年，全國絕大多數的省、市、自治區，中央、國務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鐵路樞紐站段、大型廠礦企業、港口碼頭、醫院、銀行、新聞宣傳部門等，都實行了軍管。
正如周恩來所說，軍管是在奪權中許多地區、單位的革命大聯合、三結合條件不成熟，領導機關又癱瘓的情況下派出的，是革命委員會還沒有建立起來之前一種暫時的過渡辦法。
周恩來說軍管是一種暫時的過渡辦法，這是一種客氣的說法。實際上，軍管是對錯誤的奪權行動所造成惡果的一種補救。軍管製度的實行，客觀上宣告了毛澤東支持的奪權行動的失敗。
盡管各地各單位的軍管會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不可避免地執行過一些“左”的政策，但是，從總體上說，當時的軍管對保證社會秩序，保證黨和國家各方麵工作的基本運行，特別是經濟工作的維係，如鐵路交通，還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當然，軍管也並沒有徹底解決混亂的問題，但如果當時不采取軍管的措施，全國局麵亂到什麽程度，我們今天還很難想像。
